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新式武器，導彈、原子彈搞得很快，2年零8個月出氫彈，我們的發

　　展速度超過了美國、英國、蘇聯、法國，現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導彈、

　　原子彈有很大的成績，這是赫魯曉夫幫忙的結果，撤走專家逼我們走自

　　己的路，要感謝赫魯曉夫呢，應該給他發個一噸重的大勛章。”

　　話說1967年5月8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編輯部發表《“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這篇文章是經過毛澤東3次審閱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

　　毛澤東在第1稿中加上了一段話，他寫道：

　　“這種對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不是什么新東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國，有《禮運·大同篇》，有陶潛的《桃花源記》，有康有為的《大同書》。在外國，有法國和英國的空想主義者的大批著作。都是這一路貨色。”

　　爾后，他又批示道：

　　“有些意見，寫在文內，請酌定。”“改后應送中央文革小組及常委碰頭會討論通過。又及。”

　　毛澤東在第2稿上又加上了一段話，他寫道：

　　“照作者的意見，共產主義社會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點黑暗也沒有，一點矛盾也沒有，一切都好了，沒有對立物了。社會從此停止發展，不但社會的質永遠不變化，連社會的量似乎也永遠不變化了，社會的發展就此終結，永遠一個樣子。在這里，作者把馬克思主義一個基本規律拋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個人類社會，都是由對立斗爭，由矛盾而推動發展的。作者在這里宣揚了形而上學，拋棄了偉大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

　　爾后又批示道：

　　“退文革小組。在第7頁加了幾句話，請研究，是否妥當。定稿后，請印正式清樣送閱為盼！”

　　毛澤東在第3稿上的批示是：

　　“照此發表。毛澤東”

　　5月10日，毛澤東在劉伯承轉呈的一封反映濟南地區軍隊受到沖擊情況的來信上批示道：

　　“此件表現這一時期軍隊許多人的心情。遇到這種情況，應當沉著鎮靜，多做工作，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問題總是可以得到解決的。”

　　5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進一步加強軍民團結》的社論，社論中寫道：

　　“最近，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指示我們：要相信和依靠群眾，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數。毛主席還號召我們：擁軍愛民。這是我們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的指導思想，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根本保證。”

　　社論還要求堅決執行中央軍委1月28日的《八條命令》和4月6日的《十條命令》，進一步加強軍民團結。

　　5月13日，三軍部分文藝、體育界的造反派組織為隆重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發表25周年，準備在北京展覽館舉行聯合演出，這個演出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熱情歌頌毛主席，歌頌工農兵和體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但是三軍中另一派，也就是保蕭華和保劉志堅的那一派，硬是不讓演出，他們揚言說，如果要演出，就要去砸場子。

　　林彪和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都是支持聯合演出這一派的。林彪在演出前，接見了演員們，他說：

　　“我堅決支持你們的演出！”

　　這一天，要保蕭華和劉志堅的三軍內一些群眾組織和社會上不明真相的人，果真對北京展覽館會場進行了沖擊，破壞了演出，制造了流血事件。此事后來被稱為“513事件”。

　　林彪當即派葉群去看望了演員們。周恩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人也都去看望了演員們。他們都表示支持演出。

　　在林彪、周恩來、江青等人的支持下，演員們在北京展覽館繼續進行演出。

　　5月1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軍委文革小組轉發廣東省軍管會、湖南省軍區關于支左工作報告起草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要受得住工人、農民、學生、戰士、干部的批判，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錯的解釋。解釋不通，暫時擱下，將來再說。”“要堅決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壞人只是極少數，不過百分之一、二、三。這樣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5月16日，《人民日報》為慶祝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發表一周年，經毛澤東批準和修改（修改了批判《二月提綱》的部分內容），全文發表了《五一六通知》。

　　5月16日下午，毛澤東接見了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不是我創造的，是群眾創造的。大字報，紅衛兵，都是他們創造的。”“我們的一些事，完全沒辦法。我們政府、中央、公安部毫無辦法，紅衛兵、群眾一起來，就有辦法了。幾十年我們不清楚的事，紅衛兵一鬧就清楚了。”“你不借紅衛兵的力量，什么辦法也沒有，一萬年也不行。”“亂是由于階級斗爭，兩派斗爭，左派同右派斗爭。亂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天掉不下來。我曾經給別的外國朋友講過：第一，天掉不下來；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樣長，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魚照樣游；第四，女人照樣生孩子。”“我們的政府是靠群眾。沒有群眾，什么事也辦不成。”

