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百萬工農齊踴躍，席卷江西直搗湘和鄂。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話說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贛西南的斗爭形勢發展很快。自前委3月分兵3個月后，贛西南有組織的群眾，從陂頭“二七會議”時的150萬人發展到300萬人左右，紅色區域擴大到了30多個縣的廣大地區。至此，贛西南地區已經由原來零星的紅色割據區域，發展成為有統一領導的、連成一片的大塊革命根據地。特別是贛南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擴大，奠定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基礎。贛西南特委在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描述了“蘇維埃區域的好現象”：
第一，農民、工人在經濟上得著了解放：地主當權時代，農民受各種捐稅、重租、重利的剝削，無不叫苦連天，到了蘇維埃政權建立了，不還租，不還債，不還糧，不納捐稅，工人增加了工資，農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種枷鎖，個個都喜形于色。
第二，農村軍事化：每個赤衛隊少先隊都能正常下操。舉行群眾大會時，群眾的隊伍非常整齊，如紅軍一樣，甚至婦女也有很多都懂得。現在紅軍獨立團，有婦女參加。
第三，政治水平的普及：蘇維埃政府范圍內的農民，無論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國際歌，少先歌，十罵反革命，十罵國民黨，十罵蔣介石，紅軍歌及各種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階級意識增強，無論3歲小孩，80歲老人，都痛恨地主階級，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蘇維埃及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幾乎成了每個群眾的口頭禪。
第四，文化運動的自然發展：許多地方先后開辦列寧學校、培訓班以及特委、蘇維埃政府辦的紅軍學校、看護學校、干部學校、各種適宜于斗爭需要的教育機關。很多不識字的女孩子參加了革命以后，能寫得很短的信及標語之類的東西。
第五，推翻了封建基礎：蘇維埃的圣地，斗爭較久的地方，沒有人敬神，菩薩都燒了，廟宇祠堂變成了農民、工人、士兵的政府辦公地或者是游戲場。許多農民的家里以前供著“天地君親師”，現在都換成了“馬克思及諸革命先烈精神”。以前買賣婚姻，現在完全廢除了，婚姻自由，不需金錢。但沒有如反動派造謠的所謂的共產共妻的鬼話的現象。
另外，在閩西已經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的農村里，由于“封建剝削取消了，農民分得了土地，谷子收起了，農民家里塞滿了谷堆子，都愁沒有谷倉存儲。農村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景象：農民不須再靠挑擔為生，得以盡其勞動力去經營土地；土匪、盜賊、乞丐、煙賭絕跡，村村夜不閉戶，野無游民；水利大大暢通；土地因人工充足而得到改良；肥料由人力制造及資本購買而增加，田禾異常豐收，一般說來比上年可增加20%。”這證明了土地生產在封建束縛解放之后，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可以想見一般農民是如何心滿意足了。
惲代英在1930年春到閩西根據地視察后，也寫下了《閩西蘇維埃的過去和將來》、《請看閩西農民造反的成績》兩篇文章，熱情贊揚了毛澤東的功績。文章中說：“閩西不是什么普通的革命，他是造反，他是要鬧一個天翻地覆，把全世界翻轉過來。”“閩西10萬工農群眾從斗爭中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獲得朱毛紅軍長期游擊戰爭經驗的幫助與指導，在政治上確實已表現了偉大的成績。”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還是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無理指責和嚴厲批評。1930年6月9日，中共中央為貫徹冒險主義的軍事方針，不斷對紅4軍施加壓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立三因受蘇聯和共產國際反右斗爭的影響，在政治局會議上講話說：
