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新雨，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摘　要]當今世界依然被禁錮在一系列二元對立的認知藩籬中，如民主與威權、自由與專制、國家與社會、西方與中國等。這是“新冷戰”的知識/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基礎，其訴求是從西方中心主義和冷戰勝利者的立場出發“收復失地”，在世界范圍內驅除社會主義與列寧主義的幽靈。厘清這一新的當代世界戰略圖景，立足、捍衛和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就，打破冷戰、后冷戰、新冷戰的霸權邏輯，打通從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邏輯，在危機四伏的世界地緣政治沖突中成為21世紀和平與發展的壓艙石，重返列寧主義是必由之路。

　　[關鍵詞]列寧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民族問題；文明論

　　一、“列寧德奸案”、冷戰史與歷史虛無主義的根源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開啟了后冷戰時代。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以冷戰勝利者的姿態發表演講，并于1993年出版《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宣稱自由世界的勝利和歷史的終結。解體前后的蘇聯和東歐陣營爆發了攻擊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狂潮，反列寧主義、反社會主義思潮盛行一時，成為后冷戰時代標志性的世界景觀。在蘇聯和解體后的俄羅斯，對“十月革命”的批判始于1987年到1991年，在1991年8月達到頂峰，成為日后的“官方”敘事。1993年到1995年，葉利欽主導下的俄國“休克療法”經濟改革瀕臨慘敗，對“十月革命”的肯定開始多起來，但爭議愈加激烈。為實現社會“和解”，2017年，十月革命100周年紀念活動組委會通過一系列活動、出版一系列教學參考書，以法國大革命為類比，最終確定了“十月革命”的新名稱和新定義：“俄國大革命”。

　　否定20世紀中俄革命這一“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中國之回響（或者說對國外敘事的大規模“抄襲”）同樣極為壯觀，主要表現就是歷史與大眾傳媒的交合地帶成為中國意識形態主戰場，并催生出一種筆者稱之為“翻案史學”的傳媒現象，特別集中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中國革命史等研究領域。

　　“翻案史學”往往以“冷戰史”方式表現出來。一方面，它關注的話題主要來自“熱戰”時期；另一方面，其基本敘述框架來自冷戰期間美國陣營的冷戰“官方史學”研究。“冷戰”這一概念原本是喬治·奧威爾1945年提出，用來批判在原子彈出現后的兩極世界中，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人民喪失了反抗的可能，處于無法改變的非宣戰的戰爭狀態。后來，這一概念在20世紀50年代被美國用來專指針對蘇聯不宣戰、進攻性遏制的狀態。蘇聯在戈爾巴喬夫之前從不正式使用這個詞，因為他們相信蘇聯堅持世界和平，而美帝國主義才是侵略性的。

　　“冷戰”一詞在中文學術世界出現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相關議題之前是在“現代國際關系史”框架下進行研究。尤其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在美國學習的中國學者把西方冷戰研究陸續介紹到中國。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一系列關于蘇聯的檔案在1990年代前中期短暫解禁，極大刺激了“冷戰史”研究熱。1998年至2007年，中國學界召開一系列有影響的學術研討會，“冷戰史”研究由此進入中國大學研究體制，并與海外著名冷戰研究中心展開合作，迅速發展壯大，成為中國史學界與世界學術接軌的排頭兵。

　　在很大意義上，經過20世紀90年代醞釀與發酵，美國“官方”冷戰史承載的“意識形態冷戰”，在后冷戰時期的俄羅斯和中國得到延續和發展，這就是在大眾傳媒中表現出的“翻案史學”的主要淵源，特別是社交媒體“微博”開始崛起并成為中國政治話語策源地的2010年到2014年期間，突出表現就是用單一民族國家或國家利益的框架剪裁和重新敘述蘇俄（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用狹義民族主義/社會沙文主義取代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視野，無視乃至否定20世紀以來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復雜歷史脈絡，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與外的路線斗爭和階級斗爭（及它們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的事件）。

　　20世紀是激烈的血與火的階級斗爭時代，不同的行動、敵對的聲音長期存在是一種常態，無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還是在冷戰期間的東西方兩大陣營。事實上，迄今為止，東、西方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中各種激辯與斗爭從未停息。但“翻案史學”唯一希望證明的結論是：中國革命是蘇俄（聯）基于其國家利益操控中國的結果，以此“喂養”和塑造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網絡）右翼民粹主義思潮，目的是拆解20世紀中俄（蘇）革命的正當性，以及與之血肉相連的新中國的合法性。這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國民黨史學觀的“復活”。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民國熱”潮流沖擊下，“復活”國民黨的觀點毫不奇怪。

　　中國“翻案史學”一大源頭正是20世紀60年代冷戰前后的美國亞洲研究。在美國大學中設置區域研究、亞洲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戰略情報局對蘇聯進行“遏制”之冷戰政策的產物。眾所周知，該研究在美國得到大量政府與私人基金會的資助。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由美國杜魯門政府主導、不斷增強的對蘇聯的敵意與遏制，以及麥卡錫主義對學術界的迫害與清洗，中國研究的主導方向從中國共產黨與農民、帝國主義、抗日戰爭等議題轉向蘇俄、蘇聯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陰謀及其對中國的操控，并以此來解釋、回應“誰斷送了中國”這一問題，為相關責任者開脫。按照馬克·塞爾登的說法，“當時出版的著作大都著眼于共產國際的陰謀，強調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對蘇俄的模仿，而置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根源于不顧。與美國政府對鐵板一塊的，由莫斯科操縱的共產主義運動的譴責相呼應，美國學術界在當時也將中心放在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操縱上。這種觀點因為50年代初的中蘇聯盟以及中國對蘇聯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所強化”。

　　蘇聯解體后，這些美國冷戰研究的觀點“借尸還魂”，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翻案史學”熱衷炒作的冷飯，使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與21世紀前后的中國構成了一個富有意味的回響，也是極富反諷的現象。“列寧德奸案”正是翻案史學或者說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代表。2007年12月，德國著名時政雜志《明鏡》周刊重新炒作此一謠言，是為了借十月革命90周年之際再行解構和污名俄國十月革命意義的舉措。如其所期，這一波輿論戰從歐洲播散到中國，震蕩至今。從1917年到2007年，與其一起“借尸還魂”的正有冷戰的幽靈。遺憾的是，自筆者2014年發表對“列寧德奸案”一個世紀謠言傳播過程的考證以來，謠言并未停止。

