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中國互聯網上關于知青上山下鄉的各種帖子多了起來。讓人啼笑皆非的是，一個假冒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談上山下鄉的帖子在網上大行其道。某些人以為不拉出個大名人不足以服眾。但他們犯了造假的大忌，皮可造假，內容焉能不假?依靠一點點小聰明，對歷史事實進行隨意裁剪拼貼，行歪曲顛倒之能事，可否經得起小民彈指一撥。　　

　　不實之詞之一：“因為上山下鄉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所以應該徹底否定”

　　對這一論調，讓我們引用2016年5月17號人民日報文章《以史為鑒是為了更好前進》作為回答。該文指出：“《歷史決議》把文化大革命時期同作為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區別開來，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與實踐同這十年的整個歷史區分開來，有力回擊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來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觀點。”　　

　　不實之詞之二：“四個不滿意是黨中央對上山下鄉的政治結論”

　　四個不滿意是李先念同志在1978年針對當時的問題講的，不代表黨中央對整個上山下鄉的評價。1978年10月9日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原文是：“對過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個結論，把成績肯定下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事實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四不滿意’是我講的。”

　　那么對上山下鄉，中共中央有沒有政治結論呢?是有的。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等重量級人物全都參加了會議)，會議的議題是討論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會議紀要》。經過充分討論，政治局集體一致通過這一紀要，紀要的一開篇，就對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出了全面公正的歷史評價。原文如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占主導地位的，成績是主要的，是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聯系在一起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全國1700多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在農村‘三大革命’斗爭中，經受了鍛煉，增長了才干，提高了覺悟，做出了貢獻。”這是在文革結束兩年后，1978年12月全國知青工作會議上，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作出的評價。1978年之后，再也沒有開過全國知青會議，黨也沒有去推翻這個結論，這個結論至今有效。　　

　　不實之詞之三：“文革時期一代人統統下鄉了”

　　據國務院知青辦的統計數字1966-1972年城鎮中學畢業生為1709萬人，上山下鄉的人數為715萬人，留城、進基層和工廠的是994萬人。沒有下鄉的比下鄉的多出279萬人，是大多數。

　　據1966年4月4日的中共中央、國務院文件顯示，經毛主席批準，文革時期國家對大中小學畢業生的分配政策是四個面向: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

　　據廣大下鄉知青回憶，他們是響應黨的號召，到農村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顯然，在明明知道下鄉艱苦的情況下，廣大下鄉知青選擇了響應黨的號召，服從國家安排，這才保障了大多數中學畢業生留城就業，保證了社會金子一般重要的安定團結局面。所以人們把顧全大局，聽黨召喚，尊重農民，積極鍛煉的知青表現，稱為知青精神。　　

　　不實之詞之四：“毛澤東時代，政府不安排知青返城”

　　據《習近平七年知青歲月》一書披露：1971年國家開始在北京赴延安地區的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病退、困退，這樣到1975年末，整個延安地區96%的北京知青返城。

　　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親自給知青家長復信：“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1973年4月27日，周總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毛主席復信精神。6月10日，周總理親自起草關于印發復信給全黨的中共中央通知，并傳達到上山下鄉知青和廣大群眾。1973年8月4號，經毛主席審閱，中共中央正式出臺了關于知青返城的政策，即中發1973.30號文件。文件首次提出，在全國縣以上黨委建立知青辦，保障知青的權利，文件首次把知青招工、招生、征兵、提干納入國家計劃。使知青回城有了計劃保障。文件首次從國家層面上提出對知青的特殊政策：病退、困退、頂替。這就為沒有招工指標的農場知青也打開了合法的綠色通道。

　　從國家正式出臺了知青可以安排返城的政策之后，到毛澤東、周恩來去世的1976年，全國共有682萬知青返城工作(需知:現在說的1700多萬下鄉知青總數是從62年到79年的累計數字，知青是個不斷流動變化的群體。常在農村知青數沒有1700多萬)，到1979年經知青辦返城的全國知青達1490萬人。　　

　　不實之詞之五：“云南農場知青的請愿改變了整個一代知青的命運”

　　很多局外人只知道知青，卻不知道知青有插隊和插場之別。編故事的人故意混淆這兩個不同，于是，一個“云南知青改變一代知青命運”的傳奇故事就產生了。事實是全國農場知青僅有291萬人，插隊知青高達1485萬人。由于兩者所有制不同，一個是國營，一個是集體;一個鐵飯碗，一個泥飯碗。所以兩者返城不可能在同一個時間點上。