　　就在5月16日這天晚上，在北京鋼鐵學院宿舍樓里，以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張建旗、北京外語學院的學生劉令凱、北京商學院的學生程鎮華為首的六七個來自師范大學、航空學院、鋼鐵學院、外語學院、商學院的大學生和附中的學生頭頭，對《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五一六通知》部分內容的動向進行了熱烈討論，他們分析來分析去，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認為中央又要揪什么大人物了，而且還認為周恩來是一個重要目標。

　　原來在這年5月的早些時候，南開大學的紅衛兵小將周少華（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的女兒）參加大串聯到了上海，她發現了一份國民黨反動派30年代的報紙，上面登有《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就把這份報紙帶回了北京。

　　所謂《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完全是國民黨反動派在1932年2月18日偽造的謊言，是他們企圖用以制造混亂、瓦解中國共產黨在白區革命力量的一個卑劣陰謀。實際上早在這個偽造的啟事刊登以前兩個多月，周恩來就已經于1931年12月15日到達了中央蘇區瑞金。此事出現后，臨時中央曾作了多方面的工作，澄清事實，對國民黨反動派予以反擊。1932年2月間，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名義發布的一個布告，也明確地寫道：這是一個“冒名啟事”，“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而出賣中國于帝國主義的國民黨徒的造謠誣蔑。”

　　以張建旗、劉令凱、程鎮華為首的這些學生不知道這是一個歷史上早已澄清了的問題。他們分析說，這份啟事是真實的，“伍豪”是周恩來的曾用名，因此，周恩來就是大叛徒。于是，他們就決定炮打周恩來，并成立了一個名叫“首都516紅衛兵團”的組織。

　　“首都516紅衛兵團”到處拉關系，還和《紅旗》雜志的林杰這些人勾結上了。林杰在和他們的談話中發明了3個司令部的謬論，他說：“ 一個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個是劉少奇的司令部；還有一個是周恩來的司令部。”

　　“首都516紅衛兵團”受人利用，愈走愈遠，他們先后張貼了許多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散發了很多攻擊周恩來的傳單。其中在師范大學，一些人寫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就是林杰親自授意給譚厚蘭，讓他們出面寫的。

　　“首都516紅衛兵團”張貼的大字報和散發的傳單主要內容有以下3個方面：

　　1、他們散布說：“周恩來與中央文革有很大的分歧，甚至是原則的分歧。”“周恩來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很不理解的，他對中央文革不滿，和中央文革有矛盾。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中央文革滅火器的作用，給中央文革開倒車。”

　　2、他們還散布說：“一年來的軍內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以兩條路線為綱，早已把三軍革與保的陣線分明了。為什么竟有人出自他們資產階級的本能，利用他們尚存的權力，抓住革命小將在前進道路上的缺點、錯誤，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利用軍內小將在‘513’問題上表現的幼稚，大耍手腕，兩面三刀，在全軍內部勾結一些人，扶植和操縱已垮臺的保守勢力，大搞反攻倒算，打擊革命派，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分化瓦解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全軍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回憶著‘513’以后風云突變的血的教訓，還不值得我們千思萬慮嗎？聯想到當前軍內出現的一股資本主義復辟逆流，我們應該不應該思考一下，到底是哪一個人物在黑暗角落里指揮軍內大大小小走卒，妄圖把軍內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顛倒過來？親愛的戰友，如此顛倒的歷史，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允許再顛倒下去嗎？不能！萬萬不能！扭轉了的乾坤扭轉過來，恢復其本來的面貌！”

　　3、他們又散布說：（1）、“我們認為，堅定地認為，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面派，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總根子，是六十年代的武訓。”（2）、“我們決心同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面派周恩來決一死戰。”（3）、“周恩來步彭真的后塵，炮制了一個沒有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綱》，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其保皇派提供了理論根據。”（4）、“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內最大的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倒臺了！周恩來就成為中國一切反動勢力的總代表！成為反動勢力向革命勢力一次又一次玩弄陰謀進行反撲的總指揮，他是隱蔽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資產階級司令部中的實力派。他慣于玩弄兩面手法，陽奉陰違，是中國的又一個赫魯曉夫，是埋藏在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周恩來的存在與否，關系到無產階級的勝敗，關系到未來世界究竟屬于誰，關系到無產階級的大旗能否打到底，關系到中國革命和世界的前途。”

