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們現在是作戰略上的退卻，來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

　　廣大的農村是海洋，我們是魚，農村是我們休養生息的地

　　方，是我們人民的天下，不是敵人的天下。”

　　話說毛澤東決定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革命根據地，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袁文才與王佐，于是他就給袁文才寫了一封信，表示愿與袁文才、王佐二人合作，共同建立紅色根據地，信寫好后，派人送給寧岡縣委負責人龍超清，請龍超清與占領井岡山北麓的袁文才取得聯系。袁文才接到毛澤東的信，立即召集部眾商議。他的文書陳慕平曾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過，和毛澤東是師生關系，便向袁文才介紹說，毛澤東與彭湃并稱為共產黨人中的兩大“農民王”，有見地、有思想，具有非凡的影響力。袁文才雖然也略有所聞，但他對毛澤東還是心存戒備，略一思忖，便提筆在兩張宣紙上寫下了一封措辭婉轉的回信：

　　毛委員：

　　敝地民貧山瘠，猶汪池難容巨鯨，片林不棲大鵬，貴軍馳騁革命，應另擇坦途。

　　敬禮

　　袁文才 叩

　　這一封親筆信札原件至今幸存于世，其筆跡流暢，用詞文雅，由此可以看出，袁文才決非一般劫富濟貧的山大王可比。

　　信寫好后，袁文才派陳慕平與龍超清一道趕往三灣。毛澤東見信后不露聲色，熱情地接待兩位來使，詳細詢問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下的情況。

　　那袁文才原是個窮苦的客籍人，家住茅坪馬源坑。1924年，他因為不滿地主豪紳的壓迫，參加了綠林組織“馬刀隊”。后來，龍超清把他的馬刀隊拉進了農民自衛軍，組成了一支300多人的隊伍。1926年9月，袁文才率部在寧岡舉行暴動，任寧岡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同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王佐則是一個裁縫出身的窮苦農民，家住遂川縣下莊。1921年，他參加了綠林組織。1926年，王佐受大革命的影響，將所部改為遂川縣農民自衛軍。

　　1927年7月，袁文才與王佐率部會同安福、蓮花等農民武裝，在永新暴動隊的配合下，攻克了永新縣城，組成了贛西農民自衛軍，袁文才、王佐同任副總指揮。這次斗爭雖然失敗了，卻營救出了大批共產黨員和農會干部，這一部分人都隨著袁文才、王佐轉移到深山“打埋伏”，等待著革命斗爭新時機的到來。

　　毛澤東邊聽邊點頭，感覺袁文才、王佐這兩支隊伍雖然具有綠林性質，但還都有一定的革命性，不能簡單地以會黨、土匪對待。況且袁文才還是一名共產黨員，遠非一般綠林人士可比。

　　早在“八七”會議上，在討論到對待會黨、土匪的策略問題時，毛澤東就主張要爭取他們而反對消滅他們。現在，他的這一想法更堅定了。他向陳慕平、龍超清說明了工農革命軍的來意，并說希望袁文才能同工農革命軍合作，共同開展革命斗爭，建立井岡山紅色根據地，要他們回去以后向袁文才說明工農革命軍來到井岡山是為了打土豪懲劣紳，建立革命根據地，同袁文才部一起共同反對反動軍閥。

　　在龍超清、陳慕平等人臨別時，毛澤東為表明誠意，贈送給他們每人一支槍，還說他愿意和袁文才見上一面。

　　送走龍超清等人，毛澤東又開始忙于工農革命軍的整編了。此時的部隊雖然不足1000人，只有700多支槍，48匹馬，卻還是起義前的老編制，既有師部，又有3個團的建制，還有原來的營、連，可謂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討論決定：將師部和3個團縮編為1個團，改稱為工農革命軍第1師第1團，下轄1、3兩個營；每營3個連，加上1個特務連，共7個連；剩余的軍官組成1個軍官隊；另有1個衛生隊和1個輜重隊。

