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

　　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

　　話說1970年12月19日，毛澤東在周恩來關于召開華北會議的報告上批示道：

　　“要有認真的批評，從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這次會議在全軍應起重大作用，使我軍作風某些不正之處轉為正規化。同時對兩個包袱（指在戰爭年代的戰功和文革中的新功——筆者注）和驕傲自滿的歪風邪氣有所改正。”

　　12月22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12月16日對38軍報告的批示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及毛澤東在19日的批示，在北京主持召開華北“批陳整風”座談會。

　　周恩來在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系統地揭發了陳伯達的罪行。這次華北會議一直開到1971年1月24日才結束。

　　在華北會議期間，周恩來向李雪峰流露出毛澤東要繼續保他的意思。但是李雪峰提出要將廬山會議上華北組的第2號簡報公開，他還對自己作了許多辯解。

　　周恩來還在華北“批陳整風”座談會上鼓勵李作鵬站出來揭發問題，他說：

　　“到現在你還不揭發問題，對你是沒有什么好處的。有什么問題就揭發什么問題，該揭發誰你就揭發誰。你寫出來，如果覺得需要保密，你可以把材料交給我，我保證給你交到毛主席手里，什么人我都不會告訴的。”

　　12月25日，中央研究了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的興建問題后，周恩來以中共中央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他在報告中寫道：

　　“修建葛洲壩工程，是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偉大領袖毛主席‘高峽出平湖’偉大理想的實際準備。”“也要考慮今后保證三峽高壩建設有效措施。”

　　12月26日，是毛澤東77歲周歲壽辰，中國各大報刊登載了毛澤東和斯諾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合影的大幅照片。斯諾被介紹為“美國友好人士”。這是繼1936年、1939年、1960年、1964年，斯諾多次充當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同外界聯系的“媒介”之后，又一次成為中美關系解凍的“報春燕子”。

　　這一次與10月1日毛澤東讓斯諾夫婦登上天安門城樓的“試探氣球”的效果大不相同，他和斯諾夫婦在天安門上的照片，以及斯諾回國后撰寫的關于他和毛澤東談話的文章，終于成為轟動全世界的新聞。

　　尼克松后來回憶說：毛澤東同斯諾所談歡迎他訪華的內容，“我們在幾天后就知道了”。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美國白宮新聞秘書奉總統的旨意，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尼克松總統已經注意到斯諾文章傳達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夠訪問中國。”

　　12月26日下午，毛澤東在周恩來25日主持起草的關于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提請毛澤東指示的報告中批示道：

　　“贊成興建此壩。現在文件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現在想不到的困難問題，那又是一回事。那時，要準備修改設計。”

　　林一山后來回憶說：“這個充滿著辯證唯物主義精神的指示，給我很大啟示。這項工程在開工約兩年之后，果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今天，當我回憶毛主席在建國初期就開始提出的關于長江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倍感親切。數十年來，毛主席總是不斷地為我們創造實現治理與開發長江的必要條件，長江建設的偉大成就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偉大和遠見卓識！一代偉人，在萬里長江的遼闊大地上，為我們勾勒的藍圖已經不斷地顯現出絢麗的色彩！”

　　12月26日這一天，中國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潛艇下水，成為繼美、蘇、英、法之后第5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這艘核潛艇沒有用一個進口零件，成功地打破了超級大國在水域方面的核封鎖、核壟斷、核訛詐。

　　12月29日，姚文元在呈送毛澤東的《關于最近學習情況等問題的報告》中，提出了在“批劉”（劉少奇）中要批判“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論”的意見。姚文元寫道：

　　“從國際上看，蘇修叛徒們的復辟資本主義的理論也是建立在所謂‘人道主義’、‘人性論’之上的。批劉的文章，在這個問題上仍未批透，想認真搞一點材料和文章。”

