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瑞仙，陜西科技大學教授。

　　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3年第10期

　　[摘　要]中國共產黨陜甘寧邊區政府團結帶領人民群眾造就了政治清明、經濟自足、社會廉潔、文化勃興的社會治理典范。在社會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人在“文化教育的荒漠”中大力推行邊區教育事業；創設“保教合一”的兒童保育模式；實行優待移民、難民、災民并鼓勵墾荒的社會救濟；創設“擁軍優屬擁政愛民”活動，加強軍民團結；鼓勵婦女接受教育、參與勞動以促進婦女解放；力行勤儉節約和躬行示范官民平等，形成“只見公仆不見官”的嶄新氣象與工作作風；等等。由此，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上初步解答了社會主義由誰來領導、怎樣領導、為誰服務等基本問題，形成了社會主義實踐的寶貴經驗。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社會建設；陜甘寧邊區；社會主義經驗

　　習近平指出：“在延安時期形成和發揚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培育形成的以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為主要內容的延安精神，是黨的寶貴精神財富，要代代傳承下去。”當前，對陜甘寧邊區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及文化建設的成就，學界關注較多，而社會建設，尤其是社會建設蘊含的從無到有、極具創新意識的基本經驗，相關研究還有提升空間。在物質匱乏、烽火狼煙的時期，陜甘寧邊區政府為何能夠造就精神豐沛、昂揚向上的“延安時期”，就需要深入探究，從歷史中汲取經驗并鏡鑒傳承。

　　抗戰爆發后，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與國共合作，在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基礎上，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改組為陜甘寧邊區政府，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中唯一被國民黨政府承認的根據地，首府在延安市。1937年9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在經歷13個年頭之后到1950年1月履職終止。十多年來，在土地貧瘠、環境閉塞的延安，面對內有國民黨經濟封鎖、軍事圍剿，外有日寇武裝進攻的境況，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廣大人民造就了政治清明、經濟自足、社會廉潔、文化勃興的社會治理典范。延安成為當時中國的革命“熔爐”和精神“圣地”，形成了政通人和、昂揚向上的景象，書寫了中國革命史上光照千秋、輝煌燦爛的歷史篇章。筆者試圖通過對陜甘寧邊區早期社會建設實踐的研究，提煉其中蘊含的經驗和精神，彰顯其社會主義本質內涵，以啟迪新時代。

　　一、陜甘寧邊區社會建設的艱難起步

　　在全民族抗戰時期，相對而言延安是沒有戰亂、比較封閉和經濟落后的地區，但陜甘寧邊區緊鄰淪陷區和作戰區，逃難者絡繹不絕涌入邊區。全民族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陜甘寧邊區人口壓力加大、社會建設任務繁重，尤其體現于以下四方面。

　　第一，鄰省逃難者及抗戰家屬涌入邊區，急待賑濟，加劇了社會救濟與社會安置的任務。抗日戰爭爆發后，逃難者人數增加。“邊區地瘠民貧，連年歉收，災黎急待賑濟。”在其他省份得不到救助進而涌入邊區的人也為數不少。1942年，由河南流入延安的難民，“一群一群穿著破棉衣，戴著爛氈帽……每個人都有一副愁苦的面容，每個人都有說不盡的辛酸，他們挨門討飯，發出凄哀的告憐聲。”移民、難民、災民、貧民的安置與救濟迫在眉睫。

　　第二，國民黨對邊區實行嚴苛經濟封鎖，給邊區造成極大經濟困難。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邊區一直面臨日寇的武裝進攻壓力，但國民黨不僅停發抗日經費，而且不斷制造摩擦，在對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的同時公開叫囂“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準進入邊區”。1940年到1941年，國民黨接連制造摩擦。毛澤東深有感觸地說道：“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越來越大的生存壓力嚴峻考驗著邊區政府。

　　第三，延安吸引了全國許多愛國志士和革命青年，人口激增使社會建設形勢驟然嚴峻。作為革命“圣地”，延安地區吸引了大量軍事人員、革命青年、有志之士、知識分子，導致一個小小的縣城外來人口激增。對此，詩人柯仲平寫道：“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戰，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經典，不能變成最革命的青年”“1937年，‘七七’事變前后，邊區脫離生產的黨政軍人員最多不超過3萬人。1938年后，大批愛國青年奔赴延安，到1939年時邊區的非生產人員增加到4萬人。1940年到1941年，邊區局勢吃緊時，從前線調回部隊保衛邊區，使非生產人員增加到7.2萬人。”有些人甚至攜家帶口奔赴延安，如參加過辛亥革命的汪雨相夫婦全家28口人于1937年投奔延安。“從1937年到1940年大約有40000知識青年來到延安。”“去延安！”成為當時一道奇異的“政治景觀”。

