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我們這次運動打算搞3年，第1年發動，第2年

　　基本上取得勝利，第3年掃尾。”

　　話說1967年8月16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名發出《給煤炭工業戰線職工的信》，號召煤炭工業戰線的革命派，堅持抓革命促生產，正在武斗和停產的煤礦，應當立即停止武斗。

　　8月16日下午，毛澤東接見了阿爾巴尼亞兩位科學家萬捷爾·莫依修和繆非特·穆希，他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說：

　　“我們這次運動打算搞3年，第1年發動，第2年基本上取得勝利，第3年掃尾，所以不要著急。凡是爛透了的地方，就有辦法，我們有準備。凡是不痛不癢的，就難辦，只好讓它拖下去。”“卡博和巴盧庫同志是1、2月份來的。當時我要留他們待到4月份。我說過，3個月，即2、3、4月，可以看到眉目。現在的設想有些改變。經過4、5、6、7月，現在8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時間要放長一些，從去年6月算起共3年。既然是一場革命，就不會輕松。這是一場嚴重的斗爭。”

　　“有些地方還要亂一些時候，亂是好事。有些外國朋友問我，為什么你們高興亂呢？如果沒有大亂，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數。如上海市、區、縣，各部委，工廠黨委和支部書記，要打倒的、靠邊站的是少數。”

　　關于劉少奇的問題，毛澤東說：

　　“劉少奇的問題不簡單，不單是思想右傾的問題，他過去在國民黨統治區至少4次被捕。現在有人在證明，他是向敵人自首過。所以1936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獄，不是偶然的。”

　　8月17日，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議決定：成立由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組成的4人軍事小組。

　　軍事小組這4個成員都是來自第4野戰軍。包括李作鵬在內的林彪集團從此形成了。

　　吳法憲，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永豐縣，1930年參加紅軍贛東游擊隊，解放戰爭后期任第4野戰軍第39軍政委、第14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予中將軍銜。

　　邱會作，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興國縣，1929年參加紅軍，解放戰爭后期任第4野戰軍第45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1955年授予中將軍銜。

　　張秀川，1919年出生在河北深縣，1937年10月參加八路軍，解放戰爭后期任第4野戰軍第41軍123師政委，1955年授予少將軍銜。

　　李作鵬，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縣，1930年參加紅軍，解放戰爭后期任第4野戰軍第43軍軍長兼127師師長，1955年授予中將軍銜。

　　在軍事小組第一次會議上，吳法憲笑著說：

　　“關起門說話，都是咱們4野的，這回可以想說啥就說啥了。”

　　誰知這話被林彪知道了，他罵吳法憲：

　　“你找死！”

　　8月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組織和北京一些紅衛兵組織沖擊并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這天晚上，以周恩來為首的幾個人聯名廣播，勸阻包圍英代辦處的人不要沖、燒，但是那些人根本不聽。后來，英國代辦由解放軍保護起來了。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1967年8月22日，離王力‘87講話’才兩周時間，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紅衛兵一萬余人，為抗議港英當局壓制香港愛國新聞人士，聚集在北京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當時周總理在群眾強烈要求下簽發了一個‘對英國政府的48小時最后通牒’。8月22日是最后通牒到期日，可是英方沒有答復。于是，造反派沖進了英國代辦處，還放火燒辦公樓（被救）。這件嚴重的外交事件有清華‘414’這一派紅衛兵的參與。清華‘414’是清華大學蒯大富井岡山兵團分裂出來的對立面。但中央從總理到江青，當時未加區分地認為是造反派紅衛兵干的，背后又很可能是王力等人指揮的。其實，這事并不是王力叫做的。周總理把這件事看得很重。其實這件事的發生與他簽發‘最后通牒’考慮不周有很大關系。”

　　8月25日凌晨1點，周恩來單獨約見剛從上海毛澤東處回到北京的楊成武，談到了一些人沖擊、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情形，又談到了王力的“87講話”，他還說：

　　“這樣下去怎么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

　　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經毛澤東批準的《關于展開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

　　這一天上午，楊成武直飛上海，向毛澤東匯報周恩來的意見。毛澤東邊聽邊抽煙，不說話，也不提問，直到聽罷了匯報，才說：

　　“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慮考慮，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8月26日上午9時，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來到楊成武的下榻處，她說：

　　“楊總長，主席請你去。”

　　楊成武正要走，吳旭君又說：

　　“主席叫你備好返京的飛機，然后再去。”

　　于是，楊成武馬上給專機組打電話，安排了飛機的事，來到毛澤東在虹橋賓館的客廳里。

　　“王力這篇講話極壞。現在叫‘王八七’，膨脹起來了。會寫幾篇文章，膨脹起來了。”毛澤東一開口就這樣說。楊成武靜靜地聽著。毛澤東接著說：“要消腫。王的錯誤大，我的看法：此人書生氣大些，會寫幾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壞性大些。關鋒聽王力的話。王力的興趣不是什么部長、副總理。這個人愛吹。關鋒有活動，活動總要活動的。”

　　毛澤東喝了一口茶，略一沉吟，手指輕輕地敲敲放在茶幾上的白紙，說：

　　“我考慮好了，我說你記。”

