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作為一個領導者，他的責任在于當好群眾的傳達員，就是說，應當
善于總結出大多數群眾的正確意見和要求，及時反映到黨的領導機關，
黨的領導機關要根據這些意見和要求進行研究分析，找出解決的方法，
然后再由領導者把黨的決定傳達到群眾中去執行。”
話說1929年10月22日，陳毅帶著嶄新的認識和中央精神，繞道香港返回閩西，回到了紅4軍。
上一章已經說過，早在7月末，陳毅就化妝去了上海。那時他是由閩西蘇區出發，經廈門、香港轉赴上海。他在途中多次聽到群眾議論‘朱毛’如何如何厲害，這才知道紅4軍的政治影響遠遠超過了蘇區邊界，已經在全國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
陳毅到了上海后，找到了他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老同學、現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負責人李立三，詳細匯報了紅4軍的情況及“七大”會議的結果。李立三要他盡快寫出書面報告，提交中央政治局。
在8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李立三將陳毅剛剛寫出的書面報告向政治局作了匯報。據這次會議記錄記載，陳毅在報告中的最后一句話仍然是：“但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強的人去”蘇區。
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陳毅匯報。向忠發主持了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李立三、周恩來、項英、關向應。
會議聽取匯報后，決定由李立三、周恩來、陳毅組成3人委員會，由中央軍委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周恩來負責召集，討論審議紅4軍問題，提出決議案后再由中央政治局討論。
周恩來和李立三反復閱讀了陳毅提交的《關于朱德、毛澤東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于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關于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等5個書面材料。在《關于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中，陳毅最后寫道：“對朱毛去留意見：1、在中央能各派1人去擔任他兩個的工作，則兩人同時可以離開。2、如不能同時派兩個人去，則先派1人去任前委書記，毛可先走，朱可暫留工作。”
9月1日，周恩來、李立三與陳毅一起進行了第1次討論。
在第2次討論中，周恩來對于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著重重申了他于8月21日起草的那封指示信中的觀點。他還對陳毅說：
“軍隊只能集權，才能行動一致。你們去年‘湘南失敗’，就和放任讓群眾自由討論有關。”
李立三問陳毅：
“當時如果潤之和你們在一起，又會怎樣呢？”
一句話問得陳毅無話可說。是啊，當時陳毅自己就曾經說過：“潤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隊南行。”周恩來接著說：
“這說明前委一定要集中權力，還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人物。一個能夠把大家的正確意見，把委員們的正確意見集中起來的書記，這絕對不是什么‘家長制’啊！”
3人委員會在第3次討論組織問題時，陳毅堅持他的意見，他說：
“中央可以派人去紅4軍，我當不了前委書記，我陳毅兩次代替毛澤東干前委書記，兩次放任下面搞極端民主化，正說明我管不了這一坨嘛！”
李立三問陳毅：
“你看毛澤東如何？”
陳毅沒有說話。李立三接著說：
“我考慮，如果仍由原班人馬負責，毛澤東、朱德都不調離紅4軍，只把劉安恭調回中央，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紅4軍黨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為軍長，你看4軍同志能不能接受？”
陳毅說：
“他兩三年來堅持的絕大部分都非常正確，不但正確，而且別開生面，為中國革命創出新路。但是在組織上，我仍然擔心搞不好團結，他為人……我在匯報時都說了，個個怕他。這次代表大會沒有選他，出乎意料，但也不奇怪。”
周恩來說：
