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解決土地問題，我

　　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基本的條件。”

　　話說毛澤東在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及邊界工農兵政府成立以后，又帶領前委秘書譚政與賀自珍等人回到永新西鄉的塘邊村搞調查研究。永新方言特別難懂，毛澤東每一次下鄉，都需要有“永新通”之稱的賀自珍幫忙。在賀自珍等人協助下，他先后深入夏幽、南城、厚田、三房等地，對這些地方的田畝、勞力數量和農民、土豪等各占多少土地等情況，弄了個清清楚楚。由此，他了解到湘贛邊界和全國其它地區一樣，土地占有極不合理：占邊界人口5%的地主豪紳階級占有67%以上的土地，而占邊界人口90%以上的農民卻只占有40%以下的土地。地主豪紳憑借著土地所有權，以50%以上的租利率，殘酷地剝削廣大貧苦農民。因為背上了地主豪紳的閻王債還不清，背井離鄉、沉潭自殺的事，各村每年都有發生。農村中流傳的歌謠說：“種了萬擔糧，農民餓肚腸；織了萬匹布，農民無衣裳；蓋了萬間屋，農民住草房”，這歌謠所描寫出的景象，正是邊界農民悲慘生活的真實寫照。

　　毛澤東曾在調查筆記中寫道：“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約80%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70%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自耕農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多數，約60%，農民占40%。湖南方面，茶陵、酃縣兩縣均有約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他感覺到：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決定了千百萬農民在政治上的受壓迫地位。要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獲得廣大農民的支持，就必須使農民在政治上獲得解放，滿足他們對土地的要求。只有領導邊界農民開展土地斗爭，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摧毀封建剝削制度，徹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調動廣大農民支前參戰、保衛邊界根據地和發展生產的積極性，為堅持邊界武裝斗爭和紅色政權的日益鞏固創造前所未有的最堅實的基礎。他說：“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基本的條件。”

　　毛澤東通過一系列調查研究，還發現了農村在過去的土地革命中存在著許多毛?。阂皇撬^分田并不是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貧農和雇農，而是讓富農、中農和貧農、雇農一樣，平均分配地主的土地。二是除蓮花、茶陵比較好一點以外，其它地方并沒有實行赤色恐怖，罪大惡極的地主豪紳及其走狗依然逍遙法外。三是忽略了富農和中農、貧農之間的階級斗爭，以致在白色恐怖下貧農無團結無力量，中農動搖，富農反水。

　　毛澤東為了幫助各地更好地開展土地革命，指示第4軍抽調一大批部隊干部，深入到各縣的區、鄉、村，協助地方黨組織調查研究，發動群眾，指導分田。永新縣人口多，分田的地區也比較大，而且贛軍在永新接連兩次敗走必然會來反攻，因此，他決定“大力經營永新”，必須盡快建立根據地，爭取在1個月內把永新根據地搞起來。

　　在毛澤東和湘贛邊界特委領導下，一個聲勢浩大的全面分田運動高潮在各地迅速地掀起來了。

　　縣、區、鄉3級“土地委員會”成員，都是經工農兵代表會議選舉出來的，由5到7人組成。分配土地的步驟是：先由土地委員會調查研究，提出方案，爾后具體實施。

　　此時分田并沒有多少經驗可以借鑒，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以什么區域為單位進行分田為好？各地的做法極不統一：蓮花縣是以鄉為單位分田；寧岡縣多數地方以鄉為單位分田，個別地方以區為單位分田；遂川縣多數地方以鄉為單位分田，黃坳區是以區為單位分田，也有一些地方是以村為單位分田；永新縣有的地方以鄉為單位分田，小江區以3、4個鄉為單位分田，也有些地方以村為單位分田。實踐證明，以村為單位分田是不好的。因為村有大有小，地主往往集中在大村，土地也多集中在大村。以村為單位分配土地，小村的農民不僅田分得少，而且還是分差田。另外，邊界地區往往是一村一姓，以村為單位分田，豪紳地主階級易于利用封建宗族觀念制造矛盾，破壞分田。而以區為單位分田也有缺點，因為區域過大，互不了解，有的人趁機瞞田；有的人則因為所分之田在他鄉，不便耕種。

　　分田遇到的第二個主要問題是：按勞力分配土地，還是按人口分配土地？開始時，邊界各地也有很多種做法，多數地方是按勞力進行分田，結果在群眾中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同時，土客籍之間的矛盾、宗族之間的矛盾以及中間階層反水、消極延宕等等，也使分田工作受到很大影響和破壞，不少地方形式上分了田，實際上落實不到位，有的最后只分得了青苗或水谷。

