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fā)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

　　們必須打破常規(guī)，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

　　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xiàn)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

　　話說196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認真討論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指示》批轉了江蘇省委10月15日的《印發(fā)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及附件（包括江渭清給劉少奇的信），要求在“四清”運動中開展“反右傾”。《指示》中還說：

　　“這封信上所批評的江渭清同志的缺點，不只是他一個人有，其他許多同志在不同程度上都有，還有一些同志則比江渭清同志更嚴重，其中，也包括中央的和中央各個部門的許多同志在內……所有這些同志都應當進行檢查。”

　　通過這個《指示》，劉少奇有意無意地把他在“四清”運動問題上和江渭清的矛盾，特別是他與毛澤東的分歧，暴露在了全黨面前。

　　10月23日，毛澤東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科院副院長陳伯達送審的兩篇講話稿。在陳伯達9月16日在討論發(fā)展電子工業(yè)問題座談會上的插話摘要上，毛澤東批了一段文字，他寫的是：

　　“我們辦工業(yè)，必須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蘇聯(lián)的那一套。凡辦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這兩種能力。凡辦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連那件事看都沒有看到，當然談不到抓的問題。有許多人，對于當前已經出現(xiàn)了苗頭，甚至大量出現(xiàn)了的事實，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覺和理解），當然談不到抓起來做的問題。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種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對于某些事，不是沒有看到，甚至著書立說，長篇大論。至于做，他就抓不起來了，或者抓了片斷面，忘了全面。說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對，又要抓得緊。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對，就是壞事。抓得不緊，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對不對的問題。看得不對，等于不看，或者還要壞。面向全世界，既看得到，又抓得起，又抓得對，又抓得緊，雷厲風行，又實事求是，一絲不茍，這就可靠，就可以很迅速地發(fā)展我們的工業(yè)。大慶油田，就是一個很突出的例子。”

　　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轉了由陳伯達主導并反復修改的天津市委《關于小站地區(qū)奪權斗爭的報告》。批示全文（從其中的文字如第二自然段和“敵我矛盾同人民內部矛盾、同黨內矛盾交織在一起”這個提法可以看出，這個批語不是毛澤東起草的）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區(qū)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務院各部委黨委、黨組，各人民團體黨組，軍委總政治部：

　　現(xiàn)將天津市委《關于小站地區(qū)奪權斗爭的報告》發(fā)給你們，請你們轉發(fā)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和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隊員閱讀。這個報告總結出來的經驗是好的。

　　由于小站地區(qū)的領導權長期被反革命集團所操縱，又得到天津南郊區(qū)委和公社一些領導人的支持，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是從“四清”入手，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清不出什么來。后來轉入奪權的政治斗爭，并處分了區(qū)委和公社的一些領導人，才打開了局面，充分發(fā)動了群眾，首先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后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他們的經驗，值得各地參考。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應當是先搞“四清”，還是先搞對敵斗爭，過去各地是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作法的，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應當根據(jù)各地不同的實際情況來解決，一切要從實際出發(fā)，看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當?shù)刎毾轮修r和多數(shù)群眾要求先解決什么問題，就先解決什么問題，而不要被預先規(guī)定的一些框框所束縛。

　　小站地區(qū)的敵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內部矛盾、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xiàn)的，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長期得不到解決，對黨對人民造成的損失也很大。但是當?shù)氐亩鄶?shù)群眾是清楚的。只有我們黨脫離了當?shù)囟鄶?shù)群眾的情況下，這些敵人的陰謀才能得逞。當著我們黨同當?shù)囟鄶?shù)群眾結合起來了，這些敵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受到了失敗。由此可以看到，當前我們國內的敵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內部矛盾出現(xiàn)的，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xiàn)的。敵我矛盾同人民內部矛盾、同黨內矛盾交織在一起。在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和黨內矛盾中，包含著一部分很危險的敵我矛盾。必須把這一部分敵我矛盾清查出來。當前階級斗爭的復雜性就在這里。但是，只要我們認真對待，負責干部下去蹲點，注意了當前階級斗爭的這種特點，提高了警惕性，又充分地發(fā)動了群眾，這一部分隱藏在人民內部和黨內的敵我矛盾，是能夠清查出來的，并且也不是很難清查出來的。過去有些同志強調對敵斗爭，只注意對社會上的四類分子進行斗爭，忽視這一部分隱藏在人民內部和黨內的敵人，甚至要這些隱藏在內部的敵人和敵人的代理人去開展對敵斗爭，因此，他們既不能真正地打倒敵人，也不能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甚至還要冤枉一些好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目的就無法達到。這是我們現(xiàn)在應當吸取的教訓。