“認識一個政治家，是看他的主流還是看他的支流？我認為現在選擇紅4軍這樣一支全國紅軍的先鋒部隊的領導人，毛澤東是最好的人選。他在1927年率先提出上山打游擊，提出了武裝斗爭的正確道路，同時認識到紅軍不僅要打仗，而且要成為黨的一支強大的宣傳隊、群眾工作隊等等。這一切都代表著紅軍發展的未來。我相信，這樣一位同志，身負重擔，面臨大敵，是不會不注意改進自己的工作作風的。”
陳毅見李立三、周恩來都如此表了態，便說：
“這次鬧得有點傷感情，主要是我的錯誤。我沒有認清毛澤東天大的優點，沒有指出正確的路線。我回去帶頭檢討，我相信退一步是可以進三步的。”
周恩來見陳毅終于表了態，就特意建議由陳毅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給紅軍第4軍前委的指示》信，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九月來信”。
9月28日晚，陳毅就“軍閥混戰的形勢與紅軍的任務及前途以及戰略”等問題，為中央給紅4軍前委寫出了一封約8000字的書面指示信。他在《中共中央給紅軍第4軍前委的指示》信中，肯定了毛澤東關于“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他寫道：
“中國革命的道路，是先有農村根據地，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紅軍不是與工會、農會同等的組織，它是經常與敵人在血搏狀態中的戰斗組織，它的指揮，應該集中，軍隊中的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導下存在，不應漫無限制，搞極端民主化。”
《九月來信》指示紅4軍全體指戰員，要維護毛澤東、朱德的領導，提高他們在群眾中的威信，以團結全體同志努力向敵人作斗爭，實現紅軍所擔負的任務。《九月來信》還指示：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
此時，中央還考慮到陳毅主持“七大”選掉了毛澤東，現在毛澤東復職了，如果陳毅感到回紅4軍不方便，可以安排他到其它根據地工作，說現在鄂豫皖紅軍需要加強領導，還有廣西正在準備起義，這兩處可以由陳毅任選一處。陳毅說：
“我應該回紅4軍去，代表大會沒有開好，我有主要責任，我應該回去挽回不好的影響。現在還沒有把毛澤東同志請回來，等辦好了這件事，再考慮我的工作問題。”
周恩來說：
“解鈴還須系鈴人。你自己也說了，‘七大’選舉前委書記，你的關鍵一票使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落選，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請回紅4軍，你不會介意吧？”
陳毅說：
“請中央放心，我一定會把毛澤東請回紅4軍。”
就這樣，陳毅于10月1日離開上海，帶著“九月來信”于10月22日到了紅4軍總部所在地廣東松源。
此前，前委代理書記朱德在10月15日帶領紅4軍第1、2、3縱隊4000余人，按中央指示“到東江游擊，向贛梅發展”。第1縱隊由縱隊長林彪、黨代表熊壽祺率領，從福建上杭出發，10月18日進入廣東梅縣、蕉嶺交界的上步村。第2縱隊由縱隊長劉安恭、黨代表彭祜率領，從上杭出發，18日進入大埔青溪，19日在虎市擊潰敵1個營，俘獲3個連，攻占石上、虎市、青溪，劉安恭等20余人犧牲；縱隊長由郭化若繼任。第3縱隊由縱隊長伍中豪、黨代表蔡協民率領，打垮了福建省武平縣鐘紹葵的保安團。
10月20日，紅4軍主力攻梅縣松口。因粵軍陳維遠部一個團已搶先占領了松口，紅4軍主力于次日進入松源。
10月22日這一天，陳毅在廣東省梅縣松源見到了朱德，簡單講了一下中央精神，又詢問了毛澤東的近況，并說要請毛澤東回來領導。朱德微微一笑，說：
“我服從中央的指示。不過，你歡迎他回來，他是否愿意回來，還很難說。”
陳毅說：
“這個我負責。我相信，是可以把他請回來的。我這次回來就是要使毛澤東復職，使紅4軍團結起來。也許你們認為我到中央是為自己撈點東西，是為了我個人。我是為紅4軍去的。這次由我向毛澤東檢討，他會回來的。”
朱德說：
“毛澤東對你最不滿意，你知道嗎？你走后，9月下旬我們又召開了紅4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并由彭祜、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請毛澤東回來，但是毛澤東不回來，引起了代表們對他的不滿。10月初，他還寫了一封回信把責任推到你頭上。”
說罷，他將毛澤東給前委的回信拿給陳毅看。陳毅看了毛澤東稱為“陳毅主義”的那封信，心情也沉重起來。但他畢竟是經過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禮，這次回來就是為了糾正那種錯誤傾向所造成的“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的不良后果。他激動地說：
