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的一切國家機器，都沒有改變壓迫人民的本質。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必須將之砸碎的唯一選擇。問題只是從砸碎到徹底消滅國家，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所必須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應該是一條什么樣的道路？

　　比較蘇聯直接奪取國家機器，中國革命在較長時間的武裝對抗中所積累的一些人民革命政權的經驗，為1949年接管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提供了一點準備。但是，毛仍然認為，“我們這個政府過去是上面派去少數干部和下面大多數留用人員組成了政府，不是工人、農民起來鬧革命奪得了政府……”，為解決政權的性質問題。毛進行了艱辛而偉大的探索。

　　（一）“資產階級就在黨內”

　　“五一六通知”，系統地表達了毛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觀點，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性文件。它經過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作出決定并下發，意味著前一階段文化領域內的政治批判已擴展到黨、政府和軍隊的各個方面，批判對象的性質已確定為“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標志著這種“左”的錯誤開始在黨內全面推行。

　　但是，黨內絕大多數高級干部很難接受這種主張。江西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省長方志純回憶道：“我從南昌坐火車到上海，參加中共中央華東局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都是華東局委員、華東地區各省市的負責同志。會議的內容是傳達貫徹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憑著多年的政治經驗，大家事先已感覺到政治氣候的嚴峻。在討論會上，發言的同志不像以前開會那樣踴躍，而且話語顯得有些謹小慎微。許多同志雖然根據自己的認識水平，發表了一通講話，但是對于文件中這樣一些文字──'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是很不理解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是一個，也不是幾個，而是'一批'。大家琢磨來琢磨去，越琢磨越覺得不可理解，越覺得不對勁兒。結果，華東局會議開了幾天，氣氛總是不那么活躍、熱烈、和諧。”（《我與毛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版，第３８、３９頁。）

　　雖然文革失敗了，但是，在塵埃落定的三十年之后，民眾和知識分子驚訝地看到一個新的現實中國向市場資本主義道路的全面轉變。毛生前所曾預言的和試圖遏止的“新生資產階級的興起”，“官僚與資本的結合”，“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以及美帝國主義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國內資產階級和買辦與跨國壟斷資本的合流”，“工人階級以及貧農下中農社會地位的急劇下落”，“右派上臺千百萬人頭落地”等等；所有這些，當時很少人真正理解，大家認為這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神話，甚至覺得毛主席老糊涂了！但所有這些，在今天則都已成為鐵一般的現實！　　馬賓同志說：“文化大革命時很多問題不明白，現在明白了。……當權派的共產黨，制訂的政策卻是資本主義的，而以共產黨資本家或資本家共產黨出現。文化大革命時，說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很多人說，這說不通，現在知道了，正如資本主義市場上的假冒偽劣，名副其實！”

　　今天我們看得更清楚：從整風反右，到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到社教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文革后的“清查四人幫”、改革開放，那幾十年一幕幕變幻詭譎的風云、起落疊宕的潮汐，不是什么個人恩怨，不是什么個人之間的爭權奪利，也不是所謂“派性”，而是民眾與官僚集團兩個階級的斗爭，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出現在領導集團內部的斗爭是這種斗爭的集中反映，文革是這場斗爭的最高潮。

　　（二）“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

　　解放后的中國民眾，事實上還是受到官僚政治統治。與蘇聯相類，文革前的中國是一個控制嚴密的等級社會。在職業和婚姻問題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極其嚴格。在政治上，宣揚劉的《修養》所提出的順從人格。那時候的一個普通工人，工廠里的班組長有權剝奪他的自由和經濟利益。如果他反抗，支持班組長的車間主任就可以根據法規，把他捉將官里去。其他地方無不如此，支書，隊長，辦事處主任，派出所所長都可以是至高無上的皇上。反對他們就是反黨。到了1966年初，則變成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

　　毛說：“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么，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只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并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以及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繳械了。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就是兩條路線斗爭的繼續。”

　　毛認為新中國舊的一套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同蘇聯差不多。他認為大民主好，便于攻擊敵人，也能對各級領導機關、領導人直接監督，造成新的社會風氣。

