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中國這個國家有人吹牛皮說是什么‘愛好和平’，才不是那樣，愛斗

　　爭，動不動就打，我也是一個。好斗，出修正主義就不那么容易了。”

　　話說1967年2月3日下午，毛澤東在周恩來陪同下會見了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卡博和巴盧庫等，著重談了文化大革命問題。他說：

　　“我們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基本問題是在奪取政權以后，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中國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后再走社會主義道路。走什么道路的問題，解放初期有這個問題，現在仍然有這個問題，蘇聯搞了50多年，仍是這個問題。”

　　他問身邊的周恩來：

　　“謝胡同志是什么時候到中國來的呀？”

　　周恩來回答說：

　　“去年5月。”

　　毛澤東繼續對客人說：

　　“去年5月我就向他講這個問題，究竟是修正主義勝利還是馬列主義勝利？這是兩條路線斗爭的問題。我還說過，究竟哪一方面勝利，現在還看不出來，還不能作結論。有兩種可能，第一個可能是資產階級勝利，修正主義勝利，把我們打倒；第二個可能就是我們把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打倒。我為什么把失敗放在第一個可能上呢？我感覺這樣看問題比較有利。就是不要輕視敵人。

　　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斗爭沒有公開化。比如，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干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斗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后還要看一看，里面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1962年，63、64、65、66，5年的時間。為什么說我們有不少工作沒有做好？不是跟你們講客氣的，是跟你們講真話。就是過去我們只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比如17年來，就有和高崗、饒漱石的斗爭，他們一個集團，我們把它整下去了，這是1953年冬到1954年春。然后是1959年，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這個集團整下去了。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這場斗爭也準備了一個時期，前年11月，對一個歷史學家吳晗發表一篇批判文章，這篇文章在北京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了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

　　卡博問：

　　“受毛澤東同志指示寫的？”

　　毛澤東說：

　　“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搞了交給我看。先告訴我要批評。他們在北京組織不了，到上海去組織，我都不知道。文章寫好了交給我看，說這篇文章只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文章發表以后，各省都轉載，北京不轉載。我那個時候在上海，后頭我說印小冊子。各省都答應發行，就是北京的發行機關不答應，彭真通知出版社，不準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市委。現在不是改組了嗎？改組了的市委還不行，現在還要改組。當公開發表北京市委改組決定時，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戍師。現在北京有3個陸軍師，1個機械化師，一共有4個師。所以，你們才能到處走，我們也才能到處走。原先那兩個師是好的，但是，分散得一塌糊涂，到處保衛。

　　現在的紅衛兵當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們白天不活動晚上活動，戴眼鏡，戴口罩，手里拿著棍子、刀，到處搗亂，殺了一些好人，殺死了幾個人，殺傷了好幾百。多數都是一些高級干部的子弟，比如像賀龍、陸定一、羅瑞卿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把羅瑞卿的問題處理了，那是前年12月；把北京市委這些人處理了，是去年5月。發動大字報運動，是去年6月1號。發動紅衛兵，是去年8月。你們有人不是見了北京大學聶元梓嗎？誰人去見的呀？”

　　卡博回答說：

　　“什圖拉同志。”

　　毛澤東說：

　　“她在去年5月25號寫了一張大字報，那個時候我在杭州，到6月1號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我說要廣播。這一下大字報就滿天飛了！”

　　巴盧庫插話說：

　　“大字報就發出信號。”

　　毛澤東說：

　　“也不是我寫的，是聶元梓他們7個人寫的。紅衛兵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兩處搞起來的，他們有一篇材料給我看到了。到了8月1號，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兩個學校的紅衛兵，后來就大搞起來了。8月18號我接見了紅衛兵幾十萬人。8月上旬到8月中旬開了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個時候我寫了一張200個中國字的大字報，說，從中央到地方某些負責人，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學生，反對無產階級，搞白色恐怖。這才揭露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現在，兩方面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2、3、4這3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于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還要長。才別相信我們這個黨里都是好人。好幾年以前我就說要洗刷幾百萬，那不是講空話嗎？你有什么辦法？毫無辦法。只有發動群眾才有辦法，沒有群眾我們毫無辦法。他不聽。一個《人民日報》，就不聽我的。《人民日報》是奪了兩次權的，第一次是去年6月1號；第二次是最近1月份。過去我公開聲明，我說，《人民日報》我不看。當著《人民日報》總編輯也說，我不看你的報紙。講了好幾次，他就是不聽。我這一套在中國是不靈的，所有大中學校都不能進去。因為控制在劉少奇、鄧小平、陸定一的宣傳部、周揚的文化部這些人手里，還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這些人的手里，毫無辦法。

