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走前面他們的路，批了

　　再尊，等到我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來束縛老百姓的思想

　　時，就落入到歷史的一種循環，這是不行的。如果共產黨也到了自己沒法統

　　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也快完了。”

　　話說1973年9月初，毛澤東在和毛遠新的談話中談到了本傳前邊已經說過的他寫給郭沫若的《讀〈封建論〉——呈郭老》那首詩，由此還談到了孔子。

　　據最近網上爆料的《毛遠新回憶1973年毛主席關于孔子的談話》一文稱：毛遠新說，1973年主席給郭老寫了首詩，沒有公開發表過。這首詩當時誰都不敢講。為什么不敢？涉及政治問題：批孔。因為后來鄧講，批孔就是批周總理，那一段時間都這么講，所以都回避。包括有一個專題片，專講主席詩詞的，題目叫《獨領風騷》，這個解說片街上有賣的。主席誕辰110周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的，講詩人毛澤東，從主席的詩講主席的一生，講的水平很高，在中央一臺播過，后來在中央四臺播過，有聲有色，作者陳晉，我見過。但主席給郭老寫的這首詩沒有收入主席的詩集。當年主席給我一句一句地講這首詩，我拿著這首詩，主席還給我講了柳宗元的《封建論》，一種單行本，字很大，還有章太炎的兩篇文章，也都是印成單行本，主席讓我回到沈陽，召集省委常委給每人印發一本，大家討論學習，還要把黑龍江、吉林兩個省委集中到沈陽來，同時給他們每人都發這首詩，主席其它的詩有沒有過這樣的情況？

　　毛遠新說，主席詩的名字是《讀〈封建論〉——呈郭老》。

　　毛遠新說，主席這首詩是1973年夏天寫的，但跟我講是在“十大”以后。當時，我在遼寧工作，1973年9月“十大”開過后，我要回去，去和主席告別，他給我講了關于對孔子的看法。

　　郭老的《十批判書》里邊有一批是批秦始皇的，罵他焚書坑儒。書是50年代出版發行的。主席把柳宗元的《封建論》給了我，我詳細讀了。柳宗元的這篇文章是肯定秦始皇的。其中有一段話：說秦二代就亡了。他指的是分封制，柳宗元反對封侯，認為導致秦朝“二世而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實行郡縣制，而是動用民力過大；而封侯只能造成國家分裂，先是紛爭，最后各種各樣的問題都發生了。秦統一以后要不要分封？李斯和好多人發生分歧，李斯反對分封，主張搞郡縣制，皇帝任命省長、縣長，而不是封一個王到全國各地，他的子孫后代都是統治者，世襲。秦始皇把這個東西破了，主席說秦始皇功勞非常大，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事。秦始皇之前很多都是王侯，秦始皇感覺分封王侯不行，就實行郡縣制。后來一些朝代又實行分封，如漢朝七王、八王之亂，鬧的漢武帝不得安寧，不少王造反。到唐朝李世民也要封，但沒有封，實際上內部有爭論。歷朝都有這種事，要不要封王。如某某省要封一個王，那就世襲了，他的子孫，即使是阿斗也得說了算，最后國家分裂，都是這樣。《封建論》對秦始皇是肯定的，所以“勸君（郭老）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這樣的大事，不是郭老你一個人就能作結論的。說秦始皇迫害知識分子，秦始皇統一國家，統一文字和度量衡，還要統一思想，思想不統一國家就難得統一。而秦滅六國時，各國都有一大幫儒生持堅決反對的態度。為了統一思想，就必須對他們采取措施，這是統一的必要。“歷代都行秦政治”，這個“政”是政治的政（因為秦始皇名贏政，有人就認為是“贏政”的政），是指秦以后歷朝歷代都是按照秦始皇的治國方略治理國家的。“孔學名高實秕糠”，是說孔夫子的那一套雖然名氣很高，實際上卻沒有什么用處，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熟讀唐人《封建論》”，就是要熟讀柳宗元的《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就是不要從柳子厚（柳宗元字子厚）倒退到周朝去了。“文王”就是周文王。