　　楊成武準備好紙和筆后，毛澤東接著說：

　　“你回去告訴總理，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單獨當面向總理匯報，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

　　此時，林彪不在北京，所以，毛澤東要楊成武單獨向周恩來匯報，負責處理。

　　據王力后來回憶說：“林彪在8月下旬，向毛主席請了一個月的病假，坐著火車到處跑。他曾經對中央文革的人說：‘我只有睡在火車上，聽著火車的輪子的聲音才能睡得著覺。’實際是躲了起來。”

　　楊成武做完記錄，毛澤東將記錄看了一遍，說：

　　“就這樣，你現在回去叫總理馬上辦。”

　　“是，主席。”

　　楊成武出了客廳，返回房間，正準備返京，吳旭君又來說：

　　“楊總長，主席叫你再去一下，還有事。”

　　楊成武返回毛澤東的客廳，見他抽著煙依然坐在沙發上未動，他說：

　　“我考慮，你回去跟總理講，戚本禹是不是爭取一下？這3個人是不是分化一個？但是要總理狠狠地批，要批透。不然的話，就爭取不了，分化不了。怎么處理，由總理決定。”

　　楊成武記錄完，檢查了一遍，遞給毛澤東，說：

　　“主席，你看看，對不對？”

　　毛澤東認真看了一遍，將“狠狠地批”4個字用筆描清描重，說：

　　“對，就這樣。飛機什么時候起飛？”

　　“一個鐘頭之后。”

　　“馬上去辦吧。”

　　中午12點40分，楊成武回到北京，趕往中南海西花廳向周恩來匯報。

　　“總理，我回來了。”

　　楊成武敬禮后落座。周恩來說：

　　“哎呀，成武，我正等得急呢。國務院各部告急，特別是外交部、外貿部，就等你帶回上海的消息。”

　　“我帶回了主席的指示。”

　　楊成武將毛澤東的談話記錄交給周恩來，周恩來看了一遍，說：

　　“好！事不宜遲，馬上開會！”

　　這天晚上，周恩來在釣魚臺召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開會，他說：

　　“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策。”

　　說罷，他就嚴肅地逐字逐句宣讀了毛澤東的指示。

　　8月27日，康生在一個小型會議上打招呼說：

　　“現在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修正主義的間諜。他們有的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有的以極右的面目拆毛主席的臺。有的造謠，企圖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開，和毛主席分開。這是敵情。北京‘516’這個反革命組織，準備不久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判，你們要特別警惕，同志們要有敵情觀念。”

　　會后，吳法憲問康生說：

　　“是不是中央又要發生重大路線斗爭了？”

　　康生神秘地點點頭：

　　“也可以這么說吧。”

　　吳法憲問：

　　“是要把誰揪出來，你給我露點風，我也有個準備。”

　　康生說：

　　“你去問林副主席吧，他知道。”

　　吳法憲回去馬上給葉群打電話，葉群說：

　　“詳細情況我也不清楚，恐怕有幾個人保不住了。”

　　8月28日，寧夏青銅峽的軍隊支一派壓一派，開槍鎮壓群眾，當場打死101人，傷133人。

　　8月30日，吳法憲等人在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開會前夕，才知道是關鋒和王力出了問題了。

　　下午3點，在釣魚臺16號樓會議室里，參加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的人員陸續都來了。這是一個以生活會的名義召開的絕密會議，王力事前毫無所知，直到會議快開始的時候，他還在那里考慮寫文章的問題。陳伯達沉下臉來對他說：

　　“現在不是你考慮文章的時候了，是考慮你的問題的時候了。你想一想，你們最近在干什么？你們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別提報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簡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這是在丟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這個化身！你已經昏了頭腦！”

　　周恩來看看人員都到齊了，便主持開會。

　　“現在宣布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一個決定。”周恩來神色冷峻，他看著手中拿著的兩張紙，念道：“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毛主席又說，這3個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個？戚本禹是不是爭取一下？但是要狠狠地批，要批透。”

　　接下來，會議的主要發言人是康生。他給王力、關鋒定的罪狀是：反軍，亂軍，毀我長城；反對周恩來、反對江青、陳伯達，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他還說，王力是劉少奇、鄧小平、王稼祥鼓吹“三和一少”的黑干將。

　　當吳法憲發言說王力是“火燒英代辦的罪魁”時，周恩來插話說：

　　“火燒英代辦處沒有王力的事。”

　　謝富治在發言中嚴肅地說：

　　“王力是個投機客，背著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壞事，他把許多情報偷偷地給一些有問題的人透露，這里包含著不可告人的用心。你還有什么要狡辯的呢？”

　　周恩來對其他爭先恐后發言的人說：

　　“你們讓王力講講，聽聽他本人的意見嘛。”

　　王力搖搖頭，說：

　　“我沒有什么可說的了。”

　　最后，江青作總結說：

　　“根據大量的事實，充分證明王力是鄧小平、彭真的人，完全是黑線上的人。”

