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什么偉大謙虛，在原則性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要敢于反潮流。反

　　潮流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則。在廬山，我的態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話說1970年10月6日，中國政府和越南政府簽訂了關于中國給予越南的經濟技術援助協定和軍事援助議定書。

　　10月10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反對柬埔寨朗諾、施里瑪達集團建立“高棉共和國”。

　　10月10日下午，毛澤東在周恩來陪同下會見了金日成，在談到抗美援朝開始前后的情況時，他說：

　　“我們雖然擺了5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么一翻，那么一翻，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還是決定了。任命彭德懷同志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事情總是這么彎彎曲曲的。在那個時候，因為中國動動搖搖，斯大林也就泄了氣了，說：算了吧！后來不是總理去了嘛，是帶了不出兵的意見去的吧？”

　　周恩來說：

　　“兩種意見，要他選擇。我們出兵就要他的空軍支持我們。”

　　毛澤東接著說：

　　“我們只要他們空軍幫忙，但他們不干。”

　　周恩來解釋說：

　　“開始的時候，莫洛托夫贊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給他打電話說，不能用空軍支援，空軍只能到鴨綠江邊。”

　　毛澤東說：

　　“最后才決定了，國內去了電報，不管蘇聯出不出空軍，我們去。我看也還是要感謝蘇聯，他總幫助了我們軍火和彈藥嘛，算半價。還有汽車隊呀。”

　　“我中國人民志愿軍進入朝鮮境內，必須對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朝鮮民主政府、朝鮮勞動黨、其他民主黨及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愛和尊重，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這是保證完成軍事任務的一個極重要的政治基礎。”“可惜那時候只有5個軍，那5個軍火力也不強，應該有7個軍就好了。”

　　毛澤東還說到了當時提出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口號的積極作用。他說：

　　“那些人有20%的戰士、干部是積極的、愿意打的。這是根據他們當時的調查。動員了以后，他們作了一個調查，說有20%的戰士、干部是愿意打的，有20%是不愿意打的。”

　　周恩來插話說：

　　“那是在開始的時候。”

　　毛澤東說：

　　“除了這40%，還有60%，是打可以，不打也可以，隨大流。我說這就可以了嘛，因為有60%可以隨大流，可以贊成打，再加上20%愿打的，這不是80%了嗎？就可以打了嘛。又把國際主義跟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叫‘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你如果不提‘保家衛國’，他也不贊成啊。他說，只為了朝鮮人，不為中國人還行啊？所以我說，是為了保家衛國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衛國，要到那個地方去保、那個地方去衛。”

　　金日成表示贊成，他說：

　　“是的。當時提出這個口號很好，很正確。”

　　毛澤東說：

　　“你不去支持朝鮮人民保衛朝鮮，還能保自己的家，衛自己的國？這樣戰士就理解了。”

　　10月14日，毛澤東在擱置了半個月的吳法憲檢討書上作了一些重要批示。

　　吳法憲在檢討中說：“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我犯了嚴重的錯誤，干擾了主席，干擾了主席親自主持的二中全會，干擾了林副主席，破壞了主席教導的要把全會開成團結的會、勝利的會的方針，我內心萬分沉痛。”

　　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

　　“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為什么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200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從來沒有見過。”

　　吳法憲在檢討中說：“由于我對陳伯達這個壞人沒有識破，盲目地認為他讀的書多，是理論家，所以對他搞的語錄就相信，根本沒有通過自己的腦子想一想是否對，在發言時就念了這些語錄，上了當，受了騙，政治上極端幼稚。”

　　毛澤東在這一段文字旁批道：

　　“這些話似乎不真實。

　　陳伯達是個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揭發過，又同個別同志打過招呼。

　　辦事組各同志（除個別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記了‘九大’通過的黨章、林彪同志的報告，又找什么天才問題，不過是一個借口。”

　　吳法憲在檢查中說：他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陳伯達曾問他，說過“有人利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這句話沒有？

　　毛澤東在“偉大謙虛”4個字下面劃了杠，批道：

　　“什么偉大謙虛，在原則性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則。在廬山，我的態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他還批道：“這句話并沒有錯，中央委員會有嚴重的斗爭。有斗爭是正常生活。”

　　毛澤東對吳法憲檢討中講到他將陳伯達所編“天才語錄”“打印了幾份，給了辦事組幾個同志”一處特別注意，在下面劃了橫線，在“給了辦事組幾個同志”下面劃了雙道橫線，旁批道：

　　“此件已閱。我愿意看見其他宣講員的意見。

　　林、周、康及其他有關同志閱。閱后存中央辦公廳。”

