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斯大林是73歲死的。他死了，資本主義就在蘇聯復辟了。社會主義

　　堡壘被赫魯曉夫們從內部攻破了。我現在還不會死，但將來，資本主義

　　會不會在中國復辟呢？這就要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

　　話說在1966年11月23日，正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日益深入開展之際，一份劍指劉少奇的訪談錄《原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與辦案人員談話記錄》（這是2011年3月14日轉貼文化散論的網文原題目）問世了。這是一份重要史料，特將其全文抄錄如次：

　　問：“吳書記，你跟著毛主席、共產黨干了一輩子革命，紅衛兵為什么說你反對毛主席，喊著要打倒你呢？”

　　吳：“我不反對毛主席。毛主席說過，吳芝圃是個好同志，只是愛講假話。紅衛兵打倒我，可能指的就是愛講假話吧。”

　　問：“毛主席批評你愛講假話，怎么回事？”

　　吳：“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河南省的五風刮得厲害，尤其是鋪張浪費風。后來，就出現了信陽事件和密縣事件，餓死了人，對大躍進帶來的負面影響很大。我是有責任的。毛主席批評我批評得對。可當時我也有苦衷。”

　　問：“苦衷？你當時是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呀？”

　　吳：（搖了搖頭）“1958年河南和全國一樣，夏糧獲得了好收成。可是，報紙上卻出現了有的省份畝產上千斤、上萬斤的報道。記得是7、8月份，劉少奇同我談了話，大概意思是讓我要跟上形勢，各項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項生產指標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對各項生產指標落后的單位實行了拔白旗、背黑旗、對先進單位豎紅旗的做法很見成效，各項工作都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你們河南應該向人家學習學習么。之后，我的頭腦開始膨脹了。受劉少奇的引導，便學著別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風。當時河南的情況你是了解的。”

　　問：“信陽地區餓死了人，是不是信陽地委有問題呢？”

　　吳：“信陽地委是有責任。文敏生省長也應該負責任。但，我應負主要責任。現在回想起來，信陽事件和密縣事件主要是由鋪張浪費風造成的。1958年的大躍進使得全年糧食獲得了大豐收。可是，很多糧食都壞在了地里，造成了極大的浪費。沒想到1959年、1960年全國大面積連年遭受特大旱災，農業嚴重欠收，倉庫里沒有糧食，能不餓死人嗎？”

　　問：“我1958年曾回到農村，對鋪張浪費風親身做過調查，很多農民當時看著被毀掉的莊稼都掉淚了。現在看來，那時真是做了不少傻事。”

　　吳：“是呀。那時太沖動了，不該聽風就是雨。”

　　問：“聽風就是雨？怎么回事？”

　　吳：（深深地回憶了下）“大概是1958年9月上旬的一天，劉少奇再次和我談話，他說今年全國夏糧獲得了大豐收，白面、大米足夠吃上兩三年。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了，應該提高人民的生活，沒必要再讓老百姓吃雜糧了。如果河南的細糧不充足的話，可以從其他省份調撥么。蘇聯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燒牛肉，我們應該向人家學習么。還說他1920年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時就喜歡上了吃面包，那時赫魯曉夫是校長，對他特別偏愛，專門找來做面包的大師教會了他做面包等等。當年，在劉少奇的倡導下，全國各地都學蘇聯做起了面包。時隔不久，從河北開始，全國均出現了不重視秋糧的現象。受劉少奇談話的影響，河南也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劉少奇和我的這兩次談話，無形中起到了河南滋生浮夸風和鋪張浪費風的作用。”

　　問：“集體食堂、大鍋飯失敗了。河南有人寫了你的大字報。”

　　吳：“這個呀，全國都是劉少奇讓搞的，與別人無關。河南省委、省政府是執行者。”

　　問：“……？”

　　吳：“在這次談話之前，大概是1958年的4、5月份吧，劉少奇和我通過一次電話，他說蘇聯的集體食堂很值得推廣，既省工、省時，又節約、衛生。他已請示了主席，這項工作由他親自抓，正在向全國布置。并強調河南一定要在全國帶個好頭。之后，河南便合了大伙，吃起了大鍋飯。”“后來，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譚震林、山西的陶魯茄，還有江蘇、湖南的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時，都說劉少奇也找他們談過內容相似的話。這些，我都向中央寫過書面匯報材料。”

　　問：“你的材料什么時間寫的，交給了誰？毛主席看到了嗎？”

　　吳：（想了想）“1959年初寫過一份。據聽說……，對，聽劉子厚說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劉少奇助長五風的信，被劉少奇壓了起來，毛主席沒有看到這份材料。另一份是1962年元月1日，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是在這次會議期間寫的。這次會議主要是總結大躍進中的失誤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會開了20多天。以省為單位分組討論時河南省向中央遞交了兩份書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寫的，另一份是以我個人名義寫的，實際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檢討。材料上提到了劉少奇1958年和我的兩次談話，記得材料交給了大會秘書處。糟糕的是，后來又從劉子厚口中得知，這份材料被鄧××（原文中并非“鄧××”，是2011年轉帖者怕引火上身不得已而改之。通讀此文，便不難看出鄧××就是鄧小平，下同——筆者注）扣了起來，他交給了劉少奇。毛主席看到沒有就不知道了。”

