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紅軍力量還很弱，有勝利的可能性，也有失敗的可能性，紅軍
像一把刀，砍竹子可以，但不能砍大樹，要損傷刀子的。因此只
能在蘇區擺戰場，誘敵深入，不能出蘇區打大城市。”
話說毛澤東率領紅1方面軍主力來到興國境內后，一面同朱德等人一起商討反“圍剿”的戰略決策及各部的整訓，一面抓緊地方工作。他向地方干部們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說明反第3次大“圍剿”勝利在望的光明前景，號召根據地人民參軍參戰、購買公債、籌集軍糧，在人力、物力、財力上大力支援前線，配合紅1方面軍作戰。他還鼓勵赤衛隊員、少先隊員、兒童團員要做好紅軍的“耳目”，當好紅軍“助手”，嚴密封鎖消息，打擊敵探，清除奸細，配合紅1方面軍做好圍、截、堵、追以及毀路、破壞電線、牽制敵人的工作。
毛澤東還指示江西省蘇維埃，組織各級政府領導群眾做好堅壁清野的戰前準備工作。
8月下旬，蔣介石終于發覺紅12軍并非紅軍主力，而紅1方面軍主力早已由君埠以東地區向西轉移了，即下令以第1軍團為前鋒，其他各部隨后，再次西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
1931年9月初，毛澤東等總部領導為了進一步調動和疲憊敵人，率領主力繼續西移，轉移到興國、萬安、泰和之間以均村、茶園崗為中心的山區隱蔽待機。
此時，敵我雙方的情況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民黨圍剿軍在江西蘇區來回奔波已達兩個月，除了第49、第54、第8師等部遭到殲滅性的打擊外，其余部隊也受盡了蘇區軍民的不斷襲擾和堅壁清野的困苦，饑疲沮喪，紛紛哀嘆：“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士氣急劇下降。敵第1軍團進至興國、高興圩地區與駐守在興國的第4軍團會合后，就停止了前進。而紅1方面軍則與國民黨軍正好相反，在3戰3捷之后，又經過了半個多月的休整和補充，士氣更加旺盛。與此同時，兩廣軍閥正像毛澤東預料的那樣，利用蔣軍主力深陷蘇區之際，正向湖南衡陽進兵，對蔣介石造成了很大威脅。
在此情況下，蔣介石不得不于9月初下令停止“圍剿”，實行戰略退卻。其部署是：
第1軍團、第4軍團由興國、高興圩地區撤向泰和、吉安；第1路進擊軍、第2路進擊軍、第3軍團第5師以及第53師等部，分別由大金竹、上固、龍崗、東固地區撤向吉安、富田；第2軍團全部縮回寧都；第3軍團第8師殘部、第24師以及第23師，由黃陂、頭陂地區撤向廣昌。
由紅3軍和獨立第5師迅速搶占老營盤，截斷敵軍退路；由紅7軍牽制興國之敵；以紅3軍團主力和紅4軍并指揮第35師及紅35軍，分別自西而東、自北向南攻擊高興圩及其南北地區之敵。
與此同時，紅3軍團主力、紅4軍、紅35軍也向高興圩地區之敵第1軍團第60師、第61師發起攻擊；紅7軍則向興國之敵第52師壓迫，保障主力部隊在高興圩地區作戰。
紅1方面軍總部為了爭取主動，命令紅3軍團主力、紅4軍、紅35軍撤出戰斗，轉移到茶園岡、均村、永豐圩地區待機；仍然以紅3軍及獨立第5師位于老營盤阻敵北撤。
高興圩之敵亦因傷亡較大，且對紅軍情況不明，也就在原地加修工事固守整頓。
紅1方面軍偵知這一情況后，立即集中紅3軍團、紅3軍、紅4軍等主力對該敵實施追擊。
方石嶺一戰，震動了各路國民黨軍，第4軍團已經到達東固的部隊匆忙經富田逃至吉安，其他各路敵軍也紛紛撤至永豐、宜黃、南城、南豐、廣昌、寧都、贛州等地。
紅1方面軍經過多次戰斗，特別是經過高興圩一役，損傷過大，也已經無力再組織大規模的攻擊戰了。總部鑒于敵軍正在全面退卻，便命令地方部隊追擊退卻之敵，將主力部隊轉移到瑞金進行整頓。
第3次反“圍剿”歷時75天，紅1方面軍6戰殲敵17個團共3萬余人，繳槍15000多支，迫擊炮35門，電臺2部，彈藥無數。
戰爭的親歷者軍事理論家郭化若曾經評價說：“毛澤東同志是世界罕見的偉大統帥，具有用兵如神的指揮藝術，他在1、2、3次反‘圍剿’作戰中，指揮紅軍以少勝多，粉碎敵人‘圍剿’的戰例，在世界戰爭史上堪稱奇跡。”
且說紅1方面軍總部回到瑞金，毛澤東立即去看望妻子賀子珍和古柏的夫人曾碧漪。
