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真正能對中國大西南安全產生重大壓力的方向——因為喜馬拉雅山的屏護及中國在幾乎陡直的山地中所處的居高臨下的地勢——較少地來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來自東北亞。比如清兵入關、日本從東北入侵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戰略地位及其相關通道的戰略需求陡升。歷史上，東北亞的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導到北京中樞，北京動則全局動，全局動則西南重。所以毛澤東當時特別看重明成祖把國都立在北京的經驗，說他“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這是因為他特別重視“關外問題”。關外問題即全國問題，全國問題很快就會轉化為西南問題。明乎此，我們也就理解了毛澤東20世紀40年代說“我們絕不學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強調“三線建設”舉措之間的戰略關聯。
1953年，就在朝鮮停戰協議即將簽字的前夕，毛澤東即從抗美援朝前線抽調秦基偉至云南，當年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秦基偉，告訴他：“調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國的西南大門，處于重要的戰略位置。”1969年3月，中國在東北黑龍江省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珍寶島針對蘇聯侵入發起反擊，隨后毛澤東迅速將目光移至中國大西南，12月18日，經毛澤東審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西藏阿里地區工作的指示》，指出：“阿里地區地處我國西南邊疆，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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