“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害紅軍發展的兩個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游擊戰略。最明顯的是4軍毛澤東同志，他有整個的路線，他的路線完全與中央不同。……他對4軍的發展，仍是保持游擊戰爭的觀念。……游擊戰術是不適合于現代的需要……現在則是需要奪取中心城市，向敵人主力進攻，向交通中心發展，所以紅軍應擴大充實。”
李立三所說的“全國軍事會議”，是指在1930年5月中旬由他主持的在上海召開的紅軍代表會議，這次會議對于推動紅軍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會議又為紅軍規定了“進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的任務，提出要“糾正上山主義、邊境割據的殘余”。5月下旬，中共中央又召開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繼續貫徹上海紅軍代表會議精神。更為嚴重的是在6月11日，李立三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一個《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至此，最終形成了以“立三路線”著稱的一整套“左”傾冒險主義的理論、路線和政策。
不久，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駐上海代表羅伯特致信中共中央，說不同意6月11日的決議。李立三便致函遠東局，說羅伯特一貫右傾，妨礙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妨礙中國共產黨和遠東局的關系，要求遠東局調回羅伯特。這一時期，中宣部的惲代英，江蘇省委的何孟雄，全總黨團的林育南、羅章龍等人，也都曾在不同問題上提出過反對意見，李立三給他們扣上了“右傾”、“右派”的大帽子，加以打擊。
“立三路線”的形成既有前面所說的國際原因，同時也有國內的因素。國內的主要因素一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前兩年，中國工農革命形勢有了較大的發展。到1930年上半年，全國紅軍已經發展到10萬多人，各地創建了大大小小10多塊革命根據地。二是國民黨新軍閥之間又爆發了規模空前的大混戰，全國政局一片混亂。就在這種情況下，李立三錯誤估計了形勢，以為中國革命的高潮到來了，這就使他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越走越遠了。
且說在1930年6月上旬，彭德懷根據全國紅軍代表會議精神，在湖北大冶縣劉仁八地區將紅5軍第5縱隊擴編為紅8軍，以紅5、紅8軍組成了工農紅軍第3軍團，計1萬余人。由彭德懷任紅3軍團總指揮兼前委書記，滕代遠任政委，鄧萍任參謀長，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
紅5軍：由鄧萍兼任軍長，政委張純清，政治部主任吳溉之。
下轄：第1師，師長李實行，政委侯中英。第3師，師長彭鰲，政委謝翰文。
紅8軍：由何長工任軍長，政委鄧乾元，參謀長盧匿才，政治部主任柯慶施。
下轄：第4師，師長黃云橋，政委黃克誠。第6師，師長郭炳生，政委彭雪楓。
彭雪楓，乳名隆興，學名修道，1907年9月9日出生于河南省鎮平縣七里莊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幼入私塾讀書；1916年及1919年先后入初級小學和高等小學堂讀書；1921年投奔在天津教書的伯父彭延慶，考入南開中學；1922年輟學，到北京投靠在馮玉祥第一師任秘書的族叔彭禹庭，入“第16混成旅官佐子弟學校”讀書；1926年入北京匯文中學讀書，由共青團員轉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考入北平民國大學文學系，因經濟無援輟學，受黨組織派遣到天津工作，改名為彭雪楓。1930年2月，彭雪楓到上海中央軍委工作，后來又到了紅5軍。
也就在這6月上旬，毛澤東、朱德乘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之機，依照3月贛州樓梯嶺分兵、最后會師閩西的計劃，就要離開尋烏了。
一天晚上，毛澤東在一座祠堂里召開了一次紅4軍活動分子大會，有百十號人參加。毛澤東講了形勢和行動計劃后，讓大家進行討論。有一位干部站起來發言說：
“我們部隊不夠精簡，特別是女同志，有的懷孕，有的身體不好，不僅拖累了部隊，還分散了指揮員的精力，既然這兒有地下黨組織，不如將體弱的女同志留下來。”
