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疑古風潮興起，堯舜禹首當其沖。疑古過勇的現象引起了王國維的警覺，他特舉春秋時期秦公簋“鼏宅禹跡”和叔夷鐘“處禹之堵”的銘文加以駁正，斷言“春秋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為古之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也”。王國維的卓識得到近年新材料的強力佐證，在湖北隨州春秋曾國墓地出土的青銅器上，“處禹之堵”一語赫然再現，可知周代列國，無論地處東西南北，都把自己的版圖視為“禹域”的一部分。
真正從考古學上探索夏文化始于徐旭生1959年的“夏墟”調查。這次調查考察了包括二里頭在內的多處重要遺址，受限于當時認識，徐旭生認為二里頭遺址“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對夏文化探索作出決定性貢獻的是北京大學鄒衡教授。20世紀70年代，通過對鄭州二里崗商文化遺存、殷墟晚商文化遺存以及豫北冀南地區先商文化的系統研究，鄒衡構建了完整的商文化年代序列，這在考古學上尚屬首次。在識別了商文化，特別是早商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基礎上，鄒衡著重比較了二里頭文化與先商文化、二里崗文化的異同，發現了二里頭文化與商文化之間的顯著差異。同時，鄒衡還對二里頭文化與“夏墟”周邊地區諸考古學文化進行了比較研究，最終得出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的重要結論，從而第一次在考古學意義上完成了對夏文化的系統論證。
豫西地區是夏文化的核心分布區，20世紀70年代，安金槐就在登封王城崗遺址發現了龍山文化晚期的城址，結合城址附近的戰國陽城遺址，提出王城崗遺址是禹都陽城的重要論點。近年來，考古學者又在王城崗遺址找到了規模更大的、相當于夏代早期的城址，為探索早期夏文化提供了關鍵證據。目前，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共同組成完整的夏文化已經是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
隨著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觀點的提出，越來越多的學者相信二里頭遺址是夏代都邑。除了地理位置和延續時間與夏代都邑契合之外，二里頭遺址的豐富內涵也彰顯了王都氣派。二里頭遺址現存面積超過300萬平方米，是黃河流域同時期已知規模最大的遺址之一。發掘顯示，二里頭遺址經過周密的規劃，結構復雜、布局有序，在宮城范圍內，目前已經發現數十座宮殿基址。
二里頭遺址出土了目前已知時代最早、種類最齊全的青銅容器，還出土了系列玉禮器。除此之外，在這里還發掘出綠松石龍、嵌綠松石銅牌飾等具有特殊功能的器物以及白陶器、漆器等貴重物品，這些都表明二里頭遺址具有豐富的物質生活和復雜的禮儀活動。
西周初年，周人營建成周洛邑，記載這一大事件的何尊銘文自豪地宣稱從此“宅茲中國”。僻居西土的周人之所以有此自信，是因為洛陽一帶本是“有夏之居”，是夏都之所在。夏曾是天下共主，是萬邦擁戴的“中國”，周人奄有夏墟，定鼎洛邑，當然就是得“天下之中”而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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