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

　　看不見稻、粱、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

　　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話說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結束后，回到了杭州，下榻于杭州劉莊賓館。他在與劉莊賓館服務員孫丘珍等人拉家常時，詢問她們的家庭情況。當他問到孫丘珍時，孫丘珍說：父親原是一個建筑工人，因工傷失去了勞動能力，癱瘓在床。母親沒有職業，年幼的弟弟因無錢上學，只得呆在家里。全家4口人的生活，全靠她每月28元的工資維持。毛澤東十分同情孫丘珍的家境，關切地問：

　　“靠你這點工資能養家嗎？”

　　孫丘珍說：

　　“不能，但組織上照顧我，每月給我補助七八元。”

　　毛澤東說：

　　“那我來接濟一點吧。”

　　孫丘珍連忙推辭說：

　　“我怎么好用您老人家的錢呢！”

　　毛澤東說：

　　“這是我的稿費，你家里有困難，從我的稿費中拿一點錢來接濟你，又有什么關系呢？”

　　他交代秘書：

　　“從我的稿費中拿一點錢，接濟一下小孫，她家非常困難。”

　　后來，秘書從毛澤東的稿費中取出500元錢，托護士長吳旭君交給了孫丘珍。孫丘珍捧著500元錢，激動得熱淚盈眶，周圍的人也都十分感動。

　　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見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他搖了搖手中的1965年第6期工農兵哲學論文特輯，說道：

　　“這一期哲學研究我看了3篇文章。你們搞哲學的，要寫實際的哲學，才有人看，書本式的哲學難懂，寫給誰看？一些知識分子，什么吳晗啦，翦伯贊啦，越來越不行了。現在有個孫達人，他寫的文章是針對翦伯贊的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的。在農民戰爭之后，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讓步？地主階級對太平天國就沒有什么讓步，義和團先‘反清反洋’，后來變成‘扶清滅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國主義打敗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滅團’。《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為什么有人說它是愛國主義的？無非認為光緒皇帝是個可憐的人，和康有為一起開學校，立新軍，搞了一些開明措施。”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讓步政策’。只有革命勢力對于反動派的讓步，反動派總是反攻倒算的。歷史上每當出現一個新的王朝，因為人民艱苦，沒有什么東西可拿，就采取‘輕徭薄賦’的政策。‘輕徭薄賦’政策對地主階級有利。”

　　“希望搞哲學的人到工廠、農村去跑幾年，把哲學體系改造一下，不要照過去那樣寫，不要寫那么多。”

　　“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粱、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其實入學前的小孩子，1歲到7歲，接觸事物很多。兩歲學說話，3歲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外國人的區別，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的區別，只剩下了區別于其它動物的特點。誰見過‘人’？只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只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樓，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歷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歷史學家搞不了歷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戚本禹的文章（指《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筆者注）很好，我看了3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筆者注）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40天的娘，我罵你們20天的娘還不行！他就是要罵娘的。

　　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于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實際。

　　高中畢業后，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但光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它幾年，然后讀兩年書就行了。大學如果是5年的話，在下面搞3年。教員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學、文學、歷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里教嗎？

　　大發明家瓦特、愛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個發明電的富蘭克林是個賣報報童出身。從來的大學問家、大科學家很多都不是大學出來的。我們黨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的。”

　　“國民黨的軍官，陸軍大學畢業的，都不能打仗。黃埔軍校只學幾個月，出來的人就能打仗。我們的元帥、將軍，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的。我本來也沒有讀過軍事書，只讀過《左傳》、《資治通鑒》，還有《三國演義》。這些書上都講過打仗，可打起仗來一點印象都沒有了。我們打仗，一本書也不帶，只是分析敵我斗爭形勢，分析具體情況。”

　　“這幾年，青年有進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沒有辦法。吳晗當市長，不如下去當個縣長好。楊獻珍、張聞天也是下去好。這樣才是真正幫助他們。”

　　“寫哲學能不能改變個方式？要寫通俗的文章，要用勞動人民的語言來寫。我們這些人都是‘學生腔’。”

　　陳伯達插話說：主席除外。毛澤東說：

　　“我做過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國民黨運動，做過二十幾年的軍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談話結束后，江青要艾思奇和關鋒整理毛澤東的談話記錄。艾思奇、關鋒花了一個通宵，寫出了《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紀要》。這個紀要交給田家英后，田家英因對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有看法，就刪去了毛澤東關于彭德懷的那段話。艾思奇提醒他說：

　　“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于刪去。”