　　問：“對了，咱們河南有人寫你的大字報，說你在七千人大會上私下和劉少奇談過話，關于大躍進的問題站在劉、鄧一邊，向毛主席和周總理發難，是事實嗎？”

　　吳：“不！大字報不完全正確。我沒向毛主席、周總理發過難。可以說我吳芝圃一向對毛主席、周總理都是很崇敬的。”

　　問：“……？”

　　吳：“事情是這樣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確實找我私下談過話，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說當初周總理不應該提倡搞大躍進，周總理提倡搞大躍進是個人表現，想以此壓他劉少奇。毛主席更不該支持周總理搞大躍進，把一些超越劉少奇權利的事讓周總理去辦。劉還說三面紅旗提法過激，出了這么多問題。誰提倡搞的大躍進誰應該對問題負責。我們在第一線為他們干了那么多工作，不應該再承擔責任挨棍子了。并說五風問題河南是重點省份，要我們河南深挖深究。劉少奇臨走時還對我說，他1958年那兩次關于大躍進和我的談話收回，就當沒說算了。”“對劉少奇這種說話前后矛盾、說了又否認的態度我都懵了。大會結束時，我向毛主席寫了一封反映劉少奇態度的信，交給了胡喬木同志。”

　　問：“剛才你說了，1958年劉少奇找你那兩次談話，你還是以書面材料向中央捅了出來，當時劉少奇對你這種行為就沒有什么反映嗎？”

　　吳：“劉少奇并沒有什么反映。不過，之后鄧××找我談了話。”

　　問：“鄧××找你？什么意思？”

　　吳：“鄧××說劉主席（劉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齡大了，身體又不好，劉主席很快要主持全黨全國的各項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劉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吳芝圃盡力爭取么。鄧××找我談過話后，我就意識到是劉少奇變著說法向我敲警鐘，只不過他沒有出面罷了。”

　　問：“當時你為什么信了劉少奇的話，使河南的工作受到那么大的影響呢？”

　　吳：“這話就不對了。劉少奇當時是政治局常委，后來又升為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家主席，下級有啥理由不服從上級的？誰知道他當時是別有用心呢？還有，王任重在一次談話中向我透露過，劉少奇正式成了黨中央主席后，準備讓鄧××當國務院總理哩。當時誰都知道王任重同劉少奇接觸的多，我相信他的話是真的。”

　　問：“看來劉少奇、鄧××早已組成了資產階級黑司令部不是子虛烏有哇！”

　　吳：“現在回想起來是這樣。我再補充一句，劉子厚還向我說過，關于河北率先虛報糧食產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劉少奇鼓勵他們那樣做的，并多次讓他們向外省介紹經驗。河南就是吃了這方面的大虧。我個人認為，劉少奇、鄧××對大躍進中的瞎指揮風、浮夸風和鋪張浪費風是應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當時他們二人在第一線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們布置的。”

　　問：“現在紅衛兵喊著要打倒你，連你老家的人也不理解你，接受得了嗎？”

　　吳：“毛主席不是說了么，吳芝圃是個好同志，有這句話就足夠了。哈哈哈……。”

　　11月24日，中共中央復電西北局關于紅衛兵追查劉瀾濤出獄問題的請示報告，電文中寫道：

　　“請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斗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

　　11月25日至26日，毛澤東一連兩天接見了200多萬紅衛兵，這是他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見紅衛兵。

　　11月25日這一天，斯特朗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宏大場面。

　　毛澤東乘著敞篷車檢閱了紅衛兵隊伍。汪東興坐在司機旁邊，楊成武和謝富治站在毛澤東身后兩側。

　　斯特朗在天安門城樓上俯視著紅衛兵們向毛澤東、林彪揮舞紅色《毛主席語錄》，她一邊看一邊數著把受傷者運走的救護車，當數到第18輛時，她說：

　　“我累了，走吧。”

　　晚上，斯特朗再次來到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她見到了毛澤東，請毛澤東在她的《毛主席語錄》本上簽名，還關心地問毛澤東：

　　“你一定很累了吧？”

　　毛澤東說：

　　“不，我不累。”

　　說罷，他又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

　　第二天，毛澤東繼續接見紅衛兵。有紅色網友峨嵋隱士在他的《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親歷記》中是這樣描述的：

　　“1966年11月26日，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我見到了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如今40多年過去了，常回想那激動人心的時刻，仍記憶猶新。”

　　“早上7點吃早餐時，食堂門口貼了一張大紅紙通知，說毛主席今天接見紅衛兵，每人另打一份自帶午餐，兩個雞蛋、兩個蘋果、兩個饅頭，都裝好在尼龍網袋里。趕快吃了早餐，打了午餐，帶隊的軍隊干部已吹起了集合哨。一個班兩個軍干帶隊，排成兩人一行的縱隊，檢查好人數后，軍干說，身上凡是金屬、硬物都不許帶，包括鋼筆、手表、鑰匙、旅行水壺，一律放在宿舍或交給軍干保管，隨身只能帶《毛主席語錄》和午餐。各自檢查交放后，軍干又挨個詢問了一次，最后讓班長再挨個檢查一下。檢查完后就出發了。

