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很可能出，這是很危險的。如果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

　　話說1965年9月間，人民解放軍裝甲兵部隊創建者之一的許光達，將坦克第2師工兵連班長王杰英勇保護民兵和人民武裝部干部的英雄事跡材料上報中央軍委。

　　王杰當兵4年，寫下了10多萬字的日記，真實地記錄了他成長的心路歷程。一字一句，都是他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一篇一頁，都折射出他的理想光輝——

　　我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個大無畏的人。

　　當兵是為人民、為黨、為祖國而來的，不管任何工作，黨指到哪里就沖到哪里，就是需要獻上青春也沒有怨言。

　　在榮譽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質上不伸手。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業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為人民服務就是幸福。

　　為了黨，我不怕進刀山入火海；為了黨，哪怕粉身碎骨我也甘心情愿。

　　在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部隊拉練駐地邳州張樓指導民兵訓練進行最后一項“絆發防步兵應用地雷”實爆訓練時，為了安全，他讓民兵們在訓練場等著，獨自到幾十米外的河邊進行了兩次成功實爆，然后讓大家圍成一圈，認真地進行講解，仔細地做著示范動作。突然，拉火裝置出現意外，用于替代地雷的炸藥瞬間即將爆炸。在這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有著豐富爆破經驗的王杰只要身體向后一仰，就可以脫離生命危險，然而他卻奮不顧身地縱身一躍，撲向了炸藥包。在場的12名民兵和人武部干部得救了，王杰卻英勇地犧牲了。

　　毛澤東在黨內的一次會議上高度贊揚王杰精神，他動情地說：

　　“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從此，全軍、全國人民掀起了向王杰學習的熱潮。

　　9月14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轉載上海《文匯報》刊登的《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調查報告旁批示道：

　　“‘赤腳醫生’就是好。”

　　《文匯報》的調查報告介紹了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半農半醫”的衛生員王桂珍、上海浦東新區衛校退休教師黃鈺祥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事跡。《紅旗》雜志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這篇調查報告。

　　所謂的赤腳醫生，是指那些在鄉村中沒有被納入國家編制的非正式醫生。他們掌握有一些衛生知識，可以治療常見病，還能為產婦接生，從而降低了嬰兒死亡率和防治傳染疾病。赤腳醫生通常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醫學世家，二是高、初中畢業生中略懂醫術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他們到縣一級的衛生學校接受短期培訓后，便在農村一邊種田，一邊行醫。

　　毛澤東看了這篇報道，自然是欣喜異常，立即提筆作了批示。

　　9月15日，毛澤東為 慶祝人民廣播事業創建20周年題詞：

　　努力辦好廣播，為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務。

　　9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的主要議程是討論第3個五年計劃和1966年計劃的建議。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當面問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彭真：

　　“吳晗可不可以批判？”

　　彭真回答說：

　　“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

　　此時，彭真并未真正領會毛澤東這句話的巨大份量，事后，他也未體味出這句話背后隱藏的含義，當然，更談不上準備對吳晗進行批判。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則深知毛澤東的意圖，于是就加緊了撰寫批判吳晗文章的步伐。

　　在上海，姚文元9易其稿，每一稿都是由張春橋把它夾帶在《智取威虎山》劇本的錄音帶內，用飛機送到北京，請有關人士提出修改意見。文章定稿前，毛澤東不止一次親自審閱過，他認為文章“沒有擊中要害”。

　　9月22日下午，毛澤東收到了彭德懷的一封信，心里很高興。

　　原來，毛澤東早在1965年夏季就提議要彭德懷到外地去掛職，于是，中央就指派彭真在人民大會堂與彭德懷談話，兩人談了兩個多小時，最終沒有談成。后來，彭德懷在9月21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說他忍受不了在吳家花園的謫隱生活，要求到農村去搞點工作。

　　9月23日清晨，毛澤東召見彭德懷。彭德懷來到中南海頤年堂，毛澤東早在那里等著。一見面，彭德懷說：

　　“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咯。”

