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國共和體制的建立，并沒有改變中華民族內外交迫的落后困境。五四運動前后，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部分先進知識分子，從眾多外來的文化救國思潮中毅然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以實現(xiàn)社會主義與共產(chǎn)主義作為文化戰(zhàn)略目標，借鑒蘇俄十月革命的模式，在下層勞動階級中積極尋找同盟力量，并建立無產(chǎn)階級政黨組織作為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文化救國戰(zhàn)略的堅強保障，初步實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的早期結合，從而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煥然一新。

　　關鍵詞：

　　文化救國意識；“五四”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

　　中華民國自北洋政府領導始，中國面貌并沒有呈現(xiàn)一絲的活力與改變，政治專制，經(jīng)濟凋敝，封建文化盛行，民眾痛苦不堪，中國仍然在國際社會中處于被列強宰制瓜分的境地。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痛心感受到，共和體制的建立并不能改變中國落后挨打的地位，必須通過思想的啟蒙與文化的覺醒，才能從根本上喚醒國民、振興中國。在艱辛的探索中，他們最終從紛繁的外來文化思潮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將其作為指導思想創(chuàng)建了中國共產(chǎn)黨，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才為之煥然一新。

　　一、文化救國的自發(fā)需求：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被接受

　　文化運動是政治運動的先聲，為政治運動指明方向與道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被譯介到被自覺接受，需要一個思想轉變的過程。五四運動前，雖然有一小部分知識分子自發(fā)地介紹馬克思主義，但更多的知識分子仍然傾向于西方的民主、科學、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念，希望能通過一個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來改變人民落后愚昧的思想以實現(xiàn)救國抱負，巴黎和會外交的失敗最終破滅了他們的幻想，知識分子們才開始考慮新的文化選擇，但這個文化運動極大推進了社會思想的自由，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準備了思想基礎。

　?。ㄒ唬┪幕葒鴨⒚桑盒挛幕\動對封建專制文化的批判

　　中華民國成立后，在北洋政府領導下徒有其名，仍然是封建專制統(tǒng)治，封建思想盛行，“執(zhí)政的人物，依然是專制的人物，執(zhí)政的思想，依然是專制的腦筋，政治的制度，依然是專制時代的舊樣式”，“累年以來，社會道德之敗壞，無人不痛疾之矣。社會之萬惡，眾口騰說。無論何地何時嘲罵忿詆之聲充盈兩耳”，“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huán)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于是，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尋求中國新的出路，他們認識到要從根本上改造中國，必須先有文化意識的覺醒。1915年9月，以陳獨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為最突出的標志，新文化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

　　首先，開啟民智，培養(yǎng)愛國心理。文化興則國興，文化在國家發(fā)展中自然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對國民的愛國心，陳獨秀在辛亥革命后有了新的認識，他認為，現(xiàn)代諸國，皆以愛國心為立國之要素，土地、人民與主權構成國家之形式，“近世歐美人之視國家也，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人民權利，載在憲章”，其“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為成立國家之精神”，而中國人視愛國與忠君同義，無絲毫自由權利與幸福可言，“凡百施政，皆以謀一姓之興亡，非計及國民之憂樂”，而國人尚不知國家為何，根本不可能產(chǎn)生愛國之心。

　　1915年6月，李大釗痛感國家危機，號召“國民而不愿為亡國之國民，亦宜痛自奮發(fā)，各于其本分之內，竭力振作其精神，發(fā)揮其本能”，而知識分子“于國民中尤當負重大之責任，研究精神上之學術者，宜時出其優(yōu)美之文學，高尚之思潮，助我國民精神界之發(fā)展”。9月15日，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詞《敬告青年》一文中感慨國內之青年身體衰弱思想陳舊，“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jīng)者十之九焉”，“其頭腦中所涉想所懷抱，無一不與彼陳腐朽敗者為一丘之貉”，而“循斯現(xiàn)象，于人身則必死，于社會則必亡”。為了應對亡國危機，陳獨秀認為只有以文化喚醒青年，國家才會有希望，“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也”。

　　關于國民性問題，陳獨秀認為這是導致亡國最根本的因素，其在闡釋國民性與亡國關系中強調，“吾國社會惡潮流勢力之偉大，與夫個人抵抗此惡潮流勢力之薄弱，……乃以鑄成今日卑劣無恥退葸茍安詭易圓滑之國民性”，“亡國滅種之病根，端在斯矣！”國家不強，國人抵抗力薄弱，陳獨秀認為，“老尚雌退，儒崇禮讓，佛說空無”，“充塞吾民精神界者，無一強梁敢進之思”，“惟抵抗之力，從根斷矣”。李大釗同樣感慨：“惟以今日吾之國民，幾于人人盡喪其為我，而甘為圣哲之虛聲劫奪以去，長此不反，國人猶舉相諱忌噤口而無敢昌說，則我之既無，國于何有?若吾華者，亦終底于亡耳。”

　　如何喚醒沉睡的國民，陳獨秀認為，“中國之危，固以迫于獨夫與強敵，而所以迫于獨夫強敵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墮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為拔本塞源之計，雖有少數(shù)難能可貴之愛國烈士，非徒無救于國之亡，行見吾種之滅也”。中國之危亡，固然有獨夫強敵之故，“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國民之行為與性質。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而改變這亡國之最需要者乃“持續(xù)的治本的愛國主義者”。李大釗對此亦深有所感，他在《晨鐘》創(chuàng)刊號中指出，“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而新文藝之勃興，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不韙，發(fā)揮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權威，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后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驚破”，以促使“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覺，自我之民族的自覺，一一徹底，急起直追，勇往奮進，徑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

　　其次，啟迪民權，宣揚民主科學。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在思想領域掀起熱烈的文化解放浪潮，對當時的政治專制與復辟思潮進行猛烈沖擊。他們向社會大聲疾呼，目前只有民主與科學，才能根治當下中國政治上、經(jīng)濟上、文化上、社會上等各方面沉積已久的腐敗與黑暗。陳獨秀堅定認為，只有民主與科學，才“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文化倡導的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民主制度與民主政體，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種民主精神與民主意識，體現(xiàn)在國民靈魂深處的主體性思維。對于個人，陳獨秀認為，自主的，乃為人之基礎，“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解放自身，即“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對于國家，陳獨秀堅信共和國家是建立在國民總意之上，而當今中國“說良心話，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腦子里不裝著帝制時代舊思想的，能有幾人？”共和重平等精神，帝制重等級尊卑，完全不能調和，“如今要鞏固共和，非先將國民腦子里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干凈不可”。李大釗更是一針見血指出，“蓋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

