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這場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嗎?整個的中央委員里面,有問題的
人就占了差不多一半。他們的問題既不是我給定的,也不是在座
的人給他們強加的,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在運動中揭發出來的。他
們苦心經營了幾十年的蓋子,就這樣給揭發出來了。”
話說196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批示,轉發上海市《關于在產業工人中有步驟地發展新黨員的請示報告》。毛澤東的批示是: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請碰頭會議復。復文及本件,請考慮發各地參考,并酌情辦理。
毛澤東
9月29日這一天,林彪看了江青9月16日批示的劉少奇的材料后,寫信給江青,表示完全同意她的批語,他寫道:
“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9月30日,李宗仁應邀出席了國慶宴會。
1968年10月1日,首都各界50萬軍民和各地工人代表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慶祝建國19周年。毛澤東、林彪出席了大會。林彪在大會上講了話。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了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巴盧庫,巴盧庫對毛澤東說:
“你們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毛澤東說:
“工人階級在各個主要城市已經統治一切了。在農村的絕大部分地區,農民也已占統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學生是運動的先鋒,現在落后了。”
巴盧庫問道:
“你們黨快要開代表大會了吧?”
毛澤東說:
“是的。要總結工作,選舉中央領導。”
他還說:
“所有的工廠都要來一個改革。人民公社、學校、機關都要來一個改革。要發動群眾改。”
10月2日,《人民日報》報道了《毛主席同全國工人代表和首都軍民歡度國慶》的消息。報道中寫道: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同志。”
報道的名單接著是“29個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來京參加觀禮的負責同志和工人代表”,其次報道:“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李富春、陳云、董必武、陳毅、劉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
這一次,江青在中央領導人中的排序已經從第9位進到了第6位。
據紀登奎回憶說:“根據我自己的觀察,毛主席是非常信任江青的,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都是在有意識地樹立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的威信。特別是自決定打倒劉少奇之后,江青在全國全黨奠定了自己的領導地位后,她周圍團結了一批類似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這樣的人物,毛主席就是有意識地為他們最后登上最高領導權的地位在掃平障礙。”
10月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走出條新路》一文。
前邊已經說過,柳河“五七”干校是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在1968年5月7日在慶安縣柳河創辦的一個農場。此時,柳河“五七”干校已經耕種土地3000余畝,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還自力更生辦起了小型工廠企業。
《人民日報》在編者按里發表了毛澤東9月30日對柳河經驗的批示,毛澤東寫道:
“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
編者按中還寫道:
“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對反修、防修,對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應引起我們各級革命干部和廣大革命群眾的高度重視。”
此后,“五七”干校像雨后春筍般在全國各地出現了。參加干校的不僅有犯過錯誤的干部,也有革命委員會中的新老干部,還有大、中、小學的教員和文化機關的知識分子。后來,毛澤東還把他的小女兒李訥也送到了“五七”干校,參加生產勞動。“五七”干校用特殊的學校形式,使社會主義時期的干部和知識分子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從而實現了知識分子的勞動化、制度化。這就是后來反文革的秋后算賬派常常提起的“牛棚”。
10月5日下午,毛澤東、林彪接見各地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和工人代表。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等人。
接見結束后,毛澤東又正式會見由巴盧庫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陪同毛澤東會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等人。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失敗的階級還要掙扎,所以我們不說最后的勝利。幾十年都不能說這個話,不能喪失警惕,這些人還在,這個階級還在。大陸上有國民黨殘渣余孽,有些人鉆到我們中央領導機關來了,或鉆到地方領導機關來了。這一次算是一個一個作了清理。在過去,一些工廠主要領導權在這些壞人手里。”
關于對待犯錯誤的干部,毛澤東說:
“不能把這些人都丟在那里不要。這一部分人,不是剛才講的國民黨殘渣余孽,這是屬于共產黨人犯了錯誤,屬于人民內部矛盾。”
他還說:
“這一次黨政軍民來了一個比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這樣可以保持一個時候的安寧,10年到20年。不能說這一次搞得那么干凈了,也不能講搞的統統很正確,沒有搞錯。從我們所知道的,不少人還是要平反的。群眾要么不搞,一搞起來就很厲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噴氣式。說我們中國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眾勁來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這需要領導,叫他們不要這么做,他們這種方法不能解決問題。有兩種矛盾,第一是敵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內部矛盾。所以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們過去打仗困難得多。”
10月13日下午,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在出席會議的133人中,有原中央委員40人和遞補上來的10名中央委員,共計50名,超過了法定的原八屆中央委員97人的半數。另有9名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其他參加會議的74人是:中央文革小組部分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區革命委員會和大軍區主要負責人,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人。
此前,康生為了提出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人員的名單,按照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匯總了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情況。江青見那些被打倒的還有那些靠邊站的八屆中央委員一共有57人,就建議說:
“這么多有問題的人,能不能縮小一下打擊面?”