　　毛主張在關系到普通人的切身重大利益的問題上實行民主，廠長無權解雇工人，工人可以批評廠長，下級可以批評上級，并主張最終消滅一切等級差別，實現人人當家做主。

　　1959年毛讀蘇聯教科書時明確地說：“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毛提出：“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在毛看來，民主的真正含義，決不僅僅是有些人所熱衷的多黨制和投票選舉。在西方國家，比方說，人們可以在大街上罵總統，可以選總統，但是，當你去公司上班，去餐館打工，就不許你投票了，你的一舉一動都要聽老板的，老板可以隨時炒你，讓你下崗失業。可見，在真正關系到你的切身重大利益的問題上，就根本不講民主了。民主是全體人民參加討論、辯論，關心國家大事。民主精神的實質，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協商一致，形成超乎個人利益的一般意志。其具體實現方式，不管是以前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集會結社、游行、罷工的權利等等之外，還是選舉，還是網絡，其核心是群眾監督、隨時罷免、公務員領取普通工資等巴黎公社原則。

　　在毛講話的基礎上，制訂了被概括為“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干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這一思想隨文化大革命到來轉變為“大民主”。

　　文革是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大民主”，中國人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會，向現存的政治權力機構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組織，在公開講壇、大字報和報紙上發表自己的不滿和希望等等。1975年修改憲法時，就把游行示威和“四大”規定為公民的權利。大字報打破了官方和文人對文字的壟斷，成為最典型的群眾文化。毛說：有些官僚，怎么樣也打倒不了，結果大字報一貼，上街一鬧，他就怕了。這個東西，就跟現在的網絡差不多。后來D取消“四大”，是極端自私短視的行為。當今腐敗之泛濫成災，與此有密切關系。

　　三、“沒有無產階級大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有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危險”

　　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到底包括什么？過去的表述總是強調軍隊、警察、監獄等等國家暴力機構。在主張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同時，又說要加強人民內部民主，仿佛這是兩件分開的事。

　　我們所看到的西方資產階級專政，就不僅僅是（甚至主要不是）軍隊、警察、監獄，而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選舉和代議體制、媒體和輿論工具、文化生產工業（教育、宗教、廣告等等），是所有這一切組成的體系在維持著該體制的合法性。為什么無產階級專政就只能包括血腥的暴力工具，而不包括它的利益代表機制、它的內部矛盾解決機制、它的文化思想再生產機制？沒有人民內部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集會結社、游行、罷工的權利等等，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就名不符實，而只能算是一種幼小的、有待成熟的無產階級“攝政”。而這種不成熟、不穩定的“攝政”，隨時都可能被篡位、被顛覆，變成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和法西斯的專政，而同時蒙蔽人民于黑暗之中。

　　對毛來說，在人民內部實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廣泛民主，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之外的東西，而應該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關鍵組成部分。

　　既然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斗爭，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是以政治思想領域內的斗爭為主要方式，那么，怎樣才能最好地開展這樣的斗爭呢？很顯然，這只能靠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原則，也就是完全徹底的言論自由原則。新聞檢查和言論控制絕不是思想斗爭。既然是文化思想領域內的斗爭，就要在文字批評、閱讀解讀的戰場上去戰斗。應該強調，為了展開這種斗爭，必須保證反動言論也有發言權。其實這并不值得大驚小怪，這是毛一貫的言論觀，這就是：允許反動言論出籠，同時發動群眾研究批判之。筆者今后將對此問題進一步討論。

　　無產階級專政的精髓，在于“四大”民主，階級斗爭為綱的關鍵，在于徹底言論自由。沒有“四大”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徹底的言論自由，就等于放棄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

　　文革中左派就是吃了這個虧，凡是大民主不充分的地方，群眾受到的鎮壓就多一些。專政不是暴政，更不是恐怖主義。法國大革命時期革命群眾出征，怕反動派鬧事，結果非法殺了很多人，但是革命并沒有因此得到什么好處！

　　四、“一個不殺，大部不抓”