　　新文化倡導的科學，亦不僅僅指具體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技術，更重要的是強調那種與封建迷信、蒙昧無知相對立的科學精神、科學思想與科學方法，要求對世間萬事萬物，能用理性的態(tài)度，以科學說明真理，事事求諸證實。陳獨秀認為近代歐洲的發(fā)達，主要歸功于科學與人權，“今且日新月異，舉凡一事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而中國國內尚為蒙昧時代，士農工商醫(yī)不重科學，各以主觀想象惑世誣民，害人禍國，“凡此無常識之思，惟無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維科學”。

　　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對民主與科學的啟蒙宣傳，目的在于喚醒國民的自我主體意識，使其能自我覺醒去破除奴隸之道德與制度，自覺其國家主人之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進入1916年，戰(zhàn)爭形勢逐漸明朗，陳獨秀等非常興奮地認為世界局勢將會更趨向一個全新局面，希望中國能借助此形勢建設新人格、新國家、新社會、新家庭、新民族，能完全推翻束縛社會的儒者三綱之說，建立獨立自主之人格。

　　最后，沖決羅網(wǎng)，批判封建禮教。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等人采取進化論的方法，對統(tǒng)治中國兩千多年來的以綱常名教為指導的封建主義專制思想文化進行了集中的批判。他們認為，道與世更，優(yōu)勝劣汰，“吾人生于二十世紀之世界，取二十世紀之學說思想文化，對于數(shù)千年前之孔教，施以比較的批評，以求真理之發(fā)見，學術之擴張，不可謂非今世當務之急”。“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余地”。

　　有感于當前的民族危機，陳獨秀等人在進行中西文化的比較方面認識到文化落后是造成此惡果的重要因素。陳獨秀認為中西文化“根本性質極端相反”，他反省中國近代以來從學習“西器”到政治制度，仍然未能解決中國之問題。而“此等政治根本解決問題，猶待吾人最后之覺悟”，必須從多數(shù)國民思想自覺上著手。“倫理思想，影響于政治，各國皆然，吾華尤甚。”陳獨秀認為東西文明的分水嶺就在于我國以階級制度為根本的三綱之說為大原，而西方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自民國初創(chuàng)始，中國雖從政治上接納了西方的共和立憲制，但倫理上仍為保守綱常階級制，顯然陷入自相矛盾難以自拔，所以，陳獨秀堅信，“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

　　因此，陳獨秀等人認為思想問題應先于政治問題解決，“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v一時舍舊謀新，而根本思想，未嘗變更，不旋踵而仍復舊觀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因而此時起必須先廢黜封建孔教，“此根本問題，貫徹于吾國之倫理政治社會制度日常生活者，至深且廣，不得不急圖解決者也”。可以說，向西方文化學習，變造中國蒙昧落后的局面，首先就必須嚴厲批判束縛國人思想的傳統(tǒng)禮教。陳獨秀指出，“孔教為吾國歷史上有力之學說，為吾人精神上無形統(tǒng)一人心之具”，“及今不圖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時代宗法社會之孔教統(tǒng)一全國之人心”，“將何以適應生存于二十世紀之世界乎？”“若夫廢棄孔教，將何以代之，則國民教育尚焉”。

　　（二）西學的沒落：一戰(zhàn)后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各帝國主義國家為了在世界爭奪殖民地與妄圖重新劃分勢力范圍從而導致矛盾不斷激化的產(chǎn)物，反映了資本主義文化侵略本質，帶給世界人民巨大災難，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對西方文化價值進行重新反思和批判，并思考中國獨立自強之路究竟往何處去的文化路徑。

　　的確，“開亙古未有之斗局，貽人類莫大之慘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使西方的文化名流亦反思自己文化何以造成如此人類之巨大浩劫，對過去的西方文化優(yōu)越感進行了批判。德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在目睹一戰(zhàn)留下的慘劇后，于1918年寫成《西方的沒落》，其果敢預言西方文化終將走向沒落。英國哲學家羅素對哲學的興趣被他對歐洲文明面臨的巨大威脅之恐懼所壓倒，從而作為反戰(zhàn)人士投身到寫作、演說和組織活動中去，并因拒絕服兵役而入獄，他認識到，“歐洲文化的壞處，已經(jīng)被歐洲大戰(zhàn)顯示得明明白白”，在對中國各地考察后，他甚至認為西方文明已趨蒼白衰落，而只有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才是解救時弊重返世界和平的良方。美國哲學家杜威在1919年來華期間，反思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對中國文化同樣給予了高度的肯定。

　　在國內，一部分知識分子從這場戰(zhàn)爭中強烈感受到列強們帶來的人間災難，愈發(fā)感覺到西方文化內在深藏的缺陷，從而促發(fā)了對西方文化的批判。當時《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認為，“近年以來，吾國人之羨慕西洋文明無所不至……然自歐戰(zhàn)發(fā)生以來，西洋諸國日以其科學所發(fā)明之利器戕殺其同類，悲慘劇烈之狀態(tài)，不但為吾國歷史之所無，亦且為世界從來所未有。吾人對于向所羨慕之西洋文明，已不勝其懷疑之意見”，于是“信賴西洋文明，欲借之以免除悲慘與痛苦之謬想，不能不為之消滅”。在思想界影響很大的如梁啟超、梁漱溟等人亦紛紛撰文表示對西方文化的反思，而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予以高度肯定。但他們這些思想又不同程度契合著當時統(tǒng)治者的封建專制心理，間接助長了封建文化的蔓延。

　　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一方面繼續(xù)批判中國傳統(tǒng)封建專制文化，對西方資產(chǎn)階級文化失望的同時嘗試尋找中國新的文化出路；一方面繼續(xù)關注著歐戰(zhàn)后世界形勢的變化，以及如何應對與爭取國家合法的權益。他們痛恨國內民眾“惡聞戰(zhàn)爭，乃吾國民之惡劣根性”。有鑒于當時中國的“恐德病”與國人擔心俄羅斯二月革命后與德聯(lián)合，陳獨秀雖痛恨國人對國際形勢“猶在夢中”，但仍希望能通過分析促其覺醒。陳獨秀指出，此次世界戰(zhàn)爭前所未有，其性質乃君主主義與民主主義、侵略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大戰(zhàn)爭，“戰(zhàn)后政治學術，一切制度之改革與進步，亦將為曠古所罕聞”。至于“俄羅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國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其未必與代表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德意志單獨言和，以其革命政府乃親德派舊政府之反對者，而為民主主義人道主義之空氣所充滿也”。因此，世界各民主國將從道義上支持俄國革命而與德意志作戰(zhàn)；同時，陳獨秀希望中國政府能堅定對德作戰(zhàn)決心，“以扶人類之正義，以尋吾國之活路”。