　　我們黨內暴露出許多人，大概可以分這么幾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階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資本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他是贊成的；打倒官僚資本主義，他也贊成；打倒民族資本主義他就不贊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贊成的，分到農民手里，要組織合作社他就不贊成了。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謂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進黨的一批人，80%是1949年以后進黨的。其中有一部分人當了干部，支部書記、黨委書記，甚至更高的縣委書記，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們收容下來的國民黨的這些人，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去，然后叛變了，在報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什么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

　　第四部分人就是資產階級、地主、富農的子弟，解放以后他們進了學校，甚至進了大學，掌了一部分權。這些人也不是都壞，有許多是站在我們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這么幾部分人。總之，在中國人數并不多，百分之幾。他們的階級基礎只有百分之幾，比如地主、富農、資本家、國民黨等等，頂多有5%。那么，七億人口里面也不過是三千五百萬人。他們也分散，分到各個鄉村、各個城市、各個街道。如果三千五百萬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軍了。”

　　巴盧庫插話說：

　　“即便合在一起，也是一個沒有思想的軍隊。”

　　毛澤東說：

　　“他們是滅亡的階級，他們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萬人里頂多有幾十萬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農村、各學校、各機關。所以，大字報一出來，群眾運動一出來，紅衛兵一出來，他們嚇得要死。

　　另外，還有一些什么東西也搞得很亂，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么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么辦法！他們到處這么搞。有人建議保留一個Teacher，我是個小學教員嘛，就是一個普通教員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談不上，我沒有進過大學，你們都進過大學吧？”

　　卡博回答說：

　　“一個都沒有。”

　　毛澤東說：

　　“馬克思是大學生，列寧是大學生，斯大林讀了中學，我也是只讀了中學。大學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懷疑的，特別是讀文科、社會科學的。這些人如果不進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險，將來就可能變成修正主義。搞文學的不能寫小說，不能寫詩；學哲學的不能寫哲學文章，也不能解釋社會現象。還有學政治的、學法律的，都是一些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沒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書。還有學經濟的，修正主義分子可多了。但是，現在看來有些希望，斗得很厲害。

　　群眾都發動起來了，什么壞東西都可以扔掉。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是樂觀的。比去年我和謝胡同志談話時，比較樂觀些了。”

　　卡博說：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取得了巨大勝利。”

　　毛澤東說：

　　“取得了相當的勝利，巨大的現在還沒有。在明年這個時候也許可以講。但是，我們還不能斷定。也許我們這批人要被打敗，我時刻準備著，打敗就打敗，總有人起來繼續戰斗。中國這個國家有人吹牛皮說是什么‘愛好和平’，才不是那樣，愛斗爭，動不動就打，我也是一個。好斗，出修正主義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博插話說：

　　“不搞斗爭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實現呢？”

　　毛澤東說：

　　“就是么！我們的國家就是軍隊打出來的。不過紅衛兵也在不斷地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極少數，站在我們這邊，受壓迫，他們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變化，少數派變成多數派。你們到過清華大學嗎？”

　　卡博回答說：

　　“去過。”

　　毛澤東說：

　　“‘井岡山’，過去是少數派，是受打擊的；北大的聶元梓也是少數派，受打擊的。現在變成多數派。過去受壓迫，他們少數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變成多數派，去年12月，今年1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變成反革命的。當然，聶元梓、蒯大富這兩個人，我們是在那里做工作，說服他們。但是，這種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們還要看。不過，鬧起來總會有好人在里頭。

　　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呢？他那個理論就是不行。不過，整個潮流看來，斗來斗去，那些錯誤的人總是最后站不住腳。你們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標語，打倒林彪同志的標語。什么打倒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等等的標語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陳毅、葉劍英、聶榮臻、蕭華的標語就更多一些。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打倒蕭華是北京軍區司令員挑起來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蕭華，過了一兩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國第二大軍區呀！一個軍區司令，一個政委還有個副政委張南生幾個都倒了。但是，有一條真理永遠是真理，天不會掉下來的，絕大多數人民，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黨員、團員是好的，我們要堅決相信這條真理。”