　　要認識毛的“群眾專政”在文革中的探索，或許，首先要理順幾十年來已強烈影響人們認識文革的“暴虐”、“專制”，應該有的本質的真實。

　　從延安整風到建國后的歷次肅反、到文革時的清隊，毛一直主張“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王力反思錄》中說：毛“在文化大革命中還反復說，我黨七大后犯了三大歷史錯誤，其中第二條就是殺了一個王實味。毛主席的”一個不殺“原則，連林彪、江青、康生也破壞不了。我從報上看到的被迫害致死的老同志，沒一個是槍斃的，全國槍斃了四位烈士，絕不是請示過毛主席的”。“他還說，即使證據確鑿的特務，也要一個不殺”。對斯大林肅反所殺的黨內反對派，毛主席還對后來的一個蘇共領導人說過： “這些人不但不該殺，而且還留在中央和政治局就好了。”

　　所謂文革中的最大冤案劉，用謝富治67年3月24日在公安部的講話說：劉“在47年、48年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干部，那時候叫搬石頭，是毛主席糾正的，63年至64年四清時，在工廠工段長以上干部都要打倒，毛主席主持制訂了23條，糾正這種形左實右的東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劉派老婆、親信到學校，把系以上的干部都打成黑幫，這就是毛在他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憤怒指責的”五十多天“。斗爭方法戴高帽子是他們搞的，發展到八月中斗小流氓，十萬人大會，其中還有公安人員，小孩子五花大梆，拳打腳踢，后來才打人成風了”。--最后這一段話就是指的那些以高干子女們為主組成的“老紅衛兵”--“聯動”（聯合行動委員會），1966年8月前后，在北京搞的“恐怖”，成千條人命遭他們“草菅”，包括海外宣傳的大興縣的屠殺，都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后來回到北京的毛看到劉批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演示文稿》第九號時所寫的批語后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討論中，毛當面批評劉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有人這樣說，黨內高層6個最能整人的人劉、鄧、彭、康生、羅瑞卿、周揚文革中被打倒了5個，且不論他們整的人是否是對的。或者換句話說，當時不打倒這5個人，文化大革命可能就起不來，無非是第二次“反右”。

　　如果說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許多領導干部對毛是采取陽奉陰違，暗行其事，另搞甚至方向完全相反的一套（辟如57年反右，在基層基本上是鎮壓批評官僚的左派），那么，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后劉已明顯靠邊站，又有了向全黨、全國人民、全世界公布的文革憲章“十六條”，而各級黨政領導幾乎是完全一致地公開頂著“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許以任何借口整群眾”的明文規定，直接組織領導更大規模地整群眾，知識分子、干部，一些地方還直接使用了專政工具，不少還是老婆、孩子一起上到第一線。尤其是那些高干子女，好象從父母那里得一密傳，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借“破四舊”故意制造恐怖以威懾整個社會，以“血統論”作殺手锏，目的是壓制、鎮壓有可能在這次運動中涌現的新的革命力量--造反派。官方史書上把他們描繪成被迫害的沉默的一群，甚至于說他們被打死還喊毛萬歲--愚忠到這個地步。世界上哪有這么笨的人？一兩個是笨蛋，一個社會集團不會不清楚其利益取向的。

　　所謂七六年事件，主要是久已不滿的高干子女，借助了關心政治前來觀看的成千上萬的群眾，而且在這里，打、砸、燒了，最后當局派出民兵，抓了幾十個人，沒死一個人。想想二十三年后的坦克車、機關槍和整建制的野戰軍……到底是誰暴虐呢？

　　在黨內斗爭方面采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對國家暴力機器的限制和削弱。毛在文革中再一次強調了“精簡機構”和干部的“半供給制”，這是打擊官僚機構“寄生性”的必要舉措。毛說：“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關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

　　文革爆發后，整個司法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

　　反對專政機關亂抓人。據《王力反思錄》，“公安六條”首先是毛提出來要搞的，是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的。看來不能稱謝富治的“專利”。王力說，毛提出來要搞幾條，主要針對文革初期各地專政機關亂抓人，甚至跑到北京來抓人的問題。在討論第2條時，毛就說過：“批評我就是反革命嘛？我就不能批評嘛？”但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樣的條款應該是必要的。以后，尤其是“清隊”后，毛多次強調：“至于寫幾條反動標語，那有什么要緊”。1969年4月5日 ，毛在同謝富治談話中說：“十六條”第7個問題，我就加了一句：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盜竊國家機密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其它一個不抓，一個不殺，一個不關。尤其是在文革的那些年頭里，毛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他是年年講，有一段時間，甚至月月講，逢會就講，逢有關文件就強調。清華大學一份矛頭直指文革和毛的《414思想必勝》的作者周泉纓被抓后，毛批評謝富治：他們有他們的理論家們，他寫一份大字報你抓他做什么，我看還是放了好。