　　5月18日，《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為紀念《五一六通知》發表一周年，聯合發表了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的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毛澤東在文章中加寫了一段話：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后還必然要進行多次。毛澤東同志近幾年經常說，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5月18日，中聯部在關于參加中緬兩黨會談代表團成員組成名單上，列有江青的名字，報告送給周恩來并呈報毛澤東。毛澤東批示道：

　　“江青以不參加為好。”

　　5月25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道：

　　“北京也在分裂為兩大派，打亂架，亂就可以亂出名堂來。”

　　5月27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轉發重慶第45軍對反對派進行工作情況的報告上，起草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凡屬兩派革命群眾組織互相對立很嚴重的，只要進行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對于有群眾的保守組織，甚至反動組織，也要進行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5月28日，毛澤東閱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5月26日編印的《要事匯報》。在這期《要事匯報》上，有一篇文章說：據云南省公安廳報告，5月22日晚，17個自稱紅衛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長王少巖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機等物和現款及存折，在取款時均被抓獲。參與者都是中學生，其中有6個是北京學生，其余11人，除2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毛澤東看罷此文，在上面批示道：

　　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

　　毛澤東 5月28日

　　5月29日，毛澤東在外交部干部唐聞生、王海容的來信中作了一個批示。

　　王海容是在北京師范學院畢業后，又到北京外語學院學了8個月的俄語，爾后被調往外交部工作。唐聞生、王海容在27日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攻擊周恩來總理的風氣，同時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及所屬各戰斗隊內部，爭論頗為激烈。”“我們決不能同意‘炮打總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這個提法，這種提法是錯誤的。”

　　毛澤東把這封信批給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他在批示中寫道：

　　“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江青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立即派人查明原委，進行干涉，取走了那份從上海找回來的舊報紙，送給周恩來。她和陳伯達及其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還都與有關人員進行談話，批評了張建旗一伙人。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宣布說：

　　“周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所謂1932年2月18日‘伍豪等啟事’純屬國民黨反動派的偽造，當年和周總理一塊工作的康生同志已作了最有力的證明。群眾不明真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確有一小撮壞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把斗爭矛頭指向周總理和中央文革，還成立了‘516’兵團的反動組織，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必須號召廣大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奮起反擊，打退從‘左’右兩個方面來動搖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逆流。”

　　5月29日夜，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并附了有關所謂“啟事”問題的原始材料。他在信中寫道：

　　“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偽造啟事。”

　　毛澤東看到周恩來的信和附上的材料后，批示道：

　　“送林彪同志閱后，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

　　此時，張建旗等少數人仍然執迷不悟，竟然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干脆連江青也一起炮轟。有人提出江青在歷史上曾經被捕過，而且寫了自首書，是叛徒。又說她在地下黨時期生活放蕩，并且把國民黨反動派報刊雜志上的花邊新聞作為證據拿了出來。還說她在黨內斗爭中是好出風頭，有野心。

　　關于江青的第一個問題，有當事人作證，歷史上也早已作了結論，自然很容易落實。關于她的第二個問題，中央文革小組向毛澤東和林彪寫了一個報告，報告上寫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

　　呈上江青同志30年代的一封公開信，請批閱。只要拋棄一切封建的偏見，都可以看到，她還是一個20歲左右的青年人時，就已經表現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鋼筋鐵骨，就顯示了共產黨人不畏流言，勇于斗爭的勇氣。和魯迅一樣，江青同志的這封公開信，是討伐封建勢力和黑暗社會的戰斗檄文。但是，國內外一小撮階級敵人，港澳臺的反共勢力卻利用此事，至今造謠、誹謗不休。為此，我們建議將此件在一定范圍內公開，證明江青同志的光明磊落和共產黨人的廣闊胸懷。

　　毛澤東看過報告后，在上面批了一句話：

　　“我就是從此認識江青的性格的。”

　　5月30日，三軍院校的群眾組織分裂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和沖擊派，蕭華被林彪宣布為壞人。“513”事件，最終導致了蕭華的徹底垮臺，總政由此癱瘓了。

　　據吳法憲后來回憶說：“早在1967年1月劉志堅被揪出來后，總政機關和北京的造反派就把矛頭對準了蕭華。蕭華組織了一批人拼命地保他自己，同時破壞對劉志堅的批判。當時中央的矛頭是集中對準楊勇和廖漢生的，蕭華就利用這個機會打一派拉一派，把造他反的組織，打成‘反革命’，說成是保守派。這次演出，中央才下決心把他給揪了出來。”

