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關于我的話，刪掉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

　　不要寫這類話，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有人聽，不知是何道理？”

　　話說1969年10月17日，林彪離開北京，到了江蘇蘇州市。

　　10月18日，這一天是星期六，剛到蘇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黃永勝發出了“關于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指示說：“立即組織精干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各級要加強首長值班，及時掌握情況”。

　　這天晚上，中央軍委辦事組立即將“林副主席指示”用電話迅速地傳達到各作戰部隊，全軍立刻進入了緊急臨戰狀態。這就是所謂的《中央軍委第一號命令》。

　　10月19日，林彪用“電話記錄”急件傳閱的方式，將此事報告給毛澤東。這是自建國以來不曾發生過的不經軍委主席批準、而由軍委副主席擅自下達命令全軍采取行動的事情。

　　毛澤東看到林彪的緊急電話通知，敏銳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是他沒有料想到的。

　　據汪東興回憶說：“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處，給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臉不高興的樣子，對我說：‘燒掉。’我以為主席是讓我拿去燒了，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劃，把傳閱件點著，給燒了。接著，他又拿起傳閱件的信封要燒。我趕緊對主席說：‘主席，不能燒，你都燒了，以后查問起來，我無法交代。留下這個信封上面還有傳閱件的編號，你不要燒了。’主席聽我這樣說，這才作罷。當天晚上，周總理打電話問我：‘主席看過林彪的緊急電話通知沒有？’我對周總理說：‘我送去給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給燒了。’周總理驚詫地說：‘燒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興，自己就燒了。我勸了以后才留下傳閱件的信封。’周總理聽到這里沒有說話。”

　　再說毛澤東燒掉了林彪發來的“電話記錄”傳閱急件，又立即做出了強烈的反應，馬上派江青去找黃永勝。江青質問黃永勝說：

　　“緊急指示為什么還沒有經過主席批準，你們就實行了？是誰讓你們這樣干的？”

　　黃永勝回答說：

　　“林總擔心社會帝國主義會發動突然襲擊，敵人總是利用談判的時候搞這種名堂的。”

　　江青反問道：

　　“毛主席難道對這樣的事情會忽視嗎？調動軍隊這樣的大事，你們不請示主席，出了問題你這個總長能擔當得起嗎？”

　　黃永勝說：

　　“這件事情我有過錯。林總是讓我先請示主席的，是我的失職造成的這樣的后果，請江青同志能夠替我向主席解釋解釋。”

　　后來，江青又奉命給黃永勝打電話說：

　　“那件事情就過去算了，你不要再和任何人提起了。記住，不要和任何人再提起。”

　　黃永勝對江青這句話的理解是包括林彪在內。所以他沒有向其他的副總長通報，而只是向林彪一個人匯報了情況。他還說：

　　“當時我把責任全部承擔了。我說，是林總讓我請示主席后再發令，我怕突發性事件出現，就來了個一邊執行一邊匯報。”

　　林彪聽了黃永勝的匯報，沒有說話，也沒有其它任何的表示。

　　10月20日，中蘇兩國外交部副部長級邊界談判在北京舉行。

　　10月20日這一天，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和一個解放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坐鎮指揮，開始將中央黨政主要領導人一一分別疏散到京廣線附近各地蹲點調查：王稼祥到了河南信陽，陶鑄到了安徽合肥，曾志到了粵北農村，陳毅依舊是去了石家莊，陳云被送到南昌江西石油化工機械廠，王震則被送到南昌東鄉紅星墾殖場。

　　10月23日，鄧小平和妻子卓琳、繼母夏培伯及其一些子女到了江西，被安置在新建縣望城崗原來步兵學校的一座兩層將軍樓里。

　　在此期間，徐向前去了河南省開封市。劉少奇正在病中，也被醫護人員送護到了開封市。后來在11月12日，劉少奇病逝于開封。

　　據2009年11月15日《重慶晚報》報道：曾歷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保健處醫生、北京醫院主治醫師、中央警衛團中南海門診部副主任、總參警衛局保健處主任軍醫、中國康復醫學會會長、衛生部副部長等職的顧英奇講述了劉少奇晚年的醫療和搶救情況，他是這樣說的：