　　田家英說：

　　“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

　　12月22日，毛澤東將昨天評價《海瑞罷官》和彭德懷的那個話又向文化革命小組的康生、彭真等人說了一遍。彭真為此與毛澤東發生了頂撞。他還說：

　　“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和彭德懷有什么組織關系。”

　　彭真對毛澤東把吳晗同彭德懷聯系在一起一直表示不滿。早在11月28日，他在和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談話時，聽鄧拓說：“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他就說：“什么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2月14日，彭真又對吳晗說：“你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12月26日，毛岸青和邵華在毛澤東72周歲壽辰之際，去杭州看望父親。毛澤東一字不錯地揮筆背錄了葉劍英寫的《遠望》一詩：

　　憂患元元憶逝翁，紅旗飄渺沒遙空。昏鴉三匝迷枯樹，回雁兼程溯舊蹤。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龍。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轉還憑革命功。

　　葉劍英曾對《遠望》這首詩作過說明，他說：“《遠望》一詩，為刺責‘北極熊’蛻化變修而作，時在1965年秋。”

　　毛澤東書寫好《遠望》一詩后，贈給了兒子和兒媳。后來，毛岸青、邵華夫婦著文說：“1965年12月底，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72歲誕辰的時候，我們一起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為了教育我們這些孩子們，激勵我們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學習老一輩革命家的反修精神，欣然揮筆為我們書寫了一首七律《遠望》。我們看到毛主席非常喜歡這首詩，他老人家不僅可以十分清楚地背誦出來，而且連什么時間刊登在那家報紙上，都記得清清楚楚。”

　　1966年1月5日，毛澤東同江西省黨政負責人楊尚奎、方志純談到了羅瑞卿的問題，他說：

　　“這個人就是盛氣凌人，鋒芒畢露。”“我也同羅瑞卿說過，要他到哪個省去搞個省長，他不干。軍隊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調動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調到江西來。”

　　爾后，毛澤東從杭州去了武漢。

　　1月9日，由艾思奇、關鋒整理又經田家英刪改的《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紀要》，經文化革命5人小組組長彭真批示后印發到各地。

　　據葉永烈記載：“關鋒把《紀要》交給田家英后，田把毛澤東談及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話刪去了。《紀要》印出來，陳伯達一看，冒火了。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跳腳了。江青馬上去問毛澤東：‘那一段話，是你刪的，還是田家英刪的?”“當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刪的，怒不可遏地罵道：‘老右傾!’”

　　1月間，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說蘇共將在4月間召開“二十三大”。此時，毛澤東不在北京，劉少奇、鄧小平在討論后尚無定見。要彭真到外地向毛澤東匯報，要先聽聽毛澤東的意見。彭真奉命向毛澤東匯報后，毛澤東給他講了蘇共新領導勃烈日涅夫的修正主義表現，最后說：

　　“參加不參加還有時間考慮。”

　　彭真回到北京，向劉少奇報告了毛澤東的意見。于是，劉少奇在北京召開一個小會，專門討論這個問題，與會者一致意見，不參加。劉少奇據此起草了一份電報，傳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沒有回音。劉少奇又在北京召開一個小型會議，討論此事。彭真說：

　　“可以考慮從另一個角度，再提出一個方案，供主席參考。”

　　他提出的另一個角度的理由是：

　　“1、人家邀請，我們接受，這是個禮節問題。2、朝、越兩黨會去參加，我黨不宜同他們距離過大。”

　　彭真這個理由被多數人否定后，劉少奇說：

　　“上次會議已有定論，并且已報毛主席。現在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議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作為常委或政治局的意見。”

　　會后，劉少奇要彭真找人再起草一個電報給毛澤東，結果彭真找的人以其它理由婉拒了，彭真只好自己動筆起草了一個報告，由中央辦公廳用電話傳給毛澤東，毛澤東仍然沒有回音。

　　1月12日，毛澤東給章士釗寫了一封信。

　　原來，毛澤東在1965年8月第2次讀完章士釗的巨著《柳文指要》后，在《柳文指要》的跋中加寫了一段話，對柳宗元和韓愈共同發起的古文運動，給予高度評價，他寫的是：

　　“這一‘新興文運’，使大言小言，各適其域。工也，農也，商也，學也，兵也，其中多數人，皆能參與文事之列。經濟有變化，反映經濟之政教，亦將有變化，文事亦將有變化。一成不變之事，將不可能！”