　　對于孔夫子的理論，毛遠新說，主席認為，孔子當年，他那套東西沒有市場，他周游列國，到處碰壁，被趕了出來。為什么？戰國七雄，唯獨秦國是不允許孔夫子的弟子進去的。從商鞅變法以后，其它國家允許孔子的弟子（那時孔子已死）去講學，可為什么那些相信過孔夫子的國家都滅亡了！唯獨秦國，不聽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統一，是不是這個道理？“歷代都行秦政治”。從秦始皇死了以后，農民起義，楚漢相爭，劉邦把項羽打敗了又統一了中國。漢以后，從三國、魏晉，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歷代皇帝都是罵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來都是學秦始皇的。說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這樣？都罵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們做起來并不比秦始皇手軟。秦始皇坑了四百多個儒生，后來的皇帝不是照樣嗎？文字獄一個比一個厲害！所以說“歷代都行秦政治”。“孔學名高實秕糠”。主席說，孔夫子的很多話都是好話，現在看起來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現實社會里，哪種復雜的矛盾它都處理不了，它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所以又都是些廢話、屁話！這都是主席的原話。

　　主席說，歷代農民起來造反，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改換皇帝，他們起兵造反的時候都是批孔。為什么呢？因為孔夫子講“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反了就大逆不道。你要造反，把皇帝換掉，你就得違背孔夫子的儒學理論，就必須批孔，要不然就師出無名，造反無理。特別是農民起義，主席舉了個例子：如劉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劉邦，見了儒生把帽子拿下來撒尿，這個史書上有記載。可是到漢武帝時，卻獨尊儒術。這就說明，到了要鞏固統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請回來。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論管理國家。

　　宋太祖趙匡胤他搞陳橋兵變，軍事政變，發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黃袍加身，自己當皇帝，這不符合孔子的理論，肯定不符合。但他當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請了回來。造反的時候批孔，治國時尊孔，都是這樣。成吉思汗他讀過論語嗎？他的鐵蹄殺遍歐亞大陸，見人就殺，簡直是要把所有的農業區都變成牧區、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邊的皇帝，卻到山東去祭孔啊，給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像元朝皇帝給孔子封的帽子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嗎？沒理，他得反孔。但朱元璋上臺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樣，努爾哈赤讀過什么書？滿清入關，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那符合孔子的理論嗎？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請出來。太平天國洪秀全也是從批孔開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嗎？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就又要尊孔。

　　毛遠新說，國共兩黨的領導人孫中山也好，陳獨秀、李大釗也好，“五四”運動就是批孔開始的，是不是這樣？等到蔣介石坐上了寶座以后就去尊孔、祭孔。蔣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請到臺灣，現在還在那里。中國歷史不就是這樣嗎！當要起來造反的時候，都要批孔，用我們的話說，你是革命黨的時候是批孔的，當成了執政黨，鞏固地位時又要尊孔。中國的歷史就是這么走過來的，為什么？這是什么道理？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主席說，到了現在，孔夫子已經不是當年的孔丘本人，歷代的統治階級都給他梳妝打扮，根據統治者的需要，用魯迅的話說，后邊講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經過梳妝打扮過的孔夫子，他們就是以這套思想來束縛統治人，是思想專制的工具。回顧中國歷史是不是這樣？

　　毛遠新說，你說蔣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嗎？對共產黨員他“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孔夫子什么時候教過他這一條？孔夫子是“和為貴”。所以主席那個時候寫那首詩，提出要批孔。為什么？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員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一旦中國共產黨也尊起孔子來了，就說明你也到時候了，就說明你統治不下去了，要靠他來維持你的統治了。想想看，是不是這個道理？

　　主席說，你看看歷代，革命的時候都是從批孔開始，等到他掌權的時候，都要把他請回來，干什么呢？把他作為對人民統治的思想專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結論是什么呢？他說孔子作為中國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莊子、韓非子、荀子他們一樣，都值得我們尊敬，紀念，值得研究，因為他們的思想實際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每個人都值得我們尊重。但是孔子的這套理論，它是唯心的，主張政治倒退的，是不能接受的。至于說我們現在批的孔，用魯迅說法是已經經過各朝各代梳妝打扮以后的孔，不是當年的孔夫子。比如，孔子不過是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可是到了南宋以后，卻讓婦女纏小腳，這是對人體的傷害，男尊女卑，不知道比孔子發展了多少倍！男女不平等，孔子那時還沒到這個地步；但是理論根據是孔夫子的。

　　主席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走前面他們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來束縛老百姓的思想時，就落入到歷史的一種循環，這是不行的。如果共產黨也到了自己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也快完了。