康生說:
“他們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又不是誰強加給他們的,誰能替他們抹煞得了?當初,劉少奇就是把這么多有問題的人拉到黨內嘛,再加上蛻化變質的一些人,現在他們是一個集團嘛。所以,不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就是想插手也插不進去。”
江青說:
“主席的指示是讓我們保證全會以合法的程序召開。是不是讓一些犯錯誤的人也參加全會呢?”
江青的意見得到了康生、張春橋等人的支持。于是,他們一起向政治局常委會議作了匯報。毛澤東看過名單,聽了他們的建議,說道:
“你們看,這場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嗎?整個的中央委員里面,有問題的人就占了差不多一半。他們的問題既不是我給定的,也不是在座的人給他們強加的,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在運動中揭發出來的。他們苦心經營了幾十年的蓋子,就這樣給揭發出來了。這還不是大好形勢嗎?有些人只是看到某些地方打架了,生產受損失了,而看不到我們經過了這場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這就叫做政治上的近視眼。我們還是要把這場運動的意義多講給大家聽聽。我早就和外國同志說過,黨是可以變化的。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過去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后來就反對列寧,反對布爾什維克,脫離了人民。中國也有兩個前途,一種是堅決走馬列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種是走修正主義的道路。我們黨內有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人,社會上也有這樣的基礎,問題是看我們如何處理。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個好辦法。”
林彪說:
“文化大革命的收獲是最大的,損失是最小的。只要我們的國家不改變顏色,即使是生產受到一點點損失,我看值得!”
周恩來也說:
“我們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把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績講深講透,做好犯錯誤的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工作,讓他們深刻地認識錯誤,盡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把這次全會開好。”
就這樣,政治局常委會議通過了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的人員名單。同時還決定,對那些有這樣那樣問題、不能參加全會的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再行處理。
再說10月13日下午,毛澤東主持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開幕式,他宣布全會開幕。
接著,周恩來在全會上講話說:
“這次全會的目的,就是要為召開我們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做準備工作。”
他宣布了全會的主要議程:一是討論確定九大代表產生的原則和方法;二是修改黨章草案;三是講形勢;四是討論專案審查報告。
毛澤東在開幕式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主要是談形勢。他說:
“國內問題嘛,就是要總結一下上一次全會到現在兩年多的工作。無非是有兩種看法,一種呢,說還不錯,十一中全會這個決議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確的;也有人說呢,不見得。那個時候我們就講過,十一中全會的時候,當時通過那個決議的時候,我就打過招呼的,特別是后來10月的工作會議。不要以為通過了決議,以為大家都同意了。實際上呢,舉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來呢,證明有許多同志沒有過關,以至于不能到今天這樣的會。中央委員啦,候補委員啦,群眾不諒解。譬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指張鼎丞——筆者注),我實在覺得應該到會,但群眾無論如何不能原諒他。”
“究竟這個文化大革命要搞還是不要搞?搞的中間,是成績太少了,問題太多了?還是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有的?是要搞到底還是不搞到底?大家議一議。我的意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有的。而錯誤的責任主要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軍隊。過去我們搞南征北戰,解放戰爭,那種戰爭好打,容易打。那種戰爭,敵人清楚,就是那么幾個,秋風落葉那么一掃,3年半也差不多。這回這個文化大革命呢,比那個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把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搞不清楚,所以,有些問題拖長了。也只能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一個省一個省地解決。上海比北京強,120萬工人掌握局勢。知識分子是粘土,板結了,不透空氣,不長莊稼,知識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辦。不能一講就是臭知識分子,但是臭一點也可以。知識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翹到天上去。我是提出問題,作為討論的建議,現在不能做結論。”
“這個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這也是一個問題。現在不是講進行到底嗎?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們估計大概要3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這些。”
這一天,毛澤東還提議,將會議前起草的黨章草案“印發十二中全會各同志,作為討論的基礎”。
10月14日,毛澤東在審閱由康生主持起草的黨章修改草案時,將草案中原來所寫的“設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中央文革這樣的機構”一句,改為“設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機構”。
10月16日,《人民日報》在轉載的《紅旗》雜志第4期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的編者按中,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
“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空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逢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
這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整黨建黨的“50字方針”。
編者按中對毛澤東的這一指示解釋說:“吐故”,就是把混入黨內的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階級異己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等,作為“廢料”清出去。“納新”是把“優秀造反派”,作為“新鮮血液”吸收入黨,選拔“堅持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優秀黨員”,參加黨的各級組織的領導工作。
編者按中還第一次提出了要批判劉少奇的“黑六論”,即“階級斗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后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
10月31日,是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最后一天,全會通過了黨章修改草案。
草案中提出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一提法被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接受了。爾后將提交給黨的“九大”討論通過。
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審議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10月18日提交的《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