　　精簡國家機構包括暴力機器。一位“九大”代表回憶當時傳達毛的一個講話：“我看不需要這么多監獄，把監獄里這些人放到群眾中改造，這個辦法好，天塌不下來”。1960年就曾撤消過檢察院（1962年恢復），以及曾有過的司法合署辦公問題。1968年12月11日，被文革后歸罪于“江青支持的”高檢、高法、內務部軍代表、公安部領導小組聯合向毛、中央、中央文革寫了《關于撤消高檢院、內務部、內務辦三個單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數人的請求報告》，被批準執行。謝富治1967年5月5日說：“檢察院完全是學蘇聯的”；1967年11月25日說：“法院這個名稱是舊的東西，沿用國民黨時用的名稱”，“要通過斗爭把原來法院存在的資產階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統統搞掉”。并說，17年來這個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的，只有靠造反來解決。同時，公安部發下文件，中斷了和地方公安廳、局的垂直關系。地方專政機關也是萎縮狀，湖北省“1968年將原公、檢、法干部精簡90％”；浙江省革委1968年的54號文件，要求縣級公安機關軍管會人員不少于10-15人。

　　“砸爛公、檢、法”。這是文革一大罪狀。以至后人往往為賢者隱。據謝富治“八、七講話”中說：“砸爛公、檢、法，毛主席當我面講過沒有十次也有八次”。另據資料記載，1967年9月19日毛在長沙說：“過去好象說，沒有公檢法就不得了，我一聽說公檢法垮臺了，我就高興”（當時有張春橋、楊成武、汪東興陪同）。據此，應該認為，“砸爛公、檢、法”是毛提出的，謝富治也絕對不敢偽造。我看，“砸爛公、檢、法”雖然不夠條件，但是總比“加強公、檢、法”好。像DXP決定“嚴打”，他83年7月19號談話中說：“那一次政治局會議討論打擊經濟犯罪問題，講到從重從快從嚴時，有同志冒了一句，說還要搞準。我說，沒有準不準的問題，……有什么準不準的問題？是下不了手！”文革中一年殺了幾個人？而83年“嚴打”殺了多少？恐怕要以十倍計。其中有多少不該殺的？根據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秘書長關于死刑的第6個五年報告的統計，中國在1994年至1998年執行死刑12338起，并指出中國是所報道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

　　“小冊子”、“三位一體”和“楓橋經驗”。1975年1月四屆人大通過的《憲法》中規定：“檢察和審理案件，都必須實行群眾路線。對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發動群眾討論和批判”。大多數地區的實施（寫入憲法前早就開始了），是把公、法部門認為需要逮捕和判刑的嫌疑人的材料印成小冊了，發給各個單位（工廠、大隊、商店、部隊、機關、學校、街道等），交群眾討論、批判，然后收集群眾意見來決定是否逮捕、判刑和判刑的大致幅度，有些重大案件，司法機關還要下到基層單位，直接和群眾討論對案件的認識和處理意見，這是毛式的陪審團制度。例如1976年鄭州的清明節事件，寫大字報反對一些人利用紀念周恩來的名義攻擊毛主席、黨中央的鄭州電信局職工焦春亮被一些流氓在街上活活打死（清明節事件中全國唯一被打死的人），事后，司法機關確認劉敬為首犯，省委的意見要判其死刑，在印成小冊子交群眾討論時，鄭州肉聯的一些群眾貼出大字報，認為勿勿殺人是“殺人滅口”，要求“刀下留人”。河南省高法負責人到肉聯討論后，劉敬的死刑就擱置下來，在新的中央為清明節事件平反后，劉敬以后就成了到各地演講的“四、五”英雄。這一段太好了！對比劉涌事件中專家宣揚的“群眾不要干涉司法”，不知道誰更民主一些？