　　巴盧庫說：

　　“他們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澤東說：

　　“雖然有些人有錯誤、缺點，我也不包庇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王樹聲一點缺點，但是他們基本上是好人。”

　　巴盧庫說：

　　“工作上可以犯錯誤，可以改呀。”

　　毛澤東說：

　　“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錯誤嘛。只有人家犯錯誤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錯誤。政治、軍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錯誤。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體的錯誤，現在沒有時間，你們如果多呆幾天可以跟你們講，我不隱瞞自己的錯誤。有些人吹，說我一點錯誤也沒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興。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個啥人，自己還不知道？有一點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國天黑了，地也黑了，你們也不要怕，要相信一點，全黑也不會的。秦始皇統治16年就倒了，有兩個人首先起義，一個叫陳勝，一個叫吳廣，他們都是那個時候的農奴。現在中國貼大字報的紅衛兵，在去年夏季被打擊，被打成‘反革命’的這些人，就是陳勝、吳廣。

　　我們都是斯巴達克，在社會上是沒有地位的，被人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壓迫，組織共產黨。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后還必須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絕不可喪失警惕。”

　　2月4日，《人民日報》轉載了《紅旗》雜志評論員的文章《論無產階級的革命紀律和革命權威》，提出了必須打倒資產階級派性問題。

　　2月4日，在譚震林的支持下，“農大紅旗”砸了被稱為反動組織的“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和“農大東方紅”廣播站，開始抓“政治扒手”和“黑手”。譚震林說：

　　“他們搞我們的白色恐怖，我們就搞他們的紅色恐怖。”

　　于是，他下令解散了“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和“農大東方紅”，把那些頭頭們打成了“反革命”。

　　這時，陳正人也貼出了《我的立場》的大字報，反擊“農大東方紅”和“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等組織。

　　農業部副部長朱榮，經過部黨組研究，在大會上控訴了“農科院紅旗”等組織對他“實行的法西斯暴行”。部領導江一真提出“必須加強領導，實行革命的三結合，來打退反革命勢力的進攻！”

　　戚本禹針對農口出現的問題，在接見農口的群眾組織時說：

　　“我還是要保一下農大東方紅，他們很有戰斗力。”

　　消息傳出，農口再次掀起軒然大波。

　　2月5日清晨，戚本禹來到北京國棉一廠，他在群眾辯論會上說：

　　“不準武斗，不準無命令抓人，不準擅自離開生產崗位。要警惕地富反壞右和暗藏敵人的破壞活動。”

　　2月5日，上海市已經奪得政權的工總司等造反派在張春橋的支持下，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大會。大會發表的《宣言》中稱：“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構，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地平線上，……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

　　江青和陳伯達找北京市委的吳德等人談話，江青說：

　　“上海市的工人階級奪了走資派的黨政財文大權，毛主席給了高度評價，張春橋受毛主席對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書’的影響，將新成立的權力機構定名為上海人民公社。這個提法不一定好，將來可以改。但是意義是具有普遍性的，你也要考慮和李雪峰劃清界限，站出來革命呀！”

　　陳伯達說：

　　“吳德同志在新市委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新市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能讓吳德同志負主要責任，責任是應該由李雪峰來負的。”

　　2月5日，謝富治接見首都紅衛兵3個司令部的工作人員，表示支持成立“首都紅代會”。他還說：

　　“提出目前的學生組織互相吞并是不對的，應該聯合起來。大聯合是大趨勢，勢在必行。”

　　于是，3個司令部的人員多次開會，討論了大聯合的問題。

　　這天下午，陳伯達第3次到師大附中參加會議，他接見了學生代表，他說：

　　“中學的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很嚴重，很令人不安。有的學校，一個人就是一派，一個人就是一組。大學生中也有這樣的現象。這次文化大革命也要革腦子里的個人主義的命，不然也要成為修正主義。你們現在喜歡談什么紅5類，這個詞沒有階級分析。毛主席從來是講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你們不要上‘聯動’的當。‘聯動’組織是反動組織，他們的錯誤是搞了一個新的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機構，專門搞打砸搶。你們一定要和他們劃清界限。”

