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尤其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過支持與貢獻，但總說起來支持與貢獻甚微，愧疚與錯誤倒是不少。

　　上世紀二十年代，設在蘇聯的共產國際，明面上看是聯系與指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性組織，實質上只是蘇聯共產黨領導下的下屬組織而已，它的一切行為悉聽命于蘇共，或者說完全聽命于斯大林。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定程度上講，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與幫助。一大召開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人曾蒞臨會議，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歷史作用。那時候，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沒有多少獨立自主權利。首任總書記陳獨秀生性倔強，不甘委身于人，更不愿聽命于人，屢屢與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意見相悖，產生杯葛，鬧得很不愉快。然而，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英雄氣短，嚴重缺乏經費。黨的領導人即便窮盡自身所有解決這一問題，終究捉襟見肘，入不敷出。無奈之下，只得仰仗共產國際支持。共產國際給予中共的那點微薄經費，雖遠不能與蘇聯政府對中國南方國民政府的支援存在可比性，但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燃眉之急。再加陳獨秀被捕后，能旋即出獄，全賴共產國際于中周旋調停。出于感激，陳獨秀此后再不與共產國際公然向背，慢慢走上聽命于共產國際領導的軌道。

　　其實，在斯大林那里，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沒咋入他的法眼，他在言談舉止上無不流露出對中國共產黨的傲慢與偏見。有人問斯大林如何評價中國共產黨時，他曾不無輕蔑地說：中國共產黨嘛，它與蘇共之間只是人造黃油與黃油的關系。意思再明白不過，斯大林眼里，只有蘇共才是名正言順的正牌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仿制品而已。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土地革命后來遭遇慘重失敗，斯大林與共產國際難辭其咎。本來，熟知中國國情的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央蘇區革命，轟轟烈烈，形勢一派大好。然而，由于斯大林與共產國際強力干預，硬把一批留過歐洲、蘇聯，吃過洋面包，喝過洋墨水的年輕共產黨人推舉到中國革命最重要的領導崗位上。這些人革命熱情高，馬列理論強，極富宣傳鼓動能力，深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信任。他們拒不依據中國國情行事，機械照搬蘇聯模式，機械照搬馬列教條，罔顧實際，想當然做事，魯莽沖動，呈匹夫之勇，沒長時間便把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蘇區根據地和數十萬紅軍推向絕路。

　　這其中，王明是罪魁禍首。王明長期留住蘇聯，直接參與領導共產國際事務，遙控指揮國內革命。正是他的授意，二十四歲的博古出任中共臨時負責人。年輕的博古，馬列主義理論修養尚可，但政治、軍事素質與斗爭經驗極為欠缺。他唯王明與共產國際馬首是瞻，大搞城市中心論，主張與敵人直接對壘，面對面博弈。極力排擠打壓毛澤東，很快把中國革命拖入岌岌可危境地。

　　抗戰時期，王明背負斯大林之命回到國內。為了配合蘇聯，王明不顧一切，由原來的極左轉化為極右。不僅大肆叫囂“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極力否認中國共產黨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公然違抗中共中央決策，一爭領導權，二犯自由主義，三搞獨立王國。他以中共長江局書記身份，背著黨中央，直接與國民黨當局對話，無視黨中央決策，擅自發表自由言論，走右傾妥協路線，給黨的事業造成極大被動。王明的所作所為，一點不是他個人思想使然，執行的完全是斯大林與共產國際的意見。斯大林這樣做的意圖很明白，他壓根兒不看好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對中國共產黨盡他應盡的責任與義務，把本國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極力與南京國民政府搞好關系，大力支持蔣介石政權，迫使中國共產黨徹底服從蔣介石的絕對領導，目的是希望蔣介石能按其意愿起而抗日。這樣便可牽制日本，減緩蘇聯在東線的戰略壓力。為此，蘇聯政府抗戰期間，把所有援華軍事戰略物資盡皆送給蔣介石軍隊，而對與自己政治信仰頑完全相同的中國共產黨，幾無任何軍備支援。毛澤東曾不無感慨地說：如果蘇聯把援華物資援助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抗日戰爭會結束得更早些。毛澤東也曾在談到王明前后犯下的極左、極右錯誤時，這樣說：王明這個人，替別人想得太多，為自己想的太少。這里的“別人”意即蘇聯，這里的“自己”意即中國共產黨。

