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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大傳第四版 第三卷 戰地黃花 第24章

東方直心 · 2023-07-26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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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生產’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標準,

  ‘爭取群眾’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標準。”

  話說在1930年2月3日,贛西特委得知紅4軍第3縱隊在永豐縣一帶活動,馬上派人來到永豐,并找到前委,報告了贛西、贛南革命形勢及彭德懷率領紅5軍來到贛西后出現的新情況。

  原來早在1929年11月15日,擔任吉安八鄉靖衛團總指揮的共產黨員羅炳輝,在贛西特委機關遭受嚴重破壞的情況下率部起義,打擊了敵人的反動氣焰,使革命形勢得到了好轉。到1929年底,贛南革命根據地的范圍也發展到了興國、于都、寧都等縣的廣大農村。1930年1月中旬,彭德懷率領的紅5軍也由湘贛邊來到了贛西,開展游擊活動。1月18日至20日,贛西特委和湘贛邊特委、紅5軍軍委在遂川召開聯席會議,研究發展革命形勢和紅軍的統一指揮問題。會議決定,將江西地方紅軍第2、第4團及吉安延福地區的獨立第3團,還有羅炳輝領導起義后編成的獨立第5團,加上永新、蓮花、寧岡的赤衛隊,共二三千人,合編為工農紅軍第6軍,由黃公略任軍長,劉士奇任政治委員;由李文林擔任第一旅黨委書記兼政委。會議還決定,把贛西特委和湘贛邊特委合并為新贛西特委。同時成立前敵委員會,統一指揮5軍、6軍軍委與新贛西特委。聯席會議后,紅5軍、紅6軍按照1929年11月原贛西特委提出的攻打吉安的計劃,立即對吉安形成包圍態勢,準備相機奪取吉安。然而,由于缺乏經驗,在關于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關于攻打吉安,關于如何分配土地等問題上,贛西黨內產生了嚴重分歧,以致“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各項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頓,在半生半死的狀態中。”

  劉士奇,1902年7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岳陽縣黃秀橋鄉一個中醫之家,自幼入私塾讀書,1919年春入洞庭湖高小,后考入湖南省立商業專門學校,在校期間被推為湖南省學生聯合會總務部主任,1924年由郭亮、夏明翰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9月初,北伐軍奪取岳陽后,他以國民黨省黨部農運特派員身份回到岳陽領導農民運動,參與組建中共岳陽地方執委會,任書記。他團結北伐軍駐岳警備司令部團長周希武、國民黨員任尹平,將國民黨岳陽市黨部改組為縣黨部,被選為常委,又相繼建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岳陽地委、岳陽縣農協、總工會、女界聯合會等群眾團體,使岳陽、臨湘、華容地區的工農運動迅猛開展起來。1927年“馬日事變”后,劉士奇只身出走,去武昌尋找黨組織。其妻羅氏迫于國民黨反動派壓力改嫁他鄉,其子劉祖文由兄長劉齊正撫養。劉士奇后輾轉到了南昌,八一起義部隊轉移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員兼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去鄱陽縣恢復黨組織;10月任贛北特委書記,創辦《特委通訊》和《政治通訊》;不久,任省委秘書長和省委候補執行委員;1929年5月改任贛西特委書記,與賀子珍的妹妹賀怡結婚,婚后生有一子,名劉子毅。后來,劉士奇與省委軍委書記蔡申熙派趙醒吾潛入吉安靖衛大隊長羅炳輝部,策動起義。劉士奇和蔡申熙介紹羅炳輝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起義成功后,將羅炳輝部組成江西省紅軍獨立第5團。

  且說毛澤東了解了贛西的情況后,當即以前委名義寫了一封長信分致新贛西特委和贛南特委及紅2、紅4團,為部署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計劃,準備于2月10日在東固召開聯席會議,并提議,贛西南此時應召開一次代表大會。

