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讀書，有詳有略，有經有權。在他讀過的書中，有的作了大量批注并推薦給別人閱讀，有的在他的著述和談話中時常引用和發揮；有的是在某個時期集中閱讀，有的是從青年時代到遲暮之年多次閱讀；有的對他思考和解決當時面臨的一些問題有明顯影響，有的則需要放到他一生的經歷中來品味，才能看出潛在的淵源關聯。總起來說，這些大體屬于他喜歡的書籍。

　　下面選列毛澤東早年喜歡的四本書，具體看看他在早年是怎樣閱讀的，著重體會他的學用之道。

　　一、《倫理學原理》——探索理想人格的早期軌跡

　　1950年9月下旬，周世釗應毛澤東之邀來北京參加國慶典禮，湖南第一師范老同學楊韶華托他將早年借閱的一本《倫理學原理》歸還毛澤東。楊還在該書扉頁上寫道：“此書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潤之兄在小吳門外清水塘住所借閱者，嗣后各自東西，不復謀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茲趁周敦元學兄北上之便，托其奉還故主，借鏡當時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此書之“趣”還在于，毛澤東曾將他在長沙求學期間讀過的一些書籍和筆記、日記，送回韶山老屋放置。土地革命時期，鄉親們擔心它們落入敵手，均燒毀了。這本寫滿毛澤東批語的《倫理學原理》，卻因被楊韶華借去而得以幸免，成為見證毛澤東早年思想探索軌跡的珍貴讀物。

　　《倫理學原理》，是德國泡爾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倫理學體系》的一部分。泡爾生是柏林大學教授，康德派哲學家。其哲學觀點是二元論，倫理思想的特點是調和直覺與經驗、動機與效果、義務與欲望。中文本《倫理學原理》是蔡元培從日文轉譯，1909年10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蔡譯《倫理學原理》，除序論和導言外，共九章。

　　◆商務印書館出版、蔡元培翻譯的《倫理學原理》，原著泡爾生。圖為毛澤東寫在課本《倫理學原理》上的批注。

　　楊昌濟在湖南第一師范教倫理學，以這本《倫理學原理》為教材。多數同學對于哲學不感興趣，聽課不甚專注，唯有毛澤東等少數人，用心聽講，勤作筆記。毛澤東還根據書中的一些觀點，寫了篇《心之力》的文章，楊先生給打了100分。在楊韶華歸還的這本《倫理學原理》上，毛澤東逐句圈點，畫了許多單杠、雙杠、三角、叉等符號。全書共約10萬字，毛澤東寫有12100余字的批語，批注時間是1917年下半年。毛澤東的批語及原文，已經收入中央文獻研究室和湖南省委編輯出版的《毛澤東早期文稿》。

　　毛澤東讀《倫理學原理》的批語，絕大部分是表達他的倫理觀、人生觀、歷史觀和宇宙觀，以及對原著一些觀點的引申和分析；小部分是對原著論述的贊同語和一些章節段落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觀點的地方，毛澤東必濃圈密點，眉批則往往有“切論”、“此語甚精”、“此語甚切”、“此說與吾大合”等語。對原著的否定與懷疑之處也很多，常見的批語是“誠不然”，“此不然”，“此節不甚當”，“此處又使余懷疑”，“吾意不應以此立說”，“此說終覺不完滿”，等等。批語中還有不少是結合墨子、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王夫之、顏元、譚嗣同、梁啟超等人的思想，聯系五四運動前夕的政治國事和文化思潮，對原著觀點進行發揮，飽含探索真理真知、塑造人心道德、改革國家社會的熱情和沉思。

　　據周世釗（即周敦元）記述，當他將此書交給毛澤東時，毛澤東對他說：“這本書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確，它不是純粹的唯物論，而是心物二元論。只因那時我們學的都是唯心論一派的學說，一旦接觸一點唯物論的東西，就覺得很新穎，很有道理，越讀越覺得有趣味。它使我對于批判讀過的書，分析所接觸的問題，得到了啟發和幫助。”