　　嚴禁法西斯的審查方式。據《毛傳》，是1972年12月，毛對原鐵道部付部長劉建章妻子劉淑清來信的批語：“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來信反映的“法西斯審查方式”具體所指是什么呢，據《湖南省志政法篇、審判》記載，是“反映北京某監獄一天只給犯人放風30分鐘，喝三杯水等問題”。周恩來隨即批示，讓劉保外就醫，并要求公安部會同北京成區再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示的這種法西斯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并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訴犯人控訴”。之后，公安部提出了35條措施。

　　廢除勞教制度。文革全面展開之始，勞教等制度就成為造反的對象，勞教制度于1955年肅反時建立，1966-1970年，全國各省、市、區陸續宣布撤消勞教、少年管教和強制勞動等工作，1969年后一些省“普遍實行”對“無帽就業人員實行民主管理”。文革后恢復“與強制勞動改造場一起收容打砸搶分子”（即造反派），50年來。有400萬人被用此懲罰。

　　五、“要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

　　《王力反思錄》說，1967年夏天，在文革斗爭最高潮時，也是軍隊最起作用時，毛卻要搞起“第二武裝”，1967年7月18日在武漢召集周恩來和武漢部隊負責同志談話時說：“為什么不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你們要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毛夸獎造反派“鋼工總”修工事很好。為回答林彪提出的搶槍問題，8月4日在給江青的信中毛主要強調二點：一是武裝左派；二是群眾專政。當然王力是為了迎合鄧而批評毛的，那么如此聯系起來，王力不是說是毛要顛覆這個國家了，那只能是指這個國家機器，實踐馬克思的觀點，用武裝的人民代替常備軍。

　　既然國家機器存在一天就不會根本改變壓迫人民的本質，那么對付它的唯一辦法就是群眾專政，就是武裝人民。對外，它可以代替常備軍的一般職能（除戰略武器和特殊高技術裝備的控制外），什么靠“科技強軍”打贏，那是哄小孩的，中國人民克敵制勝的法寶根本靠的是“人民戰爭”。對內 ，它基本代替原有專政機關的一般功能（可以有一定的專業技術，組織相補充），人民自己也需要“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舊習慣和壞思想”。有人說全面內戰，法國大革命不是內戰嗎？美國不也規定公民有持有武器的權力嗎？

　　在D時代，解放軍地方部隊改為武警部隊（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是公安部隊），以后又陸續將一些“裁軍”的野戰部隊劃入，其輕兵器等裝備方面有些已高于野戰軍，說明軍隊的主要使命已經發生變化，從一支對外的軍隊轉為對內的軍隊。

　　七、“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中國歷代王朝的更迭，新統治者上臺伊始都會立即搬出舊的禮教，以教育規范新的順民，唯有毛是一個例外，在他執政的27年里。一直煽動人們向執政黨和新官僚機器進攻。身兼政治家和教育思想家的毛，當然要把他的教育主張納入其明確的政治目的中，他把繼續革命以實現革命理想的期望寄予他自信能再一次發動起來、經過新的教育的革命群眾，寄予新教育、新社會應該培育出的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他因此更反感新老傳統教育對青少年個性、生機的束縛、壓抑，他也同樣厭惡歷代相襲的維護少數人統治的英才教育。

　　毛有關教育問題的談話不但在中國，也在西方不脛而走，在那里的校園里激起了回響。

　　文化大革命全部過程的這場教育革命，至今仍有不少可借鑒之處。一些具體經驗，如以克服三脫離為目標的探索；清華提出的“打破過去把基礎科和專業科截然分開的界線”；同濟等校提出的教學、設計、施工“三結合”統一體；農大回農，分散到農、社來社去；醫院可以辦學，辦試點班；“文科不一定非要高中生不可”；教師、科研人員和社會（工廠、農村）對流；請進來，走出去向人民群眾學習；開門辦學，教學開放；貫徹毛主席十大教學法，現場教學，課堂討論，民主評議；校辦工廠、廠（場）校掛鉤，勤儉辦校；高中后期的分流和實用教學；“四個面向”中一些設想和嘗試；對知識青年下鄉的函授教育等。有些是需要我們在今后一個相當長時間內繼續探索的。這場教革的模式從簡單的“指示--執行”“典型--學習”到“討論--共識”、“互學--相長”，應該說比較全面，盡管粗糙些，這也是幾千年傳統教育從來不可能有的場面和民主性。