　　毛遠新回憶，主席還說，中國沒有一個真正能夠占統治地位的宗教，不像西方。主席舉例子說，西方耶酥和孔子差不多，他那個時候也是到處受人迫害，還被釘在十字架上，他創立的那套東西，在當時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到了歐洲的中世紀，教會是統治和奴役人民的一個最壞的工具。主席說你看資產階級革命，從文藝復興開始，首先就是對著教會，批判神，就像我們批孔一樣。這個教會不是說耶酥本人怎么樣，只有打破這個東西，資產階級革命才能起來，那個時候教會是宗教裁判所，有時比法院還厲害，科學家好多都是被他們迫害死的，像哥白尼、伽利略，你必須改變自己的理論，不改變就要處死！這能怪耶酥嗎？不是耶酥的問題。因為中國沒有這樣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這套東西來統治老百姓。在中國，是實用主義。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起神來了，孩子生下來病好了，早把它忘了。宗教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對它進行了一次批判，然后進行改造，改造以后它適應于資產階級社會。所以現在的宗教和中世紀的宗教大不一樣。

　　毛遠新說，主席想的是，我們既然已經認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就應該以這個思想來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雖然話都很好聽，拿出哪一句話你也不能說他錯，但它不能解決問題。現在講“和諧”，“和為貴”，引起了矛盾，又處理不了，“和”得起來嗎？

　　再說9月5日至11日，國務院教科組率先召開了“全國教育系統批孔座談會”。遲群在會上說：

　　“要把批孔作為貫徹黨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風的一件大事來抓。”

　　隨后，全國各大報刊陸續發表了很多的批孔文章。一時間，“批孔”聲勢大震。

　　9月11日，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應邀來華訪問。這是西歐大國中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國家元首。周恩來親自到機場迎接蓬皮杜。

　　是日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為蓬皮杜總統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

　　9月12日下午，周恩來陪同蓬皮杜會見了毛澤東。毛澤東說：

　　“我不行，一身病呢！”

　　他在談到英國時說：

　　“英國加入共同體是件好事。”

　　毛澤東還說：

　　“全世界都反對我們，主要是兩個國家，一個美國，一個蘇聯。美國說我們比希特勒還要壞。阿登納在回憶錄里說，赫魯曉夫請他幫助反對中國。他把這個話講給戴高樂將軍，講給杜勒斯，總而言之，逢人就講。他高興赫魯曉夫反對中國。所以我們總感覺西方各國有一股潮流要推動蘇聯向中國。蘇聯野心很大呢。整個歐洲、亞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

　　9月13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新華社9月12日發出的電訊：《毛澤東主席會見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全文如下：

　　【新華社1973年9月12日訊】毛澤東主席9月12日下午5時會見了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喬治·蓬皮杜，雙方在無拘束的氣氛中，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

　　法國外交秘書讓·德利普科夫斯基參加了這次會見。

　　貴賓們由周恩來總理陪同來到毛主席住處，首先在門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蓬皮杜總統見面時，雙方長時間地握手。毛主席對蓬皮杜總統前來我國訪問，表示熱烈歡迎。蓬皮杜總統說：我為有機會同你見面，感到非常榮幸，因為你使世界改變了面貌。他還轉達了戴高樂將軍生前懷有的同毛主席會見的愿望。毛主席在隨后的談話中回顧說，10年前在戴高樂將軍的推動下，法國在西歐國家中第一個同中國建立了完全的外交關系，他請蓬皮杜總統回國以后向所有他見過的法國朋友問候。

　　會見時在座的有王海容、唐聞生、齊宗華、羅旭。

　　《人民日報》還刊登了中法首腦會晤時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澤東那間堆滿古書的書房里，毛澤東、蓬皮杜居中，兩側為周恩來、王洪文。

　　后來，周恩來還陪同蓬皮杜觀看了現代舞劇《紅色娘子軍》。

　　9月14日，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根據主席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討了四屆人大各項準備工作，估計這些工作“需在10月5日前進行完畢”。“這些程序如果進行得順利，四屆人大正式會議開5、6天就能解決問題。”

　　9月23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來華訪問的埃及副總統侯賽因·沙菲，雙方進行了兩個小時的交談。在座的有周恩來和王洪文。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中國、統一文字，修筑寬廣的道路，不搞國中有國，而用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幾年一換，不用世襲制度。”

　　1973年10月間，中共中央決定：增補王洪文為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

　　10月13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書房會見由周恩來陪同的加拿大總理皮埃爾·埃利奧特·特魯多。特魯多將訪華前特意定制的古銅色白求恩紀念章作為“加拿大總理首次訪華”的禮物，分別送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參加會見的還有王洪文。特魯多坐在毛澤東和王洪文之間。外交部長助理、翻譯王海容坐在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

