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你們都想鬧事，那就鬧嘛！無非是文化大革命失敗，我馬上走，林

　　彪同志也走，我們重上井岡山，重新鬧革命。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

　　行，那就把文革小組改組，讓譚震林當組長，陳毅、徐向前當副組長，

　　余秋里、薄一波當組員，再不行，把王明、張國燾都請回來。力量還

　　不夠，那就請美國、蘇聯一塊來。你們把江青、陳伯達槍斃，康生充

　　軍，其他人你們愛怎么辦就怎么辦。”

　　話說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準備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3位副總理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有軍委的4位元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有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還有謝富治、蕭華、楊成武、余秋里。

　　開會前，譚震林攔著進會場的張春橋，質問他：

　　“上海為什么還在批斗陳丕顯，不讓他來北京？”

　　張春橋怔了一下，回答說：

　　“這個問題要與群眾溝通一下，很快可以解決……”

　　譚震林不等他說完，就拍了桌子，厲聲道：

　　“什么群眾？老是群眾群眾，別拿這個來搪塞我們，除了群眾，還要不要黨的領導？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要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么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他指著張春橋說：

　　“你們就會利用群眾來把老干部一個一個都打倒，老干部革命幾十年，現在被弄得妻離子散。幾個中學生，喊個老子英雄兒好漢，就變成了反動血統論，你們才反動呢！你們批什么‘反動血統論’，結果高干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干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的血統論是什么？這不是形而上學嗎？你們所謂的群眾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東西？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你們怎么不管了！搞了個‘百丑圖’，丑化我們黨，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統統打倒！”

　　他憤憤地指著張春橋的鼻子說：

　　“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們把老干部一個一個打光，把老干部都搞掉！這個文革是黨的歷史上斗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就一個出海捕魚問題，你們就斗了我4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這是她當面跟我說的。”

　　謝富治插話說：

　　“譚老板你也要實事求是呀！我在會上幾次聽江青說譚老板是擁護毛主席路線的，譚老板要保！從來沒聽她說你是反革命。”

　　譚震林一聽更火了，說：

　　“我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稀罕她來保我！”

　　譚震林越說越激動，用手指著陳毅、李先念、余秋里說：

　　“40年的革命，落得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突然間，他拎起皮包，抱起皮毛大衣，霍地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喊道：

　　“我跟毛主席跟了40年，到41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該參加革命，二不該加入共產黨，三不該跟著毛主席干革命。讓你們這些人跟著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我也要和你們斗爭到底！我就是和你們斗，我還有3000御林軍。”

　　說罷就要離席而去。周恩來用手中一本厚厚的文件拍了桌子，喝住了譚震林。譚震林嚇了一跳，撲通一聲，坐下了。這時，坐在旁邊的陳毅說：

　　“譚老板，不能走，要留在里邊跟他們斗爭！”

　　他臉色發青，哆嗦著嘴唇又說：

　　“這些家伙上臺，就是修正主義上臺。與他們斗！我看不僅這次是錯誤的，而且，延安整風也是錯誤的。延安整風時，我們這些人，有總理、我，都是挨整的。那時整我們最兇的就是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他們擁護毛主席最起勁，最吃得開，挨整的是我們，經常挨斗。結果怎么樣？今天的歷史證明，到底是誰反對毛主席？不就是當初最擁護毛主席的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這些人嗎？今后的歷史還會證明，究竟誰是反毛主席的。斯大林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結果是修正主義上臺。林彪同志1966年國慶講話也有問題，什么叫‘反對革命的路線’，這就把矛頭指向了廣大干部。”

　　李先念說：

　　“就是從《紅旗》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斗爭。”

　　周恩來說：

　　“《紅旗》13期社論沒有送給我看。”

　　李先念接著說：

　　“還有什么大串聯，老干部統統打掉了。現在可以說全國范圍內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們挨整，連他們的子女也挨整。把‘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打成反革命就是證明。‘聯動’怎么是反動組織哩，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

　　葉劍英也早就對中央文革小組不滿了。此前，他曾對林彪說：“林副主席呀，如果連你都不敢在中央文革小組面前說一句逆耳的話，我們就更不敢了。現在我們都是聽你的，看你的，只有你才是我們的真正旗幟。”如今他見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等向中央文革小組發起進攻，便指著陳伯達說：