　　她當即宣布叫王力、關鋒“請假檢討”。4名衛士應聲進入會議室，控制了王力、關鋒，將他們二人押出了會議室，限制了他們的自由，實行隔離審查。

　　會議室里開始批判戚本禹。周恩來指著戚本禹說：

　　“今天沒處理你，就看你能不能改正。能改正，就繼續工作，不能改正，就嚴肅處理。”

　　這個會一直開到8月31日凌晨2時半才結束。

　　會議結束以后，有關人員就叫王力、關鋒將家搬到了釣魚臺一號樓，切斷了他們與外界的一切聯系。后來在10月16日，有關人員把王力從釣魚臺1號樓送到西山一座別墅里，交給衛戍區看管。

　　據王力回憶，江青對別人說：“1964年9月，王力跟著彭真向主席匯報工作。彭真在匯報中，說了王力一些好話，夸他是‘優秀干部’。這充分證明，王力早就是彭真的人了。我們選拔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班子的時候，已經知道王力是彭真、陸定一他們一伙的，但是考慮到他已經揭發了彭真的許多問題，總覺得中央文革小組有這樣的一些人可以了解他們的黑幕。就是考慮到這些，把他也吸收進來的。”

　　據吳法憲回憶說：“我聽江青說：‘關鋒這些人都是聽陶鑄那些人的話的，他們本來就是劉鄧的人。’根據是林杰多次在社會上散布：‘陶鑄同志不會說出違背中央指示的話的。吳傳啟同志不是三反分子，只要沒有政治偏見，看了陶鑄同志對吳傳啟的指示，都是認為吳傳啟同志是革命的同志。我覺得陶鑄同志對吳的看法是合乎實際的。’還有，江青認為林杰是趙紫陽在廣州搞假奪權的幕后策劃者，他還要搞黃永勝，他對紅衛兵說：‘廣州的黃永勝官比我大，我管不了他，你們搞軍區要慎重。’”

　　關于處理王關戚的過程，《戚本禹回憶錄》中的記載與上述有不同的地方：“楊成武從主席那里帶著主席的指示來，先去跟總理、江青匯報。然后就到我的辦公室來，跟我說，主席向他問起過我。他在主席面前還給我說了好話呢。可后來他卻說什么主席先說把王關戚一起抓起來。后來又叫他回去，說戚本禹先不抓，看看能不能爭取過來。老實說，如果主席真的講過這話，那當時楊成武是絕對不敢到我辦公室來的。楊成武到我辦公室來的時候，我的秘書當時都有記錄的。我從秦城出獄后，還寫過封信給楊成武，說你當初是怎么和我說的，怎么后來又在外面亂說。他也不給我回信。江青那時還跟我開玩笑說，你躲過了一劫了。其實主席當時對王力、關鋒也沒說要抓起來，只是說，停止工作，要他們作檢查。江青讓康生對他們的歷史進行審查。后來開了個會，總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讓王力，關鋒在會上作了檢查。然后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對他們進行隔離審查。怕警衛有誤會，我還特意問了總理，他們什么待遇。總理說，還是首長待遇。”“總理還跟我說，主席交代，對他倆，不準交給群眾批斗，也不準任何人去審問他們。對他們只是做內部審查，現在不設立專案。”“我就按總理的指示，在釣魚臺的2號樓找了兩個空的房間，讓他們住在里面，他們也向我表示，一定好好學習主席的指示，檢查自己的錯誤，態度很好。我回去就向總理、江青作了匯報。總理聽完了匯報，還交代我說，要我每天去看看他們的情況，要經常用電話向他報告情況。然后他就走了。這時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江青這么哭。當時春橋、姚文元都在場。姚文元也掉了眼淚。”“我從秦城出獄后，去看關鋒。我和關鋒講了江青在他被隔離后曾號啕大哭的事，和說他對文革有功的肯定。關鋒思考了一下說，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對他的肯定是真實的，大家畢竟在一起戰斗過這么長時間，還是有感情的。關鋒說，江青是有缺點和錯誤的，而且有的錯誤還挺大。但同時他對江青的評價卻非常髙。他說，你看所有參加革命的女同志，有幾個能和江青比？連蔡暢、鄧穎超都不能和江青比；帥孟奇在敵人的面前表現得很堅定，很勇敢，寧死不屈，但是她在路線斗爭中卻表現得不理想，還跟著劉少奇跑呢。再說國際上的，馬克思的夫人，恩格斯的夫人，還有列寧的夫人，哪一個能比得上江青？所以關鋒說，他不反江青，他以前沒有反過，現在、將來也不反。關鋒認為江青要本事大點就好了。”

　　《戚本禹回憶錄》中還說：“在王力、關鋒被審查后，原來去找他們兩個的造反派都轉過來找我了。他們所反映的情況和要求，都通過我來寫了文件或簡報送上去。所以當時陳毅說的也是有道理的：只抓王、關不抓戚，等于沒抓。但陳毅說的‘不抓戚本禹，黨心不服；軍心不服；人心不服’就有些不實事求是了，當時的黨心、人心、軍心是兩大陣營、戰線分明，不能一概而論。”

　　且說8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問題的通知》，批準在原有已經點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走資派”的基礎上，進一步公開點名批判34名“走資派”。

　　1967年9月1日下午，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謝富治、江青、楊成武、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李天佑等參加了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中學紅代會核心組、工代會等代表。