　　爾后，毛澤東將《柳文指要》送給康生閱讀。后來康生在12月底給毛澤東寫信說：

　　“85歲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萬巨著，實非易事。我讀完之后，覺得主席8月5日信中對此書的評價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確的。此書翻永貞政變之案，申二王八司馬之冤，揚柳子厚‘以民為主’的思想，斥韓退之‘以民為仇’的謬論，確有新鮮引人入勝之處。……此書也有缺點，如著者不能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解釋柳文，對柳宗元這個歷史人物缺乏階級分析，對社會進化，以為‘承新仍返諸舊’，‘新舊如環，因成進化必然之理’等等。對于一個沒有研究馬列主義的人，這是可以理解的。”

　　毛澤東在12日給章士釗的信中寫道：

　　行嚴先生：

　　1965年12月16日惠書及附件均已收讀，極為感謝！《三國志》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紀念，便時乞代致謝意。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讀完交來，茲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見，是否有當，請酌定。

　　順頌春安

　　附件兩紙，另康生同志來信一件，均附上。又及

　　毛澤東 1966年1月12日

　　毛澤東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動地帶信封一起轉給章士釗。康生在信封上寫的是：“請交主席 康生寄”。毛澤東把“主席”二字勾去，在旁邊寫上了“章行嚴先生閱”。

　　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王若水化名為“思彤”的《接受吳晗同志的挑戰》一文，首次公開提到《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提到了廬山會議。

　　1月15日，戚本禹撰寫出《<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一文。與此同時，關鋒和林杰也撰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文。這兩篇文章都送到了中央宣傳部。

　　1月17日，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召集在北京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紅旗》、《前線》、《新建設》3報3刊負責人會議，他在講話中說：

　　“根據彭真同志指示，要把3報3刊的學術批判管起來，稿件和版面要審查，《紅旗》先不要搞。不同意集中搞《海瑞罷官》問題，尤其是批《海瑞罷官》的所謂‘要害’問題，要著重討論歷史人物評價、歷史劇、道德繼承等問題。”

　　這樣一來，戚本禹、關鋒的兩篇文章，自然就被壓下了。戚本禹幾次打電話給許立群，詢問他的文章何時發表？許立群說：“‘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別人還有，現在都不能發表。”

　　戚本禹、關鋒又越過許立群，直接把文章清樣送給了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彭真。彭真讓他的秘書給他們打電話說：

　　“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鄉，沒有時間看文章。”

　　1月21日，是農歷大年初一。這一天，江青因批判《海瑞罷官》受到抵制一事，乘坐轎車來到蘇州給林彪拜年。她準備在取得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的支持后，到上海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林彪果然同意了。

　　葉群給在北京的總政副主任劉志堅打了一個電話。此時，總政主任蕭華身體不好，總政日常工作由劉志堅負責。葉群向劉志堅傳達了林彪的指示，她說：

　　“江青同志要找幾個部隊搞文藝工作的管文藝工作的同志，談談部隊文藝工作問題。參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個人，去幾個什么人，你和蕭華商量一下，把名單報給林辦。最好蕭華去參加。”

　　劉志堅向蕭華作了匯報，蕭華說：

　　“我事情多，身體又不好，文藝方面的情況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傳文化的，了解情況，還是你去吧。”

　　蕭華和劉志堅初步商定了參加人員名單，又經過總政黨委討論同意，就算定下來了。

　　1966年2月2日，劉志堅一行6人乘飛機直抵上海，住進了部隊開設的延安飯店。這天下午，已經先期到達上海的江青，給劉志堅等人送來了座談會必讀文件——《毛主席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寫給平劇院的信》、《毛主席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毛主席對文藝界的兩次重要批示》。

　　不久，張春橋來到延安飯店看望劉志堅。劉志堅和張春橋曾在1963年由中蘇友協派出參加蘇聯十月革命節，為中國代表團的正、副團長。在張春橋陪同下，劉志堅來到華山路丁香花園江青的住處。江青滿面笑容地迎接劉志堅，她說：

　　“哦，終于把解放軍這座‘尊神’請來了！我的處境很困難，所以我去蘇州求助于林總。現在，林總終于給了我支持！”

　　劉志堅打開公文包，拿出一份電話記錄。這是葉群打的電話，傳達林彪的一段講話，劉志堅很仔細地作了記錄，上面寫著：

　　“江青同志昨天到蘇州來，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后部隊關于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么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系，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征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不能滿足現狀，都要加快提高。”

　　江青非常高興，她說：

　　“志堅同志，聽主席說，你是劫法場出來的，我要很好地向你們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學習。聽說你過去寫過詩，寫過不少文章，在文藝方面也是內行。”

　　雙方客氣一番之后，江青又說：

　　“請你們來，不是開什么會，主要是看電影，在看電影中講一點意見。”

