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我開始撰寫陳永貴傳記的時候，并沒有采訪張懷英的想法。因為我和他不熟悉，能不能找？好不好找？找到他接待不接待？我摸不清底細。有一天，我到縣委大院里辦事，遇上了縣人大副主任劉謙和，他問起了我的寫作情況。劉謙和早就和我熟悉，對我的寫作比較關心。當初縣里寫農業合作化史，他竭力推薦我參加。盡管他的推薦沒有成功，但也表達了他對我的真誠。那天，我向劉謙和表明了我為陳永貴撰書的打算，并告訴他湖南《茶館》雜志已經發表了我的一個短篇。老劉對我說：“寫陳永貴還是要找張懷英，有些事是他親身經歷的，是真是假，是長是短，他能說清楚，別人誰也說不清。你先拿發表的那一篇稿給他看看。”張懷英和劉謙和都是我的長輩，他們之間不管領導與被領導都以名字相稱，不是老張老劉之稱，我作為他們的晚輩，出于尊重，見面就以“老劉”為尊稱。劉謙和這么一提示，我就向他提問：“老劉，老張好找不好找？”老劉說：“好找”，于是在一天晚上，我手捧《茶館》雜志敲開了張懷英家的大門。

　　我熟知張懷英是一個很嚴肅的人，他在我面前也確實是那么一副威嚴的樣子。他先問：“你是哪里人？”我向他做了詳細的介紹，也傾吐了自己想寫陳永貴的打算。張懷英當時已經是65歲的人，看東西比較困難，他戴起老花鏡看完了這個作品，便又緩緩地放下。我等候著他有什么表情與看法，他卻沉思了少許，仔細地問起了我的情況。今年多大年齡了？什么時間參加工作？寫過一些什么東西等等。每提出一個問題之前，都要沉思少許，像在琢磨什么。我的本意，就是要他看過作品之后，征求他的意見，進而探探他的底，看他能不能向我提供一些有關陳永貴的材料。于是就問：“老張，你看寫得怎么樣？”張懷英皺皺眉，沒有吭聲。隔了少許，我又問道：“我想搜集一些有關陳永貴的材料，不知你能不能談一談？”他又沉思少許，說：“那個歷史，你可不清楚！”他只回答了那么半句，究竟談不談，他依然不表態。我也有些沉不住氣了，但在張懷英面前，又不敢隨意吐口，心里稍稍有點兒緊張。因為我早就聽說過，他身邊那些老干部對他既尊敬又畏懼。今天我初次和他接觸，也從他那嚴峻的面孔中感到了他的威嚴。但是，既然見到了他，事情還得辦，該說得話還是要說。于是就冒昧地問：“老張，我已經到大寨進行了采訪，又查了檔案，對陳永貴的材料掌握了一些，寫了十多萬字，你能否看看？”張懷英問我;“你的字寫得清楚不清楚？”我說：“清楚，管你好認。”張說：“那就拿來看看。”隔了少許他又說：“陳永貴的材料要慎重，他有時代的特點，要對他有分析，有調查，要寫出一定的力度。拿破侖這個人就很復雜，很典型，有關拿破侖的書，一本書一個看法，有點爭議好！爭來爭去就能爭出個是非來！”說罷，他又一次問道：“今年多大年齡了？”我說：“41歲”。“還小，還年輕嘛！徐悲鴻55歲出的名，老驥伏櫪嘛！”

