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開慧之死，百身莫贖。”
話說在反擊國民黨軍第1次“圍剿”中，毛澤東從繳獲的報紙上看到了楊開慧母子被捕的消息，心如刀絞。他知道楊開慧落入國民黨的手中必然是兇多吉少。
原來在1930年10月初，楊開慧潛回板倉看望母親，竟被國民黨密探發現了。10月24日凌晨，楊開慧在家中被捕。兇殘的國民黨爪牙連保姆陳玉英和剛滿8歲的毛岸英也不放過，將他倆同楊開慧一起押送到國民黨長沙警備司令部，旋即又轉入長沙陸軍監獄。押簽上注明：最嚴重的政治犯，女共黨楊開慧1名，附小孩1名，女工1名。
“楊開慧，毛澤東哪里去了？”
審訊官惡狠狠地逼問。
“不知道！”
“你們通過什么聯系？”
“通過你們的報紙。”
“哪一家的報紙？”
“通過你們國民黨的報紙，我知道他領導了秋收暴動；通過你們的報紙，我知道他上了井岡山；通過你們的報紙，我知道他指揮紅軍殺得湘贛軍閥丟盔棄甲……”
對于眼前這位文靜的女子，審訊官以為只要把刑具往她眼前一放，她就會乖乖地招供了。然而，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個貌似柔弱的女共產黨員，竟有著鋼鐵般的意志。任你用盡各種酷刑，把她折磨得遍體鱗傷，逼她交出地下黨員名單，交代和毛澤東聯系的方法，可楊開慧就是不說，始終堅貞不屈。
六舅向明卿的妻子帶著女兒向自冶，給楊開慧母子及孫嫂陳玉英送飯，她們帶來了楊開慧喜歡吃的臭豆腐、醬牛肉。還帶些錢給她，以備疏通關系之用。
楊開慧每次吃完飯，總是在碗底放一張紙條，寫上獄中敵人拷問她的情況，向黨組織透風捎信。有一次，她寫道：“孫嫂堅強不屈，我信得過她。”還有一次，她在紙條上透露：敵人“拷問潤之情況和地下黨名單”；她堅不吐實，遭到毒打。
狡猾的審訊官見硬的不行，就改變策略。一天，他把楊開慧請到客廳坐下，假惺惺地說：
“只要你在報上發表和毛澤東脫離夫妻關系的啟事，你就可以馬上得到自由。”
楊開慧嚴詞拒絕，她說：
“讓我和毛澤東脫離夫妻關系，癡心妄想，要殺便殺，我絕不屈服！”
審訊官軟硬兼施，使出渾身解數進行威逼利誘，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的。
此時，地下黨組織和親屬們都在緊張地設法營救楊開慧，許多知名人士也紛紛出面保釋她。楊開慧60歲的老母向振熙和她的哥哥楊開智、嫂嫂李崇德曾先后到了南京、上海，他們在上海找到了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立即聯絡了幾位社會名人聯名打電報給何鍵，要求保釋楊開慧。陰險狠毒的何鍵決定立即槍殺楊開慧，然后復電推說電報來遲。
楊開慧的六舅母嚴嘉托住在離監獄不遠的堂兄向澍霖打聽獄中動態。她還帶著女兒探監送物，傳遞消息。楊開慧預感到敵人可能要對自己下毒手了，就對前來探監的六舅母等人叮囑說：
“不要枉費精力了。請告訴親人們，我死不足惜，但愿潤之革命早日成功！屋里有塊青布料子，給我做一套衣服，上路時穿。年少時，家父有訓誡：我楊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舉！”
楊開慧叫六舅母買塊大鏡子，再買些胭脂。六舅母感到有些詫異，因為楊開慧平素簡樸，不愛打扮，更不涂脂抹粉。她沒有想到楊開慧知道出獄無望，已經做好了決死的準備。六舅母含著淚水買來了鏡子和胭脂。楊開慧說：
“六舅母，你不要難過，要堅強些！殺死我一個，還有后來人。共產黨人是殺不絕的，革命總有一天要勝利！”
楊開慧又囑咐六舅母替她好好教育孩子，繼承她的遺志。還叫六舅母轉告她的母親向振熙：
“不要難過，替我把3個孩子帶大，教育他們繼承母志。這樣，我就可以瞑目了。”
最令楊開慧放心不下的是3個年幼的孩子。在獄中，她含淚吻著毛岸英，輕聲說：
“孩子，我沒有別的話要說，如果你將來見到爸爸，就說我沒有做對不起他的事，說我非常想念他，我不能幫助他了，請他多多保重！孩子，記住，血債要用血來還！”
孫嫂哭著說：
“楊先生，你不能走啊，孩子舍不得你啊！”
楊開慧說：
“孫嫂，我的3個孩子都還小，他們是潤之的親骨肉，是革命的幼苗，我不能承擔撫養的責任了。全托給你吧！等孩子們長大以后，你們會好的！”
臨刑前，審訊官最后一次來勸降：
“楊開慧，你真的不愿意與毛澤東脫離夫妻關系嗎？”
“無須多問，早就回答你們了！”
“你上有老母，下有孩子，年紀輕輕的，要為自己的將來著想。”
“這些事，我自己有主張，不用你們管。”
“你不怕死嗎？”
楊開慧義無反顧地回答：
“犧牲小我，成全大我！”
早飯以后，4連值星官亦是監斬官之一的晏國務吹哨子集合隊伍，并說：
“今天辦人，辦的是共犯要人，大家要特別注意警戒。”
士兵荷槍實彈分兩列面對面，站立在清鄉司令部的“法堂”里，形成了兩三尺寬的一條人巷。盡頭的大堂中央擺了一張長方桌，上面有一箭形的“標子”，白色的紙上寫著“槍決女共犯楊開慧一名”10個大字。
羅國林、姚楚忠、黃正榜等四五人押來了楊開慧。楊開慧面不改色地穿過“人巷”，走到執法處長李瓊的面前。李瓊向楊開慧宣讀了所謂的“罪狀”，站在一旁的黃正榜將“標子”插到楊開慧的后頸衣服里。所謂的宣判過程，不到5分鐘。
