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只有上山，才能真正保存武力，應付將來事變。

　　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

　　話說中國共產黨湖南新省委根據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計劃》，“對于軍事分3類進行”安排：

　　已經暴露了的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如湘潭、湘鄉、寧鄉、瀏陽、平江、醴陵等縣的工農組織，“上山學匪，準備長期奮斗；尚在灰色或潛伏狀態中的工農武裝仍保持合法團體——挨戶團名稱，等到起義時，再打出自己旗幟；力量弱小，組織又不甚健全的工農武裝，則把槍支埋于地下，人員分散隱蔽，或投入賀龍、葉挺部，或潛入國民黨軍隊、反動團防，設法制造兵變，奪取槍支。要利用各派軍閥的沖突做分化工作，特別要用種種方法破壞唐生智的軍隊。”

　　湖南新省委對工農武裝作出“上山”規劃后，不下數十次通告各地黨組織認真執行，并委派郭亮、夏明翰、羅學瓚、陳東日、賀爾康等人多次下去督促指導工作。

　　郭亮受新省委委派由平江到瀏陽一路指導工作。據潘心源報告稱：“我們退到瀏陽縣城時（6月10日至7月7日，瀏陽工農義勇軍駐縣城），他主張我們退到瀏陽與江西邊界當‘大王’。對平江也一樣主張。”

　　毛簡青被派往平江擔任縣委書記，把平江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合編后，由余賁民率領，開往離縣城百余里的幕阜山區整訓。

　　夏明翰則被派往安源，糾正安源工人武裝領導人劉義“頂著國民政府中央委員的招牌大擂特擂”的錯誤，將劉義調離安源，“并設法將所有礦兵改工人，排長改同志外，保安科長亦要找一灰色同志充當，用交通部名義派去。”

　　羅學瓚去了小槐山。陳東日、武文元去指導宜章、郴州、資興農民軍，先后撤至汝城縣，與汝城農民軍及廣東惠、潮、梅農民軍聯絡。

　　此外，毛澤東還計劃在湖南分片組織11個特委，7個直屬縣委，選派了主要負責人，并籌備建立湘南軍事委員會。

　　在毛澤東“上山”思想指導下，湖南保存了大量工農武裝，約有2000支槍。集中在安源的工農武裝和湘贛邊的平江、瀏陽農民軍，后來在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中，成為起義軍的基本隊伍；宜章、郴州、資興、汝城、桂東、耒陽、安仁等地的農民軍，則成了湘南起義的重要力量。

　　且說1927年6月27日，武漢國民政府應馮玉祥的要求，決定解散工人糾察隊，逼迫共產黨人譚平山、蘇兆征辭去所任國民政府部長職務。

　　6月29日，第35軍軍長何鍵發出反共訓令，攻擊工農運動幼稚，工作過火，發生錯誤，“純系共產黨中暴徒之策略”，要求武漢國民政府“明令與共產黨分離”。接著，他和負責武漢衛戍任務的第8軍軍長李品仙協同動作，占領中華全國總工會、湖北全省總工會，搗毀、解散各業工會。

　　就在6月29日這一天，湖南寧鄉縣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遵照新省委的指示，在寧鄉縣委領導下，統編為工農自衛軍，高呼“打倒蔣介石”、“打倒許克祥”的口號，撤到溈山，發動了溈山起義。

　　6月30日，中共中央召開擴大會議，瞿秋白根據國際代表鮑羅廷、羅明納茲的指示，提出了一個議案，其主要內容是：仍然貫徹對國民黨所謂的“左派領袖”的讓步政策，企圖以投降式的讓步拉住汪精衛。與會者對議案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多數人表示反對。在這種情況下，國際代表紐曼出示了一個答復國際的電報稿，電報稿中稱：“凡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中央之指導權”。就這樣，會議被迫通過了一個《關于國共兩黨關系議決案》（11條）。《議決案》中稱：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共產黨人參加政府及召開國共兩黨會議，“并不含有聯合政權的意義”；為避免政局糾紛，共產黨人可以“請假”的名義退出政府；“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武裝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

　　1927年7月初，毛澤東被陳獨秀緊急召回武漢，參加在即將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湖南局勢問題。

　　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武漢召開，出席會議的有9人：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以粟、戴述人。