原來在戰斗正激烈時，一顆炸彈落在了賀子珍和曾碧漪身邊，把她們震得失去了知覺。待她二人蘇醒過來追上隊伍時，已經是第二天的黎明了。
毛澤東看著完好無損的賀子珍與曾碧漪，又驚又喜，詼諧地說：
“通訊員向我報告說，親眼看到炸彈在你們身邊開花，我以為你們被炸死了。我還打算等戰斗結束后，為你們開個追悼會。現在你們這是人回來了，還是鬼回來了？”
毛澤東一席話逗得一群人都笑了。賀子珍也笑著說：
“我們不光是人回來了，文件箱也帶回來了。”
這天晚上，毛澤東回到住處，又與賀子珍開玩笑說：
“我原以為這回恐怕連你的尸體也找不回來了。敵人要認出你是我的老婆，還不拿你的頭去領賞喲！”
賀子珍也笑著說：
“我的頭長得牢，可不是那么容易掉的呀！”
紅1方面軍總部在瑞金為黃公略軍長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毛澤東懷著悲痛而惋惜的心情為黃公略軍長撰寫了一副挽聯：
廣州暴動不死，平江暴動不死，而今竟犧牲，堪恨大禍從天落；
革命戰爭有功，游擊戰爭有功，畢生何奮勇，好叫后世繼君來。
就在毛澤東領導紅1方面軍成功打破國民黨軍第3次大“圍剿”的9月間，躲在上海洋樓里的中共中央機關領導層又有了新的重大變化。
原來在9月中旬，王明決定乘組織“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之機，去蘇聯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并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政治書記處書記。周恩來則準備去江西蘇區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這樣一來，留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員只剩下盧福坦和劉少奇二人，中央政治局已經是有名無實，無法正常運轉了。
同時，由張聞天兼任宣傳部長，康生兼任組織部長，劉少奇兼任職工部長。
張聞天，原名應皋，曾用名洛甫（多用于戰爭年代），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蘇南匯縣六團鄉張家宅一個殷實農民家庭。1919年他在南京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赴日留學；1922年赴美勤工儉學；192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1年2月回國后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中共中央機關高層的這一新變化，不久將要再一次給根據地帶來更大的災難。
再說9月23日，毛澤東、朱德發布《開往福建工作籌款的命令》。命令中說：
“自我軍3期戰爭完全勝利后，白軍已全線撤退。”“方面軍決開到福建去工作籌款，并定于25日由現在地（蓮塘、龍崗頭、長信、水頭莊之線）分7天行程（第5天休息1天）開到長汀城集中。”
按照毛澤東、朱德的命令，紅1方面軍由興國以北地區逐次轉移到閩贛邊界地區，休整部隊，籌措給養，而后波浪式地向著敵人力量薄弱的閩西北和贛西南地區發展，以擴大根據地，迎擊敵人新的進攻。
毛澤東對軍隊和地方領導干部指示說：首先要做好贛南之石城和閩西之長汀、于都、會昌4縣的工作，然后，繼續做好閩西之武平、寧化、清流、歸化、太寧、萬安等16縣的工作。這樣，贛南根據地和閩西根據地就可以連接成一個完整的中央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還強調說：上列20縣共有群眾400萬，必須用一長時間去爭取。同時擴大紅軍10萬人，這是聚集革命力量，進一步發展革命戰爭的需要。
葉坪村四周樹木蔥蘢，約有50余戶人家。在村中謝氏宗祠的旁邊，有一座面寬3間的兩層磚木結構樓房，占地面積200余平方米。這是一個逃亡地主的房屋，內有天井，樓上走廊為回字形，有雕花的欄桿，砌得完整的斗窗；因為天井特別小，還不到6方尺，所以站在欄桿邊幾乎可以伸手摸到對面的屋檐。樓上樓下有大小房屋10間，毛澤東住在樓上左邊的房間里，房子很小，呈長方形。朱德住在樓上右邊的房間里。中間是一間較大的廳，做了會議室。樓下住著一戶謝姓農民，謝家看到毛澤東、朱德住在這里，恐怕妨礙他們的大事，就準備搬家。毛澤東說：
