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這次大會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允許‘二月逆流’的人上主
席臺。他們一肚子氣,共產黨不隱蔽自己的觀點,大家并沒有隱
蔽自己的觀點,都講出來了嘛!只講劉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話說1969年2月19日,毛澤東召見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他特意請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了這次談話。毛澤東首先對陳毅等人說:
“你們這幾位老總研究一下國際問題,由陳毅掛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
他轉向李富春、李先念問道:
“今年的計劃,‘五年計劃’還有兩年,你們在搞嗎?”
李富春回答后,毛澤東說:
“總之,許多方面要改革。怎樣搞社會主義,就是不懂。”“現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歸,或者帶包袱去住個把星期。”“國內問題要注意調查研究,搞點材料,提出意見。”
他轉向陳伯達,問起“九大”的報告稿,說道:
“你報告寫得差不多了吧,20號交卷有希望嗎?你們3個人要一起找林彪同志談一談。”
1969年3月2日上午8時40分,蘇聯軍隊再次侵入中國的領土珍寶島。蘇聯邊防軍出動70余人,分乘兩輛裝甲車、一輛軍用帶蓬卡車和一輛指揮車,突然襲擊正在珍寶島執行巡邏任務的中國邊防軍,開槍打死打傷中國邊防軍戰士6人。中國邊防軍站長孫玉國率部被迫自衛還擊,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激戰,驅逐了入侵的蘇聯邊防軍。
中國外交部照會蘇聯大使館,對蘇軍制造的流血事件,提出緊急的、強烈的抗議。
珍寶島位于中國黑龍江省虎林縣以東、烏蘇里江西岸附近,在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面積0.74平方公里,一直是在中國管轄之下,是屬于中國的領土。
蘇聯在勃烈日涅夫上臺后,就開始走上了擴張主義的道路。他對西歐采取攻勢戰略,在中蘇邊境大量屯兵,制造事端。從中國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以后,到1969年3月間,在這4年半時間里,蘇軍在中蘇邊境挑起邊界事件多達4189起。其中,在1969年1月和2月間,蘇聯邊防軍就8次侵入珍寶島。同時,蘇聯國防部命令其遠東邊防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這就是毛澤東幾年來一直提出要準備打仗的主要原因。
3月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關于“九大”報告稿問題,他說:
“原定2月20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說明道理。會議決定的,一個人(指陳伯達——筆者注)推遲時間。”
在大家討論一個文件的署名時,毛澤東說:
“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
3月4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針對蘇軍入侵、制造珍寶島流血事件問題發表了題為《打倒新沙皇》的社論。
3月5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他再一次說:
“要準備打仗。”
3月7日,毛澤東召集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關于“九大”準備工作,他說:
“開會,一個主要的是文件,一個是黨章,一個是選舉。”
由于“九大”報告稿遲遲寫不出來,毛澤東有些生氣,他說:
“做了決議又不辦,不辦又不報告。還是準備兩手,一個是寫出報告可用,一個是不能用。”
他問陳伯達:
“你究竟和什么人在搞?”
陳伯達說:
“我自己一個人在寫。”
毛澤東批評他說:
“你這個人每次都說知過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變。”
3月9日,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召集“九大”準備會議,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各大軍區及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共128人參加了會議。
3月12日,毛澤東召集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提出“九大”報告稿由兩套人馬同時搞,他說:
“是不是請你們三位,康、張、姚。”“兩家各搞各的。”
關于“九大”報告的主題,毛澤東說:
“總之,要提出矛盾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斗爭,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礙群眾運動,就是有這個東西,相當嚴重。”
此后,康生、張春橋、姚文元3人一組,林彪、陳伯達一組,同時起草報告稿。
3月14日到15日,蘇軍又出動邊防軍和飛機,連續入侵珍寶島。在中蘇雙方沖突中,蘇軍的坦克、裝甲車被摧毀17輛,入侵者被擊斃58人,傷94人。
毛澤東看完一份有關珍寶島沖突的報告,意味深長地自言自語道:
“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作文章了。”
他身邊的人問:
“美國人高興吧?”
