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

　　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

　　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

　　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話說1968年7月5日，鄧小平將他從6月20日開始動筆寫的約3萬字的《我的自述》，遞交給中共中央。

　　在這份自述中，鄧小平對他沒有參加“百色起義”的原因、執行“立三路線”及在1930年底擔任紅7軍政委期間在部隊處于危急關頭離開紅7軍的“嚴重的政治錯誤”是這樣寫的：

　　“1929年夏，蔣桂戰爭之後，俞作伯任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廣西督辦公署主任。俞極力表示進步，要求我黨派干部去他部隊工作，黨中央即派我作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寧過了一個月左右，情況發生了突然變化，我們決定舉行南寧起義，報告了中央并得到批準。9月的一天，我們帶領第4、第5兩個大隊和教導團的一部分舉行了革命兵變。第4大隊由張云逸同志率領開往百色，我是同4大隊一道走的。第5大隊由俞作豫同志率領開往龍州，李明瑞是隨5大隊行動的。後以4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7軍，以5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8軍。”

　　“廣西右江地區，是一個比較有群眾基礎的地區，這里有韋拔群同志那樣的優秀的很有威信的農民群眾的領袖，東蘭、鳳山地區是韋拔群同志長期工作的地區，是很好的革命根據地，這給紅7軍的建立與活動以極大的便利。我們一到百色，準備打紅旗，決定於1929年11月7日起義。起義前夕，在10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電報，要我去報告工作。我在同張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後，於11月初由百色去龍州，到龍州後，對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開了黨員干部會，大家同意打起紅旗，成立紅8軍。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龍州動身，於1930年2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批準了我們的行動，令我回廣西任7軍政委和區委書記兼8軍政委。1930年3月間，我回到龍州紅8軍，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傳達了中央指示。當時左江形勢日益困難，我同他們商定，不能立足時，可向7軍靠攏。紅8軍成立不久，被敵襲擊，損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國民黨逮捕殺害了。紅8軍剩下幾百人（約半個團）由袁振武等同志帶到了右江，合并到7軍里面了。紅7軍回到右江，大約是七、八月間，我同張云逸等同志匯合了。”

　　“大約在1930年10月中下旬，突然來了中央代表鄧剛，向我們傳達了立三路線，大講全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指令紅7軍立即出動，其具體任務是3句口號，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全軍聽了都很興奮，於是在11月初誓師，留韋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裝堅持右江根據地，主力約7000人就向東出發了。這時我的思想情況是，聽到全國革命高潮到來，確很興奮，但同時感覺依靠這幾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廣西恢復了統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沒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堅決執行。鄧剛還傳達了中央的批評，說我們在右江的土地政策（這是我在中央時從紅四軍報告中學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執行右傾的富農路線，我對此也感到不快。”

　　“對於立三路線，聽了中央代表的傳達，確實是興奮的，并未覺得有什麼不對，只是從以7軍本身力量來執行那樣大的3個口號的任務，是困難的，又只是從打柳州這樣的具體問題上提出了意見，那時根本沒有什么路線問題的認識和覺悟。經過一番爭論，我終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線，結果使紅7軍脫離了右江的根據地，又錯誤地決定了打武岡，進行梅花戰斗，使部隊受到很大損失，我作為前委書記，對此要負主要責任，這是無可推卸的。”

　　“紅7軍在立三路線的影響下，連打了幾仗，部隊損失很大。過樂昌河時，部隊被敵人截斷了。張云逸同志率領的軍直和一個團同我們失去了聯絡。我同李明瑞、許卓等同志帶領的一個先頭團，擺脫了敵人，繼續前進，大約在1930年底到了江西崇義。從當地特委處得悉，中央開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上臺，我內心有所震動（這點沒有向別的同志談，我對王明向無好感），同時崇義敵情并不嚴重，我即動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的念頭。當時前委只有許卓、李明瑞和我3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許、李的同意，并商定我離開期間，由許卓代理前委書記。隨後，我同許離開崇義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為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後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同許卓商議，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我就動身於1931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報了到。”

　　“關於我離開紅7軍到中央報告工作的問題，在1933年博古的中央反對江西羅明路線時，曾對此事提出正式審查，令我寫了書面報告。我在報告中提請向當時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的許卓詢問，以後再沒有要我進一步寫報告了。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系的兩部份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鄧小平關于他在抗戰時期的錯誤是這樣寫的：

