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敵人從這邊打過來，紅軍從那邊打進去，以此分散敵人的
兵力，使敵人顧此失彼。內外線作戰，既可以解決當務之急
的經濟困難。又可以趁機發展新的根據地。”
話說在1928年前后，毛澤東領導紅4軍已經建成了兩塊鞏固的軍事根據地，一個是井岡山根據地，一個是九隴山根據地。
井岡山根據地介于寧岡、酃縣、遂川、永新4縣之交。北麓是寧岡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黃坳，南北相距45公里；東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縣的水口，東西相距90公里；總面積有4000余平方公里。四周從拿山起，經龍源口、新城、茅坪、大隴、十都、水口、下村、營盤圩、戴家鋪、大汾、堆子前、黃坳、五斗江、車坳再到拿山，周長共計550華里，因而井岡山根據地又被稱之為“五百里井岡”。
九隴山軍事根據地則位于永新、茶陵、酃縣和寧岡4縣的邊界，為4縣地方武裝開展游擊戰的最后根據地。兩相比較，井岡山根據地地域更廣大，地形更險要，群眾基礎更好，因之在邊界武裝割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更為重要。
毛澤東提出，鞏固井岡山根據地的方法主要是：“第一，修筑完備的工事；第二，儲備充足的糧食；第三，建設較好的紅軍醫院。”
紅4軍為了儲備足夠的糧食，一個挑糧儲糧的運動，在井岡山根據地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起來。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也都親自參加了挑糧活動。
從寧岡到茨坪和大、小五井，山路崎嶇，有六七十里到一百多華里的路程，中途還要翻過海拔1300多米的黃洋界天險，不用說挑擔，就是空手行走也很艱難。井岡山軍民背著布袋，挑著籮筐，每天天剛亮就出發，到下午兩三點鐘才能回到山上。
1928年11月的一天，天還沒亮，毛澤東身著打滿補丁的單衣，腳穿草鞋，背著斗笠，拿著布袋親自率領挑糧隊從茨坪出發，往寧岡的茅坪等地去挑糧食。在返回途中，眼看臨近中午時分，后面的人還沒有趕上來，毛澤東帶領的“先頭部隊”，各自挑著近百斤糧食，已經上了黃洋界。戰士們見毛澤東的衣服都被汗水濕透了，便爭著說：
“毛委員，你分給我們挑吧，別把身體累壞了。”
毛澤東一手護著糧袋，一手擦著汗，微笑著說：
“你們擔得夠多了，再加上我的，不是要把你們累壞嗎？不要緊，我背得動。”
過了黃洋界，到了五里排那棵蒼勁挺拔的大槲樹下，毛澤東招呼大家放下糧擔休息一會兒。他和大家一樣，從腰間解下飯袋，開始用午餐，吃的是紅米飯和辣椒炒南瓜。他說：
“這棵古樹是一座茶亭，一把大綠傘。”
他還問大家累不累？戰士們異口同聲地回答：
“不累，還能再跑一趟。”
一個小戰士說：
“我還渾身是勁，不信，你看。”
說著就蹦了幾蹦，逗得毛澤東笑了起來。另一個戰士說：
“現在累一點沒什么，我們糧食存足了，就不怕敵人進攻。他們敢來送死，我們就把他們消滅在黃洋界下。”
毛澤東高興地說：
“大家說得對！我們為什么要挑糧？是為了對付敵人的‘會剿’，堅守根據地。現在大家多流汗，將來就可以少流血，敵人的所謂‘會剿’就會被我們打破。你們講不累是假的，累還是累的。但是，為了保衛井岡山根據地，為了贏得更大的勝利，我們就是要不怕累不怕苦。今天挑糧是為了革命，明天，我們還要挑起全中國和全世界革命的重擔子。”
毛澤東說著站起身來，又問大家：
“站在這里，能看到什么地方？”
一位戰士說：
“可以看到江西，也可以看到湖南。”
“對，站得高，才能看得遠。”毛澤東進一步開導大家：“干革命就是要站得高望得遠。我們站在這里不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還要看到全中國、全世界。我們挑糧上山，就是為了把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進行到底。”
此時，朱德年已40開外，戰士們看他年紀比較大，工作又忙，勸他不要挑糧。朱德堅持要挑，戰士們就把他的扁擔藏了起來。朱德便又找來了一條扁擔，并用墨寫上“朱德記”3個字，仍然一次又一次往返于寧岡和茨坪之間，堅持挑糧。
在井岡山軍民的共同努力下，根據地內儲備了相當數量的糧食和其它物資。據不完全統計，有稻谷30多萬斤、白米10萬擔、茶油1000余斤、食鹽6000余斤，布1000匹、棉花20多萬擔。為儲存這些東西，還在大小五井和金獅面等地新建了許多簡易倉庫。 井岡山軍民中傳唱著一首山歌，其中唱道：