　　我首次和張懷英接觸，就感到張懷英和別人非同一般。他在執政的歷程中曾經幾起幾落，面臨著政治上巨大的壓力，但他的精力還如此充沛，怪不得他在社會上有那么大的威望。第二天，我就把剛剛落筆的“陳永貴傳記”材料稍微整理了一下，送給張懷英。張看后，我又一次去征求他的意見，他既沒有說寫的如何，也沒有說可以不可以寫，只是提出，“寫文章要表現出作品的主題，通過介紹材料要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我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和社會上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要用歷史的本來面目，特別是大寨精神的形成過程和農業學大寨運動遭受的夭折，要進行客觀的分析。”我希望張懷英能給我提供一些鮮為人知的材料，但他依然是畫龍點睛地說上一句兩句，就避而不談了。直到我又一次去拜訪他時，他卻意外地提出：“你要為陳永貴寫書，我給你提供一條線索，就是河北省獲鹿縣（現在的鹿泉市）高遷東街有一個全國勞模，靠學大寨起家，經濟發展很快，你去看不去看？你要去，我給你帶一封信，他接待你。”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我簡單地安排了一下，帶上了張懷英寫給河北省獲鹿縣高遷東街黨支部書記、全國勞動模范張銀周的信，前往那里參觀拜訪。當我和張銀周握手之后，由衷地感到了對方的熱度。高遷東街在過去是一個有名的吃糧靠供應花錢靠救濟的窮村，他擔任黨支部書記以后，靠大寨精神起家，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帶領全村群眾改造鹽堿地，實行科學種田，使高遷東街很快走上了學大寨的先進行列。改革開放以來，張銀周看到單靠經營糧食富裕不起來，便積極開辟多種經營的路子，把一個鐵木加工廠發展為適銷對路的鈦鐵企業，村民們的生活水平也達到了小康標準。發展這么大的企業，耗費幾十萬元的資金，銀行的賬目上卻沒有一分錢的貸款。他走自力更生的路子嘗到了甜頭。張銀周告訴我，他曾邀請張懷英參觀他的企業，張懷英看后深有感觸地說：“看來，有些事情，我們過去認為是對的，用今天的眼光看就錯了。”他的意思是說，過去認為多打糧食是對的，農村辦企業就是資本主義。看了高遷東街的發展路程，他認為過去的傳統看法錯了，應該發展多種經營。回到昔陽之后，我找到張懷英，向他匯報了參觀東街村發展企業的情況。我很感慨地說：“高遷東街靠大寨精神改變了貧困落后的面貌，也靠大寨精神發展了多種經營，走上了集體富裕的道路。”張懷英點點頭說：“看到這一點就對了，他是靠一個群體，不依賴國家。”我用張銀周的話提到了他認識上的更新，問他那些問題過去認為是對的，現在看來錯了？他在解釋這句話的時候說：“這話我說過，并不是說所有的問題都是那樣，其中有些問題，現在的認識仍然不變，比如自力更生，走集體化道路等。”我又說，“大寨和昔陽在七十年代，強調種糧方面多，而對有計劃地發展社隊工業方面還是重視不夠。甚至在學理論那一段時期，昔陽把一些工副業搞得好的企業作為資本主義批了，這樣就使昔陽的社隊工業受到了限制。”張懷英說當時的大局就是糧食，因為糧食不過關，對糧食強調得多，吃飯是大問題，這是個路線政策問題。分手時，他又提醒我，還是要多找一些材料，作品才能寫好。我希望它能夠具體地談一談，但張懷英始終不開這個口。

　　打那以后，我和張懷英接觸多了，再不像前幾次那么拘束。他盡管不主動談，但有些事情也能向他打問一下。張懷英針對有人插手幫我寫作一事，特向我提出，你盡管寫，我不參與。又有一次，他又明確地向我解釋說：“我參與不好，因為我是事中人，參與太多會影響這本書的價值。”所以，我每次去拜訪他，他并不說長道短。我也只是向他打問一些事，他幫我核實一些情況。