　　2月5日晚，毛澤東就其它單位人員進入《工人日報》社進行辯論一事，作了批示：

　　“工人日報的問題，外單位不要在那里辯論。那里的事由報社內部革命同志自己來解決。”

　　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作出決定，規定：

　　“中央各部委、各報社、廣播電臺、軍委、計委、建委，外單位不得接管。”

　　2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嚴厲地批評了江青和陳伯達，他說：

　　“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毫無軍事經驗，老干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得起來？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沒有幾個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錯誤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陶鑄是犯了錯誤，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脫離，下沒有同干部群眾商量。”

　　2月7日，蒯大富就陳伯達的批評承認了錯誤，并做了幾次檢查。

　　原來， 清華大學《井岡山報》連續發表了7篇《論無產階級大聯合、大奪權》的評論，評論中提出了“反托派”的口號。陳伯達在接見他們的時候，對他們提出的“反托派”的口號提出了批評，他說：

　　“你們知道托派是什么嗎？托派是很厲害的反革命匪幫。這是一個很厲害的口號，我勸你們不要隨便地提出這個口號。”

　　2月8日，戚本禹在清華附中與中學造反派代表座談時說：

　　“你們紅衛兵要準備經受嚴重的考驗，保持造反派的氣節，徹底革命。”

　　十分關注文革動向的北京市負責人吳德仔細地推敲了戚本禹的這個講話。此前，吳德曾經對他的秘書說過：“凡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和紅衛兵小報上刊登的有關他們的內容，統統給我找來，我要認真地學習。”

　　這天，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批準的“八條命令”精神，作出了兩條規定：

　　1、海軍和空軍的飛行航校和軍以下單位，一律不搞“四大”，進行正面教育。2、海軍艦隊，領導機關和軍區領導機關暫不開展“四大”。吳德聽到了這個消息，脫口說道：

　　“這個決定是經過林彪同志批準的。我要是能到了軍隊，那可就謝天謝地了。”

　　2月8日，山西省16個革命造反派組織向全國發出了一個節約鬧革命的緊急倡議書，倡議書中說：

　　“至今在一些革命組織和個人中還存在著講排場擺闊氣、揮霍浪費國家財產的現象。為了徹底清除反革命經濟主義的余毒，徹底擊垮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永保紅色江山不變色，要堅決抵制一切不符合節約鬧革命的做法。”

　　這個倡議立刻受到了鐵道工人內部的好評。

　　2月9日，北京市新華書店出售橫排本《毛澤東選集》20套，吳德在售書儀式上講了話，他說：

　　“這是全國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們一定要把這件具有重大意義的工作搞好。”

　　會議結束后，吳德和謝富治一起出席了北京市部分群眾組織的代表會議，謝富治在講話中說：

　　“北京市大聯合的道路是工人搞工人的，農民搞農民的，學生搞學生的，不準搞跨行業的聯合，也不要成立跨行業的群眾組織。毛主席強調奪權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否則中央一概不承認。”

　　吳德聽到這些，已經預感到北京市成立三結合的領導機構是以謝富治為核心的。他回到家里，從秘書送來的材料中，又研究了戚本禹在這一天的一次講話，戚本禹說的是：

　　“劉鄧陶的影響根深蒂固，劉鄧至今沒有認罪，我們始終不要忘記，不要放棄同劉鄧陶的斗爭。”

　　2月9日晚，毛澤東在對《關于軍隊在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斗爭中不準任意開槍的規定》稿件修改中，加上了兩條：

　　“5、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組織，大多數群眾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爭取的，壞人只是少數個別分子。6、要沉著應戰，即使有幾萬人向我軍示威、包圍、沖擊、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緊。若不沉著，怕字當頭，就是大錯。”

　　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黑龍江紅色造反者奪權斗爭的基本經驗》一文，同時發表了《人民日報》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斗爭的一個好范例》。這兩篇文章中都強調了一個基本的經驗是：“革命造反派必須團結省委內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線的主要負責人和人民解放軍的主要負責人，三位一體，聯合奪權。”

　　吳德認真學習了這篇文章。此時，周恩來已經給他打了招呼，周恩來說：

　　“你要有思想準備，和廣大紅衛兵及革命造反派一起，組織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

　　吳德心中有數了，他感覺到，自己不會因為李雪峰的錯誤而倒下去，這大半原因在于自己始終擔任的是副職，畢竟要比正職領導干部要超脫一些，不在斗爭的第一線，所以不會先中彈。

