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陜西(Shaanxi),八路軍戰士們(Eighth Route Army soldiers),福爾曼(Harrison Forman ) 攝
最近有個事情,引發了網絡持續關注——
四川成都新都區的初三語文測試試卷中,閱讀材料竟然出現了一篇涉嫌美化侵華日軍的文章《杜鵑花落》,有意思的是文章作者的單位竟然是河南湯陰岳飛中學。
眾所周知,岳飛是民族英雄,抗戰時期無論民間還是官方,無論意識形態,岳飛再次成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激勵全民族抗戰到底,堅決與侵略者與漢奸、動搖分子、頑固派等一切民族投降勢力的旗幟和榜樣。
作為民族英雄岳飛家鄉,還帶著岳飛名頭的這所中學的校長,多少有點“打著岳飛反岳飛”的味道了。
試卷中的閱讀題《杜鵑花落》
1935年,中國社會輿論場最著名的標志性公眾事件,當屬呂思勉《白話本國史》教科書案了。
著名史學家呂思勉在其所著該書中認為:
南宋與金和議是“不能免”的“有利外交”選擇,秦檜因為主持和議、殺害岳飛,而被視為奸臣,“大負罵名,真冤枉極了”,相反秦檜是“愛國”的忠臣,“有識力,肯負責任,手段過人。后世的人,卻把他唾罵到如此,中國的學術界,真堪浩嘆了!”
至于岳飛,《宋史》本傳全是瞎說,戰功基本“全是莫須有的”,“最可笑的”是岳飛避戰畏戰,“眼看著高宗受金人追逐”。總之戰績平平,不該“最受人崇拜”,相反他是個擅權驕橫不可制的“軍閥”。
呂思勉著《白話本國史》
從學術觀點來說,呂思勉不是第一個贊和議褒秦檜貶秦檜的學者,前面有元初的馬端臨,明朝的邱濬,清朝的錢大昕、趙翼,后面民國有胡適,前些年還有教育部的余桂元,此外即便是宋史研究學界也不乏至今仍持此觀點者。當然對此批評的學者也很多,比如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鄧廣銘、漆俠、王曾瑜先生。學者有提出觀點的自由,當然也應該有讓人批評你觀點的自由,不能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你的觀點被人批評了,就罵人家妨礙學術自由。倘如此,這種自由就是單方面的自由,成了學術腐敗和學術霸權。
《白話本國史》初版于1923年,最初呂思勉先生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借古諷今。彼時,帝國主義列強為維護各自的在華利益,積極扶持各派軍閥進行爭奪地盤、擴大實力的混戰和爭斗,給國家民族帶來了很大的災難,廣大民眾對各省軍閥深惡痛絕,很多有識之士提出“南北罷兵、和平統一”。順便說,還有一點就是當時的軍閥動輒就說崇拜岳飛,當然真假另說,但這的確是個“符號”。
可是到了“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淪陷、華北危急,中華民族發出了抗日救亡的吼聲,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呂思勉的觀點就顯得非常不合時宜了,所以商務印書館在1933年修訂出版了一個“國難版”,對和議、秦檜和岳飛的觀點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拐彎,改捧和議、褒秦檜、貶岳飛,為批和議、貶秦檜、褒岳飛。
宋代畫家劉松年《中興四將圖》中的岳飛(右)
畢竟這時候,倘若還是捧和議、褒秦檜、貶岳飛,無異于給國難深重之時甘愿賣國投敵的漢奸分子,做整容大手術,把它們洗白成所謂“忍辱負重的真正愛國主義者”,瓦解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斗爭意志。
這可不是空穴來風,呂思勉提出捧和議、褒秦檜、貶岳飛的觀點之后,后來下水當漢奸的汪精衛、周作人,長期“低調”的胡適,都曾對呂思勉的觀點進行進一步“發展”,使之更加貼心人性化。
比如1932年,汪精衛就說過:
“南宋的秦檜遭到世人唾罵,但我覺得秦檜也是個好人。因為他在國家危亡關頭,總要找出一個講和的犧牲者,秦檜其實就扮演了這么一個角色,他用自己遭世人唾罵,換來當時的和平,使無辜生靈免遭涂炭之災。照我看秦檜的救國與岳飛的抗敵,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下水當了漢奸,身穿偽軍服的汪精衛
1935年,胡適也說過:
“宋代所處環境,不得不降金,不得不媾和。秦檜主和,實屬老成謀國,獨具只眼,其誅戮岳飛亦具有‘安內攘外’的苦心。”