　　毛澤東當天即在姚文元的報告上作了批示，他寫道：

　　“都同意。你的學習進程較好較快，堅持數年，必有好處。我的意見274個中央委員，及1000以上的高、中級在職干部都應程度不同地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方能抵制王明、劉少奇、陳伯達一類騙子。《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請找一本給我。《天演論》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1971年1月6日，中共中央印發了毛澤東、林彪《對姚文元關于最近學習情況等問題報告的批語》以及姚文元報告的全文。此后，在全國報刊上掀起了批判“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的高潮。

　　1月8日，毛澤東為轉發濟南軍區政治部《關于學習貫徹毛主席“軍隊要謹慎”指示的情況報告》在給林彪、周恩來、康生的信上寫道：

　　“這個報告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講清了問題。”“軍隊和地方多年沒有進行反驕破滿，沒有從這一方面的錯誤思想整風，現在是進行一場自我教育的極好時機了。”

　　1月24日，是華北會議結束的一天。毛澤東根據李雪峰在廬山會議上的表現，擔心北京軍區的負責人李雪峰、鄭維山是林彪集團的人，就指示周恩來在華北會議上宣布：中央決定由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李德生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紀登奎任第二政委；謝富治任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李德生任第二書記，紀登奎任第三書記。

　　此前，毛澤東曾為此和李德生談了話。

　　據紀登奎后來回憶說：“從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之后，毛主席就采取了摻沙子的措施，把我任命為北京軍區第二政委，我對毛主席說：“我沒有在軍隊里任過職，恐怕難以勝任呀。” 毛主席對我說：“現在是什么時候？你還要推辭！我們的軍隊是黨管的，黨的干部都可以參與軍隊的管理。現在的軍隊要做大的調整，軍隊干部都要調整。”

　　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材料中揭露了陳伯達長期以來的反黨罪行。

　　以葉劍英為組長的專案組調查證實：陳伯達，原名陳尚友，福建人，他是一個教授的兒子。1924年，陳伯達參加中國國民黨，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派往莫斯科。陳伯達在莫斯科期間因與托派有關系而受到警告，中央黨組織決定：應去次要部門工作。后送回國內。專案組審查結論是：陳伯達是國民黨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516”反革命集團的黑后臺。

　　1月27日，這一天是農歷大年初一，毛澤東請表兄王季范到家中吃飯。席間，兩位老人拉起了家常，毛澤東說：

　　“九哥，你離開湖南老家又有好多年了，想不想看看故人啊？”

　　王季范雖然身體虛弱，可人到暮年，更加想念家鄉，思念親朋故舊。他笑著說：

　　“思念故國，‘長太息而掩涕’，如何不想呢！”

　　“那好。”毛澤東立即說：“你是全國人大代表，一開春，你就去南方視察，順便看看家鄉的親朋故舊，如何？”

　　王季范連連點頭，說道：

　　“難為主席想得這樣周到啊！”

　　后來在4月間，王季范在兒媳蕭鳳林、孫子王啟華等人的陪同下，動身乘車南下，先后到長沙和韶山訪問了親朋故舊。他們每到一地，自然有湖南省領導派人陪同。

　　1971年2月12日，北京正在進行著批陳整風運動，林彪借口養病，攜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去了蘇州。

　　2月19日，毛澤東在周恩來關于全國計劃會議等問題的報告上批示道：

　　“請告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會議前期，批陳不痛不癢，如李、鄭（指李雪峰、鄭維山——筆者注）主持時期那樣。”

　　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邀集在京參加國家計劃會議的各大軍區黨委、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或黨的核心小組主要負責人開會。周恩來在會議上宣讀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

　　軍委辦事組立即向毛澤東寫出了檢討報告，報告中說：“由于我們對‘批陳’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因此，在‘批陳整風’時，對‘批陳’沒有作為重點來進行。這是個嚴重錯誤。”

　　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批示道：

　　“你們幾個同志，在批陳問題上為什么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驟，變被動為主動。”“為什么老是認識不足？”“原因何在？應當研究。”