　　自此以后，三總部里成立了以黃永勝、李作鵬和吳法憲等人為首的新的領導核心。

　　林彪在接見吳法憲的時候說：

　　“跟著我們走，將來可別后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敗的準備。革命就是要有殺身成仁的思想考慮。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葉群說：上戰場想一想，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你們都是跟著我南征北戰過來的，都要有這樣的考慮。我可是不喜歡那類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的人。”

　　吳法憲說：

　　“請林副主席放心，我吳法憲是永遠忠于林總的。這一輩子我跟定了，認準了，粉身碎骨志不移。”

　　5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了《關于成立地專級、縣級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審批權限的規定。》

　　1967年6月1日，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確定省革委會委員常委33人，其中革命群眾組織代表12名，占36.4%；解放軍代表8名，占24.3%；革命領導干部13名，占39.3%。

　　6月3日，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常委會議。決議：（1）潘復生、汪家道負責全面工作；張多樹、趙去非、毛遠新、范正美、宋振業、孫寶生、韓潮負責政治委員會；張萬春、劉雪峰、王文國、關舟、于杰、陳劍飛、王逢源、燕文卿負責生產委員會；陳海山、聶世榮、于軍、唐金枝負責群眾工作委員會；郭強、游好揚、張午、張魁印、解云清負責武裝委員會；余弘達負責辦公室；陳俊生負責黨的核心領導小組辦公室；王維之負責松花江地區。（2）省革委會實行民主集中制，凡涉及全省人民的重大事情都要經過常委集體討論決定。常委實行三班輪流值班制，常委會暫定兩周一次，臨時性事情，通過常委辦公會議解決。

　　6月3日這一天，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劉少奇專案組，把他的現實問題和歷史問題結合起來審查。這個小組的總負責人是周恩來，江青是其中的重要成員。

　　據王力后來回憶說：“中央專案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對常委負責，實際上是對主席負責。”

　　6月6日，毛澤東會見錫蘭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桑穆加塔桑。參加會見的有康生和劉寧一。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參加文化革命的不一定都是無產階級，甚至混進來一些壞人。但是主要的群眾是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總而言之，過去的領導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義的，脫離群眾的。”

　　6月8日，中共中央批準，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由33名常務委員組成。

　　此前，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在6月5日向中央文革小組并中共中央、東北局呈送了《關于增加省革命委員會委員名額和常委名單的請示報告》。建議省革命委員會設常務委員33名，現已選出29名，他們是：

　　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潘復生（原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汪家道（省軍區司令員）。

　　省革命委員會常委：趙去非（原省委常委、政法部部長），關舟（原省委委員、副省長），燕文卿（原省商業廳廳長），陳俊生（原省委常委、副秘書長），解云清（原省委常委、財貿政治部主任），于杰（原省委書記處書記），陳劍飛（原省委常委、副省長），王逢源（原副省長），陳海山（原省總工會副主任），王維之（原松花江地委第一書記，現任地區革委會主任委員），余弘達（原巴彥縣委書記），于軍（女，原綏化縣半脫產副縣長，現任縣革委會副主任），唐金枝（原寧安縣半脫產副縣長），范正美（哈爾濱師范學院學生、院造反團負責人），劉雪峰（哈爾濱石油配件廠職工業余學校教員、廠造反團負責人），宋振業（東北農學院學生、院造反團負責人），聶世榮（哈爾濱鍋爐廠工人、廠造反團負責人），孫保生（哈爾濱偉建廠技術員、廠造反團負責人），王文國（齊齊哈爾北滿鋼廠工人、廠造反團負責人，市革委會委員），韓潮（原省林業廳管理員、廳造反團負責人），郭強（省軍區政治委員），游好揚（23軍軍長），張午（23軍政治委員），張萬春（省軍區副司令員），張多樹（省軍區政治部主任），張魁印（省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毛遠新（原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生）。

　　在常委人選中尚缺4名，正在從貧下中農、大慶油田工人、大專院校革命師生中物色。

　　6月9日，毛澤東、林彪接見參加亞非拉作家常設局舉行的“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的各國作家和朋友。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陪同接見。這次被接見的有來自32個國家和地區的80多位作家。

　　6月16日晚，毛澤東、林彪觀看由上海京劇院演出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李先念、江青、謝富治等人陪同觀看。