　　特魯多訪華期間，正值第4次中東戰爭爆發不久。在會談中，特魯多主動向毛澤東請教關于世界上是否會有持久和平這一問題的看法，毛澤東與他就此話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此外，毛澤東還主動詢問起加拿大的地理與農業生產情況，關注中加貿易的發展。

　　這一天，在兩國領導人的積極推動下，中加貿易協定得以簽署，為兩國之間的經貿合作開啟了大門。

　　除了訪問北京之外，特魯多此行還到訪了中國的歷史名城洛陽，由周恩來親自陪同他乘車前往，凸顯出中國對發展與加拿大關系的高度重視。

　　10月20日，周恩來在關于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會議“基本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稿。各地、各單位出席四屆人大的代表也陸續“協商選出”，人大會議的主席團和人大常委會的人選也“擬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討論通過。

　　10月21日夜，中共中央委員、兼管中央專案審查工作的公安部部長李震吊死在公安部機關大院地下熱力管道溝內。

　　這是建國以來罕見的一起案件。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時難以查清，北京的氣氛很緊張。

　　10月27日，周恩來在關于處理李震案件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中央政治局連續舉行會議，分析案情，認為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沒有自殺因素，因此判斷“他殺”的可能性大。委托華國鋒負責破案工作，紀登奎、吳德協助，同時在公安部內進行動員整頓工作。

　　經毛澤東批準，中央采取了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

　　后來在11月11日，正在中央舉辦的“讀書班”學習的十屆中央委員祝家耀、十屆中央候補委員楊貴被派到公安部工作，任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參與破案工作。1974年1月，經偵查人員大量調查研究，解剖尸體化驗，現場痕跡檢驗，以及各種方式的模擬試驗，完全證明李震是自殺而死。

　　1973年11月2日下午，天氣特別寒冷。澳大利亞工黨領袖、政府總理愛德華·高夫·惠特拉姆與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就孟加拉問題交換意見，一位中國外交人員遞給周恩來一張紙條。周恩來看罷，馬上對惠特拉姆說：

　　“我們能不能私下談句話？”

　　惠特拉姆聞言隨即起身，沒想到他那高大的身軀上未曾拉上拉鏈的夾克衫，掛住了會議桌上綠色臺布的穗子，整個臺布被他一拉，像剝香蕉皮一樣，一下子掀翻了桌面上所有的便箋、鉛筆、茶杯等用品。待服務人員收拾好桌子，年輕的澳大利亞駐華大使蒂芬·菲茨杰拉爾德在便箋上寫下幾個字：“可能是見毛澤東”，然后他把便箋推向坐在他旁邊的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他的確猜對了。

　　下午4點半，兩輛黑色的小轎車由長安大街一扇紅色大門駛進了中南海。每位來訪者下車時，都有一位中國助手把手放在車門頂部，以免客人下車碰著頭。

　　毛澤東在書房里由周恩來和王洪文陪同，會見了惠特拉姆等客人。他不用別人攙扶，自己站起來，步履蹣跚地走向前，對澳大利亞客人說，我的腿不方便，聽覺似乎也不太好。

　　在會談中，毛澤東品著杯中的茶水，靜候著，默不作聲。而急于展示自己知識的惠特拉姆則滔滔不絕。周恩來和毛澤東講的一樣少，王洪文也只講了一兩句。毛澤東把雙手穩穩地搭在沙發的扶手上，忽然說道：

　　“現在該讓我提幾個問題了。”

　　毛澤東向惠特拉姆詢問澳大利亞工黨和共產黨哲學觀點的差別。惠特拉姆答道，他認為社會主義是進化的產物，而共產黨人則堅信只有革命才會有社會主義。

　　“噢，你的觀點是達爾文派的啰？”毛澤東漫不經意地問道：“澳大利亞的達爾文港，是以生物學家查理·達爾文的名字命名么？”

　　惠特拉姆這位工黨領袖，對毛澤東的提問，竟然一無所知。

　　毛澤東在談話中還極力回避惠特拉姆對他的許多贊譽之詞。當惠特拉姆說他對現代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時，毛澤東卻說他的作用還沒有那么大。當惠特拉姆稱贊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時，毛澤東卻說，我們目前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他還說：

