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黨組織內不應當再容許查明有證據的叛徒、特務和在文化革命中
表現極壞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過組織生活。黨組織應是無產
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階級和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
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話說1967年10月8日下午,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率黨政代表團到武漢進行訪問。武漢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奉命前往機場歡迎。
楊道遠在《奉獻》一書中記載:“周恩來乘專機先期到達機場,鋼工總、鋼二司、鋼‘913’、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三司革聯7個群眾組織的代表朱鴻霞、楊道遠、李想玉、張立國、龍銘鑫、謝華之等前去迎接。在休息室里,在等待謝胡飛機的時間里,周恩來同迎接他的群眾代表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話題的中心就是聯合起來成立革命委員會。迎接周恩來的只有7個群眾代表,其他都是軍隊干部。周總理嫌人太少了,周問曾思玉、劉豐,準備了幾桌?劉豐說,準備了兩桌。周恩來說,范圍要擴大,各組織都要多來些人。周恩來看到來的代表都是男的,就對這些群眾代表說,困難的時候女同志跟你們一起戰斗,現在一個女代表都沒有,如果江青同志知道了,非批評你們不可。”
“長辦聯司”一號勤務員顧建棠在《生逢其時——文化大革命親歷記》一書中寫道:“那天周總理在機場……只見到三鋼、三新和三司革聯7個組織的代表朱鴻霞、李想玉、楊道遠、張立國、龍銘鑫、高玉澤(新華農一號勤務員)、謝華之(三司革聯一號勤務員)……總理說:范圍要擴大,各個組織都要有代表參加。這樣,工造總司、新一冶、長辦聯司、省直紅司、市直紅司、中學紅聯、新中原和公安聯司等組織的代表才受到補充邀請,都成為遲到的被邀請者。”
楊道遠在《奉獻》中寫道:“在機場休息室,周恩來著重是講武漢大聯合、‘三結合’、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問題。”“說到了省革委會的人選問題,周恩來問朱鴻霞:你當省革委會主任行嗎?朱鴻霞連忙說,不行。周又問,楊道遠當可以嗎?我說當不了。周恩來聽了回答后說,不是說你們不行,而是說你們現在還不行。接著周恩來背誦了毛主席的詩《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暮色蒼茫看勁松,亂云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周說,李進就是江青同志。你們都是幼松,要長成勁松才能擔當大任。”“謝胡來了,在機場稍事休息,準備去東湖賓館。武漢組織了幾十萬人,沿途夾道歡迎。車隊剛出機場就走不了啦,歡迎人群秩序混亂,道路被擁擠的人們堵塞,車子無法通過,車隊又轉回了機場。劉豐把我們喊過去,說我們的人不注意影響,要我們去整理隊伍。我去了現場,機場門口那一段隊伍根本不是鋼工總、鋼二司的人,是中央表態時沒有點到的那些組織故意想鬧出點影響,所以提前搶占了機場門口這段路,有意擁擠起哄,顯示他們的存在,希望在武漢造反派陣營中爭得一個位置。劉豐批評我沒有把隊伍組織好,在外賓面前出亂子,劉豐說總理要批評你。我去見了總理,總理毫無責怪的意思。謝胡到中國幾個城市訪問過,他總結評價說:上海秩序好,武漢熱情高。”“晚上在東湖賓館舉行宴會,各個組織都增加了人數,還請了7大組織之外的造反派代表來參加,革命干部聯絡站的勤務員毛遠耀也出席了宴會。”
據曹承義在《悲欣交集話文革》一書中記載:“晚上19時30分座談會開始,阿爾巴尼亞同志,中央首長周總理、康生、李富春、劉寧一、劉曉、吳法憲,武漢軍區曾、劉首長,武漢警備區司令部首長,武漢地區造反派組織工總、‘913’、二司、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三司革聯、工造總司、中學紅聯、新一冶、交通聯司、湖北電臺、湖北日報等共20個組織的代表參加。周總理當著阿爾巴尼亞貴賓的面,在宴會前召開各群眾組織座談會,號召革命造反派‘困難時在一起,勝利了莫分開’。吳焱金還代表這些未被中央點名的各革命群眾組織,作了重要的發言。我把新一冶的紅袖章獻給了謝胡同志和康生同志。”
據楊道遠記載:“晚上的座談會人比較多,鋼二司有我和方保林、丁家顯、王彩珠。還有些中學生。鋼、新兩派頭頭都去了。周恩來、康生還有同來武漢的其他中央首長出席了座談會??瞪軜闼?,很和藹,像個教書先生。我們都圍坐在他們身邊,沒有太多的講究,很隨便的。”
據顧建棠記載:“周總理在宴會上即席講話:‘我們這次陪同謝胡同志來漢,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特意請謝胡同志到武漢促進革命大聯合。希望同志們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實現革命大聯合,把革命委員會搞起來。’接著就到每一桌給大家敬酒。周總理來到我們這桌時我們都站起來,總理與我碰杯時問:‘你的名字叫——’,我說:‘報告總理,我叫顧建棠。’總理說:‘我記起來了,你是長辦的。國慶10周年時,我們在人民大會堂見過面,你還是我的小老鄉。林一山現在怎么樣?’我回答:‘靠邊站,在做檢討。’總理點點頭,說:‘好。’”
據楊道遠記載:“座談會開始時,謝胡在座。有人提出,謝胡是外人,我們自己人是不是要單獨開座談會。周恩來說,謝胡是自己人,毛主席特意請謝胡同志到武漢促進大聯合的,有什么話都當著謝胡說。”“座談主要是講怎么實現大聯合,中心議題是聯合起來早日成立革命委員會。當時我遞了兩份材料給周恩來,都是關于干部的,一份是鋼二司武大總部為李達(中共一大代表,1966年夏在武漢大學校長任上受到點名批判,8月24日含冤去世——楊道遠原注)翻案的材料,另一份是張群英(武測鋼二司戰士)和新華工一起搞的姜一的材料。周恩來說,這次本來打算想要姜一和孫德樞出來工作(接待外賓),現在你們送了材料,我就不說了。座談中我們有人談及‘720’前的形勢時說,武昌是解放區,漢口是游擊區,漢陽是白區。周恩來說,沒有那么嚴重吧。