　　當下，所謂“新冷戰”正在降臨。2018年12月，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發表講話，再次宣稱了冷戰勝利者的角色：“美國的領導作用使我們享有現代歷史上人權最繁榮的時期。我們贏得了冷戰的勝利”。但是冷戰結束后，與福山的敘述相反，在蓬佩奧看來，自由的秩序開始受到侵蝕。他指控一系列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國家和條約，并威脅道：“國際機構必須幫助促進合作，從而加強安全和自由世界的價值觀，否則它們就必須被改造或被取消。”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暴發，美國開始對中國“極限施壓”。7月21日，美國政府突然要求中國關閉駐休斯敦總領事館。23日，蓬佩奧在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演講《共產主義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宣稱美國與中國的關系是自由世界與專制世界的斗爭——這被認為是遏制中國“新冷戰”的公開宣言。其實，彭佩奧的演講邏輯所來有自。自蘇東劇變后，意識形態的冷戰從沒有消散。

　　在這個意義上，正在發生的俄烏沖突標志著蘇東劇變后世界范圍內兩大普遍主義話語的終結。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第三世界反帝反封建的國際主義統一戰線徹底失守，今天，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大規模回潮正成為這個世界的主要癥候。作為對全球門羅主義的回應，以鄰為壑的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強勁回潮正在沖擊著世界良知。美國正在打造的新冷戰“遏制戰略”指向的不僅是后冷戰的俄羅斯，更是“共產主義”的中國。作為唯一從20世紀熱戰和冷戰中“崛起”的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面臨左右合流的冷戰意識形態圍剿的態勢越來越嚴重，“新冷戰”依然是20世紀歷史的延續。

　　另一方面，美國總統威廉·克林頓以文明為邊界的“民主和平論”，正是以北約繞過聯合國轟炸南聯盟為開端，從武裝干涉阿富汗、伊拉克到敘利亞，“民主和平論”已成為世界范圍內武裝軍事干涉的宣言書，而“人權高于主權”的主張則得到來自歐洲左翼思想的背書。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標識的西方普世主義價值觀，也追隨著俄烏沖突的爆炸聲而爆裂并震蕩全球，這在普京多次講話中獲得淋漓盡致的表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西方和俄羅斯彼此指控對方“種族滅絕”，正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內爆的最新一波——族裔“民族主義”以“解放”名義獲得的合法性，是蘇東劇變之后“歷史終結論”打開的潘多拉盒子，只是它今天的馬甲是“文明”。毫不奇怪，俄烏沖突以來，在世界范圍內，“文明等級論”和所謂“亞細亞專制主義”死灰復燃，提示人們今天“為了自由而戰”通向的不是也不可能是永久和平，而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是核冬天下的人類末日。

　　蘇聯紅軍完成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成果是以雅爾塔體系建立為標志的，它所奠定的世界格局在蘇聯解體后的崩潰，就表現為北約東擴，也是今天新冷戰的源頭。當20世紀最偉大的俄國十月革命被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誕生于歐洲的民族主義的叢林法則也接踵而至。蘇聯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廢墟和血泊中興起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政體的出現，本身是人類社會尋求超越民族國家、探索世界和平的努力，意味著列寧主義和威爾遜主義就“戰爭與和平”展開的兩條路線的斗爭。對此，人們應當回到蘇聯誕生的源頭，而不是終點，回到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起點。

　　有觀點認為，美國持續不斷向海外動用武力，卻無法達到施展武力的初衷，結果反而造成沖突、危機與戰爭，威廉·威廉姆斯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美國外交含有最基本的悲劇因素”：威廉斯關注的是1959年到1961年的古巴問題，但他已覺察到古巴危機足以象征美國在20世紀整個外交的悲劇。威廉斯之見在當年被認為是左翼的觀點、過激的論調，頗引起爭議；但從半世紀以后的今日看來，美國在東亞、中亞、中東不時動用武力，幾乎都以損人不利己的悲劇收場。重讀其舊作，反觀當前世界大勢，威廉斯確有敏銳的遠見。

　　這里的威廉斯系美國新左翼修正史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書一本也沒有被中國冷戰史學界翻譯到中國，包括這里提到的最著名的《美國外交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中國冷戰史研究學界翻譯了大量的亨利·基辛格、喬治·凱南等冷戰主導者們“官方史學”的書以及“后修正史學”派的論述，如標志性人物約翰·加迪斯的書不少于4部被翻譯成中文，有些甚至不止一個版本，受到市場和學界熱烈追捧。在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到民主與威權、自由與專制、國家與社會、西方與中國等一系列二元對立——這些對立既是20世紀90年代現實政治博弈的歷史投影，也是冷戰分割線的投影，它隱匿于今天“全球化”和“現代性”的理論深處。如今，這個世界依然被禁錮在一系列二元對立的認知藩籬中，今天所謂“新冷戰”之所以發生的知識/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基礎和指向，是從西方中心主義和冷戰勝利者的立場“收復失地”，在世界范圍內驅除社會主義的幽靈。只是，這次它直接針對中國。

　　這就是所有“歷史虛無主義”的總根源。

　　二、“列寧主義”幽靈、文明論與潘多拉的盒子

　　可回顧下老布什（即喬治·布什）和葉利欽對創造今日烏克蘭的貢獻。喬治·布什回憶這段歷史時說：“在全民公決前一天，我打電話給戈爾巴喬夫，告訴他我們作為一個民主的國家，無論結果如何都要支持烏克蘭，但我們也想為和平過渡到新秩序做點事。對我來說，承認烏克蘭接下來就把它帶入一個協議進程——關于它轉移主權的問題……”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回憶說：“烏克蘭是創建一個可行性聯盟的關鍵。戈爾巴喬夫不知何故認為烏克蘭為獨立投票卻仍然會加入聯盟。葉利欽不以為然，他關于盡快承認獨立的意見表明他正在用計謀讓烏克蘭留在聯盟之外，并因此導致聯盟的失敗。對于蘇聯國內俄羅斯在承認烏克蘭和它廣大的俄羅斯人種獨立的政治分歧上葉利欽是相當敏感的，無論如何烏克蘭或俄羅斯都會將這個賭注押到新聯盟的關鍵部位……像8月事件的導火索一樣，預期的聯盟協議投票的重要性被葉利欽在烏克蘭獨立表決問題上的先入之見所證實，他似乎決心阻止烏克蘭加入戈爾巴喬夫的聯盟。對于那次事件的密謀集團和葉利欽，新聯盟被看作把蘇聯帶人新起點和新歷程的一個步驟———所以不能讓其達到目的。”事實上，促成烏克蘭獨立，是葉利欽以獨聯體政治方案擊敗戈爾巴喬夫組建“去共產化”新聯盟構想的關鍵。1990年代葉利欽致力于蘇聯解體并“大力發展私有化”，是基于這樣的理念，“馬克思主義也許能留下一些小的痕跡。現在這些教條已經過時了，可以取消了。列寧主義也一樣”。