由此可見,呂思勉先生捧和議、褒秦檜、貶岳飛的學術觀點,在教科書里的持續輸出,對于日益緊迫的抗日救亡形勢是何等的不合時宜,不但利于激發整個社會,特別是青少年的抗日熱情,反而成了民族投降主義者的遮羞布。
1935年在國家存亡——“九·一八”、“一二·八”與“七·七”、“八·一三”之間,被拎出來,純屬偶然之中的必然。
畢竟此時此刻,蔣介石熱衷攘外安內,動輒“侈言抗日殺無赦”,知識分子界也不乏各種“抗日沒出路”,“中國不忘天理不容”的奇葩言論,對于多數中國人民來說,滿耳是大眾的嗟傷,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我們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場,還是做奴隸而青云直上?他們心中的怒火已經積蓄太久,被壓抑太苦,亟待爆發,有人拿呂思勉先生的論點來借力打力也屬正常。
1932年1月1日上午,日軍登上山海關長城
借古諷今,你呂先生當年能做的,就別怪時過境遷,別人也照此辦理。有道是學術觀點須嚴謹,學術責任更要自己擔。真等到被拎出來,遭到輿論吊打的時候,您也不能記吃不記打,不是?
說完這則“故事”,再說近事——成都初中語文試卷中,用湯陰岳飛中學李老師《杜鵑花落》作為閱讀題,引起輿論爭議,批評之聲迭起。
如果單純從文筆上來看,李老師這篇文章的角度很好,從侵略者角度反思侵略戰爭對日本人民的傷害。
畢竟幾十年來,我們也一直在說“日本侵華戰爭是由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發動的,廣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
但同情日本人民,區分廣大日本人民與極少數軍國主義者,并不等于你有資格去——
否定日本國家的戰爭責任,不清算日本政府、天皇和軍隊、財閥的戰爭罪行,讓你去洗白日本侵略者和美化侵略戰爭性質,歪曲侵略與反抗的歷史,特別是淡化日本對于中國人民在人財物方面所受到的巨大傷害基礎上,造成的苦難和恥辱,進行反省的責任。
位于杭州柳浪聞鶯,日本友好團體所樹“日中不再戰”碑
即日本右翼勢力及支持其的政府保守勢力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解決日本侵華戰爭遺留問題的斗爭對象和主要敵人。他們是教科書、靖國神社、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歷史認識問題和釣魚島爭端問題頻繁發生的始作俑者,也是堅持和傳播逃避、推卸戰爭責任論的根本源頭。
此外,作為中國人,拿不拿日本外務省經費,自覺不自覺地替日本右翼和政府保守勢力洗白洗地的,都是現代的秦檜,是當代的漢奸,是為虎作倀!
我們以此為照妖鏡,“《杜鵑花落》事件”中,作為文章作者的李佳前老師,還有拿這篇文章作為基礎教育階段九年級語文考卷上閱讀理解的出題、審核老師、領導,其責任如何,也就一目了然了。
有人可能覺得這種說法是上綱上線,甚至斥責我“動輒上綱上線,沒完沒了”,可不知道持此觀點的朋友是否注意到沒有,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當年轟動一時的“名篇”《夏令營中的較量》
現在不是五六十年代,也不是八九十年代,現在是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了,國際形勢特別是中日對比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對于這種變化,21世紀成長起來的青年朋友基本是適應的,他們對于日本(也包括其背后的西方發達國家),除了極少數人(如“日雜”之流),是很少“肅然起敬需抬頭仰望才行”的態度了,你再搞當年某老師那種《夏令營中的較量》式的“神話故事”,亦或是“日本餐館刷碗七遍”、“日本衛生間馬桶誰能喝”的某些老雜志體,這些青年朋友是萬難相信的了。畢竟他們已經走出去看世界很多年了,國外的月亮到底圓不圓,他們是一清二楚,不需要二道販子過一手,忽悠幾下就能忽悠住了。
這一代青年人,相較于我們,相較于筆者的前輩們,更加自信自強,富裕思辨精神和思想鋒芒,對待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態度早就是平視的態度,并不覺得“洋大人”有什么了不起,自己的作為更不需要人家挑大拇哥來個“中國OK”就嗨翻了。
所以請李老師們,不要再拿這種文章來“考驗”青年人了,就拿這種文章“考驗”青年人,未免太小瞧他們這代人了吧?
