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柳林政協文史資料——《柳林知青專輯》在縣政協領導的高度重視下，終于可以殺青了，這是柳林知青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全縣知青的殷切期盼。作為專輯資料收集的一名組織者和編輯者，心中確實感到無比興奮。

　　編輯柳林知青專輯，最初源于全省知青史料收集工作。2021年4月，山西省知青創業文化研究會安排部署全省各市收集知青有關史料，準備出版《山西知青志》。接受任務后，呂梁知青工作站的幾位負責人經過商量，決定各縣區明確一名縣級干部作為牽頭人，負責本縣區知青史料收集的組織工作。作為呂梁工作站的副站長，一名曾經的知青，我自然義不容辭地主動承擔起自己家鄉——柳林縣知青史料收集牽頭工作。為了保證盡快圓滿完成工作任務，我們經過商量與溝通，確定由白香蘭、蔡愛珍、高杰明三位老知青先到縣檔案局查找有關原始資料，以便了解基本情況，尋找入手處。并積極與呂梁市檔案局及其我縣知青所涉及的離石縣、方山縣有關部門和個人聯系。經過同志們幾天的辛勤努力，在縣檔案局領導和有關同志們配合下，基本上對我縣知青情況有了一定了解。為了表示感謝，經請示省同意，白香蘭同志自費制作一面錦旗，以山西省知青創業文化研究會名義贈送柳林縣檔案局。

　　有關檔案基礎資料，雖然為我們全面收集知青史料工作提供了一定線索，但離省要求的收集標準還相差甚遠。為了發動所有知青盡可能提供當時的情況，我們充分利用現代網絡的便捷條件，建立了“柳林知青微信群”。經過大家滾雪球似的互拉，“柳林知青微信群”不久就達到500人的極限，這為我們做好下一步的摸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隊伍基礎。在此基礎上，我們經過廣泛征求意見，又確定了各集體知青點和單插知青片區的聯絡員。同時，還確定由楊斌、楊雪平、蔡愛珍、李翠萍等同志，在做好聯絡員的同時，肩負有關專門資料的收集匯總、督促和統計等工作。如此，也算是形成了一定的組織機構。這為我們做好下一步的摸底工作提供了充分保證。

　　在各類人員均到位后，我們按照省知青創業研究會的要求，先后組織安排了本縣知青工作組織機構、各點各片區知青名錄、各點帶隊干部、插隊期間受表彰獎勵知青、副縣級及其副高以上職稱知青、知青插隊期間接受各種培訓和擔任各種職務、職業情況，各點宣傳隊建立及其演出情況、知青返城后回訪及其為插隊點做好事情況、下崗知青情況等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為了保證資料的可靠性和準確性，我們不僅設置了小程序，方便大家申報各類情況，而且將申報回的資料與檔案查詢資料進行認真核對，對有出入的逐一訂正，直至完全弄清楚為止。在此過程中，廣大知青知青戰友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各位聯絡員及其有關工作人員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大家積極參與，互相提醒，踴躍提供各種情況，使省要求提供的情況在短期內就全部收集完畢。于2021年6月即向省呈報有關情況，成為全省呈報情況最早的縣之一，且一次性通過省知青創業文化研會的驗收。此后，省知青創業文化研究會將我縣作為全省的典型，在全省多次會議上交流了經驗。

　　省知青創研會要求的有關資料收集工作雖然完成了，但大家對知青生活回憶的熱情并未減弱，知青之間的友誼越來越濃烈。不少知青點的知青再次組織起來，或重返第二故鄉，看望當年的村干部、老房東及其鄉親們，或組織聚會旅游。即使過去互相不熟悉的知青，由于資料收集過程中的交往，也逐漸熟悉起來。大家免不了互相聯系，把盞言歡，共同回憶當年的往事，交流對知青生活的感慨。在此過程中，不少知青認為，省知青志即使出版，考慮到全省知青數量龐大，對大多數知青而言，可能只是在某個表格中體現一下，這樣，大家費了千辛萬苦收集到的史料，其價值就會大打折扣。為此呼吁能否和縣有關部門聯系，出一本柳林專有的知青志。

　　為了滿足大家的心愿，2021年8月，我們與縣政協張兵年主席及其有關人員進行了聯系溝通。經商榷，初步同意以縣政協文史資料的角度，編撰一本知青專輯。2021年9月8日，縣政協為此專門組織有關人員召開了座談會，縣政協主席、副主席及其秘書長悉數出席。適逢山西省知青創業文化研究會會長喬晉湘、副秘書長王潤蘭就知青志史料收集工作赴呂梁進行調研，為此同時邀請二位領導參加了會議。會議在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后，正式決定編輯出版《柳林文史資料—知青專輯》，并明確由柳林縣政協副主席穆樹全、秘書長劉海兵及其原縣史志辦主任衛彥平具體負責工作對接和協調。