　　如果簡約回顧一下從雅爾塔體系建立到蘇聯解體三個代表性歷史階段：斯大林時代、赫魯曉夫及其之后時代和“新思維”的戈巴喬夫時代，其實可以發現，蘇聯曾以不同方式最大限度尋求和平，但最后都以失敗告終。這是重新盤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東西方人類“文明”資產負債表的起點。

　　正是在羅納德·里根任美國總統期間，為挽回冷戰期間在第三世界的失敗，美國開啟了“代理人戰爭”（Proxy War）模式。美國在越南的軍事失敗導致國內反戰運動爆發，迫使基辛格設計出通過代理人方式開啟“低烈度戰爭”方式，這成為里根主義的大旗。為強化合法性，里根主義從宗教話語中引入“邪惡”這一神學概念，呼吁打擊“邪惡帝國”蘇聯。當美國以圣戰的方式發動針對“邪惡帝國”在阿富汗的軍事占領，招募、組織和培訓了全球的穆斯林戰士以對付蘇聯，用宗教學校灌輸狹義的圣戰伊斯蘭教的神學與軍事訓練相配合。正是美國對激進的伊斯蘭力量收編的冷戰晚期戰略，將其推到了歷史前臺，這以美國“911”事件為標識。

　　由此，在冷戰結束后，薩繆爾·亨廷頓把美國培養出來的圣戰伊斯蘭宣布為“文明”的敵人，為美國制造的世界失序格局提供一個“金蟬脫殼”的理論隱身衣，針對恐怖主義的戰爭就稱為新的“圣戰”。亨廷頓描述后冷戰世界的“文明斷層線”即為著名的“文明的沖突”，因為他認為冷戰是西方世界的內戰，而后冷戰時代是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的戰爭，特別是與伊斯蘭的戰爭。“文明”成為界定他者、判定敵我的方式，也成為西方世界的人權尺度。因此，小布什在“911”事件之后才會繼續祭出“文明”的話術，站在美國一邊，就是站在文明一邊。當“古老的仇恨”被視為后冷戰威脅世界的力量，被封存的正是美國自己在制造敵人上的貢獻。文明的沖突，有著民主的邊界——“文明沖突論”的本質是西方帝國主義霸權的新馬甲。

　　從歡呼贏得“共產主義”勝利的“歷史終結論”，到無縫銜接的反“恐怖主義”立場的美國文明論，曾鼓舞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的民族民主解放的社會主義思想資源就被鎮壓在黑白/邪惡對立的負面性當中。世界范圍內階級分析的結構性視野讓位給族裔、種族和少數群體的“認同”關切，體現為西方左翼的“文化認同”理論、右翼的“文明沖突”理論。在這個意義上，福山宣布的歷史終結論在當下有其現實性和真實性——宣布了在冷戰意識形態的廢墟之上，開啟的將是新的熱戰時代！

　　這里，重讀由美國老布什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在《重組的世界》中講述的美國往事就頗有意味。在他們的自白中，“里根就職時，美國政策急遽轉向對抗。最初，里根政府在其宣傳攻勢中將蘇聯視為‘邪惡的帝國’。緩和被這一觀念所取代：在一個長的歷史進程中，拖垮蘇聯；再通過加大經濟和政治壓力以加速其最終崩潰。里根的戰略是計劃在一個優勢的位置上與蘇聯對話。他的中心是放在盡可能給他們施加影響的先進軍備上，而并非一味依賴于談判”。甚至老布什也覺得里根政府對“邪惡帝國”宣傳過分了，會嚇著盟友，并使美國對西方的領導產生困難。而在斯考克羅夫特看來，“只要戈爾巴喬夫所作所為符合我們的利益——使事情朝向我們期望的方向發展，我贊同喬治·布什謹慎地與之其合作。……我堅決相信，現在是改變思維和變革對蘇聯戰略核心的基本理念的時候了。……第一個關系領域在東歐。那里朝向改革的最初變化，將會為我們提供一個機會，利用蘇聯的‘新思維’以瓦解蘇聯對其衛星國的控制”。

　　在就德國統一問題，以及統一后是保持中立還是加入“北約”與戈爾巴喬夫的談判中，老布什描述了他們如何讓蘇聯確信北約的領土不會向東擴張的復雜盤算。斯考克羅夫特敏銳地意識到，東西德統一其實意味著雅爾塔體系的終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也是冷戰的結束。從他的視角看，“德國重新統一的戰略性后果,當然會引起蘇聯的驚慌。雖然蘇聯默認了波蘭、匈牙利甚至還有波羅的海的變革，但東德從蘇聯眼皮子底下的消失，則是另一回事了。因為東德是‘華沙條約’集團的基石，失去東德，或者更壞的，東德成為北約組織的一個成員，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蘇聯軍事戰略將是一個致命的威脅，對華約集團也不啻是種釜底抽薪的毀滅性打擊。社會主義東德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果實,也是蘇聯最可靠的軍事盟友和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如果失去它，如果接受兩德統一的事實，那也就意味著蘇聯承認其在東歐強權統治的結束，意味著莫斯科承認其構造的衛星國的安全網被完全撕破，而這種網是其安全戰略的核心”。

　　統一之后的德國必須成為“北約”一員，是因為美國在西德有軍事基地，如果德國中立，“美國仍然在歐洲駐軍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會很困難。我們需要赫爾穆特·科爾承諾德國留在聯盟以及同意美國在其領土駐軍。德國統一的成果除結束歐洲分裂以外，還與我們的重大利益密切相關”。而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則向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保證“北約將會成為一個更多政治色彩而更少軍事色彩的聯盟”，并多次向戈爾巴喬夫以及之后的葉利欽保證北約不東擴、北約非軍事化轉型以及簽署互不侵犯聲明等。