毛澤東說:
“美國的全球戰略理論不是已經提出了信號嗎?他要打‘兩個半戰爭’,如果讓他縮減到一個半戰爭,你聯系起來想想,他們會怎么樣?”
身邊的人回答:
“中美蘇3國看來不可能搞等距離外交。對嗎?”
毛澤東說:
“又等,又不等。隨機應變。這是需要由雙方的利益來決定的,不能脫離現實。”
此時的蘇聯,它的主要對手仍然是美國。勃烈日涅夫也擔心,如果中蘇邊境的武裝沖突發展成為大規模的戰爭,對蘇聯也不利。于是,勃烈日涅夫通過熱線電話直接要到了北京,中共中央總機室的話務員問道:
“你是誰呀?”
莫斯科那一端回答說:
“我是勃烈日涅夫,請接毛澤東同志講話!”
中國話務員一甩小辮子,罵道:
“修正主義分子!你是什么東西,能找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講話?”
勃烈日涅夫被罵,只好掛了電話。中央領導人聞知此事,有的表揚話務員政治水平高,有的則批評話務員說:
“你也不請示領導,怎么能膽大包天,干這種事?”
3月15日,《紅旗》雜志第3、4期在社論《關于總結經驗》中,傳達了毛澤東的兩段指示:
“要認真總結經驗。”“到一個單位去了解情況,要了解運動的全過程,開始怎樣,后來怎樣,現在怎樣,群眾是怎么搞的,領導是怎么搞的,發生過一些什么矛盾和斗爭,這些矛盾后來發生了什么變化,人們的認識有什么發展,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
3月15日下午,毛澤東召見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關于準備戰爭問題,他說:
“一個縣成立一個團,全國都要搞。平時堅持地方,戰爭起來了就補充野戰軍。戰爭打起來,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是不行的。東北、華北、西北要準備一下。準備好了,他不來也不要緊。大敵當前,動員、準備一下有利。”
“抗議他不聽,雙方都在搶時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紅衛兵打仗勇敢,紅衛兵還是要稱贊一下,他們還很活躍。凡是過去武斗比較厲害的學校,現在就轉得比較好。對這些武斗的學生,軍隊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紅衛兵不聽話是個暫時現象,或者是有壞人指揮。紅衛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間有一個時間不聽話,現在就好了。”
關于落實政策問題,毛澤東說:
“政策落實是個大問題,盡管有清華的經驗,有的就學,有的就不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有一個就傳達,有一個就不傳達。
斗批改,清理階級隊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調查,沒有目的地到處亂跑。還有抓人太多,關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隊站錯了,還沒有轉過來,一個學校那么多教授、教員都不要,怎么辦呢?你也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也要給出路。對走資派也要區別。有些走資派,開始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群眾很厲害。但所謂死不改悔,難道他一萬年也不改嗎?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們推到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那里去了。我們講錢偉長、梁思成,可以作為典型,要找標兵嘛!有人說,人家有歷史問題。有歷史問題不要緊,人都是有歷史的嘛。人就是歷史。有的人和美國、國民黨有關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擺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調,又搞不清楚問題,盲目地亂跑,結果花了很多時間精力,問題還是搞不清。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
關的人太多,統統放了,只要不是殺人、放火、放毒、破壞,至于寫幾條反動標語,那有什么要緊?有的人放出來,只要不繼續殺人就行了,可以繼續進行教育。他再殺人,再抓嘛!一個是關,一個是放。一個不關不行,我們說是大部不抓,一個不殺。教授、講師不像軍隊,他們是手無寸鐵,不解放是不妥當的。當然不是一個不關。我們歷來講壞人是極少數,可以教育爭取的是大多數。一講就是一窩黑,幾十個,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得了。開始有些老工人、解放軍,一講就是一窩黑,一個樣,那樣不是把人都推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那里去了?不要在學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數的教員、干部中打主意。不讓人家講一點怪話,也不讓資產階級講一點自由主義行嗎?他們因為肚子里有氣。有的今天講了,明天就不講了。……政策不落實,不解放知識分子不行。”