如何實現大聯合,鋼、新兩派分歧很大,都想以自己為核心。特別是成立工代會的問題,周總理故意問大家:成立個鋼工代會好不好?鋼派使勁鼓掌,新派不鼓掌。周總理又問:成立個新工代會好不好?新派拼命鼓掌,鋼派不鼓掌。鋼派要學上海工總司,搞一個組織,就是要以鋼工總為核心,提出加入鋼工總實現大聯合;新派則要組織新武漢與鋼派抗衡。周總理說:武漢不走北京道路,也不走上海道路,武漢走自己的道路,不要鋼工代會也不要新工代會,成立個革命工代會好不好?大家熱烈鼓掌。”
10月9日上午,謝胡在周恩來陪同下訪問了武漢鋼二司司令部——測繪學院。
據楊道遠記載:“我們得到通知后,在武漢測繪學院作了迎賓布置,到處張燈結彩,紅旗招展,鋼二司的人在大操場整齊列隊,等待國賓到來,在外賓要經過的道路兩邊夾道歡迎。聽到消息的革命群眾也都擁進了操場,操場四周,道路兩旁,校園內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擠滿了人。7252部隊派了一個團在那里警衛,門口站崗的士兵手里抱著沖鋒槍。我在鋼二司司令部樓下大馬路上等待著。車隊來了,在1號樓背后我接到了周恩來,周總理對我說,到你這里了,你是主人,你去陪謝胡同志。我把柳英發介紹給周總理,我去陪謝胡同志,周總理拉著柳英發,沿操場外圍大字報區走了大半圈。我陪著謝胡一邊走,一邊指點大字報介紹情況。擁擠的人們爭相目睹首長,大字報欄中伸出了大片的熱情的腦袋??赐甏笞謭螅e主一起上了主席臺。謝胡在歡迎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表示了對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謝胡稱贊說:‘鋼二司是真鋼!’操場上掌聲雷鳴,一片歡騰。謝胡熱切希望我們趕快搞好大聯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員會。謝胡說,你們成立革命委員會時,只要我還在中國,就一定來參加;我如果回國了,一定發電報來祝賀你們。謝胡講話以后,周恩來指揮全場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還沒唱完,周恩來要我送謝胡離開會場。我送謝胡回來時周恩來已經到了鋼二司司令部辦公室。
周恩來總理在鋼二司司令部同我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鋼二司在場的有我和方保林、柳英發、王笑林、張良棟、趙日萍、李莉、曹福泉、熊志偉等,還有幾個中學生。7252部隊孫樹仁主任在場。在場的還有周總理的隨行人員。談話開始總理要求不要錄音,并說,要錄音我就不好講了。周恩來總理講要克服派性,盡快實行大聯合。在談到武漢實行大聯合的方式時,周總理問柳英發有什么想法,柳英發回答說:以鋼派為核心,就跟滾雪球一樣,滾成一個大組織。周總理說:你人小派性大。周總理說要克服派性,還批評說各組織的頭頭派性都比較大,頭頭要帶頭克服派性,要做大聯合的帶頭人;組織不分大小,平等聯合,承認山頭,尊重山頭,聯合起來了,最后達到消滅山頭。周恩來口渴了,想喝水,可是鋼二司司令部里沒有開水。我們司令部的辦公室簡陋得很,一張桌子,兩把舊藤條椅子,幾個木凳子,連個開水瓶都沒有。司令部各個部門的辦公室也都差不多,整棟樓找不到一瓶開水。本來沒有安排首長視察鋼二司辦公室,總理突然到了司令部辦公室,我們沒做接待的準備,連開水都沒有,真抱歉!在場的一位女同學(中學生)從挎包里掏出一個蘋果遞給周恩來總理,周總理還很客氣地讓大家吃,在場的人都說不吃,要總理吃,周總理才把那個蘋果吃了。周恩來還談了教育革命,談到測繪學科的情況,問我學了幾年,我說5年,總理說測繪專業要學5年,太長了,學制要縮短。”
“在謝胡訪問鋼二司司令部的同時,阿爾巴尼亞的另外一些外賓在李富春陪同下去了水運工程學院,訪問了鋼二司新水運總部,到了‘624’百萬雄師攻打水運的現場,特意看了百萬雄師進攻時在大樓墻上打的洞。丁家顯代表鋼二司出面接待。
當天下午,在漢口新華路體育場開大會,周恩來和謝胡都在會上發表了講話。”
10月9日晚,毛澤東在對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江青關于選編《劉少奇言論》報告的批示中寫道:
“所引材料,要核準屬實。”“《說明》中,不提鄧小平。”
10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由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參加會見的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等人。賓主落座后,毛澤東從茶幾上拿起香煙請謝胡、阿利雅抽煙。謝胡很有禮貌地說:
“謝謝,我們都不抽煙。”
毛澤東打趣說:
“你們都講衛生,我不講衛生!”
周恩來插話說:
“霍查同志抽煙。”
“那就是我的同志!”
毛澤東話音一落,大廳里立刻響起一陣爽朗的笑聲。周恩來又補充說:
“霍查同志抽的是中華牌香煙。”
毛澤東說:
“雪茄煙比較好,抽了不咳嗽。”
說罷,他從茶幾上拿起一支雪茄煙,劃著火柴點燃了,津津有味地抽起來。謝胡看著繚繞的輕煙,懇切地說:
“為了主席的健康長壽,建議主席戒煙。”
毛澤東搖搖頭,說:
“戒煙不行!我沒有那個硬氣。”
謝胡說:
“如果醫生要你戒煙的話,你一定會戒!”
毛澤東哈哈一笑,說道:
“醫生比我抽得利害!衛生人員才不那么衛生呢!”
眾人聞言,又是一陣爽朗的笑聲。笑聲過后,談話這才切入正題。毛澤東在談到文化大革命運動時說:
“這是一次審查干部的好機會。”“我們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眾,也不接近下級干部,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因為國家這么大,99%的人我都沒有見過,人都不認識。”“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