　　戈爾巴喬夫甚至相信北約和華約這兩個對抗的聯盟之間可以形成協議，“兩個聯盟都保留，任何國家都可以加入其中一個。‘北約是一個開放的組織’，他說，‘也許我們也會加入’”。可見，戈爾巴喬夫的政治“天真”建立在蘇聯“真誠”（也是幻想的）和平倡議上。今天辯護者說，這一口頭承諾并沒有落實為協議且蘇聯已經垮臺，所以北約東擴不違背國際法，何況普京自己也要求加入北約，是北約東擴的推動者——這些可笑至荒誕的說辭，至今還在漢語社交媒體上出現。那么，對比一下2015年旨在解決頓巴斯地區沖突的明斯克協議，簽約的俄、烏、法、德四國中只有普京是準備認真履行該協議，但是其他三方事后都表示這只是為烏克蘭爭取時間。特別是時任德國總理的默克爾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后2022年12月接受德國《時代周報》采訪時表示，協議是為爭取時間讓烏克蘭變得更強大。這一公開承認的“欺騙”讓普京很憤怒，他原本希望頓巴斯地區問題和平解決，但現在他對西方的信任已經降為零。而這樣的“欺騙”自蘇東劇變前后其實就一直沒有停止。普京希望以烏克蘭“中立”的方式解決俄羅斯的安全問題，與當年戈爾巴喬夫希望以“德國”中立的方式解決俄羅斯的安全問題一樣，都已經化為泡影，區別只在于：當時以為問題是“共產主義”，現在才知道問題是“盎格魯—撒克遜人”。

　　被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力求埋葬的19世紀民族主義——源起兩次世界大戰策源地的歐洲，正在主宰今天的俄烏沖突。東正教的十字架取代鐮刀斧頭，本身正是20世紀冷戰的成果，而今天十字架下的東西對壘的確使俄烏沖突更像一場歐洲的“內戰”。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都源于歐洲內戰，但結果是世界格局徹底改變。從北溪2號輸氣管事件和克里米亞大橋被炸事件至今，除戰火中的烏克蘭，損耗最大的正是處于歐洲兩端的歐盟和俄羅斯，一個需要應對戰爭加劇的經濟衰退和能源危機，一個則困守于美國主導并不斷加碼的極限制裁——無法找到和平談判的契機。而巴以戰爭及其長期化的趨勢更使全球北方世界的意識形態內戰加劇爆發。

　　“潘多拉的盒子”已經打開——從蘇聯解體那一刻開始。烏克蘭持續拆除境內五千多座列寧塑像，并在2014年廣場運動政權更迭之后，立法禁止境內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同時，立法認可包括班德拉分子在內的“民族主義者”為“國家獨立”作出的貢獻。“去共產化”的“北極熊”依然是“西方文明”的民族之敵，雖然曾經那么心甘情愿想把自己變成人畜無害、只愛橘子醬的“帕丁頓熊”——在英帝國女王登基70周年的“白金禧年”慶典時，到白金漢宮和女王一起喝下午茶，展示來自“黑暗秘魯”的“他者”（移民）是如何共享西方文明的太平盛世。但四次要求加入北約被拒絕，無論如何變形，北約鑄造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直高懸命門，來自“白色大陸”的“北極熊”終于明白，“北極”就是它的原罪，“邪惡帝國”的符咒并不因“去共產化”而烏有，與資本主義接軌的“北極熊”永遠抵達不了帝國主義的帕丁頓車站。

　　俄烏沖突期間，普京與到訪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談話，援引聯合國國際法院對科索沃判決案例支持自己——這就是所謂“新冷戰”時代的降臨。從科索沃戰爭到俄烏沖突、巴以戰爭，這中間戰爭動力機制究竟何在？

　　杜金“新亞歐主義”的主要觀點在兩個思想資源上有意味深長的聯結：一是與亨廷頓文明沖突論強烈呼應，在這個意義上不是終結而是發展了文明沖突論——只是從相反的“俄羅斯獨立文明”的立場出發。“塞繆爾·亨廷頓的正確性在實踐中得到了證實，他看到了文明回歸的未來，而福山有關自由西方的全球霸權的論點是錯誤的也已得到證明。因此，福山只能無奈地教導烏克蘭新納粹，這是全球主義者阻止多極化到來的最后希望，而事實上，俄羅斯在烏克蘭正在為多極化而戰斗。”杜金不能辨識的正是，亨廷頓與福山的世界觀不過是同一個脈絡的現實版與理想版而已。二是對德國魏瑪時代的回響。“新歐亞主義”不過是古老的歐洲勢力均衡理論的變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被美國霸權下的馬歇爾計劃和北約摧毀，這也正是為什么作為戰敗國之德國魏瑪時期的主權理論家施密特的右翼視角能夠在莫斯科復活，成為引人關注的所謂“新施密特主義”的代表。原因在于，后冷戰時代俄羅斯的境遇可以視為21世紀被壓制的魏瑪時代的重演，這才是為什么施密特基于西方權力均衡原理為德意志帝國進行的主權伸張在今天的俄羅斯強勁復活，不同只在于杜金把施密特的視角從歐洲中心主義擴張成世界范圍內“文明均衡”，而他所劃分的世界范圍內的文明板塊，也提示著舊日傳統帝國的陰影——這個意義上的“文明”其實就是戰爭的幽靈。

　　乞靈于以舊日文明的世界版圖取代戰后雅爾塔體系，結果就是制造出第三次世界大戰陰影。對雅爾塔體系的動搖和否定，正是冷戰最大的勝利成果，而俄烏沖突正是它的后果。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懷舊的烏托邦”而崛起的“新歐亞體系”回歸東正教的帝國文明懷抱的過程，必然是血腥的。這正是為什么亨廷頓的文明分割線與新歐亞主義相互重合，文明的沖突與民族主義成為后冷戰時代之闡述戰爭的兩種主導敘述，其背后是文明、“圣戰”與所謂“民主”的共同推進。

　　當美國的自由主義學者對施密特主義進行譴責的時候，他們不能解釋的正是右翼保守主義為什么同樣在歐洲和美國復活？需要追問的正是造成這種局面的歷史條件，這才是值得重視的意味深長的思想譜系，只有把右翼保守主義的全球思想譜系聯系在一起，才能夠洞穿其背后的歷史奧秘：那是蘇東劇變造成的歷史黑洞的旋渦效應。