全會經過認真討論,以132票同意、1票反對,通過了審查報告和一項決議:“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并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伙叛黨叛國的罪行。”
在表決中投這一票反對意見的人,就是中央委員陳少敏。
全會還通過了會議公報,全文如下: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全會于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開幕,于10月31日勝利閉幕。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主持了這個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并就1966年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問題,作了極其重要的講話。
毛澤東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出席了會議,作了重要的講話。
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都出席了會議。
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要負責同志出席了會議。
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負責同志出席了會議。
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一致認為,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國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一次政治大革命。
全會認為,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發表了《炮打司令部》這個偉大的革命文獻,為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指出了勝利的航向。
全會認為,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以及十一中全會的公報,都是正確的。
全會認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個時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講話,都是正確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斗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踐證明,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經過兩年來的極其復雜、極其尖銳的階級斗爭,空前廣泛、深入地發動了億萬人民群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支持下,經歷了反覆的階級較量,終于摧毀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妄圖篡黨、篡政、篡軍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權力。在全國除臺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現在,這個波瀾壯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
全會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進一步證明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全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全會批準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這個報告以充分的證據查明: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全會認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黨和革命群眾把劉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來,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偉大勝利,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偉大勝利。全會對于劉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極大的革命義憤,一致通過決議: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消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并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伙叛黨叛國的罪行。全會號召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繼續深入展開革命大批判,肅清劉少奇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思想。
全會指出:兩年多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貫串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劇烈斗爭。斗爭的中心,是政權問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問題,是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或修正主義者手里的問題。剝削階級及其代理人,不甘心于他們的滅亡,曾經用政治的、經濟的各種手段,或者從右的方面,或者從極“左”即形“左”實右的方面,妄圖混淆階級陣線,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向無產階級進行反奪權。但是,他們種種陰謀,已經被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革命人民群眾一一揭穿了。全會認為,對于剝削階級及其代理人的破壞活動,必須繼續提高警惕。
全會嚴肅地批判了那個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全會認為,擊潰“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這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重大的勝利。
全會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進一步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極其深遠的意義。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被廣大人民群眾所掌握,就產生了巨大的物質力量。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思想在億萬人民中迅速地傳播,深入人心,廣大工農兵群眾在斗爭中自覺地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使我國永不變色的根本保證。全黨全軍和各級革命委員會,必須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緊密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周圍,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認真執行毛主席每一項最新指示,進一步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用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統一步伐,統一行動,批判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多中心論”,使我們各項工作繼續不斷地取得新的勝利。
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號召全國工人、貧下中農、人民解放軍指戰員、革命干部、革命的紅衛兵、革命知識分子,號召全國各族革命人民,堅決執行毛主席關于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教導,實現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實現毛主席提出的關于斗、批、改各個階段的任務,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我們必須繼續執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的偉大原則,認真執行毛主席關于進行革命大批判、精簡機構、干部下放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指示,使我們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密切聯系群眾,不斷地鞏固、發展和完善,更好地負擔起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