行刑隊伍從清鄉司令部出來，由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后在學院街口的馬路上停留了片刻。特務兵搞來了一輛黃包車，將楊開慧架到車上坐下，爬到天心閣，繞到瀏陽門外，向識字嶺刑場走去。走在最前面的是號兵譚青云和唐冬初，后面是晏國務和清鄉司令部的監斬官鐘呂潛，他們騎著大黃馬，殺氣騰騰，后邊是坐在黃包車上的楊開慧，在她的身后，是兩列全副武裝的士兵。經過近一小時的示眾，行刑隊伍出了瀏陽門，到了識字嶺，楊開慧從容步下黃包車，徑直走向一處較高的墳堆。9個月前，她的堂弟楊開明就犧牲在這同一個刑場上。
晏國務一聲令下，尾隨楊開慧的劊子手帥保云抬起了罪惡的駁殼槍，朝楊開慧的背心“砰、砰”就是兩槍，楊開慧應聲撲倒在地，轉臉瞪了帥保云一眼，帥保云將駁殼槍插到腰里，轉身離去?！ ?/span>
和楊開慧一起就義的還有6名難友。
中午，行刑的人剛剛吃了飯，衛兵向晏國務報告“上邊來了通知，上午打的那個女人沒死！”晏國務當即命令副班長姚楚忠：“你去補槍！”姚楚忠帶了兩個士兵，提著駁殼槍直奔識字嶺。只見楊開慧匍匐在荒草地上，兩只手深深地摳進了泥土里，枯草上浸透了一大片血跡，血還在流……姚楚忠朝著楊開慧便舉起了駁殼槍……
解放后，最終殺死楊開慧的劊子手姚楚忠一直隱藏了下來。1970年初，姚楚忠在岳陽市華容縣建新農場勞動改造時，將他殺害楊開慧的情形坦白了出來。1974年7月，姚楚忠被醴陵縣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殺人罪判處死刑并被立即執行。
年僅29歲的楊開慧犧牲后，她的六舅母委托堂兄向澍霖前往識字嶺，幫助楊家親友楊秀生一起連夜把楊開慧烈士的遺體運回板倉，安葬在青松環繞的棉花坡上。
毛岸英和孫嫂陳玉英出獄后，由楊開慧的六舅母接到平江老家，換上了整潔的衣服，休養了好幾天，然后送到了板倉外婆向振熙家。
不久，毛澤東就從國民黨的報紙上看到了楊開慧遇難的噩耗。那一天，他沒有吃晚飯，而且，悲慟萬分的他徹夜失眠了。楊開慧那溫柔賢淑的面容，純潔善良的微笑，深邃而總是含著期待之情的眼睛，清晰地活躍在他的面前。在那嚴酷的斗爭中，在那冷冰冰的世界里，她總是給予毛澤東脫去甲胄、獲得寧靜溫馨、放松身心的機會。她生育了3個小孩，卻不曾拖累他一絲一毫。她好像生來就是為了奉獻，不曾提過哪怕是一件小小的要求。毛澤東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她生前曾向自己提過什么要求，就是在她懷孕反應最厲害的時候，嘔吐得滿眼是淚，可一旦和毛澤東的目光相接，她便會露出一種羞怯甜美的笑，從不曾叫苦，甚至不曾說一句想吃什么東西的話。在家庭中，她是賢妻良母；在革命活動中，她是忠誠勇敢的戰士。直到犧牲，她不曾有一點動搖，一點委屈，就那么安靜坦然地走上了刑場。
一大顆淚珠在毛澤東的眼角顫動。他為一種負疚的心所折磨，他對自己的家庭和過去懷有愧疚之心。他甚至朝他的第二個妻子賀子珍發了一通無名之火。兩年前，他為各種傳言所惑，不明實情，就與賀子珍結婚了。楊開慧之死，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她是毛澤東的夫人。
毛澤東很快便給妻兄楊開智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開慧之死，百身莫贖。”
他還寄去了銀元30元（據錢希鈞在1981年1月說：“毛主席寄30元錢作開慧安葬費一事，可能有誤。當時，毛主席是沒有錢的，紅軍非常窮。”），囑咐為楊開慧修墓立碑，上刻：
“毛母楊開慧墓 男 岸英 岸青 岸龍 刻 民國十九年冬立”
另據2014年4月10日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稱：“毛澤東詞《蝶戀花·向板倉》手稿揭秘”，并在編者按中說，近日《黨史文苑》發表了李虹的文章，披露毛澤東填寫的《蝶戀花·向板倉》詞，是用毛筆行草書寫在10行信箋紙上，紙張陳舊，尺寸約為285mm×198mm。這首詞塵封至今已83年。整首詞凄婉悲憤，讀之極易使人潸然淚下，同時又易使人同仇敵愾。“摘編如下”：
蝶戀花·向板倉
霞光褪去何凄楚，萬箭穿心不似這般苦。奈何吾身百莫贖，待到九泉愧謝汝。
無感霜風侵蝕骨，此生煎熬難與外人吐。慟聲悲歌催戰鼓，更起刀槍向敵仇。
毛澤東 1930年寒冬
關于這首詞的寫作時間，李虹在文章中說：“筆者鑒賞過的毛澤東另一有史實記載的文件中，毛澤東署‘1930年冬月’，即1930年12月下旬某日。‘冬月’按中國習俗即指農歷11月，這是沒有問題的。關鍵是‘寒冬’在中國傳統紀年法中未發現此種用法，如將‘寒冬’的‘寒’理解為毛澤東此時的心理感受或藝術創作的修飾需要，問題就解決了。據此我們可以認定，‘寒冬’即‘冬月’，農歷庚午年冬月初一應為公歷1930年12月19日?！兜麘倩?middot;向板倉》的創作完成時間只能是1930年12月19日至31日。筆者傾向是12月25日至29日。”
關于這首詞的真偽，亦有學者指出詞作“格律不齊，水平生疏，真偽存疑”。筆者也只好抄錄于此，留待后人去考證了。