  前委將信發出后,組成了以書記毛澤東為首的3人代表團,前赴吉安縣的陂頭村新贛西特委處。

  此時,新贛西特委正在召開擴大會議。因斗爭、行動問題的急需,毛澤東決定:將新贛西特委擴大會議擴大為有毛澤東為首的前委、合并后的新贛西特委、贛南特委、紅5、紅6兩軍軍委等參加的聯席會議。

  1930年2月7日,毛澤東倡導的聯席會議在吉安縣陂頭村正式舉行。史稱“二七會議”,或“二七陂頭會議”。到會代表有:前委代表團的毛澤東、熊壽祺、宋裕和3人,有贛西特委代表曾山等5人,有紅6軍軍委代表黃公略、劉士奇及剛于2月調入6軍的陳毅等4人,還有贛西特委所召集的擴大會議代表及各行委、中心縣、區委負責人、共青團代表、紅6軍各縱隊負責人、蘇維埃黨團的李文林等,共計40多人。江漢波(化名,真實名字叫張幄籌,又名張懷萬)以江西省委巡視員資格出席了聯席會議。

  紅5軍軍委的彭德懷、滕代遠因贛河阻隔不能到會,來信委托黃公略、劉士奇同時代表紅5軍軍委。贛南特委代表則是因為聯席會議提前舉行,未能趕上,毛澤東決定另行再開贛南工作會議,解決贛南問題。

  會議推舉毛澤東、曾山、劉士奇為主席團成員,主持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于政治形勢和今后任務的報告,傳達了古田會議決議精神,闡述了黨的工作應以鄉村為中心的戰略思想,提出了爭取江西省首先勝利的計劃。他在分析江西的有利條件時說:

  “江西的條件很好。一是江西的經濟主要是封建的經濟,商業資產階級勢力較小,而地主的武裝,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沒有本省軍隊,向來都是外省軍隊來此駐防。外來軍隊‘剿共’情形不熟,又遠非本省軍隊那樣關系切身,往往不很熱心。三是距離帝國主義的影響比較遠一點,不比廣東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美的支配。這些都是奪取江西全省政權、奪取江西首先勝利的有利條件。”

  毛澤東嚴肅批評贛西南在土地革命問題上遲遲不分田的錯誤是一種極端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此前,以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為代表的一些人,主張只宣傳土地革命的意義,宣傳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而不實際去分田;并且宣稱蘇維埃在這個時期,還屬于宣傳時期。他們采取先宣傳而后組織的機會主義路線,完全放棄當前廣大群眾的英勇斗爭及爭取群眾的任務。江漢波的思想確實代表了贛西南黨內的一部分右傾分子,影響不小。毛澤東說:

  “今后一要分,二要快,紅色政權一建立,就應沒收一切,重新分配。”“這是為了爭取廣大貧農群眾所不可忽略的緊要策略。因為‘發展生產’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標準,‘爭取群眾’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標準。”

  會議討論了奪取江西首先勝利的計劃和深入土地革命、擴大工農武裝的問題。經過熱烈討論,與會者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統一了認識。

  會議確定“黨的主要任務是:1、擴大蘇維埃區域,特別是提出奪取江西全省的口號。2、深入土地革命。3、擴大工農武裝。”這3個任務之實現,“將使南方各省反動勢力次第消滅于紅旗之下。廣大群眾團聚在紅旗的周圍 ,成為推動全國革命的一大動力。”

  然而會議在討論如何分配土地的政策上發生了分歧。原來在土地問題上,贛西南黨內過去存在著兩種意見,一是沒收一切,平均分配;一是沒收豪紳地主反動派及富農剩余土地,按照勞動力分配。在這次會議上,代表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依然十分激烈。李文林、江漢波等人仍主張按勞動力為標準分配。毛澤東說:

  “分配的方式應按人口平均分配。只有平分,才能奪取整個群眾,否則,不能奪取群眾。”