　　毛澤東略帶幾分傷感地說：

　　“幾年不見，你顯老了。我早在等著，還沒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興得睡不著。你這個人有個犟脾氣，幾年也不寫信，要寫就寫八萬字。今天還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會兒就來參加。周總理因去接西哈努克，他不能來。我們一起談談吧！”

　　說話間，劉少奇、鄧小平、陳云、彭真也來到了頤年堂。毛澤東說：

　　“現在要建設戰略后方，準備戰爭。按比例，西南投資最多，戰略后方也特別重要，你去西南區是適當的。將來還可帶一點兵去打仗，以便恢復名譽。”

　　彭德懷說：

　　“在廬山會議后，主席問到對我的決議案如何看，當時，我向主席作了3條保證。”

　　毛澤東問：

　　“哪3條？”

　　彭德懷說：

　　“在任何情況下不會做反革命。在任何情況下，不會自殺。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勞動生產，自食其力。”

　　毛澤東說：

　　“后面兩條我還記得，也許真理在你那邊。你的問題讓歷史做結論吧。廬山會議是歷史的插曲，已經過去了，要振作精神向前看。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應該為后代多想想，多做點事情。”

　　毛澤東又對在座的幾位說：

　　“戰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區，它有各種資源，地理也適宜，大有作為。彭德懷同志去，也許會搞出一點名堂來。建立黨的統一領導，成立建設總指揮部，李井泉同志為主，彭德懷同志為副，還有程子華。彭德懷同志去西南，這是黨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時，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志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誠心誠意的。

　　對老彭的看法，應當是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在立三路線時，3軍團的干部反對過贛江，彭德懷同志說要過贛江，一言為定，即過了贛江。在粉碎蔣介石的1、2、3次‘圍剿’時，我們合作得很好。發生‘富田事變’時，有人寫出了3封挑撥離間的假信，分送給朱德、彭德懷和黃公略3人。彭德懷同志立即派專人將此信送來，3軍團前委會還開了會，發表了宣言，反對了富田事變。這件事處理得好。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斗爭也是堅定的。解放戰爭，在西北戰場的成績也是肯定的，那么一點軍隊，打敗國民黨胡宗南等那樣強大的軍隊，這件事使我經常想起來。”

　　毛澤東轉對彭德懷說：

　　“在我的選集中，還保存了你的名字。為什么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彭德懷表示，自己的處境到西南三線工作有困難。毛澤東勸他說：

　　“你還是去西南吧！讓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區有關同志開一次會，把問題講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來找我談。”

　　彭德懷終于接受了去西南搞三線建設的任務。這次談話，一直談了5個多小時。毛澤東還和彭德懷等人共進了午餐。

　　彭德懷從毛澤東那里回去后，興奮地對家人說：

　　“我們談通了。”

　　自從這次同毛澤東談話后，彭德懷就再也沒有見過毛澤東。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他于1965年11月28日離開北京，去成都擔任了三線建設副總指揮。

　　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同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大區第一書記談話，他首先問道：

　　“會開得怎么樣？”

　　有人說：

　　“會上談了關于備戰的問題，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較統一了。”

　　毛澤東說：

　　“比較統一嗎？天天講戰爭，他又不來打，那不變成周幽王起烽火。這是我叫起來的。你不叫，打來了怎么辦？”

　　接著，他又問道：

　　“就討論這個問題嗎？”

　　有人說：

　　“討論了計劃、糧食、干部調整、‘四清’4個問題。”

　　毛澤東接著問：

　　“還討論什么？”

　　有人說，討論到“小三線建設相當快”。毛澤東說：

　　“小三線很重要。有人說分散了怕造反。我看兩條，準備打仗，不怕造反。要備戰，各省要把小三線建設好。不要怕敵人不來，不要怕兵變，不要怕造反。”

　　“我現在說造反問題了。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很可能出，這是很危險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英國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國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對，所謂不對，不是講小不對，而是講大的不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各省有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中國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毛澤東又講了10年內戰時期的路線錯誤，他還說：