　　“1940年前後，我們碰到兩個問題，一是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摩擦斗爭，一是百團大戰。當時彭德懷奉行王明路線，叫我們在反摩擦斗爭中，要盡可能避免摩擦專家張蔭梧、石友三等向蔣介石告狀。我有很短一段時間受了所謂“避免告狀”的影響，未能放手進行反摩擦斗爭，這雖未更多的影響我們的反頑斗爭和抗日斗爭，但不能說不是受了彭德懷所奉行的王明路線的影響。關于百團大戰，我當時不知道未經中央軍委、主席同意，也未過問，而是堅決執行了彭德懷的命令的，執行了錯誤路線（當時不了解這是路線錯誤）。隨後我曾在寫文章中贊揚過百團大戰，也是很錯誤的。”

　　“大約在1943年春，在太行分局開的一次干部會議上，彭德懷到了，講了很多謬論，就是他那一套所謂平等、自由、博愛的資產階級民主觀點，口氣也是訓人的，對這對那都批評，引起到會其他人特別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駁，雙方爭論很激烈。當時我對彭德懷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對薄一波等人的觀點也有不少是不贊成的。我作為分局書記，在作結論時，完全采取了調和立場，避免觸及雙方的爭論，只正面說了根據地建黨、建政、群眾工作、對敵斗爭等問題。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回想起來（過去不是這樣認識的），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性質的錯誤。在1945年5、6月間我到延安後，向主席報告了這次會議的情況，并把我在這次會議的結論原文呈交主席了。”

　　關于在建國后工作，鄧小平寫道：

　　“1952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10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

　　“1955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參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在討論時我講了些什么記不起來了，但思想上對農業合作社發展過快，怕不鞏固的想法是有的。”

　　“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贊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于黨和人民，對于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

　　“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贊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1940年12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于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10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

　　“1958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斗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斗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斗爭方面，或者在黨內斗爭（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1961年我參與制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

　　“1962年刮單干風的時候，我贊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干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斗爭、兩條道路的斗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2個十條。第2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10年之久，沒有系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1965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只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分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里，我過份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斗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面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面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于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40多年，由于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面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愿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7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河南省靈寶縣“革命委員會”精兵簡政的通訊報道。靈寶縣革命委員會僅僅設立了辦公室、宣傳部、組織部和生產指揮部，機關工作人員也僅有47人。自此，靈寶縣革命委員會做為“精兵簡政”的典型樹立起來。

　　7月12日，毛澤東在同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到陜西問題時說：

　　“這些省所謂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掃就解放了。東北裝了個口袋，一個也沒有跑掉。沒有這次文化大革命，這些壞人搞不出來。至于鉆進我們隊伍里的壞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個工廠需要幾個月。”“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會主義革命之氣，是群眾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

　　7月20日下午，毛澤東派工作人員到范文瀾家中去看望范文瀾，并捎話給他：

　　“中國需要一部通史，在沒有新的寫法以前，還是按著你那種舊法寫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還要包括現代。”

　　7月20日晚，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新疆部隊和群眾組織代表，周恩來對新疆造反派“紅二司”頭頭、新疆大學學生吳巨輪說：

　　“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名，我給中央的同志介紹你叫‘胡亂闖’。”

　　康生接著說：

　　“你是數學專業，頭腦應該清醒，邏輯性強，更不能胡亂闖。”

　　7月21日，毛澤東在廣州軍區、廣東省革委會《關于廣州地區敵情的報告》上作了一個批示。這個報告中說：“國民黨的殘渣余孽一直在進行著變天活動。據統計，全省光是軍、政、警、憲、特5個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漢奸、反動會道門中小道首即達42萬人，占全省人口總數的1%。這些人是翻案復辟的急先鋒。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打進了我們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事業單位和各種文化界。”毛澤東在批示中寫道：

　　“各地大都如此，不獨廣東一處。”

　　7月21日這一天，毛澤東還在《人民日報》關于《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的編者按清樣中，加寫了一段文字，他寫道：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毛澤東的這段話后來被稱為《七二一指示》。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那篇調查報告和這個編者按語。編者按語中還說調查報告“提出了學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不久，上海機床廠為貫徹毛澤東的《七二一指示》，于9月間創辦了全國第一所“七二一大學”。學校根據本廠需要，設置了磨床專業，開設了毛澤東思想、勞動、軍體以及各專業課程。招生辦法是：經車間推薦，由廠革委會批準，招收本廠52名工人入學；學制為2年，學生畢業后仍回本廠工作。