  毛澤東批評了李文林、江漢波的意見是富農路線,力主實行男女老少平分的政策。他的意見一提出,立即引起了熱烈討論。會議最后通過了毛澤東的意見。決定:

  “土地革命的當前目的,是動搖封建基礎和爭取廣大群眾,因此應把所有田地、山林、池塘、房屋盡量分給一切需要這些東西的人。只有不便分配的(高山大塘),才由蘇維埃管理,仍歸人民公共使用。”

  會議還充分肯定了原贛西特委提出的“打吉安”的口號是正確的,“確是執行廣大群眾的要求,過去業已發動了群眾動搖了敵之基礎。”確定了攻取吉安的軍事行動計劃,把攻取吉安作為目前行動的總目標。會議還提出了“打到吉安去,建立贛西蘇維埃政府”,“打到吉安去,徹底分配土地”,“打到吉安去,擴大工農武裝”,“打到吉安去,消滅軍閥混戰”等6個中心口號。

  攻打吉安的軍事行動分為兩步:第一步不打吉安城,而是困吉安城,同時首先占領與吉安為犄角的吉水、安福、泰和等縣,目的是使白色統治更形孤立。第二步再攻占吉安城。

  為了克服目前存在的分散狀態,統一領導贛西南地區的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政權建設,會議決定:將中共中央任命的領導紅4軍及紅4軍所到之處的地方工作的前敵委員會,擴大為領導紅4、紅5、紅6軍的共同前委,并吸收地方黨領導參加工作,統一指揮湘、鄂、贛、粵、閩的斗爭。紅4軍另行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

  2月10日,聯席會議成立了新的前委,由17名委員組成,他們是:

  毛澤東 郭 貞 曾 山 王 懷 方志敏 朱 德 潘心源 黃公略 劉士奇 彭德懷 譚震林  陳 毅 鄧子恢 張鼎丞 袁國平 李文林 滕代遠

  會議推舉毛澤東、曾 山、劉士奇、朱 德、潘心源5人為常委;推舉黃公略、彭德懷2人為候補常委。

  推舉毛澤東為前委書記。

  會議還決定:新前委仍隨紅4軍行動;并決定將贛西、贛南兩個特委合并成立贛西南特委,準備召開贛西南黨的代表大會及江西全省工農兵代表大會。

  2月14日,毛澤東起草了《前委、贛西特委、五六軍軍委聯席會議通告第一號——關于占領吉安建立江西蘇維埃政府》。通告中具體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和力量對比,他寫道:

  “目前軍閥混戰,蔣閻又積極醞釀南北大戰的形勢之下,蔣介石在短期內無增兵江西的可能。在贛東、贛北,至少可牽制張輝瓚部一部兵力,張部只能用3團兵力對付贛西;譚道源一師不能回來;金漢鼎受閩西工農牽制,同時,他又要參加爭奪福建地盤,一時不容易到贛西。贛西及興國、于都、寧都、南豐各縣,共有赤色群眾150萬;寧岡、永新、蓮花、永豐、樂安、寧都6縣縣城都是我們的;泰和、吉安、吉水只有縣城在敵人手里,四鄉都在我們手里;安福、新喻、分宜、峽江、南豐、于都,都各有一部分在我們手中;興國有大部分是赤色區域。加上紅4、5、6軍都到了贛西各地,尚有許多地方武裝,軍民斗爭的情緒十分高漲。”

  據此,毛澤東在通告中又寫道:

  “打吉安是赤色區域廣大群眾的要求,是有條件的,因而是正確的。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動的總目標。”“攻取吉安的第一步,則是要先占領與吉安為犄角之勢的吉水、安福、泰和等縣城,以包圍和恐嚇吉安。”

  2月15日,毛澤東按照陂頭會議的決定,又主持召開了贛南工作會議,以解決贛南的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前委的熊壽祺、宋裕和、黃公略,有省委巡視員江漢波,贛西南特委全體常委,贛南各縣區負責人,一共30余人。