　　“1967年1月，我從下鄉醫療隊回到北京醫院總值班室上班。當時對劉少奇看病的問題，周總理和中央辦公廳曾給北京醫院下達一條命令：劉少奇需要看病時，經他的警衛人員與北京醫院總值班室聯系，由醫院的醫生、護士出診；藥品還是從中南海門診部保健藥房發給。據劉少奇病歷記載，北京醫院曾有4位醫生到他家（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祿居）出診過，為解決疑難問題也曾在他家多次組織過會診。

　　從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門診部的醫務人員和全國知名的各科專家，為劉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療護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搶救工作，多次把他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

　　1968年2月，我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命令，調回中南海并編入部隊，任新成立的中央警衛團中南海門診部兩名負責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據上級指示，我們從北京醫院接過劉少奇的醫療任務和病歷。領導給我們的指示是：‘劉少奇如果生病，叫你們去看病，你們就去，還要認真地給他治病。’

　　當時我們先指派助理軍醫李留壯和護士馬小先負責平時到劉少奇家的巡診工作，門診部的其他醫生、護士也到他家出診。醫護每次出診都做認真的檢查、治療并詳細記錄在病歷上。那時劉少奇的活動范圍僅限于庭院和室內，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他原來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他情緒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壓很高，糖尿病加重，身體消瘦，體力大為減弱。

　　1968年4月，劉少奇開始語言減少，有時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變小。為了查明病因，我們即請北京醫院神經內科王新德主任會診，王主任雖未肯定腦部有局灶性病變，但肯定是腦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態。這段時間劉少奇還是照常下地活動，在衛士或護士的攙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臥床不起時為止。

　　在這期間，我們不但經常去給他看病，還對他的生活照顧及時提出指導意見：1968年5月3日，發現給劉少奇做飯的師傅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進行了隔離治療，另換一名師傅；同時把他的廚房、餐廳、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護他的健康。6月18日，針對他血壓增高，血糖波動等問題組織了會診，調整了治療藥物；因膽固醇攝入過高對他不利，就把他原先每天吃6個雞蛋調整為兩個；并提出肉類和蔬菜要適當搭配，少吃些豬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購人員和廚師都很配合，都認真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們雖然不能像以往那樣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們確實嚴格按照醫患之間的關系來處理他的健康和醫療問題，沒有任何輕視和懈怠。當時劉少奇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免疫力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涼感冒，雖是小病，但療效卻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漸重，7月9日發燒、咳嗽加重，肺部羅音增多，我們看后初步診斷為肺炎，即派護士馬小先住在他家進行護理。門診部醫生會診研究了治療措施，并當即將病情上報。汪東興向我傳達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指示，毛主席、周總理明確指示說：‘要千方百計給他治病。’根據這一指示，我們即請北京、上海的知名專家會診，并請陶桓樂、黃宛兩位教授和中南海門診部醫生董長城和我住在劉少奇家。因沒有足夠的床鋪，我和董長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鋪。同時安排4名護士參加護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組成醫療組。

　　在劉少奇病重時，周總理派他的保健醫生卞志強幾乎每天都來了解情況，指示要盡力救治。經X線胸片及痰培養證實，他患的是‘肺炎桿菌性肺炎’。肺炎桿菌毒力較強，耐藥，較難控制，這是一種十分兇險的疾病，對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7月12日，劉少奇病勢漸漸沉重，高燒不退，神志不清，譫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氣道的危險。專家會診提出，必要時需要做氣管切開。這需要先請示得到批準，以便關鍵時刻立即施行。報告后很快就得到了汪東興傳來的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醫生的決定。’我們當即請耳鼻喉科、麻醉科專家住到劉少奇家，準備需要時及時做氣管切開手術。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劉少奇的意識沒有恢復。他雖然也是夜里睡覺，白天醒來，睜著眼睛，頭左右轉動，但沒有思維活動，不能說話，認知力喪失，熟人也不認識。從此一直臥床不起，吃飯靠護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護士照顧。由于他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復發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這期間曾多次出現病危，均經搶救、治療得以轉危為安。1968年10月9日，劉少奇突然不能進食，頭向左轉、眼向左凝視，診斷為腦供血不足，為腦干有彌漫性小軟化灶所致。10月11日開始鼻飼，由于炊事員與醫護人員的密切配合，使每日總熱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劉少奇到1969年雖然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喪失，但體重增加，面色紅潤，枕部的頭發變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長期臥床，大小便失禁，但沒有發生過褥瘡，這都是由于護士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潔才得到這樣好的結果。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們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劉少奇雖然已經不能認人和說話，但他頭部自由轉動，眼睛明亮，注視著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幾凈，床單雪白，器物整齊。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間，請專家會診共40次，僅1968年7月會診即達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時一日會診3次。參加會診的專家有：上海的董承瑯、北京的吳潔、陶桓樂、王叔咸、李邦琦、黃宛、王新德、薛善一、吳家瑞、姜世杰等教授專家。中南海門診部參加醫療工作的有：卞志強、董長城、張林、牛福康、李留壯、馬小先。參加特護的有：北京醫院的曹兵（瑞英）、紀秀云，警衛團的韓世泉、三○一醫院的董潔秋、卿喜珍等。為劉少奇治療所用的藥品，都是由保健藥房供應的。絕大部分為進口藥，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當時國內臨床醫院所沒有的。如果沒有這些抗生素，是無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從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醫護人員天天守護在劉少奇床邊，從未發生過差錯。至于嚴重的精神創傷，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復發作，腦組織軟化，意識嚴重障礙等病情發展，實非當時以至目前醫療技術所能挽回的。

