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為人民服務，我們黨過去也講了許多。但我有懷疑，有的人到

　　底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

　　話說在1967年1月間，毛澤東接到了曾志的一封信，曾志在信中寫道：

　　“我怎么辦呀？我是請假來治病的，組織關系，工資和供給關系都在廣東，現在陶鑄倒了，我若回廣州，像我這樣的身體，體重才67斤，能經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審查批斗嗎？但我在這里，什么關系也沒有，中南海的造反組織要趕我走又怎么辦呢？”

　　毛澤東馬上提筆在信中作了批示，他寫道：

　　曾志同志：

　　你是來養病的，就住在北京，幫助陶鑄同志做檢查。你的黨組織關系，去找東興同志（中直黨委書記）辦理。

　　毛澤東

　　1月17日，毛澤東會見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等人。參加會見的有康生、劉寧一。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我們黨內有黨，這點你們過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團和氣，實際上是斗得很厲害。有一部分你們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的斗爭。關于社會主義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針和政策，同劉少奇同志的這個斗爭是從1964年夏天開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條就是這場斗爭的結果。”

　　“王明到現在還不承認錯誤。他在莫斯科寫文章反對我們。他現在還是中央委員。下次代表大會，他恐怕選不上了。劉少奇、鄧小平是不是能選上，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黨內總有左、中、右，那么干凈就不太好。但很危險，可能紅衛兵不同意。”

　　“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我們毫無辦法。講了多少年了。雖然我的名聲很大，但他們還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沒有人聽我的話，《人民日報》就不聽我的話。”“廣播電臺和保守派很厲害，所以需要奪權。”“為人民服務，我們黨過去也講了許多。但我有懷疑，有的人到底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

　　“上海工人已經起來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歡迎解放軍去接管。現在他們自己起來接管，他們接管了工廠、機關、學校。”“列寧說過：沒有干部，為什么不在革命當中訓練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1月19日，毛澤東召開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把各省市軍區、各大軍區、各軍兵種一把手召集到北京參加學習班，提高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

　　毛澤東身穿綠軍裝來到京西賓館，一邊往里走，一邊和站在前邊的各地領導者握手問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別顯眼，就走過去，和他握手，他說：

　　“聽說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樣，能打倒嗎？”

　　王恩茂一時不知該怎么回答，唐突地回答了一句：

　　“這就看毛主席您的態度了。”

　　毛澤東邊走邊笑著說：

　　“我看打不倒。”

　　他回頭又叮嚀了一句：

　　“王恩茂打不倒。”

　　毛澤東想起在北京的街頭上出現了“打倒朱德！炮轟朱德！”的標語。他明確表示說：

　　“要保護朱德！”

　　1月21日下午，海軍中將陶勇在上海投井自殺身亡。

　　據李作鵬后來回憶說：“1967年1月21日下午2點30分，陶勇被人發現死在海軍招待所后院花園里的井里。我得到這個消息，馬上派人調查，最后認定是自殺。我們馬上以海軍黨委的名義做出了他是‘畏罪自殺’的結論，同時上報中央和軍委。這個問題，我和蕭勁光也是一起研究過的，他也是這樣的意見，他說：‘可能是自殺，沒有更為可信的其它證據。’以后這個問題弄得非常復雜，他家里的人斷言是他殺。但是折騰十幾年，把我們抓了以后有關方面繼續調查，也沒有找到他殺的根據嘛。”

　　1月21日，毛澤東首先發現了山西省軍區政委張日清率先表態支持革命造反派奪權的典型。

　　原來在1月14日，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等25個群眾組織組成的以原山西省副省長劉格平為首的“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在省軍區支持下，成功奪取了省委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

　　說起這個劉格平話可就長了，這就要由前邊說到的康生去年9月因劉少奇揭發他和中央曾經同意北京監獄中那些被關押者履行自首手續出獄的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牽出了后邊還要講到的“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自首叛變”大案，以及劉格平與劉少奇、安子文等人的恩恩怨怨。