　　一戰(zhàn)結束后，陳獨秀、李大釗團結《新青年》其他同人一起另外創(chuàng)辦小型政治時論報紙《每周評論》,以與《新青年》相互配合補充，協(xié)同“輸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學”，把思想文化斗爭同政治斗爭密切結合起來。此刊宗旨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陳獨秀在文中曾稱贊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完全是因為威爾遜在當時極力鼓吹的所謂“兩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李大釗也持同樣觀點，“吾人終信平和之曙光，必發(fā)于太平洋之東岸，和解之役，必擔于威爾遜君之雙肩也。”

　　而巴黎和會徹底毀滅了他們的美好救國夢想，這場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根本不考慮其他國家的合法平等權益，即使是作為戰(zhàn)勝國的中國，亦完全成了他們交易的籌碼。陳獨秀失望地認識到，巴黎和會完全讓“公理戰(zhàn)勝強權”成為一句空話，“這回巴黎會議，也是分贓會議，所以不得不秘密，所以毫無價值”，所有重要事務“都是五個強國在秘密包辦”，威爾遜提出的和平意見十四條，已經(jīng)淪為“不可實行的理想”，陳獨秀痛批威爾遜是典型的“威大炮”，他進而建議堅決去除那種種的人性黑暗所造成的社會，而“應該把‘愛世努力的改造主義’當作社會中個人普遍的唯一信仰”。

　　（三）新文化的曙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開始接受

　　陳獨秀等在用西方資產(chǎn)階級民主科學思想倡導新文化運動之時，對世界各類文化思想亦廣有涉獵，包括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早在1915年9月，陳獨秀在分析中西文明時就指出，中國文明目前尚處于古代文明階段，而西方文明則已經(jīng)進入近代文明。他認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而這一切學說皆為法國人所創(chuàng)，“世界而無法蘭西，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等”。在談到社會主義思想時，陳獨秀提到了馬克思，評價其“承法人之師說，發(fā)揮而光大之，資本與勞力之爭愈烈，社會革命之聲愈高”。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鮮明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第一次把社會主義思想從理論變?yōu)楝F(xiàn)實，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對中國的思想界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一些苦于求索中國自強道路而對于西方資產(chǎn)階級文化又正處于失望而茫然的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自救道路上的指導作用，亦正如毛澤東后來所指出的，“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chǎn)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而在學習走俄國人的路上，李大釗無疑是在中國大地上第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并明確主張向俄國十月革命學習的馬克思主義者。

　　1918年1月，李大釗發(fā)表《俄羅斯文學與革命》一文，全面闡述了俄羅斯文學藝術與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關系，其中指出，“俄國革命全為俄羅斯文學之反響”，“今也赤旗飄揚，俄羅斯革命之花燦爛開敷，其光華且遠及于荒寒之西伯利亞矣”。6月，他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中再次肯定了十月革命后的蘇俄文化，“由今言之，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

　　7月1日，李大釗發(fā)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熱烈謳歌其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地位，其認為，“俄國今日之革命，誠與昔者法蘭西革命同為影響于未來世紀文明之絕大變動”，“俄羅斯之革命，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吾人對于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

　　不久，李大釗連續(xù)發(fā)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及《新紀元》等一系列文章，深入、全面地闡述了蘇維埃俄國十月革命的情況，并號召向俄國人學習，才是中國前進的新方向。他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民主主義戰(zhàn)勝，就是庶民的勝利”，“須知今后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他熱情贊美了十月革命的勝利的歷史意義與歷史地位，那“是人道主義的勝利，是平和思想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Bolshevism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而且它是馬克思、列寧及所有馬克思主義者的偉大功業(yè)，“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jīng)濟學家馬客士(Marx)為宗主的；他們的目的，在把現(xiàn)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占利益的生產(chǎn)制度打破”。

　　在此基礎上，李大釗充滿激情與樂觀地預言：“由今而后，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zhàn)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xiàn)了！試看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這些論述表明，此時的李大釗已經(jīng)完全接受馬克思主義，并將它作為指導自己思想與實踐的指南。

　　相比于李大釗，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相對要遲些，他是在隨著一戰(zhàn)后對各帝國主義對華繼續(xù)掠奪的失望中發(fā)展起來的。1919年4月6日，陳獨秀開始宣傳社會主義，他認為，“歐洲各國社會主義的學說，已經(jīng)大大地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產(chǎn)黨的世界。這種風氣，恐怕馬上就要來到東方”。對于這種思想，日本都“害怕得很”，趕快通過普選及優(yōu)待勞工等手段進行改良，而中國卻是采取嚴厲禁止的態(tài)度，他堅決號召，“我們中國人不怕！不怕！”4月20日，當他聽到英美等國亦不得不開始承認俄國布爾什維克政府的消息，他指出，“這事如果實行，世界大勢必有大大的變動”，“都要把他們當做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

　　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陳獨秀十分痛心，非常痛恨賣國求榮的“親日派四大金剛”——章宗祥、曹汝霖、江庸與陸宗輿，痛恨“真是世界第一惡人”的日本首相寺內，也痛恨腐敗無能的北洋政府，他的思想也隨著從改良逐漸走向革命。對于蘇俄十月革命政府，他覺得是世界革命發(fā)展的必然，感慨“可是世界上溫和的人都要漸漸的激烈起來了，這是什么緣故呢？”也是從這時起，陳獨秀開始注重關注下次民眾社會生活問題，1919年4月27日寫成《貧民的哭聲》一文，深刻揭示了下層貧苦百姓的痛苦與官僚的腐敗奢靡，宣布“我想這可憐的哭聲，早晚就要叫他們聽見，叫他們注意，叫他們頭痛，最后還要叫他們發(fā)出同樣的哭聲！”

　　二、文化救國的自覺體現(xiàn)：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自主傳播

　　五四運動是民族危機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產(chǎn)物，極大地改變了一部分知識分子救亡中國的思想與道路抉擇，在眾多的改造思潮中，他們以“拿來主義”的態(tài)度毅然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宣傳馬克思主義，并逐漸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中國的社會問題，力圖為落后的中國找出一條新的自強之路。