　　解放戰爭時期，蘇聯依然一點不看好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政府一直保持著極為親密的關系。抗戰后期，為了不使蔣介石政權心存蘇聯會支持中共的疑慮，蘇聯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公開聲明蘇聯不支持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并以此為條件迫使國民黨政府承認外蒙獨立。1949年，當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接連取得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勝利，兵臨長江，即將渡江南下之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極力從中斡旋，試圖分裂中國，讓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政府劃江而治，勢呈南北，各自為政。斯大林也于中勸說中國共產黨，聽從美國調停，不要渡江，與蔣介石南北分治。熟知中國歷史的毛澤東婉言拒絕，意氣豪邁，大手一揮，千軍萬馬，直搗江南，迅速推翻了國民黨政權，建立了獨立自主的新中國。

　　如果中共聽從斯大林建議，中國如今的形勢絕難好得過朝鮮半島。國家分裂的局面一旦形成，據后來國際局勢的復雜變化推演，再想實現國家統一，幾無多大可能。

　　新中國建立伊始，為尋求蘇聯支持，搞好國家建設，毛澤東不顧國內繁雜事務纏身，遠赴蘇聯訪問，希望能夠受到蘇聯友好接待，給予大力支援。然而，斯大林居高臨下，態度傲慢，對毛澤東不冷不熱，實質性問題始終避而不談。毛澤東深受其辱，大為光火，對前來看望他的蘇聯高級領導人發脾氣：你告訴斯大林同志，我在這里一天到晚吃飯，拉屎，睡覺，啥事也做不了。在此情況下，斯大林聞聽后，這才不得不出面會見毛澤東，雙方開始了卓有成效的會談，最終促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

　　斯大林于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是心有大愧的。他自己也也應該能意識到這一點。毛澤東初到蘇聯，二人一見面，面對毛澤東的謙遜話語，他曾不無愧疚地說：勝利者是不受批評的。言外之意，當初勸你不要渡江，與國民黨政權劃江而治，是我錯了，不是你錯了。該受批評的是我，而不是你。

　　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前，金日成沒有最先向中國求救，而是先求助蘇聯。斯大林出于本國利益考慮，不愿由此刺激美國，引發新的世界大戰，建議金日成向中國求救。作為朝鮮近鄰，中國絕不會坐視不管。毛澤東很快克服重重困難，毅然決然出兵朝鮮，抗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按照事先協議，蘇聯應給予空中支援。可斯大林對此猶疑不決，深怕蘇聯空軍對美作戰中暴露，招致美國不滿。一而再，再而三不出兵，致使志愿軍失去制空權，蒙受巨大損失。盡管蘇聯后來出動空軍支援了，但志愿軍所受損失，對境內尚未全部解放的新中國來說，代價極為慘重，斯大林應該承擔相應責任。

　　毛澤東一生曾寫過三篇歌頌斯大林的文章，兩篇是給斯大林賀壽的，一篇是斯大林逝世后的悼念文章。按照毛澤東本意，他說：老實說，（這三篇文章）我都不愿寫。一是毛澤東一生最反對大張旗鼓給領導人賀壽，二是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的貢獻實在乏善可陳。

　　斯大林逝世后，1956年蘇共召開了二十大。會后，赫魯曉夫做了著名的“秘密報告”，全盤否認斯大林。蘇聯是世界共產黨陣營的老大哥、領頭羊，斯大林是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一旦被本黨否定得一無是處，無異等于翻了天。一時間，世界輿論一片嘩然。共產黨陣營里人心惶惶，莫衷一是。敵對陣營里一片歡呼，如獲至寶。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紛紛拿起斯大林這把刀子反刺無產階級陣營。形勢對社會主義陣營極為不利，照此下去，必會產生難以挽回的損失。