“我陳毅其它的用心是沒有的，但敷衍調和模棱兩可是有的。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陳毅主義’是非無產階級的東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們一起打倒這個‘陳毅主義’。”
說罷，他當即派人將“九月來信”送往毛澤東在上杭的住處，并附上親筆信，請毛澤東回到前委主持工作。他在信中寫的是：
“我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間有缺點錯誤。‘七大’沒有開好，需要公開檢討的話，這個檢討我來做。”
10月23日晚，紅4軍主力離開梅縣松源。24日晨，紅4軍主力經南礤、藍坊進抵蕉嶺縣城，林彪率1縱隊擊潰守敵1個營。10月25日，紅4軍主力向梅縣進發，守軍棄城而逃。10月26日下午，東江革命委員會在縣城孔廟召開大會，有600多人參加。大會由朱云卿主持，朱德站在大成殿的石鼓上，用客家話向群眾進行演說，宣布紅軍的政策和紀律，說明紅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子弟兵，號召大家武裝起來，建立蘇維埃，打土豪分田地。
是日，粵軍第61師師長蔣光鼐率3個團反撲，紅4軍主力被迫撤離梅縣縣城。
10月31日，朱德探得梅縣只有一個教導團駐守，率紅4軍主力再度攻入縣城。粵軍并不畏懼紅軍，他們憑借著武器精良、訓練有素而又熟悉地形，與紅4軍主力展開了巷戰。從凌晨打到下午4時，紅軍發起7次沖鋒，都未能得手，反而死傷慘重。這時，蔣光鼐的主力已火速趕來增援，朱德急忙下令撤出戰斗。
11月1日，朱德、陳毅、朱云卿等到達梅縣平遠石正。當晚，陳毅主持召開了前委會議，總結了攻打梅縣的深刻教訓，擬報告粵省委轉報中共中央。
冒進東江，二打梅縣，給紅4軍造成了慘重損失，死、傷、逃跑共計1000多人，總兵力減員多達三分之一，1縱隊原有的3個支隊不得不縮編為兩個支隊。2縱隊就更慘了，2、3縱隊也不得不實行縮編。這是繼“八月失敗”打郴州之后，又一個大敗仗。朱德后來曾總結說：“紅4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后，部隊入東江，此次行動失敗，原因又是方向錯了。當時上海黨中央命令紅4軍入東江打蔣光鼐、蔡廷鍇，打梅縣，配合張發奎入廣東的反蔣戰爭。這個主觀主義的命令，我們執行了，所以又遭失敗。”“這是接受主觀主義瞎指揮的第2次的失敗教訓。”
且說在陳毅派人給毛澤東送“九月來信”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23日，毛澤東因敵情吃緊，也離開了上杭縣城，仍然以“楊主任”為化名，隨同贛西特委機關往上杭縣蘇家坡轉移。途中，毛澤東因為身體好多了，心情特別好，邁著緩緩的大步，一副優哉游哉的樣子。賀子珍與閩西共產主義青年團特委書記曾志一溜小跑跟在后面。毛澤東回頭看看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曾志與夫人賀子珍，風趣地說：
“看來我這個人命大，大病一場，總算過了這道鬼門關。”
毛澤東一行人來到蘇家坡村，閩西軍委書記張鼎丞抽調1個連的地方武裝配合警衛，封鎖毛澤東在這一帶的消息。
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見毛澤東病體未愈，非常虛弱，就托人專程去外地或白區購買牛奶、白糖等物品，送給他補養；還派人四處尋找有名的中醫為他調治。他的身體很快就好多了。
毛澤東與賀子珍住在蘇家坡的“樹槐堂”閣樓上，蔡協民和曾志也住在樓上。樓中間是個小天井，他們兩家的房間不僅相對，而且近在咫尺，彼此的活動都看得清清楚楚。
曾志曾經回憶說：“那時賀子珍身體不好，鼻子常出血，以為是倒經。在上杭檢查時，醫生說是懷孕了。可能是懷孕的緣故，有些煩躁。主席與子珍一會兒說說笑笑，一會兒又打打鬧鬧。主席還是喜歡跟賀子珍逗著玩。此時的賀子珍很清秀，見人總是笑瞇瞇的，待人又和善又親切。她雖然像林黛玉一樣弱不禁風，但實際上她的性格很倔強，發起脾氣來也火冒三丈，而且還像小孩一樣愛哭。毛主席又愛開玩笑，開過了頭，賀子珍就生氣，兩個人便吵了起來。吵著吵著，你打我一下，我也打你一下，就這樣打起來了。但一會兒，倆人又和好如初有說有笑了。我和蔡協民就住在對面的房間里，經常耳聞目睹他們的打鬧說笑。”
毛澤東每天都要讀書看報，可有一天，不知他從哪里弄來了兩本英文書，叫《模范英文讀本》，是初中2年級的課本。他就坐在窗前大聲念英語。由于他湖南口音很重，讀起來有一種怪味，讓人聽起來忍不住發笑。曾志在教會學堂學過一點英語，知道英語該怎么個讀法。毛澤東在那邊讀得越認真，曾志在這邊笑得越厲害。毛澤東偶爾抬頭看她一眼，并不介意，依然是那樣旁若無人地念他的湖南腔英語。
