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以一時的喪失土地換取消滅敵人，

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不在一部分人民中一時地打爛壇

壇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長期地打爛壇壇罐罐。”

話說1930年9月23日，毛澤東、朱德在萍鄉紅1軍團總部發布了《進軍吉安的命令》，仍然把奪取九江、南昌、長沙、武漢作為大目標，要“先攻下吉安城，使贛西南工農群眾勢力向下游發展與我們配合并補充大量新兵，擴大紅軍隊伍。”

9月28日，紅1、紅3軍團到達袁州。

此時，毛澤東尚不知中共中央內部又發生了一次重大人事變更。

原來在9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在上海召開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到會中央委員10人，有：向忠發、徐錫根、張金保、羅登賢、周恩來、項英、余茂懷、瞿秋白、李立三、顧順章；候補委員4人，有：王鳳飛、史文彬、周秀珠、羅章龍；中央審查委員和候補審查委員各1人，他們是：阮嘯仙，張昆弟；北方局、南方局、長江局、滿洲省委、江南省委、青年團、全總黨團等代表20人，他們是：賀昌、陳郁、鄧發、李維漢、林育英、陳云、王克全、李富春、溫裕成、袁炳輝、陸定一、胡均鶴、吳振鵬、聶榮臻、潘問友、鄧穎超等；共36人。

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羅登賢、項英、徐錫根、溫裕成7人組成主席團。

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了會議。向忠發作了《中央政治局報告》，周恩來作了《關于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共產國際代表也發了言。李立三作了檢討。瞿秋白作了《政治討論的結論》的報告。

9月28日這一天，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關于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對于中央政治報告的決議》、《組織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等，發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告民眾書》、《致蘇聯共產黨中央賀電》、《致德國共產黨賀電》、《告青年團書》、《告同志書》等。會議還宣讀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給第三次全會的信》。

全會撤銷了李立三的宣傳部長、中央秘書長職務。

全會補選中央委員7人，有：溫裕成、李維漢、陳郁、徐錫根、陸文治、賀昌、鄧發；補選候補中央委員8人，有：袁炳輝、陳云、林育英、王克全、朱德、黃平、惲代英、陳潭秋；補選中央審查委員2人，有：寧迪卿、康生。

康生，1898年出生于山東省諸城縣大臺莊一個張氏大家族，乳名張旺，學名張宗可，字少卿，又叫張叔平，曾用名趙溶、張溶、張耘，1924年入上海大學讀書，1925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五卅”運動時，參加罷工委員會工作，不久任上海總工會干事；1926年任上海大學特支書記，同年冬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滬中、閘北、滬西、滬東區委書記、江蘇省委委員，期間，參與組織了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的上海工人3次武裝起義；1928年下半年，他調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此后，康生進入中共中央高層，主持“中央特科”，負責收集情報、鏟除叛徒、營救同志等特種工作。　　

全會還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新當選的政治局委員有：向忠發、項英、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關向應、張國燾；

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羅登賢、徐錫根、盧福坦、溫裕成、李維漢、顧順章、毛澤東。

政治局常委有：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

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召開的擴大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竟然由兩位從蘇聯歸來的第一次、第二次“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核心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主持會議，并由他們分別作了報告。而與他們犯有同樣性質錯誤的李立三則作了檢討。會議一方面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而另一方面又一次地確立了周恩來的核心地位，豈不怪哉？

且說在9月29日下午，紅1方面軍總部下達了30日向吉安前進的命令。

9月29日晚，中共中央長江局代表、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粟以中央全權代表名義來到紅1方面軍總指揮部。毛澤東和周以粟原是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的老同學。老同學在前線相見，分外高興。毛澤東熱情接待了他。

周以粟帶來了上一章已經提到的8月29日《中共中央給長江局并轉湘省委、鄂贛前委及行委的信——關于占領長沙的戰略與政策的指示》。此時他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經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批評和基本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停止了組織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攻打大城市的計劃，還是照本宣科地傳達了8月29日的中央指示，要紅一方面軍返回攻打長沙，在“湘中主要敵力擊潰與消滅后，便應掉轉主力擊潰江西主要敵軍，進一步做到占領南昌、九江，使湘贛蘇維埃能配合而鞏固的向前發展。”

毛澤東為說服周以粟，和他進行了徹夜長談，詳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和紅軍兩次攻打長沙的教訓。周以粟也是一位勇于服從真理的人，毛澤東最終以充分的理由說服他接受了自己的意見。