　　1976年2月，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曾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此信真實的反映了插隊知青的命運，信中說:“據我知道國家計劃委員會明文規定:招工對象是下鄉二年以上的城市知青，回鄉知青不招。咸陽地區1968年下鄉知青已經于70、71、72招工基本走完。”

　　由于大批插隊知青被招工，75年之后出現了大批農場知青轉插現象。當時的流行語是:“插隊、插隊、越插越對，插場插場越插越長。”實際上從73年中共中央30號文件之后，知青按國家計劃以每年100萬的速度招工返城。所謂大返城出現在78、79兩年，78年是255萬，79年是395萬(這其中大部分人是在國家計劃中的)。

　　云南農場知青請愿的主力是上海知青，請愿的訴求是病退，主因是上海知青辦面對11萬病退報告僅批3萬。而此時北京的知青辦早已放開了知青病困退。不能說國家有意阻止知青返城。由于1979年1月中央派云南工作組首先做通了上海市的接受工作，才解決了這一風波。1979年全國病困退返城知青共計147萬，即是把這147萬返城的功勞統統歸功于云南農場知青，也吃不下這一代知青返城的貪天之功吧?　　

　　不實之詞之六：“上山下鄉使知青遠離教育”

　　因為文革政治運動的影響，使老三屆和69屆沒有正常完成中學階段的學業，在知青中這部分人是467萬人。由于老三屆的離校，保證了69、70屆正常進入中學，同時為高中、大學的恢復招生爭取了時間，1970年高中恢復招生，所以1970至1979年的下鄉知青正常完成了中學學業，這部分人人數是：1180萬人，明顯占多數。

　　和68年知青上山下鄉配套的是推薦上大學的教育改革，即毛澤東提出的“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經過1970年的試點，1971年正式招生，這個政策一直延續了六年，他對知青在農村好好干起了重大推動作用。由于大學不招應屆畢業的高中生，這使先期上山下鄉的知青離上大學的機會更近，全國每年都有一批批知青經過基層推薦進入大學中專學習，經國務院知青辦統計，上山下鄉期間上大中專院校學習的知青共計126萬人。同時知青來到農村和兵團生產第一線之后，各級基層組織，為知青開辦了各類技術業校，培訓了大批知青汽車司機、拖拉機手、赤腳醫生、教師、農業技術員、水利技術員、畜牧師、會計、電工等等，很多知青回城之后因有一技之長，受益終生。在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實踐中，涌現了一批優秀的知青干部，現在成長為共和國擔綱的棟梁之才。文化大革命結束在1976年，上山下鄉結束在1979年，1977年恢復高考，國家把知青報考年齡放寬到28-30歲，并放棄了過去上大學的唯成分論，在這種公平的條件下，更不能說教育遠離知青了。

　　1980年之后，回城知青自發的形成追逐學歷的熱潮，國家也相應的開辦了各種成人大學教育，并由國家經過考試頒發大中專文憑。現在抱怨知青遠離教育的人也應該從自身找找原因。　　

　　結束語:

　　知青上山下鄉已經過去近半個世紀了。那些當年下鄉的老知青們，已經奔向了七十古稀之年，為什么網上關于上山下鄉的評論卻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呢?其實爭論雙方的背后是兩種榮辱觀、價值觀的較量。這場爭論的結果可能影響到一個民族的精神傳承。對這個問題首先發出警告的是中央核心領導鄧小平。1989年3月23日鄧小平在接見非洲朋友時說:“我們在10年中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發展不夠，最重要的是在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情況下，沒有告訴人民和共產黨員要保持艱苦奮斗的傳統。”我們所說的知青精神不正是鄧小平所說的艱苦奮斗的傳統嗎?提出徹底否定上山下鄉的人為我們虛構了一個美好的謊言，即:如果沒有上山下鄉，1700萬知青都可以實現大學夢。這個理由很有殺傷力。但事實上在那個“一窮二白”的年代里，無論用什么樣的選拔方式，能上大學的只能是極少數，1500萬知青注定要成為普通勞動者。這就是嚴酷的現實。不論是你當了工人，還是當了農民，還是參了軍，都是勞動者，都一樣光榮。奇怪的是當工人當兵當官都可以說這輩子不會后悔，唯獨當過幾年農民的知青，連說青春無悔的權力都沒有了。我的神呀!難道你不吃農民種的糧?難道你祖上不是農民?不是講普世價值觀嗎?看看全世界有那一個國家歧視農民?那些享受著國家不斷增發的養老退休金卻在網上不斷要求徹底否定上山下鄉的假莫言們，莫不如取消你的下鄉工齡，也算是徹底了。　　

　　(文中所引用數字及中共文件歷史資料，均來自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一書。此書由國務院知青辦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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