他這一引頭不打緊，會場里的人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還有人趁機高呼：
“把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來！”
曾志聽著大家的議論，早就憋了一肚子氣。她聽到如此強烈的呼聲，再也按捺不住，一下子爆發了。只見她騰地立起身來，大聲說道：
“你們男同志就是歧視女同志，反對軍隊有女同志。這里到處是地方反動武裝，即使有地下黨組織，也很薄弱，女同志留下來能生存嗎？你們這是借刀殺人！”
毛澤東見曾志說得太過分了，十分氣憤，就站起身來，用手指著曾志說：
“曾志！你是女皇啊！難道就是你關心女同志嗎？”
眾人見毛澤東動了氣，都不吭聲了，會場里頓時鴉雀無聲。曾志雖然仍是氣呼呼的，卻也不敢再吭聲了。過了一會兒，也有不少人替女干部們說話，于是，更多的人也就隨聲附和，接受了曾志的意見，再也不說留下她們的話了。
此后，毛澤東、朱德應武平一帶人民的要求，率紅4軍主力從尋烏出發，北入武夷山，沿武夷山南端，到達閩西境內的武平縣，解放了武平縣城，接著進駐長汀、上杭境內。這是紅4軍第3次進入閩西。
毛澤東關心的是閩西根據地的建設情況，一到閩西就率領少數隨從人員，經上杭縣千家村、才溪，抵達長汀的南陽。
前委、紅4軍和閩西的黨政軍領導人朱德、陳毅、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方方等60余人出席了聯席會議。
鄧子恢代表閩西特委在會上作了關于土地問題、糧價問題、流氓無產者問題的報告。關于土地問題，他說：
“過去田地之分配，沒有做到抽肥補瘦的辦法，貧農雇農所領田地都是山田或者瘦田，生產異常之低，尤其是因為分田時要補還原耕種農民、多是富農的工資肥本，因此貧農雇農雖領了田地，卻很難耕種，同時又兼以剪刀現象，遂使有些田地荒蕪。”
鄧子恢還說，閩西特委和工農民主政府為了解決分配土地中這種肥瘦不均、富農占便宜、貧農雇農吃虧和谷賤傷農等問題，實行了“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分田原則，解決了“不利于貧農有利于富農的根本問題”；又創辦了糧食合作社，建立了工農銀行，同時還制訂實施了獎勵開荒、增產糧食的政策。
毛澤東對閩西的斗爭經驗十分重視，他在講話中高度贊揚了閩西黨組織在分配土地中創造的“抽肥補瘦”的新鮮經驗。
聯席會議經過認真討論，通過了由鄧子恢起草、經毛澤東審閱修訂的《富農問題》、《流氓問題》等決議案。
《富農問題》決議案總結和肯定了贛西南、閩西土地革命斗爭中一些成功的經驗。決議案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則是正確的，說它有利于爭取廣大貧農群眾。“只有按人口平分土地才能爭取廣大貧農群眾。閩西就是很好的證據。閩西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今年田禾非常茂盛，估計要比去年未分配時多收20%。” 如果不按人口平分，而是以勞動力為標準，只會對勞動力多的富農有利。
《富農問題》決議案規定：“凡屬群眾暴動起來的地方，至遲兩星期內要分配土地完畢。”決議案中還寫道：“爭取群眾，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標準，發展生產，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標準。”
《富農問題》決議案又批判了“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左”傾思想：“那種主張‘全部土地歸蘇維埃經營，農民在蘇維埃指揮之下出力耕種，生產品按人口需要分配，剩余屬于蘇維埃’的做法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客觀上是阻礙土地斗爭，使土地革命走向失敗，根本取消了社會主義前途。”
決議案說：“農民得了土地，解除了一切封建束縛，開辟了農業資本主義生產道路，表面上看，是要朝著資本主義那條路跑的。“但因為無產階級在這民權革命當中，建設了領導權的緣故，最后的結果是要把農業引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發展的。”
《富農問題》決議案不但明確提出了土地革命的指導思想，而且從理論的高度提出了中國無產階級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第一步——民主革命成功后，要使之過渡到第二步——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構想。
《流氓問題》決議案分析了流氓即游民的特性及其對紅軍建設的危害，同時明確寫道：