　　這一次，毛澤東和以前不同，沒有再把批閱件轉給林彪，而只是寫道：

　　“周、康閱后，退軍委。”

　　2月22日，黃永勝在毛澤東的一再指責下，不得不在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及有關軍事部門負責人會議上，對在廬山會議上和批陳問題上所犯的錯誤進行了“自我批評”。

　　2月23日，中共中央將毛澤東在19日的批示轉發給全黨。于是在全黨、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批判陳伯達一類假馬列主義騙子、整頓黨內各種不良作風的運動。

　　1971年春，毛澤東因感冒引起支氣管發炎，晝夜咳嗽，甚至因而無法臥床，只能日夜坐在沙發上，長時間不能好轉，后經醫生診斷確診為“大葉性肺炎”。

　　據張玉鳳回憶說，在1971年，毛澤東由于病痛折磨，心情不好。她曾被毛澤東辭退過一次：“那天毛主席有客人，我臉上表現出不大高興的樣子，受到毛主席批評，我仍在辯解。毛主席一怒之下瞪著眼說：‘你要是不高興就給我滾’。我二話沒說，收拾包袱就回了家。在家呆了20多天，心情很難受，原因是難以接受被‘偉大領袖’辭退的現實。”

　　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讓張玉鳳寫檢查，倔強的張玉鳳沒有寫，她的婆婆勸她回去向毛澤東認錯，她也沒有這樣做，她打算不回去了。后來，張玉鳳想起還有一件衣服在中南海放著，便打電話給護士長吳旭君，讓吳旭君把衣服送到門口。吳旭君讓她等一會兒，說是：

　　“你在家等著吧，一會兒有車去接你。”

　　就這樣，張玉鳳又進了中南海，見了毛澤東也沒有認錯。毛澤東說張玉鳳是：“辦事認真，工作盡職。張飛的后代，一觸即發。”他還告誡張玉鳳說：

　　“你可是‘二進宮’啊，以后要注意呵。”

　　1971年3月2日，周恩來在接見英國新任駐華代辦譚森時說：

　　“在文化革命中，英代辦處房子是被壞人燒的，中國政府是反對這種做法的。那天晚上，以我為首的幾個人聯名廣播，勸包圍英代辦處的人不要沖、燒，但是，那些壞人不聽。你們的代辦后來由解放軍保護起來了。”

　　3月15日，兩報一刊編輯部為紀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發表了一篇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的文章，題目是：《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

　　此前，毛澤東在送審稿上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后面的毛澤東思想一詞劃掉，并批示道：

　　“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

　　3月15日下午，毛澤東在周恩來送來的中國擬派代表隊參加日本名古屋國際第31屆乒乓球賽的報告上作了批示。

　　這份報告說，此次出國參賽，已成為一次嚴重的國際斗爭，故我方擬仍前往日本參加本屆比賽。中國代表隊到日本后，支持柬埔寨民族團結政府，不承認朗諾、施里瑪達集團的球隊為合法球隊，并主張驅除之。對南越賣國集團的球隊，采取同一態度。對以色列的態度，要詢問阿聯、敘利亞的意見。如不成，就避開與他們比賽。中國球隊如果去，當作好各種警戒準備。我方提出的口號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即使輸了也不要緊。

　　毛澤東批示道：

　　“照辦。我隊應去，并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死，二不怕苦。”

　　他放下筆，對護士長吳旭君交代說：

　　“你每天要把各通訊社對于我們派出去的代表團的反映，逐條地對我講。”

　　也就是在3月15日這一天，美國政府宣布取消對持有美國護照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說今后只要有正當目的，均可到中國訪問。白宮新聞發言人在情況介紹會上，提請大家注意這個決定，還說：

　　“我們希望對方會有互惠的行動，但我們不會因為無此行動而裹足不前。2月底尼克松總統在對外政策報告中表示：‘準備與北京對話’，稱‘美國準備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大家庭中起建設性作用’。”