　　關于湖南工農武裝的出路問題，陳獨秀說：國民黨省黨部應特別注意已經叛變革命或即將叛變革命的“各軍招兵問題”，“我們可以不客氣地多將群眾送給他們”，“改成安撫軍合法保存”。

　　毛澤東根據湖南的現狀，反對陳獨秀的這一錯誤主張，他說：

　　工農武裝“改成安撫軍合法保存，此條實難辦到。”一是應該“上山”，“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二是可以投入軍隊中去。

　　毛澤東分析說，蔣介石于6月中下旬在鄭州、徐州分別會見汪精衛與馮玉祥，馮玉祥已經改變了態度，聯蔣反共。這表明事態極為嚴重，汪精衛也即將叛變革命。我們對他決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只有上山，才能真正保存武力，應付將來事變，“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

　　蔡和森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意見，也主張農民自衛軍上山。

　　陳獨秀堅持己見，毛澤東的意見沒有被會議采納。

　　7月7日，毛澤東以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常委名義簽發了一份“討蔣通電”，揭露蔣介石到徐州是“策反前敵武裝同志及國民政府”，“加緊勾結帝國主義出兵華北”。通電中還說：

　　“此賊不除，革命民眾無幸存之理，國民革命亦無成功之望”。“全國民眾及一切革命勢力團結一致，共赴同仇，消滅蔣逆。”

　　毛澤東的這個通電，實際上是告誡人們要防止武漢國民政府的汪精衛同蔣介石一起叛變革命。

　　7月9日，武漢國民黨中央舉行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決定限制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活動，禁止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中宣傳共產主義。

　　7月10日，中共中央決定：一些知名的領導干部離開武漢，分散到各地去。陳獨秀要毛澤東去四川工作，毛澤東堅持要回湖南去。陳獨秀便讓他留在武漢，指導湖南省委的工作。自此，毛澤東開始著手起草《中共湖南省委關于湘南運動大綱》。同時，他又多次給在長沙的湖南省委成員寫信，催促“所需詳細軍事報告”。

　　形勢越來越危急了，毛澤東派人把四弟毛澤民和六弟毛澤覃叫到家里，一家人圍坐在一張方桌旁邊，以打麻將為掩護，分析形勢，商議今后各人的去向。他對兩位弟弟說：

　　“汪精衛一伙肯定要叛變，我們不能在此等著別人來屠殺，要盡快轉移，或者跟部隊走，或者回湖南去。”

　　毛澤民說，他還想繼續從事秘密工作。毛澤東就說，我安排一下，你可以擔任漢口《民國日報》的總經理。毛澤覃說，他要隨部隊去南昌。毛澤東根據六弟的要求，就派他到國民革命軍第4軍政治部工作，授上尉軍銜。

　　毛澤東安排懷著孩子的周文楠留下來，隨時準備與楊開慧一起帶著母親和孩子們返回湖南，堅持斗爭。

　　后來，毛澤覃離開武漢前往南昌，周文楠從此和他中斷了音訊。等毛澤覃趕到南昌時，八一南昌起義已經失敗，部隊南下了。他追到臨川時，被起義軍的哨兵扣押。周恩來、朱德、葉挺等人都認識他，就把他安排在葉挺為軍長的第11軍政治部工作。這是后話。

　　且說在7月11日，陳獨秀針對蘇共領導人布哈林的批評，發牢騷說：

　　“既不讓我們退出國民黨，又要我們反對國民黨的政策，這樣我實在無法領導下去了。”

　　于是他便撂了挑子，宣布辭職，躲進了漢口的一個秘密寓所，不再管事。

　　7月12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由鮑羅廷主持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鮑羅廷首先代表共產國際講話，指責陳獨秀拒絕執行“五月緊急電令”，“違背了共產國際的紀律”，宣布解除他的領導職務。

　　會議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決定共產黨人退出武漢政府。

　　會議同時決定，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5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周恩來自1924年8月由旅法勤工儉學歸國，短短3年，便以“中共五大”政治局候補委員、軍事部長身份，進入了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為中共中央領導核心5大常委之一。此后凡50余年間，除了在延安整風運動后坐了一會兒冷板凳外，幾乎是風雨不動，安如泰山。這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確是一個極特殊的現象。

　　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時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中反動分子的罪行，宣布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并莊嚴聲明，中國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愿意同國民黨的革命分子繼續合作。

