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路軍的形成過程中,我方與之構成直接關系的領導機構主要是三個:中共中央、紅軍總部、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這種關系,現在主要通過這三個機構相互的電報往來內容可以反映出來。
中共中央,在當時表現為以中央書記處、中革軍委、中央名義的電報和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署名的電報,其中毛澤東為主導人物。
紅軍總部,在當時表現為以朱德(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紅軍總政委)聯銜的電報(署名朱、張),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張國燾的意旨,或者是張國燾冒朱德之名發的。
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在當時表現為徐向前(總指揮)、陳昌浩(政治委員)的聯名電報(署名徐、陳)。
紅西路軍的形成過程大致如下:
西歷1936年8月1日,朱德、任弼時、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通報紅二、四方面軍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合。此前張國燾已經取消了自己另立的“中央”,但仍然在公開言語中把自己與陜北中央擺在“平級”的地位上,不稱陜北為中央。
8月23日,出于“打通蘇聯”的考慮,毛澤東提議“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這個方向符合張國燾以及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早就有的一些想法,他們積極響應。中共中央將這個計劃報告給了共產國際。
9月14日,根據共產國際9月11日關于將在定遠營(在寧夏銀川西北方一百多里處,今內蒙古阿拉善左旗旗治所在地巴彥浩特鎮)提交援助物資并“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的答復,中共中央對原考慮進行了修改,提出“寧夏戰役計劃”: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一方面軍主力和四方面軍主力于當年12月西渡黃河占領寧夏,到定遠營接收共產國際的援助物資,再分兵略取甘肅西部。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通過了這個計劃。
9月22日,朱德致電中央,報告張國燾準備根本推翻四方面軍北上與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會合的計劃,表示“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這表達出朱德對張國燾的不滿與無奈,反映朱德基本上是站在中央立場上的。
9月24日,朱德致電中共中央,報告張國燾在四方面軍一些高級將領支持下正調動紅四方面軍部隊轉向西,擬從蘭州以西的永靖(在蘭州西南方一百多里處,今為甘肅省臨夏州所轄永靖縣)一線渡黃河,去占領永登(在蘭州西北方,今為蘭州市永登縣)、涼州(在永登西北方,今為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毛澤東在將此消息通知彭德懷、聶榮臻的電報中頗為無奈地說“此事只好聽他(指張國燾——引者注)自己做去”。
9月28日,朱、張致電中共中央說四方面軍停止西渡黃河,重新北上。這是因為當時氣候地理條件等原因,四方面軍無法西渡黃河。
10月4日,朱、張致電中共中央,提出四方面軍部隊現在就從靖遠(在蘭州東北方,今為甘肅省白銀市靖遠縣)西渡黃河。經過一天多的協商,6日,中共中央與朱、張達成一致,決定目前四方面軍以一個軍到靖遠渡河,主力在河東遏阻國民黨軍并掩護二方面軍北上。
10月10日,毛澤東在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告訴他“朱、張來電稱中央”,“自稱西北軍委,又一電稱執行毛、周、彭所示任務”,在言語上承認陜北是中央。但以后的事態表明,張國燾和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并沒有心悅誠服地承認中央的絕對權威,尤其沒有承認中央對他們自己掌控下的四方面軍的絕對權威。
同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電賀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境內會師。當日,中革軍委授權朱德(總司令)、張國燾(總政委)以紅軍總部名義、依照中共中央與中革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作戰。但此后,中央實際決定一、二方面軍的行動,不能直接決定四方面軍的行動;紅軍總部實際指揮四方面軍,不能直接指揮一、二方面軍;中共中央對紅軍總部呈現名義上的上級、實際上的協商遷就的關系狀態。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發出《十月份作戰綱領》,提出四方面軍以一個軍進至靖遠、中衛(在蘭州與銀川之間靠近銀川之處,今為寧夏地級中衛市)地段造船,11月10號前完成渡河準備;從 11 月中旬起,以一方面軍的西方野戰軍全部和四方面軍的三個軍進攻寧夏,同時,以四方面軍的另兩個軍、二方面軍全部和陜甘寧軍區獨立師組成向南防御部隊,在十月份保持西蘭大道(西安至蘭州公路)于我軍手中,防止敵軍長驅中寧(今為中衛市下轄中寧縣)、中衛一線隔斷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渡河部隊的可能。這里提出的四方面軍三個軍進攻寧夏是要到11月中旬以后,跟后來的四方面軍三個軍渡過黃河形成西路軍,不是一回事兒。
10月13日,毛澤東發電報要求彭德懷按照《十月作戰綱領》作出寧夏戰役計劃綱要,與朱、張面商后上報中央,并提醒彭德懷要“充分注意個別同志(指張國燾——引者注)之可能的動搖性”。彭德懷所作計劃綱要仍然把寧夏戰役發起時間確定為11月中旬以后。