　?。ㄒ唬┬麄黢R克思主義，占領思想陣地

　　五四運動以后，圍繞救國出路，各種新舊思想斗爭激烈，然而，馬克思主義以其嚴謹?shù)目茖W性與時代的鮮明性脫穎而出，在中國學術思想界很快就廣為傳頌。

　　第一，推進馬克思主義在國內的廣泛傳播。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與巴黎和會，讓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文明完全失望，這也在環(huán)境方面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迅速傳播。五四以后，《新青年》《每周評論》等許多刊物，普遍刊登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全國幾乎成為一種風氣，正如時人所指出的，“一年以來，社會主義底思潮在中國可以算得風起云涌了。報章雜志底上面，東也是研究馬克思主義，西也是討論鮑爾希維主義；這里是闡明社會主義底理論，那里是敘述勞動運動底歷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會主義在今日的中國，仿佛有‘雄雞一唱天下曉’的情景”，“似乎有不談社會主義則不足以稱新文化運動的出版物的氣概”。

　　1919年9月、11月，李大釗《新青年》上連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系統(tǒng)地闡述馬克思主義理論，高度肯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地位，稱之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自俄國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子”，并科學預測“這無產(chǎn)階級本來是資本主義下的產(chǎn)物，到后來滅資本主義的也就是他。”差不多同時的楊匏安亦發(fā)表了《馬克思主義》一文，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作了比較全面的闡述。當時在日本留學的李達發(fā)表《什么叫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目的》等文章，用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簡要回答了“社會主義是什么”這個問題，著重闡明了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區(qū)別界限，論證了社會主義發(fā)展的歷史必然性。不久他又翻譯了《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jīng)濟學說》與《社會問題總覽》等社會主義著作并寄回國內，對國內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第二，旗幟鮮明地捍衛(wèi)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地位。在當時，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既要受到當時北洋軍閥政府的壓制，同時也受到知識界內部的反對。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思想界亦有很大影響，1919年7月，他公開發(fā)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大肆宣揚改良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

　　針對胡適此觀點，1919年8月，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旗幟鮮明地進行了反駁。

　　首先，李大釗有更高的思想視域，他沒有簡單地直接批判胡適的觀點，認為“問題”與“主義”，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社會問題的徹底解決，首先用一個共同的主義作為奮斗的目標，而且必須發(fā)動社會上絕大多數(shù)的民眾共同行動，才能真正解決社會問題，“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并行不悖的”。

　　接著，李大釗充分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意義與在中國的適合性，他認為，“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何況在當今盛行資本主義的國家里，都在宣傳社會主義學說，因此，“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fā)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huán)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xiàn)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于現(xiàn)在需要”，必須充分將此主義與中國國情結合起來分析。

　　最后，針對胡適反對“根本解決”的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主張，李大釗強調，“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而“經(jīng)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但是，在注意經(jīng)濟問題的同時，李大釗也特別提出必須注意采取階級斗爭的行動，如果“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lián)合的實際運動，那經(jīng)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xiàn)”。

　　這場“問題”與“主義”的論戰(zhàn)，雖然發(fā)生在新文化運動的同仁之間，而且充滿平等探討的學術風氣，但其蘊含著巨大的思想渦流在劇烈旋轉，中國自救要不要革命，要不要馬克思主義，直接關系著中國的命運與前途。這場論戰(zhàn)的雙方都有不少的支持者，但李大釗旗幟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態(tài)度，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知識界的宣傳，推動了廣大知識分子積極思考如何去改造當前中國尋找自強之路。

　　第三，建立各類馬克思主義學習與研究組織。宣傳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團體在全國的相繼涌現(xiàn)，不僅加強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研究與宣傳的能力，而且有利于集合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更能發(fā)揮團隊與集體的合力，為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指導地位確定提供組織保障。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率先創(chuàng)辦國內第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團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包括鄧中夏、黃日葵、劉仁靜、羅章龍等人，主要以搜集、編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為方式，成立了專門的共產(chǎn)主義圖書室，收集了數(shù)十種不同版本的馬列著作，如《共產(chǎn)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及《共產(chǎn)主義原理》等，為馬克思主義的全面?zhèn)鞑ヅc準確了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5月，已經(jīng)在上海的陳獨秀發(fā)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主要包括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楊明齋等人，積極找尋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參加。

　　在南陳北李的倡導下，全國其他一些地方也在組織類似的研究團體。在湖南，毛澤東等在以往新民學會會員的基礎上，出版《湘江評論》，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6月從北京經(jīng)上海拜謁陳獨秀再返回長沙后，立即著手創(chuàng)辦文化書社與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成立了俄羅斯研究會，專門以探索研究俄羅斯革命為宗旨。在武漢，惲代英、林育南、李求實等人在武昌組織了利群書社；在天津，周恩來等人在五四時創(chuàng)辦的覺悟社與新生社基礎上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繼續(xù)宣傳馬克思主義；在濟南，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在齊魯書社同仁的基礎上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進行集體研究與宣傳。這些宣傳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集結了一批以馬克思主義為矢志的知識分子，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同時為不久后共產(chǎn)主義組織的建立準備了組織基礎。

　?。ǘ┲匦略忈?ldquo;五四”，主張無產(chǎn)階級專政

　　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國知識分子意識到這是世界革命的先聲，中國要想擺脫列強控制而自強，必須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實現(xiàn)無產(chǎn)階級專政。

　　首先，重新對“愛國”理性解讀。五四運動前后，愛國開始成為最流行的話語，但也成為當權者欺壓人的工具。什么是理性的愛國？陳獨秀認為，國家是“人民集合對外抵抗別人壓迫的組織，對內調和人民紛爭的機關”，所謂愛國，應當是“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愛的是國家為人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陳獨秀認為五四運動的精神不只是簡單的愛國救國，其有獨特性，“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運動特有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直接行動”與“犧牲精神”。

　　對于五四運動激發(fā)出來的愛國熱情，陳獨秀保持著理性的態(tài)度，他認為愛國的覺悟有“三步”之別：第一是“愛國心之覺悟”，即國民自保及民族自決之精神，具有這種覺悟的人已有不少；第二是“政治不良之覺悟”，具有這種覺悟的人已經(jīng)較少，“僅五四運動中學生之一部分而已”；第三是“社會組織不良之覺悟”，具有這種覺悟的人就更少了，“即在學生界亦殊少矣”，“此等覺悟之進程，以系由外交而及內政，由內政而至社會組織者”。

　　其次，重新對“民主”科學定義。民主，是新文化運動發(fā)起的一面旗幟，一定程度上代表著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制度與民主方式，但“一戰(zhàn)”及戰(zhàn)后的巴黎和會，陳獨秀痛批這仍然是“強盜世界”，這只會導致更多的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要想免第三次大戰(zhàn)爭的痛苦，非改造人類的思想，從根本上取消這蔑棄公理的強權不可”。他明確宣稱，“如今二十世紀的‘德謨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無產(chǎn)勞動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于征服階級的財產(chǎn)工商界要求權利的旗幟”。陳獨秀希望各勞動團體能自覺聯(lián)合組織起來，如各校學生聯(lián)合組織一樣，能發(fā)揮積極的核心作用。

