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人們喊我毛澤東萬歲，人哪有一萬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難得。

　　但是，群眾都那么喊，又不好潑冷水。我就喊：人民萬歲！人民

　　才是世界的主人，是歷史的創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萬歲呢。”

　　話說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結束后，毛澤東在全會上的講話全文，以播放錄音的形式向全國各地傳達。周谷城在上海市政府大禮堂聽錄音，當他聽到毛澤東說“周谷城的世界通史還沒有寫完，書還是要讓他寫下去”時，心情非常激動。聽完錄音，兩個《文匯報》記者趕到周谷城身邊，問他：

　　“怎么樣？你聽了感到怎么樣？”

　　周谷城顫抖著聲音說：

　　“很好，很偉大，很能感動人。”

　　記者追問：

　　“哪些地方感動人？”

　　周谷城說：

　　“很誠懇，很能感人。”

　　毛澤東的講話錄音在北大也放了兩天。一些師生們說：

　　“毛主席保了翦伯贊！”

　　“翦伯贊快要解放了！”

　　駐北大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向翦伯贊和他的夫人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說：

　　“毛主席保你了，你要感謝毛主席。”

　　翦伯贊一家人很快遷回了燕南園，組織上還派一位姓杜的退休工人給他做保姆。翦伯贊非常感激，連夜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感謝信。毛澤東看了說：

　　“翦伯贊的信寫得很好嘛！”

　　北京市委書記丁國鈺將翦伯贊的夫人接到市委大樓，向她講述了毛澤東有關翦伯贊的講話精神，要她好好照顧翦伯贊的身體和生活。翦伯贊夫人非常高興，從衣袋里掏出一枚大型毛澤東像章，問丁國鈺，我能不能戴？丁國鈺說：

　　“怎么不能戴，完全可以戴。”

　　翦伯贊夫人當即把毛澤東像章佩帶在自己的胸前。此后一連幾天，是翦伯贊夫婦難得高興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長，一位劉少奇專案組的副組長，不通過北大工宣隊領導，為調查劉少奇的一件事，多次找上了翦伯贊，要翦伯贊交代他所知道的劉少奇的問題。翦伯贊交代不出，他就威逼，拍著桌子說：

　　“你不老實交代，我們給你拿出人證、物證、旁證，你就得去坐牢。”

　　他還指著外面他坐的車，嚇唬翦伯贊說：

　　“你再不交代，外面有車，就抓你坐牢！你想一手掩盡天下耳目。”

　　翦伯贊急了，舉起手張開五指說：

　　“我的手只有這么大，我能掩盡天下耳目嗎？”

　　另一個組員威脅道：

　　“你是想帶著花崗巖腦袋去見上帝嗎？”

　　翦伯贊冷笑一聲，轉身對那位負責人說：

　　“我告訴你們，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隨便亂寫，我要實事求是。坐監牢，我不怕。國民黨時代我不怕坐監牢，今天，我更不怕坐監牢。我死都不怕，還怕坐監牢嗎！”

　　翦伯贊的精神被突如其來的威逼擊垮了。一天晚上，他交代杜師傅明天晚一點叫他起床，然后，自己熱了一鍋奶，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制的高效安眠藥速可眠放進去，夫婦倆一并喝了下去。

　　人們在翦伯贊的口袋里發現了兩個紙條，一個上面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出來，就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個紙條上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毛澤東、周恩來知道后，極為震驚和氣憤，指示一位中央負責人，把專案組的人叫到人民大會堂，狠批了一通。毛澤東責備他們說：

　　“為什么在劉少奇的專案已經結束之后，還要找翦伯贊繼續調查劉少奇的問題？”

　　周恩來也批評他們說：

　　“毛主席保的人，你們有什么資格讓他坐監獄？你們對毛主席不忠！”

　　后來那位副組長到北大檢討了兩次；組織上又給他一個警告處分，后改為留黨察看兩年。

　　1968年11月初，毛澤東與侄子毛遠新進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談話。

　　據毛遠新后來回憶說：“11月，我病愈出院，在回遼寧前去看主席，主席詳細地詢問了我的病情。我談了病情，又說了未讓我參加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的經過，感覺有點丟人。”