　　各地的分田工作報告源源不斷地匯總到毛澤東手上。他根據這些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結合在塘邊、夏幽等村的調查研究，制訂了一個指導各地分田工作的臨時綱領——“十七條”，并在塘邊村楓臺里草坪上召開有各縣各地“土地委員會”代表和本地貧苦農民參加的大會，正式公布了“十七條”。

　　“十七條”一是確定以鄉為單位分田；一是確定按人口平均分田。方法上多以原有田為基礎，抽多補少。鑒于出現的小地主、富農“自據肥田，把瘠田讓人”的現象，“十七條”將原有的分田方法改為“好壞搭配”，將不給地主分田或只分給差田改為也給地主分一份田。另外，“十七條”規定少數地方可以留一部分革命軍“公田”，由革命軍耕種，或由農民代耕，糧食歸工農兵政府保管，充作軍用和優撫之用。

　　“十七條”還規定了各地分田工作的基本步驟：1、開群眾大會，宣傳分田的道理。2、清查田畝，劃分等級。3、按人口或勞力均田造冊。4、宣布分田結果。5、插牌分田。6、召開慶祝大會。

　　曾經參加過寧岡縣分田的革命軍戰士王紫峰回憶說：

　　“我在手槍隊只有一個多月。后來地方上要干部，就從軍隊中抽了一部分人去。因我在家鄉13區蘇維埃政府工作時曾搞過分土地，所以把我調出來了。這次一共從軍隊中抽調了20多人，都是些有文化的年輕人。抽出來時，陳老總講了話，說是抽到寧岡去，幫助分配土地。到了寧岡，我們這些人就分散了，我到葛田村幫助分土地。鄉里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登記人口，登記土地。土地有好有壞，不好打亂重新分配，但是發現了隱瞞土地的現象，就必須打亂重新分配。當時對‘抽肥補瘦’還不懂，我們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沒地或少地的農民，以一個大村為單位，按人口平均計算需要多少土地，在這個范圍內調整補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們沒收，富農的土地沒收多余部分。分好了，就登記地名、畝數和規定歸誰使用。然后插牌子，牌子上寫明這塊地有多大，分給誰。插好牌子，就召開慶祝分配土地勝利的大會，把舊田契燒掉。開勝利會時，土地委員會的委員、主任都講話。我們在葛田村幫助農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畝多田。”

　　就這樣，僅在1928年5、6、7三個月內，寧岡全縣，永新南鄉大部分地區，遂川的五斗江、黃坳，酃縣的大院、東西坑、青石崗一帶，蓮花大部分地區，農民都普遍分得了土地。翻身成為土地主人的農民群眾無不歡欣鼓舞，他們唱道：

　　“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分了田和地，窮人笑哈哈。跟著毛委員，工農坐天下。”

　　且說在這一時期，毛澤東一方面指導著各地的分田工作，另一方面還需要整理他的兩個調查研究資料。

　　原來早在1927年11月，毛澤東就曾在寧岡進行過一次細致的調查研究，搜集到了不少第一手資料，由于戰事頻繁，一直還沒有時間進行加工整理。這一次在永新西鄉塘邊等處的調查研究材料，也還沒有謄寫出來。他心中始終有一份牽掛。

　　在一次會議結束后，毛澤東看到賀自珍還沒有走，就想起要寫調查研究資料的事。他知道賀自珍在學校時就是一個高材生，又寫得一手好字，正好可以讓她幫幫忙。于是，毛澤東叫過賀自珍，說道：

　　“賀自珍同志，這幾天我想騰出手來到象山庵住幾天，好靜下心來把《永新調查》和《寧岡調查》繼續寫完。想請你這個‘永新通’、‘寧岡通’繼續幫忙，還可以幫我謄寫一下材料，你看怎么樣？”

　　賀自珍一聽說要她幫忙，非常高興，便說：

　　“只要毛委員不嫌我的字寫得差就行。”

　　她跟著毛澤東來到了茅坪東邊7里多路的象山庵。這是一座古廟，工農革命軍在這兒設有一個后方留守處，住著20余名指戰員。

　　毛澤東拿出兩份材料，一邊整理，一邊加工，遇到那些還沒有搞清楚的問題，就請教賀自珍。賀自珍自然是傾囊相助，把她所了解的情況詳細講給毛澤東聽，有些自己也搞不清楚的就去找本地的同事，了解清楚了再告訴毛澤東。