　　《黃河》雜志1989年第五期要發表我的《陳永貴沉浮錄》，作品清樣排印之后，主編周山湖把我叫去，他把清樣拿給我說：“你把清樣帶回昔陽，請張懷英和陳明珠核實一下材料，然后再出刊。”我把清樣送到張懷英眼前，張懷英用了幾天的時間看完，對我說：“就這樣吧，文筆比前幾稿好了。”這期雜志出刊之后，我用稿費買了一百多本分別送給大寨和昔陽的有關當事人，想聽一聽他們的反映。有一次，張懷英對我說：“這個作品為陳永貴說了公道話，這就證實了作品的價值，但這里面有好幾處地方還是有失實的情況。如果以后要出書，或者寫其他東西，我就幫你核實一下。”談到說公道話一類的輿論，我已經聽到。至于有關失實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兒，也等待著他給我糾正。有關張懷英對我的作品不參與的態度，在昔陽老干部中間也有傳聞。王富元、王拉文等老干部向我透訊說，原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茄前幾天來昔陽，見到張懷英談到此事時對他說，這事你要主動參與積極幫助。隔了一段時間，張懷英和我約定了時間，開始談起了陳永貴的情況，由趙煥科為他做錄音工作。他所談的是五十年代他任昔陽縣委書記時有關陳永貴的情況，另一方面的內容是陳永貴彌留之際，陳永貴同他三次談話的內容，其他方面的內容他一概不談。有關這三次談話，據說上層有許多人都在打問，他一直不向外界透露，當時是他第一次向我談起。每次談話大約都在一個小時左右，談上一段時間，就聽見他氣喘吁吁，額頭上冒著汗珠，再談上一段，還得休息上幾十分鐘。當他的精力恢復之后，就嘆一口氣說：“這么費勁還行？沒退下來之前，在大會上作報告，一講就是三四個小時，也不覺得累。”當時他已經是快70歲的人了，但他的記憶力還好，每天還有讀書的習慣。為了向我談材料，他還和身邊的老干部多次交談，回憶過去的往事，按照他的說法是‘盡可能把材料搞得準確一些。’他在前一段時期表示的“不參與”之說，在陶魯笳的指示下，事實上已經參與了，絕對不參與也不可能。但他在參與時只是核實材料，或者糾正一些問題，至于文章怎么寫，表達什么樣的觀點，張懷英從始至終不把自己的見解強加給作者本人。他大約向我談了有四次，實際上也就是四五個小時，所談的往事都是他親身經歷過的，是鮮為人知的，這些材料無疑為我的作品增加了厚度和價值。從那以后，昔陽的一些知情人總認為：秦懷錄和張懷英的關系如何如何。但這種關系并不屬于上下級之間或者其他方面的關系，還是那種采訪與被采訪的關系。《陳永貴沉浮錄》發表之前，盡管我找他幾次，張懷英既沒有向我提供材料，又沒有表示任何態度。當時我對此確實理解不了，后來我才悟出一個道理：張懷英確實不是一般的干部，也是一般干部不能相比的。

　　張懷英雖然多年不在崗位上工作了，但他確實做到了“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記得他在我的作品召開討論會期間和《黃河》主編周山湖談話時說：“究竟社會主義能不能成功，我從合作化開始的時候就注意看，一直看到1959年。”可以說，那個時期涉及到農業集體化到農業生產責任制的轉變，張懷英也對有關農業問題進行了正反兩方面的探討。當時與其說是周山湖一行去看望張懷英，還不如說是周山湖對他的采訪。臨去看望張懷英之前，周山湖事先把準備好的錄音機裝進了口袋里，對他的談話進行了錄音。晉中文聯主席劉思奇則進行了記錄。他們談到了中午，周山湖和劉思奇請張懷英到招待所就餐，張懷英問有沒有別的領導？他們告訴他說沒有，張懷英才隨他們前去。