　　毛遠新說的感覺有點丟人的事情是這樣的，那是在國慶活動結束后，遼寧工人代表團回去了，他卻因病住進了301醫院。在10月13日那一天，沈陽軍區政委曾紹山到醫院看望他，并按中央辦公廳的通知，接他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二人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門口簽到處，里面參會的許多認識毛遠新的人都向他打招呼，還有幾個跑到門口來與他握手。然而負責簽到的工作人員說，曾紹山同志可以進去，毛遠新不行，因為參加會議的人員名單里沒有毛遠新的名字。曾紹山對工作人員說：“中辦通知我去301醫院接毛遠新同志參加今天的會議，這是怎么回事？請你們查一下。”一位工作人員要他們先在門口等一會兒，說再去核對一下。過了十來分鐘，那人回來說：“經過核對，參會人員名單里確實沒有毛遠新同志，請回去吧。”毛遠新甚是尷尬，但也無可奈何，只好返回了301醫院。第二天，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管理員吳連登，帶著水果點心來醫院看毛遠新，說是主席專門派他們來看他的，并轉達主席的話，要他靜下心來好好治病。大約一個多星期后，報紙上登出消息，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京召開。毛遠新這才明白，他那一次被當眾拒之門外的是黨的中央全會。毛遠新回憶說：

　　“主席問：

　　‘你還有什么想法？’

　　我說：

　　‘我也不知道開什么會，是曾紹山接我的，說中辦通知我參加會議，到了會場又不讓進門，很多熟人都打了招呼，別人怎么看？’

　　主席微微一笑：

　　‘事情已經過去了，就算了吧。’

　　‘我確實連開什么會都不知道，’我繼續說，‘又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反到好像是我削尖了腦袋，硬要擠進中央全會似的。’

　　‘那又怎么樣嘛。’

　　‘當著那么多人的面，當場被轟出會場，別人會怎么想？的確不是我要去的，成心捉弄人嘛！’

　　我氣鼓鼓地說。

　　‘覺得受委屈了？’

　　主席皺了一下眉頭。

　　‘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既然沒有我的事，他們把我帶去干什么？還有板有眼地說，是中央辦公廳正式通知，專門來接我的。這不是把我當猴耍了嗎！’

　　我把一肚子氣都撒在了經辦人身上。主席問：

　　‘還有嗎？’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

　　我嘟囔著。主席又問了一遍：

　　‘說完了？還有嗎？’

　　‘這是故意要我當眾出丑，下不來臺嘛。’

　　主席說：

　　‘還有什么？都說出來嘛。’

　　‘沒了。’

　　我真沒什么可說的了。主席依舊不動聲色，只是不停地抽著煙。最后，他熄滅了煙頭，說道：

　　‘會議前一天的晚上，總理送來出席會議的名單上還有你，是我給劃掉了。你還有什么意見嗎？’”

　　毛澤東為什么要勾掉毛遠新的名字呢？原來，按照中央常委會議的議定，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的成員，包括列席人員，全部定為中國共產黨“九大”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候選人。毛澤東認為侄子還不夠格，就在周恩來報送的名單上把毛遠新的名字勾掉了。后來到了1969年，毛澤東又一次勾掉了毛遠新遼寧省“九大”代表的名字。在1973年，毛遠新當選為黨的“十大”代表，并成為中央委員候選人。毛澤東在審查代表名單時，還要勾掉他的名字，周恩來堅持說：他是遼寧省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要帶遼寧代表團參加“十大”，不能再勾掉了。毛澤東后來是這樣對毛遠新說的：“我讓了半步，同意你當‘十大’代表，但不能當中央委員。”

　　這正是：立黨為公真偉人，煉就子侄鐵漢身。后來非毛造謠者，竟污領袖是唯親。

　　再說毛遠新聽了伯父的解釋，在回憶中說：

　　“是這樣啊！我恍然大悟，說：

　　‘那……那我什么意見也沒了。’

　　主席說：

　　‘大概是中辦疏忽了，沒有來得及再通知曾紹山，你莫怪他喲。那天，負責簽到的工作人員來核實，總理告訴了我，說你已經到了會場門口。是我堅持劃掉你的名字，要你回醫院去好好治病。’

　　‘我不知道是這么回事，所以……’

　　‘你這個人吶，’主席打斷說：‘就這么一點點委屈也受不得，沒有出息！’