　　7月14日晚，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召開秘密會議，接受了汪精衛提出的“分共”主張，決定將《統一本黨政策案》提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通過實行。

　　7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二屆常務委員會第20次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汪精衛、孫科、譚延闿、顧孟余、陳公博等17人。汪精衛在會上宣讀了共產國際“5月緊急電令”，并發表了講話。他說，共產國際提出開展土地革命，由下級沒收地主的土地，違背了國民黨關于由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的主張，與“三民主義相沖突”。他還說，湖南是按照共產國際的訓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鬧成這個樣子”。他指責共產國際提出要在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中“多增加工農領袖”，“簡直是破壞本黨的組織”。共產國際關于武裝工農、改造舊軍隊的指示，“是根本動搖我們的軍隊”。他說，組織特別法庭，不要“共產黨同志參加，由老黨員組織”，就是“讓國民黨做劊子手”。他聲稱，“綜合這5條而論，隨便實行哪一條國民黨就完了！”這是共產黨“破壞國民黨的陰謀”。汪精衛提請會議討論決定兩個問題：一是派負責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重申國民黨的聯俄政策“乃是三民主義聯合共產主義，三民主義的中國聯合共產主義的俄國”，“若是丟開了三民主義那就不是聯俄而是降俄了”。二是對共產黨應采取一個“處置辦法”，因為“一黨之內不能主義與主義沖突，政策與政策沖突，更不能有兩個最高機關”。

　　孫科、顧孟余、譚延闿等人也相繼發言，說“共產黨同志加入國民黨是要使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化”，“將國民黨作為共產黨的工具”，現在國民黨的主義、政策、組織“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響”，不能不對共產黨“加以相當的制裁”。

　　會議通過了《統一本黨政策決議案》，并根據汪精衛的提議，通過了3項決定：1、在一個月內，召開第4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所提出的意見并解決之；2、第4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開會之前，中央黨部應裁制一切違反本黨主義政策的言論行動；3、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蘇俄，討論切實聯合辦法，其人選由政治委員會決定。

　　7月16日，汪精衛向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報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經過》，聲稱，中共中央7月13日發表的《對政局宣言》是對國民黨的“厚誣丑低”，中共中央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是共產黨破壞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他說，既然共產黨退出國民政府，“便無異脫離本黨”。它在國民革命軍及各級政府機關中亦無須存在。

　　7月18日，宋慶齡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她在聲明中說：國民黨已經成為“此一軍閥或彼一軍閥手中的工具，它已不再是為中國人民未來福利而工作的力量，而是壓迫者的工具，是附生在現有奴役制度上的寄生蟲。”“在中山先生的政策獲得推行之前，我暫時隱退。”

　　7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訓令通飭各軍長官務須于最短期間，對所屬軍隊中的軍事負責人員和政治工作人員進行核查，對已經知名的共產黨員“應切實勸導”，使之“與共產黨脫離關系”，否則即行停止職務；對未知名的共產黨員則應“隨時留心查禁”，禁止一切秘密會議，并考核其言論行動，如有違反本黨主義及政策者，立予懲辦。

　　7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農民部聯合發出《中央通告農字第9號——目前農民運動總策略》，終于認同了毛澤東提出的武裝工農和“上山”的主張。

　　通告中說：目前中國革命已進入土地革命的階段。這個革命的發展，需要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權和工農武裝。土地革命和農會政權的斗爭，必須革命的武裝才能保障其勝利。因此，現時農民運動中最嚴重而緊迫的課題，就是組織革命武裝。要用種種方法奪取地主階級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器，武裝農民。

　　通告提出了農民武裝存在的形式問題：現時沒有以“農民自衛軍”、“農軍”這類名義公開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3種形式之下存在：1、以合法的名義存在，如“挨戶團”、“聯莊會”之類；2、平時分散，秘密訓練，一遇戰事則隨時集中；3、兩種形式都不可能時，則可以“上山”。

　　就在7月20日這一天，譚平山在江西九江主持召開了一個談話會，參加的人員有：李立三、鄧中夏、惲代英、聶榮臻，還有第24師師長葉挺。會議決定：在軍事上，集中武裝力量于南昌，聯系賀龍第20軍一致行動，在南昌實行暴動，解決駐江西朱培德所屬的3、6、9軍之武裝；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政府，建立新的政府。