　　毛澤東工作累了，就丟開材料，與賀自珍一起閑聊。他們談工作，談理想，談生活，也談一些各自的情況。

　　毛澤東愛讀書，和青年人一聊天就離不開讀書的話題。賀自珍說她喜歡《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不喜歡《紅樓夢》。她還說：

　　“《紅樓夢》里盡是談情說愛，軟綿綿的，沒有意思。”

　　毛澤東說：

　　“你這個評價不公正，這是一本難得的好書哩！《紅樓夢》里寫了兩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賈母、王熙鳳、賈政，這是一派，是不好的；賈寶玉、林黛玉、丫鬟，這是一派，是好的?！都t樓夢》寫了兩派的斗爭。我看你一定沒有仔細讀這本書，你要重讀一遍。”

　　賀自珍見毛澤東的書法很好，就向他請教如何才能寫好字。毛澤東說：

　　“字要寫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寫得美，必須勤磨礪?？炭嘧詣?，窮而后工，才能得心應手。學字要有帖，學帖要發揮。”

　　賀自珍想到毛澤東時時都要用毛筆寫字，行軍辦公多有不便，就用江西農村的藍土布，專門為他縫制了一個很特別的挎包。毛澤東見這挎包里面設有幾個大小不一的袋子，可以分裝筆、墨、紙、硯，高興地說：

　　“好，我的傳家寶——‘文房四寶’可以裝放攜帶了。”

　　賀自珍很想多了解一些領袖的事情，就忍不住提起毛澤東的家事。戰爭年代，很多革命者都有過與親人千里阻隔，音訊斷絕，生死兩茫茫的經歷。毛澤東此時正是這樣，他已經無法了解到家鄉真實的情況了，曾經聽到了一些傳言，一是說楊開慧被國民黨抓去了，一是說楊開慧已經不在人世了。于是，他就如實地把自己的家事一一告訴了賀自珍。賀自珍是一邊聽，一邊嘆息，看著這位衣衫襤褸但卻神采奕奕的革命領袖，心中頓時生出了一份濃濃的愛意。

　　毛澤東雖說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但他畢竟不是苦行僧，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他也是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需要愛情，需要溫暖，需要家庭生活的男人。長時間的接觸，毛澤東對賀自珍已經有了好感。這些天近距離在一起工作，對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面對眼前這位能干的妙齡女子，毛澤東也不免產生了憐愛之心。

　　毛澤東寫了又寫，賀自珍抄了又抄，兩個調查報告總算整理好了。毛澤東看著自己與賀自珍辛勤釀造出來的甜蜜成果，非常高興。在他一生諸多調查報告中，《寧岡調查》和《永新調查》是他很滿意的兩個。后來，他曾多次提及此事，并說“永久也不會忘記”（請看后邊將要敘述的《尋烏調查》前言）。

　　這天晚上，毛澤東讓警衛員買來了兩只雞、兩瓶酒，犒勞賀自珍。兩個人有說有笑吃著夜宵，喝著米酒，不知不覺間已經過了大半夜，二人都微微有些醉意。賀自珍留下來沒有走。

　　次日清晨，毛澤東毫不隱瞞他與賀自珍之間的關系，在吃早飯的時候對身邊的人說：

　　“賀自珍同志和我相愛了。”

　　隔了一天，袁文才如約來見毛澤東。談完正事后，袁文才微笑著向毛澤東表示祝賀。毛澤東爽朗地笑了，問道：

　　“哪個說給你聽的？”

　　“軍營里的喜訊，哪個不知道？怎么樣，邀我來慶賀一下？”