　　第四，從延安地區自身狀況看，貧困幾乎是所有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偏遠閉塞的延安地區本就土地貧瘠、經濟落后，加上連續三年遭受自然災害，經濟狀況更加糟糕。“從1939年到1941年，陜甘寧邊區遭受了旱、病、水、雹、風五大災害的輪番侵襲，農業生產連年歉收，致使邊區的物資供應嚴重匱乏。”連年自然災荒導致延安地區的社會建設形勢變得異常嚴峻。1941年，“神府、三邊災荒嚴重，災民餓殍載道，情殊可憐，極待賑濟”。連續干旱無雨，導致無法下種甚至莊稼被旱死。1941年，在某些縣的個別鄉甚至發生了搶劫公糧的案件。1945年，“自九月十七日一周內，此間氣候驟熱驟冷。據各縣報告稱：綏德、米脂、子洲、清澗不少地區降落冰雹，釀成災害”。

　　抗日戰爭時期，邊區政府推陳出新、革故鼎新，出臺許多卓有成效的社會建設舉措，極大緩解了天災人禍帶來的社會痛楚，使人們對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政權充滿希望。面對陜甘寧邊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和民生難題，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社會建設。

　　二、陜甘寧邊區早期社會建設實踐

　　一般而言，社會建設的具體政策目標涉及六大領域：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社會管理。陜甘寧邊區的社會建設有兩個特殊性：第一，發生于兵連禍結的戰爭年代，因此不可能面面俱到；第二，屬于共產黨局部執政時期，在內容上包含與大生產運動、開荒屯田、精兵簡政等相關的農業生產建設和改造煙民、“二流子”等社會管理建設。在這里，筆者主要論述當時卓有成效的教育、安置救濟、婦女工作、兒童保教、擁軍優屬等開創性建設事業是如何使延安成為一個蒸蒸日上、欣欣向榮的“革命圣地”的。

　　（一）在“文化教育的荒漠”中艱難起步的邊區教育事業

　　教育落后、文盲率高是邊區鄉村面臨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延安地區的全部農村只有7所小學和70余名學生；許多縣連小學都沒有，例如華池縣。小學尚且如此，高等教育資源和社會教育資源就更加稀缺了。“這兒簡直可（以）說就是一塊文化教育的荒漠。”邊區政府貫徹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在戰火中推進小學教育和高等教育建設；興辦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教育，如階級教育、政治教育、在職干部教育、群眾教育等。

　　第一，創辦小學、改造小學教育。1937年至1941年，由于開展免費教育等扶持籌建措施，邊區學校數量及在校學生人數大幅增加：1937年，邊區小學320所，在校學生2000人；1938年，小學773所，在校學生16725人；1939年，小學882所，在校學生22516人；1940年，小學1342所,在校學生41230人。1941年，邊區小學教育進入改造提升階段，不再單純擴大數量。“從1941年到1944年邊區召開文教大會，針對第一階段小學教育中盲目追求數量發展和教育中某些脫離邊區實際的傾向，邊區教育廳1941年提出整頓小學，提高小學質量。”

　　第二，創辦大專院校。到達陜北后，黨中央先后在陜甘寧邊區創辦了中央黨校、西北黨校、澤東青年干部學校、馬列學院、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中國女子大學（簡稱女大）、延安民族學院、延安工人學校等大專院校。這些學校提高了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僅成為我們黨培養領導干部和業務骨干的“紅色搖籃”“革命熔爐”，而且提高了邊區人民的整體文化水平，吸引了國統區的愛國青年。

　　第三，有針對性地開展各種形式的社會教育。群眾教育、在職干部教育、政治教育和階級教育等，是邊區政府極具社會主義特色的教育實踐。有組織地對人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使黨在邊區頒布的政策深得人心。