　　1967年6月17日8點20分，中國726號轟-6飛機徐克江、孫福長機組攜帶的中國第1顆氫彈在西部地區上空預定的高度爆炸，實驗獲得完全成功，東方地平線上出現了兩個太陽，一個在下，是真太陽；一個在上，是假太陽。

　　聶榮臻在試驗現場立即向毛澤東、周恩來作了報告，他說：這第1顆氫彈的爆炸威力為330萬噸TNT當量。試驗場區內外人員均安全，試驗獲得圓滿成功。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爆炸，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而中國從炸響原子彈到突破氫彈技術，只用了2年零8個月時間，并且是趕在了法國的前面。而后來的法國則是用了8年零6個月的時間。

　　中國終于打破了美、蘇等強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實現了毛澤東關于“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預言。自此，中國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了，在國際事務中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了。

　　6月18日，毛澤東在對外宣傳問題上做出批示，他寫道：

　　“有些外國人對我們《北京周報》、新華社的對外宣傳有意見。宣傳毛澤東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過去不搞，現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厲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話何必要自己來說，我們要謙虛，特別是對外，出去要謙虛一點，當然，不要失掉原則。昨天氫彈公報，我就把‘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統統勾掉了。‘萬分喜悅和激動的心情’我把‘萬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萬分，我一分也不要，統統勾掉了。”

　　6月21日，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訪問中國。

　　早在坦桑尼亞、贊比亞兩國獨立后，為了發展民族經濟，支持南部非洲地區人民反帝、反殖、爭取民族解放斗爭，迫切需要開辟一條新的運輸線——坦贊鐵路。坦贊鐵路全長1860公里，是橫跨非洲大陸的一條大動脈。坦、贊兩國開始尋求西方大國和蘇聯的幫助，均遭到拒絕。后來，美、英等國插手，一是想賺錢，二是想控制坦、贊兩國，三是想排擠中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識破西方國家的陰謀后，首先邀請中國幫助他們援建鐵路，而贊比亞卻還在猶豫著。

　　這次卡翁達來到中國，在周恩來積極主動和無私的說服下，卡翁達也極為樂意地接受了中國幫助他們援建鐵路的提議。

　　6月22日，李立三吞服50粒安眠藥自殺身亡。

　　李立三是在6月20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他又在22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絕命書。他在信中寫道：捏造他罪名的“決不是群眾的意見，而是華北局機關中少數幾個陰謀家和野心家（不是李雪峰同志）搞出來的把戲，來挑動群眾斗爭我。”

　　6月22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卡翁達就坐在毛澤東身邊，毛澤東手指間夾著香煙，滿面春風地問道：

　　“贊比亞有代表機構在這里嗎？”

　　毛澤東不經意的一句話，使得周恩來暗暗佩服，善于利用自己的優勢而占據主動地位，的確是毛澤東的過人之處。他這一問就輕而易舉地把卡翁達置于被動地位。原來，中國和贊比亞在1964年建交后，中國方面當即在盧薩卡開設了大使館，而贊比亞方面卻一直沒有在北京開設使館，甚至連個代表也沒有。卡翁達自知理虧，趕緊說：

　　“我們很快就要派代辦來。主席先生為全世界各國人民做工作，身體這么健康，我感到很吃驚。我們贊比亞最尊敬的人有3種：長者、智者和勇者。這3種您都具備。中國人是最富于智慧和勇氣的，中國的工作使整個世界變得有希望了。對于這一點，我十分欣賞。”

　　毛澤東見好就收，問起了坦贊鐵路的情況，周恩來說：

　　“坦桑尼亞已經確定由我們幫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查完了，寫出了勘察報告，送給了尼雷爾總統。”

　　卡翁達有點不好意思地解釋說：

　　“我只不過順便提到鐵路問題，和總理先生詳談了這個問題。我回去和尼雷爾總統商談后，就馬上通知你們。”

　　毛澤東不介意地把手臂高揚了一下，說：

　　“這條鐵路不過1800多公里，投資也只有一億英鎊，沒有什么了不起。”

　　毛澤東恢宏的氣度，使卡翁達很是吃驚，他厚厚的嘴唇翕動了一下，說：

　　“我們只有通過幫助其它地區的自由戰士，使他們獲得獨立，才能報答你們的幫助。”