　　三、“去共產化”、均衡論與一場事先張揚的戰爭

　　1945年4月12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去世，5月9日斯大林發表《告人民書》，宣布德國法西斯無條件投降，這時他依然在籌劃與羅斯福達成世界和平的協議與愿景，“各國人民的自由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和平的偉大旗幟，將飄揚在歐洲上空”。但僅三個月后，美國就在日本廣島投下人類第一顆原子彈——冷戰其實就已拉開序幕，目的是阻遏蘇聯染指日本，因為日本戰敗已是定局，并不需要原子彈的“加持”。

　　1946年3月5日，丘吉爾赴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富爾頓鐵幕演講，不過是對這一西方主導行動的公開追認。這一演講被冠以極具諷刺的“和平砥柱”的題目。演講中，他把英語世界的聯盟視為戰后“和平砥柱”：“我們絕不能放棄以大無畏的聲調宣揚自由的偉大原則和基本人權。這些英語世界的共同遺產，繼大憲章、人權法案、人身保護法、陪審團審訊制以及英國習慣法之后，它們又在美國獨立宣言中得到舉世聞名的表現。沒有我所稱之為各英語民族同胞手足一樣的聯合，有效地防止戰爭和繼續發展世界組織都是辦不到的。這種聯合就是以英聯邦與帝國為一方和以美利堅合眾國為另一方建立特殊的關系。”按照“英語”把世界劃分為鐵幕兩端，以自由民主自居的“去共產化”的西方帝國主義文明種族論由此開啟——由冷戰開啟。

　　1946年3月13日，斯大林通過答《真理報》記者問的方式嚴厲譴責這一演講是危險行為，是挑唆戰爭的“種族論”，是與希特勒站在一起。鑒于即便在今天的中文世界，人們更熟知的也是丘吉爾的演講，因此以下這段話更值得重溫：“丘吉爾先生現在是站在戰爭挑撥者的立場上，而且丘吉爾先生在這里并不是孤獨的，他不僅在英國有朋友，而且在美國也有朋友。應當指出，丘吉爾先生和他的朋友在這方面非常像希特勒及其同伴。希特勒干他的發動戰爭的勾當，是從散布種族論開始的，他宣布只有講德語的人才是最優秀的民族。丘吉爾先生干他的發動戰爭的勾當，也是從散布種族論開始的，他硬說只有講英語的民族才是最優秀的民族，負有決定世界命運的使命……實際上，丘吉爾先生和他在英國和美國的朋友，向不講英語的民族提出了類似最后通牒的東西：自愿承認我們的統治吧，只有這樣才能萬事大吉，否則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美國國內，主張與蘇聯而不是英國合作的民主黨副總統亨利·華萊士的路線被否決。1946年9月，由杜魯門下令、美國總統特別顧問克拉克·克利福德撰寫的美蘇關系長達50頁的報告，曾被作為絕密材料封存20年，報告宣稱“美國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強大到足以抑制蘇聯”，這一口吻很熟悉——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也是這樣的政策。

　　今天，蘇聯紅軍反法西斯勝利的“光榮”已成為過去，希特勒沒有完成的“妄想”已經被美國的遏制戰略完美實現。斯大林曾經熱切期望的“和平發展時代”并沒有發生，強加的冷戰降臨了。他的名字與其死敵希特勒一起成為“撒旦”的化身——當這一敘述在西方大眾傳媒中完成其冷戰使命的時候，歐洲主導的兩次世界大戰的反人類罪就逃脫了歷史的道義審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德國和日本在美國的庇護下搖變為民主/冷戰前沿，而蘇聯紅軍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則不斷遭到冷戰勝利者的侵蝕和否決，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遏制”的本質是摧毀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合法性，所以它必然同時是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生死之戰。蘇聯解體有諸多原因，而沒能突破美國主導的遏制政策強加的不公平戰略地位，無法走出重（軍事）工業為導向的戰時經濟模式，則是關鍵因素。

　　把20世紀的熱戰和冷戰歸結為作為惡魔的個人，沒有也不可能給這個世界帶來永久和平。希特勒死了，冷戰繼承并完成了他的“志業”。斯大林死了，蘇聯解體了，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極右翼勢力卻在今天的歐洲全方位復活，而極右翼政黨勢力在歐洲的政治版圖中不斷突圍。新的“希特勒”們正在回歸，已不是危言聳聽，種族屠殺——這正是一個世紀以來“去共產化”的結果。正因為帝國主義的核心是文明優越論的種族問題，當帝國主義戰爭以種族滅絕的方式進行，就會迫使反抗者以民族解放的方式進行反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民族民主解放浪潮之后，在“后冷戰”之后，這一邏輯依然有效。

　　1937年，愛德華·卡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危機狀態下，為他的《二十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研究導論》寫了一份序言，他告誡道：“戰爭氣焰上升的時候，將戰爭災難全然歸罪于少數人的野心和傲慢，不求進一步探查戰爭的根源，這實在是容易的事情，但卻也十分危險。即便是戰火紛飛的時候，探究戰爭的深層原因和重要緣由，而不是僅僅考量戰爭的個人原因和直接緣由，仍然是具有實際意義的。《凡爾賽和約》簽署之后僅20年又兩個月，和平即告破裂，歐洲諸國從而卷入第二次重大的戰爭。如若和平重返世界，其時，應當認真思考和平破裂的教訓。如若結束戰爭的安排摧毀的僅僅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統治者，而沒有消除滋生國家社會主義現象的條件，那么，這樣的安排必然無以持續，1919年結束戰爭安排的悲劇就會重演。”此書被認為是國際關系學中“現實主義學派”的奠基之作，但是卡爾的現實主義告誡并沒有被冷戰后的世界所記取，也沒有被今天美國著名的戰略學家約翰·米爾斯海默所謂“進攻式現實主義”所記取。2022年以來，巨大的戰神翅膀再一次掠過被布熱津斯基稱為美國“民主橋頭堡”的歐洲，歷史會重演嗎？