　　劉少奇在我們的照顧下生活了一年零八個月。1969年10月上級指示要把劉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門診部派董長城醫生和曹兵、紀秀云兩位護士攜帶醫療搶救用品一直護送到洛陽，并向當地接班醫生做了詳細的交班。1979年11月27日，中紀委的王紹棠把劉少奇的病歷、治療和搶救工作的全部資料取走，其中包括數張劉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療的照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對兩案的審查已有結論。其中對中南海門診部給劉少奇治病和搶救是滿意的。中辦警衛局領導向我們傳達了上述情況說：‘門診部為劉少奇治療和搶救，以及所寫的病歷，受到兩案審查組的表揚。認為記錄清楚、內容翔實、字跡工整；反映了治療、搶救、護理、專家會診、治療處置和醫囑執行等各項工作的每一個細節，真實可信，無懈可擊。審察組認為門診部的工作是認真負責的。’劉少奇的這段病歷大部分是董長城醫生執筆的。”

　　這正是：主義之爭是宗旨，迫害之說藏禍心。

　　毛公大慈留青史，狂犬吠聲化煙塵。

　　再說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高等學校下放問題的通知》。通知中規定：國務院各部門所屬的高等院校，凡設在外地或遷往外地的，交由當地省、市、自治區領導。與廠礦結合辦校的，交由廠礦領導。教育部所屬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給所在省、市、自治區領導。在外地設有分校或教改機構的，實行以總校為主、當地為輔的雙重領導。下放給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為當地培養人才以外，還要為國家培養人才。因此，學校的招生和畢業生的分配，都納入國家計劃。

　　1969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汪東興陪同下在湖南視察。他聽取了黎原和“九大”主席團成員、九屆中央委員、省革委會副主任華國鋒的匯報。毛澤東說：

　　“各派要聯合起來，要團結教育多數，大多數人是好的。要解放干部，干部解放以后可以調換一個地方工作。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參觀，人去多了成災，你們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機關人太多，不好辦事，中央、省、市、縣4級機關人多了。你們南有新田，北有安鄉，路子走對了，各地搞自己的大寨。建議湖南10年建成工業省。”

　　11月16日，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

　　“尼克松、基辛格的動向，可以注意。”

　　1969年12月3日，在波蘭首都華沙文化宮舉辦的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上，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在眾目睽睽之下追趕中國使館人員，他急切地向中方人員表示說，尼克松總統本人打算同中國領導人進行“重大的具體的會談”。

　　是日晚，周恩來看到發自中國駐波蘭使館的電文后，立即將這個情況報告給毛澤東。他還十分高興地說：

　　“找著門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門磚了。”

　　12月12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在接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凱瑟時，請他轉告葉海亞·汗總統：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觸，盡可以利用官方渠道。

　　在這個月底，毛澤東、周恩來批準恢復中斷了近3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可是后來由于發生了美國入侵柬埔寨事件，中美之間的接觸才又延擱了下來。