　　譚平山在會后將這一意見報告了中共中央。

　　7月21日，鮑羅廷宣布增補瞿秋白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

　　7月23日，湖南省委致信毛澤東并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信中說，盼望毛澤東回湖南主持工作。

　　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復信湖南省委說：湖南省委負責人經中央常委會議重新審查，決定以易禮容為書記；省委所在地以湘陰為宜。

　　7月24日，中共中央發表《對于武漢反動時局之通告》和《致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書》，強烈抗議武漢國民黨中央作出的“分共”決定，號召革命的國民黨員應與叛變革命的汪精衛集團決裂，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革命政綱和三大政策；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黨員決心和革命的國民黨員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繼續孫中山的國民革命事業。

　　7月24日這天，鄧中夏、惲代英、葉挺等人舉行第2次九江談話會，決定軍隊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舉行暴動。

　　會議結束后，鄧中夏等急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請示是否可行？

　　7月25日，李立三參加了第3次九江談話會，會議決定：在政治上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為政權、黨權、軍權之最高領導機關，以反對寧、漢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繼承國民黨正統。

　　這一天，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武漢召開擴大會議，張國燾、周恩來、張太雷、李維漢、瞿秋白等及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參加了會議。會議同意九江談話會議的意見，決定在南昌舉行暴動，并決定組織以周恩來（此前曾先后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為領導核心的前敵委員會。任命周恩來為前敵委員會書記，李立三、惲代英、彭湃、譚平山等為委員。

　　擴大會議結束后，羅明納茲將準備起義的情況電告共產國際，請示批復。

　　7月26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公布7月15日通過的《統一本黨政策決議案》，宣布：一、凡列名國民黨員，在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和國民革命軍中任職者，應自即日起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二、共產黨員不得以國民黨名義做共產黨的工作。三、國民黨黨員未經中央許可，不得加入他黨，違反者以叛黨論。

　　7月26日下午4時，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再次舉行會議，羅明納茲傳達共產國際的復電說：“如毫無勝利之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暴動。”與會者認為：舉行南昌起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會后，中共中央派張國燾前往南昌，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和中央的決定。

　　7月27日，武漢國民黨中央發表《告中國共產黨書》，指責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不愿接受本黨決議，而至于破壞全部革命工作”；湖南的共產黨組織對于土地問題自行一種經濟沒收辦法，是不愿與國民黨合作、自絕于國民黨的表現；并宣稱：共產黨應即自動放棄其“對本黨敵視的態度”，否則就要執行相當的紀律。《告中國共產黨書》同時訓令各省黨部、各省政府、各軍部，應對共產黨人的活動“嚴加防范”。

　　就在這一天，鮑羅庭在武漢國民黨要人的“禮送”下，離開武漢，經馮玉祥防區回國。陳獨秀則絕望地去了上海。

　　7月底，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終于完成了《中共湖南省委關于湘南運動大綱》的草擬工作，并上報中央。他在“大綱”中明確寫道：

　　“湘南特別運動以汝城縣為中心，由此中心進而占領桂東、宜章、郴縣等四五縣，成一政治形勢，組織一個政府模樣的革命指揮機關，實行土地革命，與長沙之唐生智政府對抗，與湘西之反唐部隊相聯絡。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達推倒唐政府之目的。欲達到這一目的，必須注重軍事，建議請中央命令彭湃勿將現在汝城的粵農軍它調。瀏、平農軍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領赴汝城。江西革命軍中調1團人赴汝城。3部兵力約1師，以革命軍一團作中堅，在湘南發動起義，至少有占領5縣以上之把握。”“湘南特別委員會，受湖南省委的指揮，在交通阻隔時候得獨立行使職權。”

　　《大綱》體現了毛澤東以軍事暴動為主，建立正規軍隊，建立革命政權的思想，這是他“上山”思想的新發展。

　　1927年8月1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批準了《中共湖南省委關于湘南運動大綱》，并將《大綱》寄給湖南省委。

　　8月1日凌晨2時，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由賀龍為總指揮，葉挺為前敵總指揮，率領中國共產黨掌握和影響下的軍隊2萬余人，在江西南昌發動起義，打響了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經過4個多小時激戰，起義軍殲敵3000余人，占領了南昌城。