　　（二）以兒童保育及救濟優撫安置為主的社會保障

　　第一，創設“保教合一”的兒童保育模式。面對需要養育的落難兒童，邊區政府建立了陜甘寧邊區第一保育院、第二保育院、中央托兒所等兒童保育機構。毛澤東囑托：“兒童們起來，學習做一個自由解放的中國國民，學習從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爭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變成新時代的主人翁。”延安保育院成立時，毛澤東寫下了“好生保育兒童”的題詞。周恩來也題詞“革命娃娃萬歲！”1940年，朱德寫下了“耐心地撫養小孩子”的題詞。邊區政府高度重視和大力扶持兒童事業，逐漸探索出“保教合一”的兒童培育模式。保育院也鼓勵兒童從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好兒童，努力拾糞，每個兒童拾糞五十斤。”保育員給予兒童慈母般的關愛：“時代給予孩子們的是苦難，而保育者，會在苦難中忍受著無數的困難，而寄予孩子們以幸福。”

　　第二，實行優待移民、難民、災民并鼓勵墾荒的社會救濟政策。1940年3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優待外來難民和貧民之決定》明確規定：“移入邊區之難民或貧民，得享受下列各項之優待：得請求政府分配土地及房屋；得請求政府協助解決生產工具；得免納2—5年之土地稅；得著量減少或免除義務勞動負擔等。”同時，我們黨還通過動員群眾、發動群眾，積極開展救援災民難民活動：一是發動當地群眾捐糧、借糧，解決難民吃飯問題；二是發動群眾讓出窯洞、住房，解決難民的住宿問題；三是實行優惠政策，鼓勵難民開墾荒地就地生產，解決其生活問題。1943年3月，《陜甘寧邊區優待移難民墾荒條例》規定：“經移民難民自力開墾或雇人開墾之公荒，其土地所有權概歸移民或難民，并由縣政府發給登記證，此項開墾之公荒三年免收公糧；經開墾之私荒，依照地權條例，三年免納地租，三年后依照租佃條例辦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

　　對于移民難民的住宿問題，《陜甘寧邊區優待移難民墾荒條例》規定：“移難民無力自行打窯洞，或在未打好窯洞之前，得由縣政府就當地公私窯洞或房屋予以調劑暫住，待該移難民自行建有窯洞或房屋后歸還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實行互助互濟，始終是邊區政府采取的策略方針。“正是通過發動群眾互助互濟和政府救濟，1937—1945年，邊區共安置了移難民63850戶、266619人，他們大部分參加了農業生產，還有部分移難民通過做手工業和商業得到妥善安置。”在社會救濟、社會安置等巨大民生需求面前，我們黨依靠群眾的力量安置群眾，解決群眾的生活急需，使陜甘寧邊區未出現任何暴動和騷亂，創造了社會建設史上的奇跡。

　　第三，創設“擁軍優屬擁政愛民”活動，加強軍民團結。優待軍人及軍屬是當時一項極為重要的政策。1937年底，邊區政府頒布《陜甘寧邊區抗日軍人優待條例》。1942年，邊區政府又發布了修訂后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要》，明確關于“擁軍優屬”的條款——“擁軍優屬”屬于“雙擁”工作，即“地方擁軍優屬，軍隊擁政愛民”。1943年春節期間，邊區政府開展“擁軍運動月”活動，八路軍留守兵團做出相應決定，開展“擁護政府、愛護人民”活動。于是，在邊區黨政機關和廣大軍民中就掀起了“雙擁”活動的高潮。作為黨在延安時期的一項創造性活動，“雙擁”延續至今，體現的是黨政軍民間的魚水情深，體現的是永不過時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黨與人民聯系的紐帶，高揚著黨群的魚水關系，起著黨的領導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認同的功能。”

　　（三）鼓勵婦女參與勞動以促進婦女解放

　　在經濟發展落后、教育機構缺失、重男輕女幾成普遍社會現象的陜甘寧地區，“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知識分子缺乏,文盲達99％學校教育除城鎮外,在分散的農村方圓幾十里找不到一所學校,窮人子弟入學無門”。連男子接受教育都是一種奢侈，更何況婦女。于是，在戰亂頻仍的年代被稱為“文化教育荒漠”的延安，邊區政府通過禁止婦女纏足、創辦中國女子大學（以下簡稱“女大”）、鼓勵婦女參加勞動和參政等舉措不斷促進婦女解放。