　　“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干什么？我搞了這么多年革命，從來沒見過什么大串聯，我根本不贊成。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名稱，又是想干什么？”

　　他質問陳伯達：

　　“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徐向前拍著桌子說：

　　“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中央文革關于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條指示也不正確。”“連國民黨都沒達到的目的，他們達到了。”

　　康生一看徐向前這樣，也發火了，他說：

　　“軍隊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周恩來見會議已經無法再開了，只好宣布休會。陳毅見其他人正在退場，就小聲對葉劍英說：

　　“劍公，你真勇敢！”

　　葉劍英說：

　　“各地都有一幫右派在造反，他們哄搶檔案，查抄文件，沖擊軍事機關。”“對那些敢于向無產階級專政宣戰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決不手軟。”

　　徐向前也說：

　　“這回我們派上用場了。大奪權以來，全國到處混亂得一塌糊涂。連大軍區、小軍區都受到沖擊，軍隊不表態的確不行了。”

　　譚震林對陳毅說：

　　“陳老總，咱們可不能只是發發牢騷就算了，底下的群眾斗不贏他們，我們上頭得斗垮他們呀。不然，他們更是無法無天了。”

　　李先念說：

　　“中央文革小組不倫不類，本身就是一個奇奇怪怪的組織，再不給他們點措施，中國就徹底亂套了。”

　　陳毅說：

　　“懷仁堂這邊我和譚老板打沖鋒，軍委會議那邊有葉帥、徐帥。你們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時機。現在，沖鋒號已經吹響了，我們不上陣沖殺這還行嗎？”

　　這就是后來有些人贊賞的“二月抗爭”，時稱“二月逆流”。

　　陳再道曾在回憶中說：“那時中央的斗爭確實也夠復雜的了，各種政治代表人物都想在中央大亂的時候撈一把，都以為毛主席已經沒有了力量，都企圖取而代之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地位。也就是這個時候，葉劍英、徐向前、譚震林、陳毅等人都站出來，和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這些人發生了尖銳的沖突。”

　　《戚本禹回憶錄》則是這樣說的：“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他考慮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如何讓人民的政權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如何防止人民的公仆變成了人民的主人，不能讓一些人因為當官時間長了，就把權力看成是他自己的，變成為特權階層牟取私利的工具。然而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反對他的人那簡直是太多了。因為這畢竟牽涉到了黨政軍內許多領導干部個人和小集團的切身利益，他們當然要拼命抗爭。他們對中央文革支持群眾造反奪權，簡直是恨之入骨。而首當其沖的自然是江青、張春橋了。這就是發生在2月16日的陳毅、譚震林等人大鬧懷仁堂事件的背景。”

　　再說2月16日晚，周恩來在西花廳辦公室來回踱著步子，他雙臂抱在胸前，濃眉緊鎖，腦子里滿是在會議前發生的那驚人一幕。事情將會向何處發展？如何向毛澤東匯報？何時匯報為好？他終于決定晚上暫不去向毛澤東匯報了。

　　張春橋、姚文元、王力與周恩來相反，他們在會議結束后，立即整理出一份《2月16日懷仁堂會議》記錄，來到了江青的辦公室，向江青匯報了會議的情況。江青說：

　　“這是一場新的路線斗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錯誤路線。”

　　她立即給毛澤東辦公室打電話，說：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有要事報告，請求毛主席連夜接見。”

　　毛澤東立即接見了張春橋和姚文元，他聽著兩人的匯報，只是覺得老總老帥們還是很不理解，吸著煙，微微而笑。但當他聽到陳毅說延安整風也是錯誤的話，不再笑了，臉色頓時沉了下來，說道：

　　“難道延安整風也錯了嗎？還要請王明他們回來嗎？”

　　張春橋說：總理似乎對《紅旗》13期社論沒送他看有意見。毛澤東說：

　　“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社論要常委審查。”

　　張春橋、姚文元匯報的時間并不長，毛澤東還沒有發大脾氣，只是在懷仁堂會議記錄上批示：

　　“退陳伯達同志。”

　　就在這天晚上，那些老總老帥們還在給自己的部下鼓勁，他們高興地說：

　　“打了一個大勝仗！”