　　說到底，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蘇聯冷戰失敗“去共產化”的產物，因此，更具有意味的正是，“去共產化”與“西方霸權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這是需要追問的歷史。而以色列獲得今天的強勢地位也與蘇東劇變有關。俄烏沖突就處于20世紀冷戰“去共產化”的延長線上，是最新的結果。這也是為什么它會以倒退的方式顯露出新世紀的舊面目——19世紀的面目。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版“權力均衡”理論正是以美國利益為軸心對世界局勢的干涉，它體現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對蘇聯的“遏制”以及今天對中國的“遏制”。約翰·米爾斯海默評述喬治·凱南的時候，把他的“遏制理論”解釋為美國的均衡理論，而米爾斯海默則用“進攻式現實主義”否定它——美國的崛起就是打破歐洲均衡論的結果。作為美國行為的當代闡釋者，他批評“遏制理論”背后的“自由主義霸權“只是一種言辭，自由主義經常用自由主義言辭來包裝他們精明務實的行為，它們說話是自由主義的，行事則是現實主義的。如果采取與現實主義邏輯不一致的自由主義政策，它們總是會懊悔不已。在他看來，蘇東劇變后，自由主義霸權處于單極世界，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會疊加成為美國在全球進行軍事干涉的現實。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普遍主義”意識形態才能在重塑世界才會起作用，也正因此，自由主義國家會陷入無休止的戰爭：“一個國家的軍國主義行為幾乎肯定會最終威脅到自己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對外自由主義導致對內非自由主義。最后，即使自由主義國際可以實現目標——到處傳播民主、促進經濟交往和建立國際制度，它們也不會帶來和平。”因此，米爾斯海默要處理的問題正是它的實際后果：蘇東劇變后美國全球干涉主要在蘇聯地區以及蘇聯勢力范圍的中東地區——正是今日俄烏沖突和以巴戰爭爆發地，連綿不斷的低烈度代理人戰爭使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不斷破產和內爆，這就是所謂“現實主義”視角下的殘酷現實。

　　米爾斯海默重建的其實是達爾文生存競爭視角下民族國家的國際政治，“進攻現實主義”的首要課題就是戰爭。正是基于赤裸裸的美國國家利益，他反對以色列游說集團對國家的綁架，因為透支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反對俄烏沖突，因為妨礙了美國與中國的終極大戰，而竭盡全力“遏制”中國，才是美國21世紀根本利益所在，其中竭力“保衛臺灣”是美國“進攻式現實主義”的必由之路。在這個意義上，“進攻式現實主義”不過是21世紀美帝國主義遏制戰略的升級版。

　　無論新老權力均衡理論，都需要以軍備競賽乃至戰爭為遏制手段，實質是強權政治對世界不平等格局的軍事“看守”。前者體現為歐洲殖民帝國主義體系“失衡”下的兩次世界大戰；后者體現為美國新殖民主義霸權下的軍事干涉，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戰陰影下的俄烏沖突和巴以戰爭。無論是權力均衡理論還是實踐，實質上都是戰爭的策源地，因為均衡恰恰是軍事的結果，也是國家恐怖主義的來源。美國發動的冷戰、“圣戰”以及以色列制造的巴勒斯坦危機，都是“進攻式現實主義”的經典案例。這也是米爾斯海默要扯掉自由主義包裝，以“去政治化”的政治立場，堅持必須把遏制中國作為第一要義的原因。米爾斯海默2023年7月23日接受獨立新聞網站“灰色地帶”（The Grayzone）采訪時繼續堅持他的和平終結論，“從遏制危險的俄羅斯的角度來看，北約在2014年之前的擴張是不合理的。事實上，正是俄羅斯的軟弱讓西方在1999年和2004年將北約東擴的前兩個階段硬塞給莫斯科，然后讓喬治·W·布什政府在2008年認為俄羅斯可以被迫接受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加入該組織。但這一假設被證明是錯誤的，當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時，西方突然開始將俄羅斯描繪成一個危險的敵人，必須加以遏制，甚至削弱。”作為一場“反對西方輸不起的專制和侵略”的“末日之戰”，烏克蘭成為俄羅斯邊境的西方堡壘，他預測今天三方的“生存大戰”使得和平，特別是持久和平已經不再可能。

　　如果重讀一下蘇東劇變之后美國右翼戰略研究家們的著作就會發現，俄烏沖突其實是一個事先反復被預告和張揚的戰爭。顯然，今天世界政治格局的霸權勢力并不想避免它，所以一定會爆發。其動機和決策不僅在蘇聯解體時就被種下，在鐵幕降臨的時刻被斯大林所警告——這是俄烏沖突作為一場事先反復被張揚的戰爭，也是今日“新冷戰”的根源，只是需要把它打開，重見天日。

　　要理解今天“新冷戰”的世界格局，有兩個迫切需要重新闡釋的問題：

　　第一，由于西方陣營作為冷戰勝利者的單方面宣揚以及對“冷戰史”敘述的掌控，蘇聯的誕生與瓦解對于當今世界格局的影響并沒有得到真正有效評估，其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并沒有被公正對待，這也使人們對21世紀的理解依然被限制于冷戰框架，它正是以“去共產化”的世紀污名化為前提的。不消除這樣的污名，就不可能有世界和平。所謂“后冷戰”，不過是冷戰形塑下世界格局中冷戰勝利者的慶祝日，“新冷戰”正是冷戰的第三階段。反對“新冷戰”，就必須重新檢討整個冷戰的歷史進程，超越“勝利者”單向的霸權敘述，為新的歷史可能性開辟道路。

　　俄烏沖突不是對蘇聯的埋葬，而是提示我們列寧主義的“幽靈”并未遠去，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圣圍剿，新舊歐洲和新老帝國主義的一切勢力，都聯合起來了。它已經被歐洲的一切勢力公認為一種勢力，哪怕這個“勢力”已經失去了它的政治實體。蘇聯的失敗，并不證明社會主義與和平的失敗，而是相反，對社會主義的遏制與鎮壓，才是世界和平的墳墓。十月革命本身正是以“和平、土地、面包”為訴求，實質是以“革命”為工農大眾贏得和平與發展，這是俄國社會主義的起點。