　　謝富治主持會議，他宣布說：

　　“今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現在請江青同志講話。”

　　江青環視會場一周，開始講話，她說：

　　“同志們、革命小將們：我們好久不見了，是不是？有的可能最近見過，有的可能好久不見了。這個會準備得很倉促，我們準備得也很倉促，來的也倉促，我講的不一定對，對的接受，不對的批評，可以貼大字報，可以轟。

　　我這一時期看了一些材料，對全國形勢，也看過一些材料，有些看法。”“可能有人會說，江青這個人就會說形勢大好。形勢確實很好，昨天和總理一塊兒聽了四川情況，就是形勢大好。派到四川去的干部精神面貌變了。”“由于對形勢看法不一樣，有人提出‘先進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我曾駁過這觀點，武斗就是先進嗎？我們搞大批判，革命的大聯合是落后嗎？我認為這完全是錯誤的。我認為北京應該帶頭搞好斗批改，大聯合，搞好本單位斗批改。如果不搞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哪個年頭呢？你們想過沒有？我們自己要搞好，北京有一、二個學校不是在試點嗎？韓愛晶來了沒有？”

　　韓愛晶應道：

　　“來了。”

　　江青問：

　　“身體不好？”

　　韓愛晶說沒什么。江青說：

　　“北航、師大試點了沒有？要堅持，不要怕人家說你們右傾。全北京市都應該試，要對準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批倒、批臭，從各條戰線上把他們一系列的政治綱領批深批透批臭。要在本單位搞斗批改，大批判，要把本單位搞好，批深、批臭。各單位要搞斗批改。要批得比當年蘇聯托洛茨基還臭。這任務艱巨呀！非常光榮的任務，我們不能代替你們，既不能代斗，也不能代改。這是文化大革命落在你們身上的光榮任務。還有工廠、農村，還要抓革命促生產，要好好安排。當然工農不能因斗批改而耽誤生產。由于一部分人背離了大方向，壞人就利用青年人好動的特點，想到處看看、沖沖，甚至想制造點‘先進南方，落后北方’，武斗就先進嗎？北京打個稀巴爛好不好？要堅決反對反動的無政府主義。又搞起個大串聯不好，現在串聯不好，這和去年完全不一樣，去年串連煽了革命之風，點了革命之火，有好作用，現在去了，不了解情況，去了一頭鉆進去，要犯錯誤，錯了還不知道。”“中央正在一個省一個省解決問題，你們去了解決什么問題呢？這樣做和說都是錯誤的，不認錯不行。錯誤判斷形勢，聽了一些過左的詞句，有的是煽動，結果你們斗爭鋒芒完全錯了，不是對準劉、鄧、陶，而是對準所謂‘軍內一小撮’，到處抓‘軍內一小撮’，指向革委會。你們要相信解放軍，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親手締造、領導的，世界上還有這樣的軍隊嗎？要相信軍隊，固然有少數壞人，廣大指戰員還是好的。”“把軍隊搞亂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來了怎么辦？到處去揪，還說你們不去揪，我去揪。全軍幾百萬，陳再道的確是少有的，趙永夫更少。因為要揪軍內一小撮，不管哪個軍區，說了點錯話，就要揪一小撮，這是錯誤的。到處揪軍內一小撮，這口號是錯的，打亂了我們的軍隊，這是自毀長城。”“你們不明白，即使我們軍隊老干部說了一些錯話，做了一些錯事，但一旦打起仗來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你們到處揪一小撮，搞噴氣式，這是什么人提倡的？我們是反對的，你們這么搞，什么人高興？我這不是說軍內有少數錯誤不能做檢討，我是批評這口號，到處揪某大麻子、某老譚，到處套，這是別有用心，想打亂陣營。人民解放軍是人民保衛者，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石，提出這口號到處搞，亂轟轟的，我很氣憤，我要是戰士，要是奪了我的槍，我就開槍，這樣說可能過火。現在大炮也奪了，一天打一萬多發子彈，就是左派也不對。”

　　周恩來插話說：

　　“要是到越南，能打多少敵人！真是敗家子。”

　　江青接著說：

　　“是左派也該批。另一個鋒芒是針對革委會，做了錯事就要打倒嗎？這對嗎？這難道不是別有用心嗎？我這個人就時常說錯話，包括你們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都是新生事物，有一點錯就打倒？斗爭鋒芒錯了，不是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本單位一小撮走資派，而是對準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對準我們的人民解放軍，這樣做錯了！但他們不一定是壞人，改了就好。總之，先進的北京就是搞斗批改，大聯合、三結合，制止武斗，把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個我上次講過的，不知講清了沒有？沒有準備，大家考慮對不對？

　　我現在重申幾個問題：北京有苗頭，昨天有四、五百人沖中南海。去年在紅衛兵成立時，我說過要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釣魚臺，另外還有大會堂、外國使館，不準沖。反使館可以在外面嘛，怎么鉆到里面去了？這是國際慣例。否則，那人家也可以進我們的大使館，揪我們的人。最近搞了英國代辦處，結果我們十幾個人在那邊就挨了打。黃浦港援越物資也被搶了，這不是左派，是有壞人挑動，要警惕，該不該專政？國防部不能沖，京西賓館不能沖，要開會嘛！今天我們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外面有人沖進來，你們看行不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紅旗》、新華社、電臺等不能沖。還有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要保衛。我看了材料，《光明日報》昨天被抄了，怎么能隨便抄？還搶了資料，不知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還搞這一套，這不行，《光明日報》還要堅持辦下去。”