9月30日，紅1方面軍領導層內不少人都知道了中央來信的精神，于是圍繞著維持原議攻打吉安，還是回頭去攻打長沙或南昌，又發生了激烈爭論。為此，紅1方面軍總前委在袁州召開會議，再次進行討論。由于毛澤東事先說服了周以粟，所以周以粟在會議上不僅不再堅持中央的計劃，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意見，而且還幫助毛澤東說服了3軍團的一些領導人，先不要去打長沙或南昌，而是應該去攻打吉安。

周以粟后來還感慨地稱贊毛澤東說：“山溝里有馬克思主義。”

袁州會議最后決定：先不回去打長沙，也不馬上打南昌，而是繼續執行株洲會議的決定，先拿下吉安再說。

吉安是一個被黨組織領導的地方武裝長期圍困的孤城，周圍都是根據地，只有少數幾個孤立的縣城被國民黨地方靖衛團占領。紅軍打下吉安，就可以使周圍的根據地連成一片。

袁州會議結束后，紅1軍團擔任主攻任務由袁州、萍鄉、攸縣等地向吉安方向開進，攻打吉安；紅3軍團則由萍鄉以南向清江方向開進，擔任切斷贛江交通和阻止敵人增援吉安的任務。

毛澤東和朱德、朱云卿率領方面軍總部走到離吉安不遠的一個岔路口時，迎面碰上了贛西南特委書記李文林。

原來早在5月份，贛西特委常委李文林作為贛西特委代表到上海參加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接受了李立三的冒險主義路線和方針。他于8月5日回到贛西南，主持召開特委第二次全體會議，傳達了李立三的冒險主義方針，斥責特委書記劉士奇犯了“保守割據觀念”的錯誤，撤銷了劉士奇特委書記職務，改組了特委常委，由他自己擔任了特委書記。

本傳不得不交代一下劉士奇此后的悲慘命運。他被李文林撤銷特委書記后，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報告，被留在中央機關學習和工作。1931年7月，劉士奇奉中央指示到鄂豫皖根據地工作，先后任紅4軍、紅4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紅軍東路游擊司令員等職。1932年9月底，紅4方面軍主力撤出鄂豫皖蘇區，張國燾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名義致信中共皖西北特委書記郭述申，讓他與東路游擊司令員劉士奇、紅27師師長徐海東等組成中共鄂皖工作委員會，由郭述申任書記，統一領導鄂皖邊區的斗爭。10月2日，中共鄂皖工委將邊區紅軍與地方武裝統一改編成紅27軍，劉士奇任軍長，郭述申任政治委員，吳保才任副軍長，江求順任政治部主任。下轄第79與第81師，徐海東任79師師長。

據鄧建龍在《紅27軍軍長劉士奇被殺真相》一文記載：紅27軍在11月18日到達鄂東北根據地，找到了鄂豫皖省委。省委沒有全面聽取中共鄂皖工委和紅27軍在東線轉戰經過的匯報，而是聽信片面反映，對劉士奇作了錯誤處理。在1933年初“肅反”中，省委以“在東線轉戰中丟棄傷員，不顧隨軍跑反的群眾”、“把紅27軍領到長江邊上，要過長江去”、“不想返回蘇區”的3項罪名，將劉士奇錯定為“改組派”、“反革命”而殺害，時年僅31歲。那么，劉士奇的所謂錯誤是誰向省委反映的呢？1965年1月，時任25軍戰史編纂委員會主任的徐海東，竟置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為劉士奇平反昭雪的決定于不顧，在給編委會撰寫的一篇回憶史料中羅列了劉士奇的3條“莫須有”罪狀。當年鄂豫皖省委正是根據這3條罪狀將劉士奇作為“反革命”處決的。由此可以看出，向鄂豫皖省委片面反映劉士奇問題的不是別人，正是當年曾任紅27軍79師師長的徐海東。也正是這個原因，在1965年編印的《中國工農紅軍第25軍戰史（初稿）》第一章第二節中，有關被“肅反擴大化”殺害的師級以上干部中，只字不提被錯殺的劉士奇，甚至在2000年播放的《徐海東大將》電視片中，仍然誣稱劉士奇在東線轉戰中一人獨享滿桌的雞鴨魚肉，還有徐海東與之斗爭的片段。原中共鄂皖工委書記、紅27軍政委、原中顧委委員郭述申，在1989年3月4日專門就徐海東誣陷劉士奇的“3條罪狀”問題，與紅25軍戰史編委會的同志談了話，還原了真實的歷史。這個談話后被整理成《郭述申談紅27軍的幾個問題》，附錄于《紅25軍戰史》一書內。郭述申在談話中還說：“我覺得這幾個問題很重要，作為當時紅27軍的政治委員，我有責任對這幾個問題加以說明。”也正因為徐海東頑固堅持對劉士奇的錯誤看法，當年參加《戰史》編寫組的同志也看不下去，其中一位老同志聽說我是劉士奇家鄉的人，于2000年輾轉找到我，希望我能替劉士奇寫篇文章，將其被害真相公之于世。