我們的課本中有的是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魯迅、趙一曼、董存瑞、劉胡蘭、白求恩、張思德、軍需處長、郝副營長、狼牙山五壯士、聞一多、邱少云、最可愛的人……還不夠你們來寫,來讓青少年學生閱讀理解?如果不夠,我們的近現代波瀾起伏的革命歷史中,那些有名無名的仁人志士們,還有所在城市鄉村,遭到日軍屠殺的鄉親們,還不夠豐富嗎?非要吃飽撐的,標新立異去黑八路軍?那么多的寂寞英雄、無名烈士,你們可曾會去關注?
志愿軍老戰士向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烈士英名墻獻花
群眾中有句話說得好,叫“不打勤、不打懶,專打不長眼”。
別說什么“創作自由”,對體制內財政供養的,當然是有明確規制的,這是常識,敢于狗膽包天去突破,那就是自己找抽了。尤其是教書育人的,必須嚴格要求,沒有那樣多的寬容度,畢竟你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培養的是代表著中華民族未來和希望的下一代。有時間有精力,可以搞更新穎的創造,故意打擦片球其心可誅,就是要震懾這類奇葩打擦邊球,騙名求利的歪心思,教育戰線不能日拱一卒,讓某些勢力搞水滲墻基的和平演變。
光盯著李老師是不對的,更是不夠的,應該挨板子的責任人,其實還有很多。因為這樣的事情,我們已經相當有“寬容度”,到了麻木不仁,見怪不怪,甚至還要替其辯護的程度了。這不就是海瑞上疏嘉靖帝時,說的那句“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了嗎?
所以,你上綱上線了,就別怪群眾上綱上線,矯枉必須過正,只有把這樣的苗頭消滅在萌芽狀態,真正做到防微杜漸。意識形態領域,本來就該有規矩,有約束,有懲戒才行,不關是真蠢,還是真壞,或者是陰壞,都該有底線。
“九·一八”事變第二天,已被日軍占領的東北兵工廠
當然,自己有本事自己養活自己,那人家創作是個人自由,只要不是過于沒有底線,除了法律手段,也沒有太多別的辦法如之奈何你。
扯遠點說,為什么有司的輿論戰不行,就是對這些反壞右放松管制到鼓勵甚至慫恿縱容,到了無比荒唐的程度,這才有了某些人天天祥林嫂般叼盤不止,有流量就有知名度,更能變現,更要“一切以經濟效益為中心”,毫無是非了。對此不能寬容,稍稍寬容,就蹬鼻子上臉,就更沒有人民群眾的活路了。他們是非要把大家忽悠瘸了不可,沒有洋大人的指點,沒有洋大人的肯定,沒有洋大人來做生意,我們還怎么活?
長期以來,我們的輿論空間和導向,大多就是被這些人占據控制。不從這些人手中奪走主動權,青年人就沒有希望,中國就沒有希望。
1942年,革命的號笛,抗日前線的八路軍軍號手 沙飛 攝
從革命戰爭中涅槃而出的中國人民是有能力的,他們的力量是最偉大的,在保衛新中國和建設事業中,幾十年來,中國民族已經煥發出強大的文化創造力和活力,我們必須要堅信這種力量,以更加自主和自信的姿態迎接我們的未來,要相信青年,相信未來,特別是青年一代,他們已經不信邪,不懼邪,如果團結起來,發揮好他們的聰明才智和銳意進取精神,就是所向披靡的常勝軍、無堅不摧的力量,就會使就會使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的一切敵人,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青年的一聲怒吼,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被打翻在地,燒死不可!
最后我們畫個重點,就用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那句名言,作為結尾:
“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1944年,延安,八路軍和民兵,福爾曼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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