　　有一天，他到北南溝村參觀，聽了支部書記吳珍珠介紹村里在農業體制上采取了統分結合的辦法以后就又一次肯定地說：“究竟是集體化好還是單干好，這要看什么樣的領導。有一個好的領導班子，集體比單干好；如果沒有一個好的領導班子，集體就不如單干。過去的問題是一統就死，現在的問題是一活就散。這也不怪。往往是左右兩個極端。如何能做到統而不死，活而不散呢，這就看路線、政策和領導人的素質了。”他贊成北南溝村搞田間管理時產量到戶，責任到人，而搞農田基本建設時又集中治理，這樣就解決了統和分的關系了。他在總結大寨經驗時就總結了集體化的優越性。他每逢聽到外地學大寨的消息和為大寨說公道話的文章就感到高興。1988年春，廣州《現代人報》記者劉丹發表了一篇《從火紅的年代到蔥綠的現實》的紀實文章，張懷英把這篇文章復印下來送給了我，說這篇文章也是按當時的調子寫的，但她第一次為大寨說了公道話，提出了輿論導向的問題，寫得有分量。劉丹的文章針對《山西日報》刊登的《大寨背離了大寨精神》的文章，批駁了所謂大寨賣一斤糧食，國家倒貼兩毛二分六的不公正評價，在社會上的反響很大。1991年夏天，張懷英從《經濟日報》上看到該報在1991年4月25日登載了一篇《房干村前說揚棄》的報道，報道了房干村談他們的人均收入為什么能達到3800元時，群眾說出了一句驚人之語：“這里學大寨沒有停步。”他立即把這張報紙珍藏起來，并復印了若干份送給前來看望他的人們。他對大寨精神堅信不疑，對一些人看待大寨的不公行為表示憤慨。當時，《光明日報》曾把批判大寨極左路線的過火行為比作是“連臟水待小孩一起潑出去了。”張懷英不止一次說，這就說準了問題的要害。

　　《大寨背離了大寨精神》這篇長篇報道1980年10月15日刊登在《山西日報》上，文章發表后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壞性的影響。我在大寨采訪時聽到了大寨人的反應以后，就下決心找到了有關當事人，并在縣農機公司查閱了有關農機試點的賬目，把事情的真相整理成文，分別送給郭鳳蓮、陳明珠和張懷英，向他們通報。那一天晚上，氮肥廠廠長李玉虎安排他的司機把我送到大寨旅行社，說老張叫你去一下。我見到了張懷英，原以為有什么事，他說那篇文章我早就看過，但我沒有具體的核實。你把這個工作做了，就要做的扎實一些。他把我寫得文章拿出來說：“我要站在你的對立面把你調查的情況來反駁一下，看能駁倒駁不倒。”

　　于是，他就對我寫的文章一條一條地反駁，最終沒能把我駁倒。他笑了，我也笑了。他當即又對我說，你敢不敢到《山西日報》找到李國慶和楊玉印，說大寨人要告你們，叫你們去大寨核實材料。我說用不著，他們自己就感到心虛。

　　怪的是，此后不久，河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孫啟泰、熊志勇的書，叫《大寨紅旗的升起與墜落》，這本書完全依照《大寨人背離了大寨精神》的調子，根本不加調查，不僅歪曲事實，連大寨精神也徹底否定了。張懷英看過此書，更是不以為然，他常常對人說：是紅是黑，往后看嘛！10年、20年、30年，總有黑白分明的時候，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嘛！

　　張懷英對自己的工作生活從不斤斤計較，卻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十分焦慮。記得還是在郭鳳蓮回大寨任書記之前，有一次當時的省委書記王茂林來大寨視察，張懷英就與王茂林通電話說：“我想和你見一面。”據說張懷英與王茂林見面后，就大寨的領導班子，大寨的發展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談到了當時的時局問題，唯獨沒談他的個人問題。我曾問他：“怎么不談談你的事”，他說：“不能給人家出難題，我的問題不是他現在能解決的。但大寨的問題還是得談”。他最痛恨貪官，他說歷史上平反冤假錯案從來不赦貪官，他對當今的貪官們更是恨之入骨。他說黨內出了貪官，黨就變質了，領導干部如果腐敗就什么事也干不好了。

　　也許是張懷英已經到了隨心所欲的年代，一個70多歲的老人仍然銳氣不減。他不僅每日要堅持看書學習，還要做大量的社會工作。他曾經主持整理許多縣的歷史資料，還寫出了2部幾十萬字的長篇書稿。他的《聊天錄》出版之后，我本人連續拜讀了三次之多。每次讀來，都如食甘飴，增加不少新的體會。由此也揮起手中的三寸狼毫，寫出了兩首抒情詩：“百樹在眼前，唯愛梅兒鮮，冰雪寒霜埋不住，愈寒愈冒尖。鮮有獨到處，愛有深情緣，祝愿梅中再生梅，播撒新人間。”在這部書初稿即將要結束的時候，縣委一位領導同志在忙碌之中特地送給我張懷英臨終前寫的一本書《大寨·陳永貴——我的回憶與思考》。我僅用了幾天時間將他讀完，讀后更是愛不釋手，總是小心翼翼地把它珍藏起來。

