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讀到毛主席時代的《人民日報》，總是被該報批判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文章所折服，因為這些批判很多在當下成為現實。
一、關于工人地位和階級分化
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報》發文《蘇修叛徒集團實行法西斯專政，蘇聯工人階級陷入苦難的深淵》，批判說：“他們用資本主義的利潤法則和自由競爭代替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原則，把原來屬于全民所有制的企業變成資產階級特權階層所有制的企業。他們搞的這一套，給予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分子更多和更大的特權，使工人階級完全淪為雇傭奴隸。”“那些披著‘廠長’、‘經理’和‘專家’等形形色色外衣的資產階級分子，利用他們把持和支配生產資料的特權，飛揚跋扈，橫行霸道，明目張膽地干著壓迫和剝削工人的勾當。”“占蘇聯人口百分之幾的特權階層分子越來越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越來越窮。”“蘇修叛徒集團故意造成一個龐大的失業隊伍作為產業后備軍，以便進一步加重對工人的剝削。”
1969年9月23日，《人民日報》發文《蘇修在國內全面復辟資本主義使工人階級重新處于被剝削被壓迫地位，蘇聯工人對蘇修反動統治日益不滿，廣大工人采用“曠工”、“怠工”等方式表示反抗，使蘇修極大驚恐》，該文說“蘇修叛徒集團的‘新經濟體制’賦予工廠廠長和企業經理以極大的特權，這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分子一方面利用職權，貪污盜竊，大發橫財；另一方面肆意欺凌和壓榨工人，他們對自己不滿意的工人動輒降職降薪、開除解雇。”“廣大工人不愿意拿自己的血汗去為這一小撮特權分子賣命，所以勞動熱情很低。蘇修報刊承認，目前蘇聯各地‘曠工’、‘怠工’事故不斷發生，而且一年比一年嚴重。”
1974年12月14日，《人民日報》發文《蘇聯階級分化日益加劇》，該文說：“蘇聯的資產階級是一個貪得無厭的剝削階級。他們操縱著黨政大權和生產資料，榨取高額利潤，享受著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和各種津貼，占有比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收入” “從蘇聯報刊發表的材料來看，營私舞弊、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和敲詐勒索已成為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分子發財致富的重要途徑，這些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社會弊病泛濫成風。”“勞動力在蘇聯重新成為商品。從蘇修報刊透露的材料來看，蘇聯每年有大量的職工被解雇。”
為掩蓋蘇聯工人大量失業的事實，蘇聯又創造出“流動就業”的詞匯。對此，《人民日報》1976年1月24日發文《流動就業——蘇修如此掩蓋失業現象》抨擊說：“誠然，‘流動’比失業要好聽一些，但是改換名稱又怎能遮蓋得了蘇聯今天存在失業的嚴酷現實呢？失業，這是隨著資本主義在蘇聯全面復辟必然帶來的惡果。”
由此可見，蘇聯國企的廠長、經理“可以自行決定招收和解雇工人”，還能靠通過推廣所謂的“謝基諾經驗”，“加強（工人）勞動強度”“隨意裁剪工人”，享有極大特權，因此他們飛揚跋扈，橫行霸道，不僅榨取高額利潤，還享受著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和各種津貼，占有比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收入，造成嚴重的階級分化，而貧富兩極分化只是階級分化的一種表現形式。這與當下中國社會非常相似，尤其是蘇聯官僚集團發明的“流動失業”一詞，簡直是“靈活就業”“摩擦性失業”等詞匯的翻版。
二、關于教育制度
《人民日報》分別在1975年6月2日、 1976年2月29日發表《反動腐朽的蘇聯教育》和《蘇聯修正主義的教育的本質》，批判說“教育領域資本主義已經全面復辟，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今天的蘇聯學校已成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對資產階級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資產階級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資產階級的安寧”
“他們（指蘇聯特權階級子女）不僅可以進入各種收費昂貴的‘補習班’、‘預備班’、雇請‘家庭教師’，取得入學考試的好分數，而且還可以通過各種‘左道旁門’進入大學”
“高等學校的入學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過這種補習班，許多高年級學生還在物理和數學等方面找私人教師補課”
“那些雇工代考的‘商號’、假造文憑的‘工廠’、辦假大學的‘企業’，只要得到巨額盧布，就會給有錢人的子女提供方便，使他們鉆進大學或買到‘文憑’。”
“許多高等院校的負責人則搞招生受賄、勒索，賣考題，賣論文，賣畢業證件”。
從中看出，上世紀70年代的蘇聯，“有償代考、花錢輔導、買賣文憑、招生受賄索賄、賣考題、賣論文、賣畢業證、花錢上學”等現象比較普遍，“補習班”“預備班”“家庭教師”名目繁多；官員、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女更容易考上大學，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而普通的工農子弟只能勉強混個初中、高中畢業，即便僥幸考上大學，也依然面臨被淘汰的命運，實現階層躍升的機會很低。
如今，類似現象同樣在中國上演，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關于私營經濟
由于資料缺失，很難了解蘇聯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和狀況，但據《人民日報》1968年有關南斯拉夫的報道，可以看到在鼓勵發展私營經濟方面，南斯拉夫的政策和當下中國并無二致。
如在支持私營經濟方面，《人民日報》1968年7月7日發文指出：“（南斯拉夫地方當局）向工廠提供了房子，給予租用”，而且“還將向工廠提供賦稅上的某些優惠”。
在私人企業泛濫方面，《人民日報》1968年8月27日發文說：“在魯馬地區私人企業在農村開設了50來家商店，在貝爾格萊德私人企業有75家，而薩格勒布有70家；僅僅在塞爾維亞，就有10萬人從事所謂‘個人勞動’，‘非法開業’的手工業主達到1萬人”。
關于公有制企業不如私營企業方面，《人民日報》1968年8月27日表示“在南斯拉夫，所謂的‘公營企業’實質上也是資本主義企業，但是它同私人企業很難競爭”
關于“畢業即失業”，《人民日報》《鐵托集團倒行逆施，青年學生苦難重重 從南修報刊透露的材料看南斯拉夫學生的困難處境》一文1968年6月10日披露說：“到1968年年底，將有42萬持有文憑的青年人沒有工作”，更令人震驚的是，這是原文一段話的標題。
另外，“老人變壞”、“壞人變老”是1967年《人民日報》討論的一個話題；“中國人民不可侮”是1969年3月《人民日報》一則新聞的標題。
總之， 50多年前蘇聯和南斯拉夫的問題似乎正在中國重演，毛主席時代的《人民日報》似乎準確預判了當下社會。而且，中國是繼南斯拉夫之后，第二個實行“黨政分開”“與國際接軌”的社會主義國家；是繼蘇聯、羅馬尼亞之后，第三個否定開國領袖的社會主義國家；是繼南斯拉夫、匈牙利之后，第三個設立經濟特區的社會主義國家，是繼南斯拉夫、波蘭之后，第三個加入世貿組織（以前叫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看看以前的《人民日報》，想起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曲折，內心充滿憂慮。（20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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