再說在毛澤東打破國民黨軍第1次“圍剿”后，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江局書記項英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來到革命根據地，傳達了“六屆四中全會”精神。
毛澤東這才知道，斯大林遠東政策得力顧問、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在1930年12月來到了中國，王明、博古等“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利用與米夫在莫斯科時的師生關系，在米夫支持下，密謀改組中共中央。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說，始于1929年，起因是一些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中國留學生，自稱是共產國際最堅定的支持者和瞿秋白路線的堅決反對者。比較通行的說法，“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指以下29個人：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盛忠亮、沈澤民、陳昌浩、張琴秋（女）、何子述、何克全、楊尚昆、夏曦、孟慶樹（女）、王保禮、王盛榮、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女）、孫濟民、杜作祥（女）、宋盤民、陳原道、李竹聲、李元杰、汪盛荻、蕭特甫、殷鑒、袁家鏞、徐一新。其中，徐一新的觀點時常搖擺不定，便被稱為半個布爾什維克。后來，人們借助于“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一專用名詞，譏諷和嘲笑以“百分之百正確的布爾什維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隨者。
王明，原名陳紹禹，字露清，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縣金家寨一個小商人家庭，1920年考入安徽省立第3甲種農業學校，1924年秋考入武昌商業大學預科，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陳紹禹個子不高，四方長臉，白凈面皮，性情溫和，能言善辯。他在莫斯科期間，苦攻俄語，擅長背誦馬列經典詞句，深得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的器重。1929年4月，他回到國內從事黨的宣傳工作。
博古，原名秦邦憲，1907年5月14日出生在江蘇無錫，他父親在清朝當過縣令。1925年，博古考入上海大學，和王明相識，1925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他和王明、張聞天、王稼祥、楊尚昆等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博古回國后先后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上海工聯宣傳部工作，編輯《勞動報》、《工人小報》。
這后15個人不但有發言權、表決權，而且還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米夫是作為國際代表出席會議的，康生等2人做會議記錄。
米夫在六屆四中全會上以“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為借口，批判瞿秋白、周恩來犯了“調和路線錯誤”。米夫說：
“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
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米夫在會前起草好的決議案。
米夫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的名義，擬定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政治局常委、總書記名單。在這個名單中，增補王明、沈澤民、夏曦、韓連會、王盡仁、沈先定、黃甦、徐畏三、曾炳春9人為中央委員；增補王明、陳郁、任弼時、凱豐、劉少奇5人為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撤銷三中全會補選的李維漢、賀昌中央委員資格，撤銷李立三、瞿秋白政治局委員和李維漢候補委員資格。
米夫為了確保把王明增補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先把王明吹捧了一番。接著，他讓周恩來宣布新一屆中央委員會成員名單，并讓周恩來解釋說，這個名單是共產國際遠東局及中央政治局共同提議的。