　　為了有效落實“9.8會議”精神，經多次對接和協商，初步擬定了知青專輯編撰提綱。為此，圍繞編撰提綱，我們在原有基礎上，又組織了知青史料補充收集工作，其主要包括各知青點情況介紹、知青個人簡介及其知青生活感言、知青下鄉期間入伍、入學情況、知青個人回憶錄、副科級以上干部及其中級職稱以上人員情況、知青分配工作后取得大專以上學歷情況、知青參加工作以后受表彰獎勵情況等。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這些資料在不長時間內就得以收集。

　　為了檢驗知青史料的社會反響，同時展示柳林知青的精神風貌，我們對收回的資料，在不改變原意的前提下進行了修改潤色，又通過個人美篇平臺，推出了“柳林知青的火紅青春”系列。這一系列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知青個人回憶錄，共推出28期；二是知青先鋒人物簡介，共推出14期，介紹了在插隊期間受到表彰獎勵以及晉升為副科級以上職務、中級以上職稱的43位知青的個人簡介及其知青生活感言；三是第二故鄉記憶，共推出17期，介紹了21個知青點的情況。在每一部分結束后，我們都在美篇中推出了階段小結。這些文章及其有關情況介紹，從各個側面全方位地展示了我縣知青在插隊、插場期間的工作、生活情況以及逸聞趣事，抒發了大家對走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感情及其感受，更回味了知青生活對今后人生道路的重要影響。大家一致認為，這是我縣知青在“三大革命”過程中，轉變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逐步成長的歷史縮印，更是62幅波瀾壯闊、氣勢宏偉的柳林知青的青春歷史畫卷。

　　令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這一美篇系列，不僅在柳林、呂梁、山西引起極大反響，而且輻射到全國。62期美篇的總閱讀量達到32萬余人次，平均每期的閱讀量超過5000人，最多的有4期超過了1.2萬人，共收到評論1223條，接受點贊8769次，接受專欄訪客1228人。更意想不到的是北京昆侖策研究院、上海知識青年歷史文化研究會、上海老晨光網、西安知青文苑、四川知青問題研究等大平臺，紛紛與我們聯系，要求轉載我們美篇系列刊登的有關文章，先后共有12期美篇被上述各平臺轉載。這些平臺轉載以后，有9篇又被國內最大的微信平臺“今日頭條”轉載。

　　這次系列美篇的發布，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獲，就是知青生活是對青年一代的觸動。通過美篇的廣泛轉發，使不少年輕人了解到我們這一代人曾經的故事，也對我們這一代的意志和品德來源有了全新的思考。如一位署名“Sarah”的讀者寫到：“今天看到嬸嬸的回憶錄，內心無比的感動。嬸嬸用樸實無華的語言描述了自己在農村生活的甘甜苦辣。正如嬸嬸所說，曾經的插隊經歷是一種財富。這也鑄就了嬸嬸積極向上、樂觀的生活態度和不懼困難的堅強品質，值得我們學習。”署名為“我心怡陽”的讀者寫到：“你的人生財富來源于插隊，也是你們那一代人的艱辛付出，才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向你致敬，向所有知青先輩致敬！”一位署名為“沂蒙老兵”的讀者寫到：“知青是了不起的一代，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知青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而是一個時代的英雄群體。當年知青響應黨和國家號召，為建設一窮二白的新中國，為了縮小城鄉差別、工農成本，縮小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承包，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知青精神永放光芒！”一位署名為“高芳芳”的讀者寫到：“一位城里的姑娘，在最美好的年華，選擇到農村插隊，其中的酸甜苦辣可想而知。但也許正是那段艱苦歲月真的鑄就了你堅強不屈，不甘落后，積極樂觀的精神品質！”類似這樣的評論與留言很多，這里不再一一贅述。作為編者，看到我們的故事能撞擊到下一代人的心靈，能為祖國興旺發達再增加一份正能量，心中的感動確實難以言表。

　　上述情況充分證明，我們所發布的文章，是弘揚社會正氣，彰顯社會正能量的，更說明知青問題仍然是當前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他有力地表明，時代關注知青精神！歷史需要知青精神！

　　而這次知青史料的收集，其意義還絕不僅僅如此。更重要的是，隨著各種文章的整理和各種歷史資料的查閱，使我們對許多重大政治原則問題，有了更加清晰和理性的認識。這些問題主要是：