　　此后，“七二一大學”這種新型“工人大學”逐漸在全國工礦企業發展起來，到1975年上半年已經多達1200所，在校學生9萬多人。這年6月間，教育部在上海召開了全國“七二一”工人大學教育革命經驗交流會。會后，“七二一大學”在全國又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據新華社1976年7月21日報道，全國“七二一大學”猛增到1.5萬多所，在校生78萬多人。另據《中國教育年鑒》記載，截止到1976年底，全國共有“七二一大學”33374所，在校學生148.5萬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學生人數的3倍多。

　　再說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針對陜西及全國其它地區組成的專業武斗隊，連續發生搶劫國家銀行、車船、倉庫，以及燒毀、爆炸、殺傷等一系列嚴重事件，發出了一個《布告》，史稱《七二四布告》。《布告》主要內容如下：

　　“一、任何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都必須堅決、徹底、認真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準的‘七三布告’，不得違抗。

　　二、立刻停止武斗，解散一切專業武斗隊，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產。拆除工事、據點、關卡。

　　三、搶去的現金、物資，必須迅速交回。

　　四、中斷的車船、交通、郵電，必須立即恢復。

　　五、搶去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必須立即交回。

　　六、對于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搶劫、破壞國家財物，中斷交通通訊，私設電臺，沖擊監獄、勞改農場，私放勞改犯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縱者，必須堅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依法懲辦。”

　　7月27日，經毛澤東批準，北京市組織了由60多個工廠、近3萬多名工人組成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整頓秩序，制止武斗。學生們在“還擊”中造成了5名工人死亡，不少工人受傷。

　　關于文革中的這一重大事件，韓愛晶是這樣記述的：

　　“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來到北京大學俄文樓，這是首都紅衛兵代表大會總部辦公地點。午飯后，我順便在工作人員宿舍睡午覺。當時我擔任北京航空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我也是首都紅代會核心組的副組長。我大部分時間忙于北航的運動。紅代會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陳良同學常駐紅代會代表我處理。熟睡之中，我被陳良叫醒，他很激動地說：

　　‘快、快起來，清華出事啦！多少萬人把清華包圍了，要強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拍手叫道：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陳良問：

　　‘怎么好？’

　　我說：

　　‘這樣不就把武斗問題解決了嗎？’

　　陳良說：

　　‘還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說：

　　‘走，我們去看看。’

　　我們從北大往清華走去。只見清華大學圍墻外面的路上人聲鼎沸，停靠著許多卡車、吉普、大轎車……我們走近看，車上貼著‘北京針織總廠’、‘新華印刷廠’等字樣。路邊、樹下、河坡到處是待命的工人。他們處在熱烈而有組織的狀況。看著這種平常少見的場景，我想起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會跟我們講過的話：‘我可沒你們那么大的膽子，一聲令下，隨便就在北京開10萬、20萬人的大會。我開10000人的大會都要請示毛主席。’我對陳良講：

　　‘這么大的行動，調動幾萬人可不是兒戲！這么大的事情發生在北京，誰有這么大的膽量？黨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嗎？’

　　清華園里高音喇叭像炸了鍋，廣播員聲嘶力竭：‘工人同志們，工人同志們，你們受騙了，楊余傅及其黑后臺，操縱你們鎮壓紅衛兵……’聽到這個廣播，我的腦袋嗡地懵了，我又急又氣地跟陳良說：

　　‘這是誰定的調子？這個定調子的人要撤職，這么大的事情還沒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輕率地說是楊余傅黑后臺操縱的呢？定這樣的調子太被動了。’

　　在迎面走過來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學紅代會李冬民和另一個女頭頭，好像是陳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陳文香是委員。他們從清華校園里看熱鬧往外走。我趕緊問：

　　‘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說搞不清。我回到北航，想和蒯大富取得聯系，讓他改變廣播臺的政治態度，避免學生和工人之間發生沖突。我打電話給清華大學總機，找蒯大富，電話總機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我又急忙打電話到市革委會總機，找吳德。很奇怪，找不到吳德。我又請總機找分管文教的丁國鈺，也找不到丁國鈺。平常，只要一報我是北航韓愛晶，總機馬上會接通要找的市領導，這很正常，我是常委，吳德是副主任，丁國鈺也是常委。在電話里我問市革委會工作人員清華大學的情況，回答是搞不清楚。總之，當時我處在被蒙蔽的狀態。我只好在電話里請他們趕緊把清華大學的情況向領導匯報，我非常嚴肅地強調，搞不好要出大事的。我毫無辦法，找不到上級領導，我無可奈何地坐在院子里的臺階上，望著天，恰見濃云密布，我仰天擊掌，對天大喊：

　　‘老天爺、老天爺，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下刀子！把工人和學生分開，只要過了今夜就好了。’

　　晚飯前后，有人告訴我，說清華那邊已經開槍了，具體情況搞不清。”

