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要放棄河東根據地，只有36計用完了才可以走。
叫花子打狗要靠墻。紅軍打敵人，要依靠根據地。”
話說在1931年2月間，蔣介石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開始組織對紅1方面軍和江西蘇區的第2次大規模“圍剿”。蔣介石親自確定：這次“圍剿”，“以厚集兵力，嚴密包圍及取緩進為要旨”，首先在蘇區周圍集結重兵，并實行經濟封鎖；然后“以主力分別由東、北、西3方面進剿、一部由南面協剿，并依穩扎穩打，步步為營之原則”，將紅軍“嚴密封鎖，逐漸緊縮包圍圈”，以期徹底消滅紅1方面軍，摧毀江西革命根據地。
前邊已經說過，毛澤東在第1次反“圍剿”戰爭勝利之后的1月16日，就以其遠大的戰略眼光已經預見到國民黨軍會實行再次“圍剿”。因此，他和朱德等領導人一起，馬不停蹄，積極部署紅1方面軍為第2次反“圍剿”戰爭做準備。
此時，紅1方面軍的人數雖然減到了3萬余人，但經過第1次反“圍剿”的鍛煉和勝利后幾個月的休整，廣大指戰員斗志旺盛，地方部隊和赤衛隊、少先隊也得到了加強，潛伏在蘇區內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分被肅清，由地主武裝盤踞的一部分土圍子也已經被拔除，根據地得到了擴大和鞏固，廣大人民熱烈擁護紅軍。
我們在第一期龍崗、東韶兩役，已經把進攻革命勢力的白軍打退了。現在，敵人為了要維持他們將要滅亡的生命，要向革命做更殘酷的進攻。
訓令從鼓動、會議、訓練、給養4個方面對“現在應準備的工作”作了詳細部署。關于訓練，訓令提出了11個方面的要求，主要有：“按照新操法加緊訓練，并分別舉行射擊演習。”“實行測量野外戰斗教練，舉行團及師對抗演習各1次。”“每天早操一律做搶山頭、追擊、射擊、速集的動作。”“游戲時間一律操刺槍術、測量、游戲、跳遠等。晚點名時做軍事講評。”“所有各部隊人員，一律須知行軍、駐軍或戰時對空的隱蔽，遇敵機時即能迅速隱蔽身體。”
遵照這個訓令，紅1方面軍各級、各部門分別召開了參謀會議、指揮員會議、軍醫會議，著重研究和部署了戰時參謀工作、軍事訓練、給養補給、傷員收容救護等工作，使各項作戰保障和戰地勤務工作得到了改善和加強。
毛澤東還在總部駐地寧都縣黃陂背后山堂村舉辦了訓練班，從各部隊抽調骨干參加集訓，學軍事，學文化，學政治。他和朱德等主要領導人親自講課。毛澤東講課時，分析形勢，介紹敵情，講解紅軍的戰法。他用木炭當筆，白墻為黑板，講著，畫著；學員們則用木棍做筆，大地為紙，聽著，畫著。
與此同時，蘇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召開了地方部隊和赤衛隊、少先隊工作會議，對這些武裝的任務、編制、訓練、戰術等問題作了詳細討論和規定。會議確定建立東、西、南、北、中5個指揮部，并把蘇區劃分為10個游擊區，明確區分了任務。會議要求各游擊區以獨立團、警衛營等地方部隊為骨干，領導赤衛隊、少先隊，運用游擊戰術，積極執行擾敵、堵敵、截敵、襲敵、誘敵、毒敵、捉敵、偵敵、餓敵、盲敵等10項任務。
“要放棄河東根據地，只有36計用完了才可以走。叫花子打狗要靠墻。紅軍打敵人，要依靠根據地。在強大的敵人‘圍剿’中，只有依靠根據地人民的支援，選擇有利的地形，高度集中紅軍的兵力，打敵人最薄弱的一環，才能取得勝利。只要我們充分發動群眾，軍民團結一致，是能夠在根據地內打破敵人的‘圍剿’的。”
這次會議，與會者未能達成一致意見。
爭取第2次反“圍剿”勝利的中心意義，在于轉變敵我攻守形勢。“我們要轉變敵我攻守的形勢，就要給第2次進攻的敵人以嚴重的打擊，取得比龍崗戰爭更大的勝利。必須這樣，才能使敵人潰敗下去，退守中心城市，把敵人的攻勢，強迫著他變成一條守勢。必須使敵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了，我們才能徹底解決蘇維埃區域的鞏固問題。必須使敵人退到中心城市去了，我們才能使現在蘇維埃區域廣大地發展一步。必須在敵人潰敗下去，蘇維埃區域有了切實的鞏固，尤其在有了廣大的發展下，才能使紅軍得到進一步的擴大與精練。必須在蘇維埃區域切實鞏固與廣大發展，紅軍進一步擴大與精練的形勢下，才能給全國政治局面一個大的影響。”
他在通令中分析了敵我形勢和爭取第2次反“圍剿”勝利的6個有利條件，他寫道：
“一個最大的優勝條件，就是軍心團結，大家摩拳擦掌，只想打仗。第二，龍崗戰爭之后，我軍加強了實力（槍彈、政治軍事訓練等等）。第三，增加了地方武裝，武裝了廣大群眾，統一了地方武裝的指揮。第四，富田事變的解決，爭回了被欺騙的群眾。第五，爭取了三都七堡這個最反動的區域，擴大了寧都、石城、廣昌、南豐、永豐等地的群眾斗爭，肅清了部分的地方反動武裝，鞏固了戰爭的后方。第六，紅軍第7軍來到江西，給群眾一個興奮，給2次戰爭一個幫助。所以第2次戰爭的勝利，是必然歸于我們的，只要我們大家下決心，努力的去爭取。”