　　謝富治說：

　　“要查誰抄的。”

　　周恩來說：

　　“衛戍區馬上去查。”

　　江青接著說：

　　“這個風要打下去，一個報社一下子就去抄，能這樣隨便？有了‘66通令’還抄？打砸搶這股歪風一定要剎住。西單商場打得那樣，不管哪一派，壞頭頭一定要抓起來。這已是刑事犯了。專政要正常進行嘛，要正常手續辦。”“還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還有賓館。有的破壞國家財產，國家榮譽也不要了，當著外國人打砸。這是壞人利用群眾的無政府主義、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挑起來的。還有什么革命呢？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這怎么行？我告訴你們，我永遠忘不了在延安的3年整風，作自我批評，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哪像你們，自我批評像擠牙膏，不許人家批評，不是冷靜考慮問題，情緒一上就干起來了。

　　現在說一下聶元梓同志。我上次開會批評了她，我批評她的缺點和錯誤，沒有說要打倒她，對她好的就支持，錯的要批評。對同志們也一樣。聶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兩大功勞，我們不會忘。她是第一張大字報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發了安子文叛黨集團。但是聶元梓背了這兩個包袱，壓得喘不過氣來，對不對？有了錯誤，你們也不給個機會。‘紅旗飄’的牛輝林上次的發言不好，也不見得高明。‘紅旗飄’里有壞人？群眾是好的。”

　　謝富治說：

　　“還有一些大字報很庸俗。”

　　江青說：

　　“牛輝林到處去搶、抄。”

　　康生問：

　　“楊勛、楊炳章在什么地方？”

　　聶元梓說：

　　“前些時候衛戍區要放，我們不同意。”

　　江青接著說：

　　“我希望聶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們來記你的功，一個共產黨員做一點好事是本分，完全應該。做錯了要改。要不斷地為人民立新功。聶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還做了許多錯事，最后被揪住了，甚至連她的組織都要垮臺。組織是好的，她的助手不好，那個助手叫什么名字？”

　　聶元梓回答：

　　“孫蓬一。”

　　江青說：

　　“出了許多壞點子。其他學校的頭頭，有什么缺點、錯誤，也要小范圍談，要與人為善，懲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聶元梓同志要丟掉包袱，丟掉錯誤，重新上陣。蒯大富也是這個問題，要丟掉包袱重新上陣。我們不愿人家打倒你們。還有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也是這樣。還有幾個人，我們記不清了。不要被一點功勞壓得喘不過氣來，要天天記住為人民立新功。我講得不對，可以火燒，可以炮轟，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滿懷熱情對同志們講話。”

　　陳伯達接著發言，他說：

　　“剛才江青同志的講話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認真討論一下，是代表小組的，代表中央說的。我們跟你們開這樣的會，說這樣的話，不是隨便講的，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的重要的戰略性的講話。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處在一個重要的關頭，黨中央發出這樣一個重要號召，大家不要輕視。你們是不是接受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如果是，就認真討論江青同志的講話。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聽話，代表中央的意見不聽，我們講了話，你們貼大標語說好得很，但你們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人，這是不允許的。這種不聽中央的話，自己干自己的，給自己造成垮臺的條件，失敗等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違背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就一定會垮臺，不要以為一時人數很多，那是表面現象，暫時多數會變少數，暫時少數是會變成多數的，是會得到勝利的。現在有一些同學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無政府主義，不擇手段為自己制造活動方便的謠言，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許的。謝富治看到一個福州來的電報，上面寫的北京來電，內容是說什么我們受中央文革委托，派3000人，先派1000人抓軍內一小撮，最后再來人，其余的隨后就來，口號是打倒‘韓再道’（指福建軍管會主任韓先楚——筆者注），這是瞎鬧。這是誰干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謬的，用這樣一個辦法撈稻草是辦不到的。一個革命者不能這樣干。福建是前線，我們正和福建的兩派談，就接到這么一個荒謬的來電，完全脫離了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假借各種名義，搞這一套，這難道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行為嗎？革命能這樣搞嗎？這是一件實實在在的事，請謝富治同志找紅代會的同志談談。江青同志說，文化革命初期，北京許多學生到外地煽風點火，做了很大成績，告訴了我們許多不大知道的情況。但你們夸大了，好像沒你們就不行，想包辦代替，到一個地方，就說我是代表紅代會的，什么響當當的左派。我從來不欣賞這個詞。過去貨郎擔響當當的，是招搖過市。有人還科學些，說是堅定的革命左派，剛幾個月怎么堅定了呢？堅定左派要在長期大風大浪中考驗。北京下去的學生，有無產階級革命派，也有小資產階級革命派，還有資產階級革命派、還有反動派。說響當當，像賣膏藥的。你們大概沒見過賣狗皮膏藥的，擺個攤子，敲鑼打鼓，說膏藥多么好。我說的過分些，多數人是勤勤懇懇的，我是說少數人，有些人上了當，人家拍馬屁就高興。你們不要把自己丑化，不要丑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的講話是內部的，不要貼大字報說‘好得很’，怎么能說好得很呢？現在許多地方受北京少數人的歪風影響，大家要注意。全國都注意北京，要搞出好樣子來。有一個人說，你北京就搞出好榜樣。當然他講這話不全面，但這句話值得我們反省，北京要做出好榜樣來。大批判、大聯合、斗批改都要在北京做出榜樣。所有外出串連的統統都要回來。因為他們在那里變成‘響當當’，出了不適當的錯誤的主意。在江西的，福建的，謝富治同志派出去幾個人？”