這里先介紹一下劉少奇。1925年他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在廣州、上海參與領導了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1927年初參與領導了武漢工人群眾爭取收回英租界的斗爭。“五大”時，他被選為中央委員。1928年，他到東北工作，擔任順直省委特派員、中共滿洲省委書記。1930年夏，他再赴莫斯科，回國后在中央工作。
再說周恩來剛宣布完名單，會場就亂了套。首先是羅章龍、余飛、史文彬表示堅決反對。繼之，韓連會提出了一個政治局候選人名單，史文彬提出了一個中央委員增補名單，何孟雄還提出要王明在會上說明他被捕和暴露機關一事。
米夫見會場越來越亂，當即宣布開始表決。羅章龍質問他：
“哪些人有表決權？”
米夫說：
“所有參會人員都有表決權。”
羅章龍生氣地說：
“這不符合黨的紀律。”
他拂袖而起，就要退出會場，被人拉住了。米夫說：
“羅章龍同志，應當安靜地解決問題，擾亂會場是不許可的。”
此時，袁乃祥正在拍案咆哮，米夫勒令他立即退出會場。在米夫的高壓下，六屆四中全會以多數票通過了米夫擬定的增補名單和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全體成員名單，其中有：
政治局委員9人：向忠發 項英 周恩來 張國燾 徐錫根 盧福坦 王明 陳郁 任弼時
政治局候補委員7人：羅登賢 關向應 溫裕成 毛澤東 顧順章 王克全 劉少奇
政治局常委3人：向忠發 周恩來 張國燾
總書記：向忠發
有人提出周恩來應該退出政治局。為此，反對者和支持者爭執不下，于是全會對周恩來一個人又進行了單獨表決，結果使周恩來繼續留在了政治局內。就這樣，周恩來盡管被米夫打了“他的屁股”，卻依舊保存了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所不同的是，除了排列在他前面的“總書記”向忠發這個“工人代表”外，后面還實實在在地出現了一個“太上皇”，那就是不久又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明！
米夫為平息眾怒，立即召集“反四中全會代表團”成員開會。他吹噓王明，要大家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會。何孟雄、羅章龍依然堅持己見。米夫大怒，說：
“此后，誰反對四中全會，誰反對王明同志，就是反對國際代表，反對共產國際，就應當受到處分，直至開除黨籍。”
米夫很快向共產國際作了報告，共產國際復電表示支持四中全會。
就這樣，并非中央委員的王明，一躍而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久又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實際上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自此以后，王明宗派主義集團繼續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統治中國共產黨長達4年之久。
博古這位剛剛回國的24歲的留蘇學生，幾乎沒有任何實踐經驗和實際工作能力，依靠著米夫、王明這兩個靠山，憑借著山頭宗派主義勢力，在六屆四中全會后，由一個一般干部一步登天，擔任了團中央書記兼宣傳部長。后來，他又成為王明機會主義路線在國內的實際執行者。
這正是：米夫做導演，一幕荒唐劇。
孺子皆粉墨，虎皮做大旗。
后來，劉少奇任職工部長。瞿秋白則被調到文化戰線上工作。
羅章龍因在六屆四中全會后召開緊急會議，反對米夫支持下的六屆四中全會，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員會”，于1931年1月27日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基本上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后來，他曾先后任河南大學、西北聯合大學、湖南大學等大學教授。
且說在寧都期間，毛澤東又見到了學生時代的老師徐特立。
徐特立是在1927年“七一五”汪精衛叛變革命后到南昌參加了起義，成為“南昌起義一老兵”，起義失敗后，部隊退至廣東潮汕地區，遭到重大挫折。徐特立因病轉至香港治病。1930年12月30日，他從上海輾轉來到了中央蘇區。
毛澤東一見徐特立，就用親切的鄉音爽朗地說：
“徐老呀，我們又碰到一塊來了！”
徐特立也高興地說：
“我就是來找你?。?rdquo;
他又對朱德說：
“朱總司令，我又當你的老兵來了！”
“你不老，一點也不老！”朱德笑著說：“要說你老，你也是個老怪物，你背叛了封建社會，又看穿了資本主義的西洋鏡，終于跑到共產主義的營壘來了。”
蘇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設總參謀部，由朱云卿擔任總參謀長。
朱德、毛澤東仍分別兼任紅1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治委員。