　　毛澤東鑒于工農革命軍中黨的工作、政治工作還是沿用北伐軍的制度，黨支部建在團上，營、連設黨代表，他根據自己一路上的調查研究，決定將黨支部建在連上，在班、排設立黨小組。這樣就可以更具體的了解士兵情況，更好地教育和團結士兵，有力地發揮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后來事實證明：“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毛澤東同時決定：在營、團以上設立黨委；團、營、連均設黨代表，統一由前委任命，負責領導所屬部隊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各級黨組織由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同時還規定，凡屬重要問題，都要經黨委討論決定。這樣就為工農革命軍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黨委集體領導制度，從而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他鑒于舊軍隊的弊病及其影響，又決定在工農革命軍中實行民主制度，規定官長不許打罵士兵，廢除繁瑣的上下級之間的禮節，開會時士兵有說話的自由，經濟公開，官兵待遇平等，吃飯穿衣都一樣；并決定在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的主席和委員由全體士兵民主選舉產生。官長也參加士兵委員會，也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但官長中的被選者不得超過士兵委員會人數的三分之一。士兵委員會在黨代表指導下進行宣傳、組織群眾的工作，組織士兵的文娛生活，監督部隊的經濟開支和伙食管理等等。士兵委員會對軍官有監督權，軍官做錯了事，要受士兵委員會的批評，甚至處分。

　　毛澤東深知：在軍隊中實行民主制度，是增強團結、提高部隊戰斗力的重要措施。正如他后來所說：“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

　　諸事議定后，毛澤東召集全體指戰員大會，再一次宣布說：

　　“凡不愿意留隊者，根據路途遠近，發3至5元的路費，并且開具介紹信，允許離隊。希望你們回到本地繼續革命，將來如果愿意回來時，還可以回來。傷病員，統一由衛生隊管理，以利戰斗。”

　　接著，他代表前委宣布了新的干部任命名單：

　　新建工農革命軍第1師第1團團長：黃埔軍校1期學員、共產黨員、原警衛團3營營長陳浩；副團長：黃埔軍校4期學員徐恕；參謀長：韓莊劍；團政治部主任：共產黨員、原警衛團連長宛希先。

　　第1營營長：黃埔軍校4期學員黃子吉；副營長：黃埔軍校第4期學員陳毅安；黨代表宛希先（兼）。

　　第3營營長：黃埔軍校1期學員長沙分校政治教官、廣州農講所學員、共產黨員、原警衛團3營副營長張子清；副營長：黃埔軍校4期學員伍中豪；黨代表：大學畢業生、原警衛團連黨代表何挺穎；宋任窮為3營7連文書。

　　軍官隊隊長：黃埔軍校4期學員呂赤。師長余灑度、副師長余賁民以前委委員身份和3團團長蘇先駿一起被安排在軍官隊。

　　衛生隊隊長曹嶸，黨代表何長工。

　　特務連連長朱建勝，黨代表羅榮桓；譚政任文書。

　　譚政，1906年6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鄉縣，原名譚世名，學號舉安。譚政還未出生時祖父就去世了，他的名字和學號都是祖父在世時給取好的。祖父臨終前交代家人：“長孫出世后，要好好撫養，愿他早日讀詩修身。”譚政14歲在私塾學習期滿，16歲告別新婚妻子，就讀于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畢業后任小學教員。1927年3月，譚政告別父母，惜別愛妻，以一介書生投筆從戎，將自己的名字由譚世名改為譚政。譚政在原國民革命軍武昌警衛團擔任文書時，結識了農民自衛軍黨代表羅榮桓，羅榮桓向他講述了軍隊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可真是無巧不成書，在1955年人民解放軍授銜后，羅榮桓被譽為政治元帥，譚政則被稱為政治大將。

　　1927年10月3日上午，毛澤東將部隊集合在楓樹坪，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3條紀律：1、說話要和氣；2、買賣要公平；3、不拿群眾一個紅薯。在三灣人民群眾的歡送聲中，這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的革命軍浩浩蕩蕩向寧岡古城開進。

　　行軍途中，原第3團團長蘇先駿等人由于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思想上又動搖了。他們想離開部隊。毛澤東得知后立即集合部隊講話。他高聲說道：

　　“大家辛苦了！革命是會遇到困難的，不要怕困難，我們總會有出頭的那一天。當然，革命是自愿的，愿意跟我毛澤東走的站左邊，不愿意跟我走的站右邊。”