曾志夫婦晚飯后經常陪著毛澤東與賀子珍去村邊小溪旁散步。他們踏上溪邊的一座小橋，很有興致地看著當地群眾在小溪里捉小魚。群眾撈到了魚，就送給他們幾條。有時他們也學著別人的樣子下水捉魚，每次撈到魚就如獲至寶似的拿回去美食一頓。毛澤東特別愛吃魚。他每次吃魚，都是先將魚頭吃了，再吃其它魚肉。大家也都很高興干這事，總覺得自己撈回來的魚特別好吃。
這期間，毛澤東為了有效地提高蘇區干部的素質，親自指導閩西特委在蘇家坡的“鴻玉堂”舉辦了兩期有閩粵贛3省蘇區干部參加的訓練班，即“政治軍事干部訓練班”和“農民運動訓練班”。毛澤東經常抽出時間結合實際給學員們講課，為地方上培養了一批既能從事蘇維埃工作，又能帶兵打仗的干部。
1929年11月4日，陳毅給毛澤東送去“九月來信”及親筆信已有十數日，仍見不到任何反應，就再次給毛澤東寫信說：
“我從中央回來，于10月22日到軍部。我倆之間的爭論已得到正確解決。七次大會我犯了錯誤，八次大會的插曲更是錯誤的。見信請即歸隊，我們派人來接。”
陳毅同時與朱德及前委成員商量，籌備召開紅4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他又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寫到目前部隊的情況時，說有“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那樣的每況愈下之感。顯然，他還沒有從“梅縣失利”的陰霾中走出來。他在報告中還寫道：
“我只有照中央的辦法去做：1、建立4軍的政治領導，使全體同志和紅軍官兵集中力量對外斗爭，對外斗爭勝利才是我們的出路。2、建立前委的威信，制止極端民主化的發展。3、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見，用布爾什維克黨的態度，掃除一切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對于這個非無產階級意識的東西，我也不落人后，要去打倒它。我回前委后已送函去催毛同志回前委工作。現已籌備九次大會改選前委。”
此時的毛澤東，正會同閩西特委在充分的調查研究、獲取各方面的材料后，在蘇家坡召開閩西特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擴大會議著重討論了自閩西“一大”以來閩西革命根據地在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政權建設等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11月5日，閩西特委第一次擴大會議發出第15號通告，即《中共閩西特委第一次擴大會議關于土地問題的決議》。決議中寫道：
“經過幾個月的斗爭實踐，證明中共閩西‘一大’所制定的土地斗爭的政策是正確的。”
決議同時對“搶奪式”和“平分式”的兩種分谷辦法，對克服農民在分田中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及獎勵生產等方面，作出了具體規定。
由于閩西黨組織政策的正確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擁護，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在長汀、連城、上杭、龍巖、永定縱橫300多里的地區內，解決了50多個區、600多個鄉的土地問題，近80萬農民分得了土地。閩西根據地已經由原來的3個縣，擴大為包括龍巖、永定、上杭、武平、長汀、連城6個縣縱橫數百里的紅色區域。
1929年秋天，毛澤東所寫的《清平樂·蔣桂戰爭》一詞，生動記述了閩西工農勞動大眾在紅4軍的幫助下，按照閩西“一大”決議，分田分地歡慶翻身的動人情景。詞曰：
風云突變，軍閥重開戰。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
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此時，蘇家坡雖然有幾十戶人家，可是一所學校也沒有，很多人家3代人都是文盲。毛澤東與特委文教干部商量說，應該在蘇家坡創辦一所小學。他的這個建議得到大家一致擁護。可是大家說：沒有辦學的錢，沒有教書的先生，沒有上課的地方，怎么辦？這一切毛澤東都想到了，他拿出自己的20塊“交通費”，作為辦學經費；讓特委機關的一位干部兼任教員；他又親自編寫課本；讓特委機關騰出“樹槐堂”的一間小廳，擺上8張課桌，8張長木凳，掛上黑板，黑板上方的白墻上還掛著紅旗和列寧的畫像，這就成了教室。
毛澤東給蘇家坡這所學校取了個名字，叫作平民小學。開學那天，近20名男女小孩子背著書包，歡天喜地走進了課堂。毛澤東親自為學生們上了第一課。