　　陳毅乘興來到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對歸國留學生代表又放了一炮，他說：

　　“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伯達、康生、江青是干凈的，承蒙你們寬大，加上我們5位副總理。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只有這11個人是干凈的？如果只有這11個人是干凈的，我陳毅不要這個干凈！把我揪出去好了！一個共產黨員，到了這個時候還不敢站出來講話，一個銅板也不值。我不是亂放炮，我是經過認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線斗爭要消除后果要很長時間。現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遺癥，10年、20年不治。”

　　徐向前也在以軍委文革小組長的身份向各地打電話，讓支左人員放手大干，他說：

　　“現在有了中央軍委八條這個尚方寶劍，左派右派由你們定，他們自封的不行。”

　　2月17日凌晨，周恩來、李先念在中南海小禮堂接見了財貿系統造反派組織的代表。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周總理當場下令逮捕了支持財政部造反派組織、支持財政部奪權的財政部副部長杜向光；發表了批評造反派對老干部不講政策、殘酷斗爭的講話，并以煤炭部長張霖之之死為例。”

　　2月17日，四川的李井泉聞風而動，出動軍用飛機散發傳單，開槍打死了紅衛兵和群眾，開始了四川全省的“二月鎮壓”。

　　2月17日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文藝團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規定中寫道：

　　“文藝團體的文化大革命必須堅決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文藝界的斗爭重點是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徹底揭發和清算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的罪行，肅清以周揚、夏衍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毒害，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

　　這一天，中共中央還頒發了《關于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進一步提出了要把文化大革命深入的開展下去的設想。

　　2月17日晚，林彪將譚震林這一天寫給他的信，轉呈給毛澤東。并在信上批道：

　　主席：

　　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糊涂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現將他的來信送上，請閱。

　　林彪

　　毛澤東往下看去，只見譚震林在信中寫的是：

　　昨天碰頭會上我是第3次反擊，第1次是前天在電話中，第2次是昨天一早寫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他們不僅不聽主席的指示，當著主席的面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兇。他們根本不做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沖口而出”，陶鑄、劉志堅、唐平鑄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斷送的。對于這些錯誤批評過嗎，只批評陶鑄，其他人都未批評，而且，批評陶鑄為時很短，根本不給人改過的機會。老干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干部，除了在軍隊的，住在中南海的，幾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搞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啟龍、江華同志就是如此。我們被丑化到無以復加了。北京百丑圖出籠后，上海、西安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護。這些無人過問，他們有興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點過錯，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絕不自殺，也不叛國，也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干。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斗下去，拼下去。

　　毛澤東看罷，提筆在信上批示道：

　　“已閱。恩來同志閱，退林彪同志。”

　　林彪滿以為毛澤東看罷這封信，一定會大罵一頓譚震林，沒想到他竟會這般輕描淡寫地批了幾個字，頓時惱羞成怒，一把將信撕碎，丟到了痰盂里。后來，秘書偷偷地將此信碎片撿起來，保存了下來。

　　2月18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造反不分先后》的社論，社論中寫道：

　　“熱烈歡迎一切革命干部起來反戈一擊，任何歧視、排斥干部起來造反的論調都是錯誤的。”

　　2月18日上午，江青帶著王力去向林彪匯報了懷仁堂會議的情況和毛澤東的指示。

　　2月18日這一天，周恩來、李先念又接見了財貿系統各部局的司局級以上全體干部，并發表了講話。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周總理這兩次接見，更有當場逮捕一個副部長，周總理這樣的處置與態度，直接的后果是財政部的造反派組織迅速垮掉，財政部的奪權及造反派組織頭頭和杜向光等人被指控與批判。這些情況都被迅速反映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看到匯報材料，對我們說：這事牽涉到周總理，你們不要亂說話，我去向主席匯報。”

　　2月19日凌晨，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葉群（代表林彪）、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譚震林、李先念、謝富治等人。毛澤東非常激動、非常氣憤，說道：

　　“我聽說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懷仁堂鬧事，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就是反對我，反對我們這個黨嘛！這半年多來，中央文革作了大量工作，伯達、江青、康生等同志都作了大量工作，你們看見了沒有？”

　　“譚震林、徐向前、陳毅向黨發難，滿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組堅決執行了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成績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如果打分的話，我看可以打97分。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訴你們：這絕對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同志，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

　　“你們要搞宮廷政變，你們就是要劉鄧上臺。我和林彪上井岡山。把北京留給你們。”