　　劉格平，曾用名劉子敏、劉襄儂，回族，1903年8月出生在河北省孟村縣大堤東村一個地主家庭，6歲入私塾讀書，1919年在南京參加愛國學生運動，相當于大學文化，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8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大革命后期，他任順直黨組織軍事委員，津南黨的特派員，津南特委書記。1931年劉格平到山西、陜西做兵運工作，1932年秋回到河北滄州地區任特區軍事委員，1934年被捕入獄。此后，在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按照“中央指示”寫出自首書出獄之時，只有他一個人寧肯被殺也堅決不執行這個由劉少奇主持的北方局請示來的“中央指示”，在堅持共產黨員不該向國民黨“投降”的這個原則的同時，他還認為用這種方式出獄，會“下朵子海”（伊斯蘭教義中說：朵子海是壞人的，天堂是好人的）、火燒油炸。因此，他在薄一波出獄之后，繼任草嵐子監獄中共秘密黨支部書記，比別人多坐了8年半牢，直到1944年才刑滿出獄，先后任天津市工委書記，山東回民協會主任，1946年12月后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民運部副部長，渤海區黨委委員、組織部部長，渤海區黨委城市工作部部長，渤海區黨委副書記兼渤海軍區副政委，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副校長、黨委副書記。1949年9月，劉格平作為少數民族的首席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并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定為行政3級（這個級別是元帥、副總理和政治局委員的級別），此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1954年9月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1957年11月起任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工委委員、代第一書記，書記處書記，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1960年9月，劉格平被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打成“地方民族分裂主義者”，調入中央黨校學習，1964年被降職使用為山西省副省長。他當年在草嵐子監獄的“獄友”、時任中組部部長的安子文曾對山西領導特別交待：“此人妄自尊大，好突出自己，打擊別人，注意不要讓他太多地接觸群眾和干部，以免造成不良影響。”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蓬勃興起，劉格平這才揚眉吐氣了，成為全國級別最高的——國家行政3級——造反派頭頭。

　　再說毛澤東在1月21日發現山西省軍區支持造反派奪權的典型后，對江青說：

　　“軍隊應該表示態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創造，軍隊支左是個好典型。”

　　江青說：

　　“你再說一遍，我記下來傳達給林彪同志。”

　　毛澤東說：

　　“不要你口頭傳達，我親自給他寫兩句話，你給他捎去。”

　　于是。毛澤東提筆寫道：

　　林彪同志：

　　應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群眾。

　　毛澤東

　　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

　　毛澤東 1967年1月21日

　　1月21日這一天，毛澤東還在《南京軍區黨委關于是否派軍隊支持造反派的請示報告》中明確批示道：

　　“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

　　1月22日，毛澤東接見參加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的與會者們。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發牢騷說：

　　“戴高帽子，對地富反壞可以戴，對我們幾十年的老干部這樣做，我們想不通。我們犯了什么錯誤？”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煥說：

　　“我們現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許我們工作，有錯誤我們檢討。”

　　毛澤東說：

　　“要支持造反派。他們人數少，也要堅決支持。”“我們的基本方針，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過去不介入，其實是假的。”

　　“軍隊里對廖漢生、劉志堅、蘇振華搞‘噴氣式’，一斗就4、5個小時，侮辱人格，體罰，這個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噴氣式’干什么？決不能過分，過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錯誤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還得了？哪個不犯錯誤？我也犯。”“對群眾不能潑冷水，但要說服。”“張體學、江渭清這些人過去總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錯誤，要給他們改的時間，錯了就批。現在動不動就戴高帽子、搞噴氣式是不好的。”“還是按照延安整風的辦法，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對青年人要進行教育。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們以為一沖就行了，一沖不行就兩沖。你們那些苦處，把它當作經驗來對待。”

　　后來，有人在京西賓館擴大會議上提到軍內要搞“四大”，葉劍英、聶榮臻等人立刻跳了起來，他們說：

　　“黨政機關已經夠亂了，難道還要把軍隊也弄亂嗎？”

　　葉劍英拍著桌子喊：

　　“警告想要把軍隊搞亂的野心家，他們絕對不會有好下場的！”

