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傳遞的安全、快捷是組織良好運作的重要因素。中共成立后，隨著組織的發展壯大和革命的進展，對信息安全、快速傳遞的需求越來越高。在當時人力、物力有限的條件下，中共主要通過當局郵政系統郵寄文件，但存在信息泄露等問題，會影響組織安全和限制革命工作的開展。中共為克服這些困難積極采取各種應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此間組織信息傳遞的安全性。1924年后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利用當局郵政系統已無法滿足信息安全傳遞的需求，中共開始創建自己的交通網。中共早期對信息安全傳遞的探索和局部交通網的創建，對中共內部的文件、人員、物資等的流轉起了重要作用，也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交通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信息傳遞是中共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關系到組織的安全，也關系到革命任務的執行和革命目標的實現。信息傳遞的安全、快捷是中共革命勝利的原因之一。目前學界對中共在革命戰爭時期的信息傳遞問題已有關注，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對建黨之初和大革命時期關注不夠。這正是中共突破原有信息傳遞困境、開始創建和完善交通網的重要時期。基于此，本文擬對早期中共的國內信息傳遞進行研究，考察中共如何傳遞信息，信息傳遞中遇到哪些困難，又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以保證組織運作、推動革命進展，以期進一步探討早期中共信息傳遞與組織運作、革命之間的關系。

一、信息傳遞的需要與方式

　　信息傳遞是組織運作的基礎，是連接政策制定和行動實踐的重要環節。早期中共黨內傳遞的信息主要是上級對下級的工作指導、通告、訓令、決議等各種文件，分發給下級的革命刊物、宣傳資料，下級對上級的工作匯報、請示，平級之間代轉文件、互相溝通的信件等。

　　中共成立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黨的早期組織間就有信息安全傳遞的需要。例如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用“平安家信”方式寄信給蔡和森，與其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中共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通知也是以“平安家信”方式投遞，信的內容使用了隱語，例如：“在暑期放假之際，擬由某教授主持召開教育學術討論會，敬請貴校務派兩名代表于本月底或下月初來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女子學校報到。”

　　中共成立后，上級制定的文件是地方開展革命工作的重要指導，黨內報刊、書籍也是地方黨團員了解國內國際政治形勢、進行理論學習和對外宣傳的重要材料。地方黨團組織經常請求上級郵寄文件和刊物，如1922年6月毛澤東寫信給張秋人說：“大會議決之綱領、章程及其他要案除已在《先驅》登載外，宜速印成小冊寄長沙千份。”1922年10月，團重慶地委給團中央寫信，請中央執行委員會速寄人民出版社所印各書、有關研究共產主義的重要書籍、《先驅》等。

　　在中共組織運作中，上級需要通過下級的報告及時了解地方工作進度和當地復雜局勢，以便及時制定相關政策予以指導。中共中央多次下發各類通告要求地方按時作報告。1923年12月，中共中央要求各區及未成區之地方或組，務必每月將本地政治、勞動、黨務狀況詳細報告，不得延遲。各處接到中央局通告后限一周內回復，并說明該通告所示是否可行及執行程度。1924年11月，中共中央再次強調黨內工作繁重，內部組織卻沒有顯著進步，有些地方許久未作報告，要求每次接到中央局文件后，執行情況應隨時報告中央，委員會或組長至少一星期向中央報告一次，內容為本周工作情況。上級要求地方及時作報告，下級也希望上級及時反饋。1926年無錫縣委在各縣書記聯席會上建議省委健全上下級關系，各縣報告必須按月寄給省委，省委在接到報告一周內應將指示反饋給當地。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各地省委普遍要求地方黨部每周通信一次、每月書面報告一次。以四川、廣東兩省為例，僅1927年10月，四川臨時省委就收到信件143封，發出信件103封、通告14則。11月份廣東省委收到各地至少70份工作報告。

