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戰地黃花

　　第1章

　　“國民黨旗子已成為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話說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怡和新房”酷熱的一間閣樓里召開緊急會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原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月28日緊急通知的一次中央全會擴大會議，可是一直等到8月7日這一天，到會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仍然不足中央委員會成員總數的一半。此時的局勢異常險惡，中央內部交通員用了3天3夜時間，才將中央及中央機關、共青團和地方的所有代表們一個一個地帶進了會場。會議只開了一天就結束了，而所有與會者們在會前會后的一進一出，竟用了6天時間。

　　參加“八七”會議的代表共有21人。其中有中央委員10人，他們是：瞿秋白、李維漢、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有中央候補委員3人，他們是：毛澤東、陸沉、李振瀛。

　　還有中央監察委員2人：楊匏安、王荷波；

　　中央軍委代表1人：王一飛；

　　共青團中央代表3人：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

　　湖南代表1人：彭公達；

　　湖北代表1人：鄭超麟。

　　此外，參加會議的還有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紐曼、洛蜀莫娃及中央秘書鄧小平。

　　鄧小平，童年譜名鄧先圣，學名鄧希賢，曾用名鄧斌，1904年出生于四川廣安一個官僚家族。他1920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加入旅歐少年共產黨，1924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轉赴蘇聯中山大學學習；1926年秋回國后被黨組織派往西北軍馮玉祥部做政治工作；1927年2月在西安參與創辦中山軍事政治學校，任政治部主任；后調入中共中央機關工作。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叛變革命后，他改名為鄧小平。

　　且說在8月7日這一天，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終于開始了。據羅明納茲回憶說：會前那天午夜剛過，與會的政治局成員和共產國際的代表正在熱烈討論的時候，一個高個子的人走了進來。他步伐沉著而顯得高傲，臉色黝黑而略顯寬闊，高高的額頭上長長的直發向后梳卷著。坐在羅明納茲身邊的紐曼，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羅明納茲悄聲介紹：“毛澤東。”

　　毛澤東步入會場，沒有注意羅明納茲。紐曼又悄聲向羅明納茲介紹說：

　　“這個人很難對付，是個典型的中國人。”

　　“八七”會議是由瞿秋白、李維漢二人主持的。羅明納茲作了《關于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瞿秋白作了《關于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他們在報告中提出的主要議題是：1、要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2、要由下而上地爭取群眾；3、要在革命暴動中組織臨時的革命政府。

　　與會者對羅明納茲和瞿秋白的兩個報告進行了熱烈討論。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李子芬、彭公達、瞿秋白等人作了重要發言。

　　毛澤東在幾次發言中都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他說：

　　“國民黨的問題，在吾黨是很長久的問題，直到現在還未解決。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上，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我認為這是一大錯誤。”

　　“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是，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當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后，仍無法答復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作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作了一個報告。但是，此報告在湖南產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則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這個意見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我素來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我的意見因他們說是不通，于是也就沒有成立，于是黨的意見跟著許克祥走了。總之，過去群眾對于黨的領導的影響太少。”

　　毛澤東接著說：

　　“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不注意發動群眾。現在，我們則恰恰相反，走到了另一面，只做群眾運動，不做軍事運動。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結果，蔣介石、唐生智等一反動，一切群眾運動都失敗了。現在雖已注意，但是，仍無堅決的概念。”

　　毛澤東根據中共中央8月3日提出的《秋收暴動大綱》，提醒與會者說：

　　“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應該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于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八七會議”通過了《告全黨黨員書》、《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決議案》，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并把在湘、鄂、粵、贛4省發動農民舉行秋收暴動，作為黨在目前最主要的任務。

　　會議最后選舉中共臨時中央領導機構。羅明納茲提出了一個候選人名單：政治局委員候選人7名：張國燾、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任弼時、羅亦農、鄧中夏；政治局候補委員候選人7名：李立三、周恩來、彭湃、張太雷、顧順章、向忠發、蔡和森。