　　“他們都想鬧事，那就鬧嘛！無非是文化大革命失敗，我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們重上井岡山，重新鬧革命。他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組改組，讓他們來搞。就讓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譚震林當副組長，余秋里、薄一波當組員。再不行，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嘛！把張國燾也請回來。力量還不夠，那就請美國、蘇聯一塊來。你們把江青、陳伯達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臺，其他人你們愛怎么辦就怎么辦。這下總行了吧！這下就達到你們的目的了吧！”

　　“我不信軍隊會跟你們走。”

　　毛澤東又一次點著名說：

　　“譚震林算什么老革命，還有我呢！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答應么？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為什么要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說話呢！”

　　周恩來勸毛澤東不要生氣，并作了檢討，說自己沒有掌握好。這樣，緩和了一下空氣，毛澤東的氣也慢慢消下去了。他最后說：

　　“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對陳毅同志、譚震林同志、徐向前同志進行批評，他們3人停職檢查。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黨黨員來解決！”

　　此時，已經是19日拂曉了。毛澤東說完就退出了會場。

　　2月19日，林彪將北京衛戍區2月18日寫的兩個報告：《關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軍政訓練試點的總結報告》和《關于兩個中學軍訓試點工作總結報告》， 報送給毛澤東。他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

　　主席：

　　此兩件，是否可轉發全國，請主席審批。

　　林彪

　　2月19日晚，毛澤東看了北京衛戍區的兩個報告，在批示中寫道：

　　林彪同志：

　　1、此兩件立即轉發全國。2、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每年訓練一次，每次20天。上課以后，在軍訓的20天中，軍訓時間每天不要超過4小時，同時學校原課程相應減少4小時。3、黨、政、軍、民機關，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實行軍訓，每年20天。

　　以上請酌辦。

　　此兩件總理閱后送林彪同志。

　　毛澤東

　　此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和其它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她說：

　　“毛主席這個批示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加強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對于促進大聯合，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正軌，對加強戰備，保衛國防都有極大的好處。這次軍訓的中心內容是進行文化大革命兩條路線的教育。”

　　2月20日，戚本禹給整理了《劉少奇對抗毛澤東思想言論一百例》、《鄧小平對抗毛澤東思想一百例》、《劉少奇的“天津講話”是復辟資本主義的綱領》等材料的譚浩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你過去受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類書的毒害，在工作中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現在經過學習毛主席著作和《紅旗》雜志社論，認識錯誤，決心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來，徹底批判和清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修正主義，同其他同志一起寫了批判文章，這都是好的。我們熱烈歡迎你這種改正錯誤的決心和行動，熱烈歡迎你歸隊，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來。”

　　2月21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軍委一月二十八日八條命令的說明》（中發［67］61號）。《說明》中寫道：

　　“中共中央認為，中央軍委1967年1月28日的《八條命令》很好。這個命令，除第7條關于軍隊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條，都適用于地方。

　　中央還做以下幾點說明：

　　1、認真執行中央軍委命令中的有關規定，是保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軌的重要措施。

　　2、根據當前無產階級革命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斗爭的要求，所有在外地、外單位串聯的大中學校的師生、工廠職工、農民、文藝工作者、醫務工作者、機關工作人員和其他人員，除經中央特許的以外，都應當立即返回本地、本單位、本校，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3、軍事領導機關，今后一律不許沖擊。軍隊和地方的戰備系統、機要系統和保密系統（包括保密的工礦企業、倉庫和科研、設計單位在內），今后也不準沖擊，不準串聯。

　　4、黨中央各機關，國防工業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計委、經委、建委、科委、財政部、各級銀行、《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新華社、廣播事業局和各地廣播電臺，不許由外單位人員接管。已經進駐這些機關的外單位人員，要立即退出。

　　5、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奪權的機關、企業事業單位，都應以本機關、本單位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為主進行奪權斗爭，外單位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必要時可以協助，不得包辦代替。

　　本通知連同中央軍委的命令，要在所有基層單位普遍張貼。”

　　2月22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給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干部的信》，信中寫道：

　　“貧下中農同志們：毛主席號召你們，黨中央號召你們，希望你們認真地抓革命、促生產，動員一切力量，立即為做好春耕生產而積極工作。”