　　對于新文化運動，陳獨秀認為其應該體現(xiàn)出“人”的民主，尤其是無產(chǎn)階級的民主。“新文化運動倘然不能發(fā)揮公共心，不能組織團體的活動，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終久是一場失敗，或是效力極小。中國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為家族主義太發(fā)達的緣故。”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創(chuàng)造的精神，要能對其他運動產(chǎn)生重大影響，如“影響到產(chǎn)業(yè)上，應該令勞動者覺悟他們自己的地位，令資本家要把勞動者當做同類的‘人’看待，不要當做機器、牛馬、奴隸看待。新文化運動影響到政治上，是要創(chuàng)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現(xiàn)實政治底羈絆”。“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動。”而對待少數(shù)人壟斷的政權，陳獨秀提出應當借助蘇俄的革命方式，即采取“根本救濟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叫那少數(shù)的政府當局和國會議員都低下頭來聽多數(shù)平民的命令”。

　　最后，闡明階級斗爭的必然性。隨著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階級斗爭已經(jīng)被少數(shù)知識分子所積極接受，但很多的普通人并不怎么明白，有許多人聽見這階級競爭說，很覺可怕，以為人類的生活，若是常此爭奪強掠殘殺，必沒有光明的希望，拿著階級競爭作改造社會的手段，結果怕造不出光明社會來，所以對于此說，很抱疑慮。

　　為了打消這種社會上的疑慮，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多次在撰文宣傳階級斗爭的必然性與必要性，認為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最終結束一切階級社會，正如李大釗所指出的，現(xiàn)在的世界，完全充滿著黑暗與罪惡，而發(fā)展人類的文明歷史，必須要發(fā)生一個大的變化，“這最后的階級競爭，是階級社會自滅的途轍，必須經(jīng)過的，必不能避免的”，“這最后的階級競爭，是改造社會組織的手段”。

　?。ㄈ┥钊肷鐣麄?，堅實勞動階級基礎

　　馬克思主義作為文化思潮在中國傳播，一開始主要在知識分子內部進行的，但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中國一小部分知識分子逐漸意識到馬克思主義在救國方向上的重要作用，決定借鑒蘇俄十月革命的模式，在勞動階級中尋找同盟力量，真正找到改造社會的有效途徑。

　　第一，思想上啟發(fā)工人覺悟。1920年初，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jīng)認識到，必須走入社會，到工人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在北京，李大釗、鄧中夏等人多次去工廠演講并深入了解工人的生活狀況，1920年5月1日，鄧中夏主持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演講團分頭上街演講，宣傳五一勞動節(jié)的歷史及意義，號召工人們自己要自覺起來，做自己的主人。

　　陳獨秀到上海以后，也是積極深入碼頭、工廠等地調研工人情況，1920年4月2日，陳獨秀應邀參加上海碼頭工人的會議，他在演說中高度評價了工人階級的重要歷史地位，稱贊工人階級是社會的“臺柱子”，他指出：“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貴重呢?”“我以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我們現(xiàn)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覺悟自己無用的下賤，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覺悟自己有用、貴重。”

　　第二，將思想教育與經(jīng)濟要求結合起來。早期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在了解工人生活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他們悲催的生活令人難以接受，“調查回來、大家相顧失色、太息不止、都現(xiàn)出一種極傷心且不平的樣子”，憤怒地感慨，“這些貧民、并不是懶惰不愿做工、實由社會組織不良、叫他們無路可走。……他們正在地獄里伸首望著呀!”

　　為了真正能將工人發(fā)動起來，陳獨秀建議分兩步走，第一步覺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覺悟要求有管理權。陳獨秀在經(jīng)過調查撰寫《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的文章，他明確號召：“大家要曉得二十世紀的勞動運動，已經(jīng)是要求管理權時代，不是要求待遇時代了。”在此文中，陳獨秀用剩余價值理論揭露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本質，要求大家能組織起來，為自己應有的權益而斗爭。

　　第三，組織上建立工會行會等機構。為了提高工人思想覺悟，早期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認識到組織力量的重要性，必須在工人中建立類似的工會行會組織，才能保證他們的合法權益。李大釗在1920年1月發(fā)表《由縱的組織向橫的組織》一文中指出：“從前的社會組織是縱的組織，現(xiàn)在所要求的社會組織是橫的組織；從前的社會組織是分上下階級豎立系統(tǒng)的組織，現(xiàn)在所要求的社會組織是打破上下階級為平等聯(lián)合的組織；從前的社會組織是以力統(tǒng)屬的組織，現(xiàn)在所要求的社會組織是以愛結合的組織。”“在此一大橫的聯(lián)合中，各個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愛助，就是大同的景運。”

　　陳獨秀則認為將來的趨勢必然是如俄國的勞農政府那樣的無產(chǎn)勞動階級執(zhí)政，“就是拿現(xiàn)身從事農工商業(yè)務及勞動者執(zhí)政——即職業(yè)政治，來代替貴族、軍人、官僚、政客等無職業(yè)者執(zhí)政——即游民政治”。如何去實現(xiàn)無產(chǎn)勞動階級專政？陳獨秀強調，“所望諸君，要有自覺、有團結，將來以無數(shù)小工會，聯(lián)合成一大工會，那時我們勞動的國家，就不難于實現(xiàn)了”。

　　三、文化救國的政治轉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共產(chǎn)主義組織的建立

　　在研究與宣傳馬克思主義過程中，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如要真正貫徹馬克思主義指導來改造中國，就必須像蘇俄那樣建立無產(chǎn)階級政黨組織，將自己團結成為一個具有堅強戰(zhàn)斗力的整體，馬克思主義文化救國戰(zhàn)略才有堅強的保障。1920年8月，上海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接著北京、武漢、長沙等地的共產(chǎn)主義小組相繼成立，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個新起點，極大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并促成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

　?。ㄒ唬┪幕慕M織保障：各地共產(chǎn)黨組織的出現(xiàn)

　　第一，深化文化與組織關系的闡述。有鑒于痛恨當時中國的散沙局面與國民的麻木不仁，李大釗、陳獨秀等知識分子特別強烈感受到組織起來對文化傳播的重要性，他們一致認為，“人類之社會的觀念和組織的能力，和文化有相互的影響。文化高的民族，社會的觀念和組織的能力，固然也高；亦惟社會觀念和組織能力既高，而文化始有進步”。在當今全球各國，“最近時代的勞動團體，以及各種社會黨，組織更精密，勢力更強大。……俄羅斯共產(chǎn)黨，黨員六十萬人，以六十萬人之活躍，而建設了一個赤色國家。這種團體的組織與訓練，真正可駭”。