　　“不過，中國的貧窮是件好事，它使得人民要革命。”

　　惠特拉姆說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以前，沒有得到過蘇聯的幫助。毛澤東對他的話，再次作了訂正。他還慢吞吞地說，莫斯科有時幫不了什么忙。

　　惠特拉姆極力反對中國進行核試驗。他說，他們和日本一樣，反對中國的核試驗。毛澤東對此不以為然，他說：

　　“我們不在乎你提出這個問題。”

　　毛澤東還說，就像在父子之間一樣，即使是最愚蠢的問題也可以談。他不屑于為中國的核試驗政策辯護，對于中國的核試驗，他只是說：

　　“這是必要的例行公事。”

　　惠特拉姆反對“必要的例行公事”這一說法。不過，后來他讓步了。他承認，不能把中國的情況簡單地與法國相提并論：原子彈是在中國本土爆炸，不像法國在遙遠的殖民地進行試驗。另一方面，中國實際上受到了核武裝敵人的威脅，而法國則沒有，并且巴黎還受到了美國的保護。

　　毛澤東一聽這話，就激動起來了。他說：

　　“法國正受到蘇聯的巨大威脅，他需要獨立的威懾力量，他也應該有這種力量。”

　　毛澤東穩定了一下情緒，又說：

　　“當然，不管怎么說，核武器并不起多大作用。起主要作用的還是人。”

　　在談到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的人員組成時，周恩來插話說：

　　“工人、農民、現役軍人以及其他勞動人民合起來比例約為67%，其余之33%，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這里邊很多過去也是軍人。”

　　毛澤東提到了鄧小平，他評價鄧小平說：

　　“打過仗，懂軍事。”

　　惠特拉姆告訴毛澤東，鄧小平曾經給他說過，鄧小平出席過“八大”和“十大”，“九大”卻沒有參加。他問道：為什么鄧小平在1969年的這次會議上缺席了呢？毛澤東說：

　　“那時，林彪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惠特拉姆又談到了王洪文，說王洪文在“十大”后已經“世界聞名”。他還以玩笑的口吻說：

　　“你在什么地方發現他的？”

　　毛澤東說：

　　“不知道。”

　　惠特拉姆說：

　　“當年你們長征時，他還沒有出世呢。”

　　王洪文插話說：

　　“我正是長征時出生的，那年我一歲。”

　　惠特拉姆說，就中國的問題來看，“革命的前途”無疑是在年輕的一代身上。

　　“我和周恩來都活不到革命勝利的那一天了。”毛澤東說：“我已疾病纏身。”

　　周恩來笑著插話說：

　　“他只是膝蓋有點風濕痛。”

　　毛澤東接著說：

　　“我已和上帝打過招呼了。”

　　周恩來見毛澤東如此說，只好緘口不語了。他看了一下手表，示意會談差不多該結束了。毛澤東就指了指王海容，打趣地說：

　　“她把我管得很緊，從不讓我說話時間太長。”

　　11月7日，毛澤東會見塞拉勒窩內（今譯塞拉利昂）共和國總統史蒂文斯，坐在毛澤東兩旁的是周恩來和王洪文。

　　11月10日，在9月22日就任美國第56屆國務卿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一行，來華訪問抵達北京。

　　是日晚，外交部長姬鵬飛舉行宴會，歡迎美國國務卿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一行。

　　周恩來、葉劍英出席了宴會。

　　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布魯斯，副主任詹金斯和霍爾德里奇等應邀出席了宴會。

　　姬鵬飛外長在祝酒時說，基辛格博士這是第6次前來我國訪問，同時也是他就任美國國務卿后第一次來訪，同我們就中美關系正常化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我們對此感到高興。他向基辛格國務卿以及隨他來訪的各位美國客人們表示歡迎，并借此機會向偉大的美國人民致意。

　　姬鵬飛說，自從博士1973年2月訪華以來，國際上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有力地證明了，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我們認為，這種動亂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對于人民說來是好事，不是壞事。通過這種動亂，人民進一步得到了鍛煉，看清了方向，加強了團結，日益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姬鵬飛外長說，無疑，我們雙方對一系列問題的看法存在著分歧，但過去兩年多的經驗表明，雙方本著坦率精神交換意見是有益的。自從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上海公報》發表以來，中美兩國之間互設了聯絡處，中美兩國人民間的各種交流有了可喜的開展。兩國人民的了解加深了，友誼增進了。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我們相信，只要沿著《上海公報》所確定的方向前進，中美關系正常化這一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基辛格博士在祝酒時說，這是我第6次榮幸地訪問中國。今天的旅程重復了我1971年7月份秘密訪華的路線。參加過那次旅行的所有的人都不會忘記我們初次進入中國境內時的興奮心情，這不僅是因為我們來訪問一個新的國家，而且我們當時認為這是一個神秘的國土，一直到總理向我指出，我們之所以這樣認為，更多的是由于我們的無知，而不是由于她的神秘。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道中美兩國關系的正常化對于世界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我們在那個時候就為自己確定了任務，就是決心向著關系正常化，向著確立美中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前進。

