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4日，是“黨的好干部”焦裕祿逝世60周年紀念日。自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發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后，作為共產黨領導干部楷模的焦裕祿，曾感動和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焦裕祿，1922年8月16日生于山東省博山縣（今淄博市）崮山鄉北崮山村的一個貧苦家庭。1942年6月，焦裕祿曾被日寇抓去坐牢。1943年2月又被押送到遼寧省撫順大山坑煤窯當苦工。1943年6月，焦裕祿逃出虎口，8月輾轉回到家中，因無法生活下去，就流浪到江蘇省宿遷縣雙茶棚村的一個地主家當長工。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焦裕祿從宿遷縣回到家鄉當了民兵，曾參加了解放博山縣縣城的戰斗。1946年1月，焦裕祿在本村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被派到八陡區武裝部任干事。1947年7月，焦裕祿被調到渤海地區南下工作隊，集訓后被分配到淮河大隊一中隊任班長。1948年2月13日，南下工作隊到達河南境內后，焦裕祿被分配到尉氏縣彭店區做發動群眾的工作。1949年春，焦裕祿被任命為尉氏縣大營區副區長。1950年夏，焦裕祿被提升為中共大營區委副書記兼區長。1952年春，焦裕祿被調任青年團陳留地委宣傳部部長。1953年夏，焦裕祿任青年團鄭州地委第二書記，同年調任洛陽礦山機器廠臨時公路總指揮、一金工車間主任、調度科科長。1962年調任中共尉氏縣委副書記，12月起任中共河南省蘭考縣委書記。時值蘭考縣遭受內澇、風沙、鹽堿三害，糧食產量降到歷史最低水平，焦裕祿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同全縣干部和群眾一起，同自然災害進行頑強斗爭，努力改變了蘭考面貌，雖身患肝癌，仍堅持工作，被群眾譽為“黨的好干部”。1964年5月14日9時45分，焦裕祿因病醫治無效，在鄭州市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逝世，年僅42歲。

　　焦裕祿逝世一個多月后，中共蘭考縣委通訊干事劉俊生在悲痛中為了完成焦裕祿生前的最后囑托，寫了一篇題為《蘭考人民滿懷信心迎豐收》的文稿，把蘭考人民除“三害”的經歷進行了一下全面總結。當他帶著文稿來到《河南日報》編輯部向“黨的生活”專欄的編輯說明來意后，該編輯卻說：“‘七一’快到了，寫個黨的好干部吧！”回到蘭考后，劉俊生把去《河南日報》編輯部的經過向分管通訊報道的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卓興隆作了匯報，卓興隆一聽讓他寫“黨的好干部”，就說：“咱焦書記不就是打著燈籠也難找到的好干部嗎？”于是，曾經常跟隨焦裕祿下鄉的劉俊生很快就寫成了一篇題為《一個黨的好干部》的文稿。當劉俊生把這篇2000多字、僅寫了焦裕祿二三事的文稿送到《河南日報》編輯部后，“黨的生活”專欄的編輯看完文稿，在深深被感動中建議劉俊生把文稿再增補一下，然后推薦到第一版，因為“黨的生活”專欄只能發表二三百字的文稿。當劉俊生把作了增補的文稿送到《河南日報》編輯部、并由“黨的生活”專欄的編輯交給了副總編輯翁少鋒后，翁少鋒看完文稿，感動之余對劉俊生說：“因為你寫的是縣委書記，要通過省委，不過你沒必要在這兒等，就放心吧！”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劉俊生寫的這篇看到的人都說好的《一個黨的好干部》的文稿，最終也沒被刊發。

　　1964年5月17日，河南省在豫東民權縣召開全省沙區造林會議，按照會議安排，時任中共蘭考縣委副書記、縣長的張欽禮第二個發言。張欽禮介紹了蘭考縣的造林情況、成績和經驗，還介紹了已故縣委書記焦裕祿對蘭考縣除“三害”作出的重大貢獻和許多感人事跡。當介紹到焦裕祿說“我死后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丘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時，張欽禮已泣不成聲。參加會議的許多同志都流了淚。主持會議的王維群副省長聽了張欽禮的介紹后，高度評價了焦裕祿同志，提出應該很好地學習焦裕祿。參加會議的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魯保國憑著記者的職業敏感，覺得焦裕祿是一個值得認真宣傳的重大典型。趁著休息時間，他采訪了張欽禮。張欽禮有聲有色的介紹，深深打動了魯保國，他立即向新華社河南分社領導作了電話匯報。開完會回到分社后，他又向領導作了詳細匯報。