　　這天下午5時，江青在張春橋、劉志堅陪同下，來到錦江飯店小禮堂和來自北京的其他幾個人見了面。

　　參加這次座談會的除了劉志堅外，還有總政文化部部長謝鏜忠、副部長陳亞丁、總政宣傳部部長李曼村及兩名工作人員：秘書劉景濤、《星火燎原》編輯黎明。包括江青在內總共7人。

　　江青說，在座談會期間，不準記錄，不準外傳。她還問：有沒有人帶竊聽器呀？江青說起發給大家的毛澤東關于《逼上梁山》的那一封信，又說：

　　“盡管主席在1944年就明確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們的文藝界不像樣，仍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著。現在，該是徹底扭轉這種‘歷史的顛倒’的時候了。”

　　是日晚，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與張春橋一起，以東道主身份，宴請江青、劉志堅一行人。

　　晚飯后，江青在錦江飯店小禮堂請劉志堅等人看電影《逆風千里》，座談會就這樣開始了。

　　此后，眾人總共看了30多部電影和3場戲。張春橋有時也來看。陳伯達到上海后，也陪著看了幾部電影。江青一邊看，一邊說一些意見。

　　再說2月3日，彭真作為文化革命5人小組組長，召集副組長陸定一和成員康生、周揚、吳冷西開會。主要議題是關于對《海瑞罷官》的討論問題。彭真說：

　　“要把這場討論置于黨中央的領導下，要降溫，要真正做到‘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在此后一連兩天的會議上，與會者發表了各自的意見。康生在會議上說：

　　“批判《海瑞罷官》的討論，不要僅僅限制在學術的范圍內，要和現實的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結合起來。”

　　最后，彭真將會議記錄拿給康生看，康生提議說：

　　“要把每個人的發言寫上名字公布出來。”

　　此后，彭真等人以5人領導小組的名義，起草了一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

　　2月5日，康生看到了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組向中央提出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在這個已經形成文件的匯報提綱里，并沒有反映出他的意見，而其重點部分還有這樣一句話：“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

　　2月6日，毛澤東關于重新印發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給彭真寫了一個批語：

　　彭真同志：

　　請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達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慮是否應中南局的要求印發給縣、團級同志看（只發中南局，作為試點，別地不發。）看來此問題很大，要真正實現民主集中制，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并經過長期反復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志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毛澤東 1966年2月6日

　　2月7日，彭真首先向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匯報了《二月提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都表示同意這個提綱中的意見，即在討論中不涉及廬山會議。他們先后在文件上簽上了自己名，還提出要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5人小組去武昌向毛澤東匯報。

　　2月7日，《人民日報》以《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為題，介紹了河南省蘭考縣縣委書記焦裕祿的先進事跡，號召廣大干部向焦裕祿學習。

　　焦裕祿的先進事跡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在干部和群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許多干部以焦裕祿為榜樣，檢查自己的思想、工作、作風、方法及學習狀況，提高了思想覺悟，改變了領導作風和方法。

　　2月8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還有許立群、胡繩等人，飛抵武昌，帶著《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到毛澤東的住處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見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都已經簽字同意，就沒有明確表示自己的意見，他說：

　　“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同廬山會議、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有關的。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斗爭，是長期的階級斗爭，絕不是匆促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的。”

　　彭真提出對“左”派整風的問題，毛澤東不同意，他說：

　　“這樣的問題，3年以后再說。”

　　他還說：

　　“何明的文章我看過，我是喜歡的。對郭老、范老要保護，不要批評。吳晗可以照樣當他的副市長，他就不緊張了。這樣討論可以放心了吧！”

　　毛澤東所說的何明的文章，是指《光明日報》發表的關鋒化名為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別真偽》一文，這篇文章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

　　2月9日，毛澤東在武昌對林彪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的兩個提法，表示“都不妥”，并說要在離武漢后，先去蘇州跟林彪當面講清楚。

　　這一天，毛澤東從武昌回到了杭州，要江青速到杭州見他。江青對劉志堅說，她有事，座談會暫停數日。于是劉志堅和李曼村飛回了北京，向蕭華匯報在上海的工作。

　　2月9日這一天，江青來到杭州，毛澤東告訴她，彭真的5人小組已經搞了一個《二月提綱》，他既沒有表示同意，也違心地沒有正面表示反對。

　　2月12日，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正式批轉彭真等人制定的《二月提綱》，下發到全黨，貫徹執行。