　　至于柬埔寨事件與中國有何關系？請諸君莫急，容筆者待后詳述。

　　1970年1月1日，《紅旗》雜志第1期發表了題目為《文科大學一定要搞大批判》一文，作者在文章中寫道：

　　“革命大批判既是社會主義文科大學的基本任務，又是當前改造舊文科大學的迫切的戰斗任務。”“不僅應批判社會上的資產階級，還應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個學科，批判哲學、歷史學、文學、政治經濟學、新聞學、教育學等領域內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只有這樣，舊的文科大學才能在批判中獲得新生。”

　　1月間，攝影記者杜山接到毛澤東秘書的電話，說是主席要會見外賓，叫他立即去。

　　杜山是在10年前開始擔任周恩來專職攝影記者的，幾天前才兼任了毛澤東的攝影記者。他和拍攝電影電視的兩名記者來到毛澤東駐地門口，見毛澤東坐在沙發上，正捧著一本厚厚的書，目光透過手里的放大鏡，慢慢地在字里行見移動，他們便退了回去。過了一會兒，秘書告訴杜山他們說，外賓要到了，快過去。

　　此時，外賓的車子已停在門口，周恩來陪同外賓走進客廳。毛澤東放下書，起身迎上前去。杜山迅速按下快門，不失時機地抓拍了一個鏡頭。會見沒有多長時間就結束了，毛澤東將客人送到門口。杜山正收拾東西準備離去，毛澤東叫住了他：

　　“老杜！”

　　杜山非常激動，上前握著毛澤東的手。毛澤東笑瞇瞇地問道：

　　“老杜，你是么子地方人？”

　　杜山回答說：

　　“陜北米脂。”

　　毛澤東在過廳的沙發上坐了下來，從茶幾上的煙盒里抽出一支雪茄遞給杜山。杜山又驚又喜，可他沒好意思接，從自己口袋里掏出煙來，說：

　　“主席，我抽這個。”

　　“噯，吸這個煙，這個煙有勁哦，不習慣么？”

　　杜山見毛澤東的手還舉著，連忙接了過去。毛澤東自己點上了一支雪茄，說：

　　“會吸這個煙，才叫會吸煙呃！”

　　杜山笑了，小心地摸著手中的這一支黑粗且裹著塑料薄膜的雪茄，舍不得抽，點燃了那支自己的煙。毛澤東凝著眉，用指頭輕輕地敲了一下自己閃亮的大額頭，思索了一下，說道：

　　“陜北有句順口溜，‘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清澗的石板瓦窯堡的炭’。是這么說的嗎？”

　　“對的，對的。”杜山笑著說：“就這么說的。”

　　“可惜啦，你是個漢子。”毛澤東吸了一口煙，又說：“人們都說米脂風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們米脂人。他也是個漢子，看來，米脂也出漢子嘛。”

　　毛澤東說罷，摁滅手中的煙頭，站起身，抖一抖褲腿上的煙灰，走進了書房。杜山捏了捏雪茄煙，放在鼻子下聞了聞，又小心翼翼地放進了口袋里。

　　1月17日，毛岸青和邵華的兒子出生了。毛澤東得知有了一個孫子，非常高興，就給這個孫子起名叫毛新宇。

　　此后，邵華為培養毛澤東這唯一的孫子，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從毛新宇生活自理能力的培養，到社會公德的灌輸，到各種知識的積累，常年累月，殫精竭慮。為培養毛新宇的生活自理能力，她將毛新宇送到香格里拉飯店學習鋪床疊被，端菜送飯；為培養毛新宇的公德意識，她從要求毛新宇愛護公物、不要在所借館藏圖書上畫記號等小事上入手，循循善誘。

　　邵華的興趣十分廣泛，她還喜歡文學創作，后來在和毛岸青共同創作的紀念毛澤東的詩歌《父親》里，深情地寫道：

　　父親/深深地藏在心里/夜深人靜的時候/總是最想你的時候/閉上眼睛/歷歷往事涌上心頭/你慈祥的目光/是一份愛的暖流……

　　你總是告訴我/風風雨雨要勇敢接受/坎坎坷坷要堅強追求/無論走多遠啊無論走多久/夢里總有你向我不停地揮手。

　　夜深人靜的時候/總是最想你的時候/緊握你手/千般叮囑在我心頭/你親切的關懷始終在我身后。

　　在1984年，邵華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邵華還酷愛攝影，她的作品多次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攝影報》、《人民攝影報》、《大眾攝影》、《中國攝影家》、《錦繡中華》、《解放軍畫報》、《舞蹈》等報刊上發表，并多次在重大攝影作品比賽中獲獎。