　　他們感慨中國社會一直沒有變化，沒有真正實行過實質的改革，甚至“這總因為我們團體的訓練不充足，……各國的C派朋友，有團體組織的很多，方在躍躍欲試，更有第三國際為之中樞，將來活動的勢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擴大。中國C派的朋友，那好不趕快組織一個大團體以與各國C派的朋友相呼應呢？……若能成立一個強固精密的組織，并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那么中國徹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可見，建立自己的政黨組織，已經(jīng)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所追求的共同目標。

　　第二，創(chuàng)建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在共產(chǎn)國際的幫助下，1920年8月，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成立，陳獨秀為書記，成員主要有俞秀松、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等，這個組織肩負著發(fā)起、籌備和組織全國性黨的重任，實際上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起組，它起著組織和聯(lián)絡各地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重要的紐帶作用。10月，在李大釗的組織下，北京共產(chǎn)主義小組成立，李大釗負總責，成員主要有張申府（不久去法國）、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等。

　　在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幫助下，1920年8月，武漢共產(chǎn)主義小組成立，成員主要包括劉伯垂、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會議推舉包惠僧為書記；1920年深秋，湖南共產(chǎn)主義小組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過去新民學會會員的基礎上成立，成員主要有何叔衡、彭璜等。12月陳獨秀從上海到達廣州，對廣州共產(chǎn)主義小組進行了清理，成立真正的無產(chǎn)階級政黨組織，成員主要有譚平山、陳公博等。1921年的春天，在上海、北京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影響與幫助下，王盡美、鄧恩銘等先進分子成立了濟南共產(chǎn)主義小組。而且，在日本與法國也相繼成立了共產(chǎn)主義小組，旅日華人共產(chǎn)黨早期成員主要有施存統(tǒng)、周佛海等，旅法華人共產(chǎn)黨早期成員主要有張申府、趙世炎、周恩來、陳公培、劉清揚等。

　　經(jīng)過半年左右的時間，國內已有六個城市建立起共產(chǎn)黨的早期組織，這些組織成立基本上都有思想與成員基礎，主要是在以往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與成員的基礎上，思想相對統(tǒng)一，這些人構成了在中國宣傳與貫徹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力量，共產(chǎn)黨內部組織統(tǒng)一起來，對中國馬克思主義道路的選擇勢必產(chǎn)生新的重大影響。

　　第三，加強馬克思主義的媒介宣傳。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成立，大大加強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成立后，同月創(chuàng)辦了《勞動界》周刊，文體采用通俗語言，內容選取具體事例，深受工人的歡迎。從9月起，以《新青年》為機關刊物，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通過刊載有關俄國革命的材料，全面、系統(tǒng)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11月創(chuàng)辦了秘密的《共產(chǎn)黨》月刊，李達擔任主編，這個刊物第一次在中國樹起了共產(chǎn)黨的旗幟，著重介紹列寧的建黨學說和俄國共產(chǎn)黨的革命經(jīng)驗，刊載了許多有關共產(chǎn)國際和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實際情況的材料，明確宣傳中國革命的方向必須是用階級戰(zhàn)爭的手段奪取反動階級的政權，建立屬于勞動者所有的國家。

　　北京共產(chǎn)主義小組于1920年11月創(chuàng)辦了向工人進行社會主義宣傳的通俗小報——《勞動音》周刊，鄧中夏為主編，其目的是提高工人的覺悟，促進工人的團結，指導工人運動的進行。廣州共產(chǎn)黨小組創(chuàng)辦了《勞動者》周刊，組織大家閱讀馬列著作和介紹俄國情況的書刊，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啟發(fā)工人主人翁覺悟。

　?。ǘ┪幕鲗啵杭訌娕c其他非無產(chǎn)階級思想的論戰(zhàn)

　　隨著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影響的擴大，一些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的思想流派試圖借助馬克思主義旗號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茖W社會主義傳入中國，還有其他諸如無政府主義、泛勞動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吉爾特社會主義、實驗主義及新村主義等，同樣都宣稱自己的“社會主義”學說，容易引起很多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困惑，毛澤東曾承認自己在1920年夏季前自己腦海里還是個思想的大雜燴，什么主義都有，瞿秋白指出，當時簡直是“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為了劃清與這些思想流派的關系，擴展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不可避免地必須進行旗幟鮮明的思想斗爭。

　　第一，反對不談政治的無政府主義與改良主義思潮。無政府主義是五四時期一種影響較大的社會思潮，它從極端的個人主義出發(fā)，倡導絕對自由，反對國家階級專政，反對任何形式的組織和紀律。針對這種觀點，李大釗于1921年1月15日發(fā)表《自由與秩序》一文指出，任何個人絕對的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不可能離開社會的制約，“個人與社會，不是不能相容的二個事實，是同一事實的兩方面”，如“離開社會的環(huán)境，完全自度一種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個人斷沒有一點的自由可以選擇，只有孤立是他唯一的生活途徑。這種的個人，還有什么個人的意義！”

　　陳獨秀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強烈批判了以張東蓀、胡適為代表的學派與以上海底總商會為代表的商界，并繼而主張：“要掃除這種不平這種痛苦，只有被壓迫的生產(chǎn)的勞動階級自己造成新的強力，自己站在國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機關，把那壓迫的資產(chǎn)階級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將財產(chǎn)私有、工銀勞動等制度廢去，將過于不平等的經(jīng)濟狀況除去。若是不主張用強力，不主張階級戰(zhàn)爭，……便再過一萬年，那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也沒有翻身的機會。”

　　陳獨秀用世界各國改良派的失敗，對不反對政治的舊派和新派的所謂政治改良、不主張直接行動與勞農專政的言論進行了批評，他明確指出：“若不經(jīng)過階級戰(zhàn)爭，若不經(jīng)過勞動階級占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chǎn)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chǎn)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從而堅信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chǎn)階級)的國家，創(chuàng)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xiàn)代社會第一需要。”

　　第二，駁斥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等錯誤觀點。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公開美好資本主義，反對暴力革命，反對無產(chǎn)階級專政，實質上是篡改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針對于此，馬克思主義者通過《新青年》《共產(chǎn)黨》等黨內刊物進行了堅決的反駁，鮮明主張必須通過暴力革命手段與方式，建立無產(chǎn)階級專政。