“我對‘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來。‘二月逆流’不僅北京有,其它地區也有。‘二月逆流’不僅沖擊了地方機關,也沖擊了軍隊機關。那個時候,一時打倒這個,一時打倒那個,可多了,無非是說錯了話嘛!我主張‘九大’報告上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1966年冬季和1967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錯誤,對紅衛兵沖擊不了解情況。有的打到自己身上來了,受了點侮辱,連聽報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聽。所以有點不服,所以鬧。這次大會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允許‘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臺。他們一肚子氣,共產黨不隱蔽自己的觀點,大家并沒有隱蔽自己的觀點,都講出來了嘛!只講劉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有些犯錯誤的,過一兩年還是要解放他們,就是不讓他們掌大權。七屆二中全會就講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資產階級。劉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資產階級。給了宋斐卿很多錢,結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李德一個人有什么用,還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場。這次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數人團結起來。‘二月逆流’這些人選為‘九大’代表,地球還不是照樣轉!‘天地悠長,不為堯存,也不為桀亡’。主要是落實政策的問題。反帝必反修,不反帝反修是不能勝利的。”
毛澤東還談到了“九大”的準備工作,他說:
“報告沒有寫好,遲幾天開會不要緊。”
他轉向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說:
“給陳伯達是一個月,給你們半個月,索性4月1日開會。”
張春橋、姚文元從3月16日開始,陸續分批將報告稿交毛澤東審改。
3月17日,《北京日報》發表社論《認真學習六廠一校的先進經驗》。社論中說,根本的一條就是:“狠抓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認真學習、努力掌握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廣泛發動群眾,不停頓地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動猛烈的進攻。”
3月2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通過中蘇熱線打到中國外交部蘇歐司,代司長李連慶接了電話,柯西金說他要找周恩來總理講話,李連慶回答說:
“我們兩黨已經沒有關系,但兩國還有外交關系,我將立即報告周恩來總理。”
隨后,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亦稱:“有話要轉達”給中方。周恩來立即與有關方面擬定了一份答復蘇方的備忘錄。備忘錄中寫道:“從當前兩國關系來說,通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系,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么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
是日晚,周恩來即將一份報告呈送給毛澤東。
3月22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報告上批示道:
“同意備忘錄的立場,即準備舉行外交談判。”
爾后,中國外交部蘇歐司奉命約見蘇聯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葉里扎維金,向他遞交了備忘錄。
3月22日下午,毛澤東找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九大”的準備工作,還特地把正在工廠蹲點的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也找了來。他首先對陳毅等人說:
“好久不見了,你們搞得不錯啊。你們應該換一換,南口、新華、二七廠都是大廠。”“你們研究國際問題怎么樣?”“你們幾位老同志,為國家工作,不要只管一個部門。聶榮臻不能只管一個國防科委。葉劍英只搞一個軍事科學院,鉆進去就出不來。要管寬一些,軍事、政治、國內、國外。你們這些年紀大的人,多吃幾年飯,經驗多一些。小蘿卜頭看不起你們,說你們老了,沒有用了。我不贊成。小蘿卜頭有用,但他們沒有經驗。”
毛澤東轉對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們說:
“‘二月逆流’,報告中不講。”“報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寫,中央文革成員的名字一個都不要寫,只寫我和劉少奇兩個人的名字,只寫劉少奇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這次犯錯誤的同志,沒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時一個也沒有丟。我們還是按過去老規定,凡是能團結的都要團結,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大多數當成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當敵我矛盾處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譚啟龍、張平化、趙紫陽、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樣的嚴重問題。如沒有什么嚴重問題,只是這一次犯嚴重錯誤的話,過一個時間,群眾的氣消了,就可能解放他們。”
3月下旬,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九大”問題。他拿著厚厚的揭發材料,對周恩來說:
“賀龍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這是林彪、吳法憲送來的,全是賀龍的親信和部下揭發的喲,我還怎么講話?”