　　“黨中央相信，農村人民公社各級干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犯過錯誤的干部也應該努力在春耕生產中將功補過。只要這樣做，貧下中農應該諒解他們，支持他們工作。”

　　2月22日這一天，北京舉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成立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等領導人出席了會議。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林彪，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熱烈祝賀紅衛兵的大聯合、大團結、大會師。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也在大會上講了話。

　　2月23日，《紅旗》雜志第4期發表《必須正確地對待干部》一文。這篇文章是經過毛澤東親自修改的。文章中寫道：

　　“對當權派，不作階級分析，一概懷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思潮。”

　　“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斗爭中，干部問題是一個關鍵問題。必須按照毛主席一貫提倡的黨的干部政策，正確對待干部，成立一個真正有領導能力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才能領導文化大革命和領導生產。經過半年多以來文化大革命的考驗，證明我們的干部大多數是好的，必須清醒地看到，確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門篡奪了黨政的領導權，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同時也應看到，犯錯誤的干部，在黨和群眾的教育下，大多數是可以改正的。”

　　據吳德回憶說：“這篇社論是由王力起草的。社論的討論稿在2月中旬由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征求意見和討論的時候，陳毅曾經長時間地握住王力的手說：‘社論寫得好極了！照這樣做，大家沒有意見了！’”

　　2月23日，青海軍區副司令、西寧駐軍“聯辦”領導小組副組長趙永夫，在葉劍英支持下，調動武裝部隊占領“818”掌權的《青海日報》社，開槍打死打傷347人；爾后逮捕和鎮壓“818”造反派，拘禁青海軍區主要負責人。

　　這一天，葉劍英聽了趙永夫的電話匯報，高興地說：

　　“你們打得對，打得好！”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在這個事件中，有347名群眾被軍隊當場開槍打死，其中年齡最小的僅14歲，還是個中學生。慘案發生以后，青海省軍區馬上宣布青海省的造反組織‘818’是反革命組織。接著，該組織共有13414人遭到逮捕，5968人被抄了家；還有4279人被強制集中勞動。另據不完全統計，有17293人遭到了毒打。我們文革小組開始只是看到了此次事件的主謀、青海省軍區的副司令趙永夫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他在報告里稱，青海的造反派組織‘818’沖擊軍事部門，部隊被迫實行了還擊。但是很快，來自群眾的告狀信件就像雪片一樣飛到我們這里來了。一些從青海逃回來的北京的紅衛兵，還有在事件中被打死的北京的學生家長，都到中央文革來控訴上訪。有的控訴信還是死者的血書，一些家長們則哭訴自己的孩子去青海串聯以后就生死不明了。我覺著問題很嚴重，就去找關鋒商量。關鋒也從紅衛兵的來信中了解了這個慘案。我倆分析，這次慘案的指揮者是青海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可趙永夫怎么有那么大的膽子，敢向群眾開槍呢，他是否請示并得到過中央軍委的同意呢？關鋒說：趙永夫自己宣稱，他們向造反派開槍得到了林副主席的表揚。如果真是林總表的態，那毛主席一定會知道，因為這么大的事，林總一定要向主席報告的；但如果是葉帥表的態，那林總就不一定知道了，主席也不會知道。也許他會去給總理報告的。這事大了，我們文革小組解決不了，得請尚方寶劍。于是我們決定寫個報告給主席。報告是我起草的，關鋒補充了幾句，內容很簡單，大意是：‘青海西寧死了很多人，據了解，是解放軍向赤手空拳的學生開槍，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連鎖反應。我們想調査一下，是否可以，請主席批示’。報告原是由我和關鋒署名，我覺得僅我們兩個人力量還不夠，于是就找了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向他們通報了情況，并請他們也一起在報告上署了名。報告打印后，就交給了江青，由她轉報給主席。”

　　2月24日，張春橋、姚文元回到上海后，由張春橋在全市“進一步開展奪權斗爭誓師大會”上傳達了毛澤東對上海“一月革命風暴”的贊揚和支持的指示，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大會通過了《當前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任務》的決議草案。

　　上海臨時權力機構“上海人民公社”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正式定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消息傳到北京后，陳伯達、康生和謝富治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和吳德談話，研究和商量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問題。陳伯達明確地告訴吳德：

　　“中央文革小組和周總理的意見都是建議你擔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協助謝富治做好北京市的工作。中央相信你能在這個崗位上繼續作出成績。”