　　3月24日，毛澤東在軍委辦事組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3人的書面檢討報告上作了批示。他寫道：

　　“以后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

　　毛澤東所作批示的消息一傳到蘇州，立刻震動了林彪，一個重大的陰謀就開始醞釀了。

　　林彪和葉群判斷：以和平過渡的方式接班已經不可能了，只有提前接班才是上策，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唯一的方式只能是進行隱秘的“武裝政變”。于是，他們就把進行“武裝政變”的希望和重任放在了兒子林立果的身上。

　　此時的林立果，還是一個毛孩子，何以能夠當此大任？請讀者諸君看一看他的成長歷史，就不難明白了。

　　林立果出生在1945年春夏之交，小名老虎。1964年他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66年21歲的林立果已經長成了一個很精干的大小伙子，臉色白白凈凈，單眼皮，神色和性格很像林彪，思考問題卻有葉群的影子。這一年年底，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說：

　　“我和101商量了很久，決定把老虎拜托給你了。101對空軍的重視程度你是清楚的，把老虎交給你，也是對你的支持。你對他要嚴格管教呀。”

　　1967年初，吳法憲按照林彪的意圖，指示空軍給林立果辦理了入伍手續。不久，林立果就來到了空軍司令部。幾個月以后，由江騰蛟建議，經吳法憲和空軍政委（余立金）研究決定，在1967年3月任命林立果為空軍黨委辦公室秘書，讓他接觸空軍的核心。

　　1967年7月1日，經葉群親自提議，由吳法憲、周宇馳做介紹人，林立果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吳法憲說：

　　“林立果同志是最革命的家庭培養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根紅苗正，這是我們空軍的光榮和驕傲。”

　　吳法憲為了做到讓林立果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空軍的各種事情，包括干部的人員配備和編制、兵員的部署情況，他和空軍政委研究決定，在司令部辦公室專門成立一個以林立果為組長的調研小組，成員有周宇弛、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飛、空軍黨辦處長劉沛豐、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劉世英、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于新野、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程洪珍、空軍雷達兵部處長許秀緒、空軍一個軍級秘書處副處長李偉信等人。這個調研小組曾受到林彪的接見。

　　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 “空軍司令部紅尖兵”的名義，發表了一篇題為《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文章。這篇文章是由周宇馳、劉沛豐這些人幫助起草、爾后由陳伯達和關鋒幫助反復修改才搞出來的。

　　1969年2月16日，周宇馳、劉沛豐給吳法憲看了林彪寫給他們的一封信。林彪在這封信中寫道：

　　周宇馳、劉沛豐同志：

　　這兩年老虎在你們的幫助下，能力已有進步，今后你們可讓老虎多單獨行動，以便鍛煉他的獨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禮。并感謝你們過去對他的幫助。

　　林彪

　　吳法憲和空軍政委看了林彪的信，立即召開黨委會議，研究決定：讓林立果挑更重的擔子。于是，吳法憲等人就加快了培養林立果的步伐。

　　1969年10月17日，吳法憲和空軍政委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吳法憲還說：

　　“今后空軍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匯報，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調動，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揮 。”

　　由此看來，林立果雖然還是一個毛孩子，但他實際上已經成了空軍黨委和司令部的太上皇，也可以說已經成為一位能夠指揮空軍的小統帥了。

　　1970年9月廬山會議結束后，林立果將他的“調研小組”改稱為“聯合艦隊”，葉群還為周宇馳、王飛等人規定了代號。由此，“聯合艦隊”就成了空軍的總指揮部。

　　1971年2月，林立果同在蘇州的林彪、葉群密謀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帶活動。

　　3月間，林彪提出要林立果的“聯合艦隊”先搞一個計劃。

　　3月25日，也就是毛澤東對軍委辦事組黃永勝3人的書面檢討報告作出批示的第二天，林立果召集周宇馳、于新野、李偉信在上海的秘密據點密謀。他們分析了形勢。認為，林彪的接班有3種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二是林彪“被人搶班”。三是林彪“提前接班”。