　　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絕不是所謂“文革”的產物。長期以來社會上流傳著一種觀點：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所謂“文革”的產物；既然“文革”已經被徹底否定，對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應該予以否定。這種觀點的傳播，使不少人對知青問題及其研究噤若寒蟬。如果沒有對歷史資料的大量研究和占有，我們很可能也會人云亦云，或者即使感到這種說法有失偏頗，也拿不出有力的證據來駁斥。但在這次史料收集過程中，由于工作需要，我們不得不去翻閱大量的歷史資料。大量史料證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黨中央在50年代中期已經明確提出。在1966年文革前，全國已經有一大批知青下鄉插隊，最有名的如邢燕子、侯鐫、董家耕等全國典型。我縣在文革前，當時的離石縣柳林鎮就組織了140余名知青插隊、插場。

　　黨中央之所以提出讓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主要是鑒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需要。其主要是針對美國提出的“和平演變”戰略和蘇聯走向修正主義的現實教訓。為了防止無數先烈流血犧牲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兒子斷送掉的”，防止青年一代“脫離工農兵”，毛主席和黨中央高瞻遠矚，要求青年一代必須到農村去、到邊疆區，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深入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的第一線。通過和工農相結合，了解國情民情，體察老百姓的艱難，鍛煉青年意志，在“三大革命”中逐步改造世界觀，成為合格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二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新中國是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只有走工業化的道路才能保證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工業發展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通過侵略和掠奪來完成原始積累，只能依靠當時占國民經濟總產值70%的農業來積累資金。而當時國家面臨的現實是：一方面國家財力還不可能達到全部安置快速增長的城市人口的條件。據1953-1983年平均每億元投資可增加勞動力的統計，當時輕工業平均每增加一個勞動力，需國家投入6250元；重工業每增加一人需要2萬元[ 金大陸、金光耀：《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頁]。另一方面，農村95%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和半文盲，勞動力不足，嚴重影響到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鑒于這多方面的因素，中央才決定把城市青年輸送到農村作為國家的一項重要戰略。1963年，周總理在中央安置領導小組會上說：插隊本來是小平同志的建議，我贊成...今后15年內動員城市青年學生下鄉參加農業生產，是城鄉結合、移風易俗的一件大事。并要求各地編制15年安置計劃。1964年1月16日，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制定的《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和《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向中央的報告》下達后，中央做出每年安排100萬以上的城市青年到農村去插隊落戶的計劃。（中央文獻出版社《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98年版第十八冊），

　　上世紀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上山下鄉掀起高潮，還源于建國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極大改善和醫療衛生事業的大發展，帶來的生育高峰。這部分人步入成人時，正處于“文革”時期。特別是1968年和1969年兩年，由于1966和1967“文革”的沖擊，國家未組織城市青年上山下鄉，因此，68、69兩年的插隊高峰，其實是完成了4年的計劃。關于這方面的詳細情況，本專輯“寫在前面的話——《正確認識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史》”已經進行了詳細闡述，這里不再一一贅述。因此，知青上山下鄉為文革產物一說，完全是一些人出于某種目的的信口雌黃，完全沒有政策和事實依據。

　　二．上山下鄉并沒有耽誤一代人的教育。這一觀點影響面也非常廣泛。但只要有一點常識的人就會知道和理解，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教育的發展和其他的發展一樣，都是循序漸進的。新中國建立后，國家非常重視教育的發展，但教育發展必須與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相配套，也與全社會思想認識緊密相連。據有關資料，我國在五十年代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基本上完成掃盲”，“爭取全國平均有80%的學齡兒童入學”。（參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08-31  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趙艷、栗洪武《普及義務教育：百年歷程及客觀態勢》）直到1964年，全國小學平均入學率才達到84.7%。“文革”中雖然發生了社會動蕩，但小學教育還是得到快速發展，到1976年底全國小學平均入學率達到96%。（參劉英杰主編《中國教育大事典1949-1990》，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頁。）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關于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才提出“全國應基本實現普及小學教育的歷史任務”，1982年12月，又通過《憲法》形式，進一步明確規定，要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小學教育尚且如此，更不要說中學教育和大中專教育了。

　　呂梁作為貧困地區，柳林作為新建縣，教育水平更落后于全國。據《柳林縣志》（90版）提供的數字推算，1971年，我縣小學畢業生只占當齡人口的89.7%（有一些兒童上小學后并未畢業）；小學畢業后升入初中的占畢業生總數的90.9%，初中生只占當齡人口的81.54%；初中畢業升入高中的占畢業生總數的25%左右，高中生占當齡人口的比率為17%左右。可見，當時能升入高中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