再說李文林告訴毛澤東說：

“中央還是要紅軍去打南昌。”

毛澤東聽了，平靜地用手指著正在行進的隊伍說：

“我們準備去打吉安，你看，隊伍已經向吉安出發了。”

李文林也不好再說什么，便說：

“那也只好這樣。”

1930年10月2日，紅1軍團兵抵吉水阜田。

翌日，毛澤東、朱德下達“4號拂曉總攻吉安城”的命令。戰斗部署是：紅4軍為左翼，向螺子山、真君山進攻；紅20軍從正面向真君山、天華山一線進攻；紅3軍與紅12軍為右翼，向神崗山、天華山一線攻擊。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組織的地方武裝和暴動農民軍也兵分3路，配合主力紅軍一起進攻吉安。

此時吉安城守敵鄧英部不足3個團，只有江西保安第3團和吉安縣警察大隊相助，他見紅軍大舉來攻，早已嚇破了膽，嘴上吹噓吉安是“金城湯池”，“可保無虞”，暗地里卻已經做好了逃跑的準備。

10月4日拂曉，毛澤東、朱德率方面軍總部親臨真君山前沿指揮，一聲令下，紅1軍團和10余萬地方武裝、暴動農民軍向吉安城發起了總攻。紅軍戰士和赤衛隊員們用刀斬斷電線，用竹竿捅破電網，用稻草填滿了7道壕溝，逐步向縱深推進。經過一天激戰，紅軍從城西突破敵人陣地，直插縣城中心的中山路大街。鄧英見勢不妙，利用夜幕掩護率領部下在白鷺洲乘船溜走，紅軍沿岸追擊。午夜12時，紅1軍團乘勢攻占了吉安城，俘敵200余人，繳獲了大批物資。

10月5日，毛澤東、朱德率方面軍總部和地方黨政機關進駐吉安城。

吉安一戰嚇得周圍幾個縣的靖衛團都逃跑了，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到處紅旗招展。紅1方面軍也發展到了5萬多人。

10月7日，十余萬工農群眾在吉安縣城中山廣場召開大會，宣告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成立。曾山、方志敏、陳正人、毛澤東、朱德、陳毅、李文林、邵式平、彭德懷、古柏等53人為省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曾山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

地方黨組織成立了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簡稱“行委”，由李文林任行委書記。

毛澤覃任吉安縣委書記、贛西南后方辦事處主任。辦事處下設有兵站、兵工廠、被服廠、特務連，共計二三百人。

毛澤東在吉安期間，有一則趣事，是賀子珍在幾十年后親口敘述出來的。她說：

“毛澤東是個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達豪爽的一面，也有溫情細致的一面。記得在1930年，紅軍一舉攻下吉安后，我從陂頭來到吉安與毛澤東會合。在吉安，我與分別兩年多的父母親和妹妹相逢了。我想到爸爸媽媽那里住幾天，同毛澤東商量，他就同意了。可是，我在媽媽那里剛待了半天，毛澤東就來了。媽媽一看這情形，趕快給我們做了幾樣可口的飯菜，當晚便讓我們回去了。出門后，我問他：‘不是說好我在媽媽這里住幾天，你怎么來了？’他笑著回答：‘我一個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沒什么事，就來看你了。’他就是這樣一個性格的人。”

且說前邊已經講過，紅3軍團一些負責人原先同意攻打吉安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為了爭取一省首先勝利，打下吉安后再打南昌、九江。這也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現在，下一步的行動問題又被這些人提了出來。是否按照袁州會議的決定再打南昌、九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毛澤東只好決定組織上服從，行動上走一步看一步，謹慎處置。

10月13日，毛澤東、朱德發布命令，紅1軍團移師北上，向清江集中。

10月14日，毛澤東給中央寫信報告了袁州會議及目前的狀況。他寫道：

“我們在袁州束裝待發時，長江局派來周以粟同志趕到袁州。經過周同志報告之后，我們詳細討論了一番，仍決定奪取江西政權。1軍團以很短的時間打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補充新兵，籌措給養等；3軍團則占領清江縣城及其附近，封鎖贛江，籌款、發動群眾、整頓補充等。”