　　青年毛澤東一直主張，要拯救多災多難的國家，就必須改變人的精神和身體，塑造新的國民。通俗地說，就是要先改造人們的主觀世界，才能更好地去改造客觀世界。這種認識，從思想傳統看，源于湘學士風的影響，如曾國藩、譚嗣同、楊昌濟，都持這樣的主張。事實上，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知識界的思想傾向，也大體如此，梁啟超倡導塑造新民，魯迅提出改造國民性，代表了當時比較普遍的看法。毛澤東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的批語，既反映了這股思潮，又有充滿個性的認識和發揮。

　　《倫理學原理》典型體現了康德學派“二元論”道德觀。讀此書，還使毛澤東樹立了這樣一個認識：從唯心論到唯物論的轉變，常常要經過“二元論”的階段，要真正懂得辯證唯物主義，必須要讀其對立面的書籍。1965年8月5日同外賓的談話中，毛澤東說，“應該讀唯心主義的書。我是相信過康德的……不讀唯心主義的書、形而上學的書，就不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這是我的經驗。”

　　二、《物種起源》和《天演論》——人類社會演進規律的“自然科學依據”

　　達爾文《物種起源》中文全譯本，由馬君武于1919年譯出，當年和次年，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分別以《物種原始》、《達爾文物種原始》為書名出版。1920年夏天，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以特別交涉員的身份，負責選進圖書，《達爾文物種原始》即是其中一種。這年10月，他向股東們提交的營業報告里說該書已銷售10本。11月，他又在報上刊登售書廣告，把《達爾文物種原始》列為“書之重要者”。

　　達爾文《物種起源》提出的進化論學說，基本觀點是：棲居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從一個或少數幾個原始類型進化而來，在生存斗爭中不具備有利變異的個體趨于滅絕，而具備有利變異的個體則被選擇保存下來，通過一代代自然條件的選擇，變異逐漸積累，形成新的物種。進化論剛剛創立的時候，受到主流學術界懷疑，被譏諷嘲笑。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為達爾文進化論辯護并有所發揮。

　　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由嚴復譯為《天演論》，于1898年出版。全書糅合了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三人的理論，對原著作取舍增刪和重新排列組合，近6萬字，嚴復寫的“案語”就有17000字。《天演論》事實上是嚴復力圖運用進化論學說，來解決中國近代社會實際問題的再創作。他在書中表達的主要觀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自然和人類社會共同的規律，“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是違背進化規律的；優勝劣敗、弱肉強食是進化的必然結果，中國人若以千年文明古國自詡，不改弦更張，奮發圖強，難逃悲劇結局；“以人持天，與天爭勝”，人類與動物的區別在于可以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

　　◆《物種起源》，馬君武于1919年譯出，1920年中華書局以《達爾文物種原始》為書名出版。

　　恩格斯把進化論、細胞學說和能量守恒定律，并稱為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三大發現。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辯證法和唯物史觀，在相當程度上受到進化論學說的啟發。中國20世紀初為救亡圖存的先進分子，大多把進化論作為最深刻、最有力的理論根據。嚴復譯述《天演論》，把進化論概括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目的是警醒國人在競爭中求生存，自立、自強、自主。這本書問世后的短短10多年中，就發行過30多種不同的版本，這是當時任何其它西學書籍都不可比擬的。這本書對中國知識界的思想啟蒙作用，對塑造當時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實乃功莫大焉。