10月14日,朱、張致電中央表示,他們和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徐向前、陳昌浩)對十月份作戰綱領等指示“完全同意”。這表明紅軍總部與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清楚地了解中共中央的意圖是11月中旬后才開始寧夏戰役行動。
10月16日,紅軍總部、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命令三十軍在靖遠黃河渡口打造船只并試渡。當日15時,朱、張致電毛澤東、周恩來等,提出三十軍渡河后九軍“即速跟進”。22時,毛、周致電二方面軍領導人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并朱德、張國燾,指出:“我三個方面軍目前應以休息整理、蓄積銳氣、準備執行新的戰略任務為基本方針,對敵采遲滯其前進方針……方于而后行動有更大利益。”這實際上是不同意三十軍立刻過河,更不同意九軍跟隨過河。當日,朱、張回電稱對此方針“完全同意”。
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中央對四方面軍的方針,毛澤東提出:“對四方面軍應該有個整理,并且應該經過張國燾,才更順利些。……經過他將四方面軍整理好。”這是考慮張國燾對四方面軍的影響力和革命大局,要爭取張國燾服從中央,通過他來實現中央對四方面軍的指揮。此后,中央對張國燾和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的違背中央意圖的提議和行動,在表明堅定方針的前提下,往往言辭委婉、商榷,有時委曲求全予以默認,正是出于上述“經過張國燾整理四方面軍”的考慮。
18日,朱、張電告中央稱三十軍將于20日晚上偷渡黃河。19日,中央回電提出三十軍在“二十日渡河問題,是否推遲數日”,這是中央以委婉的態度表明不同意三十軍馬上渡河,因為寧夏戰役原定渡河時間是11月中旬。
20日,三十軍偷渡失敗。22日,徐、陳電告朱、張稱三十軍于23日晚上搶渡。
23日,彭德懷與紅軍總部在打拉池會合。彭提出寧夏戰役部署,其中規定四方面軍以三十軍、四軍兩個軍在11月中旬渡河。這個部署得到了張國燾的同意。
會面后的當日,紅軍總部卻電令三十軍立即渡河,九軍跟渡。三十軍當晚偷渡未成功。
24日,朱、張致電徐、陳要求三十軍當晚繼續偷渡。
同日10時,中央致電彭德懷要其與朱德、張國燾商量:三十軍渡河后控制西岸,九軍暫不渡河,留在東岸參加對南來的敵軍的防御作戰,意圖是先停止南敵進攻,再渡河實施寧夏戰役。這是在紅軍總部與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執意讓三十軍立刻渡河并已開始渡河的情況下,中央作出讓步,以圖換取九軍不過河。
同日,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提出三十軍渡河成功后,九軍、三十一軍立即尾隨渡河,鞏固西岸后,五軍、四軍“續渡北岸”,并建議一、二方面軍在四方面軍渡河處的北面“搶渡”。這是要四方面軍全部渡河,甚至試圖要所有的紅軍主力都跟著西渡黃河。
同日晚上,三十軍渡河成功。
同日24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紅軍總部、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強調在當前的形勢下“非擊破南敵無法向北”,三個方面軍“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這是不同意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要九軍、三十一軍乃至全部四方面軍都西渡黃河的提議。
25日,徐、陳致電朱、張,稱九軍當晚渡河。這是沒理睬中央的上述意見。
同日16時,張國燾以“朱、張、彭”名義致電中央、二方面軍和徐、陳,稱原則上同意徐、陳24日所提的四方面軍各軍渡河的意見,四方面軍主力應該迅速渡河。(彭德懷27日給中央的電報中說這封電報發出后才給他看,是“一種陰謀強奸式的”行為。)這時,距十月份作戰綱領所定的寧夏戰役發起時間還有半個多月。這是否定中央的上述意見,公開以下級擅自改變上級的寧夏戰役原定計劃。
同日,毛、周為擊破南敵致電朱、張、彭并徐、陳等人,指出:當前局勢下我軍“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于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九軍“在南敵確實受嚴重打擊后”再渡河。這是希望朱、張與徐、陳中止九軍過河的安排。
26日1時半,中央在得知九軍已渡河的消息后,向朱、張與徐、陳致電提出三十軍、九軍過河后的行動方向,同時重申先擊破、停止南敵的方針。這是中央在九軍已經過河的情況下提出針對性要求,是無奈面對既成事實的補救措施。
同日,徐、陳致紅軍總部的電報中說三十一軍也要渡河,并稱他們自己當日17時也將過河指揮。17時,朱、張回電表示同意。
當晚21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指出:“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同時提出四方面軍四、五、三十一軍留下來參加打擊胡宗南的作戰。這表明中央不同意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與紅軍總部讓三十一軍渡河的想法,后來的五軍渡河更不在中央了解、考慮并同意的范圍之內。
27日,彭德懷向中央報告張國燾“以各種方法破壞打擊追敵計劃”、“以各種方法使我不能與徐陳見面”、“使(林)育英不能與(四方面軍)其他干部會談”、“前廿五日間以朱張彭三人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后才給我看,一種陰謀強奸式的,以后聯名電報作為無效”。
同日5時,在中央委婉但意思明白堅定的反復要求下,紅軍總部命令四方面軍“除三十、九兩軍及指揮部已過河外,其余各部應停止過河”。這反映了中央的決定。
同日,徐、陳致電朱、張及中央,“提議四方面軍全部渡河”,要求中央“重決速示”。這是不同意中央的決定。
28日5時,徐、陳命令五軍在完成牽制任務后渡河。
同日7時,彭德懷提出在海原、打拉池地區打擊胡宗南的戰役計劃(海打戰役)。