　　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大鬧京西賓館事件”。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1967年1月，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中央文革小組也參加了這個會議。”“當陳伯達在會上批評蕭華對軍隊文革運動領導不力的時候，葉劍英、聶榮臻就跳起來了，他們指責陳伯達是不是想把軍隊也搞亂。這時，徐向前出來講話了，他說蕭華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對。但葉劍英不買賬，對著徐向前拍桌子，反駁陳伯達。拍的時候不小心，拍在了桌上放著的一個茶杯蓋上，又用力過猛，據說他的手掌骨折了。”

　　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名發出經過毛澤東批示“照發”的《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決定》中說：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

　　“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堅決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群眾的奪權斗爭。”“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當堅決還擊。”

　　不久，毛澤東又要軍隊承擔“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任務。

　　人民解放軍奉命陸續派出280多萬名指戰員，參加“三支、兩軍”工作。

　　1月23日，《人民日報》轉載了上海《紅衛戰報》的一篇題目為《贊“革命生產委員會”》的文章。

　　原來，上海玻璃機械廠在1967年初奪權后，建立起了一個“革命生產委員會”。這個“革命生產委員會”的職責是，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改變奪權后工廠生產無人過問的狀況。

　　《贊“革命生產委員會”》一文稱贊上海玻璃機械廠的工人造反隊向走資派奪權，成立了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的機構——革命生產委員會，是一個極其偉大的壯舉。

　　1月24日，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將軍隊內部文革的情況向林彪作了匯報，林彪表示，要向毛澤東報告。

　　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目為：《山西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社論稱贊領導奪權的原山西省委領導人和省軍區負責人支持奪權斗爭，“為全國革命領導干部作出了好的榜樣。”

　　《人民日報》同時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第一號通告》，通告中說：“自即日起，接管原山西省委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領導權。”

　　1月25日，“貴州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出通告，宣布說：

　　“一切權力歸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

　　1月25日這一天，林彪寫信給毛澤東，報告了徐向前昨天匯報的內容，他寫道：

　　“說到軍隊許多高干被隨便抓去，任意抄家，變相體罰，還有的自殺，有些機關已處于癱瘓狀態，有的處于半癱瘓狀態，此次來京開會的干部，心情都很緊張。”

　　此時，徐向前見林彪尚無回音，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說：

　　“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進行內部的階級斗爭，因之必須要穩當點才好辦事。否則，軍隊不宜控制，指揮失靈，副作用即會更大了。”

　　林彪當即召集徐向前、陳伯達、聶榮臻、葉劍英、楊成武開會，商議并擬出了關于軍隊文革的7條規定：1、軍隊一切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2、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3、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4、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游街、罰跪等。5、今后一律不許沖擊軍事領導機關。6、軍隊內的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準沖擊。7、不準串聯。

　　林彪當天即將7條規定報送毛澤東。

　　1月26日，毛澤東審閱林彪報送的軍委7條規定，在第5條“今后一律不許沖擊軍事領導機關”后面寫了一句話：

　　“今后右派沖擊，要抵制，左派沖擊，要歡迎。”

　　并在草稿上批示道：

　　“再加上一條關于管教干部子女的問題。”

　　林彪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在軍委7條規定上加了一個第8條：要求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澤東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

　　林彪將8條規定再送毛澤東審改。

　　1月27日，北京各界群眾到蘇聯大使館門前，把勃日列涅夫、柯西金、蘇斯洛夫等人的模擬像處死，燒毀。蘇聯駐華使館內的全體工人也進行了罷工。一個青年學生在集會上發表演講說：

　　“陰云終將被革命的風云卷去，蘇聯人民終有一天要起來造蘇修頭目的反，罷他們的官，奪他們的權，勝利的旗幟必將高高飄揚在十月革命故鄉的上空！”

　　此前，全國各地已經連續幾天舉行了集會和示威游行，抗議蘇聯當局對中國留學生的迫害。

　　來自世界五大洲60多個國家的近200名外國人，也在北京城里舉行了游行。他們佩戴“白求恩——延安造反隊”的袖章，手舉《毛主席語錄》，高呼口號：“毛主席萬歲！”“打倒劉少奇！”“打倒蘇修！”等口號。中央文革小組的有關人員接見了他們。