　　這便是韓愛晶記載的“清華流血事件”的背景。

　　再說7月28日凌晨2時半，毛澤東剛剛入睡不久，就被周恩來的電話叫醒了。周恩來匯報了“清華流血事件”。毛澤東十分震怒，脫口而出：

　　“造反派反了！”

　　凌晨3時半，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湖南廳聽取了中央碰頭會成員的匯報，決定召見北京市紅衛兵組織的5大頭頭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

　　韓愛晶對毛澤東召見前的情況是這樣描述的：

　　“電話鈴驚醒我的時候，大概是深夜兩點鐘，是北京衛戍區軍代表劉豐打來的。劉豐說：

　　‘韓愛晶嗎？今天夜里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要我通知你來開會。’

　　我趕到人民大會堂，這次見中央首長有一種受冷落的感覺，不是直接進大會堂會議廳，而是在西側南門過道口坐下來等。

　　我到大會堂參加中央首長接見和開會早就習以為常。平時周總理，中央文革領導接見，我們一般從南門進，汪東興同志經常站在門外，握握手就進到會議廳，比如安徽廳，等待中央首長。如果學生、工人、農民代表來得多，有時我們北京的一些學生負責人或者再加上工人負責人，會被安排在小客廳里等著。周總理、江青、陳伯達等中央文革領導總是先跟我們北京主要的頭頭小范圍談談，聽聽我們反映的情況，見面10分鐘、20分鐘左右，然后周總理和中央文革領導再到會議廳。那時在安徽廳接見次數最多。周總理，中央領導在臺上，我們就坐在下面。還有幾十或幾百個學生、工人或者外地來京的群眾組織負責人。往往每次接見要持續一兩個小時。這是文化大革命時，周總理和中央文革領導與群眾對話的最常用形式，所以這種會議的記錄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流傳量快，流傳最多，影響很大。可是7月28日凌晨，我們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南門，只允許進到過道口等著。聶元梓、我、譚厚蘭及王大賓先后來了，我們很自然地議論起清華發生的事情。王大賓義憤地說：

　　‘清華學生開槍，打死工人！很不應該！’

　　聶元梓說：

　　‘這么多工人包圍清華，是怎么回事？我已經打電報給中央反映了這一情況。’

　　等了大約20分鐘左右，謝富治出來問：

　　‘都來了嗎？’

　　我們說蒯大富還沒來，謝富治對我們說：

　　‘不等了，進去吧。’

　　我們跟在謝副總理后面向里走，因為我年齡最小，腳步快，挨在謝富治身邊。走到樓道中間要向右拐時，謝富治突然停住腳步，看著我，問道：

　　‘身上有小刀沒有?’

　　我們都站住了，我說沒有。他們也都說沒有。謝富治彎下身子，用手把我的褲腿抹下來。因為天熱，我把褲腿卷到膝蓋上。謝富治站起身說：

　　‘快進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們好一會了。’

　　他這句意想不到的話所表達的內容，跟他剛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反差太大。我覺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飛騰到云霧之中，頓時有迷離為夢的感覺，簡直不敢相信，也來不及想什么。我們快步跟著謝富治往里邊一個門走。后來才知道這是人民大會堂的湖南廳。我還是走在前面。”

　　毛澤東這一次的特殊召見活動，竟持續了5個多小時，一直到8點半才結束。韓愛晶在談話過程中曾作了詳細記錄。

　　為了使讀者諸君便于理解韓愛晶記錄中，有關他和王大賓、譚厚蘭相互矛盾關系部分的內容，有必要介紹一下文革時期北京高校中對立的兩大派：“天派”和“地派”。有資料說，在1967年7月底、8月初，北京高校造反派紅衛兵分為“天派”和“地派”的說法逐漸開始流行。所謂“天派”，是因為這一派的主要組織之一是北京航空學院以韓愛晶為負責人的“紅旗”，北航的“航”即航空，是和天有關的，所以稱為“天派”；所謂“地派”，是因為這一派的主要組織之一是北京地質學院以王大賓為負責人的“東方紅”，就取它的“地”字，稱為“地派”。“地派”中還有另一個主要組織，就是以譚厚蘭為負責人的北京師范大學“井岡山”。此外，從這次談話中可以看出，聶元梓也是“天派”，蒯大富和韓愛晶是很好的朋友，自然也屬于“天派”無疑。

　　請看韓愛晶記錄的主要內容，他是這樣寫的：

　　快到門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領導已經站在門口。陪同毛主席召見的中央領導人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葉群、汪東興、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北京衛戍區司令溫玉成，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吳德。還有剛到的北京衛戍區政委黃作珍。

　　我們三步并作兩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動一下。我非常激動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說：

　　“毛主席，您好！”

　　大家和毛澤東主席及中央領導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說：

　　“都是一些年輕人!”