　　面對上下級間如此多的信息傳遞需求和嚴酷的政治環境，中共采用各種方法保證信息傳遞的安全、快捷。中共成立之初人力、物力有限，難以建立自己的交通網，而20世紀20年代初是近代中國郵政的“黃金時期”，郵政系統已相當完善。1921年中華郵政在全國設立的較要局所達到11032個，次要局所即城鄉信柜、村鎮郵站等服務機構24427處。此間郵路發展十分迅速，1921年郵路總里程達738300里，其中郵差郵路達637800里，輪船及民船郵路達79300里，鐵道郵路達21200里。中華郵政的業務經營范圍非常廣泛，有普通郵件、掛號郵件、快遞郵件、保險信函等。1921年全國收寄郵件總數達44200萬件。此時中共信息傳遞最主要的途徑是借助當局郵政系統，通過在郵局郵寄明信片、信件或刊物來傳遞信息。在中共內部往來的信件中，在信首告知對方最近通過郵局收到哪些文件、刊物等已成慣例。如1923年11月團哈爾濱支部向團中央詳細反饋收到的各類通告和刊物件數。1925年11月，團武昌地委致信團中央，告知34號至40號通信均接到，但98號至102號通告未收到。

　　1924年后中共已著手建立自己的交通網，但在大革命時期交通網的使用非常有限。此外，中共采用各種非常規方式傳遞信息，如請船員攜帶。1922年劉昌群寫信給施存統，表示最近寄來的傳單和刊物部分未收到，疑被郵局查獲，建議請長江輪船上的茶房攜帶刊物，給茶房幾個酒錢。1926年無錫縣委在各縣書記聯席會上提案，由于各縣能看到的刊物很少，建議由無錫貨船從省委攜帶書報，每次可帶500本，每月3次。因船員、郵遞員可以幫助傳遞信息，中共特別注意在他們當中建立支部，發展力量。中共還利用同志出差、開會、調動等機會順便攜帶文件。如1923年廣州一位同志給李漢俊的信，就是由從廣州去北京的李大釗順便攜帶。在緊急情況下也會通過商業電報傳遞信息，如1922年唐山開灤煤礦同盟罷工時，雙方斗爭激烈，死傷很大，罷工遇到重大困難，于是羅章龍發英文急電給上海黨中央，電文是：“Tangshan in danger！”1925年五卅慘案后，共青團大連特支怕通告及刊物被審查導致組織信息泄露，給團中央發了一封電報，用隱語寫道：“上海閘北商務書館編譯部楊賢江轉鄭容講義書報止發連弟。”大意是讓團中央停止郵寄文件、刊物等給大連支部。由于發電報成本較高，使用的次數并不多。

二、郵局通信面臨的困難及影響

　　通過當局郵政系統郵寄信件快捷、方便，是中共早期最主要的信息傳遞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組織的運作。1922年5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駐中國代表利金在匯報工作時就提到“中共中央同地方黨組織的聯系，技術上的困難最少，進行得令人滿意”。然而信息的傳遞并非始終一帆風順，例如為紀念李卜克內西出版的一批小冊子就在天津被海關沒收。翻閱中共留下來的檔案、信件、回憶錄等，關于郵局通信困難的記載隨處可見。如郵寄的信件、刊物遺失；信件被拆閱導致信息泄露；缺乏郵寄信件的經費；戰亂、位置偏遠等不可抗力導致信件難以按時收發。通信困難給中共組織運作帶來巨大挑戰。

　　通過郵局寄件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信件、資料經常遺失。如1922年7月劉昌群在給團中央的信中就說寄來的400張團員調查表在郵局丟失。1923年10月團南昌地委致信團中央，表示部分信件未收到，可能被扣留，請補寄。一個月后團南昌地委再次寫信給團中央表示通告和印刷品已收到，但損失各半。1925年4月，團武昌地委致信團中央，詢問寄給團中央十余封信為何不回復，代表大會所用資料為何至今還未寄來。

　　其次是信件被拆閱，導致信息泄露，給組織帶來危險。如1925年團武昌地委在給團中央的回信中提到，最近幾封來信都被郵局拆開過，需要更換通信地址。1926年黃梅縣團委在給團中央寫信時也提到：“敝校同學名錄，本應即時抄上，因縣郵局近來密查甚力（大部分文件已被偷閱），故不便寄。”

　　信件、刊物遺失以及信件被拆閱，除了客觀因素外，當局查獲是首要原因。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都設有郵電檢查員，中共的活動和通信受到當局監視，嚴重影響信息傳遞安全。1923年《向導》刊發《長沙通信》，就郵件檢查一事批評湖南軍閥趙恒惕：“有總司令時，檢查過的信上蓋用‘湖南總司令部檢查訖’九個字的橢圓形圖章。新政府成立，無總司令部這個作惡不怕丑的名義了，就率性省去蓋圖章一個麻煩手續，信還是要看，絲毫顧不及省憲法的‘書信自由’。”南昌地區也是如此，中共地方團的信件常被軍閥檢查扣留，導致信息不通。當時“暗探四出，郵電無不檢查”已成常態。

