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不要阻攔。天要下雨，娘要嫁

　　人，你有什么法呢？都是沒法子的事。林彪他要走，由他去吧！”

　　話說毛澤東安全回到北京，完全打亂了林彪集團的部署。

　　1971年9月12日晚，林立果探聽到毛澤東在下午確實回到了中南海，立即指示周宇馳說，現在情況變了，我們要立即轉移，趕緊研究一個轉移廣州的行動計劃。他又給葉群打電話說，情況緊急，我兩個小時后飛往北戴河，北京方面暫且由周宇馳負責指揮。

　　晚8點15分，林立果和劉沛豐乘256號三叉戟飛機在海軍山海關機場降落。

　　此時，在北戴河的林彪得知毛澤東已經回到了北京，兩眼發直，坐在沙發上一聲不吭。葉群的哭聲，已經傳出了窗外。

　　這天晚上，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討論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晚10點30分，他接到汪東興轉來8341部隊駐北戴河負責人的電話，轉達林彪的女兒林立衡的秘密報告：葉群、林立果要挾持林彪乘飛機先去廣州，再去香港。周恩來聞聽此言，緊皺著眉頭，叫警衛部隊密切注意情況，隨時報告。

　　《汪東興回憶錄》中是這樣記述的：“晚上9點20分左右，張宏、姜作壽聽到林立衡的報告，姜作壽立即打電話報告給在北京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張耀祠立即趕到我的辦公室，說：‘情況很緊急，林彪要走動，怎么辦？’我馬上打電話找周總理。”“他（指總理）打電話給我，要我不離開電話機，隨時掌握北戴河那邊的情況。”

　　不久，周恩來又接到從北戴河轉來的林立衡的第2個報告：說有一架三叉戟飛機在山海關機場，是林立果從北京乘坐來的。周恩來當即問吳法憲：

　　“空軍1架三叉戟飛機到了山海關是怎么回事？”

　　吳法憲支支吾吾地說：

　　“那架飛機是夜航試飛。”

　　周恩來說：

　　“要飛機馬上回來，不準帶任何人回北京。”

　　吳法憲說：

　　“飛機出了故障，飛不回來了。”

　　周恩來命令道：

　　“飛機就停在那里不準動，修好后馬上回來！”

　　周恩來將林彪的情況，秘密地向毛澤東做出書面報告。

　　此時，紀登奎一直往來于周恩來和毛澤東之間，林彪的動態由他直接向毛澤東傳遞信息。毛澤東看罷紀登奎送來的周恩來的報告，沉思良久，在一把白色絲綢折扇上寫道：

　　“各求各志，各行各路；離凡離圣，離因離果。”

　　寫罷，他讓衛士立即將折扇交給紀登奎，要紀登奎送給周恩來。

　　這一段時間，周恩來不斷出出進進，李德生等人知道有新的情況發生了。

　　汪東興回憶說：晚11點30分左右，周恩來直接打電話給葉群，問葉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專機？葉群先說不知道，后又改口承認北戴河確有一架專機，稱如果明天天氣好的話，林彪打算要上天轉一轉。周恩來問：是不是要去別的地方？葉群回答：原來想去大連，這里的天氣有些冷了。周恩來說：晚上飛行不安全。葉群說：我們晚上不飛，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氣好了，再飛。周恩來說：別飛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氣象情況掌握好。需要的話，我去北戴河去看一看林彪同志。葉群嚇了一大跳，趕快勸周恩來不要來。

　　至此，林彪，葉群、林立果知道南逃廣州的計劃已為黨中央所覺察，便決定提前行動，馬上向北飛。林彪交代說：

　　“趕快準備東西，我們馬上走。”

　　據吳法憲回憶說：“我認為，林彪自己也覺得從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后，毛主席和黨中央已經對我們加強了管理，一個會議接著一個會議讓我們檢討，我們肯定受到了監視和行動已經不便，所以他就是真想搞政變也用不上我們了。唯一的就是他的兒子出面，企圖把毛主席干掉后再讓我們出來收拾局勢。他知道到那個時候，我們會站到他的一邊的。這一點，已經沒有任何的懷疑了。林彪逃跑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據，他不跑就沒有任何的出路了。殺害毛主席這已經把一切遮羞布都撕掉了，再不跑，豈不是自投羅網嗎？如果僅僅是一個廬山會議的問題，林彪大可不必匆匆忙忙地逃跑，林立果的那些小艦隊們也完全可以不逃跑，因為他們更沒有理由害怕了。只有參與了政變計劃或者干下了見不得人的壞事，才會那么逃跑的。”

　　9月12日晚11時30分左右，周恩來給海軍政委李作鵬打來電話，要他查詢是否有一架空軍飛機停留在山海關機場。

　　李作鵬在回憶錄中稱：“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我在西山的家中。這一天很安靜，沒有別的事情打擾。既到頤和園散了心，又把‘自留地’的事處理完。心里很高興。老伴進我的辦公室說：‘既然事情都辦完了，就早點休息吧。’她一邊幫我收拾文件，一邊與我閑談。此時，劉秘書進來說：

　　‘總理秘書來電話說，總理要找首長講話。’

　　我聽后說：

　　‘立即轉過來。’”

　　“周總理在電話中指示我：

　　‘你查問一下山海關機場，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軍飛機飛到那里去了，查的結果告訴我。’

　　我回答：

　　‘好的。’