　　這次接見的地點在西郊機場。早晨8時我們從空軍學院出發，在軍干帶領下，步行向西郊機場走去。一路上都是去接受接見的紅衛兵人流，有一陣快走，有一陣讓路，有一陣小跑，3公里的路程走了4個小時。到了西郊機場，照舊是人的山川、人的海洋，向遠望去，人頭模糊，沉沉一線與天相接。人流都排在機場跑道兩側，中間留著寬寬的跑道。跑道兩邊前兩排都是解放軍戰士，因為我長得矮，正好緊挨著解放軍站在前排。

　　時值初冬，北京的氣候還比較溫暖舒適。太陽高掛，風塵不動，空氣清爽，倍覺宜人。我們坐在這里等待，心情格外舒暢。這時，我們隊伍前面來了一個電影新聞攝影記者，40多歲近50歲，穿一身舊藍制服，肩上扛著大口徑攝影機，對著大伙‘噠、噠、噠’拍起來。攝影師一走，大家又在軍干的帶領下開始大唱語錄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紅軍不怕遠征難’……突然，右前方喊聲驟起，千萬張嘴齊喊：‘毛主席萬歲！’呼聲雷動。我知道這是毛主席來了，一霎時，坐著的紅衛兵像潮水一樣涌起，一個勁涌擠向前。前面是那些帶隊的軍干，連成一堵墻，死死地把大家往后擠。這下我才明白了不讓帶金屬、硬物的目的，不只是為了毛主席的安全，也是為避免我們在踴擠時受到傷害。

　　一會兒，‘東方紅’樂曲響起，果真是毛主席來了！前面是10輛摩托車開道，后面全部是敞篷吉普車。毛主席身材魁梧，穿著軍大衣，站在第1輛車上，向跑道兩邊紅衛兵頻頻揮手。車行駛較慢，我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毛主席的面部表情顯得非常嚴肅。我望著毛主席的背影，隨著涌動的人群不斷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接著第2輛車上站著林彪，第3輛車上站著周恩來，后面每輛車上都站著幾名中央領導，我只認清了江青、劉少奇和陳毅。首長的車隊過后，又是十來輛滿載解放軍的軍用卡車殿后。我望著毛主席的車隊向東，向東，漸漸消失，激動得熱淚盈眶，有的女同學啜泣起來。就那么一瞬間，千萬雙眼睛望著毛主席，‘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響徹機場上空。千萬顆紅心在跳動，整個機場成了歡樂的海洋。軍干告訴我們毛主席接見的時間是：1966年11月26日下午4時20分—25分。那壯觀的場面，那激動人心的時刻，前后只不過幾分鐘，卻銘刻在心，終身難忘。

　　近日，偶翻當年的《毛主席語錄》，見扉頁上寫著‘1966年11月26日下午4時20分，是我終生難忘的時刻，我在北京西郊機場見到了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綜前所述，毛澤東于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和11日、11月25日和26日先后8次接見了全國各地免費來京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代表，一共有1300萬之眾。

　　需要說明的是，在毛澤東8次接見紅衛兵的過程中，從第3次到最后一次，一直都是周恩來親自動員、組織、安排的，他還幾次動員北京市民家家戶戶接待外地進京的革命小將，為此傾注了很大的精力。

　　再說11月28日，首都文藝界2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慶祝大會。與會者把大會堂擠了個水泄不通，歌聲此起彼伏。人群中揮舞著紅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語錄》，像一片紅色的海洋。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領導人，在萬眾歡呼聲中登上了主席臺。

　　江青穿一身草綠色的軍裝，腳上是黑色布鞋。她那白皙的臉上泛著紅暈，烏黑的眼睛戴著一副近視鏡，滿頭青絲閃著亮光，完全不像一個50多歲的婦女。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講話中首先贊揚了文藝革命所取得的輝煌成功，他還說：

　　“在堅持文藝革命的方針，同反動派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屈不撓地進行斗爭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貢獻的。”

　　周恩來在講話中說：

　　“上面所說的文藝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都是同文藝界的革命左派的堅持和合作分不開的。這是同30年代到60年代貫穿在文藝界的一條修正主義黑線進行堅決斗爭的結果。江青同志親自參加了斗爭實踐和藝術實踐。雖然艱苦的斗爭損害了江青同志的身體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夠補償這些損失。”

　　江青在講話中說：

　　“我的認識過程是這樣的：幾年前，由于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復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比較系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到，為什么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臺上，又有鬼戲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污濁的空氣。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我只想爭取到批評的權力，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江青還說：

　　“牢牢掌握斗爭的大方向，掌握黨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反對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斗爭中逐步壯大左派隊伍，團結大多數，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幫助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動手打人，武斗只能觸及皮膚，文斗才能觸及靈魂。”

　　江青說她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她說：

　　“我用了一個來月的時間，觀察形勢，分析形勢。”“主席是那樣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是那樣相信群眾，是那樣愛護群眾，我覺得自己學習很不夠。”“我就叫做緊跟一頭，那就是毛澤東思想。緊追另一頭，那就是革命小將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經常能夠合拍的，是時而追上時而落后于形勢。因此，我有什么缺點錯誤，希望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批評我，寫信也可以，寫大字報也可以。凡是我錯的，我都改。凡是我對的，那我當然要堅持。”