　　在1990年楊開慧烈士誕辰90周年之際，邵華主編了《嬌楊畫冊》，并與家鄉人民一起，修復了楊開慧烈士陵園。

　　在邵華的精心培養下，毛新宇1992年7月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1992年9月至1995年7月，他在中央黨校理論部攻讀碩士學位，后來在軍事科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看著兒子毛新宇從大學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后一步步走來，一直到成為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副師級研究員，邵華感到非常滿意。

　　1996年，邵華和兒子毛新宇共同主編了《永遠的懷念——毛澤東誕辰百周年輯錄》。

　　1998年12月，邵華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05周年，新中國成立50周年，首展與出版了《我的祖國》攝影集。出版發行了散文集《紅杜鵑》。

　　2002年，邵華當選為執掌中國攝影界帥印的第一位女主席，中國女攝影家協會主席。

　　到2008年6月24日逝世為止，邵華單獨創作和與人合作編纂、出版畫冊、文學作品及各類叢書、電影、電視劇數十部、套、集。

　　邵華一生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百科部副部長，第7、8、9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兼任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被授予少將軍銜。

　　再說1970年1月20日，中美136次大使級會談在中國大使館舉行。

　　1月21日，基辛格剛剛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就出現了。他急切地向基辛格打聽中美會談的情況。他說：

　　“我特別注意到了你們國務院發言人宣布這次會談時，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字眼。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

　　基辛格以半開玩笑的方式回答說：

　　“大使先生，難道你不認為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么？”

　　多勃雷寧笑著說：

　　“我希望美國不是在考慮利用中國作為一種軍事威脅。”

　　基辛格看著多勃雷寧不安的神態，暗暗斷定，北京已經成為觸發蘇聯人神經痛的地方。他說：

　　“中美兩國的接觸，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動，這并不是針對蘇聯的。”

　　1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會堂講話中說，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清查“516”活動徹底搞起來。

　　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指示中寫道：

　　“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這是當前階級斗爭中值得注意的新動向。”

　　指示要求全黨：“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使群眾認清，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

　　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以及《關于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要求：

　　“放手發動群眾，打一場人民戰爭，掀起一場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

　　在中共中央《關于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關于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于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的號召下，在全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一打三反”運動，即打擊反革命分子、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

　　1970年3月初，毛澤東在武漢視察。他收到了周恩來送來的關于召開四屆人大的一封信和一份憲法修改草案提綱。

　　毛澤東感覺憲法修改草案提綱比較簡單，只簡單地提出了修改憲法的基本原則問題。另外，周恩來在信中提到在新憲法當中是否要有設國家主席一章。周恩來說，他們提議應設國家主席，由毛澤東任國家主席。

　　3月7日，毛澤東找來汪東興，要汪東興第二天回北京去，向中央政治局傳達意見。他交代說：

　　“你告訴恩來同志，新憲法中不要設國家主席一章。我也不當國家主席。”

　　3月8日，汪東興回到北京，向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關于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周恩來聽完后說：

　　“馬上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由你向政治局傳達。”

　　這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會議。仍在蘇州的林彪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汪東興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

　　會議遵照毛澤東的意見，討論關于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問題，與會者都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在散會后叫住葉群，特意囑咐她說：

　　“請你將毛主席的意見和會議的討論情況，報告給林副主席。”

　　據黃永勝后來在回憶中說：“汪東興在會后又親自對我們幾個人說：‘不設國家主席，是因為毛主席怕外界議論打倒劉少奇只是為了奪他的國家主席的位置。只要全黨同志堅持設國家主席，毛主席還是會同意的。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副主席豈不是還當國防部長嗎？如果不當國防部長，豈不是大權讓周總理掌握了嗎？’他的這番話，在我們幾個人之間都講過。據我所知，他也和林彪、葉群講過。要不然，林彪也不會那么起勁地主張設國家主席。當然主要的責任是應由林彪來負，但是，汪東興起到了極壞的作用。”

　　3月9日，林彪讓葉群轉告在京的黃永勝和吳法憲說：

　　“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

　　進入3月中旬后，周恩來連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選舉的決定》、《關于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等文件。

　　3月17日，周恩來在北京主持召開有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討論政治局通過的幾個關于召開四屆人大的文件。