　　10月15日，毛澤東在葉群的檢討書上批示道：

　　“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

　　“一個傾向掩蓋著另一個傾向。‘九大’勝利，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啦，要上天了，把‘九大’的路線拋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風。”

　　毛澤東在葉群檢討中談到的“天才”問題一處，旁批道：

　　“多年來不贊成讀馬列的同志們，為何這時又向馬列求救，題目又是所謂天才，不是在‘九大’討論過了嗎？為何健忘若此？”

　　他又在葉群說到對陳伯達的斗爭“不夠有力”一處，旁批道：

　　“斗爭過嗎？在思想上、政治上聽他的話，怎么會去同他斗爭？”

　　葉群在檢查上說：“我這次犯的錯誤是嚴重的，是路線性的。”

　　毛澤東在“是路線性的”幾個字下面劃了杠，批道：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葉群在檢討上說“在北戴河時連續接了幾個這方面的電話”。

　　毛澤東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他們事先是經過密商的，就在下面劃了雙道橫線，旁批道：

　　“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陳待審外，凡上當者都適用。

　　林、周、康及其他有關同志閱。閱后退中辦存。

　　毛澤東把上述兩個批件同時批給林彪看，是想借此推動他一把。此后，他一直期待著林彪本人的“表態”，但始終不見林彪有任何動靜。

　　10月下旬，美國總統尼克松與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當面商量，要請他作為“中介人”，為中美關系正常化“提供助力”。

　　原來，尼克松訪問中國的愿望十分強烈，他曾在10月初會見美國《時代》周刊雜志記者時說：“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10月26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在歡迎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的酒會上，第一次有意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呼。他還私下委托齊奧塞斯庫將希望美中進行高級接觸的“口信”，轉達給中國。

　　中國有關方面馬上注意到了這一重要信息。

　　l0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召開地方各級黨代表大會的通知》。通知中要求全國各地陸續召開地方黨代表大會，產生新的黨委。要求新黨委成立以后，不另設重疊辦事機構，“革命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就是黨委常委會的辦事機構。

　　后來，地方黨委成立后，新黨委和原來的“革命委員會”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黨委的第一書記基本上都兼任“革命委員會”的主任。

　　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做出《關于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決定》中說：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設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由康生任組長，組員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

　　江青出任中共中央組織宣傳組成員后，參與領導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紅旗》雜志社、新華通訊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社、中央編譯局的工作；同時，她還管轄中央工、青、婦和“五七”干校等機構。

　　11月6日這一天，毛澤東批發了《中共中央關于高級干部學習問題的通知》。高級干部主要是指：中央委員，中央各部委領導人、各省市自治區黨的核心小組成員、軍隊軍黨委常委以上干部。《通知》要求全黨高級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擠出時間，讀一些馬列毛的書，以便區別真假馬列主義。

　　《通知》中規定了高級干部學習的書目，要求先讀《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6篇（部）馬、恩、列著作，再讀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會議上的講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5篇著作。

　　《通知》中還規定：在學習中，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以自學為主，自學與集體討論相結合。堅持天天讀。

　　后來，在理論界、教育界和中層干部中也開展了學習運動。

　　11月9日，中共中央經毛澤東同意，轉發了山西省關于全省農村工作會議的報告。報告中寫道：

　　領導干部“反對學大寨，就是走資派。”“學大寨，必須狠抓階級斗爭。不抓階級斗爭，學大寨就是一句空話。”“學大寨，必須搞好領導班子革命化。帶頭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活學活用毛主席哲學著作，不斷改造世界觀。”

　　11月13日，毛澤東對黃永勝進行了批評。后來，葉群對黃永勝說：

　　“我們的檢查到此結束，再不能往上面推了，再不能兜問題了。再兜下去，非得把林總兜出來不可。那樣，我們就完了。只要保住林總，我們就好辦。現在主席一會兒半會兒還不敢把火往林總這里燒。但是誰要是牽出林總，那可就說不定了。”

　　她還一再交代黃永勝說：

　　“現在可是考驗人的時候，關鍵時刻最能夠見人心。林總的接班人地位是上了黨章和憲法的，我們現在就是要保住這個地位。所以，說到底，這場斗爭也就是捍衛黨章和捍衛憲法的問題。”

　　有一次，黃永勝幾個人在軍委的一個會議室里開會，在議論到江青和張春橋時，吳法憲突然說：

　　“如果一定要把我打倒，臨死我也要把江青殺掉！”