原來,賀炳炎等人在他們所寫的《回憶洪湖斗爭中的幾個小故事》里說到賀龍時,寫道:“賀龍是一條活龍,國民黨軍隊圍住了他,他會呼風喚雨,變成一條龍,溜出去了。”
毛澤東對這類話很反感,他說:
“賀龍是條龍,就可以登基當皇帝了吧!”
陳毅說自己在文革中有錯誤,對照“九大”代表的3條標準恐怕已不夠格。毛澤東說:
“這3條你不夠格,你可作為右的代表嘛!”
陳毅聽了心中非常難過。盡管毛澤東說他是右的代表,但他心中非常明白,毛澤東還是在保護他的。
后來,在毛澤東的提議下,陳毅成為“九大”主席團成員,在大會上還當選為中央委員。
3月31日,毛澤東在周恩來呈送的關于徐海東參加大會主席團的報告上批示道:
“同意。明天宣布開幕式上主席臺人數不宜太少,似宜有伯達、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陳云等數人參加,請考慮酌定。”
此時的徐海東,因為還沒有接到出席大會的通知,心中正在納悶。他記得自從自己當選為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后,中央每次開會,毛澤東總要問一聲:“海東同志來了嗎?”4月1日中午,徐海東接到通知,參加下午開幕的“九大”。在“九大”上,徐海東當選為中央委員。后來在1970年3月25日,徐海東因病與世長辭,享年70歲。
3月31日,毛澤東在最后審改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報告時,又在上面加了一句:
“對于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繼續給以幫助。”
后來“九大”采用的正是經毛澤東多次審改的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這個報告稿,而林彪、陳伯達起草的稿子就棄而不用了。當時參加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吳法憲在多年后回憶說:“陳伯達寫時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寫,林講了個大概。從這以后,陳開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陳伯達的報告,林彪很不高興,因為這是林、陳兩人商量的。”
1969年4月1日下午5時,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出席大會的代表共有1512人,代表著全國2200萬共產黨員。大會的中心任務是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總結和肯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新調整黨的權力機構和人事安排。
毛澤東在《東方紅》樂曲聲中登上主席臺,全場歡聲雷動,掌聲震耳。
大會首先由毛澤東致開幕詞,他宣布:
“同志們,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
毛澤東一開口講話,便被“萬歲”和“萬壽無疆”的呼聲打斷。毛澤東接著說:
“今天要選舉大會主席團,通過大會議事日程。大會議事日程主要包括3項: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第二項,修改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三項,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
現在選舉主席團。要不要讀?你們都知道了嘛。主席團這么多人,176名,行不行呀?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有董必武、劉伯承這些人;有于會詠、王體、王震這些人。一共176人。你們手上都有,贊不贊成?贊成的舉手。”(全體代表舉手)
毛澤東說:
“多數吧?通過了。”
(周恩來插話:請當選主席團成員上來。)毛澤東接著說:
“大會主席團要推選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再選一個秘書長。哪幾個當合適呀?我看林彪同志當主席。”
(周恩來插話:毛主席當合適。)(林彪插話:毛主席當主席,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鼓掌)毛澤東說:
“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個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站起來說:不好!不好!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主席萬歲!贊成的舉手。)(全體舉手一致通過)(林彪說:好!全體通過。)毛澤東說:
“一定要我當主席也可以。我提議林彪同志當副主席,同不同意?贊成的請舉手。(一致舉手)
毛澤東接著說:
”沒有意見,通過。誰當秘書長呀?我提議周恩來同志當主席團秘書長。好不好?(鼓掌通過)
毛澤東說:
“我希望我們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能開得好,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后,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從1921年到現在,我們已有40年的歷史。這么長的時間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只有12個代表。現在在座的還有兩個,一個董老,還有人不認識吧?(董必武站了起來)再一個就是我。其他好幾個犧牲了,山東的王盡美、鄧恩銘;武漢的陳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漢俊,都犧牲了。叛變的、當漢奸的有4個: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劉仁靜。張國燾,劉仁靜這兩個人還活著,張國燾到加拿大去了,劉仁靜在北京,是個托派,見過托洛茨基。另一個李達,武漢大學的校長,早二年去世了。那時全部黨員只有幾十個人,六七十個人,大都是知識分子,后來就發展了。從那一個時候發展到現在這種情況。第一次代表大會,第二次代表大會,第三次、第四次,人都很少,幾十個人。第五次是在武漢開的,人多一些,可能有百把人。第六次是在莫斯科開的,幾十個人,恩來同志參加了。(周恩來插話:還有劉伯承同志。)第七次是在延安開的,開了一個團結的大會。清算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錯誤路線,特別是王明路線。那時黨內有分歧。有人提議,不選王明路線的人到中央。我不同意,說服大家選了他們。結果有幾個人不好,王明跑到國外去了,反對我們,不好!張聞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維漢不好!(周恩來插話:還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錯誤。其他幾個,劉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這些人,那時不知道不好。對他們政治歷史我們不清楚,也選進來了。
從‘八大’以來,現在搞清楚了。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比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們這次大會能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在這個團結的基礎上,我們能不能取得勝利?開一個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后,能不能在全國取得勝利?我認為是可以的。開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是可以的。慶祝黨的這次大會的勝利!