　　毛澤東搖搖頭，說道：

　　“這不需要什么報答。先獨立的國家有義務幫助后獨立的國家。”

　　卡翁達連忙說：

　　“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所說的。我的說法可能粗糙一些，我的意思是，只有這樣才能表達我們真正欣賞你們援助的心情。”

　　毛澤東說：

　　“你們獨立才兩年，還有很多困難。我們獨立已快18年了，更應該幫助那些尚未獨立的國家。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國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們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6月22日晚，毛澤東、林彪觀看由上海京劇院演出的現代京劇《海港》。觀看演出的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聶榮臻、江青等人。

　　6月25日，《人民日報》轉載了《文匯報》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性與小資產階級搖擺性》，并在轉載的編者按中用黑體字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必須善于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

　　《文匯報》的社論中寫道：

　　“小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人，特別是在掌權以后，他們的地位有了變化，如果忽視了自己世界觀的改造，就會停頓下來，不再前進。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甚至有可能發展到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立，而被階級敵人所利用。”

　　6月27日，人民解放軍在“627空戰”中，由海軍副司令員吳瑞林親自指揮，一舉擊落美國最新的“鬼怪式”飛機1架，活捉了美機駕駛員，引起了全世界強烈的震驚。

　　就在這6月間，周世釗到北京開會，順便看望了毛澤東。

　　早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周世釗對運動不理解，曾經陳書毛澤東，訴說了紅衛兵到他家“抄家”的事情。毛澤東回信說：“不必來京，事情可以合理解決。”這一次老友相見，毛澤東問起紅衛兵“抄家”的情況，周世釗說：

　　“我一身之外無長物，抄家者一無所獲，不過搞亂了我好些書，弄得殘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

　　毛澤東說：

　　“這對你不起，由我負責賠償，你那些舊書，我這里都應該有，任你挑選拿去做賠，只不得抄我的家。”

　　他點燃了一支煙，又說：

　　“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還是要管的，當說的說，可管則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要負氣。”

　　周世釗說：

　　“我連個黨員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

　　毛澤東說：

　　“你愿入黨，我可作介紹，你是副省長嘛！即使造反，你也應管，再說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負責人，怎能袖手旁觀？”

　　周世釗沉默了一會兒，說道：

　　“今天這個局面，民主黨派還能起什么作用，連個廟都沒有了。”

　　毛澤東笑著說：

　　“廟可以重修嘛！修廟是積福的事，我出點香火錢。”

　　周世釗談到了關于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毛澤東說：

　　“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它是一種思想體系，是一種正確的思想體系。既然它是一種思想體系，又為什么把它叫做毛澤東思想呢？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來作為這種思想體系的名稱，而不用別人的名字來代替這種思想體系的名稱呢？這是因為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確定我為中央的領導。1935年以后，中國革命就再也沒有走什么彎路了。”

　　6月間，江青身體不大好。繁忙的工作使她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許多，撲克也不打了，動物也不養了，有時只到健身房里活動活動。毛澤東勸她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時間，還說：

　　“不要以為離開你地球就不轉了。”

　　江青說：

　　“你看，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

　　工作人員也都勸她工作不要太緊張，要注意勞逸結合，注意休息。她卻反復說，她是一個政治化了的人。

　　1967年7月5日，毛澤東就各地籌劃建造大型的毛澤東塑像一事，作出了批示。他在給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批示中寫道：

　　“此類事是勞民傷財，無利有害，如不制止，勢必會刮起一陣浮夸風，請在碰頭會討論一下，發一指示，加以制止。”

　　7月5日這一天，周恩來親自主持了有中央其他領導人參加的河南省3方赴京匯報團匯報會，劉建勛、紀登奎參加了匯報會。

　　紀登奎是在5月中被“十大總部”批斗后，被“豫農紅總”負責人范念民指揮“豫農紅總”和“鄭大附中紅旗”的部分紅衛兵，冒險從其被關押處搶出來護送到北京的。

　　在此次匯報會上，河南二七公社、河造總、十大總部的代表經過協商，達成了停止武斗的6項協議。

　　7月7日下午，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葉劍英、楊成武等在人民大會堂湖南廳接見了總參謀部和國防科委聯合召開的“入越作戰高炮部隊代表會議”全體代表，并合影留念。