　　基辛格博士說，正如外交部長先生以前所說的，我們已經取得了良好的進展，我們在彼此的首都互設了聯絡處，我們兩國之間的交往增加了，但是我們決心要做的比這更多得多，并且決心盡可能快地完成我們在兩年前開始的過程。

　　基辛格說，我們在《上海公報》中確立了一些共同的重要目標：我們將反對霸權，我們將不代表第三國講話，我們將信守和平共處的原則。我們決心履行《上海公報》。因此當我第6次來訪的時候，對我們來說，中國已不再是神秘的國土了。我們已經懂得了中國說話是算數的，我們彼此所作的每一項諾言都得到遵守。我們也懂得了我們兩國人民的和平和幸福不僅有利于我們兩國人民，而且也有利于全世界。

　　基辛格說，因此，我和我的同事們抱著開誠相見的態度來到這里，以便加速我們關系正常化的進程，促進《上海公報》的目標，并就亞洲和平和世界和平問題交換意見。我們知道，我們這一次像歷次來訪一樣，將會取得良好的進展。

　　11月12日下午，周恩來和基辛格正在會談，突然接到通知說，毛澤東要會見基辛格一行。周恩來便與基辛格同乘一輛中國轎車來到毛澤東的住處。門廳里擺著一張乒乓球臺。書房里沿墻擺滿了書籍，中間是擺成半圓形的沙發。基辛格感覺毛澤東看上去比他過去見到的任何時候都更為健康。毛澤東同基辛格等人一一握手，他還與陪同基辛格的布魯斯、洛德開玩笑說，布魯斯上了年紀，洛德還年輕。我比你們兩人年齡都要大，我已經80歲了。待客人落座后，毛澤東一開始就問周恩來和基辛格討論了什么問題。周恩來說：

　　“擴張主義。”

　　毛澤東佯裝不知，笑指著基辛格，故意問道：

　　“誰在擴張，是他嗎？”

　　周恩來也順著說：

　　“是他開始的。但是別人現在趕上來了。”

　　毛澤東對基辛格說：

　　“蘇聯的擴張主義還可憐得很，他們是野心大，膽子小，就像古巴導彈危機和你們最近宣布戒備時期已經證明的那樣。美國的外交，太喜歡打太極拳。而中國的戰略，則是以比較直接的對抗做基礎的。蘇聯在中國邊境陳兵百萬，打消了我們任何靈活的想法，對于蘇聯的擴張，必須針鋒相對，玩弄策略是沒有意義的。”

　　基辛格說：

　　“無論我們的策略如何不同，我們已經證明自己有決心抵抗挑戰。”

　　毛澤東說：

　　“我相信這一點。因為你最近訪問阿拉伯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

　　他向基辛格介紹了蘇聯總理柯西金1969 年在北京機場和周恩來會談的情況。爾后說：

　　“我曾經說過，這場斗爭要進行一萬年，現在看在他親自來找我的面上，我愿意減少一千年。（笑聲）你們看我多大方，一讓步就是一千年。”

　　在座得人都被毛澤東逗笑了。毛澤東又說：

　　“后來又有一次，一位羅馬尼亞官員也來為蘇聯說情。這次我又讓步，再減少一千年。（笑聲）你們看，我規定的期限是越來越短了。”

　　在一片笑聲中，毛澤東接著說：

　　“第3次，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也來了——這是兩年前的事。他又提出這個問題。我說：‘這次無論你怎么說，我都不能再讓步了！’（笑聲）”

　　基辛格對毛澤東的風趣語言極感興趣，始終認真而開懷大笑。毛澤東點燃一支香煙，吸了一口，說：

　　“北極熊要整你美國！一整太平洋的艦隊，第7艦隊，二整歐洲，三整中東。目前它還無法進攻中國，除非你們首先讓它進來，首先把中東和歐洲拱手相讓，使它們可以把部隊調到東邊來。總而言之，遏制蘇聯是必要的！”