　　在討論政治局候選人名單時，蔡和森、李維漢、陸沉等人一再建議把毛澤東選入中央政治局，做中央領導工作。蔡和森、李維漢還提出，他們自己可以不進入政治局。

　　蔡和森、李維漢的意見遭到了一些人的無理指責，說他們是企圖在中央政治局組織左派。蔡和森馬上聲明說：

　　“和森和毛澤東同志之關系，絕對不是什么企圖組織左派。只因澤東同志一向反對中央農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來，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傾向，為一切敵人之所痛恨，而為一切農民之所歡迎。所以，馬日事變后，和森也主張他回湘工作。現在，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所以，和森又主張他到中央工作。”

　　毛澤東則表示，他愿意去湖南做農民運動工作，準備去參加秋收起義，建議不要把他留在黨中央，所以不能進入政治局。

　　在選舉表決前，羅明納茲決定增加兩名政治局委員。表決結果是：

　　政治局委員9人：蘇兆征（20票）、向忠發（20票）、瞿秋白（19票）、羅亦農（18票）、顧順章（17票）、王荷波（17票）、李維漢（17票）、彭湃（16票）、任弼時（14票）。

　　政治局候補委員7人：鄧中夏（13票）、毛澤東（12票）、周恩來（12票）、彭公達（11票）、張太雷（11票）、張國燾（9票）、李立三（7票）。

　　蔡和森因為堅決支持毛澤東而受到了排斥，在這次選舉中落選了。

　　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開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會議選舉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3人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

　　會議討論了政治局分工，決定由瞿秋白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農委主任、黨報總編輯；李維漢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兼管中央秘書廳；蘇兆征兼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周恩來任中央軍事部長，由秘書王一飛代理部務；顧順章任中央交通局長。

　　由鄧中夏負責上海黨的工作；王荷波任北方局書記（蔡和森為秘書）；由張國燾、周恩來和彭湃、惲代英、陳權、黃平等組成南方局，張國燾為書記；張太雷為廣東省委書記；毛澤東去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會議還決定：楊之華任中央婦女部長；鄭超麟暫時負責中央出版局。

　　政治局會議接著討論湖南秋收起義的問題。

　　此時，湖南臨時省軍委書記、省委代理書記易禮容和共產國際在長沙的巡視員馬也爾給中央發來了一封信，提出由湖南組織一個師的工農武裝，尾隨南昌起義軍開往廣東，與起義軍主力一起共同奪取廣東。一些政治局成員表示贊同湖南省委和馬也爾的意見，提出在湘南組織一個師開往廣東。毛澤東斷然反對這一主張。他說：

　　“這是很錯誤的。大家不應只看到一個廣東，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的民眾組織比廣東還要廣大，所缺的是武裝。現在適值暴動時期，更需要武裝。前不久，我起草的經過中央常委通過的一個計劃，要在湘南形成一個師的武裝，占據五六縣，形成一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去。”“對于綠林朋友，只要我們實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夠領導他們的，我們應當把他們看作是我們的兄弟，不應看作客人。”

　　毛澤東在發言中也肯定了湖南省委的工作，他說：

　　“現在的省委是事變后收拾殘局的，成立不到兩個月，它在恢復湖南組織上是建了一點功勞的。以后省委應增加工農同志的指導是很對的，以前黨內群眾對黨的負責人是不滿的。”

　　毛澤東的主張最終得到了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的贊同和支持。羅明納茲提議說：

　　“應改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去。”

　　羅明納茲還提議由毛澤東去湖南貫徹“八七”會議精神。瞿秋白則提議要毛澤東去上海工作。毛澤東說：

　　“我不愿去跟你們住高樓大廈。我要跟綠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結交綠林朋友。”