　　我垂下頭：

　　‘主席說得對。我只是怕人家誤以為……’

　　‘你看，你看，’主席再次打斷我的話，指著我說：‘還說我說得對。即使人家誤以為是你自己跑去的，又被當眾趕了出來，那又怎么樣嘛，覺得丟人了？面上無光了？有什么了不得的嘛！’

　　停了一下，主席接著說：

　　‘你這個人吶，和許多讀書人一樣，把個人的名聲看得過重嘍。’

　　‘我……’

　　我一時不知再說什么好。主席說：

　　‘別人把你捧上天也罷，踩在腳下說得一無是處也罷，你，還是你嘛。有優點，也有缺點，做過些好事也做過錯事，我看你優點還是大于缺點嘛。捧上了天，缺點還是客觀存在。說得一無是處，優點也還是客觀存在嘛。人，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點自信呢。我年輕時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只要自己走得正，心里沒鬼，問心無愧，就不怕人家說三道四，由他說去吧。你嘛，付之一笑，了之哦。’

　　主席邊說邊把右手向上一揮。我說：

　　‘我記住了。’

　　主席接著說：

　　‘我估計到你心里不痛快。第二天，我不是派護士長代表我去醫院看你了嘛。’

　　‘當時我只顧憋氣了，沒想過你派護士長去看我的用意。’

　　‘不是說共產黨員要任勞任怨嗎？’主席說：‘按照古人的說法，無故加之而不怨嘛。有些時候，任怨比任勞更難喲。當年在井岡山，省委派人來傳達中央指示，我被開除了黨籍，說只能當個師長，不能參加黨的會議，不能看黨的文件。據說是因為我講了句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人家說，槍桿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權呢？’

　　‘這就開除黨籍了？能接受嗎？’

　　主席說：

　　‘那有什么法子喲，開除就開除唄，這是黨中央的決定嘛。后來又說傳錯了，沒有開除黨籍，只是開除了中央委員，開除了政治局。’

　　‘要是我，才不接受呢。’

　　主席搖了搖頭，說：

　　‘我們黨是有紀律的，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對于個人問題的處理，哪怕是上級處理錯了，受了冤枉，受了委屈，你可以保留意見，但要學會服從組織決定。當然，涉及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事，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黨和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你這個人吶，受不得一點委屈，任不得一點怨嘛！這很不好，難成大器。’

　　我感到主席批評得對，認真地說：

　　‘我記住了。’

　　主席重新點燃了一支香煙，沉默了一會兒沒說話。忽然，他扭過頭來問我：

　　‘什么叫三忠于活動？’

　　‘三忠于？’我一下子還沒轉過勁來，愣了一下，說：‘三忠于活動，就是……就是在每天開會或吃飯之前，大家拿著語錄本，對著主席像，集體高呼：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要連呼3遍呢。’

　　‘哦？有這樣的事？’主席瞪大了眼睛，說：‘這是哪路神仙的發明？’

　　‘誰發明的我不知道。’我說：‘今年5月，中央派我到遼寧去工作，我發現無論走到哪里，上上下下都在搞這一套。到了基層，花樣更多，還要背語錄，跳忠字舞呢。’

　　‘胡鬧！’主席大吼了一聲，說：‘你也去跟著做，跟著跳？’

　　‘我不贊成這一套，他們呼喊口號，我不喊也不舉手。”

　　‘那你制止了嗎?’

　　‘大家都是這樣，我哪敢去制止啊。’我說：‘我要是公開反對，豈不顯得很特殊，顯得脫離群眾嗎？還有忠字舞，我從來不跳。在營口縣一個公社食堂排隊買飯的時候，人家還非逼著我背語錄呢。’

　　‘哦？’主席說：‘你背了嗎？’

　　‘當時我說我是《遼寧日報》的記者，人家非要你背，不背恐怕連飯都吃不上呢。’

　　主席說：

　　‘不過，我還是要拿你是問。’

　　‘拿我是問？’我著急了，說：‘原先我真的一點不知道，到遼寧后才發現，到處都是這一套。這又不是我決定的。’

　　主席說：

　　‘你們遼寧的工人代表住進一中隊的營房。我聽身邊一中隊的干部說，每天早上起床后，工人師傅主動打掃衛生，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凈凈，整整齊齊。還說他們教一中隊的干部戰士搞三忠于活動，還教什么忠字舞，說軍民關系搞得滿不錯的。軍民關系搞得好，我贊成。但我不曉得這個三忠于是個什么活動。’