　　收信人的單位、學校等也會檢查信件。如1923年湖南團代理書記陳子博向團中央匯報工作，提到華實公司“禁止工人閱報，并檢查工人的來往信件及賓客”。部分學校更是通過檢查信件來監控學生，如四川某女校校長整飭校規，“來往信札必檢查”，河北正定第七校校長也檢查學生的來往信件。

　　經費緊張是中共一直都存在的困難，盡管郵局通信相對便宜，但郵票、信封、紙筆等對地方黨部而言仍然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地方黨團組織常以經費不足難以通信為由向中央請求經費支持。1925年11月，團九江特支向團中央索要經費，表示連郵票都負擔不起。團衡陽地委在工作報告中也提到“發信無錢，買信紙、信套、郵花無錢”。四日后，團衡陽地委又向中央催促經費，表示：“未即函復之故，說來慚愧得很！老實不客氣，因為沒有郵花，本地委之窮，全國恐找不出也。”團平江特支在給團中央的信中也說：“‘巧媳婦只煮得有米飯’，沒有郵費那里能夠通信呢？”

　　戰亂、位置偏遠也影響中共的信息傳遞。如因戰亂郵局停運，郵件難以收發；因戰爭導致郵件遺失等。此種情況是任何個人、組織都無法避免的。當時郵件傳遞速度有限，像四川、陜西等內陸地區更受局限，信息傳遞不及時，容易耽誤工作。1925年3月團涪陵支部寫信給團中央說，每次接到各種紀念活動指示，因四川路遠、郵政遲延，信到已過期，以后如有紀念活動指示，請早發函。1925年12月團瀘州支部向中央報告：“川省郵傳太慢，接到中校為某事變之通告而某事變日期已過之次數很多，如此次投考黃埔軍校事。”陜西同樣存在這種情況。吳化之在關于團咸林、赤水兩支部工作的報告中提到，團中央通告收到時多已失效，希望以后早發通告，因為由上海到咸林郵件最快要十日，到華縣赤水要十二三日，外面郵件到西安后還要轉發。

　　以上諸種困難，給黨的組織運作帶來挑戰。一是信息溝通不暢，影響工作效率。1925年團武昌地委致信團中央，列舉了數項已匯報過多次還在被反復詢問的事情，并表示：“你們來信問什么？我們馬上就答復了你們，此間的情形也常報告了你們，你們來信，總是說不知。”可見中央并未收到地方來信。二是造成組織間隔閡與不信任。1922年衡山青年團書記反映：“去鐘秧（中央——引者注）報告三期尚未得復，中局所有通報也沒付來。”對此，衡州青年團書記抱怨道：“看起來中局對于各分團的待遇，未免太薄情了。”陜西省因地理位置偏遠，與中央及時通信存在困難，1925年團西安第一支部曾向團中央反映：“我們最感困難同時也是我們對你們最懷疑的地方，就是永不見你們的答復，永得不到你們的片紙只字。”三是信息泄露會給黨員和組織帶來危險。1926年8月中共徐州獨支提到，徐州實行高壓政策，檢查出入郵件，“國民黨和本黨幾次被發覺和監視，都是因為信件被檢出的緣故”。9月中央局報告也指出，山東、安徽等地反動壓迫十分嚴重，信件遭查導致我黨同志被逮捕、槍斃。

三、應對郵局通信困難的主要措施

　　郵局通信的諸多困難給中共組織運作帶來巨大挑戰，但是郵局通信方便、快捷的優點是其他通信方式難以取代的。為使信息安全、快捷地上傳下達，中共以各種方式應對郵局通信困難，提高組織運作效率。具體措施包括：在信件中根據當地的局勢相互提醒注意；采用藥水信、代稱、隱語等給信件內容加密；給信件編號以便及時發現信件遺失；使用雙信封（即小信封外面套大信封）給信件形式加密；刊物打包成小包裹減少注意；等等。