　　毛澤東1912秋冬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期間，第一次讀到《天演論》。顯然，他對達爾文進化論的了解，是讀《天演論》在先，讀《物種起源》在后。事實上，《物種起源》是比較忠實地翻譯過來的生物學著述，在非專業讀者中，影響遠不如《天演論》。1941年12月，毛澤東把自己保存的一批圖書捐贈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圖書室，這批圖書后來帶到北京，入中宣部圖書館保存，該館目前蓋有毛澤東藏書章的還有近三百冊，其中就有嚴復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由此推斷，毛澤東自1912年讀到《天演論》后，在延安時曾保存此書，或繼續讀過。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常常提及《天演論》和《物種起源》及達爾文進化論。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講話中，他列舉古今中外青年創造發明的事跡，便談到達爾文，說他是“大發明家，青年時開始信宗教，也被人輕視。他于是研究生物學，到處跑，南北美洲、亞洲都跑到了，只是沒有到過上海，創造進化論時也是個年輕人”。1961年，毛澤東讓身邊工作人員讀《社會進化簡史》、《物種起源》，并拿著一本《物種起源》對當時在中辦機要室工作的一位年輕人說：“這本書，值得一讀，可以了解社會發展史。”1969年8月初，毛澤東同李德生談話時，要他多讀《天演論》。1970年12月29日，姚文元給毛澤東寫信，報告讀赫胥黎《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后的體會，毛澤東遂讓姚文元找一本《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給他。赫胥黎在這本書中利用當時解剖學、胚胎學新成果，以進化論的觀點論述了人猿之間的親緣關系，首次明確提出“人猿同祖”論。毛澤東由這本《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再次談到《天演論》，在姚文元報告上批示：《天演論》“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希思送給他一張有達爾文簽名的照片，還有達爾文《人類原始及類擇》的第一版。交談中，毛澤東說：“達爾文，世界上很多人罵他。”希思說：“但我聽說，主席很欽佩達爾文的著作。”毛澤東點頭說：“嗯！我讀過他的書。幫他辯護的，叫Huxley（赫胥黎）。”希思說：“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學家。”毛澤東說：“他自稱是達爾文的咬狗。”所謂“咬狗”，是指赫胥黎為捍衛達爾文學說與人激烈辯論的事情。

　　1975年6月21日，毛澤東會見柬埔寨外賓，對方談到要研究和學習中國的經驗，毛澤東說：“不要完全照抄中國。鳩摩羅什法師云：‘學我者病’。要自己想一想。中國有個學者叫嚴復，他翻譯的《天演論》上面引了什法師的話。”這里引用的話來自《天演論·譯例言》，原文是：“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勿以是書為口實也。”到晚年，毛澤東還把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印成1函7冊的大字本線裝書來讀。

　　《物種原始》和《天演論》所創立和發揮的進化論學說，是揭示生物演變規律和人類起源規律的科學。毛澤東喜歡讀這兩本書，并時常談到進化論，大致有以下三個原因。

　　◆《赫胥黎天演論》封面及嚴復《天演論》的手稿。

　　第一，在毛澤東看來，進化論創立以來的遭遇，典型地反映了科學發現的傳播規律：新的進步的學說要讓人們認知，不經過劇烈的爭論，不進行有效的宣傳、闡發和普及，大約是不可能的。毛澤東1957年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哥白尼關于太陽系的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都曾經被看作是錯誤的東西，都曾經經歷艱苦的斗爭”，就是這個意思。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的講話中再次談到這個認識，并且把它同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聯系起來：“歷史上的自然科學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他們的學說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不被多數人承認，反而被看作錯誤的東西，當時他們是少數。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時候，只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十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

　　第二，毛澤東服膺進化論，與他的個性及經歷有關。敢于斗爭，在矛盾和風浪面前迎難而上，在斗爭中求生存、求發展，是他的鮮明個性。毛澤東起起伏伏的革命生涯，所經歷的血雨腥風和大悲大患的斗爭，特別是中國革命從幾度危機中發展起來的事實，與嚴復在《天演論》中宣傳的“物競”、“天擇”、“以人持天，與天爭勝”、“世道必進，后勝于今”等理念之吻合，不言自明。這是否屬于人們一直詬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呢？恐怕不好這樣說。完全用生物進化論來解釋社會現象，或者把人類社會的追求和發展目標僅僅定位在進化論上面，才叫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當然是不科學的，但生物進化論作為具有重大影響的自然科學成果，不能不影響人們的世界觀和歷史觀，這也是事實。進化論在20世紀初的中國能夠發生那樣大的影響，也說明人們把自然科學成果運用到社會發展領域，甚至被當作社會科學成果，是可能和必然的。否則就不好解釋，為什么許多并不懂生物進化論的人，那樣明顯地受到達爾文學說的影響。

　　第三，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對社會演變規律的認識，自然遠遠超越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但終其一生，確實也強調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必須通過奮斗才能立足，進而由弱到強，而且始終注意和強調階級斗爭。毛澤東看重《天演論》和進化論學說，也就在情理之中。他多次講，自己在1920年讀到《共產黨宣言》，一下子抓住其中最核心的四個字：“階級斗爭”，就很可能與此前接受的進化論思想有關。