　　在社會主義的派別分歧上，陳獨秀批判了其他的主要代表如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行會社會主義、修正主義及國家社會主義等，認為只有共產(chǎn)主義才是真正科學的社會主義。陳獨秀認為，共產(chǎn)主義堅決主張階級戰(zhàn)爭以實現(xiàn)無產(chǎn)階級專政，而國家社會主義主張勞資攜手及議會政策，“馬格斯底《共產(chǎn)黨宣言》自第一頁到最末頁都是解釋階級戰(zhàn)爭底歷史及必要的講義”，“馬格斯底著作無一不是主張無產(chǎn)階級對于有產(chǎn)階級取革命的行動，沒有一句主張采用議會政策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就是不許有產(chǎn)階級得到政權的意思，這種制度乃是由完成階級戰(zhàn)爭消滅有產(chǎn)階級做到廢除一切階級所必經(jīng)的道路。”而只有“在俄國才還了馬格斯底本來面目叫做共產(chǎn)主義”，“俄國底共產(chǎn)黨是主張絕對的階級戰(zhàn)爭的，是不獨反對與資本階級妥協(xié)而且是反對與一切不主張階級戰(zhàn)爭的溫和派提攜的”。

　　1920年8月后，在法國的蔡和森與在國內的毛澤東在多次通信中明確表示，改造中國的根本出路必須是實現(xiàn)社會主義，而實現(xiàn)的必要方法，就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1921年1月1日，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會員大會上發(fā)言，他在比較社會問題如何解決的方法基礎上指出：“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chǎn)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chǎn)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chǎn)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第三，批判張東蓀、梁啟超等關于社會主義不適應中國等觀點。張東蓀、梁啟超等于1920年底挑起了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zhàn)，他們借用英國人羅素來華講學的觀點，認為中國沒有發(fā)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革命是針對歐美的大工業(yè)制度，而中國暫時不能主張社會主義。對此，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了堅決的反駁。

　　中國有沒有真正的勞動者和無產(chǎn)階級？張東蓀等竟然完全否決，認為中國沒有無產(chǎn)階級。陳獨秀等馬克思主義者嚴厲地批評了這一觀點，認為在外國列強的侵入和本國資本主義的產(chǎn)生，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紛紛遭受嚴重沖擊甚至破產(chǎn)，大量的破產(chǎn)農民與手工業(yè)者涌入城市成為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無產(chǎn)階級，他們不僅受到外來帝國主義的壓迫，而且還要忍受本國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壓迫，遭受著更大的痛苦，因而也有更強烈的反抗意識。李達指出：“就中國說，是國際資本階級和中國勞動階級的對峙。中國是勞動過剩，不能說沒有勞動階級，只不過沒有組織罷了。”

　　針對張東蓀等人鼓吹的吉爾特社會主義，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們陸續(xù)發(fā)布文章進行理論上的反擊，認為其實質仍然是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陳獨秀明確指出，“我以為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是資本家的國家，一是勞動者的國家，但是現(xiàn)在除俄羅斯外，勞動者的國家都還壓在資本家的國家底下”。他特別注重區(qū)分各種學說的時代性，認為“本來沒有推之萬世而皆準的真理，學說之所以可貴，不過為他能夠救濟一社會一時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所以詳論一種學說有沒有輸入我們社會底價值，應該看我們的社會有沒有用他來救濟弊害的需要。……我們士大夫階級斷然是沒有革新希望的，生產(chǎn)勞動者又受了世界上無比的壓迫，所以有輸入馬格斯社會主義底需要”。

　　毛澤東對張東蓀等人的觀點亦提出明確的否定，他認為現(xiàn)在國內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種派別，一派如陳獨秀等人堅決主張改造，另一派則是梁啟超、張東蓀等人主張改良。毛澤東鮮明指出：“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guī)模改造”，“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于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至于方法，啟民主用俄式，我極贊成。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fā)明的一條路，只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

　?。ㄈ┐_立文化指導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發(fā)動中國革命運動

　　中國共產(chǎn)主義小組在全國各地相繼成立，極大地凝聚了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力量，他們不僅宣傳馬克思主義，而且有組織地將中國工人運動緊密結合起來，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路徑，堅信中國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一定能實現(xiàn)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

　　第一，加強在學生與工人中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青年學生是思想界中最活躍的群體，對民族的危機感最有體悟，他們迫切需要有一種新的救國良方來指引。為了擴大馬克思主義在青年學生中的傳播，從1920年下半年開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各大城市加強了這一宣傳與教育。1920年底，北京大學等高校先后開設了“唯物史觀研究”“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工人的國際運動”等課程，讓學生們思想視野更加開闊。董必武在武漢等學校宣講馬克思主義課程，并推廣《共產(chǎn)黨宣言》《俄國新經(jīng)濟政策》等馬克思主義書籍及《新青年》《向導》等進步刊物。其他如上海、廣州、天津、長沙等地的馬克思主義宣傳運動同樣開展得非常熱烈。

　　1921年1月15日，陳獨秀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講，在講述社會主義的必然性問題中指出，現(xiàn)在的社會主義，“乃是由科學的方法證明出來現(xiàn)社會不安底原因，完全是社會經(jīng)濟制度——即生產(chǎn)和分配方法——發(fā)生了自然的危機，要救濟他的危機，先要認明現(xiàn)社會底經(jīng)濟的事實，……因此可以說馬格斯以后的社會主義是科學的是客觀的是建設在經(jīng)濟上面的，和馬格斯以前建設在倫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觀的社會主義完全不同”?？傊?，“在生產(chǎn)方面廢除了資本私有和生產(chǎn)過剩，在分配方面廢除了剩余價值，才可以救濟現(xiàn)代經(jīng)濟的危機及社會不安的狀況，這就是我們所以要講社會主義之動機”。

　　工人階級是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階級基礎，是最具有徹底性的革命力量，但由于所受的壓迫之深，對外界與自身的了解不夠。為了發(fā)展工人運動，啟蒙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意識，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創(chuàng)辦通俗理論刊物，設立工人夜校，觸發(fā)他們的階級覺悟，陳獨秀號召各勞動者“必須遵守的兩條大義”，一是要有“階級的覺悟”，二是要“革命手段”，“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各行的勞動都有了階級的覺悟，大家聯(lián)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去組織勞動階級的國家政府國會省議會縣議會去解決勞動自身的困苦”。的確，組織工人運動，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工人的馬克思主義宣傳，更重要的是要加強組織，如果“不向無產(chǎn)階級作實際運動，結果只是空談”，必須使所有的宣傳能“促進國內勞動階級的團結”，成為他們“階級斗爭的工具”。