“從9月下旬起,全國聯合的多,不聯合的少。大體上他們打夠了,鬧夠了,我看工人、農民、學校、機關有點不想干了。我們要全面解決還得幾個月,我們準備3年,到今年6月1日算一年。大體上過一段時間,亂得最厲害的地方也好辦了。不痛不癢的地方不好辦。”
“現在我們有計劃地武裝工人,武裝革命左派。外國人講中國天下大亂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謠的。有些地方我們還嫌它亂得不夠。這種群眾運動打內戰,這么一打,就分清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右派搞‘農村包圍城市’。為什么我們不怕亂呢?因為你不讓它亂,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來。武漢問題是我去鬧起來的,我就不相信武漢去不得。我7月14日到武漢,一直到21日才離開。我說我捅了一個馬蜂窩,他不咬人嗎?他沒有下決心咬我,也沒有下決心咬總理。武漢問題很快就解決了。此外,還有公檢法,打得厲害,我是高興的。過去的公安、檢察、法院有好人,但也有壞人。這次暴露出來了。武漢公檢法不是分為兩派嗎?那一派垮下去了。”
“還有一個問題,大概明年或后年我們開黨代表大會,把黨重新建立起來。”
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經毛澤東批準的《關于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通知中要求說:
“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一邊進行教學,一邊進行改革。”
10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經毛澤東批準的《關于按照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通知中寫道:
“各工廠、各學校、各部門、各企業單位,都必須在革命的原則下,按照系統,按照行業,按照班級,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以利于促進革命三結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單位斗批改的進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10月19日,中共青海省核心領導小組在給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的請示報告中寫道:
“我省基層單位的革命委員會已陸續建立,但黨的組織均未恢復。工作中經常遇到需要黨組織處理的一些問題,如過去作了處理的黨、團員,有的需要重新復查處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黨入團等。為了加強黨的領導,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
毛澤東在審閱這個報告時,在“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下面劃了橫線,他批示道:
“應當這樣做。”
有關人員沒有理解毛澤東的批示,他們在給中共青海省核心領導小組起草的回電稿中寫道:
“這是件大事,涉及許多問題,如怎樣‘恢復’?是否原有的黨員都過組織生活?是先整頓領導機關的黨組織再整頓下級組織,還是同時進行?支部同革命委員會的關系怎樣?還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黨員、吸收新的血液,等等。”
這個復電內容顯然是不符合毛澤東的批示精神,第二天就被通知作廢,不準發出。
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锻ㄖ分姓f:
“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時候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如何準備這次代表大會問題,并指示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做些調查,現在把姚文元同志關于他們初步調查結果給主席的一封信發給你們參考,請你們也做好調查,并將調查結果和你們的意見報告中央。”
l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就中共青海省核心領導小組10月19日給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的請示報告問題,向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并各省市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軍管會、各大軍區、各省軍區發出了《關于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毛澤東在這個批示中加上了這樣一段文字:
“中央認為各地都應當這樣做。但黨組織內不應當再容許查明有證據的叛徒、特務和在文化革命中表現極壞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過組織生活。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階級和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1967年11月1日,內蒙古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成功,建立了內蒙古革命委員會。