  贛南工作會議的主要內容有:政治報告,討論政權、土地、武裝、組織、行動等問題,批評贛南黨組織前段比較右傾的錯誤,接受陂頭“二七會議”的全部決定。

  贛南工作會議結束后,毛澤東、朱德根據“二七會議”的決定,為奪取江西全省政權,在軍事上攻取吉安,鞏固紅軍的后方,率領紅4軍由廣昌向吉安中鵠區施家邊進發,準備向吉水發動進攻。

  2月間的贛西正是大雪紛飛的季節,紅軍踏著積雪前進。毛澤東騎著馬,看著這白雪、高山、紅旗,禁不住詩興大發,在馬背上哼成了《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軍情更迫。

  頭上高山,風卷紅旗過大關。

  此行何去?贛江風雪迷漫處。

  命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

  朱德一聽便大聲說:

  “好詞,好詞!前幾句道出了今天行軍的情景,真切。后一句‘十萬工農下吉安’,氣勢雄渾,銳不可當。”

  且說紅4軍此時的行動和其他各路紅軍的行動早已驚動了蔣介石,他得知紅軍各部正在向吉安、泰和附近的贛江兩岸集結,便急忙命令駐吉安之第50師第148旅加強防御;同時命令鄂、湘、贛3省國民黨軍向贛西南集中:令湖北獨立第15旅唐云山部火速到江西吉水一帶待命,令第18師第54旅主力和第52旅一部在樂安、宜黃地區集中,令第12師金漢鼎部駐守寧都地區,伺機對紅軍發動進攻。

  2月20日,國民黨軍獨立第15旅唐云山部已經南昌、清江縣樟樹鎮,到達了吉水縣城和烏江鎮一線。

  毛澤東立即召集前委會議,說明了敵情變化,讓大家一起研究紅4軍的對策。熟悉當地情況的負責人介紹說,吉水地區是地主武裝、會道門、紅槍會活動猖獗的區域,紅4軍在這里與敵軍大部隊作戰,很難得到群眾的幫助。于是毛澤東果斷決定,放棄攻打吉水的原定計劃,立即向吉安縣富田退卻,“誘敵深入到赤色區域”,利用紅軍在根據地的有利條件,消滅孤軍冒進之敵。

  紅4軍迅速退到了富田地區。這一地區是紅色區域,群眾熱烈擁護紅軍,全力支援紅軍作戰,部隊很快就籌足了給養,以前一個月發不到兩文零用錢,現在可以發到三四元了,指戰員們士氣旺盛,斗志昂揚,因此便在富田地區養精蓄銳,待機破敵。

  此時,其它各路國民黨軍還在原地未動。獨立第15旅唐云山發現紅4軍后撤,不知紅4軍戰術之奧秘,還以為是紅4軍要逃跑,隨即兵分3路,孤軍深入,向紅4軍逼近,進至距離富田20公里的水南、富灘一帶:其左路兩個營進至水南,右路兩個營進至值夏,中路兩個營進至富灘。毛澤東決定,抓住獨15旅兩個團兵力分散、態勢孤立的有利戰機,集中兵力,各個殲滅該敵。

  2月24日,紅4軍在紅6軍第2縱隊配合下,以一部兵力迂回敵之側后,牽制右路、中路之敵;集中主力猛攻水南左路敵軍,經半小時激戰,殲其大部。“計被我軍擊斃敵團長羅奇1名,官兵約50名,傷170余名,俘虜官兵200余名。”

  2月25日拂曉,紅4軍以一部兵力插入敵后,主力猛攻右路、中路之敵。“我軍向施家邊前進,與敵之第3團相遇,唐逆親自督戰。劇戰至下午6時許,敵始完全潰散。經一天激戰,殲其大部,此役唐逆云山頭部負傷甚重,旅參謀長陣亡,死官兵200余名,傷者多不勝數,俘虜副營長以下官兵900余人”, 殘敵倉皇渡過贛江,逃往吉安。