1931年2月，毛澤東在寧都小布趁著戰爭空隙依據在尋烏調查中獲得的第一手材料，伏案疾書，整理出了《尋烏調查》，共5章39節，長達8萬余字，分門別類記載了尋烏縣的政治、經濟、交通、文化、商業貿易、舊有土地占有、土地斗爭及婦女在土地斗爭中的表現等情況。他還專門為《尋烏調查》寫了一個前言。他寫道：
“我做的調查以這次為最大規模。我過去做過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7個有系統的調查，湖南那5個是大革命時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寧岡兩個是井岡山時代（1927年11月）做的。湖南5個放在我的愛人楊開慧手里，她被殺了，這5個調查大概是損失了。永新、寧岡兩個，1929年1月，紅軍離開井岡山時，放在山上的一個朋友手里，蔣桂會攻井岡山時也損失了。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次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尋烏調查是1930年5月，4軍到尋烏時做的，正是陂頭會議（2月7日4軍前委與贛西特委的聯席會議）之后，汀州會議（6月4軍前委與閩西特委的聯席會議）之前。關于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盤了解的時候，同時我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尋烏這個縣，介在閩粵贛3省的交界，明了了這個縣的情況，3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和流氓。還有在舊有土地分配上面，沒有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
此一時期，毛澤東又做了一系列社會調查，發現了由于地權不穩而產生的農民“不安耕種”的嚴重現象。他說：
“過去，田地歸蘇維埃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的空氣十分濃厚，并且，4次5次分了又分，使得農民感覺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沒有權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種。這種情況是不好的。”
他在這次調查總結中，還回答了許多政策問題。
毛澤東認為：這“是民權革命時代應有的過程”。這樣，就解決了從“八七會議”以來一直沒有解決的土地所有權問題。
此時的毛澤東再也想不到，就在他利用戰爭間隙整理出《尋烏調查》，又進行社會調查，并指導蘇區土地革命之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1931年3月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發布了《土地法草案》。他們不是從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出發，而是照搬蘇聯農業合作化中消滅富農經濟的做法，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主張。這和毛澤東在土地革命中提出的正確對待中農和富農，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給富農以經濟出路，也一般地給地主以經濟出路的主張是完全相反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土地法草案》很快就傳到了中央蘇區，以項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立即決定要“提出討論”，“改變過去土地問題的路線”。自此，“左”傾機會主義的《土地法草案》，就成為對毛澤東大加撻伐的尚方寶劍了。
這正是：毛公拓就根據地，監軍扯來令字旗。
一二三四你不是，我是欽差聽我的。
欲知毛澤東以后如何與“左”傾機會主義作斗爭，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自從1931年1月15日項英作為中共中央代表來到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就開始進入了他人生中最為艱難困苦的時期。自此以后，他越來越多地受到空前的責難和排擠，遭受到殘酷的斗爭和無情的打擊。而黨內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在此后一個時期的諸多表現，也充分地顯現出他們各自的個性和品格。凡研究黨史的人和需要了解那個特殊時期真實情況的讀者，有必要好好讀一讀下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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