　　8月29日，張欽禮給河南省委寫了一份《關于蘭考人民除“三害”斗爭中焦裕祿事跡的報告》。省委副書記趙文甫讀了這個報告很感動，在“四清”工作會議上，表揚了焦裕祿大公無私、忘我工作的精神，號召全省黨員、干部向他學習。會后，有關部門編印的《四清簡報》編錄了趙文甫副書記的講話。新華社河南分社了解到這一情況后，引起了他們對這個典型的極大關注，征得新華社同意，正式認定焦裕祿是一個重大典型，準備進行深入采訪，突出報道。同年10月，新華社河南分社副社長張應先和記者魯保國、逯祖毅赴蘭考采訪。在通訊干事劉俊生的陪同下，三位記者歷時半個多月，先后走訪了數十位焦裕祿的生前好友和老農民。在搜集掌握了大量素材后，張應先等撰寫了兩篇文稿。

　　11月19日晚上，新華社播發了張應先等撰寫的2000多字的通訊稿，20日《人民日報》在第二版的左下方刊發了這篇通訊稿，肩題是《在改變蘭考自然面貌的斗爭中鞠躬盡瘁》；主題是《焦裕祿同志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副題是《中共河南省委號召全省干部學習已故前縣委書記焦裕祿同志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逗幽先請蟆吩诳l張應先等撰寫的“地方稿”時，即趕寫了《學習焦裕祿同志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的社論，在22日一版與“地方稿”一并刊登在頭題位置?！逗幽先請蟆肪庉嫴窟€于當天打電話給中共蘭考縣委，讓劉俊生來報社一趟。劉俊生到了報社后，《河南日報》總編輯劉問世接見了劉俊生，并告訴劉俊生，說《河南日報》準備開辟一個專欄，題目是《學習焦裕祿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請他為該專欄撰稿。此后該專欄曾一周一期，刊發了劉俊生撰寫的宣傳焦裕祿的四篇文稿。1965年1月，《河南日報》農林部副主任黎路和《河南日報》駐開封記者站記者薛慶安來到蘭考采訪，經過20多天的努力，撰寫成了題目為《焦裕祿同志，蘭考人民懷念您！》的長達4000多字的通訊，并發表在1月27日的《河南日報》第二版上。由于當時全國到處都充滿了“階級斗爭”的火藥味，此通訊發表后，在后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就再無宣傳焦裕祿的文章見諸報刊，焦裕祿也因此不被絕大多數中國人所知。

　　1965年秋，新華社總社準備在西安召開分社會議，討論下一步報道計劃。為了能先找到一個突破口，主抓國內工作的副社長穆青決定和同行的記者馮健繞道河南。在鄭州新華社河南分社，穆青給分社記者周原布置了去豫東重災區采訪當地農民在三年困難時期是如何擺脫貧困的任務。穆青離開后，周原馬上啟程前往豫東。他最先到達的是穆青的老家杞縣。后又來到蘭考縣。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卓興隆知道周原的來意后，把他領到了新聞干事劉俊生的辦公室。劉俊生張口就說道：“蘭考開展除‘三害’斗爭，把俺們縣委書記都活活累死了！”周原一愣，忙問：“誰？”“焦裕祿！”說著，劉俊生從床底下抱出了一堆破棉鞋、破襪子、破衣服，又從立柜上取下一張破藤椅，然后告訴周原，這些都是焦裕祿的遺物，并指著藤椅上的一處窟窿說：“焦書記肝病發作時，就找件硬東西，一頭壓著肝部，一頭頂在右邊的椅靠上堅持工作，日子長了，就頂出了這個窟窿。”接著，劉俊生向周原介紹了焦裕祿的許多感人的事跡。深深被焦裕祿的事跡感動的周原在蘭考采訪了12天，在離開蘭考之前，對劉俊生說：“一個多好的縣委書記！等穆青社長來了，你要好好介紹，爭取用最典型最生動的故事打動他！”

　　周原回到鄭州時，正好穆青一行剛從西安返回。周原向穆青匯報了“發現”焦裕祿的情況后，雖然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已經發表過寫焦裕祿的人物通訊，《河南日報》不但刊發了另一篇寫焦裕祿的“地方稿”，而且還配發了社論，但穆青找來那份《河南日報》看了一遍后，仍決定去蘭考。

　　就這樣，穆青于1965年12月17日驅車來到了蘭考，隨行的有周原、馮健、楊居人等記者。在縣委會議室，聽了張欽禮、劉俊生和焦裕祿的秘書李忠修等對焦裕祿的生動介紹，看了焦裕祿的遺物后，穆青被感動得流下了熱淚。穆青在他后來寫的采訪筆記中，記錄了當時的真實感受：“我們在蘭考采訪期間，深深感到蘭考的干部和群眾對焦裕祿同志的懷念是真誠而深厚的，縣委的所有同志談起焦書記來，最后總是熱淚盈眶幾次說不下去，縣委書記張欽禮說一次哭一次，實在令人感動?？h委通訊干事劉俊生保存了焦裕祿同志生前穿過的一雙襪子和一雙棉鞋，襪子一補再補，鞋子也破得不像樣子，這些遺物生動地說明焦裕祿同志艱苦樸素的品質。”于是，穆青斷然決定：“重新報道焦裕祿！像這樣的黨的好干部不組織力量宣傳出去，是我們新聞工作者的失職！”接下來穆青等人先是去了黃河拐彎處的險地東壩頭，之后又去了韓莊、張莊等村子進行采訪。穆青等人所到之處的所見所聞，都被焦裕祿的“身先士卒，鞠躬盡瘁”的事跡感動得熱淚盈眶。蘭考成為穆青一行人情感無法承受之地，他們在這里吃不下、睡不著，開口就想哭，去哪兒都淚流。最終，穆青決定，離開蘭考，去距此地最近的開封寫稿。