  水南、值夏、富灘之戰,殲敵獨立第15旅三分之二,俘敵1100余人,繳獲24挺重機槍,8門迫擊炮及大量的槍支彈藥。“自經此役之后,一般贛省軍閥地主豪紳,大為恐慌。”這一勝利,大大促進了贛西南革命形勢的發展。

  紅4軍在值夏休整了3天。其間,前委決定紅4軍全部和紅6軍第2縱隊一起北進,經吉水、新淦直下樟樹,然后或北上進攻南昌,或東進攻擊撫州。

  2月29日,紅4軍從值夏出發,和紅6軍第2縱隊一起北上進到烏江南岸。這時,烏江正漲水,部隊已經無法徒涉過江,國民黨軍又已集結兵力于吉水、永豐一線,阻止紅軍北進。前委當機立斷,放棄原計劃,返回水南休整。

  1930年3月10日,紅4軍開到了東固。

  此時,于都北鄉群眾要求紅軍攻打馬安石土圍子的靖衛團。紅4軍得知興國、于都一帶沒有敵軍重兵駐守,于是便應群眾的要求,去于都發展工作,同時也想在于都一帶解決給養,觀察敵情之變化。

  紅4軍遂移師至興國,到興國后又探知敵金漢鼎部已全部入閩,與劉和鼎部夾擊盧興邦以爭奪福州。贛州空虛,前委即決定攻打贛州。

  3月15日,贛西南蘇維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由曾山任主席。

  3月15日這一天,紅4軍一部進至贛州城郊,方知原來獲得的情報并不準確,金漢鼎部第17團由萬安返回贛州,尚未開拔。第17團閉門固守,紅4軍不能入城。

  3月16日,紅4軍從東、南、西3面猛力攻城。贛州城高墻厚,素有“鐵贛州”之稱。紅4軍沒有重火器,因此連攻3日,未克。

  毛澤東在贛州關山坪視察了紅4軍圍攻贛州城的戰勢,立即指示:停止攻城。

  3月18日,毛澤東在贛州市郊樓梯嶺主持召開前委和紅4軍軍委會議。他說,紅4軍應該撤圍贛州。他還說:目前吉安、吉水、永豐一帶敵人兵力較強,北進再打吉安無把握,暫時不能走北進的路。南下去廣東北江,對于奪取江西亦無意義。“紅軍應乘金漢鼎部入閩和蔣馮閻醞釀戰爭不能分兵到贛南、閩西地區兵力空虛之機,打通閩粵贛3省邊界的聯系,把這一廣大地區完全赤化,作為紅軍前進發展的根基,從而進一步奪取江西全省政權。”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紅4、紅5、紅6軍在贛南、閩西地區實行大規模的分兵發動群眾的工作路線,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時間以3個月為期。于是,前委在贛州城郊樓梯嶺發布了《前委通告(第三號)——分兵爭取群眾的意義及工作路線》。通告中說:

  “過去贛西南與東江等處,很久不分配土地,不建設蘇維埃和忽視赤衛隊組織,是十分錯誤的。紅軍游擊時,亦易犯這種只求擴大不求深入的錯誤,每處住不到三五天又開走,做了些宣傳,也組織了幾個小小的農工會,幾個嫩芽般的支部。但紅軍一走動,馬上就塌了臺。”