　　基辛格說：

　　“對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險是誰，我們并無懷疑。我們同蘇聯的交道中，沒有什么你們不知道的東西。你們可以指望將來也會如此。”

　　毛澤東說：

　　“你們跟我們觀點差不多一樣，就是蘇聯要打中國，有這個可能。”

　　基辛格說：

　　“我原來認為，這在理論是可能的。現在我認為，有更大的可能性。我已經公開對你們總理和大使講過，我認為他們特別要摧毀你們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講過，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講過的，我們認為，如果出現這種事情，將會對我們大家都產生嚴重后果，所以我們決心加以反對。我們已經決定不允許中國的安全遭到破壞。”

　　毛澤東說：

　　“它那個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基辛格說：

　　“可能是這樣。”

　　關于中美關系，毛澤東說：

　　“只要你們跟臺灣斷絕外交關系，我們兩國就可能解決外交關系問題，就是說，像日本那樣。”

　　基辛格說：

　　“從我們的觀點來看，我們是要同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我們的困難在于，不能立即斷絕同臺灣的外交關系，這同我們國內形勢有部分關系。”

　　“我說，我們眼下沒有臺灣也過得去。可以等100年再談。這個世界的事不要太急。何必那么急呢？”毛澤東有意告誡基辛格：“至于你們同我們的關系，我看不需要100年。但這得由你們決定。我們不催你們。”

　　基辛格說：

　　“或者我們還是等待一下，因為從技術角度來看，聯絡處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澤東說：

　　“可以嘛，就是這樣下去也可以嘛。你們現在還需要臺灣。”

　　基辛格說：

　　“不是需要的問題，是現實可能性的問題。”

　　毛澤東“哎”了一聲說：

　　“一樣。臺灣問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國際全局問題。”

　　這一次會見，毛澤東與基辛格談了近3個小時。臨了，他再一次警告基辛格說：

　　“蘇聯欺軟怕硬。”

　　毛澤東費勁地站起身來，沒有要人扶他，然后緩慢地移動腳步把基辛格等人送到外間接待室，一同照了相。他還握著基辛格的手說：

　　“請向理查德·尼克松總統轉達我個人的問候。”

　　這正是：毛公妙語逗博士，客人聞道偷著樂。鼎立上策在伐謀，豈是聯姻能茍活。

　　11月12日晚，周恩來、葉劍英與基辛格、洛德舉行第2次會談。基辛格突然提出，中美兩國建立一條防止突發事件、快速傳遞信息熱線的建議。周恩來說：

　　“我們必須研究一下。”

　　會談結束后，周恩來去向毛澤東匯報情況，此時，毛澤東已經睡下了。

　　11月13日，基辛格在中美第3次會談中，又提出了建立中美信息熱線的問題。周恩來說：

　　“對我們來說，我們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準備，即在一個時期內孤軍奮斗，這是我們的一個基本的作戰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內的幾個方面同時向我們進攻，我們也做好了準備。”

　　他將話頭一轉，又說：

　　“如果你所提議的，能夠在預警設施上合作，對我們在情報上會有大的幫助。當然，這也包括通訊網絡。可是，要做得不讓人發現我們的合作關系。”

　　基辛格說：

　　“總理先生，要秘密建立一條熱線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來，其特定用途應該是可以保密的。”

　　周恩來說：

　　“我們還要考慮。要報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決定。”

　　周恩來送走基辛格，來到毛澤東住處，準備匯報工作。他看到毛澤東正在睡覺，只好又回去了，便讓工作人員把關于基辛格的訪華公報稿送給毛澤東及在京政治局委員審閱。

　　11月13日晚，基辛格博士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宴會。他在祝酒時說，我們今天在中國朋友家里請他們吃飯，這是極其合適的。我們中國朋友具有很大的藝術，能夠使他們的美國客人無論走到哪里，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樣。

　　基辛格說，我曾經請我的同事中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提供一個適合這個場合用的中國諺語，他們告訴我的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可以說，我們第一桌確實在實踐這句諺語。

　　基辛格說，當我們結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逗留即將離去的時候，我們像前5次的訪問一樣，對取得的進展感到滿意，對我們建立的關系感到親熱。當尼克松總統在將近兩年前到這里來并由此產生《上海公報》的時候，他是一位開拓者。尼克松總統所開始的旅程，現在已被所有美國人認為是必要的了。不論將來在美國發生什么事情，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友誼，都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持續因素。這是因為我們的關系是建立在必要性和原則性的基礎上的，是因為我們信守這一原則，并且懂得這一必要性。