　　政治局會議最后決定：由毛澤東和彭公達負責湖南省委改組工作，彭公達為新省委書記，毛澤東為中央特派員。

　　在毛澤東、彭公達臨行前，中央給湖南省委寫了一封信，批評了湖南省委組織武裝去廣東的主張，信中說：

　　“南昌事變是中央預定的計劃，其目的是以軍事力量幫助4省暴動的實現和成功，不然，則失掉暴動的意義。同時，如把4省暴動當作響應南昌暴動的軍事勢力，那便是本末倒置，與中央決定相違反的。”

　　信中還說：中央決定改組湖南省委；由毛澤東、彭公達與湖南省委商量確定新省委成員名單。

　　中共中央又為毛澤東寫了一封《關于組織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別委員會問題》的信。信中說，中央已經決定：組成以毛澤東為書記的湘南特委，在湖南省委領導下開展工作。

　　毛澤東帶著這封信回到了家里。

　　8月12日，毛澤東與楊開慧都化了妝，分頭出發了。楊開慧和母親向振熙帶著毛岸英、毛岸龍先行離開了武漢。毛澤東則與毛澤民錢希鈞夫婦、小友許志行、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同行，亦前往湖南長沙。

　　此前，周文楠因分娩在即，楊開慧讓保姆陳玉英帶著毛岸青跟著周文楠已于8月初回了長沙。1927年9月8日，周文楠在長沙小吳門松桂園小巷一棟古老的小樓里生下了她和毛澤覃的兒子毛楚雄。毛楚雄，譜名毛遠大。

　　且說楊開慧及毛澤東、毛澤民、錢希鈞等先后回到長沙，臨時安頓在北門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門樓里。毛澤東在這里同原湖南省委書記易禮容進行了簡要交談。

　　8月13日，毛澤東、楊開慧及家人回到了清泰鄉板倉。毛澤東邀來5個農民，還有個篾匠和一位小學教師，一連開了兩天的調查會，向他們了解農民解決土地問題的想法和要求。

　　參加調查會的鐘慶生后來曾回憶說：毛澤東當時就準備走遍四府，建立數萬精兵。

　　8月16日，毛澤東回到了長沙，與彭公達在沈家大屋召開會議，傳達了“八七會議”的精神，并對省委進行了改組。新省委由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賀爾康、毛福軒、向鈞、謝覺哉、何資深9人組成，彭公達任省委書記。

　　8月17日，毛澤東在楊開慧陪同下來到長沙城一所曾經掛過“板倉楊”銅牌的故居里，準備在這里暫住一時。楊開慧聽說目前正有大批軍警到處搜尋共產黨湖南省委機關，便與毛澤東商議道：

　　“這里是我們以前的舊居，太招眼，隨時都有危險，不如另換一個住處。”

　　毛澤東聽她如此說，深以為然，于是他們就又搬到了離省委駐地沈家大屋很近的北門外福壽橋附近的八角門樓。

　　謝覺哉從避難的鄉下來到八角門樓拜訪毛澤東。毛澤東告訴他說，今后要搞武裝，沒有武裝不能取得革命勝利；要搞土地革命，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

　　8月18日，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在沈家大屋參加了改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會議。蘇聯駐長沙領事、共產國際代表馬也爾也參加了會議。

　　會議選舉彭公達、毛澤東、何資深3人為新省委常委。

　　在討論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時，有人依據中央的指示說，中國小地主占中國地主的多數，沒收小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必定與大地主團結，站到反革命方面去。因此，解決土地問題，只能取政治的沒收，即沒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交給農民。也有人說，中國革命的發展，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全部沒收土地，實行土地國有化的時期。因此，必須沒收全部土地，包括自耕農的土地。毛澤東則說：

　　“中國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則沒收的土地少，貧家要求土地的又多，必然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因此，要能全部抓著農民，必須沒收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但對被沒收土地的地主，必須有一個妥善的方法安插。要廢除反動政府對農民的苛捐雜稅，由革命政權征收適量的農業稅。”