　　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斗爭，否則，要犯嚴重的錯誤。這種斗爭的經驗，在一個地委和縣委，有信陽的經驗；在一個農村或鎮(zhèn)子，有小站地區(qū)的經驗以及其他農村的不少經驗；在一個大企業(yè)，有白銀廠的經驗；在一個城市，將會有貴陽市、白銀市的經驗。中央轉發(fā)的信陽經驗是正確的。但在信陽奪權斗爭的工作中，也有一些缺點，如集訓的干部太多（一個地委集訓了幾萬人），在集訓工作中有某些粗暴的態(tài)度，集訓中的生活管理有一些缺點。這些缺點，在以后的工作中應當糾正，也容易糾正。

　　不論在信陽、小站、白銀廠和貴陽，在奪權以前，都由上級派人進行了長期的工作，才確定地認識這些地方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才下決心進行奪權斗爭。一下決心進行奪權斗爭，局面就迅速打開，群眾立即發(fā)動，表現(xiàn)了我們料想不到的革命熱情。在這種群眾革命熱情的基礎上，只要我們給以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就一切困難都可以克服，一切工作都可以作好。最落后的地方就可以迅速地走向它的反面，變?yōu)樽钕冗M的地方。這里也有一個教訓，就是在下決心進行奪權斗爭以前，必須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才能確定領導權是否在敵人手里，才能確定這個地方的領導核心是否已經變質，才能決定是否應當進行奪權斗爭。不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就在許多地方套用信陽經驗，盲目地進行奪權斗爭，那是要犯錯誤的。如果我們認真地進行調查研究工作，調查研究的方法又對頭，那我們就不會如信陽問題、小站問題、白銀廠問題、貴陽問題那樣，拖延很久才去解決，就可以比較及早地加以解決，并在基本上不會犯錯誤。

　　中央 1964年10月24日

　　后來在1972年，天津市委按照中央領導關于對陳伯達在小站地區(qū)破壞“四清”運動的問題進行調查的指示，派出小站地區(qū)“四清”調查組，開展深入細致的調查工作。經過一年多的調查研究，天津市委于1973年3月11日以文件形式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呈報了《關于反黨分子陳伯達在天津小站地區(qū)“四清”中打擊迫害干部和群眾的罪行的調查報告》。

　　原來早在1960年，陳伯達就到過小站地區(qū)。當時曾有人寫信向他反映原小站公社幸福之路大隊黨總支書記、全國勞動模范姜德玉的“反革命歷史和弄虛作假的問題”，說姜德玉是假勞模，是地主富農。陳伯達建議天津市委監(jiān)委調查處理此事。1961年5月，陳伯達再次到小站，進一步取得了姜德玉是假勞模，是富農分子的假證據(jù)。天津市監(jiān)委于1962年1月將姜德玉定為富農分子清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和所有榮譽稱號（當時僅限于黨內宣布）。1964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率“四清”工作隊進駐小站地區(qū)。當時周揚和方紀在北閘口公社的西右營蹲點，參與“四清”運動。3月初，陳伯達從北京帶著一批干部來到小站地區(qū)，插手小站“四清”運動。3月26日，陳伯達第一次去西右營，用了不到 40 分鐘就宣告了西右營大隊黨支部書記張鳳琴的政治上的死刑，稱張鳳琴是假勞模、假貧農。5月5日，周揚要回北京，問陳伯達西右營“四清”的性質，陳伯達從東右營支部書記藏槍和北義心莊支部書記打人說起，聯(lián)系到張鳳琴黑幫集團，給西右營“四清”定了性質，把西右營的問題說成是“黑幫”搞的“反革命集團”。5月21日，陳伯達來到小站鎮(zhèn)，又如法炮制了“張玉侖反革命集團”和“姜德玉反革命集團”。7月間，各工作隊在陳伯達操縱下分別繪制了姜德玉、張玉侖、張鳳琴3個“反革命集團社會關系分布圖”和3個“集團頭子”的“歷史大事記”各1份，接著搞了3個“反革命集團材料”，于7月31日呈報給黨中央。此后，陳伯達又仿照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搞出了上邊那個天津市委《關于小站地區(qū)奪權斗爭的報告》，在9月25日報送河北省委、華北局和中共中央。

　　天津市委1973年3月11 日在給中共中央的《關于反黨分子陳伯達在天津小站地區(qū)“四清”中打擊迫害干部和群眾的罪行的調查報告》中說：被列入張鳳琴、張玉侖、姜德玉3個“反革命集團”的246人中，雖確有壞人，但構不成反革命集團關系，所謂3個“反革命集團”，均不能成立（此后為其中的176人平了反）。

　　再說10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fā)出《關于抓好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同時抓好生產救災工作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和人民委員會：