　　謝富治說：

　　“只派了幾十個人。”

　　陳伯達說：

　　“除中央派出去的調查組一律都回來。第一機床廠過去搞垮捍衛團是對的，是先進的，但現在打內戰從先進變落后了。儀器廠我們去了，石頭都扔下來了。學生搞兩派，工人也搞兩派，搞武斗是錯誤的，我反對。清華有個團派，有個‘414’。我和戚本禹同志本來去幫老蒯忙的，蒯慌忙裝喇叭，裝機器，‘414’穩坐釣魚臺，站在我旁邊，‘414”當了主席，還當了我的翻譯。還有那天我到北大去，是幫聶元梓的忙的，從大方向幫忙的。當時我提了3條協議：第一、全國1000多人的動態組撤回來；第二、撤銷航空版，不搞了；第三、還有他們那兒有個保衛組，就是二組，我說不要了。但我走了兩個鐘頭就去抄了，也不商量一下，不要這么匆匆忙忙嘛。這是派性高于一切，不是無產階級黨性高于一切。毛澤東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動？有少數同學，還有工人，有時是他自己的東西，也去抄，搞鬼。過去抄家還要批準，封建時代是皇帝批準，現在是想抄就抄，頭腦亂烘烘，派性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澤東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祖國利益高于一切，而是自己小團體利益高于一切。我再三說過，你們不要上當，不要上壞人的當，沒有壞人挑撥離間，你們不會上當。有黑手，有敵人，你們年輕，在這嚴肅的階級斗爭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種各樣的人，有從極‘左’方面和從極右方面打亂毛主席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同學們，工人們，要注意保護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像保護自己眼睛一樣。遇到問題，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思考。毛主席在延安給新華社題字就是‘多思’。要多思多想，不要頭腦亂烘烘的，以毛主席的章程為章程，以黨中央的章程為章程，章程就是軌道。

　　那天外事口一個會上說，十幾年來外交完全脫離了中央。怎么能這樣說呢？外交具體是聽周總理的，外交是毛主席親自領導，周總理執行的，開國以來都是這樣。陳毅有錯誤是另一回事，怎么能叫我們的外交部是賣國主義外交部？劉鄧路線是賣國的路線，破壞了、出賣了我國利益的是劉、鄧。”

　　康生插話說：

　　“三降一滅的外交路線是劉、鄧、王稼祥搞的，陳毅同志有錯誤是另一回事。我國外交路線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這些混雜起來。從對英斗爭120多年，共產黨領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英國在我國建了個代辦處，你們去燒英代辦處，也不請示周總理，我們打電話去，那時還沒有燒，幫你們，你們不聽。這里很可疑有反革命，腦子里沒有敵人，沒有敵情觀念。”

　　陳伯達說：

　　“康生同志說的完全對，這里有壞人，不聽我們的，嚴重的無政府主義，壞人插手。化工部搶檔案，中央文革打電話不聽，那里有許多國家機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干什么！去年就給你們打了招呼，你們說這樣干好得很，一次二次可以原諒，繼續犯錯誤，是不允許的。不管是左派還是保守派，都不準破壞國家財產，要有責任感，我們到西單商場里看過，我們感到痛心，落淚的，是毛主席領導的國家。不要搞武斗了，我們看夠了。”

　　謝富治插話：

　　“聽說北京還在醞釀大規模的武斗。”

　　戚本禹說：

　　“西商場武斗挑起者，康老說了，不管是哪一派的，都要抓。”

　　康生說：

　　“如果抓錯，我一塊兒坐牢。”

　　陳伯達說：

　　“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強大的，不能允許這樣干的。不要覺得你們是什么革命行動，凡是破壞生產的頭頭都要抓。今天到會的大多數是市革命委員會委員，我向你們致敬，但在座的就有個別搞武斗的。有一個人做了壞事不認帳，他說陳伯達講話70%都是錯誤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員會委員不稱職，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則撤，通過群眾討論。”

　　謝富治說：

　　“分兩大派，都是想撤自己反對派的委員會委員，我們希望他們自己撤自己那一派的。上海不分兩大派，北京的學生到上海搞兩大派，反對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上海革命委員會。”

　　陳伯達說：

　　“北京這種風到處飛，自己地方還未搞好，就到處跑。”