　　毛主席同黃作珍握手說：

　　“你叫黃作珍？我不認識，你沒被打死？”

　　進屋之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一個一個大號的藤涼椅，圍成大半個圓形。我看著毛主席面色很健康，大概因為經常游泳的緣故，臉上皮膚映著紅褐色的光澤，微黑，如同古柏，顯出超人的神圣。看得出來，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們剛才在這里已經議論一會了。江青說：

　　“好久不見了，你們又不貼大字標語。”

　　毛主席說：

　　“還不是在天安門上見過，又沒談話，不行嘛！你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啦，其實你們的小報我都看過，你們的情況我都了解。”

　　我趕緊拿出鋼筆和紙一邊聽一邊作記錄。毛主席問：

　　“蒯大富沒有來？是出來不了，還是不愿來？”

　　謝富治回答：

　　“恐怕是不肯來。”

　　我覺得謝富治說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釋說：

　　“不會的，這個時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領導接見不會不來，他要是見不著毛主席，他會哭的，肯定是出不來。”

　　毛主席說：

　　“蒯大富要抓黑手，這么多工人去‘鎮壓’紅衛兵，黑手到現在還沒有抓出來，這黑手不是別人，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抓我好了！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團就是我派去的，你們就給吹。我問他們怎么對待校園的武斗，我說你們去做做工作看看。結果去了3萬人，其實他們恨北大不恨清華。”

　　毛主席一邊說著，一邊抽大雪茄，聲如鐘磐，清脆順暢。他轉向聶元梓問道：

　　“工人和學生這樣搞，幾萬人游行。聽說你們那里招待還好，是你們，還是井岡山？”

　　溫玉成說：

　　“不是他們。”

　　黃作珍問：

　　“北大和哪個單位沖突了？”

　　聶元梓說：

　　“是與農科院，我們還在門口擺了茶水，他們罵我們二流派，老保，還罵我破鞋。”

　　我說：

　　“不要在主席面前說這個。”

　　毛主席問：

　　“你們沒跟他們打？”

　　聶元梓回答：

　　“互相打了。”

　　毛主席說：

　　“那不知道，抓黑手，這個黑手不是我，是謝富治，我也沒有這么大的野心。我說你們去那么一點人，跟他們商量商量，蒯大富說有10萬。”

　　謝富治說：

　　“不到3萬人。”

　　毛主席說：

　　“你們看大學武斗怎么辦？一個辦法是統統撤出去。學生也不要管，誰想打就打，過去北京市委、衛戍區對武斗的態度是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這看來還是對的。另一個方法是幫助一下，這個問題深得工人的贊成，深得農民的贊成，深受學生大多數歡迎。大專院校59個，打得兇的大概五六個，試試你們能力，至于如何解決呢？你們提出意見。我看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們北京大學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決不了，不一定住在一個城市，一個住在南方、一個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井’，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公社’。就像蘇聯共產黨打一個括弧‘布’，另一個蘇聯共產黨打個括弧‘孟’。”

　　毛主席說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著說：

　　“如果你們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第三個辦法，那么軍管。請林彪同志掛帥，還有黃永勝，問題總能解決。你們搞了兩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們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現在是少數學校搞武斗，人民不高興，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部隊不高興，多數學校學生也不高興，就連擁護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興，就這樣一統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爺你是多數，是哲學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沒有反對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當面不說，背后還是說怪話。”

　　欲知毛澤東在談話中還有何重要指示，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本傳在第二卷中已經比較翔實地介紹了毛澤東早年創辦的自修大學，從那里可以看出，他的教育理念已經與幾千年以來的封建教育及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教育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教育目的徹底決裂了。本章上述的《七二一》指示及“七二一大學”的出現及其發展，以及后邊還要敘述到的普通高校招收“工農兵大學生”，則是老人家教育革命思想的又一重大發展。大學教育在工農勞動者中間逐漸普及，使廣大勞動者知識化，這是一種何等宏偉的景觀啊！聯系這幾十年以來教育領導機構抱住舊的教育體制、舊的教育理念僵尸不放，不但使教育貴族化，弱智化，而且造成了上學難、高等教育畢業就業更難、畢業即失業局面的現代教育，又讓人多么痛心！教育事關國運，事關民族興衰，認真研究一下中國的教育史，能不發人深思嗎？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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