　　平時，總理指示我了解這樣或那樣的情況，也是很正常、很經常的事，當時總理的語氣也很平靜，我沒有聽出任何異常的感覺。”

　　李作鵬當即打電話到機場。他在回憶錄中稱：“我問：‘你是誰？’回答：‘我叫李萬香，是場站調度室值班主任。’我問：‘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軍飛機到達山海關機場？’回答：‘是的，有一架空軍三叉戟飛機。’我問：‘什么時間落地的？’回答：‘20時15分。’我問：‘飛機走了沒有？’回答：‘沒有走。’我說：‘好了，就問這件事。’我放下電話，立即要軍委一號臺總機接通周總理電話。接通后，我把查問山海關機場那架空軍三叉戟飛機的情況，如實地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23點10分左右。聽完我的報告，總理仍用十分平靜語氣說：

　　‘有這樣一個情況，第一……’

　　當我聽到‘第一……’時，立即拿起筆準備記錄，并用手勢告訴老伴幫助我記錄。在電話中，總理向我做了4點指示，按照通常接受上級指示的習慣，也為了讓我老伴能夠記錄準確，總理每說一句，我都要按原話復述一遍：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聽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動，要飛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第二、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后，請他給我來個電話。第三、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我的指示、黃總長的指示、吳副總長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飛。第四、我已告訴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去了，作必要準備。’

　　總理指示完畢后，我示意要過老伴做的紀錄，再次向總理復述了他的4條批示。在復述時，將第一條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為了‘林副主席’。總理在電話中聽完我的復述說：

　　‘那就這樣吧。’

　　此時大約是23點30分左右。兩次復述總理的指示，這是我長期做參謀工作，在復雜的戰爭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工作習慣。”“接完總理的電話，當時給我的第一感覺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總理出于安全考慮，不同意林彪飛夜航。”

　　晚11點35分，李作鵬向山海關機場調度室主任李萬香傳達了周恩來的命令：

　　“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我的指示、黃總長的指示、吳副總長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飛。”

　　他還補充了一句：

　　“4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

　　后來有影印件顯示，李萬香的記錄是：“告訴你，它的行動聽北京總理指示，黃總長指示，吳付總長指示，我的指示，4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飛（4個中間任何一人指示均可放飛）才放飛，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23點45分左右，”李作鵬在回憶錄中說：“周總理又打電話問我三叉戟飛機號碼，我又立即打電話詢問機場調度室，機場值班員開始報告為256號，我將飛機號碼報告了總理。幾分鐘后，機場調度室又來電話更正為252號，我又將更正后的情況再次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23點55分左右。”

　　256號是專機配置，252號是普通客機配置。機場方面聽從空34師調度室的指令，對外將256號說成是252號。這對李作鵬這位海軍第一政委也不例外。李作鵬并不知其中奧妙，機場說是什么，他給周恩來報告的就是什么。

　　“9月13日零時左右，”《吳法憲回憶錄》中記載：他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到了西郊機場，“我要秘書張叔良打電話到山海關機場，找到三叉戟駕駛員——空34師副政委潘景寅。我在電話里命令潘景寅：‘要絕對忠于毛主席，飛機絕對不能起飛，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飛’。當時在電話里，潘景寅滿口答應。”

　　9月13日零時左右，周恩來接到8341部隊電話報告稱，林彪等人不顧警衛部隊的阻擋，已乘車從北戴河往山海關機場，并開槍打傷了跟隨多年的警衛人員。周恩來感到情況十分嚴重，立即從大會堂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報告。

　　吳法憲在回憶錄中透露，周恩來告訴他：“林彪已經和葉群、林立果乘車離開北戴河，車正往山海關機場方向開去，臨走的時候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

　　9月13日零點06分，李作鵬第二次打電話給山海關機場場站值班員，修改了第一次通話中他補充的話。

　　李作鵬在回憶錄中稱：“通完電話后，我對照總理的電話指示，又仔細地想了想與機場通話的情況。我感到，在傳達總理的第三條指示時，我曾補充說：‘4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的話不夠準確。當時我考慮，雖然周總理一人，或黃總長一個完全可以決定是否放飛，但又想到總理電話指示的第4點，吳法憲已受命到達西郊機場，空軍直接領導的中央首長專機師和指揮系統都在西郊機場，而且山海關機場那架飛機是屬于空軍專機師的，機組人員也是空軍的，如果吳法憲不知道總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隨時直接調動飛機。這樣就不能保證總理指示的落實。因此，我覺得應向機場再強調、再明確一下總理的指示。9月13日0時06分左右，我又接通了山海關機場調度室的電話，還是值班主任李萬香接聽的。我說：‘空軍那架三叉戟飛機要經北京周總理、黃總長、吳副總長和我4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你們要切實負責。’在這次通話中，我特別強調和明確了兩點：第一、強調‘4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第二、強調‘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當時我認為，這樣是更準確、更完整地傳達和落實總理的指示。但我有一點疏忽，就是沒有讓接聽電話的對方復述一遍。”

　　后來有影印件顯示，場站當時的記錄則是：“李政委：中央指示，4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誰來指示要報告我。要負責任。”

　　零點20分，山海關機場站長潘浩打電話給李作鵬，李作鵬再次重復了此前下達的命令。潘站長突然在電話中又請示：

　　“如果飛機要強行起飛怎么辦？”

　　李作鵬認為此事不可能發生，況且周恩來并未授權他阻止飛機強行起飛，便回答說：

　　“可以直接報告周總理。”