　　到了開封后，穆青一行住進了開封交際處（國際旅行社）。在當晚討論怎樣寫焦裕祿時，穆青首先對兩個問題作了“拍板”。第一個問題是寫不寫“災荒”？因為當時有一個不成文的清規戒律，就是不要說大的自然災害，就是飛機失事、山體滑坡諸如此類，都是不能隨便報道的，要報道，必須要有上面的指示。但穆青想：焦裕祿上任的關口，正是蘭考災害最嚴重的時候，縣里的火車站天天擠滿了外出逃荒要飯的災民，這都是事實??！焦裕祿正是在這樣的困境中來到蘭考，帶領蘭考人民頑強抗災，喊出了“蘭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豪邁誓言。如果不寫災荒，又哪來的焦裕祿呢？于是，穆青決定：“寫災荒！”第二個問題是寫不寫階級斗爭？因為當時是“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在這種形勢下，如果不寫階級斗爭，風險很大。但穆青想，蘭考當時面臨的主要矛盾是餓死人還是靠雙手改造環境，確實沒有搞階級斗爭。沒有的東西怎能亂寫？于是作出決定：“蘭考沒有階級斗爭，我們不寫！”接著，穆青給每個人分配了任務，周原寫焦裕祿通訊初稿，馮健寫一路跑下來的豫東抗災全景通訊，另外兩個人寫評論。穆青不停地在幾個房間走動，像個“監工”。當他走進周原的房間，看到稿紙上有一句“他心里裝著全體蘭考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話后，不禁擊掌叫絕：“好！這樣的話多來幾句！”一天一夜沒有停筆，一萬二千字的初稿，周原揮淚一氣呵成。穆青看了這份初稿后，感到“悲而不壯”，于是決定親自動筆進行修改。改寫到第9稿后，穆青、馮健帶著這份初稿回到北京。

　　據《穆青傳》（張嚴平著，2005年1月新華出版社出版發行。）載：當穆青去向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匯報采訪焦裕祿事跡時，很忙的吳冷西卻說：“沒空。”穆青說：“只要半個小時。”半個小時的匯報后，吳冷西被深深地打動了。他站起來，連聲說：“寫！發！”對穆青提出的一要寫自然災害二不寫階級斗爭的意見，吳冷西也完全同意。同時，吳冷西還讓穆青先在新華社內部作個報告。結果那場報告，臺上的穆青泣不成聲，臺下的聽眾哭聲一片。接著，稿子先由馮健修改，再由穆青修改。稿子改到第5遍，他們拿給了吳冷西。吳冷西看了稿子，一邊流淚一邊說：“多少年沒有看過這么感人至深的作品了。”但是他覺得稿子的結尾“哭墳”一段寫得太悲慘，太壓抑，因此建議：“應該有一點昂揚的氣概，尾巴不能耷拉下去，要翹起來。”盡管穆青還真有點舍不得刪那段動人心魄的結尾，但認為吳冷西的建議是正確的，便忍痛割愛。第7稿改好后，穆青再拿給吳冷西看。吳冷西通過。穆青讓人把稿子打出清樣，寄給周原，讓他帶著稿子到蘭考核對。一再囑咐：“必須保證全部事實絕對無誤！”

　　期間，蘭考縣新聞干事劉俊生接到新華社河南分社社長朱波和周原的電話，按其要求，將焦裕祿的有關遺物和照片送到鄭州的新華社河南分社。

　　當周原等帶著稿子來到蘭考時，正趕上縣委召開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干部大會。張欽禮拿著稿子在大會上念，剛一念就淚流不止，念不下去了。卓興隆接過來念，他哭得更厲害。周原只好自己念，中間幾次哽咽無語。就這樣，一篇稿子換了三個人才念完。在場的兩千多名干部哭成一片。最后除訂正了幾個人名地點外，認為事實全部準確。

　　但稿子最后決定要發的時候，由于當時的政治氣候，是否能如實地反映蘭考的災荒，實事求是地對待所謂階級斗爭等敏感問題，吳冷西感覺難以最后做主。于是他就帶著穆青找到此時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彭真，當面陳述了他們的觀點。彭真聽后當即拍板：“發！”就這樣，1966年2月6日，署名穆青、馮健、周原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由新華通訊社電傳到全國。7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最早把這篇通訊播送到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人民日報》和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全文刊發了這篇通訊。從那以后，學習焦裕祿的高潮迅速在全國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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