“沒有關系，我也可以多接近一下群眾哩。”
于是，那一家姓謝的農民就一直住了下來。
在這座建筑的周圍，分布著警衛連的住房以及報社、電臺、圖書館和廣場。賀子珍和兒子小毛也住在樓前的一個小房間里。
此時，毛澤民、錢希鈞夫婦也被調來瑞金，參加中華蘇維埃第1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他們與哥哥再次相會了。弟兄互道別后情形，毛澤東這才知道了3個兒子的下落。
原來，毛澤民、錢希鈞在上海工作期間，得知嫂嫂楊開慧被國民黨軍閥何鍵殺害的消息后，十分悲憤，通過地下交通員帶信到長沙板倉，請毛岸英的外婆向振熙和舅媽李崇德將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護送到上海。1931年初，楊家為毛岸英改名叫楊永福，毛岸青改名叫楊永壽，讓他們向舅媽叫媽媽，對外婆叫奶奶；祖孫3代扮成走親戚的模樣，由板倉農民繆佩秋用手推車推著年幼的孩子和行李，將他們送到粵漢線的白水火車站，乘火車去漢口，再改乘船到了上海。毛澤民把3個孩子安排在地下黨辦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園。4月間顧順章叛變后，毛澤民、錢希鈞受命離開上海到香港開辟工作。此時大同幼稚園也被解散，毛岸英兄弟被暫時安置在董健吾家里。不久，顧順章也到了香港，中共中央又令毛澤民等人立即撤退到內地。7月，毛澤民、錢希鈞到了閩粵贛根據地，組織上安排毛澤民擔任閩粵贛軍區經理部部長。中華蘇維埃第1次代表大會籌備工作需要人手，毛澤民、錢希鈞就被調來了瑞金。
陳毅也來到了瑞金，準備出席全蘇“一大”。他把毛澤東在第3次反“圍剿”前托付他保管的兩大洋鐵箱子20萬元款子和油印文件完璧歸趙，親手交還給毛澤東。毛澤東顯得十分高興，他說：
“我現在就靠你這20萬元的戰爭費好擴大紅軍，不過，這也只能維持4個月，以后怎么辦還不知道呢！”
來到瑞金準備參加全蘇“一大”的，還有曾經兩次到井岡山根據地巡視的袁德生。他向毛澤東匯報說，紅軍轉戰到贛南閩西開辟新的根據地之后，他奉命留在湘贛邊區堅持斗爭，1930年任湘東特委常委兼湘東工農兵政府主席、湘東南特委常委兼湘東南工農兵政府主席、軍事部長，1931年任湘贛臨時省委常委、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得知湘贛革命蓬勃發展，形勢很好，非常高興。他告誡袁德生說：
“你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但一定要注意糾正肅反擴大化的傾向。”
袁德生再也想不到這是他最后一次和毛澤東在一起工作。后來，他自己也在肅反擴大化中成了犧牲品。
1931年10月間，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和蘇區中央局開了一次小會，由毛澤東報告了第3次反“圍剿”的經過。中央代表團成員總結說，第3次反“圍剿”勝利后中央蘇區的大發展，是在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共中央領導下所獲得的“偉大成績”。
會議還就“九·一八事變”發生后的國際國內形勢進行了討論。
原來在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關東軍安排下，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滿鐵路路軌，爾后栽贓嫁禍于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這就是“九·一八”事變，又稱“奉天事變”或“柳條湖事件”。次日，日軍侵占了沈陽。“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蓄意發動的侵華戰爭的開端。
毛澤東在發言中強調說：
“日本帝國主義打到中國的東北部，勢必引起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
中央代表團成員立即對毛澤東進行了猛烈的批評和攻擊，其中有人說：