　　據李作鵬回憶說：“當時，山海關機場是海軍航空兵第5師所管轄的戰備值班機場。機場作戰值班電話與海軍通信總站有專用線路，而通信總站與軍委一號臺也有直通線路，因此山海關機場作戰值班電話具備和軍委一號臺、和總理直接通話的條件。當晚，總理對我的電話指示第二條（‘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后，請他給我來個電話’）就說明機場與總理的通話條件是具備的。”

　　1971年9月13日零點32分，林彪、葉群和林立果等人乘坐的紅旗驕車，以極快的速度，開到了停機坪上的256號三叉戟飛機附近，上了飛機強行起飛。

　　事發9個月后的中發（1972）24號文件中說：林彪等人“在沒有夜航燈光和一切通訊保障的情況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點32分，強行起飛，倉皇逃命。”

　　關于三叉戟強行起飛的詳細情形，時任山海關機場參謀長的佟玉春在回憶時說：“13日0點15分，我步行去停機坪。在距離林彪專機不到100米的地方時，林彪的大紅旗車飛快地開進了機場，停在離專機很近的地方，時間是0點22分。我趕緊往專機跟前跑，看見林立果、劉沛豐先下了車，然后林彪、葉群也下了車。葉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們要走了。’她跑到油車跟前大喊：‘快把油車開走！快把油車開走！’林立果下車后也大叫：‘快，快，快，飛機快啟動！飛機快啟動！’我看見林彪他們沒有等梯子車開過來，就順著駕駛艙工作人員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個上去的是劉沛豐，第二個是葉群，林彪緊跟著葉群上去了。這時，一輛吉普車開到停機坪，七八個8341部隊的戰士下了車。他們沒有任何反應，只是呆呆地看著林彪他們上飛機。林立果則到專機旁邊打電話（專機旁邊安裝有固定電話）。林彪專機上下來一個人，事后才知道是特設師邰起良。潘景寅叫起3個機械師加油，兩名機械師李平和張延奎爬到飛機右翼上加油，特設師邰起良在機艙里作飛行前的準備。他看見林彪到了，但兩個副駕駛以及領航員、通信員等5名機組成員還沒有到，就下飛機給李海彬打電話。我攔住邰起良，對他說：‘沒有周總理批準，專機不能起飛！’邰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沒有說什么。林立果推著邰起良上了飛機。邰起良似乎有些猶豫，回過頭還看了好幾次。林立果最后一個上了飛機。我感到情況異常緊急。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已經明確說周總理不讓這架專機起飛。我決定采取非常措施，用兩輛油車去阻止專機起飛。我叫油料科長王學高和油料排長王敬之各帶一輛油車，開到離滑行道出口50米處，擋住專機，決不能讓它起飛。以后好多人問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膽子，敢攔林彪的飛機。我說：周總理不讓起飛，不管誰讓起飛，都不能起飛，我有把握！林彪這次上飛機就像逃命一樣。塔臺既沒有調度放行，也沒有領航和通信保障，太反常了！可惜我安排的兩輛油車只有一輛油車半到位。如果兩輛油車全部到位，肯定把林彪專機堵死了，它既不能前進，也不能后退，而龐大的三叉戟專機又不可能轉身打發走兩輛油車。我叫機場警衛連緊急集合，但是疏忽一點，忘了帶槍。我趕快跑到外場值班室找槍，拿了槍和僅有的3發子彈。這時，林彪專機開始發動了。跑道燈沒有開，只有停機坪上的燈亮著，而警衛連還沒有來。我朝天打了3槍，意思是催促警衛連趕快來。李萬香聽到槍聲后，立即熄滅停機坪上的照明燈，山海關機場漆黑一片。這時，林彪專機的3臺發動機都發動起來了，聲音非常大。因為林彪專機的機頭燈開著，所以我能看見飛機在快速移動。也許是飛行員潘景寅太著急，沖著跑道邊上的一堆大石頭去了。這些石頭是維修跑道時剩下的，還沒有來得及移走。潘景寅強扭了90°的大彎，致使專機提前轉了彎，一個輪子陷入跑道邊的豆子地里。9月12日白天山海關下了大雨，地里全是泥。我急忙坐一輛油車去追，還沒有等我趕到，林彪專機已經加大油門，狂吼著從東向西沖進了跑道。”

　　李作鵬在回憶錄中稱：“太突然了！我來不及多想，立即向總理報告：‘飛機強行起飛了。’總理十分鎮靜地‘哼’了一聲，重復問了一句：‘強行起飛了？查一下航向。’我又向山海關機場打電話查問航向，回答：‘西北。’我將飛機航向立即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13日凌晨零時55分。”

　　周恩來聽到這個消息，馬上打電話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命令周恩來，立即發出全國禁飛令：

　　“關閉全國機場，所有飛機停飛，開動全部雷達監視。”

　　周恩來發出全國禁飛令后，對李德生說：

　　“林彪乘飛機逃跑了！我命令你馬上到軍委空軍司令部，代替我坐鎮指揮，24個小時都不準離開，隨時報告情況！”

　　周恩來又派紀登奎去北京空軍司令部，命令楊德中監視吳法憲，讓他隨吳法憲去西郊機場掌握情況。

　　李德生乘車急馳軍委空軍司令部，快步進入作戰部指揮所，叫來空軍參謀長梁璞，一起注視著整幅墻壁大的雷達屏幕：屏幕上清楚地顯示出林彪那架飛機標示的亮點，正在向北移動，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境線之間。