　　更使傳統教育難以接受的是，這場教育革命鮮明的提出：學校向90%以上的工農開門，提出普通教育十年學制（農村九年），“上小學不出村，上初中不出隊，上高中不出社”等，使就學率迅速提高，也如梅斯納所說的：“毛主義時代大量增加了教學設施和受教育的機會，掃除了大量的文盲，并且建立了比較完整的保健制度，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官方也至今認為：“這是其巨大的歷史功績”。

　　毛鮮明的舉起了，“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面大旗。無產階級政治就是全人類的解放。他所提出的“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則是走向全人類解放的必由之路，只有通過這條路、那道所謂“永恒”的“墻”，才有可能從歷史上真正的消失，一個不再分成兩半的理想社會才有希望從這里真正展開。

　　不同的是鄧77年5月的講話：“要辦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重點大學”“必須集中力量，加強重點學校的建設”“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據此，經國務院批準，教育部78年1月頒發《關于辦好一批重點中小學試行方案》，80年10月又頒發《關于分期分批辦好重點中學的決定》，明確規定，由于師資、經費、設備有限，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必須首先集中力量辦好一批條件較好的重點中學。”這就當然要為這一小部分人提供不同內容、條件的教育，也實際上為他們提供了走向將來社會優越地位的途徑。這種“天才”“英才”教育，顯然是和上述民主化趨勢背道而馳的，而且也是以傷害多數人為代價的。有多少適齡青少年被“改革”掉接受普通教育的權力。

　　八、靈魂救贖的革命

　　一次又在討論宗教的積極作用時，一位應屬“自由派”的女士說：毛/主/席的“老三篇”不是已經解決了這些問題嘛，一語道破，使人豁然開朗，是的，除了鬼神迷信，宗教正面倡導的那些積極東西，“老三篇”都有了。

　　毛領導的中國革命與世界其它革命最大的區別，就是革命的方法主要是靈魂救贖而不是肉體消滅。

　　英國大革命處死了國王查理一世，法國大革命處死了國王路易十六，俄國十月革命處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唯獨中國革命，不僅沒有處死集封建皇帝和賣國者于一身的賻儀，并且還把他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使其從人性異化的靈魂枷鎖中徹底解放出來，完成了人性回歸的偉大過程，那是一種如同高僧得道般的大幸福大自在，當1960年賻儀第一次拿到選民證時興奮地說道：“我第四次當上了'皇帝'--我和我的六億五千萬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國的主人。”“我懂得了我歷代祖宗所不懂的歷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為什么而生活，懂得了真理和正義。”此時的賻儀，已經達到了生命涅磐的至高境界，那種能夠浸透整個生命的由衷的快慰、幸福和從容，絕不是權錢名利能夠替代的。四場革命中四個皇帝的不同命運，顯示了中外革命的不同性質，歐洲三大革命采取了肉體消滅的方法，中國革命采取了靈魂救贖的方法，不僅把封建皇帝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包括日本戰犯、國民黨戰犯、甚至人倫盡失的軍統頭子等，都能讓他們迷途知返、人性回歸，和賻儀一樣地成為了覺悟新人，在自覺融入普通勞動人民的過程中重新找回了幸福的自我，享受到生命的快樂。

　　這是中國革命不同于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最本質特點。西方文化占有和征服的哲學本質，決定了歐洲革命的肉體消滅方法，包括宗教本身都是采取暴力革命和戰爭的手段完成了自身的凈化，中國革命則是采取了宗教的悲憫情懷和靈魂救贖方法，不是通過肉體消滅的方法，把罪惡連同惡人一起鏟除，而是通過靈魂救贖的方法，在鏟除罪惡的同時把惡人也從罪惡中拯救出來，實現老百姓的身體解放和作惡者的靈魂解放，這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共同追尋的鏟除罪惡的最徹底的終極方法，也是馬克思主義關于解放全人類設想的現實方法。