　　‘遼寧工人代表？’我說：‘那我有責任。’

　　主席說：

　　‘三呼萬歲，是封建社會臣子們哄騙皇帝的辦法。效忠個人，是國民黨對付蔣委員長的辦法，居然全都搬到共產黨里來了。完全是胡鬧！這些事，總理、伯達他們碰頭會的人知道嗎？’

　　‘這我說不好。但全國都這樣，他們不會不知道吧。’

　　‘這個三忠于，到底是誰提出來的？’

　　‘林副主席呀。’

　　我沒加思索，就隨口說了。主席頭一抬，嘴巴抽動了兩下，似乎要說些什么，卻又硬咽了回去。他身體向后一仰，頭靠在沙發背上，眼睛盯著天花板，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大口地吸著煙。我發現他手里那支煙的煙灰已經有一寸多長，快燒到手指了，就站起身來，從茶幾上拿起煙灰缸，走到他右手邊，想去接煙灰，卻碰到了他的手，煙灰撒落在沙發的扶手上。他望了我一眼，把煙蒂在煙灰缸里摁了兩下，我順手把沙發上的煙灰也撣進了煙灰缸。主席嘆了一口氣，情緒似乎緩和下來，說：

　　‘兩年前，在武漢，我寫過一封信，引用東漢一個名叫李固的人的話：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人貴有自知之明吶，這兩句，說的就是我自己。人們喊我毛澤東萬歲，人哪有一萬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難得。但是，群眾都那么喊，又不好潑冷水。我就喊：人民萬歲！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是歷史的創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萬歲呢。’

　　主席清了一下嗓子，用上嘴唇抿了抿下嘴唇。我熟悉他這個動作，忙端起他的茶杯遞給了他。主席喝了口茶，接著說：

　　‘信是寫給江青的。總理看過，還有武漢的書記也看過（后來我才知道，應該是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我說，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主席恢復了平靜，說：

　　‘這是個原則問題。我還要聽聽總理、伯達他們碰頭會怎么個說法。’”

　　至于后來發生在遼寧的事情，毛遠新在回憶中是這樣說的：“12月，我回到沈陽，把主席批評三忠于的事告訴了陳錫聯。1969年初，遼寧省召開關于落實政策的有線廣播大會，廣播線從省中心會場，一直拉到基層公社和廠礦企業。大會由省革委會辦事組組長楊迪主持，我對他說，你就宣布開會，然后說由我講話就行了，那套三忠于活動，就不要再搞了。楊迪疑慮重重地問我：

　　‘這行嗎？’

　　‘我和陳司令事先商量過，有什么問題我負責。’

　　大會就這么開始了。然而，我剛講了幾分鐘，楊迪從后臺匆匆跑到我身邊，緊張得滿臉是汗。他在我耳邊小聲說：

　　‘不少市地打來電話，追問會議是誰主持的？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動？有的還提出要追查反對毛主席的黑手。’

　　他邊說邊遞給我一摞紙條，說是中心會場臺下遞上來的。我簡單翻了翻紙條，全是這類問題，有的還上綱上線，罵得很難聽。我對楊迪說：

　　‘放心，我會處理的。’

　　我繼續按原定的提綱講下去。最后，我說：

　　‘會議期間，收到不少電話和紙條，追問這次會議的主持人，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動？還有的同志提出要揪黑手。我可以告訴大家，這是我決定的，要揪黑手就揪我吧。’

　　會場上傳來嘰嘰喳喳一片議論聲。我提高了嗓門，對著麥克風大聲說：

　　‘不僅這次會議不搞，今后全省都不要再搞這些東西。如果你真的忠于毛澤東思想，那就按毛主席的教導，認真去把落實政策的各項工作做好。’

　　大概是由于我的特殊身份，當時并沒有人懷疑我是什么黑手，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風，在遼寧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不久，去北京開會的陳錫聯給我打來電話，說周總理在內部一個什么會上，傳達了毛主席對三忠于活動的嚴厲批評，今后全國都不許再搞了。我心想，這可能就是主席向中央碰頭會詢問的結果。”