毛澤東在通令中又布置了紅軍和地方黨的各項政治準備工作，要求召開士兵會、誓師會等。還規定了紅軍及地方游擊隊早晚點名的口號：1、勇敢沖鋒！2、拼命殺敵！3、擁護共產黨！4、擁護蘇維埃！5、活捉何應欽！6、打倒蔣介石！7、二次戰爭勝利萬歲！8、工農解放萬歲！
紅1方面軍各部按照通令要求召開了政治工作會議，師以下召開了士兵動員大會，還同地方群眾一起召開誓師大會，從而提高了廣大指戰員對第2次反“圍剿”戰爭政治意義的認識，增強了勝利的信心，鼓舞了斗志。
此外，紅1方面軍各部還以很大力量進行了籌儲糧款的工作。在地方上，各級黨組織領導廣大群眾堅壁清野，組織慰問團，成立擔架隊、運輸隊、向導隊和俘虜收容所。
毛澤東接著又主持起草了一個通令，提出了地方游擊隊在配合紅軍作戰中積極完成擾敵、堵敵、截敵、襲敵、誘敵、毒敵、捉敵、偵敵、餓敵和盲敵等10項任務的方法。
這正是：布成天羅網，單等餓雀飛。
垂下香餌鉤，要釣大金龜。
3月下旬，國民黨進剿軍分路推進到江西中部，在蘇區周圍已經集結了18個師又3個旅，其主要兵力有：以蔣光鼐為總指揮的第19路軍（蔣光鼐未到前線，由其第60師師長蔡廷鍇代總指揮），以王金鈺為總指揮的第5路軍，以孫連仲為總指揮的第26路軍，以朱紹良為總指揮的第8路軍；還有韓德勤的第52師和第5師一部（4個團）、劉和鼎的第56師、張貞的第49師、香翰屏的第62師、周志群的獨立旅等，總兵力多達20萬人；在西起贛江、東至福建建寧的800里戰線上，形成一條沒有完全連接的弧形陣線，號稱“八百里防線”。
蔣介石吸取前次“長驅直入”的教訓，命令進剿軍主力部隊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要“于國民會議開會前肅清朱毛”。
就在這4月初，正當國民黨軍大舉進攻的時候，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3人組成的中央“四中全會代表團”，亦稱“三人團”，來到了閩、贛蘇區。
原來，取得了中共中央統治地位的王明等一伙人為了推行其“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便對各地各級機關實行所謂的“改造”與“充實”，向全國各蘇區派出了“欽差大臣”。除了前邊所說的來到江西蘇區的項英和此次以任弼時為首的“三人團”外，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和沈澤民、陳昌浩在四中全會后被派到了鄂豫皖根據地，由張國燾任中共鄂豫皖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在鄂豫皖蘇區開始了瘋狂的“肅反”大屠殺（詳情將在后邊敘述）；夏曦則是在四中全會后被派到了洪湖蘇區，成立了以他為書記的湘鄂西蘇區中央局，兼任肅反委員會書記，后又成立了湘鄂西臨時省委、省委，他以抓所謂改組派、托派、AB團、第3黨、取消派為名，殺害了大批紅軍指揮員，造成了湘鄂西蘇區的極大危機。賀龍曾說，夏曦的“肅反殺人，到了發瘋的地步”。
再說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3人先是到了福建長汀，受到了毛澤東、朱德、項英等人的熱烈歡迎。自從1927年毛澤東在武漢與任弼時分手后，一晃就是3年多，二人在此時此地相見，自然免不了一番寒暄。
王稼祥，又名王稼薔，1906年出生于安徽涇縣。1925年9月，他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3月回國，先后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干事、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紅旗報》和《實話報》總編輯。六屆四中全會后，他成為王明“左”傾宗派主義集團的重要成員。
毛澤東在與一身學者氣質的王稼祥交談時，對他的理論功底頗為贊賞，說他對“立三路線”的批判文章寫得有理有據，很有見地。毛澤東還興致勃勃地揮筆寫下了他那一副根據地軍民人人會背的對聯：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進，敵疲我打，游擊隊里操勝券；
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
他將這副對聯送給了王稼祥。王稼祥高高興興地接過對聯，知道這就是毛澤東的戰略戰術，自然是心生欽佩。在與毛澤東幾次會面后，王稼祥覺得毛澤東與中國和俄國其他領導人不同，毛澤東具有一種獨特的魅力，他講的道理既簡單明了，又很新鮮和具有說服力。
會議只開了一天，首先聽取了“三人團”關于六屆四中全會和中央對目前形勢估量的報告及關于“富田事變”的處理意見，通過了5項決議：