我們必須繼續在工廠、人民公社、機關、學校、一切企業事業單位、街道等各個方面,充分發動群眾,認真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把混在廣大群眾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來。
我們必須執行毛主席關于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的指示,執行毛主席關于“吐故納新”的指示,認真做好整黨建黨工作,把查明有據的混進黨內的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蛻化變質分子、以及其他階級異己分子清除出黨,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入黨,首先是吸收產業工人中的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進分子入黨,選拔堅決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優秀的共產黨員參加黨的領導工作。
我們必須完成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偉大歷史任務。對知識分子,要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并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這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個關鍵問題。參加這項光榮任務的工人、貧下中農、人民解放軍指戰員,要在斗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
我們必須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社會主義農業和一切社會主義事業建設得更加出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生產的偉大推動力。它正在促進并將繼續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出現新的飛躍。
我們必須不斷加強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一步鞏固國防,繼續做好擁軍愛民的工作。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對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叛徒集團,我們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敵人膽敢把戰爭強加到我們頭上,我們就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之。
全會認為,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世界革命進入了一個偉大的新時代。全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正在蓬蓬勃勃地發展。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和以蘇修叛徒集團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者,他們矛盾重重,分崩離析,內外交困,走投無路,日益陷于空前的孤立。
美帝和蘇修妄圖重新瓜分世界,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美帝國主義對越南進行的侵略戰爭,得到了蘇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蘇修叛徒集團公開出兵占領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帝的默契和支持。他們這種骯臟的政治交易已經徹頭徹尾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他們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動,加深了帝國主義集團和修正主義集團的內部矛盾,促進了美帝和蘇修國內被壓迫人民群眾的覺悟,同時正在激起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反對美帝和蘇修的新的偉大的斗爭高潮。不管斗爭的道路有什么曲折,不管美帝、蘇修拚湊一些什么垃圾,組織反華、反革命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我們決不孤立,占世界人口90%以上要革命的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毫無疑問,歷史前進的車輪是不會倒轉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勢力必然要被革命人民徹底粉碎,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都必將在自己的斗爭中得到徹底翻身!
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和政策,同世界各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團結在一起,堅決支持英勇的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反帝、反修斗爭,堅決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的戰爭進行到底,堅決支持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一切正義斗爭。中國共產黨認為,一切被美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所壓迫的人民,應當結成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徹底粉碎美帝、蘇修妄圖霸占世界的陰謀,以便更迅速地取得自己的勝利和解放。
這次全會,是在國內、國際一片大好形勢下召開的。這是一次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動員會議,是一次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下全黨空前團結的會議,是一次無產階級革命朝氣蓬勃的會議。全會相信,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以及世界各國革命人民都會很高興我們這次會議的成功,而對我們這次會議感到恐懼的,只是一小撮以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者、以蘇修叛徒集團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者和國內外反動派。
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奮勇前進!勝利是屬于我們的。
10月31日下午,毛澤東在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閉幕式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我主要就是這么幾點,就是一個講清理階級隊伍,請大家應該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審查報告政策。要做到穩、準、狠,重點還是這個‘準’字。你如果搞得不準呀,你也狠不起來,也就不那么穩了嘛。所以,還是要注意調查研究,要重證據,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噴氣式’。第二,對于一些學者,所謂學術權威,不要做過分了。馮友蘭、翦伯贊,還有吳晗,也還有某種用處。你如果要問唯心主義,要問帝王將相,還得請教他。”
“擁護孔夫子的,我們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有點崇孔啰。因為,你那個書上有孔夫子的像吶。馮友蘭就是擁護孔夫子的啰。我這個人比較有點偏向,就不那么高興孔夫子。看了說孔夫子是代表奴隸主、舊貴族,我偏向這一方面,而不贊成說他代表那個時候新興地主階級。因此,我跟郭老在這一點上不那么對。你那個《十批判書》崇儒反法,在這一點上我也不那么贊成。但是,在范老的書上,對于法家是給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韓非這一派,還有商鞅、李斯、荀卿傳下來的。這些古董,我也不勸同志們回去研究。”
“任繼愈講老子是唯物論者,我是不那么贊成的。得到了天津有個叫楊柳橋的教授的書《老子今譯》,他說老子是唯心主義者,客觀唯心論者。我就很注意這個人。后頭一調查,糟糕,這個人是個什么右派嘛。”“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是能寫的,他的觀點是唯心論的。”
毛澤東沉默了一會兒,又說: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還沒有寫完,書還是要讓他寫下去。談家楨還可以搞他的遺傳學嘛!”