10月17日，毛澤東率總部抵達峽江，總前委在峽江召開了全體會議，討論了時局、土地、資本、紅軍下一步行動等問題。

10月18日，毛澤東在寫給湘東特委的信中記述了峽江總前委會議的情況。他寫道：

“總前委本月17日抵峽江，在此開了全體會議，對時局估量、行動問題、土地問題、資本問題均有決議。”“關于時局，我們認為統治階級的軍閥混戰，暫時決不能調和停頓，但也不會繼續擴大到底。我們不能離開階級立場來分析，以為軍閥混戰會擴大下去，繼續到底。要知道階級矛盾超過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時，反動統治階級必然聯合起來進攻革命。但是，我們決不容悲觀，因為這是革命高潮的表現。所以，我們的任務是，要在反動統治階級爭取改良主義的領導權未解決之前，來一個一省首先勝利，繼續此勝利的發生與擴大，沖破消滅反革命的聯合進攻。”

“對于土地問題，我們認為一定要徹底地平均分配才是對的，才能爭取廣大的貧農群眾，才能徹底推翻封建剝削，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勝利的前途。”“土地一概沒收，平均分配。”“分田必須按照人口平均分，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

關于資本問題，“目前無條件地沒收一切工廠商店，是不對的。應該沒收反革命的商店與軍閥官僚資本的工廠商店。對于不是違反蘇維埃勞動法的資本，應用工人監督資本的方法限制他，克服他‘移開資本，怠工不辦貨’的陰謀。”

關于紅軍行動問題，會議未能就是否放棄攻打南昌、九江而取得一致意見。因此，仍決定：“我們目前的行動，是前去占領南潯鐵路，進攻南昌、九江，消滅敵人。全軍團擬明后兩日，由峽江出發，向南潯路前進。”

10月19日，紅1軍團從峽江出發，向清江方向前進。

10月21日，毛澤東率總部機關到達清江縣太平圩。

毛澤東在太平圩主持召開了兩天的總前委會議，對于紅軍的行動問題，與會者仍是意見不一。

正在難以決斷之時，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了形勢變化的新苗頭。他得到的情報是：“敵譚道源師已全部開至南昌；許克祥部及第5師熊式輝部之先頭部隊皆于19日相繼開至九江。”他感覺到軍閥戰爭很快就要停止，蔣介石將要集中兵力來對付紅軍。另據報載：金漢鼎、毛炳文兩部有來贛之說；公秉藩師現在撫州；袁州有湘敵羅霖部，分宜有其先鋒部隊約一營。”這正是國民黨軍從四面開來包圍紅軍的明顯跡象。因此，毛澤東立即果斷決定：總部從清江太平圩后撤15公里。

毛澤東的判斷完全正確。蔣介石原來一直視“朱毛軍”為“疥癬之疾”，不足為患，沒想到這一個時期卻成了“肘腋之患”，已經到了非“剿除”不可時候了。早在1930年8月間，他就提出了“剿匪”兵法，他說：“余細思之，如欲剿滅赤匪，絕非一朝一夕之間所能成功。惟有集中兵力，構筑據點，開辟道路，發展交通，使匪無所藏匿，不得竊發。而我之官兵，則行動自如，如此乃可制其死命也。”只是陷于中原大戰，無法脫身，直到1930年10月7日，蔣軍攻下了河南鄭州，取得了對閻錫山、馮玉祥的中原大戰的基本勝利，蔣介石這才能騰出手來，可以集中力量對付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了。

10月24日，毛澤東、朱德發布《在袁水及瑞州河之間工作待機》的命令。命令中說：

“為有計劃有配合有步驟地奪取南昌、九江，爭取江西全省勝利之任務，決先在袁水與瑞州河之間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發動這一帶的群眾籌措給養，竭力準備與敵人決戰的條件，暫以7天為期（如延長則另有命令）。”

毛澤東又一次適時而巧妙地使部隊在中途停了下來。自此，紅1方面軍的1、3軍團5萬人分布于袁水流域的分宜、新余、臨江地區進行群眾工作和籌款。

10月25日，紅1方面軍總部到達新余羅坊。毛澤東在羅坊根據收集到了國民黨的報紙和情報，進一步判定國民黨軍隊已經結束混戰，正在向紅軍包圍過來，其先頭部隊已到清江，與紅軍僅一江之隔，形勢已經十分緊急。