　　8月1日上午，起義軍在南昌《民國日報》上發表由宋慶齡、鄧演達、譚平山、毛澤東等22人署名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同人等受全國同志之重托，經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任為中央委員以來，根據本黨主義政策與總理遺教，為國民革命前途奮斗，賴全國同志之協同努力，雖歷經黨國危急時期，幸能無大隕越。今者黨國危機，更甚于昔日，故同人等不得不將最近事態之真相，與全國同志惟一之奮斗途徑，掬誠敬告我全國同志。溯自去年3月20日事變（中山艦事件——筆者注）發生以來，具見革命進程中仍不免有少數擁有武力之野心家，企圖勾結反革命勢力，以逞其挾黨自重之私意。當其時也，同人等顧念革命全局之利益，冀能促成北伐發展廣大民眾勢力，則必能裁制野心家之陰謀于一日，故一年之間不惜降志辱身以與蔣中正等相周旋，未敢稍自離棄全國同志，置革命前途于不顧，一走了事自鳴清高。迄至今年春間，蔣逆中正始則欲移黨部政府于南昌以遂其反動獨裁之私；繼則公然叛變，割據東南，勾結軍閥買辦，殘害同志，屠殺民眾。如是全國同志為黨國存亡計，始發動恢復黨權之運動，而第三次全體中央會議，亦于是舉行，通過各項鞏固革命勢力之決議，本黨主義政策與總理遺教危而復安者，間不容發。惟此恢復黨權運動，全賴全國同志之一致努力，始能與蔣逆中正以重大之打擊，重振革命之前途。但唐生智等武人亦起而投機，借口擁護此種運動，以遂其倒蔣而自增勢力之私，同人等明知此等武人對于革命毫無誠意，將來難免不危害黨國。然亦只有根據總理遺訓，使本黨獲得廣大農民群眾參加革命，始能鞏固革命之基礎。故對于兩湖廣大農民運動之發展，以及農民群眾進入為解決土地問題及建立鄉村自治之革命行動，認為不但不應加以壓抑，而且認為系本黨“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漸得廣大農民之認識。廣大農民有此認識與運動，方能摧毀封建之殘余勢力，以為本黨革命勢力及民治民有民享之新中國取得切實之保障。不圖第二次北伐出師以后，唐生智部將何鍵即開始謀叛。嗾使夏斗寅等潛襲武昌，暗令許克祥等發難長沙。當此危急時機，武人之與勾結者擁兵坐視，不肯協力剿辦。中央黨部少數軟弱領袖，震于反動之聲勢，不免動搖軟化，對叛逆武人不敢毅然加以相當之懲治。同時，江西朱培德因謀于蔣氏妥協，有驅除革命分子停止工農運動之事。此少數領袖，亦曲予優容，視為當然。馮玉祥入豫以后，更公然赴徐州與蔣逆會議，致電威脅中央罷免軍隊中一切政治工作人員。此少數領袖亦無制裁能力，且不能不虛與委蛇決定，以自亂其步趨。中央黨部在此少數軟弱領袖指導之下，威信完全墜失，但知仰武人鼻息，以中央神圣之決議，徇其私利。于是武人之氣焰大漲，黨與政府完全成為武人之一種工具，唐生智回湘，更任意改組省政府省黨部，并將屠殺政策推行不已，全湘忠實能奮斗之黨員與農民斷腰折軀者數以萬計，全鄂以五千計，而武漢中央對此數萬同志之被害，一則曰此多共產分子，再則曰彼輩不服從中央命令，自由行動，三則曰“耕者有其田”“應以政治與法律來解決”。今則事實顯然，無可掩飾。兩湖之被害者，其一部分為加入本黨忠實革命之共產黨員外，未加入他黨之本黨黨員數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此萬數黨員，均系根據本黨農工決議總理遺訓，在農工群眾中艱苦工作，今為反動武人如此殘殺。武漢中央則加以違背中央命令之罪，其賣黨賣同志，一致于此！總理遺訓謂不以政治和法律來解決“耕者有其田”的問題。今武漢中央則以政治法律保障唐生智等屠殺黨員及工農，亦即以政治和法律來解決屠殺農民問題。此是總理之本意！唐生智、何鍵等復在武漢首都橫行無忌，包圍中央黨部，占據民眾團體，劫掠中央銀行，逮捕中央委員，搜查總理夫人宋慶齡同志、外交部長陳友仁同志住宅。中央黨部復在此種反動武人威脅之下提出分共之議，欲借此排斥一切忠實黨員，以便于武人反革命之企圖，賣黨無恥，如斯其極！分共之議，在中央常務委員會未能通過。彼等仍欲號召8月15日之中央全體會議。同時在武漢及一切在彼等權力以下之各機關已開始捏造曲解種種事實，大為反共之宣傳，企圖強迫中央委員通過彼等所提出之議案，以掩飾其非法謀叛之逆跡。同人等目睹此等情形，知武漢少數領袖已甘心受武人挾持，賣黨賣身。若猶隱忍不與奮斗，助成其叛逆之計劃，將何以對全國同志托付之重，何以對總理與奪黨先烈；是以決意先后離漢，為革命與本黨前途，將盡力所能及，以領導全國同志為保持本黨革命的正統而奮斗。尤可痛者，汪精衛同志向居本黨領袖地位，此次竟以模棱兩可致受群小包圍，終屈服于軍閥武力之下；屈服以后，猶復巧鼓簧舌，淆亂聽聞，言辭矛盾，舉止反常。凡其所為，與其回國之初，迥若兩人。總理臨逝世時，慮黨中領袖或不免受敵人軟化。總理逝世不及3年，黨中舊的領袖竟大半為敵人軟化以去。言念及此，痛心何極！同人等顧念總理40年造黨之艱難，與全國百萬革命同志期望之遠大，不能坐視本黨榮譽之歷史為此等少數舊領袖所斷送，茲特鄭重申明，近日武漢少數中央委員假借中央黨部名義所發布之一切訓令決議，同人等概未同意，不能負責，武漢與南京所謂黨部政府，皆已成為新軍閥之工具，曲解三民主義，毀棄三大政策，為總理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與陳炯明、楊希閔、馮自由、謝持、鄒魯之輩實殊途而同歸。北伐之犧牲，必須能達本黨總理之遺志，拯救民眾疾苦，解放工農，以發展革命勢力，倘如今日新舊軍閥相緣為奸，以屠殺工農，壓迫民眾，則不僅北伐之犧牲為無代價，其結果必仍舊造成軍閥割據之局，使中國戰亂循環起伏，永無止境。同人等自今以后，惟有領導全國同志，誓遵總理遺志奮斗到底，決不敢有所瞻徇，以貽誤革命大局。全國同志在此時間，均應一本總理創造本黨之精神，與一切假冒本黨革命名義者堅決奮斗，尤望在本黨指導之下的忠實將士，能一本總理百折不回之勇氣，使一兵一卒皆能不受假冒本黨革命名義者之所利用，為本黨真正之革命主張奮斗到底。凡我同志，丁此時艱，務宜團結一致，以為下列之主張奮斗：