同日,中共中央致電朱、張及各軍首長,表示同意朱、張27日有關四方面軍未過河的部隊停止過河的電報,并指出:“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這是說徐陳27日關于四方面軍全部渡河的提議會導致三個方面軍分散作戰的不利后果,實際上是當著紅軍總部、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和二方面軍的面否決了徐、陳的這個提議。電報并提出由彭德懷指揮此次海打戰役。接到中央這個電報后,徐、陳沒有向中央報告五軍渡河的事,也沒有撤銷讓五軍渡河的命令。當晚20時,朱、張批準徐、陳讓五軍渡河的命令。
同日16時,朱、張致電徐、陳與中央,說準備命令三十一軍渡河,并稱“如明晨八時前毛、周無回電,三十一軍即宜開和堡口渡河”。19時,朱、張命令三十一軍前往打拉池接受前敵總指揮彭德懷的指揮,參加海打戰役。15分鐘后,朱、張又致電中央,要改變海打戰役部署,還是讓三十一軍渡河,并稱“盼今晚十二時電復,如未得復,徐、陳即依此電執行”。把限定中央回復的時間從“明晨八時”提前到了“今晚十二時”。關于三十一軍是否渡河的問題三次反復,反映出在紅軍總部朱德與張國燾之間有過多次商討、爭論。
29日12時,在過了張國燾所限定回復時間十二小時后,中央回電表示“根據朱張徐陳意見”同意三十一軍渡河。這反映中央在反復考慮、討論了實際情況后,為了顧全大局,對張國燾和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又一次委曲求全做了讓步。
同日19時,朱、張電令三十一軍西渡黃河。但這時三十一軍已經按照朱、張28日要它參加海打戰役的電令到達打拉池,在嚴重的敵情狀況和彭德懷的嚴令下,未按朱、張的最新指令重新轉向黃河渡口去渡河。
30日7時,彭德懷下達海打戰役部署,令四軍、三十一軍部隊節節抵抗,誘敵深入。但三個小時后,朱、張電令四軍、三十一軍脫離預設戰場,致使國民黨軍趁虛而入,隔斷了紅軍主力與河西四方面軍部隊的聯系,海打戰役計劃被迫中止,寧夏戰役計劃也事實上無法實施了。
同日16時,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張,明確重申“目前方針,先打胡敵,后攻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這是繼續做張國燾的工作,希望他放棄讓四方面軍全部渡河的想法。
同日,從蘇聯回來的林育英(張浩)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央軍委屢次命國燾堅決打擊南面追敵”,“但國燾畏敵過右,始終不愿執行命令”。
11月1日,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到關橋堡紅軍總部,與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商討當前作戰計劃。在彭、朱、賀、任等人的批評和規勸下,張國燾同意由前敵總指揮彭德懷統一調遣包括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一軍在內的河東紅軍,并作了自己“不干預的堅決表示”。至此,張國燾實際上失去了對河東四方面軍部隊的指揮權,但他對河西四方面軍部隊的指揮權仍然存在。
11月2日,徐、陳致電中央軍委,提議已經過河的三個軍以大部向西面發展,開辟“甘北蘇區”,以后等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
當日,毛澤東、周恩來復電徐、陳,要求四方面軍主力“暫以現地區(即靠近黃河西岸的渡口地區)為中心,向三面擴大占領區域”。這是要他們確保有隨時東返的條件,不同意他們的主力向西深入。
11月3日,中央電告徐、陳在靠近河岸的渡口地方“宜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以利交通后方行動”。這是中央提醒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首長預留東返退路。
11月4日,因為獲悉前一天共產國際電告中共中央,將援助物資交收地點從寧夏的寧遠營(今屬內蒙古自治區)改在了新疆的哈密,徐、陳致電朱、張,要求四、三十一軍“過河增我方”,并提出放棄現在靠近河岸的地區,集中全力向西發展。
11月5日,朱、張電復徐、陳,指示他們以主力向西行動,“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不得已時”可以放棄渡口,不必受寧夏戰役能否實現的“牽制”。
11月6日,徐、陳致電朱、張,提出“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同日17時電告朱、張,他們準備放棄黃河渡口地區。這樣,他們就自斷了東返后路。
11月7日,徐、陳電請中央給予“獨立開創局面之名義”,并提出了“軍政委員會“名單。
11月8日,中共中央就擬授予四方面軍西渡部隊以“西路軍”名義電詢朱、張國意見。
11月10日,朱、張復電中央,同意給予四方面軍西渡部隊以“西路軍”名義。
11月11日,中央致電徐、陳,正式通知將四方面軍西渡部隊命名為“西路軍”。至此,西路軍最終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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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資料:
齊得平:《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真相》,載《我管理毛澤東手稿》,中央文獻出版社西歷2015年1月第1版。作者齊得平,西元1950年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做檔案工作,現為中央檔案館研究員。
雙石:《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 》
《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西歷2013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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