　　1928年5月26日，象山庵里非常熱鬧，毛澤東與賀自珍在大家的祝賀聲中成婚了。說是成婚，其實也沒有舉行婚禮，沒有擺酒席，沒有鞭炮鼓樂，更沒有花轎。

　　此時，朱德和陳毅等人在永新，不能來。袁文才頭天晚上只通知了王佐、龍超清和朱德的妻子伍若蘭等人。他們一早便來到象山庵，向毛澤東賀喜。

　　伍若蘭，1903年3月出生于耒陽縣城南九眼塘村一個知識分子家庭，8歲入私塾，12歲入耒陽縣女子職業學校，1924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省立第3女子師范學校，和毛澤建同班讀書，結為摯友。1925年秋，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初任共產主義青年團耒陽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縣農會婦女部部長；1928年2月耒陽縣蘇維埃政府成立，她當選為婦女界聯合會主席，此后便認識了朱德。伍若蘭潑辣的工作作風深受朱德贊賞和喜愛，經縣委負責人介紹，同朱德結為夫妻，成為朱德的第5任妻子。伍若蘭臉上有麻子，而朱德則留有胡子，朱德戲稱他們夫妻是“麻麻胡胡”。老戰友們一起聚會也免不了要說笑戲謔一番。部隊中流傳著一首笑料性的歌謠，說是：“麻子胡子成一對，麻麻胡胡一頭睡。惟有英雄配英雄，各有各的總指揮。”后來在湘南暴動失利后，伍若蘭隨軍上了井岡山，先后任第4軍政治部宣傳員、前委工農運動委員會婦運科長、4軍政治部宣傳隊長等職。

　　閑言打住，且說這天清晨，袁文才、王佐各帶了一些人來到象山庵，連同留守處的指戰員們，也有數十之眾。大家圍著幾張方桌，吃著袁文才、王佐帶來的一些油炸薯片、炒花生一類的東西，一邊吃，一邊說笑，一直到快晌午了，大多數人方才散去，只有袁文才、王佐、龍超清和伍若蘭等人留下來吃中午飯。他們喝著袁文才帶來的米酒，又輪番向毛澤東、賀自珍敬酒祝賀，倒也別有一番情趣。

　　賀自珍和毛澤東結婚后，要毛澤東為她另取一個名字。毛澤東說：

　　“不必了，自珍這個名字就很好。”

　　后來在中央蘇區時期，賀自珍將“自珍”二字寫作了“子珍”，一直沿用到老。此事因歷史記載不詳，致使不少人不辨時期一律寫作“賀子珍”，雖屬小誤，倒也情有可原。筆者也無法查證賀自珍改名的確切時間，因此借她請求改名一事，在下面亦將“自珍”寫作“子珍”，為避免誤會，稍作說明，敬請讀者諸君諒解。

　　且說毛澤東在婚后謹言慎行，很少與賀子珍一起出門，一起散步，在公共場合也很少一起行動。有一次，毛澤東要去下面視察工作，臨行前，要賀子珍送送他。僻靜的山路上沒有別的行人，馬夫在前面牽著馬，他倆在后面跟著，一邊走一邊聊。正行間，毛澤東突然說：

　　“我先行一步，在前面等你。”

　　賀子珍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感到莫名其妙。她走不多遠，迎面遇到了一個拄拐杖的傷病員，再往前走，果然看見毛澤東在前面等著她。毛澤東解釋說：

　　“剛才要經過紅軍醫院，我們走在一起怕影響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

　　賀子珍聽了，沒有說什么，只是點了點頭，表示理解。

　　他們在象山庵又住了兩天，毛澤東因惦記著正在永新幫助農民分田的部隊，就告別新婚妻子，獨自去了永新。

　　5月下旬，毛澤東為打破國民黨軍的經濟封鎖，召開了一次專題會議。干部們向他匯報說：

　　“以前老表們有趕圩的習慣。在大革命時期，寧岡縣黨的負責人龍超清和農民自衛軍副總指揮袁文才，就督促縣政府在寧岡的大隴開辟了一個圩場。”

　　大隴位于寧岡縣南面，離遂川、酃縣、茶陵都比較近，確實是開設圩場的好地方。毛澤東聽了大家的介紹，便說：

　　“邊界黨如不能對經濟問題有一個適當的辦法，比如在大隴開辟圩場，溝通城鄉貿易，活躍農村經濟，解決部隊和根據地人民生產問題的話，那么，在敵人勢力穩定還有一個比較長的時期的情況下，割據地區勢必要遇到很大的困難。”

　　與會人員一致贊成毛澤東的分析和主張，決定在大隴開辟一個紅色圩場。會議推舉出由5人組成的籌建委員會，專門負責開辟大隴圩場。

　　后來，大隴圩場在7月15日正式開圩，規定農歷二、五、八、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為逢圩日，每月共9圩。大隴圩場的開辦，方便了寧岡周圍幾縣的農民。每逢圩日，他們攜帶各種農副產品，從四面八方趕到大隴，公平交易，互通有無，加大了根據地內外的商品流通，使根據地生產的竹、木、油、茶等商品能夠運出去，根據地軍民需要的食鹽、布匹、西藥等也能運進來，既活躍了根據地經濟，又對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食鹽隨著敵人的封鎖日甚一日，圩場小商販們運進來的越來越少了，價格也越來越貴，邊界黨組織和政府除了設法從白區秘密販運食鹽外，還發動根據地人民自己動手熬硝鹽。