“毛委員運糧上山坳，糧食絕對可靠；大家齊心努力，粉碎敵人會剿。”
這一時期，紅4軍還在茅坪象山庵和井岡山的大井、中井和小井建立起了軍事醫院。
在小井建立的醫院名叫紅光醫院。在修建這所醫院時，指戰員們冒著嚴寒，披荊斬棘，夜以繼日地勞動，開出了一塊近一千平方米的地基。他們又砍伐竹木，運到工地，許多人磨破了肩，劃破了手指，鮮血直流。缺少必要的資金，指戰員們就把從5分錢菜金中節約下來的“伙食尾子”貢獻出來，終于蓋起了一幢竹木結構的兩層樓，屋頂全是用杉樹皮和竹片搭成的。
紅光醫院的院長是曹榮，黨支部書記是蔡協民的夫人曾志，副院長是蕭光球。
由于國民黨軍的封鎖，藥物和醫療器械來源幾乎完全斷絕。沒有醫療器械，醫務人員就自己動手，用竹子做成鑷子、軟膏盒、大小便器、膿盆等，用杉木板做護木，用消過毒的剃刀代替手術刀，用土布代替紗布，用楓樹葉代替蓋布，用草紙、舊棉花代替棉球。對于用過的紗布、繃帶，盡量做到洗了再用，用了再洗，直到最后不能再用。沒有藥品，大家就采制中草藥。一開始，他們不懂得如何采制中草藥，便向當地老表請教，向土郎中學習。為尋找中草藥，大家不怕毒蛇和荊棘，走遍了各個山峰，挖到的中草藥多達70余種。
邊界黨組織為解決缺醫少藥，曾經向中央和湘贛兩省委寫報告，希望“中央及兩省委送幾個西醫及一些碘片來”，結果都未能辦到。
紅4軍中比較普遍的瘧疾、感冒、疥瘡等疾病，大多采用民間的秘方，用中草藥治療。對于傷員的救治，在酒精、鹽水一度缺少的情況下，就用漫山盛開的金銀花替代洗傷口的消毒劑。
有一段時間，醫院不但缺醫少藥，而且連必要的開支經費也沒有了，負責后勤工作的楊至誠便去找毛澤東，向他詳細匯報了醫院的情況。毛澤東聽完后，對楊至誠說：
“我們身體好的人沒有吃沒有穿，是不大成問題的，但對傷病員一定要照顧周到，不然就會影響戰斗情緒。對傷病員的醫療看護工作非常重要，是一項政治任務?。″X，現在是困難些，部隊的菜金還沒有呢，但是無論如何也要想辦法，弄一些給傷病員用。”
說罷，他寫了一張條子，讓楊至誠交給紅31團團長，指示31團為醫院籌集200元銀元，并要求31團衛生處再分一點藥給醫院。
毛澤東還經常抽空去紅光醫院看望傷病員。有一次，他路過小井時便轉到醫院去看望傷病員們，和大家親切交談，一個一個地詢問是哪里人？什么時候參加的紅軍？在哪里負的傷？現在情況怎么樣？他教育大家要明了為誰當兵，為什么打仗？為什么要打倒土豪劣紳和國民黨反動派？鼓勵大家克服困難，戰勝疾病。他還指示炊事人員要想辦法把飯菜做好，如撈些魚蝦，打些山兔等等，給傷病員改善伙食。
1928年冬，井岡山地區出現了少有的寒冷天氣。入冬后接連下了幾場大雪，漫天飛舞的雪花鋪天蓋地，一層又一層，把井岡山裹得嚴嚴實實。
紅4軍中許多戰士還是穿著兩件單衣，晚上既沒有棉被，也沒有褥子，睡在稻草鋪墊上，兩三個人合蓋一床破線毯。還有不少人身上蓋的也是稻草，戰士們風趣地稱之為“稻草被”。部隊的給養也更困難了，發給指戰員們的少數零用錢和5分錢菜金也取消了，每天吃的都是南瓜和紅米，有時候甚至連紅米也吃不上。戰士中流傳的“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的順口溜，真實地反映了他們的艱苦狀況。由于戰事頻繁、挨餓受凍和營養不足，加上藥物非常缺乏，醫院里的傷病員已經多達800余人，差不多占全軍總人數的五分之一了。
11月底，毛澤東獲悉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的紅5軍主力即將來井岡山，便委派何長工率軍部特務營和獨立營到蓮花縣境內去迎接。
彭德懷，原名彭德華，號石穿，1898年10月24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烏石鄉彭家圍子一個貧寒農家，幼年讀過兩年私塾，8歲喪母、父親病重，被迫輟學，打草放牛；10歲時他曾靠叫花討食度日，后來年紀漸長，務過農，下過煤窯做苦工。1916年3月，彭德懷入湘軍第2師6團1營當兵，1918年后任班長、排長。在湖南湘潭一帶“親上加親”風尚影響下，彭德懷的初戀對象是他青梅竹馬的表妹周瑞蓮。1920年，正當他準備回鄉結婚時，周瑞蓮因地主逼債而跳崖身亡。1921年，彭德懷任代理連長，因派人殺死惡霸歐盛欽而被捕，后在押解途中逃脫。1922年農歷三月初七日，彭德懷與劉坤模成了親。1922年秋，他同黃公略、李燦等考入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由此走上了職業軍人的道路，歷任國民黨軍營長、團長。他的文化知識基本上都是在馬背上學得的。