　　他一說完，隊伍中就有人在移動。原來，蘇先駿聽毛澤東說部隊要在深山里安家，早就產生了走的念頭；如今部隊真的要上山了，他和身邊的人越往前走越覺得不對勁，就下決心要走了。他聽毛澤東這樣一說，就帶了十幾個人站在隊伍的右邊。其余的大多數人則站到了左邊，表示愿意跟毛澤東走。毛澤東走向蘇先駿，客氣地對他說：

　　“蘇團長，你帶了這十幾個人回去，每人發點路費，解決途中困難。”

　　部隊給他們每人發了5元路費，并開具了介紹信。毛澤東還送了他們一程，臨別時，又囑咐他們說：

　　“你們回去，還是要堅持革命啊！”

　　后來在1928年1月，蘇先駿在長沙被唐生智逮捕。他經不起生死考驗，叛變了革命，出賣了中共湖南省委領導人郭亮（1927年10月浙江上虞人王一飛繼彭公達為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在任至1928年1月，后被捕就義。1928年3月賀昌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致使郭亮被捕，壯烈犧牲。1930年紅3軍團攻克長沙，抓住了蘇先駿，經人民審判后，將這個可恥的叛徒當眾處決了。

　　這才叫：陽關大道你不走，獨木小橋偏要行。

　　聰明反被聰明誤，恥辱柱上留罵名。

　　且說毛澤東送走蘇先駿等人，帶著部隊繼續前進，在這天下午抵達了寧岡縣古城。

　　古城位于龍江河的下游，曾經是寧岡縣的縣治所在地。這個只有百十來戶人家的小鎮，四面環山，是一個典型的盆地。鎮上只有一條短短的石板路，雖然蕭條破敗，卻充滿著濃郁的古老氣息，十分清幽。

　　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帶領一部分群眾，在街西文昌宮前的大樟樹下歡迎工農革命軍。毛澤東高興地對龍超清說：

　　“老龍，古城果然是不錯呀，這里山清水秀，是個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好地方！”

　　龍超清說：

　　“那當然啦！你看對岸那座古塔，名叫水尾塔，還是幾百年前修的吶。”

　　毛澤東放眼望去，果然有一座雄偉的古塔屹立在龍江河對岸。他說：

　　“好一座水尾塔！過去農村修塔，說是為鎮妖降魔，祈福祛禍。可千百年來，窮人還是受窮，土豪劣紳照樣享福，世道還是依舊。”

　　龍超清說：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行武裝斗爭，用槍桿子砸爛這個吃人的舊世界。”

　　毛澤東點點頭，說：

　　“對，靠水尾塔是救不了窮人的，只有依靠槍桿子，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部隊駐扎停當后，毛澤東為解決好工農革命軍的落腳點問題，在文昌宮主持召開了歷時3天的前委擴大會議。這就是著名的“古城會議”。

　　參加古城會議的有前敵委員會委員，有部隊營級以上干部和黨的活動分子，有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和縣委的龍國恩、蕭子南，還有縣團委書記謝議昌及袁文才派來的代表陳慕平等，共60余人。

　　毛澤東首先總結了秋收起義以來的經驗教訓，他說：

　　“以長沙為中心的秋收起義，是繼南昌起義之后共產黨領導的又一次較大規模的武裝起義，有力地反擊了國民黨新軍閥的進攻，在湘、贛、鄂、粵數省的廣大人民中，樹起了一面革命的紅旗，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但是，由于經驗不足，秋收起義在戰術上有深刻地教訓，這就是：起義的軍事指揮有缺點，部隊過于分散，沒有很好地集中使用兵力，沒有實行有力的統一指揮。我們不應當1個團攻打1個縣，而應當南北配合，3個團集中攻打瀏陽最好。分散兵力以致分別遭到敵人的襲擊，打了敗仗。沒有改造的邱國軒團的叛變也是一大教訓。但是，在戰略上不能說我們失敗了。工農革命軍并沒有全部被打垮，現在我們人少了，我們的骨干力量還在，很精干，大有希望，這是繼續同敵人斗爭的本錢。

　　我們現在是作戰略上的退卻，來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廣大的農村是海洋，我們是魚。農村是我們休養生息的地方，是我們人民的天下，不是敵人的天下。我們要進一步把工農革命軍整頓好，建設好，提高部隊的戰斗力，迎接更艱巨的革命斗爭。”