　　“那時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國際的、中央的都迷信。現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你們要注意，不管誰講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都要看對不對，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義。不正確的，你們可以不執行。總之，要按實際情況辦事。”

　　10月12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河南廳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最后一次會議，他在余秋里講到計劃工作贊成各省搞些小鋼鐵廠時，插話說：

　　“我對這一條比較積極，我支持地方要搞5萬噸左右的鋼鐵廠。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們造反。你們制造機器，制造武器，你們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對袁世凱稱皇帝的那種反。”“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你們不要年年造反喲，如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你們造反，那就吃虧喲。中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你造反，那你還不是修正主義嗎？而一個省也造不起來。”

　　繼余秋里之后，李先念、彭真分別就財貿、黨的建設作了發言。彭真在發言中說：

　　“恐怕我們的各級黨委就要把黨一直抓下去。因為出不出修正主義，還是在黨。黨里面不出修正主義，別處出了也不大要緊。”

　　毛澤東插話說：

　　“中央出了，你們地方不出，不要緊。”“中央幾個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樣出，那就不好了。”

　　彭真講到黨的基層組織時，毛澤東插話說：

　　“靠老爺，不靠人民，你有飯吃呀？你有衣穿呀？而70%是貧下中農。工廠里也有這個問題。”

　　最后，朱德、周恩來分別就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國際形勢作了發言。毛澤東曾經插話說：

　　“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干！”

　　10月20日，毛澤東會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黨政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你們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們，包括那些已經覺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覺悟的人。現在的世界是個不太平的世界。這并不是你們越南人到美國去侵略，也不是中國人到美國去侵略。”

　　“我們支持你們取得最后的勝利。勝利的信念是打出來的，是斗爭中間得出來的。比如，美國人是可以打的，這是一條經驗。這條經驗，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國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敗的。要打破那種美國人不可打、不可以打敗的神話。我們都有很多經驗。你們和我們都打過日本人，你們還打過法國人，現在你們正同美國人打。

　　美國人訓練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們，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沒有美國人就是不好，這個教員不可少。要打敗美國人，就要跟美國人學習。馬克思的著作里沒有教我們怎么打美國人，列寧的書里也沒有寫。這主要是靠我們向美國人學。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們。朋友愈多愈好。”

　　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楊尚昆調離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崗位，改任廣東省委書記；任命汪東興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1965年，楊尚昆被調離中央辦公廳以后，由誰來接任中辦主任的職位？當時劉少奇、鄧小平主張由田家英接任。總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傾向由龔子榮來擔任。龔子榮原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是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做過地下工作。但是他原來在北方局工作過，和劉少奇，彭真的關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說，在這個關鍵時刻，是她投了汪東興一票。江青說，主席身邊有些人，像葉子龍，并不把她當回事的。但汪東興對江青卻始終是畢恭畢敬，惟命是從的。但是毛主席對汪東興有看法。江青說，主席跟她說，汪這個人表面上唯唯諾諾，其實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覺得，汪是個直爽的人，是能夠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樣。后來毛主席才決定由汪東興來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所以江青說，她的一票是關鍵的一票。當然后來江青也正是為了這個關鍵的一票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的。”

　　再說11月10日這一天，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撰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

　　這篇文章是經毛澤東看過并同意發表的。文中說：《海瑞罷官》中的“退田”、“平冤獄”是影射對“單干風”、彭德懷的右傾“翻案風”的批判；作者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臺，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代表國內外敵人的利益，“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臺執政”。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最引人注目和發人深思之處，在于他尖銳地提出了“三面紅旗”問題，實質上是涉及到了1961年以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里的一些領導人在許多重大政策問題上的分歧。

　　本傳前面已經敘述過，毛澤東對“三面紅旗”的認識，與中央其他一些少數領導人之間，經歷了一致——分歧——勉強一致——嚴重對立的過程。毛澤東從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始終維護“三面紅旗”。在八屆十中全會和在這以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嚴厲地批判“黑暗風”、“單干風”和“翻案風”，批評劉少奇、鄧子恢、彭德懷等人。在八屆十中全會以后的幾年里，他又提出，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中央存在著兩個“獨立王國”，“出了修正主義”。實際上正是在尋找突破口。于是，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就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推到了歷史發展的日程表上。