　　此時，周恩來問調度員：

　　“用無線電向256號飛機呼叫，他們能不能聽到？”

　　調度員回答：

　　“能聽到。”

　　周恩來說：

　　“我要對駕駛員潘景寅講話，請給我接上。”

　　調度員說：

　　“他開著機器，但不回答。”

　　周恩來說：

　　“那就請你向256號飛機發出呼號，希望他們飛回來，不論在北京東郊機場或西郊機場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他們。”

　　調度員多次呼叫，256號飛機上一直默不作答，繼續向北飛去。方向是蘇聯的伊爾庫茨克。調度員報告周恩來：

　　“他不回答。”

　　此時，256號飛機耍了一個花招，先向西飛了一段，接著又掉轉方向往北飛去。

　　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說：1971年9月13日凌晨，他在西郊機場空34師指揮所，一直在雷達監視器前關注著256號專機的動向。“當飛機飛到了赤峰附近的時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們的殲擊機部隊，就問周恩來要不要把三叉戟攔截回來。周恩來說：‘這要請示毛主席。’”

　　周恩來、紀登奎立即從人民大會堂驅車趕到中南海，請示毛澤東要不要攔截。毛澤東說：

　　“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不要阻攔。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有什么法呢？都是沒法子的事。林彪他要走，由他去吧！”

　　在軍委空軍司令部作戰部指揮所里，李德生和梁璞也正緊張地注視著熒光屏。梁璞說：

　　“這架飛機飛行不一般，情況異常。”

　　李德生問：

　　“有什么特點？”

　　梁璞說：

　　“第一，飛的不是國際航線。第二，方向向北，馬上要出國境到蒙古了。第三，飛的是低空。”

　　李德生用專線電話不斷地將飛機的位置、高度、方向等情況，向周恩來報告，請示處置辦法。

　　9月13日凌晨1點50分，雷達屏幕上顯示256號飛機很快越過了中國邊境，進入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上空，看來是不會回來了。李德生及時向周恩來報告了一切。

　　凌晨3點15分，北京沙河機場向李德生報告說：

　　“起飛了一架軍用直升機，北上向張家口飛去。”

　　李德生馬上報告周恩來。周恩來請示了毛澤東后說：

　　“下命令，要空軍派飛機攔截，不聽就打下來，決不能讓它飛走！”

　　李德生馬上命令北京空軍起飛了8架“殲6”攔截。

　　原來，“聯合艦隊”的重要成員周宇馳、于新野、李偉信在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的手令劫持了一架直升機，攜帶機密文件資料，企圖跟隨林彪北逃。

　　凌晨6點半，北逃軍用直升機的駕駛員陳修文因發覺周宇馳等人的圖謀，強行將飛機降落在北京北部懷柔境內的空地上。直升機上的林彪死黨周宇馳，開槍打死了堅持駕機返航的陳修文，爾后和于新野、李偉信約定同時自殺。周宇馳、于新野開槍自殺身亡后，李偉信因自己下不了手，被活捉了。有關人員從飛機上繳獲了一批機密文件資料，為后來查清林彪一伙策劃政變的事實提供了重要證據。

　　9月13日晨，毛澤東估計林彪會逃往蘇聯，指示周恩來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告訴各地領導，方能應付意外事故的發生。

　　周恩來馬上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緊急會議，宣布林彪北逃一事，研究部署各種應變措施；他又親自向各大軍區、各省、市、自治區主要領導人打電話通報了情況，講得既清楚又含蓄。

　　9月13日晚10點15分，空軍司令部給周恩來送來報告說：下午6點零4分，蒙古人民共和國雷達團團長向其所屬各連發報說：凌晨2時半有一架不明飛機在溫都爾汗地區墜落焚燒，從6時起進入一等戒備。周恩來立刻將這一情況報告給毛澤東。

　　9月14日下午2點，吃住在人民大會堂、幾乎兩天兩夜沒合眼的周恩來剛剛睡著，外交部轉來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特急電報，工作人員只好把周恩來叫醒。周恩來叫秘書念電報，秘書念道：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時30分，在蒙古溫都爾汗附近肯特省貝爾赫礦區南10公里處，中國民航256號三叉戟墜毀。乘員9人，8男1女，全部死亡。”

　　關于三叉戟墜毀的原因和墜毀后的情景，“九一三”事件后人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最典型的有二，一說256號三叉戟飛機是用導彈擊落的，一說林彪、葉群的腦袋被送到了蘇聯。筆者有責任在這里澄清一下。

　　參與墜機現場處理工作的親歷者王中遠（駐蒙使館翻譯）是這樣敘述的：“1971年9月14日，和往常一樣，使館是8點上班，剛吃過早飯，還未上班就收到蒙古外交部打來的緊急電話，稱蒙古副外長額爾敦比列格要緊急約見許大使，說有一架中方的飛機在溫都爾汗墜毀，機上的9人死亡。8點30分，許大使去外交部，蒙古副外長額爾敦比列格通知稱，13日凌晨2時左右，在蒙古肯特省（省會為溫都爾汗）貝爾赫礦區以南10公里處，有中國一架軍用噴氣飛機失事，機上乘員9人已全部遇難，并就中方軍用飛機深入蒙古領空提出口頭抗議，希望中方做出正式解釋，許大使拒絕了蒙方的抗議。”