　　一、反對武漢少數中央委員假借中央黨部所發布之訓令決議。

　　二、擁護總理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社會的三民主義，與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反對一切曲解或背叛主義政策之主張。

　　三、共同努力為革命獲一新根據地以便在新舊軍閥勢力之外，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集中革命勢力繼續革命工作問題。

　　四、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由各省黨部代表，推舉全黨信任之領袖組織臨時的革命領導機關。

　　五、繼續為反帝國主義與實行解決土地問題奮斗，一洗武漢少數中央委員妥協遷就之怯弱態度，須正確而勇猛地以此種革命主張號召天下，喚起民眾。

　　六、盡力可能，以廢除苛捐雜稅，革去一切粃政弊端，以實現本黨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張。

　　七、積極預備實力以掃除蔣馮唐等新式軍閥為國內一切帝國主義北洋軍閥與封建社會之勢力。

　　以上種種，同人等以為皆當前急務，唯有全黨一致堅決為此等主張奮斗，然后中國革命運動才有成功之望，凡我同志，希鑒察之！

　　孫宋慶齡 鄧演達 譚平山 彭澤民 林祖涵 吳玉章 于樹德 惲代英

　　恩克巴圖 楊匏安 柳亞子 高語罕 謝晉 白云梯 毛澤東 董用威

　　江浩 韓麟符 夏曦 許甦魂 鄧穎超 屈武

　　就在8月1日這一天，武漢政府發布命令，要國民政府領域之內的共產黨員“務須洗心革面”，否則，一經拿獲，即行明正典刑，“決不寬恕”。反動軍警首先在武漢地區搜捕、屠殺共產黨人。汪精衛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他還說：“本人愿為殺共之劊子手”。一霎時，腥風血雨籠罩了全國。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