　　可這話一出口，他又連聲說：

　　“黃總長，你可別揭發我呀。你揭發了我，我也是不會承認的。”

　　他又問黃永勝：

　　“黃總長，你說毛主席到底是要自己的老婆還是要接班人呢？”

　　黃永勝說：

　　“應該是要接班人。”

　　吳法憲說：

　　“可惜林總不是毛主席的兒子。要是他的兒子，也許會更好些。”

　　黃永勝說：

　　“我們共產黨人難道還能搞那種傳宗接代的事情？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可是上了黨章的。”

　　11月14日，周恩來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進行第5次單獨會談。

　　葉海亞·汗這一次來北京訪問，帶來了尼克松的私人信件。尼克松在信中提出了他訪問北京的請求。

　　后來在11月下旬，周恩來又從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來訪中，得到了尼克松同樣內容的“口信”。

　　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經過毛澤東批示的由江青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指示》中寫道：

　　“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采取了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制造謠言、欺騙同志的惡劣手段，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

　　《指示》中對陳伯達的行為作了充分的揭露；但對林彪只字未提。

　　這一天，中共中央同時印發了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下發到黨內軍內地、師級以上領導小組或核心小組，使黨的高、中級干部對廬山會議的情況有所了解。由此展開了“批陳整風”運動。

　　11月17日，北京衛戍區在給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一份報告中說：自去年7月至今年8月，衛戍區先后分4批組織了13個團，進行了1000里和2000里戰備野營拉練。同時，組織6個團進駐山區農村，結合戰備疏散，進行了以練“藏”、“打”為主的野營訓練。在戰備教育的基礎上，通過野營拉練，促進了部隊的革命化、戰斗化建設，增強了戰備觀念，提高了干部的組織指揮能力和部隊的戰斗力。

　　11月24日，毛澤東在北京衛戍區的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他寫道：

　　“此件可閱，我看很好。全軍是否利用冬季實行長途野營訓練一次，每個軍可分兩批（或不分批），每批兩個月，實行官兵團結、軍民團結。三支、兩軍者不在內。但大、中、小學（高年級）學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實行野營訓練一個月。工廠是否可以抽少數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產不能減少）進行野營練習。”

　　“如不這樣訓練，就會變成老爺兵。”

　　是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11月24日重要批示為綱，立即掀起一個‘實行野營訓練’的熱潮。”

　　自此以后，解放軍各部均分批分期實行野營拉練。戰士們肩背行裝，翻山越嶺，踏冰趟河，徒步訓練，培養吃苦耐勞精神。他們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幫助群眾解決所能解決的困難，加強了軍愛民、民擁軍的革命傳統教育，保持了人民軍隊同人民的血肉聯系。

　　1970年12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關于邀請“荷蘭共產主義統一運動（馬列）”派代表團訪華的請示報告》上批示道：

　　“對于一切外國人，不要求他們承認中國人的思想，只要求他們承認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該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我已說了多遍了。至于他們除馬列主義外，還雜有一些別的不良思想，他們自己會覺悟，我們不必當作嚴重問題和外國同志談。只要看我們黨的歷史經過多少錯誤路線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軌，并且至今還有問題，即對內對外都有大國沙文主義，必須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12月9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正式傳話給尼克松說，中國政府歡迎他到中國訪問。周恩來的“口信”是：

　　“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國武裝力量占領臺灣和臺灣海峽，是中美關系緊張的關鍵問題。中國政府一直愿意以談判來解決這個問題。現在，尼克松總統表示要走向同中國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決上述關鍵問題的愿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總統派特使來北京商談，時機可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商定。”

　　周恩來在“口信”中還特別說明：這個“口信”是得到毛澤東主席批準的。

　　12月16日，毛澤東在《三十八軍檢舉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上作了批示，他寫道：

　　林、周、康及中央、軍委各同志：

　　此件請你們討論一次。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一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多一些。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任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對我說，他都不便找38軍的人談話了。北京軍區對陳伯達問題沒有集中開過會，只在各省各軍傳達，因此沒有很好打通思想，全軍更好團結起來。以上建議，是否可行，請酌定。

　　毛澤東 12月16日

　　12月16日這一天，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批示，決定召開華北會議，進一步揭發陳伯達的問題。

　　12月18日一大早，毛澤東把斯諾和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接進中南海，共進早餐。

　　毛澤東因傷風而感到有些不舒服，他抱怨醫生們沒有能力預防像傷風這樣簡單的疾病。斯諾向他推薦了萊內斯·波林用大劑量的抗壞血酸來治療傷風的方法。毛澤東說：

　　“我準備試用。如果有幫助，你就有了功勞。如果使我中了毒，你也不會受到責備。”