　　第一，創辦中國女子大學（以下簡稱“女大”）。1939年7月，在毛澤東的倡議下，根據《中共中央關于開展和加強婦女工作的決定》，邊區政府創立了中國女子大學，并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開學典禮。“女大”是邊區專門培養婦女干部的最高學府。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后，國民黨對邊區“斷供”并實行經濟封鎖，致使邊區財政拮據、經費更加緊張。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精簡機構、合并院校，“女大”由此與陜北公學等學校合并，組成延安大學。在短短的兩年多辦學時間里，“女大”為黨培育了2000多名優秀婦女干部。因此，創辦“女大”堪稱提高婦女地位、改善婦女生存狀況的創舉。

　　第二，禁止婦女纏足。1939年8月頒布的《陜甘寧邊區禁止婦女纏足條例》明確規定：凡邊區婦女年在十八歲以下者，自本條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纏足；凡邊區婦女已纏足者，自本條例公布之日起，須一律解放；凡違反本條例第三條者，一經查出，即科處其父母或其家長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第三，鼓勵婦女參政。1939年，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通過的《提高婦女政治、經濟、文化地位案》規定：“鼓勵婦女參政，各級參議會應有25%的女參議員，各機關應大量吸收婦女群體工作。”增加婦女選舉名額，提高婦女政治地位。1941年，《陜甘寧邊區施政綱要》指出：“依據男女平等原則，從政治經濟文化上提高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發揮婦女在經濟上的積極性。”1941年中共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努力吸收優秀的女工，農婦及知識婦女入黨；在各抗日根據地內開辦各種專門培養婦女工作的訓練班和學校”。

　　第四，鼓勵婦女參加生產勞動。“好婆姨，努力參加生產”，這是一條1942年頒布的《陜甘寧邊區政府命令》中關于春耕運動的宣傳標語。1943年，《關于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提出了動員婦女參加生產等工作的任務方針、方法。此后，陜甘寧邊區涌現出了婦女勞模李鳳蓮、馬杏兒、劉金英等人。勞模評選改變了邊區群眾的勞動觀念，提高了勞動者的地位。評選表彰婦女勞模，對于提高婦女地位，促進婦女解放意義非凡。

　　（四）力行勤儉節約和躬行示范官民平等

　　第一，形成勤儉節約和大公無私的領導集體。共產黨干部帶來一股清流，因勤儉節約、大公無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而成為佳話的比比皆是：毛澤東穿著“補丁疊補丁”的舊衣服開會作報告；周恩來在中央直屬機關200多人參加的紡線比賽中被評為“紡線能手”；朱德親自種植大南瓜，受評“金鋼百煉一英雄，樸素渾如田舍翁”；愛國華僑陳嘉庚贈送延安兩輛小轎車，大家一致認為應該給毛澤東配一輛，而毛澤東卻提出將一輛分配給主管軍事工作的朱德，而另外一輛分配給延安“五老”；毛澤東本人“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地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制服”。

　　第二，形成沒有森嚴等級、階級差別、奢靡之風的新風尚。陳嘉庚先去重慶進行考察，蔣介石特批專款超高規格接待。但是，陳嘉庚覺得國難當頭，國民黨在陪都竟如此奢靡浪費，因而心情沉重。后來，他又發現國民黨高官們營私舞弊、貪污腐敗，對國民黨極為失望。他不顧蔣介石反對，又去延安訪問考察。考察期間，毛澤東只用簡單粗陋的飯菜招待他，并指著飯菜笑言：“這幾個菜都是我親手種下的，雞不是我備下的，我可沒錢買雞，這是鄰居大娘聽說來了你這個貴客，特意把她養的老母雞殺了送來，今天，我可是沾你的光了。”這令陳嘉庚感慨不已。“陳嘉庚領略了毛澤東艱苦樸素的作風，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得出了‘得天下者，共產黨也！’的結論。由此，蔣介石特批巨款招待卻抵不上毛澤東的兩菜一湯一事被傳為佳話。“重慶作風”和“延安作風”形成鮮明對比，此即一例。從中可見陜甘寧邊區共產黨干部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勤儉節約、官民平等的工作生活作風，形成“只見公仆不見官”的嶄新氣象。