　　為減少因當局審查導致的信息泄露，中共在郵寄信件時經常根據當地局勢相互提醒注意。1925年7月3日，團重慶地委致信團中央說“此間昨已開始檢查郵電了”，7月8日又提醒“郵電檢查昨已撤消”。在局勢緊張時期，中共盡量減少往來信件或不使用敏感詞匯。中共還通過在郵務中發展同志以便信件安全投遞、傳輸。例如，1924年7月團武昌地委給中央寫信，告知中央下次寄信或通告可以寄平信，因為信差中有自己的同志，信可以秘密送來不被查驗。同年署名為“易虛”的作者讓中央局郵寄印刷品時寄給洪大經，因為他是九江郵政局職員，無論如何也查不到他。后來團中央寄給九江地區的刊物多經此人轉手。

　　中共在信息傳遞中還采用藥水信、代稱、隱語等方式給信件內容加密，確保信息安全傳遞。用藥水寫密信是確保信息安全傳遞的一種常見方式。通常用甲種藥水寫信隱藏文字，信收到后用乙種藥水洗信閱讀內容。密信通常寫在報紙、通俗小說的空白處，可用米湯、牛奶、安酸、五倍子等寫信，用氯化鐵、明礬水、碘酒洗信或用火烤顯現文字。1927年四川臨時省委向下屬各級黨部郵寄《政治通訊》，就是用米湯印寫，各地收到刊物后用碘酒擦出。藥水主要是由中共中央下發，地方組織經常向中央索要藥水，如1927年浙江省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就提到“請給藥水兩瓶”。

　　寫密信確實比寄明信更安全，但由于技術和資源有限，寫密信也存在諸多問題。如密信經常洗不出來或洗出來不清晰。例如，1927年7月湖南省委寫信給中央告知接到中央來信數十封，明白可讀者不過一二。信件看不清的原因很多，如藥水質量不穩定、洗信技術不佳、紙張出現問題等。

　　為確保信息安全，在信件中出現的人名多用代稱、假名、筆名等。通常一個人有多個假名交替使用，一旦被檢查者注意就及時更換。1922年11月20日，張紹康在給蔡和森的信中表示寄信到武昌中華大學，收信人寫常振華、張四維、蔣開榜、羅占魁等都可以收到，還表示以后用春光或赤華簽名。在使用假名過程中，大家也注意到“務必交互斢換，以減少他人之注意”。中共還采用男用女名的方式減少注意。如1922年“樹人”寫信給施存統，請郵寄團員表冊和章程，以“衡州山陜會館韋漢女士”為收信人名，“韋漢女士”實際是一名男共產黨員。地方黨部在給中央局寫信時，也常稱對方為“鐘鞅菊女士”。

　　以人名代替機關名也是一種規避危險的方式。如1926年1月20日，中共上海區委發布緊急通告，因區委機關代稱“胡樞蔚”已被當局知道，特改為“傅翥”，以后各地來往信件要署名為“傅翥”。1927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秘書廳下發通告稱，因長沙縣委將第1號至第10號通告遺失，上有省委各機關假名字，如全福、友菊等，現在悉數作廢，改用新名。省委改為沈家興，秘書處改為洪王書，組織局改為周子俊，宣傳部改為高暄，工委改為孔之光，農委改為羅天民，軍委改為曾必勝，婦委改為金碧霞。還有用諧音來稱呼地方機關單位的，中共上海區委組織部就大都以諧音代稱地方機關，如以任波、溫走、項走、加興、無雪、蘇走、單陽、南進，代指寧波、溫州、杭州、嘉興、無錫、蘇州、丹陽、南京。

　　早期中共黨員、團員多是學生、教師，中共還以學校里的各種名詞作為隱語來代替黨團組織及活動。如以大學、西校、C校等代指共產黨及共產黨組織，總教務處代指中央局，班代指支部，同學代指黨員、團員，學年大考代指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課代指開會，講義代指通告，試卷代指報告，停學、休學、退學代指退團等。這樣在信件中不易引起懷疑。如1925年6月22日，中共唐山地委在給團中央的信中這樣寫道：“唐山分校自改組以來（六月八日），各方校務都能照常進行，兄所指示一切，亦可逐漸實現。工農科方面，已同大學合組一委員會，共十二人，訓育方面亦如是，各開會一次，初級教務會已開兩次，兩校聯合教務會議三次，情形尚好。級已改編，第一級（交大）分三班，共十七人，開級考兩次，班長考試一次；第二級（工廠）分三班，二十八人，級考二次；第三級初編成，暫不分班，十二人，級考一次。初級大考曾舉行兩次，成績都還好，頗堪教育很有發展的希望，最近有此種趨勢。”這封信表面是有關學校工作的匯報，實際是中共唐山地委就本地黨員發展培養工作、組織狀況等向團中央的工作匯報。代稱在人名、機關名中普遍使用，以至于當時有人建議中央局作一代稱名詞表分發各地以方便通信。