自此以后，樹槐堂里每天都響起了孩子們的朗朗讀書聲。毛澤東是既高興又犯難，因為他再也不能安靜地工作了。他聽說蘇家坡北端有一個圳背巖，巖下有一個大山洞，可容納百余人，里面還有長年不斷的泉水，是個很僻靜很涼爽的地方，就決定到那里去學習和工作。他來到圳背巖，揮起柴刀，披荊斬棘，開出了一條通往洞口的小道。這個地方四周怪石嶙峋，雜樹叢生。他很樂意每天步行來到這里學習和工作。特委的干部建議說：
“‘楊主任’，這兒離村子有一段路，在這兒蓋上一間房吧？”
毛澤東搖搖頭說：
“不要麻煩群眾了，我這兒很好，很安靜，謝謝大家的關心。”
平民小學的學生們知道了“楊主任”在山洞里學習和辦公，就在一次下課后悄悄摸上了山，來看望“楊主任”。他們遠遠看到“楊主任”正在聚精會神寫東西，都躲在大樹后面不敢吱聲。毛澤東還是發現了他們，招呼道：
“小孩，你們過來呀！”
孩子們走了出來，圍在“楊主任”身邊，唧唧喳喳地問這問那，還說要他回去辦公。毛澤東親切地摸著孩子們的頭，笑著說：
“快回學校去吧，等一會兒又要上課啦！我在山洞里很好，瞧，我一個人在這里多安靜。”
學生們只好走了，他們給“楊主任”留下了一個小包，里面裝著一些紅薯干和一些剛摘下來的野果子。毛澤東吃著野果子，自言自語地說：
“真是一群好孩子啊！”
11月18日，陳毅因一直得不到毛澤東的反應，只好根據中央指示在上杭官莊鷓鴣塘主持召開前委會議，傳達中央“九月來信”和周恩來的指示，批評了紅4軍“七大”和“八大”的錯誤。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和周恩來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對全軍指戰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會議決定：正式恢復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職務。會議同時決定：擴大閩西赤色區域，建立閩西政權。
11月23日，紅4軍再占長汀縣城，前委決定由陳毅去請毛澤東回部隊主持前委工作。
此時，毛澤東在蘇家坡已經住了一個月。這一天，他坐在河邊看書，忽然問身旁的鄧子恢：
“作為一個領導者，他的主要責任是什么？”
鄧子恢沒想到毛澤東突然發問，一時語塞。毛澤東緩緩說道：
“作為一個領導者，他的責任在于當好群眾的傳達員，就是說，應當善于總結出大多數群眾的正確意見和要求，及時反映到黨的領導機關，黨的領導機關要根據這些意見和要求進行研究分析，找出解決的方法，然后再由領導者把黨的決定傳達到群眾中去執行。”
一天清晨，毛澤東來到老貧農雷選如的家里，正巧他們全家在吃早飯。毛澤東就和大家一起吃地瓜，他問道：
“共產黨好不好？”
雷選如笑著回答說：
“共產黨真好，土地平分好，婚姻自由好，債務取消好，苛捐雜稅取消好，樣樣都好。”
毛澤東又問：
“樣樣都好，就沒有不好的嗎？”
雷選如不由得看著手上的地瓜，說：
“現在什么都好，就怕明年開春糧食漲價。”
毛澤東追問：
“糧食為什么會漲價？”
雷選如說：
“每年秋收以后，富農和奸商就壓低糧價，大量搶購和囤積糧食，等到第二年開春青黃不接時，他們再以高價將糧食出糶，這樣，貧苦農民就吃了大虧。”
毛澤東聽了，連連點頭說：
“你提得對，要想辦法解決。”
事后，毛澤東將雷選如反映的問題，提出來與閩西特委領導進行了研究，決定由閩西特委作出成立糧食合作社、實行調劑糧食、防止糧價時跌時漲的有關規定，并采取了一些措施。這樣，就穩定了群眾的生活，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11月26日，毛澤東終于該走了，他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在福建省委巡視員謝漢秋的陪同下，從蛟洋到達長汀，回到紅4軍軍部，與紅4軍會合。
這天晚上，陳毅把毛澤東、朱德請到自己的房間里，詳細介紹了他的上海之行，誠懇地向毛澤東作了檢討，承認了“七大”的錯誤，并轉達了李立三對毛澤東的問候。
毛澤東也說，“八大”時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他還贊揚中央“九月來信”寫得好，問是誰寫的？陳毅說：
“是大家討論，由我起草的，周恩來同志看過，一字未改通過的。”
陳毅在談話中還說，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六大”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不久，又補為政治局委員；1928年11月，任政治局常委、宣傳部長，還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此后，李立三在中央逐漸起了主要領導作用，基本上正確地貫徹了“六大”路線。李立三對毛澤東領導的紅軍革命戰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充分的肯定。
陳毅又說，毛澤民也已經從天津調回上海，以開酒棧為掩護，繼續領導黨內刊物的地下發行工作。