　　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這一天，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彭真囑令他的秘書，以最快的速度設法弄到一張11月10日的《文匯報》航空版。

　　原來，彭真這個人很多心，早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就曾經有人跟他提起過：“江青在找人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張春橋來北京肯定和這事有關。”所以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后，他就立即到處打聽有關批判《海瑞罷官》的事，追查有什么背景和后臺。他還在文化革命小組會議上問康生：

　　“你知道上海發表那篇文章的背景嗎？”

　　康生回答說：

　　“一無所知。我也是在文章發表后才看到的。”

　　彭真又問：

　　“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來北京是干什么的？”

　　康生說：

　　“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問題。他找我談話都是說京劇革命，沒有談起批判《海瑞罷官》的事。”

　　彭真說：

　　“看來上海搞這些名堂連你也瞞著，這成什么話？老讓我們處于這樣的被動狀態，我們還怎么工作？”

　　康生回答：

　　“那你就趕快變被動為主動，也開始批判那出戲算了。《海瑞罷官》確實有問題，我聽好多同志反映過這出戲的問題，起碼在政治上對我們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除了彭真對此極為不滿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劉少奇、陳云、鄧小平也都持抵制態度。

　　《戚本禹回憶錄》中曾說：“鄧小平也是反對這篇文章的，他曾對吳晗說過，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們照樣打牌。”

　　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北京日報》社社長范瑾，曾兩度打電話問彭真，請示他是否在《北京日報》上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范瑾就是黃敬的夫人。本傳在第七卷中已經交代過，黃敬在1958年2月10日因精神病復發，病逝于廣州，年僅46歲。范瑾后來再婚。

　　彭真對范瑾說：

　　“《北京日報》不必轉載，除了《人民日報》的重要社論各地必須轉載外，像上海《文匯報》上的文章沒有必要轉載。”

　　11月12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經天津南下。他在天津聽取了河北省委負責人的工作匯報。

　　11月13日，毛澤東看了毛澤榮的來信，就叫秘書處給他寄去200元錢；還讓秘書室另復一信，信中寫道：

　　毛澤榮同志：

　　10月25日寄給毛主席的信，主席已經看過。他送給你200元，作為對你生活困難的補助。此款已交郵局匯去，請查收。

　　此致敬禮

　　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 1965年11月13日

　　11月13日晚，毛澤東抵達徐州。這是毛澤東在建國后第7次到徐州，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徐州。

　　11月14日，海軍司令員蕭勁光指揮海軍在福建崇武海戰中擊沉了國民黨軍護衛艦“永昌號”和擊傷大型獵潛艇“永泰號”。

　　11月14日下午1時至2時40分，毛澤東接見了徐州地市負責人丁平、關明政，詢問了工農業生產和戰備情況。爾后，毛澤東問道：

　　“沛縣還有劉邦的什么遺址？”

　　丁平、關明政一一作了介紹。毛澤東提議去看看，他還饒有興趣地講述韓信點將臺、黃樓、戲馬臺、蘇東坡、燕子樓的故事和一些景觀的來歷。

　　11月15日，毛澤東在停靠蚌埠的專列上同安徽省委負責人談話，當安徽省委負責人匯報到“四清”運動中運用毛主席著作很能解決問題，思想就通了時，毛澤東讓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語錄》給大家看，他說：

　　“這本書共有33章，夠了，比孔夫子的著作還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還沒有這個本子這么多。這個本子不錯。”

　　李葆華等人說：

　　“群眾很歡迎這本書，最好一個生產隊發一本，我們已向中央辦公廳提出這個要求，這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也提了。”

　　毛澤東說：

　　“好嘛，向中央辦公廳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提。”