　　2022年8月30日戈爾巴喬夫謝世，西方媒體感謝和緬懷他為世界帶來“不流血”的“冷戰終結”，但這一敘述忽略了蘇聯解體前后兩次中東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一直到今天的俄烏沖突——冷戰終結帶來的“流血”其實從未終止。“不流血”是基于西方立場的判斷，蘇聯的血一直在流，今天看來還沒流盡。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協約國迫使德國接受“凡爾賽合約”，其所帶來的“強制和平”的產物：短命的魏瑪共和國、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德國，淵藪究竟何在？并沒有真正被追究，以色列復國主義的興起也是這一歷史鏈條中的一環。今天，“去共產化”的冷戰結束了，但是從科索沃戰爭到俄烏沖突，后冷戰時代的戰爭從未停歇，這一長串的戰爭動力鏈條究竟是如何傳導的？從冷戰、后冷戰再到“新冷戰”，美國與蘇/俄關系中一以貫之的循環邏輯究竟何在？是時候回頭打探冷戰史的“暗面”了。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美國及其盟國正在打造的“遏制戰略”指向的不僅是后冷戰的俄羅斯，更是“共產主義”的中國。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新冷戰”依然是20世紀“古老論爭”的延續。蘇聯的解體，意味著約翰·加迪斯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長和平”的終結，也意味著美國及其西方陣營正在重啟對于中國的“新冷戰”定義，猶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杜魯門主義通過凱南的“長電報”對蘇聯啟動遏制的重新“定義”。社會主義中國能否沖出正在降臨的“新冷戰”鐵籠，并持續成為世界和平壓艙石，是21世紀世界政治格局的關鍵。

　　第二，從斯大林、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到普京，蘇聯和俄羅斯尋求和平發展的大門一再被強制關閉，這正是冷戰（后冷戰）被遮蔽的歷史，正是這一“去共產化”事態催生了今天右翼“歐亞主義”的崛起。僅批判納粹法西斯主義，而不檢討列強主導的“凡爾賽條約”的霸權，并不能阻止戰爭，這正是20世紀歐洲的教訓，也是整個人類的教訓。

　　今天“凡爾賽”陰影沒有消失，只是從熱戰的戰敗國德國轉移到冷戰的戰敗國俄羅斯。歷史正在重演：以老布什承諾北約不東擴為談判前提，從戈爾巴喬夫承諾東西德國統一、蘇聯撤出東歐開始，直到走向解體，換來的卻是顏色革命和北約一路東擴，勒索和平的方式一定是戰爭，因為它以不平等為前提。歷史進入新一輪循環，但依然是悲劇——它并沒有結束，只是加長版，冷戰的加長版。2023年9月13日，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演講《新時代美國外交的實力與目標》，宣布“后冷戰秩序”已經終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了最嚴峻的長期挑戰，因為它不僅想要重塑國際秩序，而且越來越具備達到這一目的所需要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而且北京和莫斯科正在聯手，通過他們的‘關系合作無上限’使世界上的專制政權高枕無憂。”他的演講表達了冷戰勝利者視角下的傲慢與焦慮——走向世界失序的后冷戰時代需要新的“熱戰”與“冷戰”！

　　2015年底（正是明斯克協議簽訂期間），擔任過葡萄牙歐洲事務部部長的布魯諾·瑪薩艾斯決定沿著歐亞大陸進行六個月旅行。他發現書店里充斥著關于俄羅斯的危險、中國崛起和歐盟危機的書籍，但是卻孤立地分別對待這三者。因此，他要用實地勘探的方式探索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并以這種方式寫了一本書《歐亞大陸的黎明：探尋世界新秩序》，代表了當時正在興起的對于“歐亞大陸”論述的興趣。在當時作者看來，世界政治經濟的軸心正在東移，亞洲、中東和俄羅斯事務突然開始影響每個歐洲人和美國人，“影響的深刻程度超出他們的想象”。這是全球化時代之后的第二個時代，即“歐亞時代”，其特性是“異質元素的永久不穩定組合”。它被當時《金融時報》的書評認為體現了“歐亞大陸的概念正跳離史書，重新成為當代政治關注的中心問題”的開拓之作。

　　在筆者看來，這本書其實正是2022年初震驚世界的俄烏沖突之預言。掩卷之余，久久不能忘懷的是書中講述的發生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的故事，這是作者寓所鄰居的親身講述：

　　他慢慢地回憶起在美麗但危險的山丘上進行的近距離戰斗的恐怖細節，然后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他一定認為這個故事概括了所有的恐怖。當時在山上逮捕了三名亞美尼亞士兵——一位父親和兩個兒子。指揮官說他可以對他們隨心所欲做任何事情。他主動提出可以讓其中一名士兵走，只要他們三個都同意讓那一名士兵走。兩兄弟選擇了他們的父親，但父親無法選擇任何一個兒子，更不用說拯救自己了。

　　“你覺得我做了什么？”

　　我想，魯斯塔姆是想讓我明白，即使在最糟糕的時候，人類也能生存下來，所以我回答說，他一定是決定釋放這三個人。

　　魯斯塔姆看了我一會兒，笑了。

　　“我的朋友，旅行之后你得去看醫生。亞美尼亞人殺了我的兄弟和朋友，我會讓他們離開嗎？”

　　……

　　“你釋放了兩個兒子？”

　　“不，我殺了他們三個。我給了他們一個選擇的機會，但他們沒有抓住機會。”

　　“這就是阿塞拜疆。這個地方充滿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戰爭故事，及屠殺亞美尼亞少數民族的記憶。反過來，從亞美尼亞逃亡出來的阿塞拜疆難民也講述了同胞被謀殺和強奸的悲慘故事。在阿塞拜疆，恐怖已經升華為歌曲和詩歌，被社會各階層廣泛傳唱。”

　　這個“概括了所有的恐怖”的故事令人戰栗地宣告了俄烏沖突所界定的“歐亞時代”的降臨，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到俄羅斯/烏克蘭的故事，也標志出后冷戰時代世界暴力的性質：以暴易暴的種族仇恨——作為人類生存的絕境。而它的起點正是蘇東劇變，這一被歡呼為“意識形態終結”的歷史起點，是美帝國主義收割世界的“回旋鏢”起飛的時間。從它被扔出去的那一刻，就一直沒有停止它的飛旋，不斷把世界推向戰爭的絕境，迫使這個星球上的每一個人都必須側耳聆聽它迎風呼嘯的回響——這是死神撲打羽翼的聲音，也是古老的口語傳播與社交媒體共同起舞的情感旋律：媒體暴力的來源。

　　四、重返列寧主義：民族問題與世界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列寧大量思考并在國際社會主義陣營中辯論和闡發民族問題，對社會沙文主義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予以嚴厲批判。1913年，列寧發表的《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是一份總結性文獻，強調用階級觀念批判、分析和超越民族問題，集中批評猶太民族主義“崩得”派（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論，“民族原則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因此，馬克思主義者重視這個社會，完全承認民族運動的歷史合理性。然而，不要把這種承認變成替民族主義辯護，因此應該極嚴格地僅限于承認這些運動中的進步東西，因此不能因為這種承認而讓資產階級思想模糊了無產階級意識”。