　　接見結束后，粟裕傳達了毛澤東在接見代表們前與中央領導人的談話內容：毛澤東指示說：

　　“現在的裝備很落后。因此，我交代，一要把雷達、指揮儀、光學儀器，狠狠抓一下。我們的雷達，要減輕重量，不要那些落后不行的，要能抗干擾的。二要提高質量。三要增加高射武器的數量。”

　　毛澤東還說：

　　“新武器，導彈、原子彈搞得很快，2年零8個月出氫彈，我們的發展速度超過了美國、英國、蘇聯、法國，現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導彈、原子彈有很大的成績，這是赫魯曉夫幫忙的結果，撤走了專家，逼著我們走自己的路，要感謝赫魯曉夫呢，應該給他發個1噸重的大勛章。”

　　這天下午，毛澤東在游泳池和楊成武談話。他穿著睡衣，吸著煙，說：

　　“人類在這個地球上的處境，變化是越來越快了。我看要不了多久，再過500年到1000年，那時的人們再看我們這些人，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我們所作的這些事，一定會覺得很可笑吧？”

　　他隨手拿起簡報，瞅瞅說：

　　“四川動刀，湖南搶槍，贛州打一仗，死200人，傷者難以計數。江蘇、安徽天下大亂，全國各地差不多都有了兩派3派。”

　　他把簡報擱在茶幾上，問楊成武說：

　　“這樣亂下去，明年能收尾嗎？會不會失控？”

　　楊成武說：

　　“群眾起來了，派性大了，困難怕不少。有主席領導，工作做細，局勢一定會控制住的。”

　　毛澤東盯著楊成武，“嗯”了一聲，笑著說：

　　“好！天塌下來，有成武頂著。”

　　說罷，他起身踱出休息室，沿著游泳池漫步，嘴里念念有詞：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生命在于運動。生命在于平衡。”

　　楊成武跟著毛澤東沿游泳池踱了一圈，輕聲問道：

　　“主席，還有什么指示嗎？”

　　毛澤東正在沉思間，似乎沒有聽到楊成武的問話，兀自“唔”了一聲，說：

　　“成武吶，歷史上冤枉的人，冤枉死的人，歷朝歷代都有，都不少。不過呢，共產黨比國民黨少一點罷了。現在有一些我們處分的同志，有的是3年4年翻案，有的10年8年翻了案，有的死了也沒翻案，沒人提了。哎，共產黨也不過是比國民黨少一點罷了。

　　《左傳》闊大，《聊齋》工細。但讀《聊齋》當以讀《左傳》之法讀之。名儒講學，老僧談禪。《聊齋》文筆獨有千古，更難得議論純正，準確酌情，佳處難以盡言。

　　人有不得不為之，不得已而為之；形也，勢也，形勢所迫也。《聊齋》卷12《車夫》篇：有車夫載重登坡，方極力時，有一狼來嚙其臀。欲釋手，則貨敝身壓，忍痛推之。既上，則狼已龁片肉而去。乘其不能為力之際，竊嘗一臠，亦黠而可笑也。”

　　毛澤東將手輕輕一拂，止住了議論，自言自語地說：

　　“天下的水只有武漢好喲！”

　　毛澤東這一句話，楊成武聽明白了，他是要去南巡了，要去武漢了，要去游泳了。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重要活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同周世釗談到關于“毛澤東思想”問題時，他說：“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它是一種思想體系，是一種正確的思想體系。既然它是一種思想體系，又為什么把它叫做毛澤東思想呢？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來作為這種思想體系的名稱，而不用別人的名字來代替這種思想體系的名稱呢？這是因為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確定我為中央的領導。1935年以后，中國革命就再也沒有走什么彎路了。”把毛澤東思想稱為“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個集體，它的主體就是毛澤東，其中包括的應該是馬列等革命導師和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人民大眾，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是毛澤東在一種特殊歷史條件下所顯示出來的偉大謙虛。他在6月18日對外宣傳問題上做出的批示，就為后人理解這種謙虛作了很好的注腳。毛澤東寫道：“宣傳毛澤東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過去不搞，現在……吹得太厲害，昨天氫彈公報，我就把‘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統統勾掉了。‘萬分喜悅和激動的心情’我把‘萬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萬分，我一分也不要，統統勾掉了。”由此可見，對于毛澤東的謙虛，后人需要正確理解。可是在毛澤東身后，一些人卻歪曲毛澤東的原意，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借此突出自己，否定毛澤東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偉大貢獻，甚而至于在一些重大事件紀念活動中連毛澤東的名字都不提，這種傾向不是數典忘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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