11月3日,陳伯達將總參寫作班子寫出的《大樹特樹毛主席絕對權威》一文以楊成武的名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據陳伯達后來回憶說:“看了楊成武的《大樹特樹》文章,我對姚文元說:‘沒有一點點理論色彩,盡是空頭口號。’我讓姚文元幫他改一改,姚文元也說:‘這樣的文章,我沒法子改,要改就得重新寫,我現在忙得要死,哪里有時間重新寫文章呢?要不就壓一壓再說。’于是,這篇文章我們壓了一個多月。但是,楊成武幾乎天天催,問這篇文章怎么還沒有發,甚至說:‘一個總長要發表一篇文章怎么這么難呀,我的文章可是代表了廣大指戰員的心情,是代表了全世界的聲音呀。’直到我們實在是推不過去了,我才決定把這篇文章發表出來。”
11月5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關于黨的“九大”和整黨問題,他說:
“其實,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也是整工、青、婦、學,黨、政、軍、民、學,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壞人?,F在要打出一個黨來。當然,壞人還是搞不干凈,一次搞干凈是不可能的。整黨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統統搞好。‘九大’以后,根據新的黨綱、黨章,繼續重新整黨、建黨。過去,一是聽話,一是生產好,有這兩個條件就可以入黨。聽話要看聽什么話,做馴服工具不行。”“黨員要那些朝氣蓬勃的,死氣沉沉的、暮氣沉沉的,就不要加入這個黨。”
“我贊成康生同志的意見,一個是叛徒、特務,一個是文化革命中表現很壞而又死不改悔的人,不能再參加黨的生活,這就很寬了。我們黨要吸收新鮮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內來。舊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黨也要吐故納新,不清除廢料,就沒有朝氣。”
“恢復組織生活,不要恢復老樣子。有些黨員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積極,一聽要恢復組織生活,就神氣起來了。我看這些人要檢討。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對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運動不積極,什么理由?無非要做馴服工具。”“組織紀律性還要有,但我們講的是自覺的紀律。盲目服從,做馴服工具不行。”
“劉少奇、鄧小平互相配合,‘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征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1963年搞了個《十條》,才隔兩個月,他們又開會搞《后十條》,也不征求我的意見,我也沒到會。鄧小平要批,請軍委準備一篇文章。我的意見還是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怎樣把劉、鄧拆開來。”
11月6日,首都人民舉行紀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會,林彪在大會上發表了講話。
《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了由陳伯達、姚文元主持起草、經毛澤東審閱的一篇題目為《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50周年》的編輯部文章。
文章發表前,陳伯達在給毛澤東的說明中寫道:
“關于主席思想6條,作了新的整理。”
文章中把毛澤東自1957年以來關于階級斗爭、兩類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等方面的論斷,概括為6條,稱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6條是:
1、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觀察社會主義社會。2、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了防止“和平演變”,必須把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3、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4、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5、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6、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
毛澤東審閱后,認為可用,同意發表。
11月6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與康生、楊成武談起《大樹特樹毛主席絕對權威》這篇文章,他說:
“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標題,標題就是錯誤的,是形而上學。”
楊成武不安地說:
“主席,這篇文章從寫作到發表的過程,你是知道的。”
毛澤東說:
“這是陳伯達的事,我清楚,不是你的事。這是陳伯達他們整你。”
楊成武說:
“主席,這事我還是應該檢討,最后我還是同意用我的名義發表了。”
“這不是你的事情。”
毛澤東說完,叫汪東興把這一表態傳達到中央文革會議上。
11月13日,毛澤東、林彪接見北京部隊和空軍召開的兩個會議的代表們。
11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經毛澤東批準的《關于各級軍區機關目前不搞“四大”和軍以下部隊堅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11月27日,江青在一次講話中首先提出了清理階級隊伍的問題,她說:
“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都要清理階級隊伍,有黨內,也有黨外。為什么要清理階級隊伍?毛主席說,革命委員會成立不起來,是因為‘大聯合’搞不起來,‘大聯合’搞不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隊伍里有壞人作祟。”
11月27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了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中央主席希爾,他在談話中說:
“赫魯曉夫垮臺以后,劉少奇還說蘇聯修正主義黨的性質未定。去年春季蘇聯要開‘二十三大’的時候,劉少奇、彭真還主張我們派人參加。后來我、康生,還有其他同志反對,才沒有去。和劉少奇的斗爭歷史可長了。我記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還沒有開的時候,我就批評過他的唯心主義。那時只有少數同志知道這件事。劉少奇口口聲聲講馬列主義,可是馬列主義的書他又不看。”
這一天,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外賓簡報《安齋等人認為日本不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上給康生寫了一個批語:
康生同志:
這個問題值得注意。我認為安齋的意見是正確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毛澤東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將《關于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下發各地征求意見。文件中建議在“革命委員會”中建立黨的核心小組,基層成立黨支部和小組,實施黨的組織領導。
12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锻ㄖ分袑懙溃?/p>
“毛主席最近對浙江如何正確對待紅暴派問題做了批示。毛主席說:‘浙江的紅暴,與湖北的百萬雄師不同,是個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有許多群眾,似宜以幫助、批評、聯合為原則。’”
12月6日,天津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成功,建立了天津市革命委員會。
12月12日,《解放軍報》發表了題為《永遠做群眾的小學生》的社論。社論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軍隊辦學習班要有戰士參加。”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
12月17日,毛澤東在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12月13日《關于慶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鐵路通車向中央的請示報告》上作了批示。因為此份報告中引用了《大樹特樹毛主席絕對權威》一文中的“大樹特樹”“絕對權威”這些詞句,他的批示是這樣寫的: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1、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只存在于相對的東西之中,猶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只存在于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2、大樹特樹的提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只能從斗爭的實踐中自然的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3、黨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壽,應通知全國重申此種禁令。4、湖南的集會另擇日期。5、我們不要題字。6、會議名稱,可同意湖南建議,用第一方案。以上各點請在一次會議上討論通過為盼。
毛澤東
12月18日,毛澤東接見了以謝·佩奇為首的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大審查,用群眾性辦法來審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橫豎不殺,搞錯了將來平反。”
“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斗,也沒有想過。等到事情出來以后,就看出了現象。用熱兵器搞武斗是從6月開始的。這絕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銳的階級斗爭。解放后包下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國民黨特務、反革命——這些就是他們武斗的幕后指揮。”
12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著重講了關于籌備‘九大’、解放老干部的問題,接著說到了《大樹特樹毛主席絕對權威》那一篇文章的問題,他批評陳伯達說:
“權威是靠人樹起來的嗎?書越讀越蠢!”
陳伯達檢討說:
“我是糊里糊涂啊,沒把好關吶。”
毛澤東說:
“文章不是楊成武寫的,是你們叫人搞的,這不是整楊成武嗎?在上海拿給我看,我只看了標題,沒看內容。叫你把關,你不是中國的馬克思嗎?”