　　接著，毛澤東就談起了文化大革命，他說：

　　“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

　　他還說：

　　“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里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

　　關于個人崇拜問題，斯諾說：

　　“我在寫我們1965年1月那次談話的報道中，說你承認中國有個人崇拜，而且有理由要有個人崇拜，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

　　毛澤東說：

　　“你說我個人崇拜，你們美國人才是個人崇拜多呢！人總要有個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你寫了中國的個人崇拜又怎么樣呢？有這么一回事嘛。為什么不可以寫？他是事實嘛。在我們1965年談話時，黨的權力、宣傳工作的權力、各個省和地方黨委的權力，比如北京的權力，我都管不了啦。正因為如此，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以便鼓動群眾去摧毀那些官僚機構。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么‘四個偉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其他的稱號一概辭去。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

　　斯諾問：

　　“過去是不是有必要這樣搞啊？”

　　毛澤東說：

　　“過去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這種必要了。要降溫。但要人們克服3000年迷信皇帝的傳統習慣，是困難的事情。”

　　斯諾說：

　　“對于人們所說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教導來作為這一切的標志，直至斗爭的終止。”

　　毛澤東說：

　　“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后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樹立陳獨秀，不行；樹立瞿秋白，不行；樹立李立三，不行；樹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辦啊？總要樹立一個人來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國革命不能勝利啊。多災多難啊，我們這個黨。”

　　斯諾問：

　　“你覺得黨現在怎么樣？”

　　毛澤東說：

　　“不怎么樣。”

　　“是不是好一點了？”

　　毛澤東說：

　　“好一點，你說好一點我贊成。你說中國怎么怎么好，我不贊成。兩個東西在斗，一個進步的，一個落后的。這個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東西我很不贊成。一個是講假話，口里說‘要文斗不要武斗’，實際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腳，然后把腳收回來。人家說，你為什么要踢我？他又說，我沒有踢啊，你看，我的腳不是在這里嗎？講假話。如果一個人不講真話，他怎么能得到別人的信任呢？誰信任你啊？朋友之間也是如此。比如，我們35年前第一次見面到現在，總沒有變嘛，總是以朋友相待嘛。我們兩個人的基本關系沒有變。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

　　斯諾激動地說：

　　“我很感謝你。”

　　毛澤東接著說：

　　“后頭就發展到打仗了，開始用長矛，后頭用步槍、迫擊炮。所以那個時候外國人講中國大亂，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條我很不高興的，就是捉了俘虜虐待。紅軍、人民解放軍不是這樣的，他們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搜腰包，發路費回家，不槍斃，軍官都不槍斃，將軍那樣大的軍官都沒有槍斃嘛，解除武裝了嘛。不論是士兵還是軍官，是大軍官還是小軍官，解除了武裝嘛，你為什么還要虐待啊？我們歷來就立了這個規矩的。”

　　斯諾說：

　　“不知道那些呼口號最響、揮動旗子最起勁的人，是不是真心誠意？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我常常想，他們那樣做不是為了擁護毛澤東，而是為了自己，想這樣來表示自己是最好的毛澤東主義者。”

　　毛澤東說：

　　“這些人分三種：第一種是真心實意的；第二種是隨大流，因為別人喊‘萬歲’，他們也跟著喊；第三種是假的，是偽君子。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諾又問：

　　“你是在什么時候，決定在政治上解決劉少奇的？”

　　毛澤東說：

　　“那就早了。決定是在1965年1月做出的。當時，我把一份就要到來的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提交政治局，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就堅決反對。1965年10月，批判了《海瑞罷官》后，文化大革命就迅速地展開了。”

　　斯諾提到關于發表《海瑞罷官》的事，他說：

　　“當時湖南報紙未登，是不是因為劉少奇阻撓？”

　　毛澤東說：

　　“那還不是。湖南省委的宣傳部長右得很。什么宣傳部、組織部、省委，統統打爛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樣事就做結論，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在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實人。”

　　華國鋒是在1970年12月初升任為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代理主任兼省軍區第一政委、廣州部隊政委。毛澤東又說：

　　“中國應該學習美國把責任和財富分散到50個州的那種發展辦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國必須依靠地區和地方的積極性，把一切事情都交給我是不行的。”

　　他在談到中美關系問題時說：

　　“中美大使級會談，15年談了136次，名副其實的馬拉松會談。現在，我不感興趣了。目前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在現在必須要跟尼克松解決。我歡迎尼克松上臺。為什么呢？他的欺騙性也有，但比較的少一點，你信不信？他跟你來硬的多，來軟的也有。”