　　1月27日這一天，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地質礦業學院以及一些工礦、企業等200多個單位，發起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他們發出緊急倡議說：

　　“我們應當迅速召開北京市工農兵學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會，從走資派及一小撮頑固推行反動路線的家伙手里，全面地奪回北京市的領導權。”

　　1月27日下午，毛澤東委派戚本禹與一些保管圖書、文物以及考古和博物館等單位的革命造反派召開關于保護文物的座談會。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我在會上講了話，要堅決保護文物，并要求制定出具體的措施來。我的講話公開發表后，日本通訊社馬上就進行了報道，其它國家也有報道的。毛主席從《參考消息》上看了這些報道后，很高興。他肯定了我的講話和提出的辦法，說這些做法都是對的。我那個講話后來還出了個紀要，詳細規定和引導有關人員，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書畫、典籍。王力在他的‘反思錄’里也說到了這件事。在1966年8月文革中的‘破四舊’期間，確實有一些古舊的東西遭受破壞。這一直是國內外的一些人對文革不滿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明明是知道內情的，知道破壞文物主要是運動初期各地那批所謂的‘老紅衛兵’帶有盲目性的偏激行為，而且不久即被中央文革所制止。但他們為了否定文革，就對當時的一些真實的情況閉口不談。事實上，中央文革小組當時沒有發出過任何一個破壞文物的指示或者講話。”

　　1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8條規定草稿上將第5條內容修改為：

　　“對于沖擊軍事領導機關的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沖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沖擊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則一律不許沖擊。”

　　他又在中央軍委8條規定上批示道：

　　“所定8條，很好，照發。”

　　這一天，軍委八條規定作為《中央軍委命令》正式發布，其內容是：

　　“一、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

　　二、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和機要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

　　三、軍隊內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付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游街，罰跪，等等。認真提倡文斗，堅決反對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聯的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斗批改，把本單位被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的權奪回來，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對于沖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沖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沖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則一律不許沖擊。

　　六、軍隊內部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準沖擊，不準串聯。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搶劫。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聽候處理。

　　七、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針，以利于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八、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

　　后來陳再道在回憶中說：“這就是葉劍英和徐向前所說的：我們有了尚方寶劍了。對那些搗亂的王八蛋可以動用武力了。”

　　《戚本禹回憶錄》中則說：“我當時就聽到反映，說有人在傳達這‘八條命令’的時候，故意把它搞得很神秘，只準看，不準記錄。而且在看的時候，也是藏頭去尾的。但是我一直沒有査到證據，所以也無法向主席報告。直到前幾年，我才看到江西有個人寫的回憶錄，談到了當時江西省軍區的領導，被葉劍英叫到京西賓館去聽傳達‘八條命令’的情況，和我當年聽到的是完全一樣的。接下來就是好多地方由軍隊出面，抓了大批的造反派的頭頭。在一些地方還發生了軍隊向群眾開槍的事件。在有的地方，如四川，成都軍區于2月17日開始，在全省范圍內‘鎮壓反革命’，還公開稱之為‘二月鎮反’。就是在‘一月革命’的發源地上海，也發生了由軍隊出面抓捕各個區縣的造反派頭頭。在湖南省，由陳伯達搞了個錯誤的‘二·四’批示后，則發生了湖南省軍區鎮壓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事件。”

　　1月29日，中央文革發給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和上海紅革會的特急電報，全文如下：

　　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同志并轉上海紅革會的同學們：

　　一、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最近把斗爭的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

　　二、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無理綁架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革命同志，必須立即釋放，并向他們道歉。

　　三、人民解放軍采取保護革命群眾組織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扣押了人們解放軍的師政委和參謀，是十分錯誤的，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四、各群眾組織內部之間的爭執，應當采取協商和談判的方式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綁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紅革會的同學們，幫助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立即改正錯誤。如果他們堅持錯誤，你們要同他們劃清界限。我們將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應由制造這次事件的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和幕后的操縱人負責。