“對于由流氓組織成份產生的流寇主義、單純軍事觀點、逃跑主義、燒殺政策、肉刑制度、個人享樂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小團體主義、極端民主化等等錯誤的政治觀念和組織觀念，一定要用大力去排除。”
就在“南陽會議”即將結束之際，中央代表涂振農帶著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的指示來到了長汀縣城，說是要傳達中央的有關決議和命令。于是毛澤東決定將會議移到長汀城繼續舉行。在長汀期間舉行的聯席會議，歷史上又稱之為“汀州會議”。
涂振農在“汀州會議”上傳達了5月間的全國紅軍代表會議和“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精神；又傳達了《中央軍委南方辦事處致4軍前委信》。
中共中央指示說，全國紅軍“要無條件擴大，在8月以前，要擴大到50萬，進攻，要打破游擊主義；打硬仗，要打破逃跑主義。”“打破紅軍中右傾觀念，使同志們明確革命高潮已經到來。”全國紅軍要集中力量，統一指揮。“總的路線是奪取武漢。”
關于紅4軍，中央指示說，“4軍執行了六次大會的政治路線，深入了土地革命，發動了廣大工農群眾，所以4軍是中國紅軍的主力。但紅4軍也有錯誤，是新右傾主義：A 否認突然的擴大；B 逃跑主義，放松了大的敵人，放棄了大城市。
《中央軍委南方辦事處致4軍前委信》中還說：“中央堅決地要4軍向長江流域的路線發展，將4軍的政治影響擴大而且更幫助了長江各區域黨的工作。4軍接到這一指示信后，必須詳細討論，很快地執行這一策略。如4軍仍是用游擊的方式，只來往于贛閩粵等邊境，不只削弱了黨的主觀力量和縮小黨的政治影響的擴大，即在4軍本身的擴大與給養槍彈等的補充都要成問題，望你們嚴重地注意。”紅4軍的任務是：“第一步要打下吉安，發動贛西割據，再由贛西與6軍攻下九江，一面屏蔽武漢，一面脅迫南京。”
正如后來朱德對史沫特萊所說：“毛澤東和我對于整個方案都表示懷疑，但是我們久居山區多年，能夠得到的有關國內和國際局勢的情報很不全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接受中央委員會的分析。我們知道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蕭條，我們籠統地知道中國的情況，比辛亥革命以前清朝執政時還糟糕。中央委員會認為全國已經處在總起義的前夕，我們只好接受。話雖如此，就我們所知，我們的部隊以及其他紅軍部隊力量還很弱，裝備又不好。即使我們能夠攻占幾座工業城市，即使有些產業工人參加戰斗，但能否堅守城市，的確是大可懷疑的。反革命的部隊在數量上占優勢，在裝備上更不知好多少倍；我們比過去還更堅信，支持國民黨獨裁政權的帝國主義，會積極進行干涉，來保護那個獨裁政權。蔣介石雖然正在跟馮玉祥作戰，我們還覺得，他正在計劃對我們發動一次大的攻勢，而且不久就要開始。除了毛澤東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對李立三路線。我們別無選擇，只有接受。毛澤東和我認識到這一點，當時紅軍進攻大城市的計劃是行不通的。但是我們沒有足夠的情報資料來反對這項計劃；而且像我們這樣心存疑慮是不對的。”
中共中央對紅4軍的批評和指示，對于毛澤東來說壓力已經相當大了，可他還不知道，就在這時候，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又在
閩委即速轉4軍前委：
一、中央過去曾經屢次把新的路線傳遞給你們，寫了幾次信，同時又委托蔡申熙同志口頭傳遞，雖然我們的信都比較簡單，蔡同志口頭傳達又不充分，但完全都是根據中央的路線，可是這一個路線，直到現在你們還完全沒有懂得，還是在固執你們過去的路線。
二、你們固執過去的路線，主要的原因是你們沒有了解整個革命形勢的轉變。這的確也難怪你們，因為你們處境太偏僻了。現在整個形勢都有極大的不同，極顯著的：正在成熟的世界經濟危機，現在更加尖銳化，帝國主義的內外矛盾的急劇化，更加使資本主義穩定的動搖速度加快，國際工人運動的革命浪潮的深入和擴大，殖民地革命運動的成熟，尤其顯著的是印度、安南與中國。這一個國際形勢自從倫敦海軍會議失敗之后，更加速尖銳了。世界大戰尤其是進攻蘇聯的戰爭的危險，帝國主義的準備正在成熟。任何一個問題上都可以爆發一個世界大戰尤其以進攻蘇聯的戰爭。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反映到中國來尤為露骨，帝國主義在中國組織這樣大規模的軍閥戰爭（當然軍閥戰爭有其它的次要原因），在這一個軍閥戰爭的形式上，表示出來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尖銳。長期和擴大的軍閥戰爭，破壞了中國政治經濟，使統治階級的崩潰，已走到不可挽救的地步。革命的成熟復興，最明顯的是工農兵紅軍走向平衡的發展，在這一個政治經濟與革命的危機尖銳化的主要特征：顯示了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革命形勢正在成熟，在革命成熟復興的時候，任什么一個問題，都有可能爆發一個革命高潮，因此爭取全國革命勝利的任務，已經擺在我們的前面了。目前黨的中心策略——組織政治罷工，組織地方暴動，組織兵士暴動，就是針對這一個革命形勢，極力促進各種革命勢力匯合的總暴動，爭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