　　2月25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2月19日的指示，主持召開擴大的中央政治局生活會，開始批評譚震林、徐向前、陳毅等人大鬧懷仁堂的錯誤。

　　這次會議先后舉行了7次。周恩來在會議期間發表了4次講話，前3次是在中央召開的軍級干部會議上講的。

　　在擴大的中央政治局生活會上，沒有一個人不站出來批評譚震林、徐向前、陳毅他們3人。因此，在會議休息期間，與會者們都不敢和譚震林他們3個人說話了。在這種情況下，有的老干部幾次痛哭流涕地認了錯，有的認認真真、反反復復地作了檢查，有的發誓再也不敢堅持自己的錯誤做法了。他們一致表示，好好學習，聽從毛澤東的教導，努力跟緊文化大革命的形勢。葉劍英、李先念等人也作了檢討，開始向中央文革小組靠攏。

　　后來在3月18日會議結束時，有人提議，把擴大的中央政治局生活會的材料作為文件，發給軍級以上干部。毛澤東不同意這種做法，他是有意保護這些老干部，包括沒有受到批評的葉劍英和李先念等人。從此以后，中央政治局基本上停止了活動，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革碰頭會。

　　再說2月26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刊登了上海體育戰線革命造反司令部魯迅兵團東方紅戰斗隊的一張大字報，題目是：《我們魯迅兵團向何處去？》；同時還刊登了上海《體育戰線》評論員的文章：《為“東方紅”小將的一張大字報叫好》。

　　《紅旗》雜志還發表了《推薦兩篇好文章》的短評。短評中說：

　　“這兩篇文章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的新階段的時候，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內部帶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決的、關系到革命事業繼續前進的極其重要的問題，即邊戰斗，邊整風，向自己頭腦中的‘私’字開火的問題。”

　　此后，在一些造反派組織和紅衛兵組織內部，實行了一段時間的閉門整風。

　　吳德看了這些文章，對謝富治說：

　　“這些措施，在北京的學生組織內部不會起多大的效果。”

　　2月28日，陳伯達給毛澤東送了天津小站反對文革運動的《快報》，毛澤東批示：

　　“從上到下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現象，值得注意。”

　　1967年3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好形式》，社論中說：

　　“貴陽棉紡廠創造了大聯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照部門把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在統一的革命組織里，對革命和生產都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目前運動發展到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的決戰階段，無產階級革命派隊伍的組織形式，必須適應新的戰斗任務的要求。”

　　3月2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消息，并發表了社論，題目是：《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斗爭勝利的保證》。社論高度贊揚了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執行毛澤東革命的三結合方針，終于獲得了奪權斗爭的勝利。社論中寫道：

　　“山東的經驗充分證明：只有革命的三結合，才能及時識破階級敵人的各種陰謀詭計，實現軍民配合，粉碎他們的假奪權、反奪權的罪惡陰謀。”

　　3月3日，毛澤東在沈陽軍區的一份報告上批示道：

　　“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

　　3月7日，毛澤東看了《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整頓、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的報告后，作了一個批示，他寫道：

　　“此件可以轉發全國，參照執行。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并且參與關于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構和實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還要說服學生，實行馬克思所說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教導，在軍訓時不要排斥犯錯誤的教師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讓這些人參加，以利改造。所有這些，只要認真去做，問題并不難解決。”

　　3月8日，農林口和首都部分大專院校的造反派召開了“擊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撲大會”，把矛頭指向了在“二月逆流”中拍桌子罵娘的譚震林。他們批判了譚震林鎮壓群眾的罪行，提出了“打倒譚震林，解放農林口”的口號。

　　3月10日，毛澤東給章士釗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章士釗為排解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矛盾，在1967年3月6日給毛澤東和劉少奇分別寫了一封信。章士釗給毛澤東的信，筆者至今未見原文，所得材料只是章含之的一段回憶性文字：“父親終于送出了給毛澤東的信，他在信中說自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興旺發達，全都仰仗共產黨之英明領導。而毛、劉團結乃共產黨領導核心堅強的保證。他說假若劉少奇同志確實犯了錯誤，望毛、劉兩位領導能赤誠相待，好好談談，劉可做檢討，但切不可打倒劉少奇等等。”而章士釗給劉少奇的長信，則是這樣寫的：