　　“使館是在9月14日下午6點才收到國內的指示電報，指示許大使帶隨員親自到現場處理。但失事飛機上所乘何人、飛機性質，只字未提。由許大使親自帶隊，有孫一先同志、沈慶沂和我一行4人前去現場。關于失事飛機的事的處理，每一件都要請示國內，國內曾來電要求把尸體就地火化。蒙方提出，蒙古沒有火葬的習慣，而且那個地方也沒有條件火葬，建議按蒙古習慣土葬。蒙方譯員告訴我，這個地方叫蘇布拉嘎盆地。在盆地中央，由北向南長約800多米，寬約300多米草地，全部燒黑了。四處散落著飛機殘骸，機艙部分爆炸物攤在那里，尸體蒙方沒動，人基本上是斷胳膊斷腿。林彪的腦袋摔出來了，頭發讓火燒黑了，腦漿也出來了。衣服都燒沒了，基本上是裸體的，手腳沖天、趴著、仰著的都有。蒙方用白布都蓋上了，我們揭開了進行拍照。9個人里面8個男的，1個女的，是葉群。現場北端開始有飛機機翼在地上劃了一道溝，很深。據蒙方飛行專家介紹是飛機的機翼擦地刮的，當時飛機試圖迫降，選擇的地點應該是不錯的。如果是飛機肚子著地就迫降成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飛機失去平衡，機翅膀先著地，飛機往前沖，又起來了，往前200米左右，爆炸了，機身部位爆炸，機尾部分甩出去了，實際上是兩大攤，機身爆炸一攤，機尾部分一攤。”

　　關于三叉戟墜毀現場的詳細情形孫一先是這樣描述的：“墜機現場是丘陵中的一塊盆地。盆地中間的一大塊草地全部被燒焦，上面散落著一塊塊飛機殘骸。我和翻譯小沈邊走邊拍照，飛機碎片也由少到多。走著走著，我看到地上有一張紙，上面印著一個英文單詞NOTE（注意事項），寫明飛機型號為Trident-1E（三叉戟1E型）。三叉戟E型飛機是中國20世紀60年代末從巴基斯坦引進的噴氣式民航飛機，那時我不在國內，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飛機。我看了一下現場被燒焦的座椅架，數量非常少，因此我立即斷定，它是一架專機。再往前800米，我們看到了尸體和飛機頭。飛機頭已燒得面目全非，旁邊有一段斷翼，機翼上面有一個40公分的大洞。”“看到機翼上的那個大洞，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飛機被導彈襲擊過嗎？因為機翼根部很厚，大約一米厚。我爬上去向下看，結果發現這個大洞并沒有打穿，上面是個洞，但下面是完好的。（關于機翼上大洞形成的原因，請看下一章孫一先向周恩來報告時所作的解釋——筆者注）”

　　“我在現場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對尸體的察看和拍照取證。那時天已經涼了，又近傍晚，冷風吹得心情特別凄涼。9具尸體起初都蓋著白布，分成3堆，第一堆是3個人，第2堆是4個人，第3堆是兩個人。一般的飛機失事，尸體都比較零碎，但這幾具都比較完整，四肢都在。我在1號尸體的衣服里面還發現一本《毛主席語錄》。8號女尸體面孔特別安祥，像是在睡覺，沒有什么痛苦的感覺，絲質的背心纏到脖子上，踝骨還有一圈沒燒掉的襪子。我當時想，這位女同志應該是民航上的空中服務員，不過，服務員的年齡看起來似乎有些偏大，難道因為這是架專機？領事司司長一到現場便對許大使說：死難者的東西我們已收集在一起，你們現在只看不取，回烏蘭巴托后我們一起移交。許大使答應了，但后來因為發生了爭論，這些物品最終沒有移交，現在想起來是個遺憾。

　　遺物都堆在飛機的食品柜附近，亂七八糟，什么都有。我看到了7支手槍和兩把微型沖鋒槍，40多發子彈——這也是蒙方起初就一直堅持認為這是中國軍用飛機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的尸體上的皮夾克雖然外邊被燒得殘破，但打開一看里面是軍裝。我和翻譯王中遠一起翻看這堆雜物時，還在一個塑料袋中發現了空軍大院的出入證，上面寫著：林立果，男，24歲，干部。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許人也，還推想是機組一名成員。此外，我們還看到一本《法蘭西內戰》和一些雜物。”“總的來說，在現場勘察中，蒙方的態度一直比較友好。他們可能有這樣的心理：這架飛機畢竟是在蒙古境內墜毀的，他們也擔心我們說是他們打下來的，所以對勘察一直很配合。”“其實在我們中方人員到達墜機現場前，蘇聯方面已經去過兩次——第一次是9月14日下午和蒙古方面一起去勘察現場；第二次是次日上午，蘇聯軍事航空專家特地從赤塔坐直升機，再一次去了現場。三叉戟是我們通過巴基斯坦進口的英國飛機，它的發動機是著名的羅爾斯·羅伊斯公司生產的，體積小，動力大，對蘇聯來說比較陌生，于是他們拆走了發動機，機尾上的一個黑匣子也被拆下帶走。當時，無論是蘇聯，還是身在現場的我們，都完全沒有注意死者的身份——蘇聯人的注意力在機械上面，而我們的注意力則集中在飛機墜毀的原因上。”