　　（請你們立即印成傳單，出動廣播車，廣為宣傳）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1967年1月29日

　　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關鍵在于大聯合》的社論，社論中寫道：

　　“青島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取得這次重大勝利的經驗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條就是：實現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的大聯合。”

　　《人民日報》同時還刊登了1月22日山東省青島市23個造反組織在原青島副市長王效禹帶領下，成立“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正式接管青島市委、市人委領導權的《第一號通告》。

　　1月30日9點10分，王力傳達了毛澤東對廣播系統的指示。毛澤東說：

　　“中央電臺的革命同志奪了權，很好。聽說現在又要分裂，內部吵。還有廣播學院革命派奪了權，又分化。要勸他們團結，以大局為重。要搞大團體主義，不要搞小團體主義。管他反對不反對自己，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們團結。反對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贊成。”

　　1月31日，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召開大會，宣布全省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誕生，一切權力應歸革命委員會掌握。

　　1967年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目為《西南的春雷》的社論，歡呼造反派奪權風暴在貴州省的偉大勝利！同時發表了1月25日的《貴州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的通告》。

　　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東北的新曙光》，歡呼黑龍江的新生！同時轉載了1月31日《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第一號通告》；還發表了原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原黑龍江省第一書記潘復生及黑龍江軍區司令汪家道在黑龍江省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上的講話。

　　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停止全國大串聯。

　　2月3日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的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斗爭》。《紅旗》雜志也在當天轉載了這一篇社論。社論總結了一月風暴的5點基本經驗：

　　1、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這是斗爭的大方向。2、堅決貫徹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大聯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取得奪權勝利的重要條件。 3、必須足夠重視革命領導干部在奪權斗爭中的作用，包括犯了錯誤的干部的作用。4、在奪權斗爭中，必須充分發揮廣大群眾的智慧，徹底打碎資產階級的專政機構，創造更適合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嶄新的政權組織形式。5、在奪權斗爭中，必須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嚴厲鎮壓一切反革命。

　　毛澤東在審閱修改這篇社論的時候，親筆加上了這樣一段文字：

　　“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和屢教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是黨的傳統政策。只有這樣才能使犯錯誤的本人心悅誠服，也才能使無產階級革命派取得大多數人的衷心擁護，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否則是很危險的。”

　　后來陳再道在回憶中說：“這篇社論，我讓秘書給我念了好幾遍，越學越覺得我們在武漢就是需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我親自打電話問徐向前，他對我說：‘這篇社論是100%的毛主席的聲音，現在中央政治局實際上已經沒有了，就剩中央文革小組和毛主席、林彪和周總理這幾個人，我們內部已經叫無產階級司令部了。各省的領導班子已經不存在，控制全國形勢和傳達毛主席聲音及貫徹落實的任務，完全落到解放軍身上了。你們要拿出力挽狂瀾的主沉浮的氣概，一定要把握好武漢的局勢，絕對不能讓領導權落到一些別有用心的壞人手里。’于是，我們根據形勢自行決定了我們對武漢文化大革命的對策。這就是當時的真實情況。”

　　2月3日，《人民日報》還發表了題為《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勝利的保證》的社論，對山東省的奪權斗爭給予肯定和支持。

　　原來，在青島市成功奪權的王效禹帶領山東省革命造反派到濟南，粉碎了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派”假奪權的陰謀，奪回了山東省委、省人委的黨、政、財、文大權。省軍區在奪權斗爭中支持了造反派。

　　欲知各地“三結合”奪權順利與否？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從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奪權開始，到1月8日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支持上海造反派奪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面奪權階段。在這個時期，雖然還有紅衛兵卷入其中，但他們已經不是運動的主力了。因為在此之前，許多產業工人和機關干部都卷入了文化大革命運動，成立了各種造反派組織，他們取代紅衛兵成了運動的主力軍。同時，這一時期造反派內部也發生了變化，許多造反派組織都分裂成為兩大派，又都各自標榜自己是左派，是造反派。軍隊內部也出現了派別之爭。于是派性斗爭日益加劇，對立面之間的武斗也不斷升級，最終導致了在奪權斗爭中出現的混戰局面。