三、黨對于紅軍的策略，亦完全是針對著這一個形勢。現在紅軍的任務，不是隱避于農村中作游擊戰爭，它應當積極進攻，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并且應當準備大規模的國內戰爭以及與帝國主義的戰爭。
四、我們過去對于4軍的指示，完全是基于革命形勢的轉變，與中央對紅軍的新的策略的基礎，你們因為沒有了解現在革命的形勢，所以不能明白中央的指示。你們過去的路線是對的，的確也獲得了成功，但是你們在今天還固執過去的路線，完全是錯誤了！因為革命形勢已經轉變。同時你們過去也有錯誤，這些錯誤在今天表現著尤為嚴重：你們現在完全反映著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來機會主義的錯誤。你們的錯誤：
1、站在農民的觀點上來做土地革命，如像你們認為：“農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論，你們甚至機械地認為只有把武裝分配給農民以及紅軍在農村殺盡土豪劣紳，才能保證土地革命的勝利，你們沒有懂得，現在土地革命已走入更高的階段，——準備奪取全國勝利的時期，土地革命的徹底完成，只有推翻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的統治才有可能，你們因為反映了農民意識，所以忘卻了這一個真理。
2、你們的割據觀點，這同樣是一個農民觀點，如像你們認為先完成三省邊境割據再打南昌，你們認為打南昌以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理由是：（1）、江西資產階級比較全國弱；（2）、江西沒有當地軍閥；（3）、不與帝國主義直接沖突；你們提出打南昌與中央指出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立場，完全不同。你們的意見是錯誤，尤其是你們打南昌的理由，更包括著嚴重的錯誤。
3、你們對于資產階級更完全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路線，如你們提出保護大小商人的口號，以及不強迫繳商團的武裝，要注重你們所謂的秩序，這完全是武漢時代的機會主義的殘留，你們應當完全站在階級利益上來轉變這一個策略，你們這一個機會主義錯誤與第四個錯誤有密切關聯的。
4、你們對于帝國主義更是機會主義的觀點，你們非常怕帝國主義，所以過去我們指示你們到東江，你們說東江帝國主義力量大，中央指示你們應當準備爭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向南昌發展，爭取武漢的勝利，你們說武漢帝國主義力量大，不可能。你們完全沒有懂得，現在國際形勢與1927年國際形勢完全不同，那時，正是帝國主義的暫時穩定，一般的沒有國際革命浪潮，現在正是資本主義戰后的第三時期，帝國主義內外矛盾急劇尖銳化，國際工人運動的革命浪潮正在成熟，中國雖是帝國主義的統治焦點，同時是帝國主義統治最弱的一環，整個世界大革命有首先在中國爆發的可能。中國革命一爆發必然遇到帝國主義的壓迫，但革命一起來亦必然的掀動全世界革命的爆發，在全世界革命決斗中來消滅帝國主義。你們只看到帝國主義要壓迫中國革命的事實，并沒有看到帝國主義動搖的加速，與國際革命運動正在成熟。你們因為對帝國主義的不正確估量，所以對于革命因為帝國主義作出取消的結論，這是一個極嚴重的錯誤。
5、你們應當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錯誤，按照中央的指示轉變你們今后的路線。你們一定要堅決地猛烈地擴大紅軍，要決心殲滅軍閥力量。但在這里我們還申明一句，我們現在所提出向中心城市與交通區域進攻的戰略，與你們過去有的同志主張打大城市的理論完全不同的。中央新的路線到達4軍后，前委須堅決按照這個新的路線轉變，4軍的路線轉變對于全國有極大的意義，希望4軍能堅決地執行，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
此致
革命的敬禮
中央
中共中央的態度就是這樣強硬！簡直是泰山壓頂！