　　熬制硝鹽的原料是老房屋、廚房甚至是廁所的老墻土。方法是：先把老墻土打碎，泡在水里，數天后將泡墻土的水放到鍋里去熬，水熬干后，鍋里剩下的便是硝鹽。這種硝鹽吃起來雖然又苦又澀，但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卻起到了救急的作用。

　　且說在5月底，毛澤東鑒于工農革命軍槍械嚴重不足，給養困難，在開源的同時又提出了節流問題。他和朱德、王爾琢、陳毅等人研究決定：取消第4軍師一級番號，保留第28、29、31、32團及教導大隊，第30、33兩個團由黃克誠及各縣干部帶領返回湘南，堅持地方斗爭。

　　這期間，毛澤東為了解決工農革命軍的被服問題，委派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財政部長余賁民從革命軍戰士中抽調了十幾個會縫衣服的戰士，又從農村請來了一批裁縫師傅，在寧岡桃寮村的張家祠辦起了邊界第一所被服廠，由余賁民兼任被服廠廠長，改變了原來把打土豪得來的布匹分發給縫紉工人拿回家去加工、按件付給工資的辦法。為統一部隊服裝的顏色，被服廠還專門抽調了幾個人，辦起了一個小染坊，用茶籽殼、黃枝子、牛眼籽作原料，把布染成灰色，或者購買靛青把布染成藍色。

　　5、6月間，工農革命軍又在塘邊村辦了一個修械所。

　　毛澤東也十分重視根據地的農業生產，教育政府工作人員和第4軍指戰員要很好地領導、組織和支持農民發展農業生產。邊界各級黨組織和工農兵政府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加強了對農業生產的領導。寧岡縣第3區第8鄉工農兵政府在分田之后即出示布告，號召翻身農民積極發展農業生產。布告中說：

　　“屬鄉均已分好，務遂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拋荒，察覺重責難免。時下稻熟之期，不準鵝鴨放田。”

　　邊界各級政府為了解決勞力和耕牛不足的困難，廣泛發動婦女參加農業生產；組織政府工作人員參加生產勞動；對軍烈屬實行包耕、代耕；對其他缺少勞動力的農戶，發動群眾互助耕種；還動員和組織群眾實行耕牛、農具的換工互助；以保證農業生產正常進行。

　　1928年6月初，農村進入了夏收時節。毛澤東向工農革命軍第4軍全體指戰員發出指示，以連排為單位，到各地支援農民群眾夏收。他也和戰士們一樣，每天天未亮便出工，幫助農民割禾，天全黑了才收工。

　　塘邊村在第31團部分指戰員幫助下，在很短時間內就將稻谷全部收割完了。群眾稱贊說：

　　“工農革命軍真是我們的子弟兵，既會打仗，又會搞生產。”

　　6月14日，毛澤東與賀子珍、譚政等人第3次來到永新西鄉夏幽區的塘邊村。賀子珍身穿灰軍裝，打著綁腿，一身戎裝打扮。

　　有史料說毛澤東與賀子珍是在塘邊村結的婚，其實這只是傳說中的一個版本。有材料表明，真實情況是這樣的：

　　毛澤東與賀子珍第3次來塘邊村是在他們新婚后不久，永新縣委書記劉珍、副書記王懷與夏幽區區委書記胡波等人相邀一起去毛澤東的住處賀喜。胡波在“永新暴動”后曾與賀敏學一起坐過牢，還曾在湘贛邊特委青年部工作過，與賀子珍、毛澤東也都很熟悉。劉珍說：

　　“毛委員與賀子珍結合可是咱根據地一件有影響的事，聽說他們在寧岡沒舉行什么儀式。這個儀式可不能少??！”

　　永新的舊習俗是新郎、新娘結婚，要到祠堂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否則別人就不承認他們是正式夫妻，新娘日后要遭人恥笑。王懷是個性情爽快的人，一聽就高聲說：

　　“我贊成這個主意。賀子珍是我們永新妹子，她父母逃難到吉安去了，她的終身大事當然要我們為她操辦，結婚儀式在永新舉行也是理所當然的呀！”

　　胡波笑著說：

　　“你們的意思是想在塘邊給毛委員、賀子珍舉行個儀式，算是他們正式結婚，對嗎？”