這一天，毛澤東為進一步統一全軍思想，確定紅軍行動方向，打敗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在新余羅坊陳家鬧村主持召開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聯席會議。史稱羅坊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總前委成員朱德、彭德懷、楊岳彬、朱云卿、古柏、黃公略、林彪、羅榮桓、羅炳輝、滕代遠、袁國平、何長工，還有長江局軍事負責人周以粟，江西行委書記李文林，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省行委宣傳部長陳正人等，共20多人。

10月26日，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決議。決議中寫道：

“我們對長沙的占領與繼續嚴重的進攻，以及吉安的奪取，不但對中國革命形勢有大的轉變，同樣也轉變了統治階級的關系。就是說，革命勢力的發展，階級的根本矛盾，已使帝國主義、中國統治階級極力想緩和自身的沖突，聯合對付革命。帝國主義軍閥這一暫時聯合對付革命，使蔣介石有從前線大量調動兵力進攻革命的需要與可能。”

“目前，在敵人大舉增兵與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勢下，單憑紅軍輕襲南昌、九江，而且紅軍相當給養都不具備，運輸條件十分缺乏”，“這無疑的要成為游擊的進攻，結果攻不下，又轉而它往，反使一省勝利延期實現。所以，這一輕裝襲擊的游擊觀點與爭取一省首先勝利、有計劃的有布置的戰略絕不相容，應加以嚴重地糾正。”

“戰略是依據客觀形勢與主觀力量而決定，戰術是依據當時各種實際條件，運用一切手段以達到戰略的實現。因而，戰術在不違背戰略之下，是時常可以轉變的。在奪取南昌的任務下面，首先爭取吉安，這一戰略是非常正確，就不應簡單機械地說，本是打南昌，為什么打吉安？又如，戰略是確定占領南潯路，在戰術上，或采取一直襲入，或在贛江兩岸適當地點，消滅敵人主力，再行進占。這都歸并于當時主客觀兩方面實際條件，不能一定拘泥。”“江西黨與1方面軍的任務，無疑的是配合江西群眾，有計劃地有布置地實行階級決戰，堅決爭取江西首先勝利。”

毛澤東巧妙地通過羅坊會議總結經驗教訓、批評軍事冒險行動和分析江西革命形勢，說明紅軍的行動必須依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靈活地確定自己的戰略進攻目標和戰術原則，不能一味機械地照搬上級指示。再一次顯示了他高超的領導藝術。

羅坊會議鑒于國民黨軍對根據地圍剿的態勢已經形成，接著討論了反“圍剿”的作戰方針問題。仗該如何打？是在白區打？還是在根據地內部打？與會者中出現了不同意見，進行了激烈爭辯。毛澤東的意見是：

在紅軍和根據地還不鞏固，在全國范圍內敵強我弱的基本情況還遠未改變的條件下，對于敵人的大規模“圍剿”，紅軍應先向根據地內退卻，依靠根據地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條件，發現和造成敵人的弱點，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敵的變化，然后實施反攻，各個殲滅敵人于運動中，以粉碎敵之“圍剿”。

針對國民黨軍企圖在贛江西岸的白區一帶包圍消滅紅軍主力的陰謀，他主張紅軍應該東渡贛江，向根據地中心地帶作“最后退卻”，把敵人引到根據地內部去打。這就是著名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

到會的許多干部對毛澤東的這一正確方針都不理解，表示反對。一是紅3軍團的干部大都是平江、瀏陽、陽新、大冶一帶人，不愿離開本區東渡，主張1、3軍團分家，夾江布陣，由紅1軍團到贛江東邊去，紅3軍團則留在贛江西。二是一些地方領導干部表示，“吉安、興國、永豐等縣的地方黨政組織和人民群眾，無不反對紅軍的退卻”。他們認為：這樣會丟失大片的根據地，危害根據地人民，對外也會產生不良影響。

江西行委書記李文林對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戰略退卻方針也表示強烈反對。他主張執行李立三“進攻南昌、九江，會師武漢”的指示，到白區去打，并極力“主張與敵人速打”，迫使敵人轉入防御。

10月28日，正當紅1方面軍內部爭論不休的時候，蔣介石親自發布了命令：

“1、以殲滅朱、毛、彭、黃及方志敏各股匪之目的，集結第6、第9、第19路軍及行營直屬各部，在贛境內四周包剿各股匪于贛西地區及景德鎮附近而殲滅之。2、所在贛之第18、第50、新5（后改稱為第28師）、新13各師，及獨立14旅其它團隊，暫編入第9路軍，統歸該總指揮魯滌平指揮。”