且說毛澤東聽了涂振農的傳達報告，該怎么辦呢？他本來對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一開始就心存疑慮，可現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還是如此的三令五申，如果紅4軍堅決不執行，不但是黨的組織原則所不允許的，而且還很有可能像“七大”前后一樣，內部再起風波，甚至導致紅4軍的分裂也不是不可能的。在黨中央一再批評和壓力之下，毛澤東不得不表示接受中央的決定。
對于中共中央提出的紅軍“要無條件擴大”問題，毛澤東感覺到：紅4軍已有相當數量的發展，游擊戰應該逐漸向高一級形式發展，適當地進行擴大整編對于攻打大一點的地方，推動革命波浪式的發展也是必要的。所以，“汀州會議”根據中央的指示，決定將紅4軍和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地方武裝合到一起整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1路軍。
同時成立了以毛澤東、朱德等人組成的工農紅軍第1路軍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
毛澤東和朱德先后在成立大會上講了話。
紅軍第1路軍下轄3個軍、1個紅軍學校，共2萬余人：
紅4軍，林彪任軍長，彭清泉（即潘心源）任政委，陳奇涵任參謀長，李濤任政治部主任。
下轄3個縱隊，羅瑞卿任第2縱隊政委；蕭克任第3縱隊縱隊長。
紅3軍，黃公略任軍長，陳毅任政委，周子昆任參謀長，毛澤覃任政治部主任。
下轄3個縱隊。
紅12軍，伍中豪任軍長，譚震林任政委，林楚任參謀長。
下轄兩個縱隊。粟裕為紅12軍第5支隊支隊長。
紅軍學校，校長蕭勁光，政委張鼎丞。
蕭勁光，1903年1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長沙縣一個貧苦家庭，原名蕭玉成，他2歲時死了父親，36歲的母親帶著6個尚未成年的孩子，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擔。1920年秋，蕭勁光和劉少奇、任弼時、任作民，由毛澤東、彭璜介紹到俄國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7年，蕭勁光在李富春家里遇到了一位姑娘，她個子不高，烏黑的短發，白里透紅的臉上帶著迷人的微笑，她就是湖南省著名教育家朱劍凡的長女朱慕慈。蕭勁光和朱慕慈結婚10多天后，告別新婚的妻子，再次赴蘇聯學習，幾個月后，朱慕慈也受組織委派赴蘇。1928年12月30日，他們的第一個女兒在異國降生。
在中國工農紅軍第1路軍及其前委成立后，毛澤東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還成立了全國各根據地紅軍的統一領導機關：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與中共中央軍委不同，屬于政府下屬軍事機關性質，應為后來的“中革軍委”的前身）：由毛澤東、朱德、曾山、鄧子恢、黃公略、彭德懷、李文林等17人組成。毛澤東為軍事委員會主席。
“1、蔣桂戰爭極烈，雙方死亡各達10余萬，蔣逆亦負傷。張發奎的桂系軍隊到長沙。各地工農運動高漲，時局大為開展。2、本路軍有配合江西工農群眾奪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權之任務，擬于7月5日以前全路軍開赴廣昌集中。”
就在6月22日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率紅軍第1路軍從長汀出發，浩浩蕩蕩北上，向南昌挺進。
盡管毛澤東接受了中央的決定，但疑慮的心理使他在率領紅軍攻打南昌時依然采取了極其謹慎的逐步推進的方針。因此，當他和朱德率部來到于都縣銀坑后，就命令部隊就地休息。
毛澤東聽說距此地不遠處的平安村有一個名叫竹篙寨的大溶洞，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于北區革命委員會后方保管處就設在這里。他決定前去看看。
竹篙寨地處于都、興國、寧都3縣交界的中心要道，周圍石山環繞，千姿百態，風景十分迷人。在眾多的石山中，竹篙寨格外挺拔俊秀，其高十五六丈，遠遠看去像一根長長的竹篙插在那里，故而當地群眾以此名之。
這天下午，毛澤東和朱德來到竹篙寨山腳下，沿著一條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爬上山腰，徑直向大溶洞洞口走去。
擔任看守大溶洞任務的是赤衛隊員謝思中，這位憨厚忠誠的莊稼漢子身材魁偉，皮膚黝黑，正坐在洞口“吧嗒，吧嗒”地抽著旱煙。他一聽到從遠處傳來的腳步聲，立即警覺地站起來，見有兩位老紅軍漫步而來。走在前面的那位，有三十七八歲年紀，身材高大，長長的臉，兩眼炯炯有神，嘴巴左下角長著一顆痣。后邊那位，四十多歲年紀，個子稍矮，腰扎武裝帶。他便迎上前去。高個子問謝思中：