滕代遠，別名唐大元、李光國，苗族，1904年11月2日出生在湖南省麻陽縣下玳瑁坡村的一個大戶人家，祖父是一個秀才。1923年，滕代遠考取常德省立第二師范，與同學組織麻陽新民社，創辦《錦江潮》；1924年10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春，在同學、共產黨員滕代勝影響下，加入國民黨，同年10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任青年團平江縣委書記，后調長沙近郊任農民協會委員長、郊區區委書記。12月間，他聆聽了毛澤東在湖南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還陪同毛澤東考察了郊區農民運動。1927年“馬日事變”后，滕代遠脫離國民黨，堅持地下斗爭，8月任湖南省委委員、省農民協會委員長；不久，任湘東特委書記，兼醴陵縣委書記。1928年6月，湘鄂邊特委書記郭亮犧牲后，滕代遠接替了他的職務。
1928年7月，滕代遠受命到平江策動國民黨駐平江的獨立第5師以彭德懷為團長的第1團起義。彭德懷是在這一年經段德昌介紹加入共產黨的。在第5師中還有共產黨員黃公略及賀國中、鄧萍、李燦、李光、張榮生等一批革命骨干。7月22日，彭德懷、滕代遠率第1團在平江起義，黃公略領導該師第3團第3營在平江嘉義起義，賀國中領導該師隨營學校在岳陽起義；爾后3支部隊在平江會合一處。7月24日，起義軍在平江成立縣蘇維埃政府，部隊改編為紅軍第5軍第13師，由彭德懷任紅5軍軍長兼13師師長，滕代遠任軍黨代表兼師黨代表。11月間，紅5軍13師根據湖南省委指示，由彭德懷、滕代遠、鄧萍、賀國中、李燦、張純清等人率領第4、5縱隊，從湘鄂贛邊出發，上井岡山與紅4軍聯系；黃公略則指揮1、2、3縱隊，留在平瀏地區堅持斗爭。
黃公略，原名漢魂，字家杞，1898年2月20日出生在湖南省湘鄉縣桂花鄉。其父黃秀峰，是一個私塾先生。黃公略自幼隨父學習，10歲入峒山小學讀書，畢業后入永豐高等小學就讀，1914年畢業后回鄉教私塾。1915年，他參加了打著護法旗幟的湘軍，先后在湘軍當過文書、國文教員、排長。1922年秋，他與李燦、彭德懷一起考入湖南陸軍講武堂，1923年8月結業后回湘軍第2師3旅6團任副連長、連長。1926年7月，湘軍第2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8軍第1師。黃公略因在北伐戰爭中作戰勇敢，被提升為第30團少校團副。1927年1月，他考入黃埔軍校第3期高級班。12月間，他參加了張太雷、葉劍英、葉挺領導的廣州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3月，黃公略回湖南任國民黨軍獨立第5師隨營學校副校長、第3團3營營長；7月同彭德懷、滕代遠等領導平江起義，任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13師4團黨代表、中共紅5軍軍委委員；后任紅5軍2大隊大隊長、第2縱隊縱隊長。彭德懷、滕代遠率部赴井岡山后，黃公略留在平江、瀏陽一帶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湘鄂贛蘇區，在平江、瀏陽、修水、銅鼓等縣境內開辟了數塊根據地。
再說何長工奉命率領二三百人，提前來到蓮花縣接應紅5軍主力部隊。他把隊伍埋伏在蓮花城北約20公里處的道側兩翼大山上。
1928年12月初，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5軍主力700余人向井岡山挺進，來到了蓮花境內何長工的伏兵處。雙方經過1個多小時的試探、溝通，才弄清楚了彼此的情況。此時，蓮花城有國民黨軍1個團駐守，兩支部隊在夜間從蓮花城西繞過，奔向礱市。
12月10日，何長工引導彭德懷部來到寧岡境內。
12月11日，紅5軍在礱市、新城同紅4軍會師。這一天，兩軍在礱市召開聯歡會和紀念廣州起義紀念大會。陳毅寫了一副對聯掛在主席臺兩側，其文是：
在新城，演新劇，歡迎新同志，打倒新軍閥；
爭紅光，當紅軍，高舉紅旗子，創造紅世界。
剛搭起來的臺子很不穩固，人一上去就垮下來了。有人覺得不吉利，朱德說：
“不要緊，垮了臺，搭起來再干吧！”
于是又重新搭起臺子開會。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都上臺講了話。
第二天，彭德懷到茨坪來見毛澤東。毛澤東說：