　　斯諾問：

　　“主席愿意見尼克松嗎？”

　　毛澤東伸出一個指頭，說道：

　　“他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的，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談不成也可以，談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著？但是你們美國是沒有秘密的，一個總統出國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國來，一定會大吹大擂，就會說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國整蘇聯，所以他現在還不敢這樣做。整蘇聯，現在對美國不利；整中國，對于美國也不利。

　　現在我們的一個政策是不讓美國人到中國來，這是不是正確？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讓來。為什么右派要讓來？就是說尼克松，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現時要跟尼克松解決。他早就到處寫信說要派代表來，我們沒有發表，守秘密啊！他對于波蘭華沙那個會談也不感興趣了，要來當面談。所以，我說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談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之，都行。”

　　斯諾說：

　　“我看吵架難免，也不要緊。”

　　毛澤東點燃了一支香煙，說道：

　　“我看我不會跟他吵架，批評是要批評他的。我們也要做自我批評，就是講我們的錯誤、缺點了。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別的我們不作自我批評。尼克松要派代表來中國談判，那是他自己提議的，有文件證明，說愿意在北京或者華盛頓當面談，不要讓我們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過美國國務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開，又是說這種消息非常機密。1972年美國要大選，我看，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來，他自己不來。要來談是那個時候。他對那個臺灣舍不得，蔣介石還沒有死。臺灣關他什么事？臺灣是杜魯門、艾奇遜搞成這樣的，然后又是一個總統，那個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當過副總統，他那時跑過臺灣。他說臺灣有1000多萬人。我說亞洲有十幾億人，非洲有3億人，都在那里造反。”

　　斯諾問：

　　“你看中美會不會建交？”

　　毛澤東吐出一縷青煙，慢慢地說道：

　　“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100年不建交啊？我們又沒有占領你們那個長島。”

　　這次會談一直持續到下午1點多鐘才結束。毛澤東親自送斯諾和夫人到大門口，他最后對斯諾說：

　　“我并不是一個復雜的人，而真的是一個很簡單的人，我只是一個云游世界的打著一把破傘的獨行僧罷了。”

　　這是毛澤東同斯諾的第5次會晤。這也是他們最后的一次談話。毛澤東風趣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

　　“我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紅娘啊。”“在我的試探氣球放過以后，我還要創造條件，我現在就是搞火力偵察。這一排子彈放出去，對方會待不住的。”

　　斯諾后來寫道：毛澤東同他談了打倒劉少奇的事。“1962年以前，劉少奇沒有公開反對過毛，在1959—1960年是捍衛三面紅旗的。但是1962年，在黨的會議上，毛的三面紅旗遭到劉少奇的批評。”

　　就在毛澤東與斯諾談話后不久，經毛澤東審定和批準，中共中央把這次談話的紀要作為正式文件印發到“黨的基層支部，口頭傳達到全體黨員”。

　　欲知毛澤東后來如何解決中美關系問題，請諸君慢慢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和斯諾會談結束后，在送他們夫妻二人時說：“我并不是一個復雜的人，而真的是一個很簡單的人，我只是一個云游世界的打著一把破傘的獨行僧（請參看前邊所說的‘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筆者注）罷了。”這后半句頗具自嘲意味的話，可以說是老人晚年凄涼心境的真實流露。縱觀毛澤東一生，固然是轟轟烈烈，驚天地泣鬼神。但從他青年時期在研究“新民學會”章程之時就不得不隱忍“改造世界”等大主張，到28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在黨內高層一次次地處于少數派地位，到新中國27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依然是孤軍奮戰，這一切的一切，怎能不讓他大發感慨呢？作為一個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認真地實行“兩個徹底決裂”的革命領袖（即一個“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員，一個為教化他人而云游世界的打著一把破傘的獨行僧），在中國革命陣營高層中，他的確是一個孤獨者。而那些國粉一類人則往往把他說成是一個慣用拳術、深藏不漏的人；不少年輕人也人云亦云，深信不疑。其實大謬不然。正像毛澤東對斯諾所說：“我們35年前第一次見面到現在，總沒有變嘛，總是以朋友相待嘛。我們兩個人的基本關系沒有變。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何止是對外國人不講假話，毛澤東對黨內黨外的人也從來都不講假話。即是對于敵人，他也從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真的“不是一個復雜的人，而真的是一個很簡單的人”，一個很真誠的人。難道這還有什么疑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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