　　再說11月4日，毛澤東在同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說：

　　“解放以后幾十年，被資產階級包圍，被國民黨的殘渣余孽和黨內的叛徒、特務、反革命等壞人包圍著。”

　　11月10日，毛澤東會見了巴基斯坦武裝部隊友好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過去我們打了22年仗，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為敵人不清楚。”“現在是共產黨內部自己分裂，都說是共產黨，人們就不易搞清楚。不過時間也不需要很長，比如過去要花22年奪取政權的話，這次大約有3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11月17日，胡志明委派范文同來華訪問。毛澤東、周恩來接待了范文同，就越南和美國5月31日在巴黎開始的和平談判交換了意見。毛澤東說：

　　“美國有個記者叫李普曼，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說要提防再掉進一個陷阱。他說在越南已經掉進一個陷阱了，現在的問題是要想辦法爬出這個陷阱。他還怕掉進別的陷阱里去。所以你們的事業是有希望的。”

　　毛澤東還說：

　　“我贊成你們又打又談的方針。我們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們上美國人的當。我看不會。這個談判不是同打仗一樣嗎？在打仗中間取得經驗得出規律嘛！有時是要上些當的，正如你們所說，約翰遜說話不算數。約翰遜曾公開說，甚至條約有時也不算數。但是事物總是有個規則的，例如你們的談判，難道要談100年嗎？我們的總理說，尼克松再談兩年不解決問題，他下一屆再當總統就困難了。這么多年來，美國的陸軍沒有進攻北越，沒有封鎖海防，也沒有轟炸河內市區，他是留了一手的。他有個時候說是要窮追，可是你們的飛機從我們國內飛來飛去，他也不窮追，所以那是他說的空話。你們的飛機在我們的機場來往，他根本不提。又例如，中國有那么多人在你們那里工作，他是知道的，但他一個字也不提，好像沒有這么回事似的。”

　　11月25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題目是：《認真學習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社論中寫道：

　　“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中國革命發展的每一個重要時刻，每一個重大問題上”，“向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過拼死的斗爭。”

　　社論中還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復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人民群眾都知道。”

　　社論中第一次提出了：“我們黨的歷史，就是兩條路線的斗爭史。”

　　11月25日下午，毛澤東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陪同毛澤東會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等人；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毛澤東說：

　　“我們的國家，對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來說，對工人運動來說，對學生運動來說，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壯大發展來說，再有5年時間，就會比較好了。日本1945年投降到現在已經23年了，再有5年，就是28年，28年不打仗嗎？其實，在二次大戰后，各種戰爭從未停止過。按照列寧所說，資本主義就是戰爭，它就是離不開戰爭。”

　　11月30日，中央有關部門就湖北省委反映樂園公社合作醫療情況的調查報告，專門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毛澤東看了報告非常高興，連聲稱贊合作醫療制度好，當即在報告上寫下了4個字：

　　“此件照辦。”

　　196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根據毛澤東的批示，轉發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轉發新華印刷廠在對敵斗爭中堅決執行黨的“給出路”的政策的經驗報告》。毛澤東的批示是：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建議將此件轉發各地參考。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要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

　　毛澤東 12月1日

　　《經驗報告》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該廠原黨委副書記李某，“過去執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干部路線和組織路線”，“運動中把他當走資派來批斗”。后來“經反復核實，反復研究，認為他只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犯了嚴重錯誤。他雖然是舊市委派來的干部，但與黑線只是一般的工作關系，沒有其他的問題。于是，確定可以解放他”。毛澤東在此處批注道：

　　“像這樣的同志，所在多有，都應解放，給予工作。”

　　12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草擬了關于對敵斗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毛澤東在上面特意加上了兩段重要文字，他寫道：

　　“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起‘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子女，也不要稱他們為‘黑幫子女’，而要說他們是屬于多數或大多數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間的一部分，簡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們與其家庭有所區別。實踐的結果，會有少數人堅持頑固態度，但多數是肯定可以爭取的。”