　　11月29日，陳毅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群眾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憑主觀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錯誤。我的講話，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講偉大，偉大，這有什么好處？這不好。現在的斗爭，我非常擔心，每個部隊都在斗他們的首長，抓住一句話就斗，就批，我很擔心。這樣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講黑幫，所有的干部都是黑幫。一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有的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打擊面太寬，太大。以前我們就犯過這樣的錯誤。”

　　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再次發出通知說，全國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聯。

　　12月5日，北京以高干子弟為核心的“老紅衛兵”在中南海政治局禮堂成立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人民解放軍各軍種、中央軍委、國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又稱“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聯動”以“保爹”為宗旨，試圖把全國干部子弟自上而下地組織起來，與向走資派造反的紅衛兵組織相抗衡，并且把斗爭矛頭直接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組。

　　就在這一天，“聯動”喊出了“打倒三司（指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首都三司”——筆者注）”、“油炸江青”等口號。

　　關于“聯動”的問題，《戚本禹回憶錄》中曾做了比較系統的描述：“這些聯動的頭頭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劉鄧搞資反路線的時候，他們都是各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即“老文革”——筆者注）的頭，是跟著工作組的。現在形勢變了，劉鄧靠邊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眾的沖擊，甚至被打倒了。他們是作為中央文革的對立面出現的保守組織，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著的。江青說他們是打著紅衛兵旗號的保皇派。就是這些打著老紅衛兵旗號的人，他們一式黃軍裝，配有新自行車甚至軍用吉普，煞是威風。他們為了樹立自己組織的威信，打擊造他們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處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設公堂，甚至打人致死。還公然提出了‘紅色恐怖萬歲’這樣的反動口號。一些學校，老師、校長都被他們打死了。而且他們還專對著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當時就震動很大。毛主席很喜歡老舍，主席去看《龍須溝》時候，我也在場。演出剛結束，主席就站了起來，遠遠地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經常和老舍談話。老舍有學問,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總是很高興，我看他對老舍的喜歡都超過對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說，康熙是對中華民族有功的，我們現在的國家版圖還是康熙定的。老舍聽了非常高興，說這下好了，原先總覺得，滿族人殺了那么多的漢人，感到抬不起頭來，現在我們可以抬起頭了，主席說康熙對中華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歡老舍的戲，大家都挺喜歡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盡。對老舍的死，江青問過我好幾次，是誰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懷疑是周揚余黨指使人干的。我們都不相信，認為周揚余黨沒有這樣大的力量。江青說，你們不懂，他們這是要打著紅衛兵的旗幟來反文革，別有用心。她讓我去查，我總懷疑是葉向真搞的。但謝富治他們也查不出證據來，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絜青的身上，說他老婆要和他劃清界線，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罵，找不到溫暖，這才自殺了。文革后審問我的時候，來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這件事，他們只提斗爭王光美、劉少奇，根本不問老舍的冤案。我反過來質問他們老舍是誰弄死的，他們卻不給回答。看來他們很清楚這件事是誰干的。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如李達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馬思聰、傅雷等人的死。江青專門問過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為什么要那樣斗她？江青認識她的丈夫姚克，說他是個老實人。姚克是影片清宮秘史的編劇。江青說，關于清宮秘史的爭論主要是針對它的評論來的，這跟姚克有什么關系啊！江青還跟我說，憑什么要把蓋叫天斗死啊，江華是怎么搞的？我說，這恐怕連江華也管不了的，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們卻把這些事情統統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頭上，他們拿不出一件像樣的證據出來，便放任一些無良作家去編造情節，散布謊言，以欺騙中國人民。”

　　12月6日，林彪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周恩來提交的《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他當著劉少奇的面說：

　　“你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問題，決不僅僅是什么50天的問題，而是10年、20年來始終沒有好好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問題。工交戰線上長期以來就是在受你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影響，整個問題要大得多，錯誤也嚴重得多。你不檢討，叫誰來檢討？”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林彪在會上講了話，他講得挺厲害，他說，這次工交會開得不好，一些人的思想很不對頭，需要來個180度的大轉變。他說，我們不應該是被動地、而應該是主動地讓這場革命進入到工廠、農村，進入到社會。文化大革命是‘勢不可擋’的，我們不應該去擋，而應該上前迎接。革命不是要剎車，而是要擴大。要讓這場革命席卷每一個領域。林彪對工業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他認為，工礦企業要加強政治領導。”“總理也在會上講了話。總理說，總的來說，多數同志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發生抵觸情緒、埋怨情緒。他說，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是嘛！要負起責任來，不要誠惶誠恐。當年打仗的時候都可以上刀山，入火海；搞地下工作時可以坐大牢、下煉獄，現在還有什么舍不得的？他還針對一些干部害怕群眾的思想狀態說，要有思想準備，要經受得住考驗。過去因為工作錯誤所造成的惡果要接受教訓，受到教育，要準備接受考驗。把毛主席思想樹起來，準備吃苦，掉肉。這些懲罰是我們過去的工作錯誤造成的，我們不承受誰承受？我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沒有一種精神準備不行。這個仗一定要打，做好思想準備，領導好了，也不至于那么嚴重。”“總理當時在說完‘我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這句話之后，還對著一個領導干部說，你當年是怎樣鬧革命的？當年打仗，坐牢，入虎穴，下地獄，死都不怕，現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點肉，生點病，罷個官嘛！大家要從整體來考慮文化大革命。”