　　此后，毛澤東又驅車去了江蘇南京。

　　毛澤東此次出行，是一路視察，一路提醒人們警惕修正主義。他還在山東、安徽、江蘇同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等談到了“要爭取快一點把后方建設起來”的問題。談話內容節錄如下：

　　一

　　要爭取快一點把后方建設起來。三五年內要把這件事情辦好，把大小三線搞起來。20億元不夠，30億元也可能不夠。后方建設起來，敵人如果不來，沒有什么浪費。糧食儲存一些有好處，反正要吃。棉布存一點，反正要穿。槍炮子彈如果用不著，只好當廢鐵用。打洞，不過用了點勞動力。

　　三七高射炮有沒有？其他炮有沒有？打起仗來，不要靠中央，要自力更生。中央既沒有糧，又沒有布匹，現在還有點槍炮，打起仗來槍炮也沒有了。我們歷史上，就是抗美援朝、中印邊界沖突這兩次靠后方供應了點槍炮。其實真正打起來，中央什么也沒有，只有發號施令。

　　敵人登陸要找弱點。青島工事修得那么好，敵人為什么要在青島登陸？龍口、成山頭，過去日本人就登過陸。越是認為他來不了的地方，設防薄弱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登陸了。

　　還是讓敵人進來，嘗點甜頭，誘敵深入，好消滅他。先消滅他一個營，再一個團，再一個師。

　　二

　　越南仗打得這么好，我們能不能打好？你們看美國人怎么樣？只要我們在3年到5年的時間內，不主動“挑釁”，就可以把大小三線建設起來，就不怕了。

　　津浦線一帶有沒有駐軍？有沒有地方師？抗戰時期，我們只有3個師，現在地方有十幾個師了。將來打仗都依靠中央是靠不上的。地方有一個師就好辦了。

　　三

　　軍隊過去是三大任務：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現在軍隊就是搞些生產，不大做群眾工作了。我們還是要恢復過去的三大傳統，要準備打仗，要生產，還要做群眾工作。

　　你們這些省市委書記同志，過去都是在軍隊里的，現在搞地方工作，就不大問軍事了。軍隊的同志搞了軍事，也不問地方工作了。這都不對。搞地方工作的要管軍事，搞軍隊工作的也要管地方工作。

　　一個地方師撥給你們了吧？有了地方師，有了小三線，地方就有了東西了。中央有了大三線，也就有了東西了。

　　美國人來不來，要做兩手準備。美國人對我們有些怕。越南海岸線很短，美國也只敢占據幾個沿海城市，不敢縱深發展，一怕補給線長，二怕被吃掉。中國海岸線有一萬多公里，敵人占領了上海，敢不敢占領蘇州？

　　11月17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批轉了中央組織部《關于目前黨員的情況和今后六年接收新黨員意見的報告》。報告中提出，培養提拔新生力量是目前黨在建設方面的重大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關于全局和革命長遠利益的戰略問題。報告還要求改變由于這幾年基本上停止接收黨員，造成的青年黨員過少、第一線黨員過少、高等學校學生中黨員更少的狀況，在今后6年中，在堅持高標準的前提下，積極地、較多地接收一些新黨員。要求各級黨委訂出具體的規劃和辦法，認真貫徹執行。

　　正是在毛澤東和中央指示精神的指導下，1965年，全國提拔了400多名地委以上干部，其中省、部級干部達幾十名之多。此外，還挑選了一批優秀大學畢業生到基層鍛煉，以培養年輕后備干部。1965年全國新發展黨員94．3萬人，1966年發展319萬人，充實了一批新生力量。

　　11月17日這一天，毛澤東乘專列抵達上海，下榻在西郊的一棟舊式別墅里。

　　周谷城應邀來到了毛澤東在西郊的下榻處，他一進門，正和陳丕顯談話的毛澤東就起身相迎，笑著說：

　　“又碰到了。”

　　這是毛澤東每次見到周谷城時的常用語，話雖平淡無奇，卻透出了老朋友之間的親切和自然。周谷城同毛澤東握手問候之后，兩人便天馬行空地聊起來。毛澤東談到了哲學史的寫作，他說：