命令中所說的總指揮魯滌平是江西省政府主席，他是這次“圍剿”軍的總司令。此外還有一個前線總指揮，就是第18師師長張輝瓚。

蔣介石此次共調集了11個師又3個旅，除了上述“所在贛之”各部外，還有羅霖第77師、許克祥第24師、毛炳文第9師、蔡廷鍇第60師、戴戟第61師、劉和鼎第56師、張貞第49師、第12師之馬昆第34旅、劉夷獨立第32旅及3個航空隊，共計10萬兵力。

蔣介石還親自為這次“圍剿”制定了“長驅直入，外線作戰，分進合擊，猛進猛打”的作戰方針。其具體戰略是：3路大軍，由北向南，從吉安、建寧一線，分8個縱隊，向革命根據地進攻；在吉安、泰和與贛州以東，永豐、樂安、南豐以南，形成一個半圓形的包圍圈，企圖將紅軍主力壓至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兩岸地區，“擒賊先擒王”，將朱毛紅軍“聚而殲之”，一網打盡。

而此時，毛澤東還在羅坊會議上向大家反復進行說明：此次蔣介石、魯滌平大舉進攻根據地，意在速戰速決，迫使紅軍進入白色區域，然后包圍襲擊。我們就要利用敵人的弱點，看清敵人的毒計，站在主動地位來確定我們的戰略。他為了解除那些怕喪失土地的疑慮費了不少口舌，反復說明“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說：

“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以一時的喪失土地換取消滅敵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不在一部分人民中一時地打爛壇壇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長期地打爛壇壇罐罐。我們采取誘敵深入紅色區域，在群眾的配合下作戰，這是消滅敵人，進攻南昌、九江，爭取革命勝利的唯一正確的策略。只有誘敵深入紅區，大舉殲敵，敵人主力在野外被消滅了，敵人的守城工事也就沒用了，我們就可以長驅直入，南昌、九江不攻自破。這種戰略，才是最實際的布爾什維克的策略，才是擴大紅軍爭取革命勝利的策略。”

彭德懷這才明白了“誘敵深入”的真實意圖，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意見。他說：

“如果1、3軍團分開作戰，一次殲滅敵人1個師很勉強；如果兩個軍團合在一起，殲敵1個師就比較輕松。在政治上以朱德、毛澤東為旗幟，集中統一紅軍，1、3軍團不能分開。有意見過河再說，但不能妨礙行動。”

毛澤東在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等人支持和協助下，終于說服紅1方面軍高級指揮員和一些地方干部理解了“誘敵深入”作戰方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們表示同意以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對付即將面臨的國民黨軍隊的“圍剿”。

總前委根據多數與會者的意見，最后確定：紅軍退到贛江東岸，退到贛南根據地，“撒開兩手，誘敵深入”，把敵人誘至地形及群眾均對我有利的根據地內，然后集中優勢兵力，殲其一路，再及其余，以打破敵之“圍剿”。

這正是：掣肘處處有，口水時時噴；做事不容易，各人有各心。

        亂世王自多，龍蝦俱相混。兵兇與戰危，方識假與真。

且說10月30日，魯滌平親自指揮的第18、第28、第50師分作3個縱隊，向紅軍包圍而來，形勢已經十分緊急。

1930年11月1日，毛澤東、朱德在羅坊園前村紅1方面軍總部發布了《移師贛江東岸工作籌款的命令》，開始了誘敵深入的撤退計劃。命令中說：

“方面軍以原任務擬誘敵深入赤色區域，使其疲憊而殲滅之，決以主力移到贛江東岸，相機取樟樹、撫州，發展新淦、吉水、永豐、樂安、宜黃、崇仁、南豐、南城各縣工作，籌措給養，訓練部隊。工作時間，以1個月為期，各部須按期完成該縣區之工作。”

命令規定：

第3軍團為中路軍，由彭德懷、滕代遠指揮，應立即迅速渡過袁水南岸，集中隊伍，向樟樹前進，相機略取樟樹，在樟樹通豐城、新淦兩大道附近籌款20萬，發動群眾。

第1軍團第4軍、第12軍為右路軍，歸林彪、楊岳彬指揮，相機略取撫州，在南豐、南城、崇仁、宜黃各處工作，籌款40萬，發動群眾；第3軍為左路軍，由黃公略、蔡會文指揮，擔任贛江西岸一帶地區干擾敵人的工作，牽制進攻吉安的敵軍；第20軍在吉水、永豐、新淦一帶工作，須經常與總部保持聯絡。