　　1920年11月，上海機器工會成立，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第—個工會組織，會員有370多人。12月，在上海又改組成立了印刷工會，會員達1300多人。1921年1月，北京小組為了加強在長辛店工人中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又派鄧中夏到長辛店領導工人運動，創(chuàng)辦了勞動補習學校，有意識地接近工人，從工人中挑選積極分子，籌備組織工會。開辦勞動補習學校，創(chuàng)建工會組織，對促進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相結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工人運動相結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21年五一節(jié)，長辛店一千多工人通過了組織工會的決定，不久正式成立了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出版了《工人周刊》。接著，長沙、濟南、廣州等地也相繼建立了工會，逐步推動工人運動的發(fā)展，這不僅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在工人中的傳播，而且有利于加強工人自身的力量，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與發(fā)展準備了堅實的階級基礎。

　　第二，堅定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中國道路的唯一選擇。五四時期，改造舊中國思潮魚龍混雜，讓人眼花繚亂但不知所向。因此，改造的方向與路徑非常重要。

　　首先，在改造的方向上，陳獨秀特別指出，“主義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我敢說，改造社會和行船一樣，定方向與努力二者缺一不可”。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寫給新民學會會員向警予、羅章龍等人的信中亦明確指出：“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主義，即社會主義。在此問題上，陳獨秀繼續(xù)指出，資產(chǎn)階級所倡導的共和政治，實質上是只代表資產(chǎn)階級利益的金力政治，絕大多數(shù)的平民根本談不上自由幸福，而“主張實際的多數(shù)幸福，只有社會主義的政治”，因而現(xiàn)在的“社會主義要起來代替共和政治，也和當年共和政治起來代替封建制度一樣，按諸新陳代謝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運命”。而資本主義民主主義雖然曾經(jīng)在歷史某階段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發(fā)揮了推翻封建文化的進步性，而“現(xiàn)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底詭計”，“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錯而特錯”。

　　陳獨秀等人接著指出，社會主義亦是社會進化的必然結果，“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會主義，這是社會進化一定的軌道，中國也難以獨異的……我以為即在最近的將來，不但封建主義要讓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讓社會主義”。

　　其次，在如何實現(xiàn)社會主義方面，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通過革命的手段，以階級斗爭的方式，才能推翻腐舊的封建制度。陳獨秀認為諸多的社會問題，都“非用階級戰(zhàn)爭的手段來改革社會制度不可”，“我們只有用階級戰(zhàn)爭的手段，打倒一切資本階級，從他們手搶奪來政權；并且用勞動專政的制度，擁護勞動者底政權，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至于無國家，使資本階級永遠不至發(fā)生”。

　　階級斗爭的表現(xiàn)形式就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改造政治，除舊布新。陳獨秀等認為：“我們?yōu)槭裁匆锩?是因為現(xiàn)在社會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過是手段不是目的，除舊布新才是目的。……革命底目的是除舊布新，是要革去舊的換新的，是要從壞處向好處革，若用極惡劣的分子來革命，便是從好處向壞處革了”，“社會底進步不單是空發(fā)高論可以收效的，必須有一部分人真能指出現(xiàn)社會制度底弊病，用力量把舊制度推翻，同時用力量把新制度建設起來，社會才有進步。力量用得最劇烈的就是革命。”

　　最后，革命最本質的特征就是消滅私有制，實現(xiàn)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chǎn)主義。陳獨秀等人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思想武器，他們認為：“經(jīng)濟的改造自然占人類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產(chǎn)方法除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外，別無他途。”“由資本主義漸漸發(fā)展國民的經(jīng)濟及改良勞動者的境遇以達到社會主義，這種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經(jīng)開發(fā)政治經(jīng)濟獨立的國家或者可以這樣辦，像中國這樣知識幼稚沒有組織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經(jīng)濟的侵略又一天緊迫似一天，若不取急進的Revolution，時間上是否容我們漸進的Evolution呢?”“這種狀態(tài)，除了中國勞動者聯(lián)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改變生產(chǎn)制度，是無法挽救的。中國勞動（農工）團體為反抗資本家資本主義而戰(zhàn)，就是為保全中國獨立而戰(zhàn)。只有勞動團體能夠達到中國獨立之目的。”

　　在改造的過程中，陳獨秀等人認為當時的改良不可能建立一個健全的社會，必須有一個根本性的、從經(jīng)濟基礎上進行的革命，西方私有制的消亡可能要經(jīng)過比較長久的時期，但“現(xiàn)在的東方各國卻和他們情形不同，所以俄羅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會主義代替了，封建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必經(jīng)過長久的歲月，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

　　第三，與國際相聯(lián)合，建立全國性無產(chǎn)階級政黨。自1920年4月維經(jīng)斯基等來華以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加堅定地認為：欲改造中國，必先成立作為領導革命核心的無產(chǎn)階級政黨，才能發(fā)揮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文化理想的作用。他們的建黨目的非常明確，即通過建立新型的無產(chǎn)階級政黨來改造中國的政治，從而改造中國的社會。陳獨秀說：“政黨是政治底母親，政治是政黨底產(chǎn)兒；我們與其大聲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聲疾呼：‘改造政黨’!”“在有產(chǎn)階級的政治之下，由金力造成的政黨，這種現(xiàn)象是必然的，是無法改造的，只有以共產(chǎn)黨代替政黨，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陳獨秀還引用羅素在《中國人到自由之路》一文中所說的“中國政治改革，決非幾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謨克拉西。……要到這個程度，最好經(jīng)過俄國共產(chǎn)黨專政的階級。因為求國民底智識快點普及，發(fā)達實業(yè)不染資本主義的色彩，俄國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并稱之為“是中國政黨改造底一個大大的暗示”。

　　1920年下半年開始，各地共產(chǎn)主義小組陸續(xù)成立，他們努力研究并宣傳馬克思主義，深入工人群眾，推動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發(fā)展。這樣，成立一個全國性的統(tǒng)一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日益凸顯出來。1921年6月初，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與尼克爾斯基相繼來到上海，與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成員李達、李漢俊等人會談并經(jīng)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書信商議后，決定盡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chǎn)黨。7月23日，國內各地的黨組織和旅日的黨組織共13名代表出席在上海召開的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30日，由于遭到外來阻力，會議最后一天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繼續(xù)進行。

　　黨的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個綱領，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chǎn)黨”，明確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chǎn)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的階級區(qū)分消除為止”，“承認無產(chǎn)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qū)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聯(lián)合第三國際”，“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并承認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中國共產(chǎn)黨徹底斷絕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lián)系”。

　　黨的一大綱領，表明中國共產(chǎn)黨從建黨起就堅定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把實現(xiàn)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作為奮斗目標。雖然只有50余名共產(chǎn)黨員，但它有馬克思主義這個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武器，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充滿著無限的生機與活力，預示著中國的光明和希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上所指出的，“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先進分子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中國人民就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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