現在請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
毛澤東一個簡短的開幕詞,竟被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聲打斷了10次。
接著,林彪代表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在大會上作了政治報告。
這個報告分為8個部分:1、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2、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3、關于認真搞好斗批改。4、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5、關于我國革命的最后勝利。6、關于黨的整頓和建設。7、關于我國和外國的關系。8、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從4月2日開始,大會分組討論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改草案。
4月11日,毛澤東在大會秘書處和各大組部分召集人會議上講了話,他說:
“找同志們來商量一件事,這個會是小組會一直開下去,還是開一次大會?我們商量了幾次,中間開一次大會通過報告和黨章;然后搞選舉,再開一次大會,結束。”
“另外有一個問題和同志們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組的簡報上說,現在有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清理階級隊伍有一種傾向,就是擴大化。一方面把敵人揪出來了,另一方面掩蓋了打擊面寬和擴大化問題。”“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清理階級隊伍是中央規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擴大化。在歷史上有不少這種事。”
“七屆二中全會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但沒有經常講,沒有公開向大家講,結果廣大群眾不知道。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把資產階級消滅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進行限制、改造,所以,這次又來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讓歷史家去做結論,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為是由文化革命開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總之是觸及了上層建筑,從中央一直搞到工廠、機關、學校。過去這些不都在我們手里,大都在國民黨手里,都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里,而且他們還有后臺。這個工作還沒有完成,還要一個時期,要認真抓一下。”
“軍隊要謹慎。南口有個工廠,8個人搞了一個專案,把黨委書記搞成狗特務,后來交給群眾去查,不是特務,是個好人。搞專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準確,不那么可靠。他們的觀點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們過去行軍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過癮。搞專案的人搞錯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這么久,翻案還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講話。還是超脫一些好。我不搞專案,超脫了一點,就好講話。”“把人家既關起來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辦呢?你還要講點理由:你為什么抓我,現在為什么放我?總要講個理由。有些人關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還關在地下室。有些犯錯誤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來了。”
“現在擴大化的問題,我們各級主要領導同志要注意,當成一件主要事情來處理。鑒于歷史的經驗,各個時期有一種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個傾向。要使我們的同志徹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
毛澤東最后說:
“下一步搞選舉,選舉的名單由下面提,然后大組提。我提議幾位老同志要選進去。我開幕講話就有這個意思。朱德、陳云、鄧子恢、張鼎丞、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要選進去。”
4月13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各大組部分召集人談話,他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眾有無政府主義,有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機殺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內,我看這些都無關大局。”