　　為此，中共中央接連召開高層會議，針對赫魯曉夫的魯莽之舉，商量對策。毛澤東那個時期除了處理國內緊要事務外，全身心投入到蘇共和斯大林問題處理上。他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召集中宣部、新華社、人民日報社負責人，深入細致地分析研究，全面周密地思謀應對之策。在他親自領導下，中共很快形成一致意見，迅速拿出兩篇高質量文章，對蘇共和斯大林問題予以精準分析與評論。

　　首先，公正評價斯大林。斯大林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尤其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巨大，雖然犯有比較嚴重的錯誤，但與其功勞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毛澤東說，斯大林這把刀子不能丟。赫魯曉夫把它丟了，我們要把它撿起來。不能讓帝國主義拿這把刀子反刺我們，而應該拿著把刀子刺他們。斯大林接手列寧后，用短短幾十年時間，把蘇聯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一個可與美國抗衡的工業國，是很了不起的。他領導下的蘇聯衛國戰爭，不僅解救了蘇聯，對世界人民也功不可沒。

　　其次，要堅決維護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地位。盡管斯大林逝世后，中蘇兩黨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但毛澤東認為，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中國共產黨要以世界革命大局為重，既要批評蘇共和斯大林所犯錯誤，也要維護蘇共和斯大林應有的地位與威信。

　　其三，對蘇共尤其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批評，要適度，措辭要委婉，不能太直白，不能把事情搞僵了。蘇共與其它國家共產黨之間的關系一直不很融洽，存在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作風。在政黨事務與國家事務上，存在以大欺小，倚強凌弱，頤指氣使，喜歡教訓人的蠻橫與霸道。尤其各國共產黨與蘇共之間，存在極其嚴重的“父子黨”傾向。毛澤東說，以前礙于情面，也為了大局，我們不好說破這一點。如今赫魯曉夫自己揭了蓋子，我們就要趁勢說一說，但原則是要適度，不要太激烈，太過分。

　　其四，正確對待蘇共與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蘇共一直以來與南斯拉夫共產黨關系高度緊張，斯大林甚至將南斯拉夫共產黨開除出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這些做法都是很過分的，需要指出來進行適度批評。在指導新華社撰寫《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中，毛澤東特意囑咐有關人員，對斯大林問題要采取“先抑后揚”手法。先簡要指出斯大林所犯錯，然后重點說明他做出的貢獻。對南斯拉夫，則采取“欲抑先揚”手法，先指出它的成績，再指出它所犯錯誤。在處理蘇聯與匈牙利和波蘭之間矛盾時，中共態度鮮明，立場堅定。對蘇聯準備出兵波蘭表示堅決反對，為此召見蘇聯駐華大使，開宗明義申明自己的觀點，最終促使兩國化干戈為玉帛。面對匈牙利國內局勢混亂，蘇聯試圖撤走駐軍，一走了之。毛澤東則直接告訴蘇共，這樣做是對匈牙利人民的背叛，將成為歷史罪人。同時，毛澤東還明確指出，匈牙利所以出現內亂，關鍵是缺少應有的民主集中制。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評價，客觀公允，實事求是。正是他的堅持，斯大林的歷史地位得以維護，沒有走向赫魯曉夫一概否定的絕路。這既是毛澤東一貫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生動體現，也是他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

　　受歷史與現實局限，任何一個歷史人物都難免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誰都不可能做到完全正確，永遠正確。歷史發展的規律歷來這樣，前進道路上遭遇一定挫折，勢所必然。誰也規避不了，誰也改變不了，誰也逃脫不了。問題是，面對既往所犯錯誤，要頭腦清醒，力避重蹈覆轍。

　　斯大林是偉人，而且是了不起的世界性偉人。他所犯錯誤，有自身原因，更有客觀原因。毛澤東對斯大林所持的科學態度，不存私心，不存偏狹，客觀實在，一分為二。斯大林如九泉有知，自當欣慰。

　　202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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