　　關于三叉戟墜毀的原因，孫一先說：“‘九一三事件’已經過了30多年，但圍繞這個事件的很多問題至今仍爭論不休。作為親歷者，我覺得有責任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公之于眾，也對一些莫衷一是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見解。

　　首先，我再次重申，飛機絕對不是導彈打下來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多次講話以及多位當事人的回憶足以證明，中國方面沒有發射過導彈；而蒙古方面，處理此事的蘇聯克格勃九局局長也肯定地說：蘇蒙軍隊均沒有發射導彈。我在烏蘭巴托的觀察也可以證明這一點——9月12日是個星期天，那一天雷達根本就沒工作；‘九一三’事件之后，蘇聯國土防空軍總司令巴季茨基元帥還特地到蒙古檢查防空安全，這也證明他們知道蒙古的防空系統出現了漏洞；事發當天，是溫都爾汗附近的一個礦區因為火警才發現了失事的三叉戟，待逐級上報到邊防總局時已用了20多個小時。這一切都證明，蒙軍和蘇軍當時都沒發現這架三叉戟，所以更不會發射導彈。三叉戟不是被導彈擊落的，這是一個歷史性結論。

　　其次，飛機為什么要迫降？蘇聯前安全局長說三叉戟上的油足夠飛到伊爾庫茨克，他的說法是建立在飛機加滿20噸油的前提下。而后來調查證明，這架飛機在北京起飛前加了15噸油，飛到山海關用了2.5噸。這架三叉戟平均每小時耗油4至5噸，墜毀前，它飛了118分鐘——也就是說，到了蒙古上空，飛機只剩下2噸多一點的油，只能再飛20多分鐘，所以它必須迫降。但他們逃得匆忙，既沒副駕駛，也沒領航員，只能在附近冒險迫降。通常，飛機迫降前或者空中放油，或者低空盤旋將油耗盡。但不幸這兩項駕駛員都不敢操作：三叉戟的發動機在后面，空中放油會著火；盤旋又擔心對方國家雷達發現，他們最后只好采取帶油迫降。從現場來看，飛機肚皮擦地長達29米，速度太快引起震動，導致油箱在貼近地面位置爆炸，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那些尸體都相對完整。因為當時并未作尸檢，無法判斷他們是被炸死的，還是因起火導致的窒息身亡。

　　再次，飛機上究竟發生了什么？是否如一些人所猜測：在飛機上發生了搏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們在現場并沒有發現子彈殼，艙內也沒有任何被子彈擊中的痕跡。我認為，還有一個特別有力的證據能證明這次迫降是有準備的：一是手槍都從槍套里取了出來，二是在現場發現了一只半高腰的翻毛皮鞋，鞋帶是解開狀態——這證明鞋子不是被甩掉的，而且主動脫掉的。既然能作迫降前的準備，說明飛機一直在正常飛行狀態，并沒有發生搏斗。從現場來看，九具尸體分別集中在3個地方，分布的位置非常奇特。我推測情況是這樣的：飛機迫降的時候，葉群坐在副駕駛位置上指揮，所以她的尸體和駕駛員的尸體在一起；3個機械師的尸體在貴賓艙位置圍著林彪，說明迫降時他們想保護林彪；林立果、劉沛豐和楊振剛則坐在后艙。當然有人認為，飛機爆炸了，尸體沒有規律。但飛機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面爆炸的，人同時甩出來，形態基本上跟坐飛機時的相似。尸體分布也說明，飛機發生搏斗的說法完全是荒唐的。

　　最近炒得特別熱的一個說法是，林彪飛到一半之后又令飛機掉頭向回飛，似乎心生悔意，結果在溫都爾汗墜毀。那位蘇聯克格勃第九局局長也說：他們在雷達監測上發現，林彪的飛機已飛到離蘇聯境內的赤塔只有50公里了，但突然180度轉向，向烏蘭巴托飛去。他的言論更加劇了這種說法。最近，一個關于林彪的音像資料開頭就引用這段話，將它作為“信史”，仿佛這已成了定論。我認為：這位前克格勃官員的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飛機是9月13日0點32分起飛，2點30分左右墜毀，飛了118分鐘1080公里。而溫都爾汗離赤塔有700公里，如果真如那位官員所稱，飛機經過溫都爾汗-赤塔-溫都爾汗，即使在油充足的情況下來回1400公里也至少需要2個小時，這樣推算，飛機墜毀應發生在凌晨4點至5點之間。所以，我認為他的說法不成立。

　　最后一點，256號飛機的飛行軌跡究竟說明了什么？根據中方雷達監測顯示，飛機先朝向244度飛行——這是向著廣州的方向；幾分鐘后又轉向270度正西——這是往北京的方向；不久又調整到280度—西北，然后幾乎是正北飛行——這是赤塔方向，最后又由340度調整到325度——溫都爾汗、伊爾庫茨克方向，恰好在空中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問號最后的那一點，正好是墜毀的著火點。從航線圖可以推斷出飛行員的思想狀態。回北京參加事故分析的34師師長說，如果飛行員在既定的航線起飛，僅需10秒就可以把飛機對準航向。而這架飛機在空中不斷調整航向，可以證明飛行員事先是不知道林家的出逃計劃的。蒙古外交部副部長云登在接受日本記者采訪時說，當時在駕駛艙里發現一份航圖，圖上標出了從山海關到伊爾庫茨克的路線。如果此話屬實，我懷疑航圖是林立果事先標好后在飛機上才交給飛行員要他執行的。”