　　這時，康生寫了一張條子給張春橋，問張春橋，今年還歡迎北京學生嗎？張春橋說：

　　“我來回答康老提出的這個問題。在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大會上我代表6個省市發了言。在‘420’講話中充分肯定了北京學生去年對全國文化大革命的貢獻，充分感謝了北京學生。那個講話仍然不變。直到前一段，我在北京，聽說北京的同學到上海，我還是給上海的同志說要歡迎，做好接待工作。但最近有些不大值得歡迎的事情，北京的一些學生說上海革委會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張某人，姚某人要靠邊站。北京好多同學對上柴‘聯司’這個組織支持，說上海鎮壓了‘聯司’。上海群眾對‘聯司’的行動我是完全贊同的。其實上海革委會并未表示態度，群眾說我們右傾。‘聯司’這個組織性質變了，在工廠武斗一年多了，是一些走資派挑動兩派武斗，后來把所有反對市革委會的力量集結起來，反對市革委會和上海最大的革命工人組織工總司，到處打人，打死人不交兇手，解放軍去工廠調查，被打出來，革委會20人到工廠勸他們生產，被扣起來，這樣群眾就開了十萬人大會，會完了，包圍了工廠，要他們交出兇手，他們不但不交反而主動出擊，因此群眾氣急了，沖進去打了殲滅戰，打了個漂亮仗。群眾到那里是要‘聯司’交兇手，不是砸商場。但北京學生到那里說我們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無產階級專政還要不要？上海的學生也是一到武漢就反對曾思玉同志。我完全贊成北京、上海的學生回來，回本地、本單位搞大批判。中央正在一個省一個省地解決，不要打亂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軌道，江西問題不是上了軌道了嗎？再去實在是幫倒忙。我們歡迎幫忙，但不歡迎幫倒忙。上海革委會打不倒，我是擔心他們被人利用上當。我希望把自己本單位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出模范來，不要到處騙人。在上海我還敢頂頂，別的地方不敢頂。不要裝腔作勢，借以嚇人，北京應該成為全國的模范，在毛主席黨中央所在地也可能成為模范。我們上海要緊跟上你們，向你們學習。”

　　陳伯達說：

　　“我完全贊同張春橋同志的講話，上海在很多方面已經走到前面去了，北京落后了，上海張、姚為首的市革委會，中央是全力支持的，是上海革命群眾支持的。北京的學生都回來。”

　　康生說：

　　“建議北京市革委會、紅代會搞個文件，正面說明，動員在外地同學回來，報上登出來，做個根據。”

　　陳伯達最后說：

　　“大家再看看《十六條》，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北京學生應該相信各地群眾能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你們去包辦代替，去包辦代替就是違背《十六條》。”

　　謝富治看陳伯達講完了，就宣布說：

　　“請康生同志講話。”

　　康生說：

　　“講的不一定對，粗魯一些，不要生氣。江青、伯達同志提出的問題是很嚴肅的政治問題，傳達了毛主席的戰略意圖，部署大方向的問題，不要當作隨隨便便的談話。毛主席、林副主席經常講，在中國的條件下，出現某些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如武漢出了陳再道是壞事，但當毛主席的路線給群眾宣布、給解放軍宣布了，局面就變了，壞事變成了好事。但不是所有壞事都會變成好事，這里需要條件。當前，第一，有毛主席；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動搖了這個條件就很不利。第二，有毛主席親手締造、親自領導、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人民解放軍。去年12月31日中央通知上講過，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保衛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國防的最主要支柱，任何情況下不動搖，相信解放軍。一年來事實證明，在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領導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支持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解放軍做出了貢獻。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我這里有很多電報，很多國家，很多馬克思列寧主義黨，今年‘十一’要來看我們文化大革命成績，北京應成為模范。世界上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來檢驗北京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國慶快到了，他們要來，我們是有成績的，但是否可以搞得更好些？過去你們煽風點火起了好作用，情況變了，我們要堅決擁護毛主席司令部，堅決擁護解放軍，堅決執行中央文革指示，改進前進中的錯誤，甚至是嚴重的錯誤。文化大革命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還有美帝、蘇修，各國反動派包括蔣介石，還在到處鉆空子，破壞，他們不來搞破壞嗎？琉璃河水泥廠發生了武斗，可調查了一下，過去那里有國民黨支部存在，11個解放軍都打傷了。”

　　謝富治插話：

　　“革造、紅造兩派打仗，把軍管會主任打了，打死4個人，而參加談判的不是工人，是學生。炮兵師政委被打了。”