　　3月18日，美國策動柬埔寨朗諾、施里瑪達軍人集團發動政變，廢黜了正在蘇聯訪問的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

　　18日深夜，周恩來習慣地打開裝有國際急件的藍色文件夾，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的特急電報立刻映入他的眼簾：“金邊發生政變，西哈努克親王被國民議會廢黜。”長期同中國保持睦鄰友好關系的柬埔寨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周恩來不禁吃了一驚，他急忙把外交部負責柬埔寨事務的干部請來，問道：

　　“西哈努克本人現在是否確實離開了莫斯科？”

　　來人答道：

　　“根據我國駐蘇大使館的報告，我們的大使親自去機場參加了送行。按預定計劃，飛機在伊爾庫茨克要做短暫停留，然后直飛北京。預計在明天中午11點鐘到達。”

　　“那么，西哈努克是否確知他已經被廢黜了？”

　　“蘇聯柯西金總理已經把消息告訴親王了。在機場送行的時候，他把消息又傳給了柬埔寨駐莫斯科的人員。”

　　周恩來不敢怠慢，立即給在外地的毛澤東直接通話，向毛澤東作了詳細匯報。毛澤東說：

　　“他還是國家元首嘛！議會的這種廢黜是非法的，是政變，我們當然要反對！”

　　周恩來說：

　　“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見。先前我同外交部的同志進行了研究，擬定了幾個方案，但關鍵要取決于西哈努克本人的態度……”

　　毛澤東不等周恩來說完，就說：

　　“要讓他看到光明的前途，看到抵抗斗爭一定會勝利！”

　　3月19日中午，西哈努克親王的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他從飛機上走下來的時候，不禁大吃一驚：只見機場上紅毯鋪地，鳴放21響禮炮，三軍儀仗隊排列整齊。不僅有中國大部分的領導人前來迎接，而且中國政府還動員了41個國家駐北京使團前來迎接，這種規格他還是首次經歷。

　　周恩來身穿灰色中山裝，胸前還別著一枚毛澤東像章，快步走到舷梯旁，同西哈努克親王熱烈擁抱。兩個天真活潑的兒童向西哈努克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獻上鮮花。西哈努克握著周恩來的手，連聲道謝。周恩來大聲說：

　　“您仍然是國家元首，而且是柬埔寨唯一的國家元首，我們決不承認別人。我們將通過新華社發表前來歡迎您的每一個大使和代辦的名字，以此強調您仍被認為是柬埔寨的國家元首。”

　　周恩來說完，讓西哈努克依次與中國領導人和各國外交官一一握手。歡迎儀式結束后，周恩來與西哈努克同乘一輛車，前往釣魚臺國賓館。周恩來說：

　　“我昨晚與毛主席討論了局勢。我只有一個問題：您準備進行戰斗嗎？”

　　西哈努克堅決地說：

　　“我準備進行戰斗，而且戰斗到底！”

　　周恩來說：

　　“那好，我們就全力支持您。請您再考慮24小時，要有思想準備，在最后勝利到來之前，前途是漫長而險峻的，會有挫折出現。”

　　西哈努克略微沉吟一下，說道：

　　“我知道。我的想法就是所有高棉愛國者的想法，他們一定會跟我站在一起，肩并肩地戰斗，反對美帝國主義和他們的傀儡。”

　　周恩來在國賓館將西哈努克一行安置好，馬上去向毛澤東匯報。他剛回到辦公室不久，外交部干部來向他報告說：

　　“西哈努克想把他的抵抗中心設在北京，可他又擔心我國政府拒絕。”

　　周恩來放下手中的鉛筆，微笑著說：

　　“西哈努克同我們打了多年交道，他對我們應該是了解的。不過，就現在他的處境而言，有這種擔心是一件自然的事。”

　　“親王提出，想見見總理。”

　　“立刻給他答復，我同意與他見面。不過，先通過你告訴親王，中國政府毫無保留地支持親王和柬埔寨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朗諾、施里瑪達集團的斗爭，中國將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證明這一點。如果親王決定，把抵抗政府的中心設在北京或中國任何地方，中國政府都表示同意。在這一點上，親王不要有任何擔心或者顧慮。有句話你一定要轉告親王，毛澤東主席對柬埔寨的事和對親王非常關心。毛主席說：如果柬埔寨的抵抗政府設在北京，這是柬埔寨人民對我們中國的信任，我們要對他表示感謝。”