　　“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只寫了一半，就沒有下文了。”

　　周谷城說：

　　“胡的白話文學史，也只寫了一半，就沒有了下文。”

　　毛澤東話題一轉，說：

　　“中國佛教史沒有人寫，也是一個問題。”

　　他們又談到舊體詩，談到了晚唐的李商隱。周谷城說著說著就有點忘乎所以了，他仰靠在沙發上，隨口用湖南腔哼起了李商隱的一首七言詩：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

　　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

　　周谷城把前幾句反復吟誦了幾遍，可那最后兩句竟然怎么也想不起來了。毛澤東在一旁聽著，知道老朋友忘了，便笑著用同樣的湖南腔調吟道：

　　“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周谷城在毛澤東面前不經意地吟唱這首諷喻帝王末路的詩篇，是不太妥當的，而他竟然輕輕松松地念了出來，毛澤東也自自然然地接了下去。毛澤東念出最后一句時，周谷城又跟在他的后面哼，而且感到心情舒暢，超乎尋常。毛澤東和周谷城一樣，心情也很舒暢。可周谷城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他此生和毛澤東的最后一次晤談。

　　11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為斯特朗80壽辰，派人送給她兩張祝賀卡。

　　11月22日，有關部門特意為斯特朗包了一架專機，滿載著她和她的30位中外朋友飛抵上海，住進了古樸典雅的錦江飯店。毛澤東將在這里會見她，祝賀她的80大壽。起初，毛澤東只打算會見斯特朗一個人，斯特朗不同意，她說：

　　“我的朋友們這么大老遠和我一起來，假如毛主席見我，也應見他們。”

　　11月24日，是斯特朗的80周歲生日。毛澤東將在上海錦江飯店會見斯特朗和她的朋友們。

　　天將近午，毛澤東、周恩來在一個大房間的門口迎接客人，江青也站在毛澤東身旁一同迎客。毛澤東看上去身體很好，精神愉快，他首先祝賀斯特朗生日愉快！然后同客人們一一握手，說：

　　“我已經認識你們中的好幾位。但大多數人是新的。”

　　當毛澤東與中宣部領導包括副部長吳冷西在內的幾位干部握手時，氣不打一處來，頓時面有不豫之色。他把客人領進了接待室。這里鋪著一個大的地毯，擺放著一個大的橢圓型桌子。毛澤東仔細地觀賞墻壁上的一幅竹雕，到第2幅作品前看了一下，又走向第3幅作品；爾后他讓斯特朗坐了首席，自己在相鄰的椅子上坐下來。他掏出香煙，點燃了一支，慢悠悠地說：

　　“我，一個吸煙者，是一派，而斯特朗同志是對立的一派，不吸煙派。”

　　斯特朗對毛澤東的這個開場白感到吃驚。身為醫生的馬海德以為毛澤東是在開玩笑，便挑戰似地說道：

　　“你把這個問題看成是派別問題嗎？”

　　毛澤東說：

　　“當然，在我和醫生之間，醫生說我不應該吸煙，我說我要吸。我行我素嘛！”

　　他用目光巡視了一下所有在座的人，又說：

　　“你們有多少人吸煙？吸煙的人拿一支香煙舉起手來。手里拿一支煙就是吸煙者的標志。”

　　毛澤東說話的口氣很輕松。在場的外國朋友不知毛澤東何出此言，而幾位中宣部領導干部卻深知個中原因：毛澤東還在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事生氣呢。他們面面相覷、惶惑不安。

　　原來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后，從11月12日開始，上海的《解放日報》、浙江的《浙江日報》、山東的《大眾日報》、江蘇的《新華日報》、福建的《福建日報》、安徽的《安徽日報》、江西的《江西日報》，都先后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而《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北京市各家報刊及全國其它各地報刊卻都拒絕轉載《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自然是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之外，使他非常憤慨，于是他就指示上海人民出版社將這篇文章印成單行本，向全國發行。結果，北京連單行本也不予理睬。