　　《二月提綱》的產生和發出，進一步加深了毛澤東對劉少奇、彭真等人的不滿。

　　2月16日，江青在上海主持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繼續進行。

　　2月18日，毛澤東與毛遠新進行了談話，當談到軍事工程學院先搞兩、三年，然后搞兩年半工半讀，并結合預分配時，他說：

　　“理、工科還要有自己的語言，6年中先搞3年試試看，不一定急于搞兩年。尖端科學搞3年也許行，要有針對性。3年不夠將來再補一點。有針對性才能少而精，有針對性才能一般和特殊相結合。6年改3年，這樣做以后，步驟穩妥，方向對頭。

　　新事物干它幾年，不斷總結經驗才行。

　　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語言，要讀一點書。但是也有共性，光讀書不行。黃埔軍校就讀半年，畢業后當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材。改成陸軍大學以后，結果出來盡打敗仗，作我們的俘虜。

　　理工科我是不懂的，醫科我多少懂一點。你要聽眼科大夫說話，神乎其神，但人總有一個整體。

　　科學的發展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但講課不能按發展順序來講。學歷史主要學近代史。現在三千年歷史，要是到一萬年，該怎么講呢？尖端理論，包括通過實踐證明了的、有用的基礎理論中，要去掉通過實踐證明沒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

　　講原子物理，只講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要從丹麥學派玻爾理論開始。你們這樣學，10年也畢不了業。坂田都用辯證法，你們為什么不用？

　　人認識事物總是從具體到抽象。醫學先講心理學，講神經系統那些抽象的東西，我看不對，應該先講解剖學。數學本來是從物理模型中抽出來的，現在就不會把數學聯系到物理模型來講，反而把它進一步抽象化了。”

　　2月19日，毛澤東對湖北省委關于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設想給王任重寫了一個批語：

　　任重同志：

　　此件看了，覺得很好。請送少奇同志，請他酌定，是否可以發給各省、市、區黨委研究。農業機械化的問題，各省、市、區應當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做出一個5年、7年、10年的計劃，從少數試點，逐步擴大，用25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至于25年以后，那是無止境的，那時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過去25年的基礎上再作一個25年的計劃吧。目前是抓緊從今年起的15年。已經過去10年了，這10年我們抓得不大好。

　　毛澤東 1966年2月19日

　　2月19日這一天，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結束，江青要劉志堅等人寫一個材料。爾后她對劉志堅說：

　　“沒有什么可說的了，我有事，暫告一段落，你們可以回去了。”

　　劉志堅等人回到住處，一邊討論，一邊根據江青和劉志堅的8次談話，4次集體座談，由陳亞丁整理出有關記錄及有關回憶材料。爾后再由黎明記錄，陳亞丁修改，寫出了一份3000多字的《匯報提綱》。

　　2月20日晚，劉志堅要上海警備區將《匯報提綱》打印了30份。

　　2月21日，劉志堅將《匯報提綱》送給江青一份。

　　2月22日，劉志堅一行6人離滬飛往濟南，向在濟南的林彪作了匯報。林彪聽了匯報，說：

　　“這個材料是個重要成果，這次座談會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對頭，路線正確，回去后要迅速傳達，好好學習，認真貫徹。”

　　2月23日，劉志堅一行剛到北京下了飛機，就接到江青的秘書從上海打來的電話，秘書說：

　　“江青同志看了你們整理的材料，根本不行，現在不要傳達，不要下發。江青同志已將此事報告了主席，主席要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修改，請你立即派人來上海，一起參加修改。”

　　劉志堅向蕭華作了匯報，決定由熟悉材料的陳亞丁去上海參與修改。陳亞丁到上海見了江青才知道，是因為那份《匯報提綱》太簡單、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

　　在修改《匯報提綱》的過程中，陳伯達提了2條建議，他說：

　　“17年文藝黑線專政的問題，這很重要。但只是這樣提，沒頭沒尾。要講清楚這條文藝黑線的來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黨執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繼續。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才能更好地認清解放后17年的文藝黑線，這條黑線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了。還要講一段文藝方面的成績。江青同志親自領導的戲劇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紅色娘子軍》、交響樂《沙家浜》等，這些真正是我們無產階級的東西。這些都要寫一下。這樣，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說到這里，筆者不得不講一個小故事。據劉慶棠回憶：江青在指導排練芭蕾舞《紅色娘子軍》時說：“我不懂舞劇，懂一些共性，主要的應肯定，但也必須做較大的修改，我提幾條供你們考慮。”劇中“常青指路”一場戲，就是在江青指點下排練的；“常青”出場的動作則是由劉慶棠和飾演通信員的小黃一起編排的。后來擔任《紅色娘子軍》主演的白淑湘因為其父是國民黨少將特務，參與過謀殺聞一多，解放后在沈陽被鎮壓。她說過懷念父親的話；文革開始后軍代表又揭發她曾說過“握握拳頭算什么藝術？”于是她便被送到干校鍛煉。劉慶棠向江青提出讓白淑湘回來演戲。江青說：“演《紅色娘子軍》記她一功，但她表現不理想。”江青接著問：“她認識如何？”劉慶棠說：“不錯，還堅持在干校練功，專業上刻苦。”江青批評說：“你護著這個，護著那個。”劉慶棠說：“她本人有進步，劇團也需要。你不是說記她一功嗎？”江青說：“那就把她調回來吧。”這樣，白淑湘就又回到了劇組。