　　面對這3種可能，可有以下兩個辦法：一是把張春橋一伙搞掉，保持“首長”地位不變，再和平過渡。二是直接謀害毛澤東，“提前接班”。

　　林立果當即拍板決定，按“提前接班”的辦法辦。他還告訴周宇馳幾個人說：

　　“根據目前的形勢，首長叫先搞個計劃。”

　　于是，他們開始討論武裝政變計劃的名稱，林立果說：

　　“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裝起義的諧音。”

　　林立果還決定，由于新野負責起草武裝起義的具體計劃。

　　3月26日，于新野負責起草的武裝政變綱領已經寫好了，它的代號是《“571工程”紀要》。《紀要》共分為9個部分：

　　1、可能性。2、必要性。3、基本條件。4、時機。5、力量。6、口號和綱領。7、實施要點。8、政策和策略。9、保密和紀律。

　　《紀要》中寫道：九屆二中全會后，“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10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干部、部隊中下級干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請注意，這與10年后一些人的論調基本相同——筆者注），不滿情緒日益增長。而“B-52（美國的一種遠程戰略轟炸機型號，林立果等對毛澤東的代稱——筆者注）對我們不放心”，“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形勢“正朝著有利于筆桿子，而不利于槍桿子方向發展”；“與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在政治上后發制人，“軍事行動上要先發制人”，以便“奪取全國政權”或造成“割據局面”。“不管準備好和沒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殺害毛澤東。

　　《紀要》中確定了實施謀殺的手段：“屬于自投羅網式——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先斬爪牙，造成既成事實，迫B-52就范。逼宮形式——利用特種手段，如轟炸、543（一種武器的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游擊小分隊。”

　　《紀要》還提出要“借蘇力量，鉗制國內外其它各種力量”。

　　《紀要》中關于要求和紀律問題規定：“不經批準，不準向任何人透露。堅決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發揚‘江田島’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此后，林立果將有關政變計劃等材料帶往在北戴河的林彪、葉群處。

　　謀殺計劃就這樣制訂好了，至于林立果等人謀害毛澤東能否成功，本傳將在后邊詳細敘述。

　　再說3月28日，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開幕了。毛澤東像著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個小時睡不著。他交代身邊人員，要每天把各通訊社對于中國派團參加的反應，逐條地對他講。他還叫人打電話，催送《參考》看，而他在臥室里急不可耐地抽著煙等著。身邊人員不解地問他，為什么這么關心對乒乓球代表團的反應？他說：

　　“這件事，事關重大，非同一般呀！在火力偵察以后，我要爭取主動，選擇有利時機，讓人們看看中國人不是一塊冷鐵板。”

　　3月29日，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帶著李德生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到北戴河看望林彪。

　　在九屆二中全會以后，毛澤東始終沒有公開或私下指責過林彪，總是善意地安排許多臺階讓他下，希望他能認識錯誤。周恩來告訴李德生說：

　　“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來參加一下即將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講幾句話，給他個臺階下。”

　　周恩來一行來到北戴河，見了林彪，匯報了毛澤東有關揭批陳伯達的一系列指示，并說明了毛澤東要他參加會議，講幾句話的意思。

　　3月29日下午，毛澤東在祝賀印度支那3國人民抗美救國戰爭偉大勝利的電報上寫道：

　　“最近一個時期，印度支那3國人民在各個戰場打得很好。尤其是9號公路戰役，打了一場很出色的殲滅戰，成建制的消滅了敵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振奮人心的偉大勝利。”“這次勝利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你們發揮了人民戰爭的無比威力，打出了新水平，取得了新經驗。你們痛打了美國侵略者，打敗了它的侵略計劃，使尼克松政府處境更加困難，日子更不好過。”“我們堅信，團結一致，繼續堅持人民戰爭，一定能夠克服任何困難，取得抗美救國戰爭的徹底勝利。”