　　三、《共產黨宣言》——“每讀一遍，我都有新的啟發”

　　毛澤東1936年對斯諾說，從1920年讀到《共產黨宣言》等書后，“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梢哉f，《共產黨宣言》既是毛澤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讀物，也是他終生奮斗的紅色航標。

　　當然，初讀《共產黨宣言》，并不一定使毛澤東科學和全面把握馬克思主義的要義。這本書對他，以及對當時的一批先進分子來說，主要是確立信仰的一個“入門”標志，是走向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起點，全面領會和掌握運用馬克思主義，要靠此后的實踐。對此，毛澤東在1941年9月的《關于農村調查》一文中有過真切的回憶：“記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墒沁@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這段話說得很客觀，也辯證。既充分評價了《共產黨宣言》這樣的小冊子，對中國共產黨人確立理想信念，初步掌握考察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工具”起到的決定性作用；同時也表明，這些書并不一定教會他們怎樣在中國的具體環境中去進行革命，只有在實踐中，才能真正領會、掌握和運用書本的知識，才可能鞏固信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共產黨宣言》是毛澤東最為熟悉的一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延安，他對曾志說過：“遇到問題，我就翻閱《共產黨宣言》，有時只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讀一遍，我都有新的啟發。我寫《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于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共產黨宣言》不僅是毛澤東“經常讀，重點讀”的經典，也是他經常向黨內領導干部推薦閱讀的著作。從1945年到1970年，他先后幾次推薦馬列經典的閱讀書目，或五本，或十二本，或三十本，或九本，每次都有《共產黨宣言》。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還讀《共產黨宣言》的英文版，在上面留下了一些批注。晚年，又把《共產黨宣言》印成大字本來讀，還推薦給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讀。

　　◆1920年8月，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譯者陳望道。

　　毛澤東在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已融會貫通于他的理論著述和對現實問題的思考當中。他的著述和講話，經常引用、化用和闡發《共產黨宣言》一些具體觀點，比較頻繁的有下面這些。

　　毛澤東多次談到，自從讀了《共產黨宣言》，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此后，他經?；谩豆伯a黨宣言》里“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的這句話，來闡述歷史唯物主義觀點。

　　在談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未來前途時，毛澤東多次引用《共產黨宣言》“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這個提法，以說明社會主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前途和方向，稱這“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和毫不含糊的”。為提倡黨內講真話，他又經常引用這句話來要求，“黨的高級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應該隨時公開說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對于每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表示自己或者贊成或者反對的態度”。

　　為了說明財產、資本決定著并束縛著人們的個性人格，毛澤東喜歡引用《共產黨宣言》里“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這句話，進而發揮說：“在中國的封建制度下，廣大人民也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原因是他們沒有財產。獨立性、個性、人格是一個意義的東西，這是財產所有權的產物。”

　　為了提倡黨內民主，澄清黨性和個性的關系，毛澤東經常引用《共產黨宣言》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進而發揮：“不能設想每個人不能發展，而社會有發展，同樣不能設想我們黨有黨性，而每個黨員沒有個性，都是木頭，一百二十萬黨員就是一百二十萬塊木頭。”

　　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為《共產黨宣言》寫了七個序言。在這些序言中，他們總要談到《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和某些論斷，同1848年以后各國工人運動發展實際的關系，并反復強調，對《共產黨宣言》闡述的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這個觀點，尤為毛澤東重視，常引用這句話來強調必須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展馬克思主義。1958年1月4日在杭州的一個會議上，他甚至提出：“以后翻譯的書，沒有序言不準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豆伯a黨宣言》有多少序言？許多十七八世紀的東西，現在如何去看它。這也是理論與中國實際的結合，這是很大的事。”在不同時間、不同環境，為同一本書寫不同的序言，事實上是用實踐的眼光、發展的眼光，來閱讀吸收和運用發展經典著作的理論觀點。在毛澤東看來，這涉及到經典理論與中國實際如何結合的問題，自然是“很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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