　　《戚本禹回憶錄》中也曾說：“江青是個愛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白淑湘的父親是解放后被鎮壓的，江青要保她，我就聽江青在會上講了好幾次。那時金敬邁是文革小組的文藝組組長（那就是相當于文化部長），那時金敬邁威信很高，樣板戲劇團都歸他管。江青說，我讓你們把白淑湘爭取過來，你們怎么老不把她爭取過來？金敬邁、劉慶棠他們趕緊去做工作，后來讓她出演紅色娘子軍中吳清華的B角，這在當時的樣板戲劇團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來據說江青被抓后，白淑湘還出來控訴說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說，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著良心的，當時像她那樣的情況，沒有江青保她，誰敢把她留在樣板劇團當B角啊。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廣東斗紅線女斗得很厲害，給她剃陰陽頭，讓她去養雞。江青說，她就是想叫紅線女把樣板戲移植到粵劇里去，她讓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吳法憲說，江青要讓紅線女移植樣板戲。吳法憲馬上去跟黃永勝說了，把紅線女保護了起來。江青還保了李劫夫，東北一開始就把他定為是黑線人物，學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說，把他弄到北京來，讓他住北京飯店，國家出錢。我馬上寫了報告，陳伯達、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簽了字。北京飯店是總理的地盤，一般的人根本進不去。李劫夫后來給我寫來了很多信，表示感謝。”

　　且說江青聽了陳伯達的話，高興地說：

　　“伯達同志的意思很好，幫助我們提高了，擊中了要害，很厲害。”

　　自此，眾人將《匯報提綱》原稿反反復復改了8遍，文字也增加到了1萬多，最后定名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江青馬上將《座談會紀要》送毛澤東審閱。

　　1966年3月4日，林彪在北京布置了批判羅瑞卿的會議。會議對羅瑞卿的批判逐漸升級，說他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

　　后來在3月18日，羅瑞卿感到強加給他的罪名是百口莫辯，決定以死表白心跡，便跳樓自殺。很僥幸，他并沒有摔死，只是左腿骨折。

　　這次批判會議一直開到4月8日才結束。

　　3月8日5時29分14秒，河北省邢臺地區發生強烈地震，瞬間波及到了北京。

　　此時毛澤東正在住處辦公，護士長吳旭君慌忙跑進來，一邊喊：

　　“地震了！地震了！”

　　一邊攙起毛澤東就往屋外走。剛走到門口，毛澤東又返回去，抓起案頭上的一個牛皮紙袋夾在腋下，隨著吳旭君走出屋外。吳旭君問：

　　“主席，屋里那么多好東西你不拿，為什么就拿這包紙啊？”

　　毛澤東回頭瞥了一下辦公室，說道：

　　“那些東西都不是我的，我身無長物，只有這些自己寫的詩稿屬于我的。我是無產階級，一無所有啊！”

　　吳旭君說：

　　“主席并不是一無所有。你有那么多著作，是一筆多么大的精神財富啊！”

　　毛澤東正在考慮哪里是地震的中心，災區群眾的損失會有多大？似乎沒有聽見吳旭君的話，在院子里一塊草坪上坐了下來。吳旭君見毛澤東面色凝重，為使他放松一下，便提議說：

　　“主席，講個故事吧。”

　　毛澤東哪兒有心情講故事，瞅了她一眼，說：

　　“平時我給你們講過許多故事了，今天你給我講一個，好不好？”

　　吳旭君想了想，決定講一個笑話，讓老頭兒開開心。她說：

　　“那是上海剛解放的時候，我是上海人，當時還小，親眼見到解放軍進城睡在馬路上。有一次，一位戰士為班上做飯，準備吃米飯，要淘米呀？剛進城哪去找淘米用的炊具，正巧碰見一個抽水馬桶。那位戰士覺得是一個又大又干凈的瓷缸，便把米倒進去淘起來了，結果一抽水米被沖走了。戰士很奇怪，便高聲喊叫起來：你們快來看哪，這個缸子還會吃米呢！”