　　基辛格博士說，在我們離開以后，我們要發表一項公報，但是，這次訪問和我們的關系的意義，決不可能包含在一個文件的字句中，它們將包含在已經建立的關系和我們所規劃的未來中。

　　基辛格說，我有幸同毛主席進行有遠見的、廣泛的交談，并且同總理進行長時間、建設性的會談。很清楚，我們兩國人民的友誼將得到加強，《上海公報》的原則將得到加強和重申，我們關系的正常化將繼續進行下去。我們向你們保證，不論今后發生什么事情，我們關系中所取得的進展，今后將繼續發展下去。

　　基辛格在結束講話時，代表尼克松總統、代表他的所有同事提議為毛主席的健康，為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持久的友誼，干杯。

　　姬鵬飛外長在祝酒時說，基辛格博士一行即將結束對我國的訪問，明天就要離開北京了。在過去這3天里，周恩來總理同基辛格博士就促進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進行了多次會談。我們兩國官員還具體討論了從各方面進一步開展中美之間的交流問題。特別是，毛澤東主席又一次會見了基辛格博士，同他進行了范圍廣泛的交談。應當說，通過博士第6次來訪，我們雙方對彼此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和方針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對雙方來說，這都是極其有益的。

　　姬鵬飛外長說，歷史在發展，人類在進步。我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在未來的歲月里必將不斷加強，中美兩國關系必將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向著正常化的目標不斷前進。

　　11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中美雙方商討、修改的基辛格訪華《公報》。

　　這一天午后，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匯報說：周總理有的問題不請示主席，不報告主席。她們還說，周恩來、葉劍英被美國的原子彈嚇怕了。毛澤東認為周恩來在與基辛格的會談中，態度軟弱了，犯了右的錯誤。

　　11月17日上午，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和所有參加中美會談人員開會，他批評說：

　　“講臺灣問題有兩種可能是錯的，要打。在陜北時，連那個小土圍子，不打他就不投降。”

　　關于對美關系，毛澤東說：

　　“對美國要注意，搞斗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

　　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批評此次中美會談中的錯誤。他對外交部的人員說：

　　“當著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也可以來，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

　　11月18日，周恩來在關于中央政治局會議議題給毛澤東的報告中，向毛澤東作了檢討，說自己在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

　　11月21日，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開會批評了周恩來和葉劍英。

　　欲知毛澤東后來還有什么重要指示，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關于對美關系的政策和策略問題，請讀者認真回顧毛澤東和尼克松的談話和這一次與基辛格的談話以及有關中美關系方面的一系列指示。可以說，他制定的政策和策略都是很高明的，是無懈可擊的。如果這些政策和策略在施行中“差之毫厘”，其結果便會“謬之千里”。因此，毛澤東告誡黨內：“講臺灣問題有兩種可能是錯的，要打。”“對美國要注意，搞斗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這個話和本傳前面講到的他在7月4日批評外交部“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一樣，都屬于黨內正常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目的是強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在外交問題上，特別是在中美關系上，切不可信口開河。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政治智慧，在此時的黨內依然是無人可及的。

　　另：據某官方媒體披露：王洪文在擔任黨中央副主席之前月薪68元，當了中央副主席以后月薪仍是68元。1976年10月王洪文被捕后，搜查者從他在釣魚臺的住所搜到“一些裝有現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機關的名稱，是上海每月給他的生活補貼，每月15元。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屆人大后）主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不僅老婆和孩子仍是農村戶口，靠工分吃飯，他自己也沒有城市戶口，沒有國家干部工資，仍在大寨掙工分。大寨大隊給他每天勞動工值一塊五毛錢，一個月出滿勤是45元。中央每天給陳永貴1元2角的生活補助，一個月36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四屆人大后）主管工業衛生的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國棉一廠67元2角的工資。參加國務院會議喝一杯茶要交一角茶葉費，吳桂賢原來不知道這個規矩，就喝了茶，知道這個規矩后，就說自己不愛喝茶，只喝白開水了。這則消息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盡管王洪文、陳永貴、吳桂賢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內身居高位，卻仍然和普通的工人、農民一個樣，是沒有任何特權、沒有任何特殊待遇的。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干部！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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