以剛由贛南歸紅1軍團建制的紅22軍擔任吉安城防，掩護江西省黨政機關轉移。由紅22軍軍長陳毅兼任江西省委書記、省軍區司令員并兼省軍區政委。

各路部隊任務完成后，再到指定地點集結待命。

此后，紅1方面軍主力按照總部的規定，從袁水兩岸向贛江以東的預定地區轉移。總前委、江西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也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始了緊張的反“圍剿”準備工作。軍隊和地方的各級組織，采取多種形式，在干部、戰士和人民中進行政治總動員，說明誘敵深入方針的必要性，解除群眾特別是干部中的種種顧慮，號召軍民團結一致，對反“圍剿”樹立必勝的信心；還在根據地內部建立人民武裝的統一指揮機構和各種戰勤組織；在敵人可能進占的地區，組織群眾實行堅壁清野，部署游擊戰爭，肅清暗藏的敵人，純潔內部。這樣就使根據地的黨政軍民結成了一個團結對敵的整體，為反“圍剿”的勝利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11月5日，魯滌平的3個縱隊開始向紅軍進攻了。

11月7日，3路縱隊的圍剿軍分別進到清江、新淦、黃土街、羅坊、新余、分宜等地，企圖在袁水兩岸地區將紅軍主力消滅在根據地之外或邊緣地區，這時才發現紅軍已經先期東渡贛江轉移了，第一次撲了空。魯滌平深恐紅軍奪取樟樹鎮、臨川，就急忙調整部署：令第3縱隊繼續在贛江西岸進攻，令第1、2縱隊集中到贛江以東，尋求紅軍主力作戰。

而此時的紅軍則是在轉移中抓住敵人立腳未穩的機會和急于求戰的迫切心理，派出少量兵力故意丟了一路的爛草鞋、破衣裳、破斗笠，還設上一些番號多不勝數的路標，裝成紅軍主力的樣子，并會同游擊隊、赤衛隊、少先隊，虛張聲勢，阻擊、消耗、疲憊、迷惑、引誘敵人。

11月中旬，毛澤東、朱德指揮紅1方面軍主力分別從贛江以東的新淦，崇仁、南城、南豐、吉水之間地區和贛江以西的路口、油田地區，逐次向根據地中部的東固、南壟、龍崗地區轉移，待機破敵。

毛澤東在吉安見到了紅22軍軍長陳毅，他們2人住在一個小綢緞鋪里，一邊喝酒，一邊聊天。毛澤東提到他和周以粟的爭論以及如何說服周以粟時，陳毅說：

“你看中央來一個人就掀起了一個風潮，將來中央要搬來了，就怕要推翻你了。”

11月18日，魯滌平的3個縱隊分別進到吉水、永豐、樂安、宜黃、南城等地，結果又一次撲空。此后，敵人即在上述各地進行“清剿”，為繼續進攻蘇區的中心區域做準備。

11月19日，毛澤東由吉安來到永豐藤田，與總部和紅3軍團會合。

有一次，毛澤東在去永豐縣君埠的路上，碰見兩個紅軍戰士押著一個青年往君埠村走去，背后一個老太婆跌跌撞撞地哭著。毛澤東急忙上前扶著老太婆，喝住兩個紅軍戰士，一問才知道是毛澤覃所部在擴大紅軍工作中出了問題。他怒不可遏，當場讓紅軍戰士放了那位青年，氣沖沖地來到毛澤覃的辦公室。天已經黑了，兄弟倆一吵就是一個通宵。毛澤東還責問弟弟：

“為什么不交書面報告？”

毛澤覃說：

“沒有時間寫。”

“為什么沒有時間寫，干什么去啦？”

毛澤覃提高了嗓門：

“哦！我每天干什么，都要向你報告嗎？你每天都要管呀？”

毛澤東也急了，斥責道：

“父不在，長兄如父。我有責任教訓你！”

說著揮拳就要揍弟弟。毛澤覃年少氣盛，也毫不相讓。他大聲吼道：

“不錯，你是我的長兄，可以有家法。但這里是共產黨內，不是毛氏宗祠！還有黨章哩！黨章上可沒有這一條。我是要黨章的，不要家法。”

毛澤東聽他這么一說，自知失態，方才罷手，并向弟弟認了錯。

次日，毛澤覃找到那位青年，向他賠禮道歉，還跟著青年來到了他家。老太婆急忙迎出門外，毛澤覃也連忙向老人家作了檢討。

毛澤覃在擔任永、吉、太特委和獨立師領導職務期間，對教育和團結犯錯誤的同志注意不夠；在分配戰利品時，不適當地照顧機關干部，一部分同志對他有意見。毛澤東知道后，就把毛澤覃叫來談話。他知道弟弟的脾氣拗，不容易說服，便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在指出他的錯誤之后又強調說：