　　毛澤東的意見得到了多數省委委員的贊成。

　　關于暴動問題，毛澤東提出了兩點意見，他說：

　　“1、湖南的秋收暴動的發展，是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但是要來制造這個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個團的兵力，這個就可以做起來，否則終歸要失敗的。2、暴動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衛或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60%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

　　在討論暴動計劃時，與會者之間出現了不同意見。彭公達和多數省委委員贊成中共中央提出的發動全省農民大暴動的計劃，他們也“想鼓動全省農民起來暴動”，并提出劃全省為湘中、湘南、湘西、湘西南4個區，湘中以長沙為中心，湘南以衡陽為中心，湘西以常德為中心，湘西南以寶慶為中心，全面開花，“堅決奪取整個的湖南”。毛澤東則認為，這個計劃不符合實際情況。他認為暴動力量不足，力主縮小暴動范圍，只在湘中各縣舉行暴動。易禮容、夏明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

　　經過激烈爭論，多數省委委員都轉而贊同毛澤東的主張，認識到“以黨的精力及經濟力量計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縣的暴動。”唯有彭公達一人依然主張在湖南全省暴動。會議決定：秋收暴動以長沙為中心，在足以能夠影響湘、鄂、贛3省的長沙周圍的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7縣市這一區域，同時發起暴動。其它地方則虛張聲勢，牽制敵人。

　　關于暴動的旗號問題，毛澤東主張湖南暴動要“用共產黨的名義來號召”，他反對像南昌起義那樣繼續用國民黨的旗子做號召。

　　大家聽了毛澤東的意見，都表示贊同。會議最后決定：

　　“國民黨這個工具，完全為軍閥奪去，變成軍閥爭權利搶地盤的工具”。國民黨的旗子已成為軍閥的旗子，完全是一面黑旗。秋收暴動不再打國民黨的旗子，再打國民黨的旗子，必定會再失敗。只有共產黨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暴動要用共產黨的名義來號召，并“應竭力宣傳和建設工農政權”。

　　8月19日，毛澤東找到從韶山來省的5位鄉親座談土地革命問題，并擬出了4條土地革命綱領，其中包括“沒收一切土地”的內容。

　　8月20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報告了8月18日新省委會議的各項決定，說湖南省委擁護共產國際關于在中國立即實行工農兵蘇維埃的意見。關于秋收暴動的旗號問題，他寫道：

　　“國民黨旗子已成為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這一點我在鄂時還不大覺得，到湖南來這幾天，看見唐生智的省黨部是那樣，而人民對之則是這樣，便可以斷定國民黨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他在信中還寫道：

　　“我這回從長沙清泰鄉（親到）、湘潭韶山（有農民5人來省）兩處鄉村的農民調查中，知道湖南的農民對于土地問題一定要全盤解決。昨日與鄉下來的幾位農民同去會商，征詢他們意見的結果，擬出土地綱領數條。”

　　爾后，他將擬訂的《土地綱領》草案抄錄在信中，供中共中央討論研究。

　　8月22日。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接到毛澤東的報告后，立即開會討論湖南暴動問題。有的常委點名批評毛澤東的“槍桿子中奪取政權”的論斷，與中央的提法不同。

　　8月23日，中共中央復函湖南省委說，以長沙為暴動起點的計劃，“在原則上是對的”，但“偏重于軍力，其結果只是一種軍事冒險”。中央仍主張“湘南、湘中的暴動，盡可能同時發動，免陷孤立于一地。”

　　關于拋棄國民黨的旗幟，實現蘇維埃政權，中央認為“這是不對的”，“此時我們仍然要以國民黨的名義來贊助農工的民主政權。”“關于政權、國民黨和沒收土地諸問題，中央認為你們懷疑中央的政策是錯誤的，在此緊急斗爭的當中，中央訓令湖南省委絕對執行中央的決議，絲毫不許猶豫。”“這時主要口號是‘沒收大地主土地’，對小地主則提出減租的口號。”