　　接下來，會議著重討論在井岡山一帶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問題。

　　井岡山是毛澤東在率領工農革命軍南下途中經過多次調查研究，為部隊選定的立腳點。它地處湘贛兩省邊境，介于湖南的酃縣和江西的寧岡、遂川、永新4縣之間，西北與九隴山區相望；北麓是寧岡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黃坳，兩地相距90華里；東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縣的水口，兩地相距180華里；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莊、行州、草坪、白泥湖、羅浮等地，均有水田和村莊，“既有民眾擁護、地形又極險要”，是革命軍隊養精蓄銳的好地方，是理想的革命根據地之首選。

　　毛澤東的詳細介紹和說服教育，使大多數領導人對在井岡山安家立業、休養生息、堅持斗爭這一決策，達成了共識，可是要在這里“安家立業”，如何對待袁文才、王佐等地方武裝，則還是一個在思想上和實踐上必須予以解決的現實問題。

　　陳慕平如實地向大家作了介紹，他說：

　　“袁文才和王佐都參加過大革命，袁文才還是共產黨員。但他們對工農革命軍還沒有多少了解，心存疑慮，擔心這支比他們力量大得多的部隊上了山，會不會‘火并山寨’，奪取他們的地盤。所以，他們提出可以接濟工農革命軍一些給養，請工農革命軍‘另找高山’。”

　　眾人聽了陳慕平的話，立刻議論紛紛，在如何對待袁文才、王佐部隊的問題上各抒己見。不少人說：

　　“我們人多，干脆用武力解決他們。他們是土匪，也是我們革命的對象。就他們那幾十條槍，一包圍一繳械，就完事了。”

　　毛澤東聽了大家的議論，耐心地開導說：

　　“你們說要用武力解決他們，談何容易！再說他們也都是窮苦人出身，實在活不下去了才嘯聚山林，占山為王。不能以通常的眼光把他們看作是土匪，還要看到他們的革命性，4縣會攻永新，不正說明了這一點嗎？你們太狹隘了，度量太小了。我們不能貪小利而誤大事，不能采取大魚吃小魚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還多著呢，歷史上有哪個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滅掉了？若是與他們打起來，又一時吃不掉，豈不耽誤了我們反對軍閥統治的大目標，影響到我們建立一個安穩的根據地？‘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我們可不能讓蔣介石、朱培德這些真正的敵人做了‘漁翁’。因此，對袁文才、王佐他們，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積極爭取他們革命，要團結、改造他們。還可以通過他們團結井岡山地區的土客籍廣大群眾，何樂而不為呢？如果能把他們團結、改造過來，共同反對強大的國民黨反動派，將很有利于我們在這里建立根據地。將來我們把三山五岳聯合成一個大隊伍，統治階級就拿我們沒辦法了。”

　　在毛澤東勸導下，大家最終統一了認識。會議確定了團結、教育、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隊的基本方針，并決定在茅坪安家，建立留守處和后方醫院，在井岡山一帶開展游擊戰爭。

　　擴大會議結束后，毛澤東留下前委委員繼續議事。此前他在和陳慕平談話時已經知道袁文才最看重的是槍，人可以少一個，槍卻不能少一支。袁部150人中只有60支槍，缺少的就是槍支。因此，他建議送給袁文才100支槍，將袁文才的部隊全部武裝起來。有的前委成員表示疑慮，說這樣做是否合適？余灑度則是堅決反對。經過毛澤東反復做工作，多數前委委員才同意了。

　　前委會議還決定：派人分頭與中央、湖南省委和南昌起義的部隊取得聯系。同時“繼續整頓部隊內部”。

　　會后，前委又集合部隊開大會。毛澤東向廣大指戰員傳達了古城會議精神。群情振奮，斗志昂揚。而此時郁郁寡歡的余灑度卻向毛澤東提出，要到上海去向中央匯報工作。毛澤東知道挽留不住，便同意了他的請求。

　　后來，余灑度在10月19日輾轉到了上海。不久，他終因悲觀失望，就脫離了黨組織。1929年他參加了譚平山、章伯鈞等人組織的中華革命黨。1930年5月，他又加入鄧演達創建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31年8月，他和鄧演達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鄧演達最終被蔣介石所殺害，而余灑度則表示愿意“悔過自新”。1932年國民黨成立復興社，余灑度成為其重要成員。1933年，他被任命為第61軍政訓處少將處長。1934年余灑度因販賣毒品被北平憲兵團團長蔣孝先檢舉，遂被捕押往南京，蔣介石親自下令槍決了他。