毛澤東除了上邊點名要解放的任繼愈、周谷城、談家楨、吳晗、翦伯贊和馮友蘭以外;在講話中還提到了北京的華羅庚、趙紀彬,上海的蘇步青、劉大杰,廣州的楊榮國。
毛澤東繼續說:
“第三,對黨內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謂保者,就是幫助他們嘛。看,就是看他們以后的情況,改不改嘛。我的意見,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強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贊成。你有那么幾位,有啥要緊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將來是不是還可能工作嘛。我所謂的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經打倒了的,比如講譚啟龍、江渭清這些人。我想,也許過幾年之后,大家的氣消了,讓他們做點什么。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贊成。要那么純,純得那么很厲害呀。我們這個黨經過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較純一些,從來沒有這么搞過。但是太純了,我看也不太好。你比如就講‘九大’吧,‘九大’代表,這個‘二月逆流’的同志們如果不參加呀,我看就是個缺點。”“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說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因為他們有不同意見,要說嘛。他們也是公開出來講的,也不是完全不公開的,沒有什么秘密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犯過錯誤的同志,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又再說明他們的問題,又再質問,好像經過這么幾次反復嘛,大家都比較清楚了。”“所以我們還是推薦你們在各地方把他們選舉為代表。陳毅同志,我看了他的講話,說他沒有資格,我看你就是那個右的那一方面的資格,以這個身份來參加‘九大’。”
林彪曾在全會上說:“‘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會以后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毛澤東的這個講話,與林彪有明顯的不同。
關于鄧小平的問題,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說:
“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我這個人的思想恐怕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歷史上還未發現有什么問題。”
這天晚上,周恩來和江青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江青高興地說:
“真是大快人心,劉少奇的問題終于解決了!”
毛澤東說:
“叛徒、內奸、工賊這3頂帽子,對劉少奇來說是他始料不及的,對我們也是始料不及的,可是有什么辦法呢,事實擺在那里嘛。”
周恩來接過毛澤東的話頭說:
“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太必要了,太及時了,群眾發動起來,什么問題都能解決。劉少奇這是罪有應得,主席不必感到遺憾。”
毛澤東說:
“我有個問題考考你們:劉少奇是從一開始就這樣呢,還是后來變了呢?把劉少奇的問題揭發出來,中央最高層又出了這么多壞人,中國共產黨還是不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呢?這些問題如何向全黨、全國人民宣傳解釋?”
江青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面前很少有顧慮,她說:
“劉少奇到現在也不認為這3頂帽子能戴在他頭上。在他看來,1925年被捕后釋放,托托人,寫個保證,認個錯,保住了活命,還可以繼續革命,這有什么不好?至于1927年的問題,那更好說,當時的黨中央就是強調和國民黨合作,決不能破壞和汪精衛武漢政府的關系,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這個大局。1929年,劉少奇認為不這樣辦腦袋早就搬家了,吃點小虧占了個大便宜,何樂而不為?”
周恩來說:
“江青同志分析得很對,劉少奇很可能就是這么想的。這個人滿腦子都是個人主義,一切從個人私利出發。什么‘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其核心還是為‘我’、為自己。”
江青接著說:
“叛徒理論就是自私自利的理論。在他們看來,利己利人的事大張旗鼓地搶著去干,利己不利人甚至害人的事也要去干,只要做得隱秘,不被別人發現就可以了。他們參加革命是如此,當內奸、工賊、叛徒也是如此。活命哲學強調的是個人生命的重要,個人價值的重要。無產階級革命者恰恰相反,他們把集體,把革命事業看得至高無上,個人只有融入革命集體才有價值可言。”
毛澤東哈哈大笑,說道:
“所以,我才強調斗私批修嘛。”
周恩來說:
“江青同志可是為專案工作出了大力,沒有江青同志,我這個總負責不可能把中央交給的任務完成得這么好。”
毛澤東說:
“你不要老是表揚她。沒有人民群眾的揭發和斗爭,沒有你掌舵,怎么能搞出這么多鐵一般的事實?這些成績應該歸功于大家嘛!”