陳伯達說:
“我吃了安眠藥,糊涂了。”
毛澤東繼續批評說:
“中國的馬克思,我是不相信你們的,讀書越讀越蠢。有些語言不是從科學辯證法中去考慮,你們要執行奴隸制,要寫人的絕對權威,我才不相信你們寫文章的人哩!我說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寧怎么講的?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嘛。就標題來說,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流毒甚廣!說過提法不對,韶山通車的報告又這么搞,還是大樹特樹絕對權威那一套。”
楊成武建議說:
“京西賓館住了很多各大軍區和各省市的負責人,我看是否把主席批這篇文章的過程和原話同他們談一下,不要再犯類似錯誤。”
周恩來點頭說:
“打個招呼好。成武啊,這事就你去最合適。陳伯達和姚文元已經不適合講,你去比較好。”
第二天,楊成武到京西賓館將毛澤東的原話和批示進行了傳達。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在元旦社論《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中寫道:
“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在1967年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偉大斗爭已經開始了。”
社論中公布了毛澤東提出的整黨建黨綱領,同時寫道:
“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1月1日下午,毛澤東、林彪接見正在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人民解放軍干部、各地黨政干部和群眾代表及出席空軍直屬機關、部隊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還有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會議的代表,共計2萬多人。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康生、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謝富治等人。
1月5日,蘇軍侵入烏蘇里江中國一側的七里沁島,用裝甲車壓死中國漁民4人,撞傷和打傷9人,制造了一起嚴重的流血事件。
1月12日晚,戚本禹從釣魚臺辦公室被叫到懷仁堂去開會,他進入懷仁堂會議室,見里面坐著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和汪東興。汪東興向戚本禹宣布,對他實行“請假檢討”。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我心里明白,他們4個人是分別代表著總理、林彪、江青和主席的。這也就是向我表明,對我的處理是經過了這4個人的同意批準的。”“在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之后,我就處在矛盾的焦點上了。因為張春橋、姚文元他們當時的主要工作在上海”,“于是我就無形中成了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自己訴求的主要渠道,整天為他們所受到的打壓鳴不平。所以我想,毛主席同意對我進行隔離審查,不可能只是出于一時一事的誤會和誤判,而是形勢所造成的。”“等到我也被隔離審查之后,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來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員會的談判中,造反派的態度是比較強硬的,現在他們也只好妥協了。這樣各地實現大聯合、實行三結合,進而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就比較順利了。”“隨后就叫人把我押回了釣魚臺,關在一個小樓里,由一個連武裝的解放軍戰士看守著。我的雙手被用手銬整天整夜的反銬著。我心里知道,這一定是汪東興使的壞,其他人是不會來管這個事的。而汪東興只要以防止我像田家英那樣自殺為由就行了。”“那年的春節過后,‘王、關、戚’3個人就都被從釣魚臺押走,關進了秦城監獄。”“對我們的政策依然還是‘不批斗、不審問、不立案’的‘三不’政策。”“汪東興還派人抄了我的家,我的許多私人物品都被抄走了。”“同時,我那在中南海秘書室工作的妻子也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后來知道,主席在我們被抓起來之后,曾吟誦了兩句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很多人都說,主席這是暗喻‘王、關、戚’。我出獄后,與關鋒談起過這件事,關鋒的看法不一樣。關鋒認為,主席引用這兩句詩亦是主席對自況的感嘆。”
《戚本禹回憶錄》中還說:“關鋒一直認為,抓‘王、關、戚’的事情主要是總理搞的。我說不是,總理還為我說過話呢。關鋒說,你這個人,不要被人家賣了,還幫人家數錢。關鋒還認為,在1970年后,全國大抓‘516分子’,許多造反派受到迫害、鎮壓??偫響摵艽筘熑?。唯這一點,我同意關鋒的看法。”
1月16日,毛澤東在江青轉來的北京大學學生關于伍豪脫黨啟事的材料上批示道:
“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
他馬上又召集了一個會議,對“啟事”問題予以澄清。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工作情況,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在《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11月6日聯合發表的經毛澤東審閱的《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50周年》一文中,把毛澤東自1957年以來關于階級斗爭、兩類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等方面的論斷,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十分精辟的,是經得起歷史驗證的,后人實有精研細察之必要。要繼承毛澤東之遺志,要搞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什么,勢必會走上“新社會主義”一類的最壞的資本主義之歧路,禍國殃民也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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