　　（五）提出“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以嚴懲貪腐并正風肅紀

　　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嚴懲貪腐。肖玉璧，清澗縣馬家村人，1933年加入紅軍，作戰勇敢且戰功累累，后擔任清澗縣張家畔稅務分局長，在任期間肖貪污公款3000多塊大洋，并將邊區稀缺物資賣給國民黨獲利。當貪腐之事被發現、即將被處置時，肖玉璧自恃戰功顯赫，寫信向毛澤東求情。為嚴懲并杜絕貪腐現象，邊區政府根據《陜甘寧邊區政府懲治貪污條例》判處肖玉璧死刑。這種嚴懲貪腐的事件在邊區絕非孤例。1939年，貫徹執行《陜甘寧邊區政府懲治貪污條例》后，“陜甘寧邊區查處貪污案1939年360件，1940年644件，1941年上半年即下降為153件”，極大整肅了黨政機關初露端倪的貪腐現象。

　　對此，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感慨地寫道：“事實上，我一進入蘇區以后就沒有看到過什么罌粟的影子。貪官污吏幾乎是從來沒有聽到過。乞丐和失業的確像共產黨所說的那樣被‘消滅’了。我在紅區旅行期間沒有看到過一個乞丐。纏足和溺嬰是違法的，奴婢和賣淫已經絕跡，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六）“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

　　為解決邊區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粉碎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邊區政府在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軍墾屯田，開荒種地。“南泥灣呀爛泥灣，荒山臭水黑泥灘。方圓百里山連山，只見梢林不見天。狼豹黃羊滿山竄，一片荒涼少人煙”，這段歌謠就是當時南泥灣偏遠荒涼的真實寫照。在黨的領導下，邊區政府把“爛泥灣”改造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鴨遍池塘。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陜北好江南”。

　　從1942年8月到1943年8月，根據民主人士李鼎銘關于“精兵簡政”的提議，毛澤東就“精兵簡政”問題發出一組函電：“下絕大決心實行徹底的精兵簡政”“精兵簡政要來一個大舉方能切實有效”“對精兵簡政遲疑不決就將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對邊區的精兵簡政工作，毛澤東給予了非同尋常的重視。這就使邊區政府發展了生產，節約了民力，度過了困難時期，也即“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

　　三、陜甘寧邊區社會建設的成效及經驗

　　“判定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進行的卓有成效的社會建設，是在中國大地上探索實踐社會主義，取得偉大成就，為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這些功績主要有：推進小學教育和高等教育建設；興辦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教育；創設“保教合一”的兒童保育模式；實行優待移民、難民、災民并鼓勵其墾荒的社會救濟政策；創設“擁軍優屬擁政愛民”活動；通過禁止婦女纏足、創辦中國女子大學（以下簡稱“女大”）、鼓勵婦女參加勞動和參政等舉措不斷促進婦女解放；形成勤儉節約和大公無私的領導集體；形成沒有森嚴等級、階級差別、奢靡之風的新風尚；嚴懲貪腐；軍墾屯田，開荒種地；等等。總之，在偏僻荒涼的小山溝里和一貧如洗的土窯洞中，生發出了紅色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其寶貴經驗值得我們繼承發揚。

　　1944年6月，中外記者們在陜北參訪洛杉磯托兒所時，一位記者在報道中寫道：“這里是一塊神奇的土地，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偉大的人，他們又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出一代新人。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這種“不能被征服的”或不可被戰勝的力量，體現的就是以不同形態呈現的延安精神，且歸根結底體現的就是共產主義精神。

　　陜甘寧邊區社會建設的“顯性成就”是使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度過了一段最艱難困苦的歷史時期，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陜甘寧邊區社會建設的“無形成果”則是創造了彪炳史冊的延安精神和人人平等而無階級鴻溝的社會主義經驗。中國共產黨早期社會建設實踐蘊含中國大地上前所未有的成功經驗，涉及以下六方面。

　　第一，在社會建設等各項事業中堅持黨的領導，回答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由“誰來領導”的問題。“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政黨。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既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也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正所謂“滄海橫流顯砥柱，萬山磅礴看主峰”，歷史一再表明，“必須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事實，是真理”。