1、接受國際來信及四中全會決議的決議；2、關于土地問題的決議；3、關于1、3軍團工作總結的決議；4、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5、關于CY（即共產主義青年團——筆者注）工作的決議。
這些決議標志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針政策開始在蘇區傳達貫徹，開始了對毛澤東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的攻擊和否定。其主要內容是：
1、肯定毛澤東主持的紅4軍前委的路線是“一般正確的”；指責1930年6月成立的紅1軍團前委和蘇區犯了許多嚴重錯誤，認為“從‘汀州會議’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線’，放棄了鞏固蘇區的工作，采取了冒險路線，去向大城市冒進”，直到新余的羅坊會議，才“轉變到正確的路線上去”。
2、依據1931年3月中共中央發布的《土地法草案》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指責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過去執行的是一條“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夾雜不清的”土地路線，是“機會主義”、“富農路線”，要“提出討論”，“改變過去土地問題的路線”。
3、指責此前的蘇區中央局，“是在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線當然是對‘立三路線’的調和路線。中央局整個工作的布置，并沒有堅決地去執行國際關于蘇區工作的指示，更沒有給黨過去工作中的‘立三路線’以批評與糾正。”
4、按照四中全會的調子，強調“目前黨的最主要的危險，仍舊是右傾機會主義，消極、悲觀、失望、向階級敵人讓步等等的右傾情緒。這些情緒特別是因為敵人的進攻，以及蘇區階級斗爭的尖銳，而更得著機會生長。所以，黨應當大力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同時，絲毫不能放松反‘立三路線’的斗爭，要堅決肅清‘立三路線’的殘余，特別是實際工作中的‘立三路線’。”
就這樣，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執行者在根據地揮起了整人的大棒。但是，由于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圍剿”正在進行，而中央派來的這些人卻不懂軍事，還要依靠毛澤東來指揮打仗，所以，還不能在工作中對毛澤東實行排擠。
接著，擴大會議就反“圍剿”的戰略問題進行了討論。
蘇區中央局和“三人團”中的一部分人對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方針多有非議。在主張退出蘇區的人中，一些人還提出了一種“分兵退敵”的主張，要把紅1方面軍分散到蘇區外去打游擊，把敵人引出蘇區。他們說，分散兵力“一則可以使敵人包圍落空，一則目標轉移，可以退敵”，只有這樣，“才可以擴大紅色區域，才可以擴大紅軍，才可以解決給養，才可以訓練干部。” 另有一些人甚至提出要紅1方面軍轉移到云、貴、川去建立新的根據地。他們的理由是：斯大林說過，四川是中國最理想的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既反對紅1方面軍撤離中央蘇區的主張，也反對“分兵退敵”的主張，力主集中兵力，就地打仗，打破敵人的“圍剿”。
嚴重的意見分歧使擴大會議無法作出決定。毛澤東建議把會議進一步擴大，讓各軍的軍長、政委都參加。
擴大會議結束之后，毛澤東、朱德等人去了前線，蘇區中央局由任弼時、項英、王稼祥3人主持工作。
話分兩頭，就在這4月下旬，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出現了一次重大危機。
原來顧順章是在3月份護送中央代表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去鄂豫皖根據地后，在返回途中于4月24日路過武漢的。他竟然違反組織規定，用“化廣奇”的藝名到新市場游藝場所表演魔術，被一個叫王竹樵的叛徒發現了。王竹樵跟蹤到他的住地，特務人員一擁而上，當即將他抓獲了。顧順章叛變后首先出賣的是武漢的黨組織，在武漢的10余名共產黨員干部先后被捕。
錢壯飛知道顧順章熟知黨內許多核心機密，他的叛變對黨威脅甚大，便立即派秘密交通員、他的女婿劉杞夫連夜乘火車去上海告急。劉杞夫第二天到了上海，可星期天不是同黨中央接頭的日子，在萬分焦急中挨到4月27日，這才將這一緊急情況轉到了中央。周恩來在陳云等人的協助下，立即轉移了黨中央和江蘇省委機關及顧順章熟悉的黨內干部、聯絡關系。