　　對于列寧來說，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為反抗帝國主義列強壓迫而進行的戰爭，作為“保衛祖國”的獨立、解放的民族戰爭，是爭取民主的戰爭，社會主義者應該支持，否則就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沙文主義者。這個意義上的國家獨立不能用“文化民族自治”來代替，民族自決必須同資本主義發展導致的帝國主義時代聯系起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運動支持把人類分成諸多小國的現象。恰好相反，社會主義運動的目標是要消滅民族隔絕狀態，促使各民族融合。被壓迫民族的社會民主黨人應當把被壓迫民族的工人與壓迫民族的工人團結一致擺到首位，民族自決的目的不是分離而是民族融合。但無產階級只有承認民族自決權，才能保證各民族的工人充分團結，才能促進各民族真正的民主接近。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整體利益高于民族自決，這是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要警惕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把民族解放的口號變成欺騙工人的手段，與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達成反動的協議。

　　俄國“七月事變”之后，被臨時政府以“德奸案”通緝的列寧在芬蘭艱苦的流亡生活中，在隨時可能被捕和犧牲的情況下，開始寫作《國家與革命》，解答革命中迫切需要面對的國家問題，并以此作為自己在不測情況下的政治遺言。在初版序言中，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戰爭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與國家的結合，社會沙文主義流派正在世界上的社會黨內取得統治地位，“社會主義領袖”不僅對于“自己”民族的資產階級利益，而且正在對“自己”國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態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國家”問題具有了政治實踐上的急迫性。因此，一方面必須在國家問題上劃清與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的界限。在列寧看來，民主共和國是資本主義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資本一旦掌握這個最好的外殼，就可以鞏固和確立自己的權力，無論人員、機構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在帝國主義階段，國家機器和官吏與軍事機構都會空前強大和擴張。另一方面，也必須與無政府主義劃清界限。社會主義民主必須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為前提，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是一種國家形式。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資產階級法權還會（特別在分配階段）不可避免存在，這是國家無法消亡的物質基礎，需要國家來保護生產資料公有制，保護勞動的平等和分配的平等。列寧論證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具有的政治性質，即保護勞動者的民主參與從形式平等到實質平等的推進過程，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區別于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意義。為保護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就必須堅持國家的政治性。

　　十月革命后，列寧的上述思考成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頒布的“和平法令”的基本內容。通過把“和平法令”作為抗擊社會沙文主義、對歐洲社會主義歷史與傳統的繼承與發展，列寧及其領導的蘇維埃在史無前例的世界大戰的廢墟上，給出了一條新的世界主義的反戰和平圖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第二國際作為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失敗的廢墟上，列寧主義誕生了！它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社會主義歷史與現狀的批判與堅守，也是對歐洲社會主義傳統的接續，更是對馬克思主義作為歐洲社會主義集大成者的繼承與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與民族主義全面結盟的時代，不僅使資本主義以國家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面目出現，而且使歐洲社會主義傳統蛻變為社會沙文主義，與帝國主義合流。舊歐洲以殖民主義為源頭的帝國主義正在喪失道義性，美國以反對殖民主義為旗幟，牟取大英帝國的全球霸權，在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新的普世價值之際，首先需要直面的正是列寧提出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挑戰。事實上，美國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關于十四條民族自決理論的出臺，主要是為了讓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得巨大利益的美國在戰后的世界霸權體系中取得政治和文化的領導權。

　　為針對蘇俄《和平法令》的世界影響，1918年1月8日，威爾遜在美國國會演講中宣布推出包含民族自決在內的“十四點和平原則”。正如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論述20世紀世界歷史轉折點時所意識到的，“盡管似乎在兩年前威爾遜總統就以西方反布爾什維克的斗士自居，但他和列寧從一開始就認識到他們正在爭取人類的投票，正是為了要阻止列寧獲得對戰后世界藍圖的壟斷，威爾遜于1918年1月提出著名的《十四點和平綱領》。法國社會主義者阿爾貝·托馬寫道：‘要么是威爾遜，要么是列寧，要么是民主制度，要么是布爾什維主義……人們必須在兩者之中作出一個選擇’。”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對世界和平主義政治方案的爭奪發生在列寧主義與威爾遜主義之間，在即將走向帝國主義的美國，與即將走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俄國之間，這是今天迫切需要重訪的大歷史，也是決定世界歷史的大分流。21世紀俄烏沖突就處于威爾遜主義和列寧主義交戰的延長線上，即兩種不同的民族自決理論之間，一是以族裔民族主義為邊界，二是以被壓迫的民族獨立、解放和融合為前提。

　　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列寧創立的第三國際領導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波瀾壯闊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最大的歷史成果，是列寧主義開拓的世界歷史走向縱深的體現，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最重要勝利，是世界社會主義的最重要勝利。在此意義上，中國基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礎上的“愛國主義”不能被等同于西方族裔“民族主義”，它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容否定，這是今天討論中國道路之文明根源的制度保證和經濟基礎。文明問題的討論需要納入世界社會主義道路之中，新中國的建立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是討論中國道路、文明根源的制度保證和經濟基礎。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文明是中西歷史交融的結果，也是當今中國與世界交流的前提，是文明互鑒的平等主體——社會主義價值觀本身正是融通古今、內外人類文明的結果。需要以此為基礎，劃清與西方文明等級論與沖突論的界限，建立全球南方反對霸權主義/新殖民主義、爭取世界和平的國際統一戰線和人民戰線，重塑從國際主義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邏輯和戰略地圖，這是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關鍵，也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必然展開的歷史圖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球發展、安全（和平）與文明三大倡議，其實（也必須）是“三位一體”。

　　只有厘清這一新的當代世界戰略圖景，才能理解（或者說打通）從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邏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它的百余年歷史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國救民，它表現為社會平等與最廣泛的人民參與政治制度的曲折鍛造過程，也是今天中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的來源。從歐洲出發的社會主義，在中國“道成肉身”，今天的中國如何立足和捍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打破冷戰/后冷戰/新冷戰的霸權邏輯，重建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如何在危機四伏的世界地緣政治沖突中成為21世紀和平與發展的壓艙石？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內涵如何為全球南方提供共建、共治、共享的發展機會和選擇，并在世界范圍內重建基于社會主義理念的學術/政治統一戰線的基礎？

　　重返列寧主義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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