　　對于這本書的寫作過程，我只是一般地知道，并不清楚具體內容，因為幫助他整理校對的是文宏斌。我只是每次看望他的時候，他或者坐在椅子上，或者站在桌子前，嘴里說一句話，由他的保姆小姑娘往稿子上寫一句。因為他當時不僅年事已高，而且眼力也不好。張懷英從寫《聊天錄》開始，已經是70多歲的人了，年逾古稀的人要攻下兩部長篇著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見其意志是多么的堅強，其記意力與思維的敏捷也非常人可比。

　　《聊天錄》一書是以張懷英讀書談書從理論上聊天，對人對事進行理論上的剖析。《大寨·陳永貴——我的回憶與思考》一書則是他在區委書記和縣委書記任職期間在支持、推動大寨崛起時的親身體驗和經歷，特別是陳永貴由農民到副總理這個過程中與他的相處相依，都一一躍然紙上。書中通過“初期交往”，“嶄露頭角”到“病中的陳永貴”，“千古話題”等九個篇章，不僅介紹了陳永貴一生的成長和波折，也對大寨的崛起在中國農業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詳盡的評述。通過張懷英的回憶和思考，讀者對大寨的情況有了更加具體的了解，對大寨的內涵和深層的秘密有了更為透徹的探索。可以說，這本書對研究大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資料。

　　《大寨·陳永貴——我的回憶與思考》一書對社會產生了多大的影響，我還不敢論及。單從書前幾位要人筆下的題字亦可掂量出其中的分量。原山西省省委書記、中共華北局書記、國防科委政委陶魯笳在2007年12月的題字是“提起張懷英，就想到大寨”，這是個很平凡的字眼，究竟有多么深的內涵，恐怕是很難嚼通的。誰都知道，大寨紅旗是在中國人民處于餓肚子的危機時期，毛主席為農業發展樹立起來的旗幟，“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曾經影響了一代中國人民，大寨精神已成為歷史性的話題，而陶魯笳用“提起張懷英，就想到大寨”這十個字來評價張懷英，可見張懷英對大寨和農業學大寨運動是作出了多么大的貢獻，從中可以理解為：沒有張懷英，就沒有今天的大寨，也就沒有當年的學大寨運動。原山西省委書記處書記、華北局候補書記、天津市委第二書記、衛生部長黃志剛對張懷英的題字是：“張懷英同志，鉆研毛澤東思想，勤奮工作，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了一生。”這樣的評價無疑對張懷英是一個正名，還了張懷英的本來面目。更使我內心發生感慨的是當代著名作家，《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書作者魏巍在2007年7月1日對張懷英的題字“路線分明追毛君，百折不回世人欽。大寨花開千萬里，難忘當年育苗人！”從這一段題字里概括了前兩位領導人題字的全部內容，是對張懷英的一生更全面、更準確的評價。不僅體現了張懷英一生“追毛君”，還是“大寨花開”的“育苗人”。這樣的評價出自一個著名作家之口，可見其影響和語言的力度。

　　張懷英和大寨的關系也從大寨人自己的口中得到驗證。張懷英逝世以后，大寨村黨總支、大寨村民委員會在悼詞中寫道：“驚悉張懷英同志與世長辭之噩耗，我們萬分悲痛，頓足捶胸。老張一生光明磊落，嫉惡如仇，嚴于律己，剛正不阿，為我們完成宏圖大業實現崇高理想樹立了光輝的典范。大寨的成長傾注著張懷英同志的心血，大寨的史冊永遠留住張懷英同志的功德，他心胸寬闊，高風亮節的作風是值得我們永遠緬懷和紀念的。我們一定要化悲痛為力量，努力實踐‘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繼續發揚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為建設小康大寨而努力奮斗。”