　　12月9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規定中寫道：

　　“8小時工作以外的時間，除了每周一次討論生產問題以外，都由群眾自己商量安排，進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可以在業余時間，在本市革命串聯，交流文化革命經驗。”“學生可以有計劃地到廠礦，在工人業余時間進行革命串聯。”“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學校進行革命串聯。”

　　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老紅衛兵”召集十幾萬人在工人體育場舉行“誓死保衛毛主席，斗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誓師大會”。

　　吳德在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首先，我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戰斗的敬禮！今天，大家懷著萬分憤怒的心情聲討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這個有重大意義的革命大會，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團結廣大革命群眾向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猛烈開火的英雄行為。我們決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斗爭進行到底，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這一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是黨的敗類，國家的敗類，人民的敗類。他們勾結在一起，陰謀篡黨、篡軍、篡政，實行反革命政變，復辟資本主義。我們同他們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把這一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揪出來，把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一件大好事，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從文革一開始，葉劍英的態度就很積極。在毛主席面前，他都是以一個堅定的革命左派面貌出現的。當時我也認為他反對彭真、反對劉少奇和鄧小平都是真實的。”“11月28日首都文藝界文化大革命慶祝大會后的一天”，“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來找我，那是個開大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群眾大會——筆者注）的場合，很多人，我邊上的座位都坐滿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來跟我講話。她說要向我匯報，他們把楊尚昆的老婆李伯釗（葉向真所在藝術學院的院長——筆者注）弄出來斗了，還把她的家給抄了，把她的西裝什么的拿出來燒了。她們還想斗爭彭陸羅楊，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說，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請示總理。她說，總理那么忙，我哪里找得到他呀。我說，那你向你爸爸他們請示了沒有？他們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們商量，不能自己亂搞啊。她說她都問過她爸爸的。沒過幾天，他們把彭真等人從他們住的地方搶走了。后來知道他們是翻墻進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墻有3人多高，沒有經過特種訓練的人是根本爬不進去。12月初的一天中午，總理打電話問我，你知道是誰把彭真他們搶走的？我就把上次與葉向真對話的情況向總理匯報了，但說，究竟是不是葉向真她們搶的，我不知道。聽我這么一說，總理也不多問了，他知道是誰干的了。”“后來葉向真跟我說，總理找到她了，要她把人交出來。她說，總理真是個談判高手，她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總理兩句話就讓她答應了他全部的條件。總理說，你現在把人交出來，你要開會批判，經過我們研究批準以后，就交給你們去批斗。你們不是還少一個楊尚昆嗎？楊尚昆你們是找不到的（楊尚昆因為知道很多重要機密，所以絕不能給人隨便斗的，那時總理把他看押在山西）。你現在把人交給我，到時候我把楊尚昆一起交給你們去斗。”“后來他們開了個十幾萬人的大會，斗爭彭陸羅楊。江青跟我們說，我們中央文革的人一個也不要去參加，這都是他們那些人弄的事情，咱們別去摻和。可總理不同意，總理說，這么大的事，中央文革一個也不去，不太好。所以，后來總理就要我和王力、關鋒幾個人應卯式地去參加了大會。江青叫葉群也別去，可后來葉群還是去看了。她說她是化了妝，戴著口罩混在群眾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陸定一、羅瑞卿挨斗的場面。那個批判會開得很沒有水平，斗彭真的時候就是喊喊口號，念念稿子；羅瑞卿腿摔斷了，就把他放在一個籮筐里抬上去斗，弄得群眾都看不下去；斗陸定一的時候，陸定一很緊張，一直在大喊大叫；而斗楊尚昆，就根本沒有拿出什么材料，連竊聽器事件都沒說。”“事實上，江青在文革中保過很多人。中聯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說，叫他們別斗了，王稼祥在歷史上對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誰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馬上叫我去，說，跟他們說，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時國家計委和學部有人貼李富春的大字報，我就去說了。他們問為什么？我說，沒有什么為什么，就是不許反。”“二月逆流以后，譚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說，還是要保他。江青讓我給群眾去做工作。我說得是最有說服力的，我說，譚雖然有錯誤，但我們要看到，他和劉鄧不一樣，他在黨內是擁護毛主席的，是堅決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是堅決反對包產到戶的。據說他聽了以后還挺滿意，說，這小子算講了句人話。”“江青還讓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還親筆給我寫來一封很長的信，表示感謝。她還幫很多老干部說過話，像謝覺哉、江華。她給葉子龍都說過話，說他雖然表現不好，但他給主席做過很多事的，在轉戰陜北時一直跟著主席的。”

　　且說12月15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指示中寫道：

　　“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農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實行大民主。在隊與隊之間，社與社之間，可以利用生產的空余時間，進行串聯。還可以組織一批革命學生下鄉串聯。”

　　12月15日這一天，在1966年9月間成立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首都三司”，在北京首次喊出了“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

　　12月16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有一萬多名群眾參加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能參加的人都出席了大會。與會群眾揭發和控訴了“聯動”的血腥暴行，群情激奮。

　　江青聽了群眾的掲發和控訴，非常氣憤，她在發言時問：

　　“究竟是誰在后面支持‘聯動’無法無天，亂打、亂抄家的？”