  通告還對紅軍分路游擊提出了同時擴大、同時深入和波浪式向前推進、即“伴著發展”的原則。通告說,在原來黨和群眾組織基礎較好、而且有小塊甚至大塊公開的紅色區域、有長期武裝斗爭經驗的縣份,“紅軍到了這些縣內,要有計劃地幫助原有紅色區域的黨及群眾去組織政權,建設武裝,分配土地,加強黨與團體的組織力和戰斗力,將原有區域擴大到全縣,并推廣到鄰縣。比如,在贛南就該擴大寧都、于都、安遠、尋烏4縣整個的赤化。在閩西要將武平縣、長汀各縣整個赤化。這樣,就把瑞金、會昌、石城包在中間,再圖發展閩贛的聯系就成功了。尋烏的紅色區域與東江紅色區域原來是通的,這樣3省的接連都成功了。若不使這五六縣工作深入,單是走馬觀花地游擊一番,如去年贛南45天工作,則閩粵贛接連的任務就不知何日才得實現。在一定時間,指定區域內集中精力擴大這地區,同時即深入此地區,是很有效力的工作方法。紅軍各部隊工作時,應將指定時間,支配于指定區域。應該做深入工作的地區,工作時間要支配多;不做深入工作的地區,工作時間要支配少。如4軍3縱隊在于都,哪塊是要支配時間多的,哪塊支配時間少的,要有計劃,工作才能更有效。”

  通告又規定了紅4、紅5、紅6軍各自的游擊區域。

  3月19日,毛澤東和朱德以紅4軍軍長、政治委員的名義發布了由他起草的《第一次攻贛州的經驗教訓的訓令》。訓令中說:

  “本軍此次攻打贛城,即以強攻之決心,實行奇襲之手段,乃以下述缺點之影響,致未克奏效,殊為憾事。茲將是役之缺點及戰后之教訓,大略列下,以資他山之鑒。”

  《訓令》列出攻打贛州之缺點教訓7條:1、敵情之判斷不確。2、地形未預先觀察。3、事先無充分準備。4、上下決心不一致。5、戰場報告不確實。6、不按時實行總攻。7、指揮不適當。

  3月20日,毛澤東以前委名義給贛西南特委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4軍3縱隊,3月19日從贛州城外向于都開攏,20日到江口,有兩三天停頓,然后進入于都。第一步在于都至少工作一個月,要與地方黨部合力把于都全縣發動起來。3縱隊的主要工作是于都。第二步在瑞金,第三步在長汀。你們須經常指導3縱隊的工作及各方面的工作。興南、寧南、于北的工作,要督促他們趕快向南開展,與3縱隊干部合拍,不然3縱隊工作是孤立的。與興、寧、于北接不起來,3縱隊一走,熱的群眾又冷下來。如去年4月時一樣,那就不好。因為于都有很多地主武裝,若不能繳掉它,始終要作怪。

  當前情況,紅6軍2縱隊不忙去寧都,3縱隊走時,2縱隊去接3縱隊的防是要緊的。”“前委、4軍軍委及1、2、4縱隊,3月20日從贛州城外開往南康,21日可達。有二三天整頓。兩三天后,或往大余一轉,或者不往。他們是要開往安遠、尋烏,使二縣的工作深入。尚須有一個時期住東江一處,然后轉入閩西會師。”

  世上的事兒說起來也真是無奇不有,毛澤東明明在這兒忙得不亦樂乎,可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卻在1930年3月20日這一天的《國際新聞通訊》上為他發了一個訃告,讀來讓人啼笑皆非。抄錄全文如次:

  “據中國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毛澤東是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最害怕的仇敵。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就以重金懸賞他的頭顱。毛澤東因病情不斷惡化而去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當然,毫無疑問,敵人會因此而感到高興。

  毛澤東同志出身于湖南一個農民家庭,早在學生時代,他就領導了反對中國軍閥的斗爭。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他立即投身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運動當中。1919年在北京愛國學生發起五四運動以后,毛澤東在長江地區廣泛開展了宣傳活動。在安源煤礦,他建立了一個模范工會,為現在湘贛地區的工會和布爾什維克黨培養了大批干部。