　　除了關鍵的人名、機關名、地名使用代稱和隱語外，在政治環境緊張時期，有時整封信都在使用隱語匯報工作。最常見的有家書、商業報告書等形式。1926年3月團北方區委給團中央寫信，因為當局正在嚴厲搜查中共黨員，信件也遭到嚴格檢查，團中央來信和通告中又有諸多敏感信息，團北方區委只能以家書形式對其進行間接提醒和匯報工作。1927年7月滬東區委的工作報告以“東昌機器廠七月狀況書”的形式匯報了組織狀況、宣傳、工會、婦女、軍事、預算等工作內容。

　　使用假名和代稱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組織、信息的安全。1923年7月劉昌群寫信給施存統，告知前月寄至武昌外國語專校給楊君吾收的印刷品和信件被查獲，警廳多次到學校尋找楊君吾，但楊君吾是假名，校長極力聲明該校沒有此人，最后警廳只好不了了之。1926年徐州當地政府對郵局來往信件審查非常嚴格，中共徐州獨支的卜烈因來往信件、印刷品太多而被重點關注，因為缺乏證據證明其是共產黨員，警廳只能暫且記下姓名。其實“卜烈”是中共徐州地區負責人賈綠蕓的假名，因此找不到此人。

　　信件在郵寄傳遞過程中經常遺失，寄件人與收件人無法及時發現，會造成信息溝通不暢，也有信息泄露而不自知的危險，因此中共采用給信件編號的辦法應對此問題。1926年中共上海區委為方便檢查寄給各地委、獨支的信件中途有無遺失，規定給信件編號，所有發出信件省委都登入簿冊，各地委、獨支收到信件后也登記造冊，并復信告知某號信已收到，區委就在發信簿該號信件下注一個“到”字。如接信人遇有號數遺漏或已被外人拆閱時，立即來信通知。與信件編號配套的是收信后打收條，再次回信時要告知對方已收到某號文件。信的編號順序一般以雙方約定為準，如果中途出現特殊情況中斷編號，會約定重新編號，遺漏的編號也會補上。

　　中共在信封上也非常注意，經常使用雙信封，外面信封寫所托人姓名，內信封才寫轉交某某。如1923年12月，團哈爾濱支部書記告知林育南，該部已引起當局關注，暫時停止一切工作，如有必要來信時，封面寫“哈爾濱道里廣益學校李鐵鈞君收”，內夾一小信封交彭吉民收。1926年2月，團湖南區委在給團中央的信中提到，大庸特支的通信處外信封寫“大庸土門巷茹園對門田新之轉喻仙理收”，內裝小信封寫“李兆春收”。中共還經常用英文寫封面來保護通信安全。1924年7月，署名為“易虛”的作者致信團中央，建議團中央寄來的郵件封面都用英文書寫。陳佑魁給團中央的信也提到，為應對郵局檢查，信面上能中英文并用更佳。

　　中共郵寄的報刊由于數量較大，需要打包成包裹發出，小包裹在郵寄中不易引起注意。1923年10月，團南昌地委提醒團中央將刊物分包寄來，“因包件小，撿信的更不注意”。1925年3月楊志云向團中央訂閱《中國青年》《平民》等刊物，要求郵寄包裹宜小，最好十份一卷，包太大有被查出的風險。還有用報紙包裹刊物郵寄的情況，如1923年團南昌地委致信團中央建議將寄來的團刊“卷成和報紙一樣，外加一張新聞報，卷須露出新聞報名在外”。

　　面對郵局通信的種種困難，中共各級黨部積極想辦法應對，及時交流有效經驗，想出很多措施，但這些措施并非永遠安全，很多會被敵人發現而只得另想他法，這是一個動態博弈的過程。如1926年孫傳芳制定詳細的郵件檢查標準，明確遇下列情況郵件要拆封檢查：“（1）傳單、印刷品、新聞紙小說類；（2）發信及投信地址不甚明瞭或托人轉輾代交情形可疑者；（3）與各公團體及非法機關暨與情形可疑之私人者；（4）世情詭譎，應檢查者不及備載，其有可疑之情形即可檢查。”還規定下列情況郵件需要扣留：黨徒勾結；希圖暴動；提倡抗稅抗捐；黨徒買賣運輸軍械；提倡過激悖謬主張；文詞含混跡近暗語；等等。這些檢查標準都與中共應對郵局檢查的措施對應，因此上海區委緊急傳發這份通知，要求“立即切實傳示各同學”，停用相關方法傳遞信息，否則會帶來危險。當然也并非所有困難中共都能有效應對，比如經費緊張就很難解決，1927年中共河南省委在下發的通告中說，“黨的經費是非常困難的，永遠是不會充裕的，我們要根本鏟除依黨而生存的觀念，要積極地自己謀到生活而為黨工作”，各地黨組織要竭力自謀解決經費問題。