“同志，能讓我們進去看看嗎？”
謝思中手握鳥銃，反問道：
“有證明嗎？”
矮個子說：
“對不起，我們忘記帶了。我們只是到里頭看看，不拿一件東西。”
“不行！沒有證明任何人都不能進去！”
謝思中說罷，轉身關上石門，眼看著那兩人轉身離去了。大約過了個把小時，謝思中看見于北區革命委員會主席洪昌高陪著那兩個人又來了，看樣子，洪主席對他們還挺尊敬呢。正在謝思中詫異之時，3人已到洞口。洪昌高指著那兩個人向他介紹說：
“這就是毛委員，朱軍長。他們來這里視察工作，你怎么把他們擋在洞外呢？”
毛澤東見謝思中有點不好意思，就上前握著他的手說：
“同志，你做得很對。干革命工作就要有你這樣認真負責的精神。希望你保持和發揚。”
謝思中聽了毛委員的夸獎，高興極了，立刻點亮馬燈，在前邊帶路，將毛澤東3人領進洞內。大溶洞內涼氣襲人，四周金鐘倒掛，還有不少石筍、石臺、石桌、石鼓。洞內深處晝夜奔流的地下河，發出“嘩嘩”的流水聲。
這大溶洞的確是一個好去處，整個山洞面積多達700多平方米，東南西北各有1個洞口，西方南方北方的洞口狹小，洞口外又是懸崖絕壁。唯一可供出入的東口，石門也是又窄又矮，人要進出也必須低頭彎腰。大溶洞猶如一個天然碉堡，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毛澤東觀察了一遍，說道：
“竹篙寨石洞面積大，能住上一個團的兵力，這里水源豐富，若把糧食和燃料運入洞內，可以和敵人作戰一兩個月。這是建立后方倉庫的理想之地。”
后來，于北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把竹篙寨“于北區后方保管處”改名為“中央后方保管處”。
毛澤東就是在這次向長沙進軍途中，吟出了著名的《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一詞：
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
百萬工農齊踴躍，席卷江西直搗湘和鄂。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詞中所說的“偏師借重黃公略”，是說此時的黃公略率領的紅6軍正在向南昌、長沙進攻中，作為右路軍配合紅軍第1路軍主力，從湘贛接壤的根據地東進江西。
“本委員會為接受‘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決議完成革命任務，統帥紅軍第1路軍向南昌進發，與紅軍第3、第2軍團（由于訊息不通，毛澤東此時尚不知賀龍的第2軍團尚未建立，見下——筆者注）會師武漢，奪取湘鄂贛數省首先勝利，以推動全國革命高潮。”
正當紅1路軍所屬各部，紛紛往廣昌集結，向長江流域發展的時候，國民黨江西省主席魯滌平也急忙調集正在參加軍閥混戰的部隊回江西，以加強防守力量。毛澤東聞報，斷然決定放棄原定攻打撫州的計劃，改到興國地區集中，一面鞏固和擴大贛南根據地，一面靜觀敵人動向，再作打算。
不久，毛澤東、朱德得到情報，說是國民黨軍鄧英部主力集結在吉安，樟樹只有鄧英部少數兵力。于是他們決定：部隊由興國移師北進，攻占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樟樹。
軍團總指揮：賀龍，前委書記、政治委員：周逸群，參謀長：孫德清，政治部主任：柳直荀。 下轄：
紅2軍：軍長賀龍（兼），政治委員朱勉之，參謀長張應南。下轄：
第4師：師長王炳南，政治委員陳協平，參謀長向魯清。下轄：
第10團：團長張一鳴，政治委員吳鳳卿。
第11團：團長覃蘇，政治委員汪毅夫。
第12團：團長吳虎臣，政治委員張海濤。
警衛團：團長賀佩卿，政治委員吳協仲。
紅6軍：軍長曠繼勛，政治委員段德昌，參謀長許光達。下轄：
第16師：（紅6軍第1縱隊改編），師長王一鳴，政治委員王鶴。下轄：
第46團：團長李騎。
第47團：團長賈鳴鐘，政治委員邱鴻禧。
第48團：團長桂倫，政治委員譚抗。
第17師：（紅6軍第2縱隊改編），師長段德昌，政治委員許光達（兼）。下轄：
第49團：團長劉仁載，政治委員戴文斌。
第50團：團長張海清。
第51團：團長陳華山，政治委員段德福。
紅2軍團共1萬余人，5000余支槍。
再說在7月1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紅1路軍《由興國出發進攻樟樹的命令》。命令中說：
“敵逆軍鄧英部，以主力集中吉安倚固死守，峽江、吉水、新淦、泰和，亦在該逆敵軍盤踞中”，“南昌之敵逆已赴援銅鼓，以圖與我第5軍抗敵，樟樹間有鄧英部之小部隊。”“進略樟樹，窺襲南昌，以響應武漢工人暴動，擴大政治影響；誘鄧敵棄吉安，退回與我野戰，使贛西群眾武裝得以乘間占領吉安。”
同時，毛澤東、朱德還頒發了一個部隊推進計劃表。隨后，紅1路軍分為右縱隊、左縱隊、總預備隊，向樟樹前進。
是日下午7時30分，毛澤東、朱德發出第2期推進計劃表。