　　第二，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解決了社會建設“為誰服務”的問題。1942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為什么人，反映的是一個政黨的根本屬性，體現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民主體性原理。是統治階級為人民群眾服務，還是人民群眾為統治階級服務？究竟誰才是實踐的主體和歷史的創造者？“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就是要將這個顛倒了的主仆關系和權力結構糾正回來，實現公共權力自身的回歸。”人民群眾是社會實踐的主體和歷史的創造者，是一切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中國共產黨始終緊緊依靠群眾、深入群眾工作，關心群眾的生老病死和衣食住行。依靠群眾、深入群眾的理念和思路貫穿陜甘寧邊區社會建設的始終。在抗日戰爭異常艱難的背景下，毛澤東將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凝練為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中國氣派的話語“為人民服務”，并將這五個金燦燦的大字鐫刻于棗園后溝、履行于延安邊區，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恪守的基本工作原則。

　　第三，堅持群眾路線并發揮群眾智慧與首創精神，解決了社會主義“依靠誰”和“用什么樣的領導方法”的問題。“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這說明了人民民主專政下，人民群眾是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無論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還是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黨員干部都要與群眾打成一片。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深入群眾、關心群眾，這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的，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個政黨的重要方法和根本策略。延安時期，黨員干部不把自己當作高高在上、大權在握的“官老爺”，而是當做責任在肩、一心為老百姓服務的公仆。這正如1944年習仲勛所說，“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二、不當“官”和“老爺”。三、走出“衙門”，深入鄉村”。

　　第四，堅持“擁軍優屬，擁政愛民”的優良作風，解決了“堅持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方法論問題。在抗日戰爭時期，軍民關系是需要處理好的最重要的關系，能否處理好軍民關系直接關系到抗日戰爭能否勝利。1943年10月，毛澤東發出號召：“為了使黨政軍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開展明年的對敵斗爭和生產運動，各根據地黨委和軍政領導機關，應準備于明年陰歷正月普遍地、無例外地舉行一次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的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擁軍優屬，擁政愛民”的“雙擁”工作由此發端。這是陜甘寧邊區一個具有鮮明儀式感的歷史創造。通過“雙擁”活動，邊區軍民團結得到加強和鞏固，“魚水情深”成為延安時期軍民空前團結的真實寫照。由此，在邊區甚至出現了廣大農民踴躍參軍參戰的感人場面。軍民團結為人民軍隊獲得源源不斷的人員物資補給從而為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五，堅持“提高婦女素質”“好生保育兒童”。善待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是邊區始終貫徹執行的基本政策。在邊區，政府關注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通過解放和教育對其“增能”“賦能”，促進男女平等和兒童成長。婦女和兒童是社會弱勢群體，其弱勢地位在戰火頻仍、生存至上的戰爭年代更加凸顯。對于這兩個群體的關心和關注，反映出一個社會的優良道德水準，更反映出一個政黨的執政理念。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采取實際措施提高婦女地位，并在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全面促進婦女解放；采取保教合一的教育模式對兒童實行教育，反映出關愛兒童的執政情懷。

　　第六，堅持“只見公仆不見官”的清正廉潔的工作作風。這是具有消滅階級差別和等級鴻溝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嶄新風尚，擺正了無產階級政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實現了黨與人民群眾的同甘共苦和患難與共。“只有清醒知道‘我是誰’，才會把群眾當主人，擺正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知道‘我是誰’是搞清‘為了誰’‘依靠誰’的邏輯前提。”延安時期，我們黨之所以能在內有國民黨“圍剿”、外有日寇進攻的雙重壓力下贏得老百姓的衷心擁護而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就是因為正確處理了同人民群眾的關系。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建設和改革歷程中，創造了以儉克腐的歷史經驗，發揚了克勤克儉、艱苦樸素的精神，激發出黨員干部的昂揚斗志，達到克服黨內腐敗現象的目的，使黨的事業興旺發達，不斷走向輝煌。在陜甘寧邊區，黨的領導干部清正廉潔，在群眾中以身作則。“只見公仆不見官”，正是這一時期黨的領導干部的真實寫照。

　　陜甘寧邊區這片紅色熱土所創造的社會建設奇跡，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給予邊區人民及全國人民以當家作主的美好期許。如今，這段歷史已成為新時代中國人民的精神力量源泉。陜甘寧邊區社會建設的理念創新和實踐做法，尤其是極端艱苦環境下產生的延安精神和經驗，成為任何社會組織及個人邁向未來的通鑒。進入新時代，重溫這段歷史，對于繼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將極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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