　　且說10月5日黃昏時分，龍超清從古城趕到茅坪，將毛澤東明天要來會見袁文才的事告訴了他。袁文才一聽既高興又憂心，高興的是，偌大一個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工農革命軍前委書記竟要來見他這個綠林草莽；憂心的是，人心隔肚皮，弱肉強食自古有之，毛澤東來訪是福是禍，尚難預料。他思慮再三，與龍超清商定，不讓毛澤東來茅坪，雙方就在茅坪和古城之間的大倉村林風和家吊樓上見面。

　　龍超清連夜趕回古城去了。袁文才立即找來李筱甫、周桂春、謝角銘、陳慕平幾個心腹，將毛澤東上山來訪的事說了一遍。眾人皆曰會會無妨。袁文才的妻叔、副指揮謝角銘又說：

　　“世事重重迭迭，人心曲曲彎彎。毛澤東新來乍到，咱誰也不了解，不可輕信。防人一著不為過。依我之見，明日由桂春帶領一排人埋伏左右，以防不測。”

　　這話正合了袁文才的心意。陳慕平卻連忙說：

　　“那樣不太友好吧！被人家發現了如何收場？”

　　“唔，還是防著點好！”

　　周桂春認為謝角銘的話有些道理。袁文才見李筱甫也點頭稱是，便決定在大倉林家屋后設伏，以防萬一。他如此這般地向周桂春吩咐了一番。

　　10月6日清晨，周桂春令特務連一個排埋伏在大倉村林家屋后，約定以放炮為號，號炮一響，立即救援袁文才，否則決不可輕舉妄動。

　　袁文才來到林家著意打扮了一番，身著長衫，外套一件黑緞馬褂。李筱甫、周桂春、陳慕平、邱凌岳等人也換了干凈衣衫，隨著袁文才在林家祠堂門口石橋上迎候毛澤東。

　　上午10時許，毛澤東、龍超清和陳浩帶了何長工和勤務員龍開富，一行數騎來到大倉村。這是一個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居住著明末清初從福建遷徙來的十多戶客籍山民。毛澤東等人在林家路口下了馬，由龍超清領路，朝林家走來。

　　袁文才遠遠望見毛澤東并沒有多帶人馬，只有數人相隨，忙吩咐周桂春快去撤了伏兵，免得露丑，自己則領著李筱甫等人上前迎接毛澤東。陳慕平向袁文才介紹了毛澤東，龍超清也向毛澤東介紹了袁文才。

　　“久仰啊，袁文才同志！”

　　毛澤東握著袁文才的手，熱情地寒暄著。袁文才也滿面笑容，他說：

　　“歡迎啊，毛委員！您的大名如雷貫耳唷！”

　　毛澤東、龍超清、陳浩與何長工隨著袁文才上了林家吊樓，分賓主坐定。袁文才吩咐隨從上茶，端上花生瓜子，招待毛澤東等人。毛澤東也不客氣，一邊吃著，一邊和袁文才聊著。袁文才說：

　　“毛委員一路辛苦。袁某是山村野人，孤陋寡聞，今日有緣相會，實乃三生有幸！望毛委員不吝賜教！”

　　“哪里，哪里！我奉中央指示舉行秋收暴動，意在救國救民，然而出師不利，轉戰到此，想借你們這塊風水寶地，休養生息，徐圖發展，還望你們多多扶助！”

　　說罷，毛澤東又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后的國內形勢和革命發展前途，說明工農革命軍向農村進軍和建立根據地的必要性。他還說：

　　“我們為什么離開城市到山溝里來？因為廣大農村像大海，我們像魚，魚和水是不能分開的。你袁文才同志也是共產黨員，我相信你會和黨同走一條道的。”

　　袁文才忙說：

　　“毛委員，我們聽你的。”

　　“好！今后我們團結起來一起干。”毛澤東說罷又問：“文才同志，你們的隊伍還有多少槍啊？”

　　袁文才說：

　　“不多，不多。60來條吧，有的還是破槍。”