　　這個通知后來在12月26日向全國各地發出。

　　12月22日，《人民日報》以《“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為題，對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要求進行了報道。在這篇報道的編者按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原來，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提出了“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的口號，主動到農村去安家落戶。會寧縣城鎮居民的行動，使毛澤東異常興奮。因為他早就在思考著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城鎮里的中學生在復課鬧革命以后，一部分畢業生既不能升學，也不能就業，只能在家里吃閑飯。更重要的是，國際形勢也十分嚴峻，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中國虎視眈眈，蘇修叛徒集團還企圖對中國發動核襲擊。如果城鎮知識青年也像會寧縣城的居民一樣，到農村安家落戶，不正是一個安排、鍛煉和保護他們的最好途徑嗎？于是，毛澤東高瞻遠矚，毅然做出了這個既能保護一代青年避免戰爭犧牲、又能培養千百萬革命接班人，還可以改造農村這個廣闊天地的帶有戰略性的戰略大部署。

　　其實，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早在1955年，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就寫道：

　　“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那時候，中共中央也一再號召城鎮知識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上山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毛澤東還專門為此題詞：“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毛澤東的指示和這個題詞，鼓舞、激勵了一大批有志知識青年。共青團中央又進行了“組織城市青年下鄉的試驗”。這年10月，一支有98名熱血青年組成的“上海市志愿墾荒隊”，到江西省德安縣九仙嶺腳下開創新生活。接著，共青團中央在全國10多個省市組織了遠征墾荒隊，開了上山下鄉的先河。到60年代，這一運動繼續發展，涌現出邢燕子、董加耕、侯雋等先進知識青年代表，他們奔赴農村、邊疆，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再說12月22日當晚，北京四中的學生就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打起背包走向了農村。

　　此后，400萬“老三屆”中學畢業生率先闖路，以后每年都有幾十萬、幾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先后共有1800萬青年參加了這一運動。這一時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主要采取了到農村插隊落戶和參加生產建設兵團兩種形式。同時，還進行了知青國營、集體農莊試點。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作為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個組成部分，最終發展成了一場大規模的影響深遠的政治運動，形成了20世紀最為壯闊的青年革命浪潮。

　　1969年1月1日，在《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的元旦社論《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中，公布了毛澤東的兩條指示：

　　“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過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

　　“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

　　1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辦事組一份關于“徐向前最近表現情況”的材料上批道：

　　“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和他們搞好關系。”

　　1月8日，毛澤東在北京召集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等人開會，許世友、杜平列席了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解決南京軍區支持的浙江省軍區阮賢榜、李國厚等人，與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駐浙江部隊20軍、空5軍南萍、陳勵耘、熊應堂等人的對立問題。毛澤東確定的會議方針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評，不要批評對方。他還說：

　　“地方問題在軍隊，軍隊問題在于做工作。為了減少矛盾，20軍、空5軍是否調調防，離開浙江。”

　　毛澤東又說：

　　“省軍區檢討我看過，20軍、空5軍的檢討怎么我沒有看到？”

　　張春橋、姚文元對此進行了說明。

　　1月11日，毛澤東從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11日編印的《人民來信摘報》上，看到有人寫信建議江青為九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并應成為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組織部部長，他在上面寫了一個批語：

　　“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又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代表。”

　　就在這一年1月前后，毛澤東曾多次和護士長吳旭君談起了美國總統換屆選舉的情況，這是他非常關注的一事件。有一次，毛澤東說起了選誰的問題，他說：

　　“我已經投了尼克松一票。”

　　吳旭君問：

　　“為什么？”

　　毛澤東解釋說：

　　“民主黨上臺的時間比較長了，從30年代算起，羅斯福、杜魯門、肯尼迪、約翰遜，一直到60年代后期。民主黨在臺上長達30多年。為了順應美國民意，共和黨在大選中贏了。尼克松政府在國內搞些平衡，哪怕暫時做出親共姿態也是可以利用的。看來，尼克松意識到中國的存在的重要性。這一點，他比民主黨的各屆領袖們略高一籌。”

　　毛澤東還說，尼克松要當選。他還表示要請尼克松到北京來。吳旭君想不通，怕毛澤東和一個老反共分子交往，會影響他的形象。毛澤東說：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動的骨頭，好啃的放在一邊留著，那是不用費力的。你給我背杜甫的《前出塞》。”

　　吳旭君心想，背詩詞可比搞外交容易多了，就問：

　　“哪一首？”

　　毛澤東沒有直接回答她，而是背誦道：

　　“挽弓當挽強，”