“你也走到了我們一條路上來了，中國革命條件是成熟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勝利，民主革命也要勝利。”
彭德懷上井岡山的本來目的，是與紅4軍聯絡聯絡，來這里“取點經”，想弄清楚革命的性質以及分田是怎樣分法等問題。他聽毛澤東如此一說，這才明白，原來革命還有兩個階段。
12月間，毛澤東在原來制定的分田臨時綱領《十七條》的基礎上，重新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這部《土地法》以政府名義正式頒布實施。
在這部井岡山根據地土地大法中，毛澤東將土地革命運動的政策及方法等歸納為9條：
第1條，“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用下列3種方法分配之：（1）分配農民個別耕種；（2）分配農民共同耕種；（3）由蘇維埃政府組織模范農場耕種。以上3種方法，以第一種為主體。遇特別情形，或蘇維埃政府有力時，兼用二三兩種。”
第2、3條，“一切土地，經蘇維埃政府沒收并分配后，禁止買賣。”“土地分配后，每人都須參加勞動。”
第4條，“（1）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勞動力為標準，能勞動者比不能勞動者多分土地一倍。以上兩個標準，以第一個為主體。有特殊情形的地方，適用第二個標準。”
第5條，“（1）以鄉為單位分配。（2）以幾鄉為單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區）。（3）以區為單位分配（如遂川之黃垇區）。以上3種標準，以第一種為主體。遇特別情形時，適用第二第三兩種標準。”
第6條，土地法規定山林的分配方法是：茶山和柴山平均分給農民使用，竹木山歸政府所有。
第7條，“（1）土地稅依照生產情形分為3種：1、15%；2、10%；3、5%。 以上3種方法，以第一種為主體。遇特別情形，經高級蘇維埃政府批準，分別適用二、三兩種標準。（2）如遇天災或其它特殊情形時，得呈明高級蘇維埃政府核準，免納土地稅。”
第8條，“鄉村手工業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個農民所得田的數量之一半。”
第9條，“紅軍及赤衛隊的官兵，在政府及其它一切公共機關服務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農民所得之數，由蘇維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種。”
就在毛澤東重新制定《土地法》并在井岡山地區廣泛實施的時候，革命根據地又面臨著一場新的更加嚴峻的考驗。
原來早在11月下旬，湘贛兩省軍閥在新敗之后，就開始籌劃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3次“會剿”。到12月末，兩省的國民黨軍已經商定了“會剿”計劃，并成立了“剿匪”總部，以湘軍何鍵為總指揮，兼湖南省“剿匪”軍總司令；以贛軍金漢鼎為副總指揮，兼江西省“剿匪”軍總司令。
1929年1月初，國民黨會剿軍加緊對井岡山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同時以6個旅18個團約3萬余人的兵力，分為5路，由永新、蓮花、茶（陵）酃（縣）、桂東、遂川，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第3次“會剿”。
1月4日，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在柏露村主持召開了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前委委員、紅4軍軍委委員、湘贛邊界黨和團的特委常委、邊界6縣黨組織負責人、紅4軍各團代表以及紅5軍軍委委員和5大隊的代表，共有64人。
柏露會議的議題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傳達中共中央“六大”決議；一個是討論如何應對嚴峻的軍事形勢。