　　我曾經看到互聯網上流傳著網名“朽木可雕”杜撰的一篇惡意中傷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文章，題目叫做《文革中身亡的175位大師》。這位朽木先生對文章中羅列的175位名人，不管是正常死亡還是非正常死亡，分別說成是“147名被迫害致死”，“28名被迫害自殺身亡”，把賬都算到了文化大革命運動頭上。這種罔顧事實，任意篡改歷史的做法是極不負責任的。與此類人相反，深明大義的大有人在。據“紅歌會網”發表的筆名為“拭目以待”（一位旅居美國的愛國華人）撰寫的《人民領袖毛主席永遠活在人民心中》一文中說，她父親是一位開國將軍，死于文革時期。她說：“一家之痛豈能與民族之重相比？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帝王將相、英雄豪杰，誰能使人類世界的勞苦大眾真正翻身，當家做主人？誰能使近百年來慘遭西方列強和東洋鬼子蹂躪荼毒、孱弱不堪的中華民族敢對這些強者們大聲說‘你們不過就是一只紙老虎’？誰能使一個千瘡百孔、弊端叢生、百廢待興的破敗中國在十幾年間就擁有了兩彈一星？就為貧窮的中國在工農文教衛和國防領域建立起一整套扎實的基礎，使中國成為無人敢輕視的世界之強國？只有我們的開國領袖毛主席！這就是毛主席為中國人民，為整個人類立下的豐功偉績！毛主席是人民的領袖。他的心中只有人民的利益。無論他做任何事，都是在為人民著想，為人民服務。就說文革吧，他的目的絕非像有些人污蔑的那樣，是為了權力斗爭，清除異己。而是當年他敏銳地感受到：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已在中國大地愈演愈烈，大有對社會主義制度取而代之的趨勢。如不及時糾正，中國就會丟掉由人民當家作主的江山，再回到權貴統治的老路。看看今天的中國，貪腐遍地，道德淪喪，兩極分化，權貴笙歌，百姓悲號，這一切不正是毛主席當年擔憂的嗎？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出現一些過激的行為是實踐的必然，不可避免。原因非常復雜，既不可一概而論光看表面，也不應以偏概全否定實質，而是應該公平合理地探討。絕對不能因此就否定毛主席對中華民族建立的偉大功績。實話告訴您，我父親在去世前，給后代留下的唯一遺物就是一張舊紙條。上面寫著：‘永遠跟著毛主席干革命’。我也曾經迷茫過。對毛主席發動的文革有意見，視父親臨走前留下的遺言為他們那代人的愚忠。可是，在經歷了多年的美國漂泊，親眼目睹了太多表里不一的虛偽和冷酷，親身感受那些表面喊民主和法制，實際卻用金錢和強權解決問題，并且總是由權、錢的掌控者成為獲勝一方的不公平之后，我漸漸地看清了美國社會的真實面目，也深深為美國中下層人民的呻吟和無奈感到不平和悲哀。直到99%的美國大眾奮起反抗1%權貴的貪婪與剝削，發起了‘占領華爾街’的運動時，我受到最強烈的震撼，真切地感受到：美國的制度充滿了虛偽和欺騙；眼下的中國正在葬送毛主席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最好制度。我開始時常懷念清明和溫暖的毛澤東時代。那時，干部廉潔自律，帶頭吃苦耐勞，與群眾打成一片；全國人民與黨同心同德，不畏千難萬險，豁出命建設自己熱愛的祖國；社會風氣清爽潔凈，真誠和諧，相互幫助蔚然成風；那藍藍的天，清清的水，暖暖的陽光，陣陣的鴿哨，歡快的歌聲，美麗的鮮花，幸福的笑臉，到處展現人民當家作主的自豪，到處可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與人民同甘共苦，奮力建設祖國的動人景象。”

　　這位將軍的后代說得何等的好啊！如今那些張口罵文革、一有機會便數落毛澤東的所謂“紅二代”們，如果看到這些話，不知該作何感想？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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