　　少公主席座右：

　　緬維六四年春節元日潤公開教育會議于北京，公與釗均列席。時潤公縷述北大積弊，心長語重，響徹殿廊。未意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體系全體魚爛而亡，致有今日。回憶前塵，當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時不過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幾于無遠不屆，無高不達。漸至近日，集中力量與公為難。顧細繹潤公歷次工作會議談話意旨，類無不于公優加顧惜，有增無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責任，我亦有責任。又曰：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煞。又曰：錯了，說明白，改過來就行，我無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質，與天下人以共見。嘗論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蘇子瞻《與程正輔游香積寺》詩云：“靈苗與毒草，疑似在毫發。”釗觀近日廣眾宣布公之十大罪狀，若而無產階級路線，若而資本主義路線，疑似之間易滑而進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難東西忽而換位，黑白驟而變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曾說到有人不懂馬列主義而特裝模作樣，自封為領袖，以家長式在黨內發號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為指摘陳獨秀一流人，然讀者謂是謾罵潤公。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斯殆別有用心，應置之不論不議之列。

　　竊以共產黨起家不易，由草創以至統一全國，前后四十余年之久。兩公皆始終其事，相與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貴友誼，豈可等閑視之。以釗揣知公于潤公，微論學術，即以里與年事論，風義原是師友相兼。加以親隨有年，不斷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屬誼所當然。今外間之所齮龁（音yi he，意思為側齒咬噬——筆者注）公者，姑不論是非虛實如何，而公應執持百鳥不噪空窩之確信，取法廉頗向藺相如肉袒負荊之誠意，親詣潤公之門，長跽謝罪，舉一切讕言毀語自矢。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向后在潤公統一指揮之下共同施行無產階級路線，期于一流而無間，傾懷自誓，毫無保留。

　　須知人非圣賢，孰不有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釗敢信潤公樂于公之有此一舉，立以公之誠懇轉達群眾，于是約期開一懇親大會，兩公同時出席，相與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層累蔓延之各項糾紛均相次而得到解決，豈不大快！豈不大快！雖曰今之無產與資產兩條路線之劇爭不比于趙國之兩虎共斗，有妨國家之急，獨美帝與各國反動派正悻悻同以中國為敵，而共產黨解放世界之大任，復以各被壓迫民族興起緩慢，吾囿于以一服八之艱苦形勢，難于一鼓驟成，實不宜于國內延長動亂，阻吾進路。

　　曩朱叔元《與彭寵書》：“凡事毋為親愛者所痛而見仇者所快”，吾為此懼，深有感于斯言，竊惟潤公之用心無過犯錯誤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崗位而各有貢于國，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團結，以康而國，以崇而民生活已耳。此由表面窺測似甚難，由間道鍥入則甚易。語云：“解鈴還是系鈴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轉移形象，兩公實在握焉。惟公先圖利之，國家幸甚。　　專肅，順致政綏

　　士釗謹啟

　　毛澤東在給章士釗的回信中寫道：

　　行嚴先生：

　　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復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

　　敬問安吉！

　　毛澤東

　　毛澤東又派人把中央整理的有關劉少奇的材料，送給章士釗閱讀。送材料的人交代章士釗說：

　　“這些材料尚未公布，系黨內機密。因為行老關心劉少奇問題，主席特別指示破例送給您看。”

　　欲知毛澤東將如何處理劉少奇的問題，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959年與彭德懷等人的斗爭、文革前后與劉少奇等人的斗爭、七十年代初期與林彪等人的斗爭，至今還沒有人認真地將這3次斗爭比較過。先不說林彪的問題，僅就前兩次斗爭的情形而言，不妨設想一下：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7月23日會后與彭德懷在路上相遇，毛澤東說要與他談談，彭德懷不但罵罵咧咧，而且還拂袖而去。假設彭德懷趁此機會和毛澤東心平氣和的談談，那后果將會如何？如果沒有7月23日會議以后周小舟、周惠、李銳、田家英那些活動和言論，還會有接下來的八屆八中全會那樣的結果嗎？假設毛澤東在1967年1月13日晚與劉少奇談話時，劉少奇具有鄧小平那樣的“靈活性”，不再劍走偏鋒，另生事端，那結果將會如何呢？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也沒有那么多如果，它就是那么無情地不可逆轉地發生了！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