　　2月10日下午，毛澤東召集了一個有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李富春、江青、葉劍英、王力參加的會議。他原來沒有看到中宣部整理的陳伯達1月4日接見“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代表的講話記錄，現在看到以后，非常不滿，當眾批評江青、陳伯達。他對陳伯達說：

　　“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么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

　　他又對江青說：

　　“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干的。我查了記錄，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說話。陳伯達講了話，江青插了話。”

　　毛澤東轉向大家說：

　　“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

　　他最后囑咐眾人：

　　“陳伯達、江青的問題，只準在這個地方說，在文革小組批評，在別的地方一概不準講。”

　　會議結束后，葉劍英不顧毛澤東的提醒，馬上向幾個老帥捅了出去。李富春也同副總理們講了這一番話。頓時在一些老帥、一些副總理心中燃起了一把大火。

　　2月11日，譚震林領著周恩來接見了“農紅總”組織所屬的5個奪權組織的代表。事后，譚震林說：

　　“這就意味著我們的奪權得到了黨中央的肯定。”

　　2月11日，中央文革小組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要掀起一個反修高潮，這個高潮要壓倒一切工作。”

　　首都革命造反派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萬人大會，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反修戰士，并抗議蘇聯當局對他們采取的法西斯暴行。這是連日來近200萬群眾在蘇聯大使館門前游行抗議的最高潮。

　　2月12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關于黨員黨籍問題的處理通知》。通知中寫道：

　　“群眾組織無權對黨員實行黨紀處分，黨員的黨籍問題要等到運動后期集中處理。”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公布了《關于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知》（所謂的“國際紅衛兵”就屬于這類組織，它曾于1967年1月在井岡山召開成立大會，每個省組成一個縱隊——筆者注），通知中寫道：

　　“這些組織都不是在自下而上的全國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聯合的基礎上產生的，而是少數人臨時湊合成的，有的帶有行會色彩，還有的是少數地富反壞右分子搞的，所以要堅決取締。”

　　2月12日下午，毛澤東召見了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戚本禹。他在談話中首先批評了中央文革小組，他說：

　　“小組成立以來，沒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開會。去年6月以來，代替了書記處，也是獨立王國。罵別人獨立王國，自己獨斷專行，否認政治局常委存在。”

　　毛澤東又說：

　　“文化大革命，鬧一二年，總要停頓。現在有打倒一切的風氣。干部統統打倒，怎么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無政府主義。”“把工人、學生提上來，掌握了權，沒有經驗，幾個月就變了，很不穩定。”

　　關于奪權后的新政權名稱，毛澤東說：

　　“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但考慮到國家體制改變的問題很復雜，國家體制的改變，又牽扯到外國是否承認的問題。”“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國務院叫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否叫中華人民公社主任或者社長？”“如果叫公社，黨怎么辦呢？黨放在那里？”“上海公社如果一發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黨政軍還要不要？一切都管？因此，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一些。”

　　毛澤東又說：

　　“奪權一定要搞三結合，福建的問題不大，貴州、內蒙的問題也不大，亂就亂一些。現在山西省奪權的機構里53%是革命群眾，27%是部隊，20%是機關干部。你們上海應該向他們學習。一月革命勝利了，2、3、4月更關鍵，更重要。你們要往下傳達：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是反動的。陶鑄鼓吹這個口號，完全是別有用心的，文元要寫文章批判他。”

　　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還說：劉少奇看來九大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

　　吳德得到毛澤東和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戚本禹談話的消息后，馬上和北京市的一些干部說：

　　“毛主席的話是針對上海的局勢講的，我們北京到底怎么辦？還要聽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如果奪權，是奪李雪峰的權還是奪我的權？我還沒有吃透這個精神。”

　　這天下午，吳德陪同陳伯達、江青、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50多位中學革命師生的代表，桌子上擺滿了“聯動”組織破壞的東西。江青指著那些東西，氣憤地說：

　　“你們看看，這叫革命嗎？可以辦一個展覽，讓他們看看。”

　　就在2月12日這一天，吳德看到了首都政法兵團貼出的揭發、批判謝富治的大字報和各種傳單，他立刻批示說：

　　“這是在全國奪權斗爭中的一股反革命逆流，敵人把斗爭的矛頭指向了公安部隊的司令員，完全是有預謀的，建議查清。”