　　吳旭君見他背了第一句，就接著背誦下來：

　　“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吳旭君非常流利地一口氣背完了。毛澤東說：

　　“在保衛邊疆、防止入侵之敵時，要挽強弓、用長箭。這是指武器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是民間流傳的一句極為普通的話。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來放在詩中。這兩句表達了一種辯證法的戰術思想。我們要打開中美關系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頭頭，不去找能解決問題的人去談，行嗎？選擇決策人中誰是對手，這點很重要。當然，天時、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級會談，馬拉松，談了15年，136次，只是擺擺樣子。現在是到了亮牌的時候啦！”

　　毛澤東說到這兒，顯得精神抖擻，眼睛閃著光，連香煙都忘了抽。吳旭君說：

　　“這么說，非尼克松不行？”

　　毛澤東肯定地說：

　　“把共和黨這個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辦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美國總統競選的結果，尼克松以絕對多數票當選連任總統。

　　1月21日，《人民日報》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1月20日發表的就職演說。

　　1月29日，中共中央解決浙江問題的會議結束，省軍區阮賢榜、李國厚被留在北京作檢查，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參加勞動。南萍、陳勵耘等人回浙江主持工作。

　　1月29日這一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轉發經毛澤東批示“照發”的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關于《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的報告。

　　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醫院病逝。

　　李宗仁是在1968年8月被確診患了直腸癌，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懷下，成功地做了手術。但因他長期患有肺氣腫、心臟衰弱，不得不長期住院治療。1969年1月26日，他在病床上囑咐身邊的人說：

　　“我的日子不會再有多久了。我能夠回來死在自己的祖國，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來以后，本想在臺灣問題上做些工作……現在來不及了。臺灣總是要統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見了，這是我沒有了卻的一樁心事。請把帶回來的那些古書（指他帶回來的許多線裝書——筆者注）送給廣西圖書館，字畫送給政府，那幾瓶酒送給毛主席、周總理吧！”

　　他在彌留之際，還口述了一封給毛澤東、周恩來的信，信中說：

　　“我在1965年毅然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的。”“我們祖國的潛力是舉世無匹的，我們祖國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深深感到能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是一個無比的光榮。”“在我快要離開人世的最后一刻，我還深以留在臺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他們目前只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的懷抱。”

　　1969年2月2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報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于“九大”準備工作的通知》草案，內容包括：代表產生辦法，黨章修改，1969年國民經濟計劃，國內外形勢和政策，中央機構，“九大”宣傳方針等。毛澤東在當天批示道：“照發。”

　　2月5日，毛澤東在周恩來5日呈送的關于“九大”代表人選的報告上批示道：

　　“陳奇涵同志似宜考慮。”

　　2月7日，毛澤東召集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關于“九大”的報告稿，他說：

　　“搞出第一稿就有辦法了，無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讓他們幾個人搞，伯達牽頭，伯達、春橋、文元，林彪同志掛帥。文章寫出后才好開會。現在講幾個里程碑（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筆者注），我不贊成。”

　　會議初步商定報告稿2月20日交卷，九大在3月15日開幕。

　　會議還討論了第3個“五年計劃”的具體指標。

　　欲知中國共產黨的“九大”能否順利召開，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可以說是毛澤東將他青年時期的獨特的社會活動，以一種超大規模和極其特殊的形式，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再現于神州大地；也可以說是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號召紅衛兵大串聯的那種活動，以又一種新的形式的延續；還可以說是在中國歷史上、甚至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對青年人的大規模的野外生存訓練。可在毛澤東身后，有不少反對者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與所謂的“牛棚”等同看待。他們認為“上山下鄉”是人類歷史上的又一場大災難。有一位旅美的知識青年卻與那些否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人正相反，他是這樣評價他自己的那番經歷的：“我以前認為文化大革命下鄉插隊耽誤了自己學習專業的最好時間，現在卻有了現代化新認識。”“我很是慶幸自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使我有機會走出象牙塔，溶入底層老百姓，經歷了不平靜和不同。我在內蒙古草原插隊7年，7年的插隊生活，給了我堅韌、樂觀、向上、瀟灑的性格。草原在我心中留下了永遠的美好的回憶。”“我這7年的插隊經歷，在美國成為可以大賣大吹的資本，甚為周圍眾人羨慕贊嘆。”古人云：“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人們對于同一件事情，見仁見智，褒貶不一，這便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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