“共產黨不是毛氏祠堂，不要以為我們是兄弟關系，你就可望得到庇護！”

毛澤東對弟弟是這樣，與賀子珍有時也不免會因一些事情發生爭吵。有一次，總前委秘書長古柏扭傷了腳，疼得很厲害。毛澤東非常著急，親自請中醫開了幾副草藥和偏方，囑咐賀子珍說：

“子珍，你去給古柏熬藥去。”

賀子珍正在看書，應了一聲，沒有動。過了一會兒，毛澤東見她沒有動靜，又喊道：

“子珍，你去燒點熱水給古柏燙燙腳。”

賀子珍仍然沒有動。毛澤東一看這情形，有點不高興了，就朝賀子珍吼道：

“你不像個共產黨員，沒有一點階級友愛。你再不去，我開除你的黨籍！”

“你沒有那么大的權力！”賀子珍也生氣了：“我正在學習，這些事情警衛員不能去？古柏的愛人不能干？為什么一定要找我？”

其實，古柏的愛人曾碧漪正在看護著古柏。這天晚上，賀子珍一賭氣一個人裹著紅毛毯睡了。過了一會兒，毛澤東的氣也消了，便主動走過來緩和氣氛，說：

“好了，好了。我們兩個人，一個是鐵，一個是鋼，鋼鐵相撞響個叮當，誰都不讓誰。學習要學，同志也要關心嘛。”

賀子珍聽到丈夫這幽默詼諧的話語，自然也不生氣了，夫妻倆又和好如初。

且說毛澤東在永豐期間多次召集總前委會議，反復研究戰略退卻的終點問題。他提出，退卻終點亦即戰場，必須具備6個條件：1、人民積極援助紅軍；2、作戰陣地有利于紅軍；3、紅軍主力易于全部集中；4、敵人交通阻塞，不便聯絡；5、敵人耳目閉塞，容易發生過失；6、敵人補給困難，我與敵周旋能使敵疲勞沮喪。根據地前沿地區顯然并不具備這些條件。但是，如果退到根據地后部，如在會昌、尋烏、信豐一帶作戰也沒有必要。最理想的地方還是在根據地中部為最好。總前委最后決定：實行“中心退卻”，退到根據地中心區域，條件更為有利，消滅敵人更有把握。

11月27日，毛澤東、朱德為首的紅軍總部發布《關于到黃陂小布集中的命令》。命令中說：

“方面軍決集結主力由右翼出擊，次第殲滅敵軍，擬于12月1日以前，在黃陂、小布、洛口一線集中完畢。”

紅軍各部依令繼續退卻，于1930年12月1日到達退卻終點——寧都縣西北的黃陂、小布一帶地區，最后完成了反“圍剿”的戰略退卻任務。

此時，國共雙方的態勢是：紅1方面軍兩個軍團主力和總部直屬隊，共約4萬多人。紅軍戰士士氣高漲，領導層的思想已經統一；廣大群眾積極配合，提供情報，組織支前；紅軍還有若干地方的獨立團配合作戰。

國民黨軍以10萬兵力在800里戰線上擺開了“圍剿”的架勢：最東頭是劉和鼎的56師，遠在福建建寧；最西頭是蔣光鼐、蔡廷鍇的19路軍。這800里中間，敵軍又分為兩路：敵之左路是朱紹良的第6軍，毛炳文的第8師和許克祥的第24師，進展緩慢。敵之右路是歸第9路軍魯滌平指揮的張輝瓚的第18師，進占東固；其后是公秉藩的第28師，在富田；譚道源的第50師，尚在向源頭前進中。

國民黨軍這800里連營，實際上是首尾不能相顧的；而魯滌平指揮的右路軍這3個師因求戰心切，孤軍深入，已經暴露在紅軍主力部隊面前了。他們進入根據地后，糧食早已被人民群眾堅壁清野了，消息也受到各方的嚴密封鎖，始終不知紅軍主力所在，到處亂撞，正一步一步走向深淵而尚不自知。

欲知紅1方面軍如何打破國民黨軍的第1次“圍剿”，請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黨內處于少數孤立地位的時候，采取組織上服從、行動上走一步看一步、謹慎處置的方略，先后在袁州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巧妙地轉變了自己的孤立地位，真乃大智慧也。他在羅坊會議上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是在紅軍處于緊急關頭的一個關鍵性的戰略決策。紅軍能夠粉碎國民黨軍的第1次“圍剿”，這個戰略決策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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