據1929年春從莫斯科回國的參謀處長的郭化若回憶說：“當時行動命令都是在毛澤東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參謀長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澤東同志審查修改后才發出的。當時命令措辭和使用推進計劃表方式，是在毛澤東同志意圖下經過考慮有意安排的，實際上并沒有具體部署進攻南昌，這就是‘推’字的文章。”
于是，毛澤東、朱德發出了進攻樟樹的命令，要求紅軍要奮力奪取樟樹。命令中說：
“樟樹鎮現無白軍。南昌府有敵炮、工、特務各1營，警備、補充各1團，有進至樟樹頑抗我軍之可能。”
同時決定：把紅6軍政委陳毅留在贛南堅持武裝斗爭，組織地方武裝。陳毅去職后，由毛澤覃代行紅3軍政委職權。被調離部隊到地方工作的還有紅軍醫院院長余賁民，任湘鄂贛紅軍軍政學校校長。此后，余賁民將300余名學員培養成為紅軍的優秀軍政干部。1932年，余賁民調任湘鄂贛省委軍事部長，負責領導地方武裝的建設和作戰，12月，為掩護醫院和兵工廠人員撤退身負重傷。1933年4月9日，他因傷勢惡化在江西萬載縣小源紅軍醫院逝世，時年45歲。
且說在7月24日這一天，紅1軍團召開了誓師大會。而后，紅1軍團一舉擊敗樟樹守敵兩個營，順利占領了樟樹鎮。
占領樟樹后下一步該怎么行動？按照李立三的冒險主義方針，紅1軍團應該直趨南昌。此時，紅1軍團是可以集中優勢兵力向處于劣勢的南昌守敵兩個團發動進攻，進行攻城戰斗。但毛澤東和朱德沒有貿然下達攻打南昌的作戰命令。他們為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案，立即召集前委成員討論敵我形勢和下一步的軍事部署。毛澤東認為南昌城工事堅固，不易攻克。因此會議決定：不打南昌城，部隊西渡贛江，前進到高安、上高地區，開展群眾工作，爾后向南昌對岸挺進，以攻擊牛行車站為目標，舉行八一示威。這樣，從形式上看，攻打南昌的計劃仍未放棄，但在實際上，部隊只是在大城市的外圍活動，仍然在堅持農村根據地。
朱德后來曾說：“在立三路線時，軍事上又發生了錯誤，但是，立三路線對紅1軍團的影響較小。毛澤東堅持根據地思想，不贊成部隊過遠過久地脫離根據地去打大城市。當時中央本來命令我們打南昌，我們知道打南昌沒有把握。”
“本軍團以原任務于‘八一’國際反帝示威節及中國之南昌暴動紀念日進占南潯路，以擴大政治影響。擬于30日全軍團進至萬壽宮、石子嶺一帶，相機進占牛行車站。各部隊到達目的地后，應即發動群眾并努力籌款。”
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發出撤向安義、奉新休整的命令。命令中說：
“本軍團為求迅速完成其北上任務起見，決誘敵離開其巢穴而殲滅之。擬于明（八二）日進至安義縣、奉新縣之線休息整頓，工作籌款。”
紅1軍團按期撤離南昌對岸一帶，進入安義、奉新地區待機，進行休整和籌款。
這正是：事不可為強出頭，頭破血流無來由。
你說你的鳥道理，我有我的巧算籌。
“我們這支隊伍叫‘中國工農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我們窮人鬧革命，就要像草繩一樣，大家緊緊團結起來，齊心協力鬧革命，我們的力量可就大了！一定能把反動派打個落花流水。”
毛澤東的話讓劉遠貴等人越聽越入神，“好像醒了瞌睡，心里亮堂多了”。
欲知毛澤東后來兵指何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立三路線”盡管嚴厲地批評了毛澤東，好似泰山壓頂。但李立三畢竟是毛澤東曾經的部下和老朋友，他既沒有像陳獨秀那樣排斥毛澤東，也沒有像瞿秋白那樣取消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更沒有像紅4軍“七大”、“八大”那樣既使他丟了職務又險些喪命，所以毛澤東還能夠應付裕如。正因為這樣，為了糊弄中共中央的瞎指揮，以便對“立三路線”有個交代，他在6月19日成立紅1路軍和前委后，作出了進攻大城市的姿態。6月25日，在不了解彭德懷部（見下一章）與賀龍部的情況下，他又與朱德等人簽發了《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為進攻南昌會師武漢通電》，堂而皇之地宣稱：“統帥紅軍第1路軍向南昌進發，與紅軍第3、第2軍團會師武漢”。在‘八一’那天，他還派紅12軍代軍長羅炳輝帶人到南昌對岸牛行車站舉行武裝游行，隔江向南昌鳴槍示威。他和朱德帶著部隊一路宣傳、一路發動群眾、一路籌款，既消滅了孤立之敵，擴大了政治影響，又壯大了紅軍，鞏固了根據地。這樣的大智慧、大動作，除了毛澤東還有誰能夠想得到做得出？最有意思的還要數下一章中將要講到的他在8月24日寫給贛西南特委等并轉中央的信，真是妙得緊，讀來讓人忍俊不禁！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