  毛澤東同志從1923年起就是中共中央委員。他堅決反對黨內的機會主義錯誤,在武漢時期特別是這樣。當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中遭到失敗時,他違背機會主義領導者的意志,繼續在湖南農民群眾中戰斗,1927年馬日事變后,他在湖南發動了秋收起義。1928年初,他的軍隊和朱德同志的隊伍會師,建立了工農紅軍。他們占領了湘贛邊界的廣大地區,并在每個地方建立了蘇維埃。紅軍的活動嚴重動搖了國民黨反動派政權。國民黨派出鄰省的7個軍企圖消滅這支紅軍。根據策略上的需要,毛澤東和朱德的部分紅軍撤離湖南前往廣東和福建繼續進行革命斗爭。那里的革命運動正方興未艾。福建省大部分地區已在蘇維埃的控制之下。由于毛澤東的進軍,那些被打垮被驅趕到粵東山區紅軍和農民又重新開展了生氣勃勃的斗爭。去年夏天,國民黨從6個省抽調6萬多人的軍隊,又一次進攻毛澤東同志率領的紅軍。但是,裝備精良的國民黨部隊并未能趕走這一支1萬人左右的紅軍隊伍。相反,戰爭使國民黨軍隊不斷崩潰,整旅整旅的士兵開小差,甚至起義參加紅軍。

  毛澤東同志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他在其領導的范圍內,完全執行了共產國際六大和中共六大的決議。他還幫助揭露和清除了在城市貧民、農民和工人階級中的某些人那里存在的改良主義。這些改良主義思想是國民黨左派、第三黨及陳獨秀造成的。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中國的工農群眾將永遠銘記他的業績,并將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且說3月21日,毛澤東和朱德又發布了《整頓軍風紀的訓令》,訓令說:

  “照得本軍在此工作,原為爭取群眾,訓練本身,故于軍紀風紀一層,自應嚴為遵守,豈容稍有松懈,致生不良影響于群眾中,是以不嫌三令五申,務望各官兵一體遵照三條紀律六大注意,使紅軍精神及一般主旨深入于一般群眾,則實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所樂為。故凡違反軍風紀者,無論大小,必予查究。至于花街柳巷,尤禁放蕩閑游,以免一染惡疾。”

  3月29日,毛澤東、朱德還連發了3道命令:一是《關于愛惜公物,不得擅自購置裝具的命令》,二是《官兵考績問題的訓令》,三是《征募和教育新兵問題的訓令》。

  關于官兵考績問題,訓令強調說:

  “紅軍在游擊時期,其重要任務在打倒階級敵人,武裝工農,幫助地方建立政權,擴大赤色區域。為達到此種任務,所以在戰時要能使官兵一致,奮勇前進,殲滅敵人,解除其武裝而武裝工農。在平時則一面官兵須一致做宣傳、發動和組織的工作,一面各級主管官須負責訓練本部士兵。因此,在這種重大責任之下,紅軍官長的本身訓練和訓練士兵是很重要的工作。”

  訓令中還說,為了使軍官之調用適宜,能將士兵中勇敢進步比較有能力者提升任用,使全軍官兵的教育訓練都能夠在比較的推動之下得到良好的效果,特決定具體考績辦法,這就是:士兵教育歸縱隊,軍官教育歸軍部,實行培養實際工作能力的道爾頓測驗制,調制官兵考績表;加強機關各部處人員的教育。

  關于征募和教育新兵問題,訓令說:

  “多征忠實勇敢之工農分子擴大紅軍”,糾正“只圖征募小公差兵及任意增添挑夫,極少注意戰斗兵之補充”的現象;強調對新兵要集中訓練至相當時期和程度,始行補充進入連隊。

  這正是:峰回路轉渡難關,九大過后盡開顏。

  二七會議開新局,軍旗映紅贛西南。

  欲知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后來發展如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官兵考績問題的訓令》及《征募和教育新兵問題的訓令》,甚至連《整頓軍風紀的訓令》在內,觀其語言及辭令,似乎不是出自毛澤東之手筆。筆者因無緣于原始資料,故存疑于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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