　　劉珍點點頭，說：

　　“現在我們搞工農革命，不興老一套了。不過，我想結婚搞個儀式還是可以的。”

　　他們一路說笑著來到毛澤東住所，先是向毛澤東、賀子珍道喜，然后提出要為他們搞個結婚儀式。賀子珍是土生土長的永新人，知道永新習俗，見劉珍、王懷等人如此盛情，深受感動，紅著臉說：

　　“我隨便，你們問他吧！”

　　說著瞟了毛澤東一眼，毛澤東已知賀子珍的意思。他是個豁達之人，笑了笑說：

　　“完全是形式主義嘛！你們要搞，我這個郎婿也只好入鄉隨俗了。”

　　劉珍等人見毛澤東爽快地答應了，便滿心歡喜地去準備了一番。結婚儀式就在毛澤東的住所舉行。按永新習俗，兩個塘邊的姑娘給賀子珍當伴娘，劉珍做主婚人。來參加婚禮的鄉親很多，結婚儀式舉行得既簡單又熱鬧，廳堂里充滿了歡聲笑語。在鄉親們熱烈的掌聲中，毛澤東和賀子珍一起唱了《國際歌》。

　　鄉親們第一次見新郎新娘在婚禮上唱《國際歌》，覺得很是新鮮，所以在幾十年后還記得這事。也正是由于這個“補辦儀式”，毛澤東與賀子珍在塘邊村結婚的說法，便流傳甚廣。

　　且說在“補辦儀式”后，毛澤東把31團團部的指戰員分成幾個武裝工作小分隊，到塘邊和鄰近各村深入群眾，訪貧問苦，發展黨員，先是成立了塘邊鄉黨支部，隨后又成立了塘邊鄉工農兵政府和厚田、夏幽區工農兵政府。

　　有一天，毛澤東吃過早飯，在塘邊村處理了幾件事后向三房鄉走去，要去參加一個干部會，來到三房村口，忽然從大樟樹下轉出兩個兒童團員，擋住了去路，童聲童氣地問：

　　“你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毛澤東說有重要事情來三房鄉。

　　“有路條嗎？”

　　兩個兒童團員異口同聲地問。毛澤東說：

　　“哦，路條忘記帶啦，以后補一張給你們行嗎？”

　　“沒有路條不準過去！”

　　毛澤東笑著說：

　　“小同志，我是來開會的，現在回去拿路條來不及了。”

　　一個兒童團員把同伴拉到一邊，悄聲說：

　　“哎，看來是自己人，讓他過去算了。”

　　“不行！鄉干部經常說，毛委員要我們提高警惕，我們可不能粗心大意！”

　　“對，聽毛委員的話！”

　　兩人意見一致了，回轉身問毛澤東：

　　“還有別的證件嗎？”

　　毛澤東搖搖頭。一個兒童團員說：

　　“你想過去，就先跟我們到鄉蘇維埃去一趟。”

　　毛澤東滿意地笑了，說：

　　“好嘛！你們就派一個人同我到鄉蘇維埃去吧。”

　　到了鄉蘇維埃門口，那個兒童團員才知道他們盤查的人就是毛澤東，有點不好意思了。毛澤東贊揚他說：

　　“你們的警惕性很高，做得很對嘛！”

　　此時在塘邊村有不少來自外地的干部。有一天，愛唱山歌的永新湯溪姑娘李右蓮對毛澤東說：

　　“我要請毛委員去我們那里打土豪，湯溪有好多土豪呢。”

　　毛澤東笑著說：

　　“我一個人能打盡世界上的土豪嗎？要打盡天下的土豪劣紳，還得靠你們自己，靠廣大勞苦群眾。”

　　他讓李右蓮和另一個姑娘在一旁坐下，接著說：

　　“來，我教你們唱一首歌。”

　　說罷，就一句一句地教兩個姑娘唱：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毛澤東一句一句地教唱，又一句一句地給她倆講解《國際歌》的詞義。

　　欲知毛澤東下一步有何打算，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毛澤東始終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正像他所說的“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基本的條件。”歷史證明，毛澤東正是依靠中國農民打敗了蔣家王朝，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官、封三座大山。他才是中國當之無愧的“農民王”。和毛澤東相比，那些要依靠“焦土戰略”把農民變為無產者，用慘無人道的方法促使他們站到革命一邊的“左”傾主義者們，又是何等的愚不可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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