　　且說毛澤東看了看在座的人，見沒有幾個人拿起煙舉手，他笑了笑，旁敲側擊地說：

　　“好吧，看來在這方面我也是少數派嘍。不管怎樣，我還是吸煙，并且勸你們也吸。”

　　午宴開始后，毛澤東以傳統的主人姿態，從第一道菜拼盤中，夾了一些，放在斯特朗的碟子里。午宴的氣氛雖然并不十分熱烈，但毛澤東對斯特朗的關懷與盛情，卻是顯而易見的。因而，斯特朗還是感到很滿意、很愉快。

　　11月26日，周恩來和羅瑞卿在上海接見14日在福建崇武海戰中，擊沉蔣軍炮艦“永昌號”和擊傷大型獵潛艇“永泰號”的有功人員。接見結束后，江青對羅瑞卿說：

　　“姚文元在上海寫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匯報》發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都不理睬。”

　　羅瑞卿當場表示說：

　　“我們《解放軍報》支持。”

　　他馬上打電話給劉志堅，說《海瑞罷官》是大毒草，叫《解放軍報》在第一版上全文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一個態度鮮明的編者按。

　　11月29 日，在壓下姚文元的文章19天之后，彭真得知《解放軍報》要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不得不給范瑾打去電話，要《北京日報》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就這樣，在《解放軍報》轉載姚文元的文章的第二天，《北京日報》也轉載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還加上了彭真親授的按語。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周總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匯報工作。周總理得知姚文寫作與發表是毛主席同意與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講明，并與他一起審定《人民日報》轉載姚文的按語，在11月30日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上作了轉載。”

　　11月30日，林彪派葉群帶著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專機趕到杭州，單獨向毛澤東作了幾個小時的匯報。

　　原來在11月27日，林彪授意海軍副司令員李作鵬組織人寫關于近年來海軍思想斗爭的材料，他特意囑咐李作鵬要在這份材料中說明羅瑞卿的表現。

　　此前，羅瑞卿對林彪的“頂峰論”、大搞“突出政治”提出了不同意見，林彪拉攏他無效，便認為他是妨礙自己向上爬的障礙，就決定除掉他。李作鵬立即召集王宏坤、張秀川等人，秘密整理了材料，說羅瑞卿“懷有巨大的陰謀”；說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想當國防部部長”。

　　1965年12月1日，《光明日報》也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

　　這個時期，各報在轉載姚文元的文章時，均仿照《北京日報》加了編者按語。這些按語，強調要根據“雙百”方針進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討論，力圖把這一討論局限在學術領域。此后，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向陽生和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主持下的協作組“方求”等，接二連三地發表批駁姚文的文章。就在江青、張春橋等人積極物色左派，以便組織文章還擊時，《紅旗》雜志的編委關鋒和戚本禹站了出來。戚本禹表示：

　　“若有人攻姚，我們就出來反攻。”

　　此后，關鋒、戚本禹二人來到了上海，與姚文元商談此事。張春橋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見。就這樣，姚文元的文章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論戰。而這場論戰便成了不久爆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12月2日，毛澤東在林彪呈送的《蘭州軍區黨委關于五十五師在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情況的報告》上寫了一個批語。

　　林彪在這個報告上寫道，“主席：從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戰爭爆發，其他部隊情況可能是與這個部隊近似。”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55師的情況，可能和各師、各軍種、各兵種大同小異。請你考慮，可否將此件轉發到各軍區、各軍種、各兵種、各軍，到師黨委為止，供他們參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于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如何，請酌定。

　　毛澤東 1965年12月2日

　　此件如轉發時，請先給少奇、恩來、彭真同志一閱。

　　12月初，毛澤東獲悉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艾地在軍人集團10月1日政變奪取掌權后于11月24日被殺害，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寫出了《卜算子·悼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艾地同志》，其詞云：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難為久，春來反凋殘。