原來，中共中央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蘇聯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的塞列布若耶鄉間別墅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各地代表有142人（其中有表決權者84人），代表全國黨員4萬多人。共產國際書記處書記布哈林和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巴維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米夫也參加了會議。此外，參加大會開幕式的還有少共國際、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以及意大利、蘇聯等國共產黨的代表。
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共任務》的政治報告，瞿秋白作了《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問題報告和結論》及《軍事報告》，劉伯承作了軍事問題的副報告，李立三作了農民土地問題的報告，向忠發作了職工運動的報告。
共產國際對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很不滿意，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領導不堅定，左右搖擺，老犯錯誤，中國革命應當由中國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來領導。
大會在選舉的36名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中，有21人是工人出身。
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有23人，他們是：楊福濤 顧順章 向忠發 彭湃 徐錫根 盧福坦 李滌生 張金寶（女） 蘇兆征 關向應 羅登賢 毛澤東 楊殷 周恩來 李源 蔡和森 項 英 任弼時 余茂懷 王藻文 瞿秋白 李立三 張國燾
中央候補委員有13人，他們是：徐蘭芝 王鳳飛 王灼 唐宏經 劉堅予 夏文法 史文彬 李子芬 周秀珠（女） 甘卓棠 鄧中夏 羅章龍 王仲一
大會還選舉了中央審查委員會，正式委員3人，他們是：孫津川、劉少奇、阮嘯仙；候補委員2人，他們是：葉開寅、張昆弟。劉少奇為書記。
7月19日，六屆一中全會選舉出政治局委員7人，他們是：蘇兆征 向忠發 周恩來 張國燾 瞿秋白 蔡和森 項英
選舉政治局候補委員7人，他們是：關向應 李立三 羅登賢 彭湃 楊殷 盧福坦 徐錫根
選舉政治局常委5人，他們是：向忠發 周恩來 蘇兆征 項英 蔡和森
選舉政治局常委候補委員3人，他們是：李立三 徐錫根 楊殷
7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推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兼軍委書記，蔡和森為宣傳部長（后改李立三為宣傳部長兼中央秘書長）。
從六屆一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會議常委分工可以看出，工人出身的向忠發雖然被推舉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但此時身兼數職的周恩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和中央軍委書記，卻已經成為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在此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他都是中共中央的實際主持者。向忠發不過是一個擺設，裝飾門面而已。
“六屆一中全會”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并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成員。
且說1月4日上午，毛澤東主持柏露會議并傳達了“六大”的《政治決議案》等文件。因為袁文才和王佐也參加了會議，所以毛澤東在傳達決議時，有意把決議中有關爭取綠林部隊的策略一段內容隱去，未做傳達。關于這一點，“六大”決議的大意是：爭取綠林部隊的群眾，孤立其頭子。
后來，袁文才、王佐知道了“六大”決議的內容后，果然出了一個大亂子。這是后話，待后再敘。