　　3月29日這一天，章含之接到北京通知，要她立即結束在湖北沙洋干校的教改工作，于月底前到外交部報到。

　　軍宣隊張政委、孫毅政委在干校的小會議室里對章含之傳達北京的指示說：

　　“祝賀你參加外交戰線！”

　　章含之不久便離開了她工作了18年的北京外國語學院。后來在3月31日，她跨進了中國外交部的大門，從此擔當起了毛澤東在會見外國元首時的翻譯工作。

　　3月30日，毛澤東對劉子厚在河北省“批陳整風”會議上的檢討稿批示道：

　　“此件留待軍委辦事組各同志一閱。上了陳伯達賊船，年深日久，雖有廬山以來半年的時間，經過各種批判會議，到3月19日才講出幾句真話，真是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人一輸了理（就是走錯了路線），就怕揭，廬山會議上的那種猖狂進攻的勇氣，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3月31日，周恩來在北戴河已經同林彪談了兩天了。林彪口頭上表示“完全擁護”廬山會議以來毛澤東關于批陳問題的歷次指示，對最近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3人的檢討也表示“很高興”，并要求吳法憲、葉群重寫一次書面檢查。他還說“完全同意”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把批陳引向深入。但他既不表示將出席批陳整風匯報會，也對自己的問題始終避而不談，毫無認錯悔改之意。

　　林彪一生有兩個特點，一是他敢于和毛澤東爭論問題，二是他在黨內是唯一一個不寫檢查、不承認錯誤的人。他從不公開承認錯誤，即便是他錯了，在被毛澤東批評之后，最多也是不吭聲而已。他的骨子里始終涌動著一股一般人所沒有的霸氣。

　　周恩來一行人從北戴河回到北京后，一起去見毛澤東，匯報了北戴河之行的情況。毛澤東聽了，滿臉的不高興。因為黃永勝等人在場，他對林彪沒說什么，只是指著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4人，嚴厲地斥責道：

　　“你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沿了！是跳下去，還是推下去，還是拉回來的問題。能不能拉回來全看你們自己了！”

　　此時的林彪，他的真實目的是什么呢？請看下面一段歷史事實就明白了。

　　就在3月31日這一天，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集了所謂的“三國四方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南京、上海、杭州3地駐軍中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骨干分子周建平、王維國、陳勵耘和江騰蛟。林立果在會上對如何實施政變計劃做了具體部署，確定了發動武裝政變的領導班子和負責人：上海以王維國為“頭”，杭州以陳勵耘為“頭”，南京以周建平為“頭”。江騰蛟則是“進行3點聯系、配合協同作戰”的前線總指揮。

　　林立果在會議上還說：

　　“現在的斗爭，是爭奪接班人的斗爭。主席的班，靠誰來接？張春橋他算老幾？一不會做工，二不會種田，三不會打仗，就是會造輿論。”“當前，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抓好部隊。”

　　后來在4月份，在林立果指揮下，廣州、上海等地組建了“戰斗小分隊”、“教導隊”，要求隊員對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還在一部分心腹、黨羽中進行了以“保衛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和最高副統帥地位”為中心的“路線教育”，為進行武裝政變作輿論準備。

　　欲知林立果一伙制定的“571工程”何時啟動，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古人云：“天作孽猶可違，人作孽不可活。”此話一點不假。林彪以一介武夫，妄圖行篡逆之事，且將這天大的事委任于黃口孺子，豈有不敗之理？！從本章所述可以看出，林氏父子如果得了天下，中國也不過是一個活脫脫的半封建王朝而已，他們絕對不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慶父不死，魯難未已”。中華民族可真是多災多難吶，橫豎擺脫不了一個比資本主義更壞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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