四、建立自己的交通網

　　中共為了信息安全，在寫信、郵寄等方面采取各種措施，但最安全的方式是建立自己的交通網。交通網是指派交通員前往各地運送文件和刊物等，由交通員、中轉或接頭的交通站、提前規劃好的交通線等組成。

　　1924年中共就有建立交通網的動議，是年5月，中共中央在《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中提到在組織部下設交通員，其任務是發送秘密宣傳品，組織群眾大會及示威運動。之所以要建立交通網，與此時政治環境更加復雜、組織規模進一步擴大、黨內事務消息增多有一定關系。張國燾就提到，中共四大后中央有很多機構在上海處于地下狀態，需要加強保密工作，各機構和各負責人的聯絡，以及由外地來上海接洽人的招待、財物的運送都需要交通員負責，交通制度應運而生。

　　1925年1月31日擬定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進行計劃》再次強調，中央組織部須設一交通干事，其任務是“指導出版部向各地擴張公開的宣傳品之銷路”，“籌劃向各地秘密地輸送本黨宣傳品及函件”，“擔任中央各機關間及中央與所在地地委間之交通”。1925年4月中共中央專門下達建立健全黨內交通網的通告，指出因受郵局嚴查，本黨一切印刷物完全不能郵寄，各地又不提早擬定妥當的交通負責人和接頭地址，導致各級黨部間斷絕聯系，黨的刊物不能深入群眾，為此中共中央提出八項發展交通的指導意見。1925年6月李秉乾給團中央的信中也提到：“近來郵局多故，寄信不便，這種情形已成今日中國的一般現象，不獨陜西如此，想宗菊兄亦有同樣之感！”這種情形之下，中共急需建立自己的交通網。

　　交通員是交通網的重要一環。交通員的任務在設置初期比較寬泛，也包括組織群眾大會及示威運動等。其后交通員的任務逐漸固定下來，主要為各級黨部送信件刊物，護送干部人員，運送重要物資經費等。交通按照距離遠近分為市內短途交通和跨市長途交通，前者主要負責運送市內各機關間文件，稱為“內交”，后者主要負責各省黨組織聯系，稱為“外交”。在交通員選擇上，以性別而言，內交因距離較近，女交通員較多，以男干部的配偶為主，但她們經常會遇到軍警搜身和流氓搗亂。外交需要長途跋涉，以男交通員為主。為保證安全、便捷，在選擇交通員時，除了性別外，對其忠誠度和人脈都有要求。交通員方志純在回憶錄中就提到選拔外交的三條標準：第一，對黨忠誠；第二，身體好，因為很多地方沒有汽車、火車，要靠步行；第三，社會關系、親戚朋友要廣泛，這樣有利于掩護交通工作。中共河南省委也提到，交通員要以“忠實能干機警的工農同志充當”。交通員都有相應的社會職業掩飾身份，比如1926年在中央擔任上海到北京長途交通員的王凱，社會身份是商人，他借此身份出入市場，了解上海、北京的商業行情、手續等，以應對沿途檢查。交通員所攜文件，部分是用藥水寫的密信，將信寫在紙上或白色衣服、手帕上。還有部分信通過隱密方式攜帶，如將信放在牙膏、鞋底、箱子夾層等里面。

　　為提高交通員送文件效率，中共有各項規定。《中共南方局交通處工作條例》規定：“各路交通處接到各縣市報告及函件，無論如何于收件兩日內必須派人送到省委，特別緊急事務，則須即到即送，不準片刻停留。”《中央通告第三號》也規定交通員到達各地時不得逗留兩日以上，以免妨礙交通。除了制度規定，為提高效率還可以選擇更高效的交通工具。1927年11月張太雷給中央寫信，提到交通處現定從上海到廣州來回坐小輪，要五六天，建議中央多給10元路費，坐郵輪提高效率。