　　這時下面就有人遞條子上來，說是國務院的周榮鑫、雍文濤和許明。江青就當場點了周榮鑫和雍文濤、許明這些人的名，叫周榮鑫、雍文濤站起來。

　　江青對“聯動”、“西糾”的錯誤口號和行為進行了批評，她還生氣地說：

　　“一小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家伙……他們以貴族自居，以為血統高貴，盛氣凌人，什么東西！”

　　關于許明的問題，《戚本禹回憶錄》中說：“一直到會議結束都沒叫周榮鑫、雍文濤坐下去。會議一結束，江青就走了，也沒說把他們倆怎樣。這時，會議主持人就來問我對他們倆怎么處理，他們倆也都看著我。我說，讓他們回家吧。會后，許明給我打了個電話。我和許明平時很熟，她是國務院的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的副主任，是孔丹的母親。國務院的群眾來信、來訪是由她負責的。而我是管黨中央機關的群眾來信、來訪的，所以我們平時在工作上經常有聯系，彼此都很信任的。她在電話里跟我說，總理批評她了，而且批評得很厲害，讓她停止工作，好好反省。她覺得壓力很大，要我幫助她去跟江青去說明一下。在電話里她都哭了。她說，她兒子孔丹搞‘西糾’的事，具體情況連他父親孔原都不知道，總理更不知道。她說，因為毛主席支持紅衛兵，所以周榮鑫和她就都給予了他們一些支持，主要是為他們弄了些辦公的房子、車子和一些經費。但對他們所干的那些無法無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絕沒有在背后指使。希望我能為她說說話。我相信她說的話，所以我對她說，有合適的機會，我一定會為她說話的。她向我表示了感謝。和許明通話的當天，我碰到江青就跟她說，許明給我來電話了，她說她也不知道‘西糾’、‘聯動’所干的那些事。我說，也許她說的是真的。她是總理身邊不可缺少的人，讓她檢討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還説，等她見了總理，再跟總理講情。可是，在許明與我通話的第二天，總理告訴我們，許明自殺了。當時我的心為之震驚，也很哀傷。因為她工作實在、為人不錯。這以后，對于許明的死，總理就再沒有提起過。我知道他也是很哀傷的。對許明為何自殺，我想不應只是來自江青那天點名的壓力。文革運動初期，許明一直負責國務院接待站的工作，受資反路線打擊的師生，如地院李貴、清華的蒯大富都去那里上訪投訴過工作組。許明當時的態度應是支持維護工作組的。在蒯大富投訴后，傳到清華的許明講話說：‘葉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依賴的。蒯大富在6月21日《大家想一想》的大字報上關于奪權的批語是反革命的。’……這些情況中央文革的簡報都報給了毛主席。毛主席有過態度鮮明的批示：‘許明，支右壓左，如不能改正，應調動其工作。’江青點名會使許明聯想到毛主席對她的批評。其壓力之大確實是她難以承受的。”

　　再說12月17日，江青在全國在京革命派誓師大會上再次批評“聯動”和“西糾”，她說：

　　“對那一小撮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說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的名字從我嘴里說出來，就提高了他們的身價！我藐視他們！他們作不出大的事業來！”

　　周恩來在講話中說：

　　“最近這幾天，我們對于中學里頭極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糾察隊員，我們實行了中央批準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規定，拘捕了他們。因為經過我們的教育，屢教不改，所以我們把他們拘捕起來，教育他們，改造他們。……當然這是極少數的一些人啰。因此這個糾察隊的名字被他們沾污了，所以我現在提議，你們各學校的紅衛兵最好取消糾察隊這個名字。……我希望你們自動地主動地把它取消，不要我們下命令，好不好？”

　　關于這一段歷史，《戚本禹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時至今天，‘西糾’的許多成員竟為他們當年的行為高唱贊歌，認為他們保護‘老干部’有功，而對‘西糾’與‘老紅衛兵’的暴力行為，卻認為‘西糾總部是難以承擔責任的，只能由那些實施暴力的個人負責。’但他們同時又把文革運動中發生的一切暴力與破壞行為歸咎于毛主席發動的文革，歸咎于中央文革小組。”

　　12月18日，張春橋在中南海約見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頭頭蒯大富，他說：

　　“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于是，“首都三司”便到處張貼大字報，呼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

　　幾乎是與此同時，江青到清華大學去找劉濤和她的弟弟劉允真姐弟倆，讓他們揭發劉少奇，她叫著二人的小名問道：

　　“濤濤，丁丁，你們知道你們的生母是誰嗎？”

　　劉濤和劉允真是劉少奇的第3任妻子王前所生，他們是劉少奇的第4、第5個孩子。江青說明了原委，叫他們去見生母王前。果然，劉濤和弟弟去見到了自己的生母王前。此后，劉濤就寫出了長篇大字報揭發劉少奇，其中說到劉少奇在和王前結婚時“瞞了10歲”，還說他“截留黨費，買了金鞋拔、金帶子”。這張女兒揭發父親的大字報，一時震動了清華大學，震動了北京，震動了全國。后來，劉少奇就此事解釋說：

　　“我雖然結過6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的正式結婚的。迄今為止，我沒有淫亂的男女關系。另外，我也根本沒有對王前隱瞞年齡。把黨費留下來買金帶子是根據黨的規定做的。當時，黨有一個規定，黨在白區工作的重要領導人，必須在身邊保留某種值錢的東西，以便在突發事件出現后，賄賂敵人。金帶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則是毫無根據的捏造。至于吃小虧占大便宜的說法，那是隨便地把片言只語拼湊起來的東西，牽強附會，根本不符合原意。”