　　關于林彪和葉群的頭骨，孫一先說：“1971年10月以后，中國一位大人物叛逃的傳聞開始傳諸國外。蘇聯克格勃于是第3次去了溫都爾汗，因為他們無法斷定究竟是誰，所以重新挖開墳墓，將唯一一位女性和年齡最大的尸體割下頭顱，架上大鍋煮，將毛發、皮肉剝離，最后將煮干凈的頭骨裝箱帶回莫斯科。回國后，他們將頭蓋骨復原，又找到林彪當年在蘇聯治療時留下的病歷。林彪當年曾患肺結核，因此肺上有一個鈣化點，而克格勃用X光拍的尸體照片上，正好有一個點，他們因此證實了此人便是林彪。”

　　對于三叉戟墜毀的原因，山海關機場參謀長佟玉春在回憶時則分析說：“8341部隊負責警衛林彪的二大隊大隊長姜作壽也乘車來了，說飛機已經飛走了。我和姜作壽一起去看那輛半到位的油車。王學高帶的油車沒有按我的命令開到指定位置。他害怕了，說下去看看，就下了車。司機是老兵，也沒有執行我的命令，停在半路。王敬之看油料科長的車掉了隊，他也借故下去看看，離開了油車。油車上只剩1970年入伍的新兵劉三兒。劉三兒倒是把油車開到了指定位置，但他沒有熄火。林彪專機過來了，上邊有人喊：“油車快讓開！油車快讓開！”他嚇得趕快把車往路邊上開，但是專機的右翼還是刮住了油車頂上的鐵蓋兒，把油車鐵蓋兒上的棍子都撞彎了，飛機上也被刮掉不少東西。快一個月后，豆子收割了，老百姓到地里拾草，把撿到的飛機鋁皮、燈罩等東西交給我們。我們如數轉交給中央專案組的公安部副部長于桑。”“40多年過去了，我一直在想林彪專機失事的原因。空軍有份報告，認為林彪專機失事的原因是沒油了。我認為林彪專機失事原因不是沒有油了，而是飛機和油車相撞，造成右翼嚴重受損。從到現場的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二等秘書孫一先的書中，我特別注意到三叉戟專機的右翼上有個直徑40厘米的大洞。飛機外殼是鋁殼，油車蓋兒是鐵殼，鋁可比鐵軟多了，鐵棍都撞彎了，這架飛機的右翼底部受的損傷也不會小。三叉戟兩個機翼都是油箱，而且飛機右翼底下有個加油口。也許剛撞上沒事，但是飛行一兩千公里后，在高空氣流等各種復雜因素作用下，飛機受傷處比別的地方要承受更大的壓力，很可能破裂，或者造成起火。當然，我從來沒有看到有人這么分析過。不過，我認為這是分析“九一三”事件飛機墜毀原因的一個重要思路。”

　　綜上所述，可以肯定地說，林彪乘坐的三叉戟的確不是被導彈打下來的，那些一直被不明真相的人們津津樂道的“導彈擊落說”，可以休矣！

　　欲知毛澤東如何處理“九一三”事件，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關于林彪叛逃事件，本章在后半部分用大量史料論證了關于三叉戟“導彈擊落說”的荒誕性，充分證明毛澤東所說的“不要阻攔”、“由他去吧”那些話是完全可信的。除此之外，還有人提出質疑，是誰貽誤了攔截三叉戟起飛的最佳時機？為解開這個疑團，筆者僅摘錄幾段文字，供讀者參考。

　　周恩來在當年10月中旬一次談話中說：“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打亂了林彪一伙的政變部署。在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他聽取了我的匯報后，對我說：‘要注意林彪坐飛機離開北京，不要讓他走。現在他手里的王牌就是空軍，空軍的整個指揮權不在我們手里。今后，空軍的調動要直接由你和吳法憲、黃永勝聯合下令，并報告我知道。’聽了這話，我就知道毛主席已經胸有成竹了。這天晚上，我得到了林彪已經在山海關機場調動了一架256專機。我分別向吳法憲、李作鵬和黃永勝了解此事，他們都證實有這回事，但是不知道林彪調用這架專機的用途。為了防止出現意外事件，我請示了毛主席，決定啟動這架飛機必須要有我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4人聯合同意下令，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行。這就是說：毛主席決定要對林彪動手了。這點，林彪的估計是不錯的。但是怎樣動手是另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把他抓起來。林彪、葉群他們早安排好了，一旦需要的時候就組織力量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這些人接到指定的地點，進行政變。林彪、葉群指使周宇馳，從空軍司令部竊取了我國三北地區雷達兵部署圖，可作導航用的我國周圍各國廣播電臺頻率和時間表，港澳航線圖以及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航線圖、機場位置、呼號、頻率表，華東、中南幾個省1、2、3級機場資料等。林立果、劉沛豐等還竄到廣東深圳、沙頭角，拍攝了大量的地形照片。他們還乘坐飛機，越過規定的航線，查看了九龍的地形。林立果說：‘萬一情況緊急了，可以讓首長到香港指揮、遙控。’但是，我沒有想到李作鵬竟然對山海關機場調度室傳達命令時，篡改了我的指示內容，把4人聯合下令改為4人中的任何一人下令都可放行。這就說明了他是有準備的，他不知道林彪的反革命計劃才有鬼呢！特別是當林彪逃跑的時候，李作鵬已經得到了林彪一伙逃跑的報告，他不去采取任何的措施，反而讓機場的人直接向我報告，這不等于故意放虎歸山嗎？毛主席得到了李作鵬的這些表現后，對我說：‘看來這個李作鵬也是不可救藥了，他和那幾個大將是一模一樣的人，你們要注意和警惕呀！’這樣，他就把自己和林彪完全徹底地捆到一起了！”