　　康生說：

　　“一個工廠都是無產階級，少數壞人搗亂，兩派工人為什么那樣刻骨仇恨？想想，應該是沒有不可調和的，但甚至打死了人，這是什么樣的道理？除了無政府主義、小團體主義，還有一小撮走資派，有少數壞人，地富反壞右，國民黨伸進黑手。無論如何要有敵情觀念，在文化大革命中敵人要垂死掙扎，美國過去用月牙形包圍圈封鎖我們，印尼反動派殺了印尼多少共產黨員，殺了我們多少華僑，把我們的使館人員打得那樣子，印尼的外交部長馬利克到蘇聯受到熱烈歡迎，緬甸同蘇美勾結反華，印度、泰國怎么樣？蔣介石也利用這個機會不但在沿海，而且往內地派特務。外地把打砸搶的‘成績’拍了照片登了報紙或印了傳單，拿到北京來展覽，實際上作了美蔣特務的好情報員，實在痛心。我們一些好青年沒有敵情觀念，國家大事不管，內部吵架，連愛國主義都不管，要警惕起來。‘516’兵團出現不是偶然的，“516”兩個目的，從‘左’的、右的兩方面來動搖毛主席司令部。同志們，你們不要上當，他們實際上是想整個推翻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到處貼標語，打倒周總理。有的人不自覺地上當，結果幫了陰謀家、反動分子或者反革命組織的忙。這是一小撮，我們應當向同志們講清楚。這樣一小撮壞頭頭要堅決鎮壓，要立即逮捕起來。專政機關和廣大革命群眾結合起來。”

　　謝富治插話：

　　“逮捕的頭頭是鋼院革造的，他們不交。”

　　康生說：

　　“鋼院延安公社作得對，師大作得對，首先要感謝他們。交到公安部，還要把問題弄清楚，還要靠大家。毛主席歷來主張專政機關同群眾相結合。另一個目的，就是要動搖我們的解放軍，要瓦解我們的解放軍，搶我們解放軍的槍，占領我們解放軍的司令部。江青同志提出來不要自焚長城。把解放軍搞垮，把槍奪了就是自毀長城。這不行，敵人來了怎么辦？外交部問題，發現有些組織要犯錯誤，說外交部‘三降一滅’的路線是講劉、鄧、王稼祥、彭真等人。對東南亞人民實行了和毛主席相反路線，毛主席要武裝奪取政權，他們實行和平過渡，因此他們是去撲滅各國人民革命。你們可以研究這些。劉、鄧、王做了很多壞事，但不等于說中國的外交路線就是‘三降一滅’。我們的外交路線是毛主席、黨中央制定的，領導外交。陳毅是有錯誤的，也可以檢查。國家的國防權、外交權不能奪，這個權是屬于中央的，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權是錯誤的。這個問題總理解決了很久，還成立了監督小組，現在發展到什么情況，群眾組織不經過中央就向國外使館發電報，一個群眾組織怎么能代替國家發報呢？這是錯誤的，是越權違法的。有一些使館不接受，報務員不發報是對的。還有擅自決定出國人員，不跟總理打招呼，有人有事不請示總理。我說外事口好好整風，檢查一下自己，不是說輕了，幾個月了，我說你們死了心吧！外交權不能奪，奪了外交權就一定犯錯誤。外交權不能奪，不是說外交不依靠群眾，不是說外事口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貢獻，不是說外交沒有問題，但最后決定權在中央，包括出國。開批判劉、鄧、王、‘三降一滅’的大會可以。冷靜想想，燒英代辦處，最高統帥毛主席說：‘至少是無知’。中央文革電話、廣播不聽，伯達同志說：到底你們聽誰的？外國通訊社可以報道了，什么將近一點鐘伯達、康生、江青來電話都不聽。出我們的丑，也出國家的丑。我肯定外事口里面有敵人。我這個話不是沒有根據的，但是我今天不宣布。我是希望同志們提高警惕。我所以要這樣講，是因為這個問題關系到大局的問題，關系到動搖我們無產階級司令部，關系到動搖我們中央的問題，關系到我們文化大革命的成敗的問題，關系到批判劉、鄧路線的最后勝利的問題。我相信一說群眾就會懂的，他們想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妄想。幾個蒼蠅碰壁，想動搖我們的解放軍，也是癡心妄想，白日做夢。青年人不要上當。今天和你們交心，希望你們成為模范，同志們千方百計把外地的同學找回來。在座的有好幾個省的同志，每晚開會提出這個問題來，春橋同志都不歡迎了嘛，自己還覺得實在了不起。中央委托6408部隊到安徽去支左，剛一到，就有一小撮頭頭把矛頭指向6408部隊，企圖挑起流血事件，向中央施加壓力。這是革命的嗎？應引起警惕。曾思玉同志剛到武漢，就有人反對。總的方面北京不是很理想的模范，但還是模范，要求你們更好嘛。剛才講這些激烈的話，希望做得更好，文化大革命初是模范，第一年點火是模范，第二年要做大批判、大聯合、三結合，制止武斗的模范。”

　　接下來，周恩來也在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

　　欲知周恩來的講話內容，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召開的“常委擴大會議”，是貫徹、落實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打算搞3年，第1年發動，第2年基本上取得勝利，第3年掃尾”的戰略部署的吹風會。江青在講話中特別點了聶元梓、蒯大富等“5大領袖”的名字，向他們提出了轉彎子的要求。正像陳伯達在講話中所強調的：“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的重要的戰略性的講話。”但是不少人還是當了耳旁風，頭腦膨脹（老子天下第一），忘乎所以，繼續打派仗，直把北京搞得烏煙瘴氣，最終還得由毛公親自出面，警告他們“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這一事例再一次驗證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說法，是很有道理的。歷史上這樣的事例太多了（不到10年又有人重蹈覆轍），害己害人，害國害民！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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