　　殘固不堪殘，何須自尋煩？

　　花落自有花開日，

　　蓄芳待來年。

　　12月6日，戚本禹在《紅旗》雜志1965年第13期上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不點名地批判了翦伯贊鼓吹的所謂的“歷史主義”。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我看到了翦伯贊不斷在倡導他的反對用階級觀點看待歷史的所謂‘歷史主義’。我就想，這種脫離階級觀點的歷史主義，其實也就是資產階級的歷史主義。毛主席強調階級斗爭，并充分肯定和贊揚農民革命對歷史發展的進步作用。可他們這些教授卻認為農民革命，在歷史上只起到了破壞和倒退的作用。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歷史觀。于是，我就在文章中寫道：

　　‘你看，從孔夫子以來，大家都說農民造反無理。眾多的是史學家，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無數的明槍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業中死去的農民英雄，把他們描寫成為暴戾恣睢、罪大惡極的犯上作亂者。就是五四運動中的一些新文化戰士，在這樣一種千百年來習慣輿論的壓力下，也覺得沒法子否認那個加在叛逆者頭上的亂字。轟然一聲，馬克思主義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聲宣告：造反有理!’”

　　12月8日，毛澤東從杭州回到上海，在錦江飯店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各兵種和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都參加了，吳冷西也列席了會議。

　　葉群在會議上分3次作了約10個小時的發言，說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彪“不要擋路”，“一切交給羅負責”。

　　12月11日，羅瑞卿被召到上海會議上，但他沒有得到申辯的機會。

　　在這次會議期間，林彪提出要打倒羅瑞卿。毛澤東說：

　　“他羅瑞卿只是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嘛！他也只是反對我到長江里游泳，那還是一片好意嘛。”

　　林彪說：

　　“他反對突出政治就是反對主席。”

　　毛澤東見林彪如此堅持，只好退了一步，說道：

　　“可以先掛起來么。10年不行，20年，掛1萬年行不行？”

　　毛澤東不愿意打倒羅瑞卿，但他又不能不同意撤銷羅瑞卿的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的職務，調離軍事領導崗位。

　　林彪建議由楊成武擔任總參謀長，毛澤東搖搖頭說：

　　“不要那么匆忙，還是讓他代代吧。”

　　于是，楊成武就出任了代理總參謀長職務。

　　12月15日，劉少奇寫信給毛澤東，并附上了毛澤東《論十大關系》講話的整理稿，他建議將《論十大關系》作為內部文件印發給縣、團以上各級黨委學習。

　　這份《論十大關系》整理稿，是以毛澤東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為基礎，又吸收了4月25日他在政治擴大會議上講話的部分內容，整理而成的。

　　毛澤東看了《論十大關系》的整理稿，批復道：

　　“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見辦理。此件看了，不太滿意，發下去征求意見，以為將來修改之助。此意請寫入中央批語中。”

　　后來在12月27日，中共中央寫了一個通知，連同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印發到縣、團級以上各級黨委學習。中央在批語中寫道：“……這個文件是當時講話的一篇記錄稿，毛澤東同志最近看了后，覺得還不大滿意，同意下發征求意見……”同時注明：“不登黨刊。”

　　12月16日，上海會議結束，會議決定了處理羅瑞卿問題的5條意見：

　　“1、性質嚴重，手段惡劣。2、與彭、黃有別。3、從長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績。4、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5、領導有責。”

　　會議還決定：“處理兩步走，調動職務，不搞面對面，冷處理。”

　　欲知羅瑞卿后來的狀況如何，請看下一卷便知。

　　東方翁曰：常言道：黨內有黨，派中有派。此一時期中共黨內、軍內的狀況便是如此。面對著黨內以劉少奇為首的實力派的挑戰，毛澤東不得不處理好軍內林彪與羅瑞卿之間的矛盾。古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他從大局出發，壓抑著與羅瑞卿的深厚感情，從保護羅瑞卿的目的出發，調動他離開軍隊，到地方上去工作。以這種有條件的方式，支持三軍統帥林彪。舍此又有什么辦法呢？可惜羅瑞卿不理解，不愿意離開軍隊。以至于后來又出現了更為嚴重的狀況，這也算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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