　　中共中央在復函中還指示，工農自衛軍可以改稱為工農革命軍。

　　湖南省委接到復函后，立即開會研究中共中央的指示，討論了中央對湖南秋收暴動計劃和土地綱領草案的批評意見。毛澤東堅持縮小暴動的范圍，不贊成中央以長沙、衡陽為中心的全省暴動。大多數與會者同意毛澤東的主張。

　　8月30日，湖南省委接到了安源市委關于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力量情況的報告，立即召開常委會議，最后一次討論湖南暴動的計劃。

　　會議決定：堅持原來的意見，實行湘中暴動，并“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會議同時決定：組成領導暴動的兩個機構：

　　1、以毛澤東為書記，各主要軍事負責人為委員，組成前敵委員會。將修水、銅鼓、安源的武裝力量，編成工農革命軍第一師。

　　2、以易禮容為書記，各縣負責人為委員，組成行動委員會。負責組織各縣的工農暴動，配合工農革命軍，奪取長沙。

　　會議還擬定了暴動口號，共10條。主要內容有：“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衛！”、“打倒國民黨政府！”、“農民奪取土地！”、“農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會議也不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關于暴動的具體時間。

　　此前，中共中央對于湖南暴動時間曾有過兩次指示：一是1927年8月22日在給湖南省委的信中要求：“全省暴動應于月底以前開始”；一是在8月下旬的《兩湖暴動計劃議案》中，要求“兩湖的農民暴動必須開始于9月10號”。

　　常委會議認為：關于暴動的具體時間，應采取積極捕捉戰機的態度，需視各地的準備情況，再做決定。

　　會議還進行了分工，決定由毛澤東起草一份給中央的復函，對暴動計劃進行全面解釋；爾后立即去瀏陽、平江的農軍中組織前敵委員會。由彭公達帶著復函到中央去，當面報告湖南暴動計劃。

　　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解釋函中寫道：

　　“指出此間兩點錯誤，事實及理論均非如兄所說。”“兄處謂此間是軍事冒險”，“實在是不明了此間情形，是不要注意軍事又要民眾武裝暴動的一個矛盾政策。”“兄謂此間專注意長沙工作，而忽略各地，這并不是事實。”“沒有把衡陽做第二個發動點，是因為我們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來；各縣暴動，力量分散了，恐連湘中暴動的計劃也不能實現。”

　　寫完了復函，毛澤東又設計了一面中國工農革命軍的旗幟。這面旗幟的圖案是斧子、鐮刀和五星，還書有一副引人注目的對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8月31日晨，毛澤東收拾好行裝，就要動身去瀏陽、平江等地了。他和楊開慧依依惜別，再三叮囑楊開慧說：

　　“要好好照顧母親，帶好孩子，更要多參加農民運動。等到秋收暴動勝利，我們會很快見面的。暴動如受挫折，就有可能長期不能見面了。”

　　夫妻二人誰也沒有料到，這一次分手竟成了他們的永訣。

　　毛澤東又與其他親人和朋友們一一握別，毅然踏上了新的征程。

　　此一去也，有分教：熟讀水滸贊英豪，而今上山走一遭。

　　荊棘叢中辟新路，義旗獵獵井岡飄。

　　欲知毛澤東此行吉兇禍福，請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毛澤東的“上山”思想，是借鑒了中國歷史上的“山大王”經驗，但他的思想又和舊式“占山為王”的草寇有著本質的區別。他是要通過軍事暴動，建立革命政權，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更重要的是，他要通過革命政權，實現黨對農民的領導，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農民大革命運動。

　　另外，蔡和森在“八七會議”上因極力推薦毛澤東，卻遭到了“左”傾路線的再次貶逐。這是繼陳獨秀排斥之后，他遭受到的又一次沉重打擊，從此走上了一條更加坎坷的道路，實在是冤枉之至。可見黨內的民主生活已經到了何等糟糕的程度。“左”傾路線一上臺，連給人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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