　　交通網的進一步規劃是在大革命失敗后，由于當局的高壓政策，中共依靠郵局通信非常困難。1927年6月中共順直臨時省委在工作報告中提到，由于當局壓迫，郵局通信極不自由。9月中共四川臨時省委報告中央，郵局信件檢查過嚴，用水浸、火烤、涂海碘酒等法檢查來往信件，查信人看見來往武漢的信件，往往壓制不讓及時遞送，使其失去時效，非派交通員不可。11月中共四川省委再次向中央呼吁：“省內交通必須設置，川省各軍閥檢查郵件極嚴，我們的通告及出版品非去人送往則不能達到。”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在各地準備武裝暴動，破壞當地通信系統是暴動中重要一環，而中共自身又需要信息安全、快速傳遞，這推動了交通網發展。1927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關于秋收暴動的計劃明確規定，暴動起點的各縣須與省委發生密切聯系，設專門交通員。1927年12月湘南暴動計劃也提到，暴動時不能依靠郵電傳達消息，黨的命令、通報、報告及宣傳品傳遞“專賴人力”。至少要建立郴縣、永興、耒陽、衡陽、零陵、祁陽、寶慶、衡山、湘潭、長沙、株洲各地的交通驛站，設專人負責，甲地文件一到乙地，乙地立即送到丙地。交通問題往往關涉暴動的成敗，1927年11月，關向應在總結湖北暴動經驗時提到，“在行動時，交通常常誤事，我們如建設不出一交通網，暴動時是很成問題”。

　　在八七會議關于組織問題決議案的討論中，任弼時強調“交通要弄好”，毛澤東補充說：“交通問題是一貫的問題，不單是中央與省的交通問題，應在全國組成交通網。”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下發《中央通告第三號》，下達建立全國交通網的指示，指出：“暫于中央所在地設立中央交通處，于上海設立交通分處，為中央與南北局及江浙間交通之總樞紐，暫時北方局所轄各省交通由北方局辦理，南方所轄各省由南方局辦理，江浙則由上海分處辦理，其余各地由中央交通處直接辦理。”交通網的功能，一是“傳達黨的一切文件，輸送黨的一切宣傳品”，二是“探聽各地反動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種消息”。8月23日《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再次提到，中央臨時政治局應當建立全國秘密交通機關，以便傳達通告指令，輸送宣傳品等，各省也應當有此機關組織，務必建立起全國交通網。

　　針對中央下達的指示，各省制定了建立全省交通網計劃。1927年9月浙江省委制定以杭州為中心，以海寧、湖州、諸暨、蕭山、富陽五個重要城市為主線的全省交通網。1927年10月河南省委制定交通計劃，以省委所在地開封為中心，全省分為四路（北路衛輝、西路鄭州、南路駐馬店、東路杞縣），各路劃定遞送范圍和方法，并將分送路程和需要時日都畫圖詳細說明。1927年11月四川省預計設置省內交通員兩人，一由合川從川北往成都，沿岷江至敘府、自井、瀘州、合江、江津，返重慶，一沿揚子江下經長壽、涪陵、豐都至萬縣，再由宣漢、大竹、鄰水返重慶。另外還計劃設置四川至武漢之間的外交。