　　今天站在世界一體化立場上回看中國革命開辟的這條靈魂救贖道路，就會由衷地感覺到毛的確是超越人類一切宗教大師和思想大師的最偉大導師，為當代全球化發展開辟了一條和諧道路。雖然中國革命的爆發不是毛決定的，但是中國革命的靈魂救贖性質完全是由毛個人因素決定的，是毛帶領中國人民為尋求人類徹底解放而進行的偉大探索。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的革命和運動，無一不是靈魂救贖的運動，革命成功后把舊政府人員全部包下來，把知識分子全部養起來，對資本家實行和平贖買，對舊的剝削集團實行和平改造，對當時企圖重新欺壓百姓的黨內官僚集團實行文化革命，主要通過自我教育自我解放等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方法，消除他們身上由數千年剝削社會形成的異化本質，促使他們自覺地回歸人性，回歸人民。

　　有一件小事最能說明是毛賦予了中國革命靈魂救贖的性質，50年代初西藏達賴喇嘛發動武裝叛亂失敗后倉皇出逃，被解放軍鐵桶般包圍起來，毛直接命令前線指揮員悄悄讓開一條道路放達賴出逃。直到今天，西藏人民提起毛主席仍然還是那句話，“毛主席，紅太陽”。可以說，放走武裝叛亂的達賴這個舉動在任何國家都是絕不可能的，當初美國亞特蘭大叛亂已經平息后，為了給叛亂者留下地獄般的歷史恐懼感，在全城居民已經放下武器的情況下，仍然被聯邦政府軍隊一把大火燒得干干凈凈，數千名哀求的老人婦女盡數葬身火海，無一生還。對無辜平民尚且實行滅絕手段，對叛亂頭子會如何慘殺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見，達賴能夠活下來，并且還在前幾天獲得了美國總統布什親自頒發的金質獎章，實在是因為領導中國革命的是毛，如果換成其他任何一個人來領導，恐怕達賴至少已經輪回兩遍了。

　　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前進的動力”

　　1968年7月28日毛召見韓愛晶等造反派領袖時，韓愛晶問了一個“有關中國前途的大問題”：“毛主席，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國出現了分裂，你也說自己是毛思想，他也說自己是毛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局面那我們怎么辦？”

　　毛回答說：“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滅，全國人民是滅不掉的，不能把中國人民都滅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脫離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生產者，脫離實際，對修正主義警惕性不夠，不修也得修。”

　　如今尚未出版的主席給江青的信中，他預言右派在臺上不會太久：“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而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實現民族復興、社會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以外，沒有第二條道路。

　　在精英看來，知識精英的任務，是設計出最優的制度藍圖。而政治精英的，就是說服人民接受這個制度藍圖。

　　的確，民眾的階級意識和組織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集團、實現大民主的程度。但是，無視人民的參與，精英的民主難免淪落成是由選舉選出民主“暴君”或專政貪腐的權力寡頭。知識精英們往往以為可以按照他們設計好的藍圖去改造這個社會，結果卻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僅僅制憲并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并不意味著一勞永逸，因為憲法的實踐還需要人民力量的不斷成長，因為統治者并不會自動接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統治者為了他們的利益往往會將法律和制度棄之如敝履。而人民力量的成長是一個極為艱難和漫長的過程。所謂民主歸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壯大，是人民和統治力量對比的平衡，是人民可以和統治者進行討論和談判。民主并不是一紙憲法和法律，民主是一個具體的斗爭和實踐過程。從根本上來說，是人民力量不斷成長壯大的過程。沒有人民大眾的普及教育，沒有人民政治、經濟力量上的發展，就沒有民主。

　　毛反對任何形式的制度決定論，反對任何由精英事先設計的藍圖--無論是共產主義藍圖還是美式民主的藍圖。民主不是一種制度，而是漫長的歷史進程，人民是這一進程的主體。世上沒有救世主，人民會自己走出一條路來。

　　建設新民主的努力，不是在紙上完成的，不是選擇何種制度的問題，而是人民在實際斗爭的過程中實現的。毛說：文革要七八年來一次。只有通過周期性的大民主運動，激發民眾的政治意識，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斷沖擊官僚體制，促進社會進步，最后實現質變。除此之外，是沒有捷徑可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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