　　2月14日凌晨，北京衛戍區逮捕了原化工部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梁膺庸，他的罪名是“叛徒”和“特務”。

　　2月14日，李富春在中央會議上說：

　　“胡耀邦必須徹底批判，17年來，他實際上是反對毛主席的。”

　　2月14日這一天，中央文革小組根據毛澤東10日下午的指示，開會批評了陳伯達。江青沒有參加會議。

　　這件事，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李先念很快就知道了。他們對毛澤東10日下午嚴厲批評陳伯達和江青、12 日下午批評中央文革小組這兩件事，感到極大的興奮。

　　2月14日晚，毛澤東在《對王明昆關于“西安地區革命造反委員會”等情況匯報的批語》中寫道：

　　“排斥交通大學一派，支持極左派的主張，值得研究。應當繼續做調查研究工作，不必急于公開表態。破壞工廠，極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是不主張破壞工廠。”

　　毛澤東還在這份材料里提到的“李世英同學”后面，深情地加上了一個批注，他寫道：

　　“交通大學學生領袖，曾經被打成反革命，并幾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

　　李世英是西安交通大學工程系學生，1966年6月5日，年僅21歲的班團支部書記、預備黨員李世英帶領全班同學寫了工作組的大字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管制起來。此后在7、8、9三天，他身上被刷上漿糊，貼滿標語，頭戴高帽子，架著“噴氣式”在學校游斗。9日中午，李世英服安眠藥自殺，幸被同學發現救活。而在這一天，與李世英相同遭遇的交大學生會勞動生活部長王永婷同學卻跳樓自殺身亡。

　　《西安交通大學校史》記載：“據校文革總會后來統計，工作組接管的50多天里，全校有1000余人被批斗。在66名處級干部中，有63人靠邊站，29人被打成‘黑幫干將’、‘黑幫骨干’、‘黑幫分子’，占處級以上干部總數的44%。全校912名學生干部中，有680人被‘查上當、放包袱’，占學生干部總數的75%。”

　　2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發動政治攻勢，瓦解反動組織——黑龍江省軍區部隊鎮壓反革命的幾點經驗》的文章。

　　2月16日，周恩來在接見內蒙古軍區和內蒙古三司的代表時說：

　　“不要把矛頭對準解放軍。沒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揮的人民解放軍，能有今天嗎？帝修反只是罵罵而已，不敢動手，就是因為有了解放軍。”

　　這天下午，周恩來在接見財貿戰線的造反派時說：

　　“中央信得過李先念同志，他在最困難的時候，協助我把財政上的外債還完了，把內債也還剩下很少一點了。1967年、1968年就還完了。財政系統有陳云的思想，但并沒有占統治地位，只有一兩個月就被我們反對了，毛主席路線就又勝利了。”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1967年初財貿口也提出要打倒李先念。總理跟我說，李先念不能打倒。主席明確說了，要保李先念。1月15日，我接見中央財經學院的造反派頭頭，告訴了他們，李先念是毛主席要團結的人，不能打倒。總理說，告訴紅衛兵可以批判陳云，陳云這個人一貫右傾。在困難時期鼓吹‘包產到戶’，他是最積極的。他其實就是鄧子恢的后臺。他就是個小農，‘包產到戶’實際上就是他提出的，比劉少奇還早呢。1967年初，國務院財貿口的吳波、姚依林等人都首先寫了批判陳云的大字報和材料。陳云的秘書周太和還有一些副部長，把當時的工作筆記都拿出來交給了財貿口的造反派，去整理陳云的材料，組織批判。所以說，文革運動中，黨內最早提出批判陳云的是總理，從決策到具體布置的都是總理。”

　　欲知文化大革命運動如何向前發展，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67年2月3日同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卡博和巴盧庫等人的談話記錄，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文獻。他在談話中說：“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呢？他那個理論就是不行。”實際上，在文革中表現出來的無原則的派性，也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產物。鬧派性，打派仗，嚴重地干擾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實現《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來的兩個“徹底決裂”的偉大實踐活動，這就不可避免地要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斗私批修”運動了。因此，毛澤東又說：“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后還必須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絕不可喪失警惕。”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了他的預言是完全正確的。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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