　　我們僅從三位要人的題字及大寨村黨總支的悼詞就掂量出張懷英這個人對大寨、對農業學大寨運動的重量等級，也可以預測到《大寨·陳永貴——我的回憶與思考》這本書會給社會和后人帶來什么。我記得他在世時說過的一句話，“這本書我在世出不了，死后再說吧！”在他逝世之后，這本書真的一發不可收拾了。

　　如果說，《聊天錄》是張懷英一生讀書的體會，那么《大寨·陳永貴——我的回憶與思考》一書的問世就是張懷英一生工作的重要部分總結。這兩本書可以基本概括張懷英的人生，對昔陽的歷史是必不可少的一筆。

　　我和張懷英接觸多年，逐步認識到他不但具備很高的領導才能，而且是集各種文化于一身的知識庫。他對歷史、社會、自然、科技、文化各科知識都有一定的了解，哪一個門類也略知一二。有一次，我去看望他，發現他的茶幾上放著一本弗洛依德的著作，這就使我感到奇怪。有人說張懷英的觀念比較陳舊，哪為什么這一類現代派的書籍對他還有這么強的吸引力？我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弗洛依德的理論是要體現人自身的本能，觀點偏激，卻有市場。”我聽后，對他更是欽佩，沒想到他對現代如此流行的新觀點還了解的這么透徹。

　　張懷英讀書讀到了精湛的程度，經得起任何人的駁斥。《聊天錄》中曾經有“五員到過太行山”之說，一位名字叫眭鳳鳴的人寫出了小冊子，說這話失實。張懷英說眭鳳鳴不學無術，書還沒有讀過，怎么能教訓人？他找出了《呂氏春秋》278頁叫我看，看到“五員亡，并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廣而民多，知其主恪主也，不是與舉，去鄭而之許。”他當時找這段話并沒費勁，只把書翻了幾下就找出來送給我。我當時還說，你寫文章時把《呂氏春秋》的頁碼公布了吧，他說用不著，看他讀過書沒有？如果不是把書讀到了精湛的程度，眭鳳鳴的話還真不好反駁。

　　人的知識是反映在各個層面的，三教九流，天文地理都應該懂一點。即使我不信佛，不鐘情于基督，也應該對他有所了解才好。在這一點上，張懷英更是我的楷模。我經常遇到他和客人們談話，就扯開了廣泛的話題。比如，人死后靈魂究竟還存在不存在？算卦是科學還是迷信？談起來話題也十分廣泛。有一次，有四五個身穿佛衣的和尚登門拜訪，他在和他們談話中說到，“你們是僧人，要講普度眾生，我是共產主義者，是講為人民服務的，這一點上，我們的所向還是一致的。”僧人們也十分贊同。他也非常注重實際。我每次去看望他，他總要問問我村里的糧食收成，年景好壞。還問到現在農民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生活和過去比較又怎么樣？勞動強度高不高？經濟來源多不多？凡能打聽到的事，他都要打聽。