　　吳旭君講完，自己先笑了起來，她以為毛澤東也一定會哈哈大笑，可毛澤東不但沒有笑，反而背過去身子，沉默不語。她就問：

　　“主席，我講的不好嗎？”

　　毛澤東低沉地說：

　　“你看不起我啊！你諷刺我啊！我們是土包子，你們是洋包子，土包子不如洋包子，連抽水馬桶都不認得喲！可是，我們土包子打下了天下，無產階級坐天下。難道這不是真理嗎？”

　　吳旭君的臉騰地一下就紅了，想不到老頭兒如此較真兒，自己的目的沒有達到，反惹得他這樣不高興，心中暗暗后悔不已。

　　不久，毛澤東得到了河北省邢臺地區隆堯縣東發生了6.8級強烈地震的報告。他立即指示周恩來組織人力物力，大力開展救災工作。周恩來立即飛臨災區，慰問受災群眾，指導救災工作。

　　后來在3月22日，寧晉縣東南又先后發生了6.7級和7.2級地震各一次，3月26日在老震區以北的束鹿南發生了6.2級地震，3月29日在老震區以東的巨鹿北發生了6級地震。邢臺地區的5次地震波及了石家莊、衡水、邯鄲、保定、滄州6個地區，80個縣市、1639個鄉鎮、17633個村莊，造成8064人死亡，38451人受傷，倒塌房屋508萬余間。

　　3月10日，劉志堅、陳亞丁接到通知再度來到上海，江青讓他們看了毛澤東對《座談會紀要》的修改。

　　此前，毛澤東在3月上旬對《座談會紀要》作了3次修改，親筆改動了11處。他不但同意建國以來有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藝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而且增寫了“搞掉這條黑線之后，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斗爭。所以，這是一場艱巨、復雜、長期的斗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

　　毛澤東還加上了這樣一段文字：

　　“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地系統地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占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1962年十中全會做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斗爭這個決定之后，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斗爭也就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了。”

　　此后，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劉志堅、陳亞丁等人又對《座談會紀要》進行了修改。

　　這期間還發生了一個“電話事件”，情況是這樣的：

　　張春橋派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到北京與許立群、胡繩談話，詢問《二月提綱》中所說的“學閥”是指誰？另外還提出了其它一些問題。

　　3月11日，在楊永直返滬之前，許立群在電話里轉告了彭真的文字答復，內容如下：

　　許：楊永直問，你那個學閥有沒有具體對象？指的是誰？

　　彭：學閥沒有具體指什么人，是阿Q，誰頭上有疤就是誰，誰像就是誰！

　　許：楊永直問，重要的學術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審查？

　　彭：過去上海發姚文元的文章，連個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里去了？

　　張春橋通過江青，迅速地將電話內容轉告給毛澤東。

　　3月12日，毛澤東給劉少奇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少奇同志：

　　3月11日信收到。小計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農業機械化5年、7年、10年的方案，并參觀那里自力更生辦機械化的試點，這個意見很好。建議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也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7天至10天時間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個5、7、10年計劃的初步草案，醞釀幾個月，然后在大約今年八九月間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才有可議。若事前無準備，那時議也恐怕議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區自力更生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對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區有所幫助，也要由地方出錢購買，也要中央確有原材料儲備可以出售的條件，不能一哄而上，大家伸手。否則推遲時間，幾年后再說。為此，原材料（鋼鐵），工作母機，農業機械，凡國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國家計劃遠甚者（例如超出一倍者），在超額內，準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讓地方購買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積極性是調動不起來的。為了農業機械化，多產農林牧副漁等產品，要為地方爭一部分機械制造權。所謂一部分機械制造權，就是大超額分成權，小超額不在內。一切統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辦法。又此事應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系起來，否則地方有條件也不會熱心去做。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備，仰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而局部地區的荒年，無論哪一個省內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幾個省合起來來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于擴大再生產著想。所以，農業機械化，要同這幾方面聯系起來，才能動員群眾，為較快的但是穩步的實現此種計劃而奮斗。蘇聯的農業政策，歷來就有錯誤，竭澤而漁，脫離群眾，以致造成現在的困境，主要是長期陷在單純再生產坑內，一遇荒年，連單純再生產也保不住。我們也有過幾年竭澤而漁（高征購）和很多地區荒年保不住單純再生產的經驗，總應該引以為戒吧。現在雖然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這是最好的同時為國家的辦法，還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老話）的口號，究竟能否持久地認真地實行，我看還是一個問題，要待將來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夠解決。蘇聯的農業不是基本上機械化了嗎？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幾點意見，是否可行，請予酌定。又小計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余是小計委負責人，林是成員——筆者注）二同志去為宜。如果讓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也派人去的話，似以管農業書記一人、計委一人去為宜。總共也只有大約70人左右去到那里開一個7天至10天的現場會。是否可行，亦請斟酌。