周恩來說:
“經過這兩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我也提高不少。我們共產黨就是搞無產階級革命的,清除了中央高層領導人中不搞無產階級革命、甚至反對和破壞無產階級革命的人,只能使我們的黨更加偉大、光榮、正確。只有無產階級政黨才有這種魄力和胸襟,才能這樣無私無畏,才有能力割去自身的毒瘤。現在主席又號召‘斗私批修’,這是培養和造就真正的共產黨人的長遠大計。”
毛澤東連連點頭,說:
“恩來講得很好。全國混亂了一陣子,打了兩年內戰,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經過自上而下地整頓,也可能會整出一個朝氣蓬勃的共產黨來。”
據陳伯達后來回憶說:“到了1968年把劉少奇開除出黨以后,我們就對文化大革命感到厭煩了。林彪對我說過:‘這個文化大革命應該結束了,再搞下去就會搞到我們自己頭上。人心思治,誰也不愿意這么無休無止的折騰了。’我說:‘看毛主席的打算,運動還要繼續深入,斗批改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呢。’林彪說:‘那不是一年兩年能夠奏效的事情,要是把文化大革命持續那么長的時間,誰也受不了。頂多開完九大,就該結束運動。不然就會犯運動就是一切那樣的錯誤。’”
欲知文化大革命運動能否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勝利結束,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68年9月30日對柳河“五七干校”經驗的批示中說:“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可是在他身后,那些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卻把“五七干校”污稱為“牛棚”。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北大教授季羨林,流傳于世的《牛棚雜憶》便是他的作品,被人吹捧為“一本用血換來的和淚寫成的文字,這是一代宗師留給后代的最佳禮品”。季羨林為什么要寫這樣一本書呢?據他自己說:“我本來已經被‘革命’小將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腳,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極泰來,人間正道,浩劫一過,我不但翻身起來,而且飛黃騰達,‘官’運亨通”。原來這是一部報恩之作。季羨林在《牛棚雜憶》中說:“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氣氛,同佛教地獄比較起來,遠遠超過印度的原版”,“直到今天我還是不寒而栗、毛發直豎”。事實果真如此嗎?那么毛澤東為什么要把他最心愛的小女兒李訥送到“恐怖氣氛”“遠遠超過”“佛教地獄”的“五七干校”呢?季羨林去過印度地獄么?有比較才有鑒別。看來季羨林一定是去過印度地獄的!很遺憾,筆者那時候尚不到弱冠之年,沒資格去“五七干校”體驗一番。但我從那時開始,一直到老年,都深受毛公“五七指示”的熏陶,得益匪淺:扛起鋤頭能種田,拿起焊鉗能電焊,掂起瓦刀能砌墻,子彈上膛能神射,干起木工能做家具,提起筆桿能批判資產階級!還有一種活,怕是一般讀書人都干不了的。那是我老婆在“三千萬工人下崗”、“五小工業下馬”風潮之時丟了飯碗,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搞了一個家庭食品手工業作坊。我白天上課教學生,晚上到作坊里幫她干活,制作面包,烤制蛋糕,樣樣精通。可惜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季羨林死了,他若不上西天,我倒很想問問他,我這種生活是幸福呢,還是很恐怖呢?
另:本章末附上了陳伯達的一段回憶,很有意思。請回憶一下林彪一上臺就整羅瑞卿,組織軍委辦事組全班人馬全是他自己的老部下,又讓吳法憲誣告空軍政委余立金陰謀奪權,接著搞垮楊成武換上黃永勝,在“九大”前后又先后拉攏陳伯達(從寫“九大”政治報告開始,陳就投靠了林彪。見下一章吳法憲回憶錄)、汪東興(拉汪進入政治局,見下一章黃永勝回憶錄),他這是要干什么?他對陳伯達說:“這個文化大革命應該結束了,再搞下去就會搞到我們自己頭上。”這句話決不是他內心的恐怖,而是暗示了未來的歷史走向。請看一看在后來3年間他的所作所為,再聯想一下“913”,難道這前前后后的事件之間沒有關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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