　　毛澤東見袁文才還算誠實，就說：

　　“難得，難得！文才同志，你們很不容易啊！大革命失敗后，你們沒有向反動派低頭，把革命力量保存下來了，還保存了60支槍，這是革命的本錢呀！以往的失敗就在于我們沒有抓住槍桿子。革命力量還要發展嘛！這樣吧，為了我們和衷共濟，同創大業，部隊送給你們100條槍，夠不夠啊？”

　　工農革命軍要贈送槍支的事，陳慕平早已告訴了袁文才。可他還不大相信會有這等好事，更沒有想到毛澤東剛一見面就又提出來了，忙說：

　　“謝謝毛委員！我袁文才一定竭盡全力，跟著毛委員干革命，雖肝腦涂地，在所不惜。”

　　毛澤東見他如此說，就讓陳浩團長寫了張取槍的條子交給袁文才，并交代說：

　　“明天，你們派人去挑100條槍吧。”

　　時近中午，袁文才讓房東將燒好的酒菜端上來，為毛委員接風，款待毛澤東一行。飯畢，雙方就一些細節問題進行了親切交談。毛澤東還說：

　　“我們是共產黨，我們的部隊來這里不是要干涉你的活動，而是要和人民一起改善他們的命運。我們的軍隊不是國民黨的軍隊，不會壓迫老百姓。”

　　袁文才也說：

　　“今后凡是用得著我袁文才的，我們一定效勞。請毛委員明早率部進駐茅坪。”

　　“好哇，一言為定！”

　　毛澤東贊揚袁文才反抗豪紳地主的斗爭精神，勉勵袁文才同工農革命軍共同開展革命斗爭。袁文才說：

　　“毛委員，我過去糊涂，拿起槍沒有好好干革命。今天聽您這么一說，真是茅塞頓開啊！你們既然來了，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隊伍需要糧油，需要建立醫院，這些事都包在我身上。但是，錢的方面，寧岡有限，部隊還需要到酃縣、茶陵、遂川一帶打土豪。”

　　他轉身一揮手，旁邊一個小頭領送上一個沉甸甸的包袱。袁文才對毛澤東說：

　　“這是600塊大洋，算是我的一點小意思了，請笑納。”

　　毛澤東連聲道謝，又問：

　　“井岡山上，還有一個頭領，叫王佐吧？”

　　袁文才說：

　　“那是我的老庚！毛委員放心，王佐那里我會寫信與他聯絡，一定爭取他也跟您鬧革命，助毛委員共創大業！”

　　毛澤東高興地說：

　　“好，拜托。”

　　他從陳浩手中接過一個小包，遞給袁文才說：

　　“我送一件禮物給你作紀念。”

　　袁文才接過打開一看，眼睛一亮，原來是一支精致的手槍，槍柄上還系著一條紅綢布。毛澤東告訴袁文才說，這支手槍是不久前從敵人那里繳獲來的。袁文才十分感動，連聲道謝。

　　毛澤東看看天色不早了，便起身告辭。袁文才送客人出了林家。毛澤東臨別時還一再誠心誠意地鼓勵袁文才要盡量擴大隊伍。

　　10月7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離了古城，繼續南下，分兩路向寧岡縣黃洋界下的茅坪進發：一路經大倉、東源、荷花形、馬源至茅坪；另一路走礱市、葛田、大隴到茅坪。

　　袁文才、龍超清等人與當地人民群眾一起熱烈歡迎工農革命軍的到來。袁文才的老同學賀敏學還把他的住所八角樓騰出來，讓給毛澤東辦公和居住。

　　八角樓，位于茅坪村謝氏慎公祠后面，是一棟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樓上有一個八角形的天窗，因此當地群眾就稱之為八角樓。一樓有客廳，有會議室。二樓有毛澤東的辦公室，左邊第2間是他的臥室。

　　在袁文才、龍超清大力幫助下，工農革命軍在茅坪攀龍書院設立了安置傷病員的后方醫院，在步云山象山庵設立了與各處聯絡的留守處。至此，工農革命軍終于在井岡山有了一個家，軍心大安。

　　這正是：三灣改編，新制確立。黨的領導，絕對第一。民主管理，開天辟地。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袁氏誠服，如虎添翼。茅坪安家，皆大歡喜。