4月1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他說:
同志們:
不要喊口號了。今天的議事日程主要是通過林彪同志的政治報告,代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這是第一。第二,是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第三是發言。現在報名發言的第一個周恩來,還有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風英、紀登奎這幾位同志報名發言。可以隨便發言。(周恩來說:先通過吧?指報告和黨章)你還沒有發言怎么通過?你們發言后,再通過。(周恩來說:好!)請周恩來同志發言。
(周恩來發言后)同志們!陳伯達講話。
(陳伯達發言后)康生同志發言。
(康生發言以后)黃永勝同志發言。
(黃永勝發言以后)怎么辦那?(下面都笑)一個一個的來,王洪文同志講話。
(王洪文講完以后)同志們怎么辦那?你們都是很忙的,好嘛!叫作爭分奪秒,你追我趕,那就請陳永貴同志講話。
(陳永貴發言以后)現在請另一位同志講話。孫玉國同志。
(孫玉國發言時,毛澤東就站起來了,他兩次站起來,鼓了6次掌。)
你多大年紀?(孫玉國說:我29歲。)噢!才29歲,你那里人?(孫玉田說:遼寧。)你老家是那里?(孫玉國說:河北)。噢,湖北?(林彪說:河北)
他叫孫玉國,孫是趙錢孫李的孫,玉是玉石的玉,王字加一點,國是國家的國,是個副站長,3月15日這個仗就是他指揮的,一個副營長負了傷,以后就是他指揮的,是不是這樣啊?(孫玉國答:是)你打過仗沒有?(孫玉國答:沒有。)好,沒有打仗啊?他們100多人都是沒打過仗的,一個副營長打過仗負了傷,所以沒有打過仗的也可以打仗啊!敵人有飛機,有坦克,有裝甲車,有指揮車,我們什么都沒有,就是靠步兵,結果呢?15號連續打了9個小時,敵人連續組織了3次沖鋒,都被我們打垮了。他們是站在烏龜殼里,用處就降低了,我們不靠這些東西,我們也有飛機、坦克,但主要不靠那些東西,我們是靠人,靠勇敢,靠那能帶得動的步槍和輕武器,靠獨立作戰,靠短距離作戰。林彪同志你不是說200米的硬功夫嗎!現在我們打100米,500米不打,300米不打,200米不打,100米還不打,50米左右開火!他們烏龜殼一打就開花了。他們沒有辦法了。我們不要迷信烏龜殼,我們打了幾十年仗就沒有烏龜殼,我們不是說不要裝甲車了,裝甲兵司令是誰啊!來了沒有(林彪插話:黃志勇同志來了。黃志勇起立。)我不是說不要你們那個部門,把你們那個部門撤銷,也不是不要你吳法憲的空軍,飛機、大炮、坦克我們都要,但我們和他們不一樣,我們主要靠人,靠步兵,靠勇敢。我們的飛機、坦克比數量不行,沒有他們的多。我們不迷信,這次珍寶島就打破了這個迷信。(這時全場鼓掌)。
此后,尉鳳英、紀登奎也先后發了言。
這次全體會議通過了政治報告和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新黨章的總綱中寫道:
“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據陳伯達回憶說:“最初把林彪提出來的是上海代表團。因為毛澤東在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以后,提出要讓上海準備修改黨章,進行恢復黨的組織的試點。在修改黨章的討論中,他們已經提出了要把林彪寫進黨章的建議。在黨的‘九大’討論新黨章和政治報告的時候,很多的代表已經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提出來了。”
欲知此后的“九大”如何進行?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讓林彪、陳伯達起草“九大”的政治報告,可他們卻一拖再拖,最后導致“九大”采用的是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報告稿。吳法憲說:“陳伯達寫時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寫,林講了個大概。從這以后,陳開始投靠林了。”“主席否定陳伯達的報告,林彪很不高興。”這些看起來并不起眼的小事,卻是后人研究“913”事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還有,賀炳炎等人所寫的《回憶洪湖斗爭中的幾個小故事》里說“賀龍是一條活龍,國民黨軍隊圍住了他,他會呼風喚雨,變成一條龍,溜出去了。”毛澤東對這類話非常反感,他對周恩來說:“賀龍是條龍,就可以登基當皇帝了吧!”“賀龍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這是林彪、吳法憲送來的,全是賀龍的親信和部下揭發的喲,我還怎么講話?”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麾下那些頂層人物一個個都有著不甘人后的特質,以及他們之間那種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可以設想一下,在這暗流涌動的情況下,要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能不能一帆風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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