　　1924年至1927年是中共建立交通網的構想和初步探索時期，中共中央及部分省委對建立交通網作了詳細規劃，但實施情況并不理想，也存在地區差異。中共中央的交通網建設較為完備，據交通員王凱回憶，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與外地建立的秘密交通線主要有三條：一條是上海至北京、天津，一條是上海至漢口，一條是上海至廣州。三條交通線中只有北方局交通是由上而下，其余兩條是由下而上。張國燾也回憶說，1925年之后中央秘書處的交通人員逐漸增多，從數人增至十數人乃至二三十人。地方上則以上海的交通較為全面，1925年10月，上海區委下設交通處，書記處設交通員三人，其中兩人為外部交通員，區委管轄的上海地方七部委每部設交通員一人，區委會定期要求各部派交通員匯報工作。然而外交方面就多有不足，上海區委管轄的溫州、嘉興、杭州、寧波等地，僅寧波設有交通員一人。1926年上海區委的交通進一步發展，上海區委交通處設技術書記一人，交通員四名。各地委、部委、獨支、支部都設有交通負責人。為提高交通安全性和效率，上海區委對交通處進行搬遷和整頓，甚至將交通處分為秘密交通處和稍微公開一點的交通處。大革命失敗后上海不少交通員被捕，交通網也遭到破壞。中共湖北、南京等地交通發展相對較差，交通費的預算和投入較少。如團湖北地委在1925年開始設交通費，每月開支5元，其中交通員由組織員兼任。團南京地委也在1925年開始設置交通員一人，往返南京與上海，每月交通費6元。其他各省在1927年之前交通員設置得更少。在1927年7月至12月的各省暴動中，交通網因軍事需要臨時建立起來，很快又隨著暴動失敗而破裂。在1928年甚至更晚一些時候，各省交通依然沒有暢通，建立交通網仍是革命工作的重點。如上文提到的中共河南省委已于1927年10月規劃建立全省交通網，但至1928年11月仍因缺錢，“交通人員調不來，省委的文件亦無法送出”。中共四川省委也面臨這樣的問題，于1928年7月向團中央報告稱，“省委與中央間之（交通——引者注）關系始終沒有弄好”。1928年1月，中共湖北省委工作計劃的重點是建立“有組織的嚴密的交通的工作，使上下級的消息靈通”，但至1929年7月，湘鄂贛邊境各縣的“交通和技術”依舊不能令人滿意。還有地方因交通網不健全直接導致暴動計劃流產。如1927年10月，河南省委計劃全省暴動，具體計劃原要派交通員從開封帶給豫南特委，但直至暴動結束文件都未送出，這也是豫南特委未響應暴動的原因之一。

　　中共的全國交通網未能在大革命失敗后迅速建立起來，原因之一是中共組織遭受巨大破壞，短期內無力建立健全的交通網，另一個原因是經費不足。建立交通網開支巨大，需要支付交通員生活費、路費，如果設立交通站還需租賃房子，為安全起見，一般會租賃商鋪進行掩飾，如飯店、茶館、酒店、藥店、雜貨店或手工業作坊等。與郵寄信件所需的郵票、信紙、筆墨等開支相比，建立交通網所需經費巨大。僅以幾省交通預算為例，1927年中共江蘇省委11月份預算中，本埠交通開支需233元，外埠交通需230元，總預算2647元，交通費約占17.5%。1927年12月，中共福建臨時省委每月經費預算中交通處房租20元，交通員兩人生活費共30元，交通費200元，合計250元，總預算915元，交通費占比約27%。1927年9月27日，中共湖南省委將沒有建立迅速的交通機關視為暴動失敗的原因之一，為此批1000元專作交通費用。巨大的交通費用對處境艱難的中共來說是巨大挑戰。大革命時期陜西省葭縣（今作佳縣）黨內交通員就提到，當時經費開支相當困難，連出差用的路費大半都是自己解決。

　　雖然大革命時期全國交通網沒有建立起來，但地方局部交通網的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郵局信息傳遞的局限。從交通員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到，交通網的存在對當時信息傳遞起著重要作用。如方志純在回憶錄中就提到，1926年他去廣州取回大量文件，有《中共中央對時局的聲明》《國民黨“一大”宣言》、孫中山遺囑及遺像、北伐軍諸軍將領像等，還曾護送彭湃出入江西。

　　信息傳遞是中共革命的重要一環。信息傳遞不暢會導致各地報告和統計材料不能及時送達上級機關，上級的指導政策亦不能及時傳達，這樣各地往往“獨立自由行動，破壞了黨的集中組織”。信息傳遞暢通，從中央到地方才能緊密聯系，密切配合。

　　信息傳遞是中共與當局政府進行非軍事對抗的方式之一，是革命中的技術問題。長期以來我們將中共革命的成功更多歸因于政治組織、主義信仰等，對技術在革命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有所忽視。事實上中共在有限條件下克服種種困難，對技術的發展與運用逐步達到了較高水平，助力了革命成功。

　　面對早期信息傳遞的需求，中共起初通過當局郵政系統郵寄文件、報刊、書籍等，并用各種隱蔽方式傳遞信息。隨著革命形勢發展，當局的信息審查手段不斷升級，中共著手建設自己的交通網。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建立蘇維埃政權后，逐漸以現代通信技術來進行信息傳遞，通信方式變得更加安全、便捷、多樣，如利用電報、電話等傳遞信息，并建立起赤色郵政。中共探索突破限制、安全傳遞信息的過程，也是其不斷加強組織領導力以推動革命的過程。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