　　據不完全統計，從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到汪精衛的“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全國先后被反動派屠殺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多達33.7萬人；共產黨員由原來的6萬降到了1萬人左右。陳獨秀長期以來推行的對國民黨反動派妥協退讓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最終葬送了大革命，葬送了大批才華橫溢的革命志士，同時也葬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葬送了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

　　這正是：首倡建黨舉義旗，成也由斯敗由斯。

　　九州浴血豺狼笑，萬家同悲壯士死。

　　8月3日，中共中央農民部根據政治局指示精神，制訂了《關于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暴動大綱》中說：這次暴動要以農會為中心，奪取一切政權歸農民協會。除奪取鄉村政權之外，在可能的范圍內，應奪取縣政權，聯合城市工人、小商人，組織革命委員會，使之成為當地的革命中心，并實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綱。

　　8月3日這一天，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會研究了湖南省委要毛澤東回湖南的請求，決定毛澤東不去湖南，仍留在武漢工作。

　　8月4日，毛澤東接到中央開會的通知，扮成商人模樣，從武昌搭船去漢口，到湖南會館接頭。

　　會議結束時，天色已近黃昏。毛澤東沿著漢口的一條街往回走，忽見巷子里閃出兩個人來。他看這二人形跡可疑，便打算拐進旁邊的一條巷子。但他轉念一想，如此躲閃更會引起二人的注意，于是把心一橫，就大搖大擺地迎著他們走了過去。

　　這兩個人正是汪精衛的便衣特務。正當毛澤東準備與他們擦肩而過時，其中一人突然抓著他的一條胳膊，氣勢洶洶地問：

　　“看見毛澤東沒有？”

　　毛澤東臨危不懼，急中生智，非常從容地指著旁邊的小巷子說：

　　“看見了，剛從這里走過去的。”

　　那兩個人信以為真，急忙朝那條巷子追了過去。毛澤東則從另一條巷子來到碼頭，乘船過江，平安地回到了武昌家里。

　　保姆孫嫂陳玉英后來在1976年也曾回憶起了這件事，她說：“記得有一天，毛主席回到家里對我們講：今天好險啊！我在街上走，碰上了兩個敵探從對面走來，問我看見毛澤東沒有？我指著旁邊的小巷子說，看見了，剛從這里過去的。敵人就往我指的方向追去了……說得我們大家都笑了起來。”

　　8月5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發動土地革命；并要求湖南省委：“把南昌政變與秋收暴動匯合起來，一致向前發展。”

　　本卷至此就要結束了，筆者不得不交代一下在武漢政府解散后，國民黨一班人員的去向，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加入了以鄧演達（鄧在1931年被蔣介石殺害）為首的農工民主黨；一部分人加入了共產黨；一部分人如宋慶齡、陳友仁等去了海外；一部分人如唐有壬等被蔣介石殺害。而像孫科、譚延闿一班政客，有的加入了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有的則加入了以汪精衛、顧孟余為首的國民黨改組派。

　　正是：養虎憐蛇終為患，大難來時各自飛。

　　欲知后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情況如何，請看本傳第三卷——《戰地黃花》。

　　東方翁曰：陳獨秀空有大志，胸無城府。他在革命陣營里身當大任，卻避良近莠，正邪不辨，始終生活在希望與幻想之中。在緊要關頭，他又搖擺于共產國際與自己的意見之間，不識利弊，左右無定；面對反革命的蠢蠢欲動，既想反抗，又懾于共產國際的壓力；待到有了尚方寶劍，卻又退避三舍，既乏策略，終無成見。這是書生氣十足的思想家干大事業時的一般通病，焉有不敗之理？

　　毛澤東要求反擊蔣介石制造的中山艦事件在前，揭示汪精衛即將發動反革命叛變在后；見微知著，算無遺策。只是他始終被排斥在中國共產黨的核心之外，且屢遭指斥，難得一伸鴻鵠之志。組織農民，建立武裝。上山下湖，割據一方。確為良策！待到他千呼萬喚始為眾人接受之時，為時已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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