毛澤東又在講話中說，“左”傾盲動主義燒房子，是嚴重脫離群眾的行為。接著，他講了一個遂川燒房子的故事。他還說，工農革命軍到一個地方，一開始群眾都圍攏來，很親近。當戰士們把洋火一拿出來要燒房子時，群眾就跑開了，站在旁邊看。你想再去接近他一點，他就又跑遠一點。
彭德懷聯想起平江起義后盲動主義者亂燒、亂殺的行為，非常感慨地說：
“這次會議正是在我30周歲時開的，是我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
是日下午，柏露會議詳細討論了井岡山根據地面臨的敵情，商討破敵之策。
與會者在討論中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設想和意見。有的人主張將紅4軍和紅5軍以及地方武裝全部集中在山上，置之死地而后生：分兵把口，憑借井岡山的有利地形，力求就地擊退敵人。有的人認為敵人力量過于強大，紅軍經濟又十分困難，主張放棄井岡山根據地，把紅軍全部拉到封鎖線以外去打擊敵人。還有一些人雖然覺得形勢很被動，卻又提不出什么好的辦法。毛澤東是一言不發，認真聽取著大家的意見。
1月5日，柏露會議繼續商討破敵之策。毛澤東首先對形勢進行了分析。他說：
“敵人集中5倍于我的兵力進行‘會剿’，敵情之嚴重不必多說，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卻不能丟，不能輕易把經營1年多、具有相當基礎的根據地放棄。因為井岡山根據地在全國政治上有著重大的意義。雖然敵人兵力比我們多，武器比我們好，但敵人的內部虛弱。而且種種跡象表明，蔣桂軍閥混戰的形勢業已形成，大戰爆發在即，圍攻井岡山的湘贛之敵，也必定受影響，退而自保。只要我們自己下斗爭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是能守住井岡山，打破敵人的‘會剿’的。”
接著，毛澤東提出了一個行動方案，他說：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一定要堅守，不能輕易放棄，但也不能死守。死守，經濟無出路，是一種消極的防御。我們要采取積極行動，領導群眾，上下一致，團結內部，要善于鉆敵人的空子，要采取積極的防御，‘攻勢的防御’。敵人大軍圍攻井岡山，后方一定空虛，必然有隙可乘。因此，我們的對策就是：以一部分紅軍守山，堅持內線防御，紅軍主力則下山向敵后進攻，開展游擊戰爭，在外線尋機消滅敵人。實行‘圍魏救趙’的計劃。這樣可吸引走大部分‘會剿’的敵人，以解井岡之危。敵人從這邊打過來，紅軍從那邊打進去，以此分散敵人的兵力，使敵人顧此失彼。內外線作戰，既可以解決當務之急的經濟困難，又可以趁機發展新的根據地。”
毛澤東的意見立即引起與會者的熱烈討論，多數人都同意了這一行動方案。
這正是：攻守兼備分內外，圍魏救趙謀略高。
欲知毛澤東還有何高見，請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中國共產黨“六大”在共產國際指導下，選舉出36名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其中有21名是工人出身的人。在政治局中，向忠發等人也占據了領袖地位。中國的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無疑是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但是這個階級中的某些個人，其基本素質還不足以委以大任。像向忠發、顧順章之類雞鳴狗盜之徒，在危難時刻不就暴露出了他們那丑陋、罪惡的本來面目了嗎？毛澤東曾經說過，一支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這是一個被無數事實證明了的真理。在中國歷史上的確有過像劉邦、朱元璋那樣的沒有多少文化的農民出身的領袖，但他們都是在戰爭中打出來的，而不是選舉出來的。毛澤東還有一句名言，核心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斗爭中形成的。這也是一個被歷史證明了的正確結論。由此可見，中共“六大”在建立黨的中央核心組織問題上的做法是極其不慎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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