原來，毛澤民自于1927年8月底在長沙與哥哥分別后，化名為周方，受命到湘潭、湘鄉一帶活動。不久，他在9月中旬返回長沙，得知哥哥已經發動了秋收起義，就帶領一批人化裝成商人模樣前往平江、瀏陽一帶，尋找起義軍，因在途中為反動軍隊所阻，又返回了長沙，繼續從事地下工作。1927年底，毛澤民、錢希鈞夫婦接中共中央指示，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廠，利用沒有被破壞的原廠址繼續秘密工作。毛澤民還派人回到韶山挑選工作人員，韶山黨支部就推薦毛新梅烈士的兒子毛特夫和毛智珠的長子毛遠耀等人到了上海，成為秘密印刷廠的工人。1929年初，上海印刷廠被敵特發現，毛澤民、錢希鈞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將機器運往天津，在英租界廣東道47號辦起了新華印刷廠，由毛澤民擔任經理，錢希鈞負責排版印制。
毛澤東和陳毅談話后，為陳毅的思想水平提高得這么快而感到高興。他的身體和精神都完全復原了。有一次，陳毅告訴毛澤東說：
“在上海中央開會時，中央組織部的同志曾征求過我的意見，是否去鄂豫皖或紅7軍那兒工作。”
毛澤東說：
“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這里。”
陳毅還能說什么呢？他高興地說：
“那好吧，恭敬不如從命啰。”
11月28日，毛澤東在長汀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朱德、陳毅出席了會議。這是半年多以來前委召開的第一次團結、熱烈而又融洽的會議。
毛澤東除了同意11月18日前委官莊會議關于擴大閩西赤色區域、建立閩西政權的決議外，提議還要更深一層的檢查紅4軍的一般情況。毛澤東認為，若不抓緊訓練和整頓，要完全執行黨的政策是困難的。
擴大會議正式通過了3項決議：1、召開紅4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2、用各種方法建立紅4軍的政治領導。3、糾正紅4軍黨內各種錯誤傾向，掃除紅4軍內部的封建殘余制度。
夜深了，毛澤東一點睡意也沒有，提筆給中共中央寫了一份報告。他寫道：
“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視員謝（漢秋）同志從蛟洋到達長汀，與4軍會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4軍攻梅縣失利，損失雖不小，但士氣仍振奮，目前一時期當在福建境內工作。4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除請中央將黨內出版物（布報，《紅旗》，《列寧主義概論》，《俄國革命運動史》等，我們一點都未得到）寄來外，另請購書一批（價約百元，書名另寄來）。我們望得書報如饑似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
毛澤東又給李立三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訊了，陳毅同志來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3個月，現雖好了，但精神未全復元。開慧和岸英等我時常念及他們，想和他們通訊，不知通信處。聞說澤民在上海，請兄替我通知澤民，要他把開慧的通信處告訴我，并要她寫信給我。
我知識饑荒到十分，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能抽暇寫信指導尤幸。
獨秀近來行動（指陳獨秀散布托派觀點、成立小組織等反黨活動——筆者注）真豈有此理，中央的駁議文件已經到此，我們當普遍地宣傳。
共產主義的敬禮！
毛澤東
本傳前邊已經說過，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聽說楊開慧已經不在人世了，這才與賀子珍結了婚。后來戰事不斷，根本沒有機會探聽楊開慧的下落，現在得知他的好友李立三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弟毛澤民也到了上海，不由得又思念起楊開慧，便趁此機會一探究竟，讓李立三通知毛澤民，看看四弟與楊開慧有沒有聯系。
而此一時期遠在湖南的楊開慧又何嘗不思念毛澤東呢？她曾經寫道：“沒有潤之的指示，我不能擅自離開自己的戰斗崗位。”1929年3月7日，楊開慧看到湖南《國民日報》上朱德的妻子伍若蘭被懸首示眾的報道，隨后又看到《國民日報》發了兩篇欣賞人頭的文章，非常悲憤，她以《見欣賞人頭而起的悲感》為題寫道：