　　3月20日，周恩來從17日開始在北京主持召開的有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結束了，大多數與會者表示同意毛澤東關于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周恩來打電話給陪同毛澤東在外地的汪東興說：

　　“工作會議在討論憲法草案時，對是否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意見分歧很大，爭論很激烈，請你向毛主席報告。”

　　接著，汪東興又收到周恩來寄來一封信，信中所裝的就是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文件，報請毛澤東批準。信中還附有2本憲法修改草案，說是1本送毛澤東，1本送汪東興。汪東興將周恩來的信和1本憲法修改草案送給毛澤東，并將周恩來的電話內容轉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聽后，又一次重申說：

　　“不設國家主席的話，我早就說過了，還派你回京傳達過。憲法上不要寫了，我也不當國家主席。”

　　沒過多久，林彪讓秘書給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說：

　　“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毛澤東讓秘書回了一句顧左右而言他的話：

　　“問候林彪同志好！”

　　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中說，“516”的操縱者是“反革命兩面派蕭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通知還要求各地繼續貫徹抓緊開展清查“516”的工作，同時提出要防止擴大化的傾向。

　　3月29日，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特朗在北京逝世。

　　1970年4月2日，國家有關部門為斯特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毛澤東為這位老朋友送上了一個大花圈。

　　4月3日，毛澤東在周恩來送審的“兩報一刊”《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紀念偉大列寧誕辰一百周年》的社論稿上，寫下了一段批語：

　　“關于我的話，刪掉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寫這類話，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有人聽，不知是何道理？請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澤東在草稿上刪去的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同志就是當代的列寧”等等，這些都是人們所熟悉的林彪用來贊揚毛澤東的原話。

　　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批件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內部傳閱。林彪看了批件，保持沉默。

　　過了一個星期，林彪、陳伯達鑒于中央工作會議上不少人贊成設國家主席的情況，經過密謀后，決定打破沉默，由林彪親自出面，提出一個違背毛澤東意愿的建議。

　　4月11日晚上，林彪在蘇州讓他的秘書給政治局打電話說：

　　“1、關于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2、關于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系都不大。3、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

　　林彪他們的如意算盤是，提出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是名正言順的事，一定會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何況是要毛澤東來當國家主席，就不會有人反對。更重要的是，他們覺得只要大家都堅持設國家主席，毛澤東就不能再堅持他自己的意見了。到那時，這個說一不二、曾經多次說過自己不當國家主席的毛澤東，就無法再改口了，那么，國家主席的位置就一定是非林彪莫屬。

　　4月12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林彪的意見。果然不出林彪、陳伯達所料，中共中央政治局有相當一部分人都贊同了林彪的意見。

　　會議結束后，周恩來馬上將政治局討論的情況報告給毛澤東。

　　欲知毛澤東如何挫敗林彪一伙人的陰謀，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本傳前邊從設立軍委辦事組說起，到黃永勝坐上總參謀長的位置（控制海陸空三軍），到陳伯達（理論家）、汪東興（控制禁衛軍的頭子）先后投靠，可以看出，林彪試圖改朝換代的班子基本組成了。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在10月18日搞了一個所謂的《中央軍委第一號命令》，應該說是他試圖擺脫軍委主席毛澤東的掌控、擅自指揮三軍行動的第一次嘗試。而引發林彪向毛澤東發起攻擊的導火索，則是汪東興借毛澤東讓他回京傳達指示之機所搞的一個小動作。正像黃永勝回憶所說的：“汪東興在會后又親自對我們幾個人說：‘不設國家主席，是因為毛主席怕外界議論打倒劉少奇只是為了奪他的國家主席的位置。只要全黨同志堅持設國家主席，毛主席還是會同意的。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副主席豈不是還當國防部長嗎？如果不當國防部長，豈不是大權讓周總理掌握了嗎？’他的這番話，在我們幾個人之間都講過。據我所知，他也和林彪、葉群講過。要不然，林彪也不會那么起勁地主張設國家主席。當然主要的責任是應由林彪來負，但是，汪東興起到了極壞的作用。”這就是連毛澤東等人在世時都不知道的，也是至今很多人尚不明白的，在“九大”之后不久黨內就再次掀起狂風巨浪的主要成因之一。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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