　　毛澤東 1965年3月12日

　　3月12日這一天，毛澤東在和醫務工作者談話中說：

　　“應該加強醫務人員的馬列主義學習，并用以指導業務工作。既然軍事上證明了所謂弱者可以打敗強者，沒有念過書或念過很少書的可以打敗黃埔畢業生、陸軍大學畢業生，醫務界為什么是例外？醫學院校也要加強馬列主義課程，好多畢業生就是不懂馬列主義。消滅釘螺的辦法還不是群眾創造出來的？所以，我寫的那首詩內有‘華佗無奈小蟲何’，今后醫學界要大力系統地宣傳馬列主義，醫務人員都要下去。

　　××沒有吃苦，應該鍛煉。有的人是不趕不下去的，有的人是趕還不下去。醫務人員都要下去。”

　　3月15日，江青將再次修改后的《座談會紀要》送給毛澤東。

　　3月17日晨，毛澤東在《座談會紀要》的標題前面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個字，這樣就變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他還在《座談會紀要》上的批示中寫道：

　　江青：

　　此件看了2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征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征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

　　毛澤東 1966年3月17日

　　3月17日下午，毛澤東在杭州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劉莊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真、康生、陳伯達和吳冷西，還有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和中央有關負責人。鄧小平以在西北視察三線“交通不便”為由，請假不參加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說：

　　“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中央是否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還有什么其它問題也可以談。”

　　對蘇共“二十三大”，毛澤東主張不去參加。他在大家都發表了意見后，明確地說：

　　“去參加是一個重大步驟，不去參加也是一個重大步驟，都關系我們對中蘇關系采取什么方針。依我看，我們不能去。如果去參加，那就同中間狀態的黨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蘇聯是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開這個會。我們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帶水。要人家不動搖，首先要自己不動搖。我們不去參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間派向我們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參加，無非是兵臨城下，不打，就是筆墨官司。不參加可以寫一封信。我們講過叛徒、工賊。蘇聯反華好嘛，一反我們，我們就有文章可作。叛徒、工賊總是要反華的。我們旗幟要鮮明，不要拖泥帶水。卡斯特羅無非是豺狼當道。”

　　有人問：這次我們沒參加，將來修正主義開會，我們還發不發賀電？毛澤東說：

　　“發還發，發是向蘇聯人民發。”

　　3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當談到編輯《毛選》第五卷、第六卷時，毛澤東說：

　　“我也沒有寫什么，不如第四卷。”

　　在談到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時，毛澤東說：

　　“最高最活，不要那樣提。也不要講頂峰。”

　　在討論其它問題時，毛澤東插話說：

　　“去年9、10月份，我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專門講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們怎么辦？也不要緊，造反就造嘛，整個解放軍會跟上造反嗎？”

　　欲知毛澤東此后還有什么重大舉措？請看下一章詳述。

　　東方翁曰：在《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紀要》作為中共中央一個重要文件下發前，田家英身為一個貼身秘書，為發泄私憤，竟然擅自刪除了其中的部分重要內容，可謂膽大之極。他的理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系不大”。時人和后人都不難看出，這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田家英的這種做法，很容易使人聯想起封建時代專了權的宦官。那些變了態的宦官利用近臣的身份，常常將愚昧無能的皇帝把玩于股掌之上。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想必自命不凡而又長期周旋于中共高層領導人之間的田秘書不會不知道吧？！

　　另：關于中共中央是否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的事，斯諾在他的《我同毛澤東談了話》的報道中是這樣分析的：“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黨正沿著（蘇聯）修正主義道路走向資本主義，正在出現一個新的特權階層，一個掌權的官僚階層，一個脫離人民的官吏階層。第二個問題是同第一個問題密切聯系的，即劉少奇妄圖提出以妥協來解決中蘇之間的僵局的問題。從1965年起，美國對北越的進攻，出現了把戰爭擴大到中國的危險。劉要派一個中國代表團參加1966年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目的是恢復中蘇聯盟。”斯諾的這一番話，盡管可以說是一家之言，但其畢竟不失為一個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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