　　且說10月7日晚，毛澤東在攀龍書院召集永新、寧岡、蓮花3縣躲在茅坪一帶“打埋伏”的部分黨員開座談會，了解各地情況，并要求他們返回原籍，發動群眾，開展斗爭，重建黨的各級組織。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又給湘贛特委寫了一封信，建議特委派人去酃縣加強那里的工作。

　　夜已經很深了，他還是睡不著覺，不由得想起了楊開慧，想起了3個可愛的兒子，一別就是兩個月，也顧不上給他們寫信，不知他們母子現在怎么樣了？是該寫封信了。于是他便起身下了床，提起筆用暗語寫道：

　　我出門后，開始生意不好，虧了本。堪以告慰你的是，現在生意逐漸好了，興旺起來了。只是，我的腳有點傷，行走不便。我會小心的，不必掛念。

　　毛澤東自然不能署自己和楊開慧的真實姓名，所以在這封信上既沒有稱謂，也沒有落款，就連信封上的地址也不是板倉。第二天，他派人到寧岡縣一個中藥鋪里讓老板將信寄了出去。這封信經過了不少周折，最終總算到了楊開慧的手上。

　　原來，毛澤東是把信寄到了楊開慧六舅向明卿的一個堂兄向朝卿開的“生生鹽號”那里，由向明卿取回，交給經常到長沙的板倉農民梁坤和，由梁坤和轉交楊開慧。后來一直到1928年初，這封信才終于輾轉到了楊開慧手中。

　　楊開慧是在毛澤東離開長沙后就回到了板倉。她除了照顧3個孩子，還要繼續進行地下斗爭。楊開慧深知時局艱難，生活在險惡的環境中無異于投身虎穴狼巢，但她對革命事業充滿了信心，把革命當作了一生的事業，并要為此奉獻出自己的一切。

　　楊開慧展開親人的來信，凝視著毛澤東那遒勁的筆跡，體味著信中那一串串含蓄的詞句，不由得激動萬分，淚水立時模糊了雙眼。看罷來信，她馬上寫了一封回信。遺憾的是，從此以后她就再也沒有見到毛澤東的第2封來信，心愛的人竟然杳無音信了。其實毛澤東不是沒有再給她寫信，他寫給楊開慧的第2封信寄到“生生鹽號”后，店里的貼庚先生見這封信寫得很是含蓄，莫名其妙，就沒有告訴向朝卿，把信放在抽屜里了。毛澤東很久不見回信，擔心地下交通站出了問題，他為了楊家和向家的安全，就與楊開慧中斷了聯系。

　　楊開慧在板倉堅持地下活動的日子是很艱苦的，加上與毛澤東關山遠隔，音訊不通，她嚴重地失眠了，常常輾轉反側，焦慮不安。1928年10月，她寫了一首思念毛澤東的《偶感》，詞曰：

　　天陰起朔風，濃寒入肌骨。念茲遠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備？

　　孤眠誰愛護，是否亦凄苦。書信不可通，欲問無人語。恨無雙飛翮，飛去見茲人。

　　茲人不得見，惘悵無已時。

　　欲知楊開慧今生能否與毛澤東重新比翼雙飛，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三灣從部隊建制、黨的領導、民主制度3個方面對工農革命軍進行改編，使這一支沿襲舊制的武裝力量蛻變成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民軍隊。長久以來，人們在評論“三灣改編”時，都強調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重要性，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對于毛澤東在軍隊內部建立的一套與千百年來舊軍隊的管理模式，特別是與近代以來舊軍閥、新軍閥的管理模式及其觀念徹底決裂的開創性的民主制度，則往往認識不夠。以至于在此后相當一個時期內，人民軍隊不少領導人還對過去那一套軍銜制等級制度念念不忘。軍銜制甚至像臭豆腐一樣使他們常常縈繞于懷。讀者諸君若是不信，請看一看本傳有關人民軍隊實行軍銜制的來龍去脈，便知端的了。

　　另：毛澤東要搞“五湖四海”的想法由來已久，爭取袁文才就是他實踐中的一個成功范例。這種“五湖四海”的思想還貫徹于毛澤東一生的革命活動之中，后來他提出的“統一戰線”方針，也正是這種思想的延續和發展。歷史上成大事者無不如此。水滸梁山上的王倫正是因為心胸狹窄，容不得人，才落得了一個被人火拼的可悲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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