“上月底湖南《國民日報》登載了兩篇欣賞人頭的奇妙文章。欲知時代精神者不可不讀！……想不到前清時候罪誅九族的故事，現在還給我親眼瞧到（殺朱德妻雖然未及九族，根本是這一個意思）！我從前根據我的時代眼光，對于殺人的事實，常常是這樣說：殺人是出于不得已啊！雖然事實常常不是這樣的……可是啊，這一次殺朱德妻的事，才把我驚醒過來！原來我們還沒有脫掉前清時候的文明風氣，罪誅九族的道理，還在人們的心里波動！另外，我又知道殺人不但不是悲慘的事，人頭簡直是普遍需要的一種藝術品！你看他們不是感情奔赴著，以欣賞人頭為快的情緒！”
楊開慧早已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了，難以割舍的唯有老母親和3個天真活潑的孩子：岸英8歲，岸青7歲，岸龍只有3歲，萬一自己有個三長兩短，孩子可怎么辦？他們可是毛澤東的親骨肉啊！1929年3月以后，楊開慧給堂弟楊開明寫了一封托孤信，她寫道：
一弟：
我好像已經看見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說到死，本來于我，并不懼怕，且可以說，是我喜歡的事。只有我的母親和我的小孩呵，我有點可憐他們！而且，這個情緒纏繞得我非常厲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鬧了一晚。我決定把他們——我的孩子們托付給你們。經濟上只要他們的叔父長存，是不至于不管他們的；且他們的叔父是有很深的愛對于他們的。但是，倘若真個失掉一個母親，或者更加一個父親，那不是一個叔父的愛可以抵得住的，必須得你們各方面的愛護，方能在溫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長，而不至受那狂風暴雨的侵襲！
楊開慧這封飽含母愛的信，不知因何緣故并沒有發出。1929年6月20日，楊開慧又撰寫了自傳散文1600余字，記述了她自6歲到28歲這段學習生活、思想變化、父親病逝和戀愛的經過。對于她的戀愛生活是這樣寫的：
“我大約十七八歲的時候，對于婚姻開始有了我自己的見解，我反對一切儀式的結婚，并且我認為有心去求愛，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摯神圣的不可思議的最高級最美麗無上的愛的！我也知道這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這一層來的。然而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改變，用一句恰好的話可以表現我的態度出來：‘不完全則寧無！’
不料我也有這樣的幸運，得到了一個愛人！我是十分的愛他，自從聽到他許多事，看見了他許多的文章、日記，我就愛了他。不過我沒有希望過會同他結婚，因為我不要人家的被動愛，我雖然愛他，但決不表示，我認為愛的權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決不妄大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這樣，愛不都埋沒盡了吧？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決定獨身一世的，一直到他有許多的信給我，表示他的愛意，我還不敢相信，我有這樣的幸運。還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訴我，他為我非常煩悶，我相信我的獨身生活是會成功的。自從我完全了解了他對我的真意，從此我有一個新意識，我覺得我為母親而生之外，是為他而生的。我想象著，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親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著他死！假若他被人捉著去殺，我一定同他去共一個命運！”
“我一直在追隨他美麗的身影，如果他死了，我的情思要全部注入他的尸體上；我好像看到他站在那里！我會馬上到你那兒去，我親愛的人，我要吻你，吻你的臉，吻你的頸，吻你的全身！”
楊開慧在被捕前，把這篇自傳散文連同她的《隨感》、《散記》、信件等共7篇約4200余字的作品，一起藏在板倉住所屋后的磚縫里。直到在50多年后，1982年長沙縣人民政府修繕楊家老屋時，才意外發現了這一批珍貴的文物。很遺憾，毛澤東在有生之年，竟然無緣見到楊開慧這發自肺腑的表白和催人淚下的文字。
欲知楊開慧后來情況如何？請讀者諸君耐心往下看。
東方翁曰：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流著眼淚讀楊開慧的那封托孤信，可真是叫人不忍卒讀，卻又不忍心不讀！這短短的200多字，豈止是中國文字的魅力！它更是一個女人的心，一個母親的愛，一個戰士的品性，一個偉大的女革命家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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