“日本占領東北主要是為了進攻蘇聯，不作此估計就是右傾機會主義。”
還有人指著毛澤東的鼻子說他是“狹隘的經驗論”。
中央代表團成員的盛氣凌人，連擔任會議記錄的人都記不下去了。毛澤東卻沉默著，什么也不爭辯。此時的會議氣氛已經無法爭辯，這對毛澤東的刺激無疑是很深的。后來他在提到這件事時說：
“有人說我‘狹隘經驗論’，我到延安就發憤讀書了。”
羅瑞卿在代表大會上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關切地詢問他負傷和治療的情況。
羅瑞卿在第2次反“圍剿”指揮作戰時左腮被子彈打穿，血流如注，經搶救才得以脫險。羅瑞卿笑著說，已經痊愈了。毛澤東詼諧地說：
“羅瑞卿受了重傷未死，是閻王點了名不去報到的人。”
且說在大會主席臺上，就座的有任弼時 王稼祥 顧作霖 項英 毛澤東 朱德 陳毅 梁柏臺 古柏
毛澤東向大會作了關于蘇區工作的報告。
會議期間，任弼時、項英、王稼祥、顧作霖等人，憑借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和決議，批判了毛澤東的“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右傾”。他們自詡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譏笑“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站在強烈的宗派主義立場上，不顧事實的批評毛澤東和紅1方面軍的領導干部執行了“立三路線”，指責毛澤東的觀點和主張是政治上的非無產階級觀點。
毛澤東等人據理力爭，和他們進行了激烈爭論。爭論的主要問題是：
關于國際形勢的估計。中央“左”傾代表認為：“九一八事變”之后，帝國主義反蘇戰爭即將爆發，因此要動員起來保衛蘇聯。
毛澤東認為：此時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的，不一定先爆發反蘇戰爭。
關于敵我力量的對比及紅1方面軍行動方向問題。中央“左”傾代表不得不承認：“紅軍1、3軍團確實獲得了偉大的成績”，同時，他們又指責蘇區沒有建立真正的紅軍，在改造紅軍成份上籠統地提出“洗刷流氓”，“是模糊了階級路線”；“紅軍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脫離游擊主義的傳統，這個游擊主義表現在：組織的散漫，小團體主義自由行動，工作缺乏科學的分工，忽視陣地戰和白刃戰。”中央代表說：國民黨統治階級腐敗，內部矛盾重重，而我紅軍十分強大，要打出蘇區，奪取中心城市，正規作戰。
毛澤東說：
“紅軍力量還很弱，有勝利的可能性，也有失敗的可能性。紅軍像一把刀，砍竹子可以，但不能砍大樹，砍大樹是要損傷刀子的。因此只能在蘇區擺戰場，誘敵深入，不能出蘇區打大城市。”
中央“左”傾代表批評毛澤東夸大敵人的力量，是保守主義，夸大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指責中央蘇區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和游擊主義，實際工作中的狹隘經驗主義。“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單憑自己的狹小經驗和短小眼光來分析各種問題，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后思想，事實上會要走到錯亂的非無產階級路線的道路上。”
陳毅極力支持毛澤東，他說：
“毛澤東同志的主張是正確的，別看現在蘇區方圓幾百里，紅軍幾萬人，打兩個敗仗就要垮臺。”
中央代表批評陳毅說：
“你的眼睛就只看到這幾個縣，是機會主義。”
陳毅反駁說：
“你們說上海無產階級強大，你們為什么不在上海，跑到蘇區來干什么？”
中央代表說：
“我們就是來動員紅軍去打上海的。”