　　我在為陳永貴的書稿奔忙時，得到了張懷英的大力支持與幫助。記得《黃河》發表了我寫的《陳永貴沉浮錄》之后，昔陽許多老干部都想看一看，卻買不到書。他就和老干部商議決定，由田根棟牽頭，把發表后的《陳永貴沉浮錄》重印成單行本，送給老干部，這個單行本印出之后，在社會上反響強烈，他又向與大寨有關聯的相關人士投寄各地，使這些關注大寨的高干們對大寨和陳永貴有了更深的了解。打那以后，《陳永貴沉浮錄》在原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宣部長張平化介紹下，在《中國老年報》進行了轉載。接著，《華北民兵》也要進行轉載，一位姓武的主編專程來到昔陽，等著我修改。后來，好多人都向他反映，秦懷錄這個作品只在雜志上發表還不夠，應該出書。當時中央黨校的教授趙玉瑾聯系了黨校出版社要為我出書。同時張懷英決定帶我去一次北京，找他原來的老上級溝通一下，臨行前他又安排我，我去北京安排好，再通知你去。他走后兩天就向氮肥廠廠長李玉虎打了電話，叫我去地安門中央直屬機關招待所找他。我到北京后見到他，接我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原陳永貴的警衛參謀張銀昌，一個是縣二輕局的趙煥科。張懷英決定我先見一見中央黨校的教授趙玉瑾，說：你先去找他，我后去。這一次在北京，他先看了幾位老人，據說談事時也談到了出書。在中央黨校，他就是專為出書而來的。接著，中央黨校六位領導和編輯為我這本書的出版問題親自到山西省委宣傳部和大寨征求意見，了解我和陳永貴之間有沒有牽連。在大寨期間，他們曾邀請我到大寨和他們座談。張懷英也很慎重地對待此事，有天下午曾把我叫去對我說，你回去告訴玉虎，叫他給黨校的同志吃頓飯。李玉虎是我們廠的廠長，這樣做我覺得合適。我的書稿一直找不到出路，張懷英為此費了不少心血，有一次《山西日報》的張海生去看望他，他就又向張海生提出此事，張海生便答應說，我可以到出版部門試一試，最后終于促成了《扎白毛巾的副總理陳永貴》一書的出版。出版需要經費，憑我的能力是無法解決的，張懷英又為此操起心來。有一天，幫我出書的記者張海生突然把我叫到城里，說錢已經有了，準備出書吧。我不太相信，是誰能把這錢拿出來？后來才知道，是張懷英想的辦法，他一輩子是不抓錢的，這次卻親自出面解決此事，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陳永貴和大寨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

　　張懷英不僅對陳永貴和大寨感情深厚，平時對人對事也很重情重義，特別是對與他一起戰斗犧牲的烈士他始終不忘，每次回到老家丁峪村他都要看看烈士的家人，盡力從生活上給予幫助。在他生病住院彌留之際，還特意交代他的兒子說：“等你有條件了，給丁峪村的烈士們立個碑，他們有的和我一起打過仗，有的是我親自送去參的軍，都犧牲了！咱們共和國的江山不就是靠烈士的白骨堆起來的嗎！可不能忘記他們呀！”可見他是一位多么重情重義、可敬可尊的老人。他去世后，其子在丁峪村黨支部、村委會的支持下，自費為丁峪村23位烈士立碑、修路、栽樹，成為了人們緬懷先烈、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基地。每到清明，烈士碑前都擺滿了鮮花……。

　　我與張懷英直接交往15年，他雖然走了，但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報紙上還在刊登他的廉政論章，人們也在不斷地談論著他，社會也在關注著他，關注著他的政治命運與前途，關注著他的功過與是非，關注著對他的評說與議論，這就是張懷英的人格魅力。可以預見，他的話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多，會被越來越多的人研究探討，因為他是那個時代領導干部一心為民、廉潔奉公、剛正不阿的典型代表。張懷英、陳永貴主政下昔陽縣所走過的30余年，從互助組到文化縣，從四級干部參加勞動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安定團結搞生產，不正是毛主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忠實踐行者與試驗田嗎？試問從1958年后，全國那個縣能有昔陽縣如此的成就及對全國的影響？張懷英，一個工農干部，從創建全國首個文化縣到樹立昔陽縣農、林、牧三枝花及培育大寨典型；從踐行四級干部參加勞動到文革動亂中在壽陽安定團結、糧食兩年翻番；從運城引黃工程“從未見過的高速度”到全區各縣大建化肥廠，試問全國解放后能有幾個縣/地委書記有如此實實在在的業績？又能有幾人受到毛主席、鄧小平兩代領導人的表揚？他雖然官不算大，但他在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文化教育、干部廉政實踐與工農業生產建設的綜合成就又能有幾人可比？詩人藏克家有句名言說“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這句話很耐人回味，張懷英不正是人雖然走了，但“還活著”的人嗎？這才是真正心懷天下、不謀私利，在三晉大地叱咤風云“獨領一方風騷”的共產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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