　　12月21日，毛澤東會見了波蘭共產黨臨時中央的揚力。他在和揚力的談話中說：

　　“一大群人掛著馬列主義的招牌，現在成為資產階級分子，在中國也是這樣。有一群人，我們看到了，他們是國內的修正主義。單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不然的話，再過多少年，中國的顏色就要變了，到那時候就晚了。過去作了一些，只是修修補補，沒有當作整個階級斗爭去做。

　　先從學校的學生和機關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廠、農村中去，把工人、農民組織起來。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有些人不很理解，說我們太過分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不贊成。我們就高興。他們只贊成我們反對的資產階級分子。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在中國的希望就是他們。并且他們還在黨內，早就鉆進來了，有老黨員，也有新黨員。我們的黨員80%是1948年以后入黨的，有些是資產階級分子。領導機關對他們毫無辦法，他們就怕紅衛兵。在工廠要組織紅衛兵，在農村也要組織紅衛兵，看看誰勝誰負。勝負還未定哩！”

　　12月26日，中國第1顆地對地中程導彈發射試驗，獲得了完全的成功。

　　12月26日這一天，是毛澤東73周歲生日。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1966年12月的時候，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就多次向主席說，希望在毛主席生日的那天與主席一起吃個飯，以為慶賀。主席一直未作答復。12月26日下午4時許，主席機要秘書徐業夫打電話給我，并要我立即通知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姚文元，一共6個人，于下午5時到中南海主席家里同主席一起吃飯。我特地問，要不要通知康生？徐業夫回答，不要。我隨即用紅機子分別通知了各人，大家接了電話都非常高興。

　　5時前，我們就來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處。主席和江青在家里接待了我們。那天一起在場的還有李訥、毛遠新、汪東興、徐業夫、吳旭君和服務人員。飯前，主席與大家閑話聊天。主席說，今天過個生日，我73了。你們要辦慶祝宴會，這不好，因為黨中央有不祝壽的文件呢。我們自已在家里簡單辦個家宴，請請小組的人，組長、副組長、組員。顧問就免了。這一年你們辛苦了，‘五一六通知’、‘馬列主義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紅衛兵大串連’，一波接一波，現在還沒完。主席又說，斯大林是73歲死的。他死了，資本主義就在蘇聯復辟了。社會主義堡壘被赫魯曉夫們從內部攻破了。我現在還不會死，但將來，資本主義會不會在中國復辟呢？這就要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這個文化大革命是我們黨同黨內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資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斗爭。斗爭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這一次是全面的斗爭，從上到下，從紅衛兵到工廠、農村、機關，全國都鬧開了。

　　主席又對春橋和姚文元說，春橋、文元來了。你們想不想回老窩啊！上海可鬧得厲害呀！形勢很好呢！紅衛兵起來了、機關干部也起來了，工人們也起來了，到處是火燒、批判、揪斗、打倒，還有砸爛。他們還很注意斗爭方式，誰是要火燒的，誰是要打倒的，都有區別呢。他們懂得掌握黨的政策。機關的文化大革命也很重要呢，過去講內外有別，是講牽涉國家機密的事情內外要有區別，不是講革命運動不能搞。文化大革命，內外都要搞，最重要的是工人們起來了！你們兩個人可以回去看看呢。他說，上海重要啊！京、津、滬還有工業大省遼寧，是我們這一階段的重點。

　　主席對關鋒說，關鋒也來了。你太瘦了，要多吃點肉呢！你的老子研究怎樣了？你送來的書，我還沒來得及看呢。關鋒主張老子是唯心主義的，陳伯達主張老子是唯物主義的。主張唯心主義的還有楊柳橋等人，主張唯物主義的還有任繼愈等人。兩派還在爭，統一不起來。主席說，在我看來，老子是客觀唯心主義。老子是周朝王室的官員，屬于貴族階層，但他同情農民，經常替農民說話，批評統治者壓迫農民，稅太重。所以出身貴族也可以革命進步呢！對人不能光看出身，我不贊成那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形而上學。哲學家也不能都打倒，高亨要保呢，楊榮國也要保。

　　差不多5時半的時候，人都來齊了，家宴開始。服務人員端上了8盤菜、一大盆湯水。菜有紅燒肉、燒魚塊、木須肉、臘肉青蒜，還有豆腐、青菜、馬扎菜（一種野菜）等。主食是廚師自做的壽面和烤紅薯、玉米棒等。大家入座以后，服務員為大家斟上了黃酒。我們都舉起了酒杯，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主席說，你們萬壽無疆！你們年輕！