關于土地政策。中央“左”傾代表指責蘇區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是“非階級的‘分配土地給一切人’的路線”，是“向地主豪紳及富農讓步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指責“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方法“同樣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他們主張，不分田給地主，提出了‘消滅地主’的口號。
毛澤東堅持自己的主張，他說，應該給地主分田地，給他們出路。
就這樣，會議一連吵了好幾天。在中央“左”傾代表的壓力下，“贛南會議”“完全同意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9月指示信，一致認為這指示信所給予中央蘇區的批評與其所指出的任務是完全正確的。”
這些決議案完全按照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指示信的調子，對毛澤東制定的一系列正確政策和策略進行了否定。指責蘇區這塊根據地還是流動的；“階級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群眾組織力量更是脆弱，蘇維埃政權沒有最大限度地實施；蘇區的階級斗爭不但沒有發展到最高程度，并且受到障礙，階級異己分子時常占據領導機關”。從政權一直到各種群眾團體的組織非常散漫。
在黨建問題上，決議案指責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臨時總前委領導“黨包辦一切的制度非常普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理論與工作方式的遺毒，在黨內很濃厚。”“黨的組織非常松散，黨員對組織的認識缺乏，黨內的教育訓練很差，理論水平政治水平很低”，“存在著一種否認理論否認政治的狹義的經驗論的思想。”“黨的建設工作的中心任務，就是要基于國際的四中全會的精神，來堅決實行全部工作的徹底轉變。”“要盡量揭破一切口頭上承認國際路線正確，實際不執行的陽奉陰違的兩面派。”
在政權問題上，決議案指責蘇維埃政權機關中混進了地主、富農、商人，因此“更失去了工農政權的階級性”。“蘇維埃政權的階級統治的作用薄弱，政綱沒有完全實行，政權的工作沒有建立。”
在工人運動問題上，決議案指責工會運動是被忽視的，“過去的工會完全不是階級工會”，“工人反對雇主的階級斗爭是沒有發展的，工人生活的改善還很差，8小時工作制一般地是沒有實現，其它的勞動保護法更沒有實現”。
在中央“左”傾代表看來，蘇區的一切簡直是一塌糊涂。這些裝腔作勢的批評，雖然沒有點毛澤東的名字，直接稱謂是“中央蘇區”，但是很清楚，毛澤東是“中央蘇區”最主要的創建者和領導者，毛澤東當然是難辭其咎的。
這正是：眼睜睜貪天功不分賢愚；赤裸裸揮大棒顛倒黑白。
欲知毛澤東如何抗爭，且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反“圍剿”的親歷者郭化若曾經評論說：“第3次反‘圍剿’雖是那樣急風暴雨的局面，毛澤東同志依然鎮定自若，排除干擾，從容不迫地深思熟慮，巧妙地設計，以集中優勢兵力，發揮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調動敵人于運動中，給予各個殲滅，終于取得了第3次反‘圍剿’的勝利。”是啊，毛澤東以其靈活多變的戰略戰術打敗了10倍于紅軍的國民黨軍隊，可以說是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觀。而其中的兩次以數萬之師從國民黨軍隊的夾縫中秘密地穿插而不被發覺，也確實是戰爭史上的神來之筆。他作為首要指揮者，如果沒有非凡的膽略，沒有過人的智慧，沒有超常的自信，沒有縝密的指揮，沒有強大的政治思想工作，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但當他得勝凱旋之日，黨內那些少壯派們還指著鼻子罵他是“狹隘的經驗論”者，他卻意外地沉默著，什么也不爭辯，這又是何等的大智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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