　　而在我們這樣的貧困地區，要升入大中專學校，更是難上加難。據網載：到文革前，我國每年通過高考進入大中專院校學習的大中專學生，基本上在20萬左右徘徊；即使到八十年代中期，每年大中專加在一起，招生人數也只有30萬左右。以1977年恢復高考后我縣高考為例：1977年全縣有601人報名參加高考，只錄取11人，錄取率為3.33%，其中，本科7人，專科4人。1978年達到高峰（主要原因是應往屆高中畢業生加大了備考力度），在529名參考人員中，錄取31名，錄取率提高到5.86%。到1979年后，又大幅度跌落，全縣錄取僅有18名，錄取率為1.13%。1980年錄取23名，錄取率為3.96%，回歸正常。應該強調的是，上述數字僅是參考人數與錄取人數的比率，如果按當齡學生計算，應該在千分之幾以下。由此可見，“耽誤了一代人”之說，完全是一些人的無中生有，根本難以站的住腳。

　　從另一方面講，學校教育并不代表教育的全部，社會大熔爐的實踐教育有時往往比學校教育更加重要。如果一昧強調只有學校教育才是成才之道，就難以解釋為什么許多“土包子”出生的共產黨將領，能夠打敗幾乎全部是黃埔軍校畢業的國民黨將領。因此，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所講的那樣：一個人能不能對國家做出貢獻，并不在于是否上過大學，而在于是否有歷史責任感和民族責任感，是否經受過各種歷練。并說：“我上的是梁家河的高中、梁家河的大學。上了這個高中和大學，對老百姓才會有很深的感情。”同時鼓勵年輕人：“你們一定要下基層，才能培養出對老百姓的感情，才能提高自己，干出實事，做出實效。”這是有著七年插隊生涯的總書記深切的實踐體會。在實際生活中，許多未上過大學的人在理論和實踐中做出驕人成績的車載斗量，而許多上過大學甚至更高學歷的人，一事無成的也比比皆是。因此，抱怨所謂插隊“耽誤了自己”的人，其主要根源還是思想認識問題。

　　三．關于上山下鄉是對青少年身體的摧殘之說。還有一些人認為，上山下鄉期間，正是大多數青少年身體成長時期，但這些青少年插隊后，吃的不好有時還吃不飽，還要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是對青少年身體的極大摧殘。這一觀點從現在角度看，也許還有人相信，但只要有過插隊經歷的人就會感到完全是信口雌黃。以我縣為例，當時農村人口每年的口糧標準是360—380斤毛糧，另外還有工分糧，按照我縣的最低標準每個工分0.4斤算（最高0.8斤），每年至少應該在300個工分以上，最少還可分得120斤毛糧，即每年的毛糧應該在500斤左右，折算成成品糧，在420斤左右；再加之插隊青年都分有自留地，還可以適當補充，如此，平均每天的成品糧在1.2市斤以上，遠高于當地農村家庭平均口糧。因此，即使是我縣這樣的山區農業落后縣，也根本不存在吃不飽的問題。至于繁重勞動問題，絕大多數生產隊還是對插隊青年非常照顧的，根本不存在超出身體極限的勞動。當然，當時我國整體上社會生活水平較低，吃的不好是客觀存在，但正像六十年代插隊的老知青高繼平在回憶錄中所說的那樣：“國家就像一個家庭一樣，要發展起來，沒有幾代人的艱辛努力是不可能的。當時不僅是我們苦和累，全國人民都和我們一樣，在出大力，流大汗，吞糠咽菜加班干。即使我們不插隊，在任何崗位上也一樣得大干。如果沒有我們這一代人當年的付出，就絕對沒有子孫后代今天這樣的好日子。”而大多數知青的回憶錄和知青感言，對國家當時的客觀困難也表示出充分的體諒和理解。

　　有學者曾把人分為三個層次：只強調感官滿足的自私貪婪型；追求社會公德和公理的精神知性型；有著崇高理想和遠大抱負的高尚人格型。而持上述觀點的人，不能站在客觀歷史的現實基礎上看問題，從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這些人只能是低層次上的徘徊者。由此也可以證明，世界觀的改造，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異常漫長的過程。

　　歷史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這代人，大多數已經步入老年。在我們有生之年，能看到我們曾經奮斗的足跡被歷史所記載，被歷史所認可，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而看到祖國日益繁榮昌盛，看到國家的國際地位越來越高，看到我們的子孫后代越來越幸福，想著我們今天基本上能衣食無憂，大多數人都會感到，我們當年的奮斗，當年所經歷的一切艱難困苦，都是值得的！為此我們可以豪邁地說：做一回知青，我們無悔今生！

　　特以此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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