　　正式就餐之后，大家的話語就比較少了。等到壽面上來時，大家又要站起來祝酒，主席示意大家坐下，自己卻站了起來，他舉杯說：‘為明年全國全面內戰勝利干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主席說‘全面內戰’這4個字的時候，一頓一挫的，說得很清楚，但是‘勝利’兩個字的聲音就比較小。很多人可能都沒有聽清楚。大家跟主席干了杯之后。都在思考主席祝酒詞的意思。‘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是當時流行的口號，意思好懂。不好懂的是前一句。那時文革運動中已形成革、保兩派，已經有了武斗，這叫打內戰。可是反對武斗、反對打內戰是毛主席的一貫主張啊，怎么為它干杯呢？而且還是‘全面內戰’！大家都在思索，卻沒有人提出來問，江青也沒說話。主席似乎看出了大家對他話的不理解，在吃了幾口面之后，他又陸陸續續地講了，不僅是學生被鎮壓，機關里的造反派、工廠里的造反派，也遭圍剿。沒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沒有，給領導提意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熱氣騰騰的群眾運動一下子被搞得冷冷清清。那些被造反派反對的領導人，過去經常要群眾無條件服從黨的領導，做黨的馴服工具。這次他們又挑動群眾斗群眾，組織黨團員、積極分子跟造反派斗。于是，許多地方在群眾中形成兩大派，一派要革命造反，一派要保護舊秩序，兩派打起內戰，有些地方甚至發生武斗。我們要支持革命造反派，給群眾宣講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團結大多數，爭取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前一陣子，我們怕文化大革命一下子鋪開了影響生產，便想把工廠、農村的文化革命放后一步，哪知客觀事實的發展常常會打破我們的預想。學校、機關的革命造反派同工廠、農村的革命造反派結合起來了，一下子打開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就是這樣。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一定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才能勝利，五四運動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明年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都會走這條路。兩派的斗爭會更激烈，但革命最后總會取得勝利。

　　吃完飯以后，主席又和我們談了一會話。主席談的主要內容，就是要我們從思想和理論上全面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叫我們要抓大批判，并叫我們每個人都要寫文章。

　　在談到寫大批判文章時，毛主席特地對我說，你也要寫。我就對主席說，我一直想寫一篇關于影片‘清宮秘史’，到底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因為從主席提出這個問題，講了那么多年，講了那么多次，可到現在一直都沒有人做專門研究，沒有一篇文章把主席的思想系統地講清楚。毛主席說，好。我又說，可我對義和團那段歷史還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說，不要緊，你去寫。寫了給我，我給你看。隨后，我們向主席道了別，然后各自回去了。”

　　這正是：帷幄運籌，壯懷激烈，易水悲歌豈能比？

　　為黨為民，藐視敵手，豪氣干云似舊時。

　　關于毛澤東這次談話的內容，《戚本禹回憶錄》中還說：“主席的生日談話一直沒有向外面作過正式的傳達。所以許多人都是后來從《王力反思錄》里面，看到由王力整理的‘主席生日談話’的。關于主席的這次生日談話，現在有張春橋、關鋒、王力、姚文元和我的5個版本。所有版本都只是事后的追憶，因為主席是在家宴上即興講的，我們都沒有做現場記錄。5個版本中王力寫的最長、最多，關鋒寫的最短、最少。關鋒的版本是閻長貴轉述的。據我所知，關鋒本人還有個整理稿，應該比閻長貴轉述的更詳細，現存于其后人處。我認為，在5個版本中與原貌差距最大的是王力的版本。家宴時間大約有一個半小時，除了吃飯，講話時間也就是幾十分鐘。主席談話是以聊天的方式進行的，中間春橋、文元、關鋒和我還插過話，所以不可能是長篇大論。王力整理的那篇生日談話有八千多字，除去他本人的評論，也有三四千字，很多話是他的發揮，并不是主席說的。例如他說毛主席說‘一切企圖阻擋工農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論調都應駁斥。’‘他同陶鑄分岐的實質就是這個。’我不記得主席這樣說過，到1966年12月底，主席還沒有公開批評陶鑄。再如不能亂抓人的一大段話，我記得那是主席在另一次會議上講的，生日家宴上沒有談這個問題。王力在回憶中，對主席那天并沒講過的話，說了一大堆；而有些主席當時講過的話，他卻略而不詳，甚或說沒有。他說‘有人說，毛主席說要開展全國全面的內戰’，‘我沒記得聽他說過’。這不對，除他之外，關鋒、張春橋、姚文元和我都聽到主席講過‘全面內戰’的話。而且我還記得在起草1967年元旦社論時，王力也議論過這句話，并表示他也不很理解主席這話的含義，可這時候他卻說他不記得了。”

　　欲知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新的一年里如何發展？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先后8次（在天安門及一些大街、公園）接見了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1300萬名紅衛兵，其間又支持各地紅衛兵大串聯，這兩個決策都是頗具匠心的戰略部署。

　　本傳在第一卷中曾多次敘述了毛澤東在學生時期“游學”的故事，而如今毛澤東安排紅衛兵大串聯，正是再現了他所期望的學生時代的那種“游學”活動。所不同的是，他是把他個人的和與同學、與朋友間的少數人的行為，變成了千百萬學子的大規模的行動。全國各地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為避免莘莘學子像毛澤東當年那樣乞討挨餓，均在當地的道路上每隔五、六十里設置一個紅衛兵接待站，讓那些南來北往者一律免費吃住。南方學子到北方不耐寒冷者，還要贈衣贈被，一律免還。浩浩大軍，穿梭如織，其規模蔚為壯觀！紅衛兵大串聯前后持續半年之久，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這一被某些人譏諷為荒唐的大舉措，其真實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毛澤東要造就千百萬個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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