　　1972年7月的《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斗爭（材料之三）》中說：“毛主席于1971年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亂了林彪反黨集團的陰謀。當晚10時半左右，中央根據林立衡向8341部隊的報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飛機調到山海關機場的情況，并由中央下達命令，必須有周總理以及當時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的聯名指示，256號飛機才許起飛。但是，李作鵬在向駐山海關機場某部下達命令時，竟兩次篡改中央命令，將4人聯名指示放飛才放飛，篡改為‘4人中一人指示放飛才放飛’。林彪乘飛機逃跑時，李作鵬沒有采取任何阻止飛機起飛的措施。林彪叛國投敵后，李作鵬打電話要山海關機場值班員修改值班記錄，值班員堅持不修改值班記錄。李作鵬又將山海關機場電話報來的值班日記，親筆加以篡改，另行謄抄后，報送中央，掩蓋他篡改中央命令的罪行。”

　　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聲稱：“1971年9月12日晚11時35分和13日零時六分，在林彪、葉群叛逃前，李作鵬兩次篡改了周恩來總理的命令。13日0時20分，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站長潘浩打電話緊急請示：飛機強行起飛怎么辦？李作鵬沒有采取阻止起飛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事后，李作鵬修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從以上3份資料中不難看出，后二者都是依據前者，即周恩來的談話，進行整理和判決的。這3份資料都非常明確地把矛頭指向了李作鵬。而李作鵬在回憶錄中則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他說：林立衡向中央的報告和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不僅足以證明林彪要離開北戴河的決心，而且完全說明事態的嚴重并不像葉群所說林彪要轉一轉這么簡單了。此時的周恩來不但不向汪東興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攔截住林的專車，而且仍沒有立即采取攔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關閉機場。如果當時周總理下死命令關閉機場，不準專機起飛，我會拼著老命，指揮機場場站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攔截飛機，因為時間還來得及。但周恩來卻語氣平和地作了‘待他到達機場后，請他給我來個電話’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攔截的機會。總理為什么要那樣做？總理一生獨自處理許多國內外、黨內外的緊急重大問題，他完全有資格、有權力、有能力、有經驗、獨自專行處理這個問題。根據當時他所掌握的情況，他只要向我下達：立即關閉機場，不許任何飛機起飛這一條死命令就足夠了，根本無須什么4條電話指示，完全是多此一舉。‘九一三’凌晨，總理面臨著十分棘手的問題，內情深處太復雜了！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里，都不亞于爆炸一顆原子彈，對國家、對黨中央都是極大的損害，特別是對毛主席的權威是極大的損害。但是如果硬攔下來，林彪是還沒有倒臺的黨中央副主席，是還沒有否定的接班人，如果林彪怪罪下來：你周恩來有什么權力限制我的行動自由，總理又怎么解釋？真是左右為難！周恩來心里很清楚，這是一件怎么做都不對的事。但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得多，這是大局！我認為周總理在當晚有充足的時間權衡利弊。但他兩次貽誤了攔截時機，最終也沒有下最后的決心。2003年底，我看了一本高文謙寫的《晚年周恩來》，書中這樣寫：“如果周恩來當機立斷的話，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關機場控制起來，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這種明顯的舉措失當，對為人行事一向精細周密的周恩來來說，實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讓人感到其中可能另有玄機。”

　　李作鵬在回憶錄中還說：9月13日晚，他發現《山海關機場九月十二、十三日情況報告》中的記錄有誤，便作了修改。“修改之后，當即要劉繼祥秘書用電話同山海關機場再校對一下。經雙方再次校對后，劉繼祥秘書報告我說：‘校對結果同你修改的完全一致。’劉繼祥秘書將報告譽抄后送我，我又閱讀了一遍，一個字也沒有改動，就在這個文件頭上寫上：‘呈總理批示’。幾天后，總理看完了報告，劃了圈，一字未改，在一次政治局會議后退回給我。看了總理的圈閱，并按照中央領導批閱文件的習慣，我當時就認為，總理是同意這個文件的，而且一字未改。之后，我將這個文件交給劉繼祥秘書存檔保存。我認為這個文件（指《山海關機場九月十二、十三日情況報告》）是在‘九一三’事件中，反映山海關機場場站情況最真實、最全面、最準確，并經總理在第一時間圈閱同意，一字未改的最權威的文件。我十分清楚地記得，在這個文件中，就如實地記有：第一，總理電話指示的前3條，其中第3點指示中，沒有‘4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的話；第二，我第一次（23點35分）向山海關機場傳達周總理指示時曾補充說到的：‘4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第三，我與山海關場站值班員（0點06分）通電話時強調：‘要4個首長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誰的指示要報告李政委。你們要負責任。’這關鍵的3個情況都有如實記載。我當時閱讀這個文件時就意識到自己前后說法不一致，但我沒有做任何修改，因為事實經過就是如此。”

　　本傳以上提供的歷史資料僅供讀者參考、研究。有道是：人在做，天在看。真相自在人心。任何虛假的東西都是不可能長久存在的。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