無獨有偶，國民黨則是因為把顧順章押往南京延誤了對上海下手的時間，這才為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脫險提供了機會。原來顧順章想立大功，提出要求把他解往南京，面見蔣介石。到了南京，蔣介石立即召見了他。顧順章向蔣介石全部供述了他所知道的中共中央的情況。蔣介石立即命人抓捕共黨要人，之后他又問顧順章：
“我們打紅軍主力，總是找不到。紅軍打我們總是一打一個準，是什么道理？”
顧順章說：
“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國軍紀律壞，共軍紀律好；一個是國軍的情報不斷泄露，徐恩曾的皮包都交給他的秘書錢壯飛，而錢壯飛卻是共產黨員。”
蔣介石聞聽此言，氣得破口大罵：
“娘希匹，還不快把錢壯飛抓起來！”
此時，不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已經轉移，就連在南京的錢壯飛也早已遠走高飛了，唯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總書記向忠發卻出了問題。他在4月27日接到顧順章已經叛變并要他立即轉移的消息后，還想見情婦楊秀貞一面。他見了楊秀貞后當天沒有走，就住在了那里。4月28日早晨，向忠發到附近靜安寺一家車行叫出租車，被車行會計葉榮生認了出來。顧順章曾供認向忠發右手有一指是半截的，葉榮生看見向忠發的右手指便知他正是被通緝的共黨要犯，為了一筆賞金告發了向忠發。特務們將向忠發押往善鐘路巡捕房，向忠發說：“你們不要問，我什么都說。”他首先供出了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和楊秀貞的住處，致使2人同時被捕。特務在向忠發的帶領下，搜查了周恩來、瞿秋白的住處，幸虧周恩來、瞿秋白早已轉移了。后來在6月24日，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按照蔣介石的批復，將向忠發就地槍決。向忠發在臨刑時跪地作揖求饒，但他這個沒有任何價值的無恥叛徒并沒有獲得國民黨的憐惜，就此一命嗚呼了。
這才是：匹夫枉自為魁首，臨危猶思夜風流。
原本一只癩皮狗，求爺告奶也斷頭。
再說4月28日這一天，顧順章跑到國民黨監獄里認出了被關在那里的惲代英。
惲代英是在1930年4月19日在路上遇到特務搜查，回避不及，抓破自己的面容，化名為王作林。他被捕后在獄中1年多未被認出，此時正有可能被釋放，卻被顧順章認了出來。國民黨要員們大吃一驚，他們沒有想到這個叫王作林的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惲代英。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國民黨將惲代英拉到監獄里的廣場上執行死刑。惲代英拒不下跪，挺起胸膛高唱《國際歌》。他還說：
“蔣介石走袁世凱的老路，屠殺愛國青年，獻媚帝國主義，必將自食其果！”
第一個劊子手嚇得雙手發抖，開不了槍，不得不換了一個劊子手行刑。惲代英身中數彈依然高呼：
“打倒蔣介石！中國共產黨萬歲！”
這正是：身居洋樓發指示，大難來臨各自飛。
又見英雄就大義，原來向顧是潑皮。
欲知中共中央后來情況如何，且看后邊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1931年4月初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3人組成的中央“四中全會代表團”，亦稱“三人團”，來到江西蘇區，帶來了六屆四中全會精神，要在根據地開展“反右傾斗爭”，要“改造各級黨的領導”。毛澤東與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斗爭由此拉開了序幕，而他與任弼時之間的一場斗爭，也就在所難免了。此后，毛澤東的日子愈加難過了，直至后來被撤銷了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喪失了對軍隊的一切指揮權，一連坐了4年的冷板凳，眼睜睜地看著他一手創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一天天縮小，最后不得不放棄而實行戰略轉移。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正是在這一時期，他才真切地領略了王明“左”傾路線的嚴重危害，同時也對他的“同志”們進一步加深了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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