　　今年各地農業(yè)生產，出現(xiàn)了新的高漲，全國總的收成情況是好的。大多數(shù)地區(qū)比去年有較大的增產；有些地區(qū)獲得了豐收，糧食和許多經濟作物的產量達到或者超過了以往的最高水平。但是，在總的豐收形勢當中，今年也有部分地區(qū)，主要是山東、河北、河南等省的若干地區(qū)，遭到了比較嚴重的自然災害。這些地區(qū)由于8月以來持續(xù)陰雨，大片農田長期積水，造成了較重的澇災，晚秋作物有較大的減產，群眾生活發(fā)生困難，已經開始出現(xiàn)人口外流的現(xiàn)象。這種情況，必須引起極大注意。

　　目前，全國各地正在組織力量，集訓干部，準備在城鄉(xiāng)開展以“四清”、“五反”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動手較早的地區(qū)，工作隊已經進村，運動正在逐步展開。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必須分期分批，堅決地進行到底，搞深搞透。但是，應當看到，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還有生產、分配、收購、救災等方面的許多重要工作。這些工作既是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的重大問題，又是組織明年工農業(yè)生產新高潮的一個重要方面。季節(jié)性強，時間緊迫，要求我們同時抓緊做好。放松這方面的工作，將會給我們引來極不利的后果，從而也會影響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順利進行。各級黨委，必須將當前的各項工作，統(tǒng)籌兼顧，全面安排，做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生產救災等日常工作兩不誤。即是：既要抓社會主義革命，又要抓日常工作；既要抓重點地區(qū)、重點單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要抓面上的生產、分配、收購、救災等工作。各級黨政組織除了抽出必要的干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外，必須留下必要的干部，組織好工作班子，負責面上的日常工作。必須堅決防止顧此失彼，無人負責的狀態(tài)。要向干部們講清楚：參加“四清”、“五反”是偉大的革命工作，留下來堅持日常業(yè)務，也同樣是偉大的革命工作。正是因為人手少了，留下來的同志更應當勇于把工作擔當起來，發(fā)揚革命精神，改進工作作風，積極主動地把工作做好。特別是受災地區(qū)的干部，更應當努力把工作做好。對在面上工作的某些犯有錯誤的干部，應當進行教育、鼓勵和督促他們積極地作好當前工作，爭取以功補過，不許消極、怠工、觀望和等待。有這種情況的，上級領導應當立即檢查糾正。

　　1963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曾經發(fā)出《關于生產救災工作的決定》，這個決定所提出的救災工作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目前仍然是適用的。請有災的省、地、縣各級黨政組織，重新討論這個決定，并認真貫徹執(zhí)行。今年的生產救災工作，必須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決貫徹生產自救為主、輔之以國家必要的救濟的方針。必須繼續(xù)做好秋收工作，注意收集副產品和野生作物，大力組織冬季農副業(yè)生產，增加農民收入，增強抗災力量。必須實行以豐補歉、相互支援的原則，不論災區(qū)省份和非災區(qū)省份，都應當盡可能從豐收地區(qū)多征購一些糧食，收集一些副食品，以支援受災地區(qū)。這一條非常重要。

　　以上通知，請即討論布置執(zhí)行。

　　中共中央 國務院 1964年10月31日

　　1964年11月初，中國京劇院一團《紅燈記》劇組經過一年多緊鑼密鼓地排演和反復修改，終于成功了，林默涵邀請周恩來觀看，還邀請了滬劇團的導演和主要演員進京觀看。周恩來看后加以肯定。后來江青也看了，她也表示滿意。

　　11月5日，周恩來、賀龍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飛抵莫斯科，參加蘇聯(lián)慶祝十月革命節(jié)47周年的慶典，希望借此機會溝通雙方的關系，實現(xiàn)雙邊關系正常化。

　　11月6日晚，中國京劇院一團《紅燈記》劇組在中南海小禮堂給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演出，當舞臺上演到李奶奶痛說革命家史一場時，毛澤東的眼角上滲出了淚水。在劇間休息時，大家請他去休息室坐坐，他還沉浸在劇情中，輕輕地搖搖頭，說：

　　“你們休息吧。”

　　大幕再度拉開，在演到李玉和一家人上刑場時，毛澤東的眼里再度溢滿了淚水。

　　演出結束了，毛澤東非常高興地走上舞臺，接見了《紅燈記》劇組演員，還與愛華滬劇團的導演及演員親切握手。

　　11月7日，毛澤東在湖南省委11月1日的請示報告上寫了一個批語。

　　湖南省委《關于由貧協(xié)行使問題嚴重的大隊、生產隊權力的請示》報告全文如下：

　　中央：

　　在社教地區(qū)，發(fā)現(xiàn)有的大隊、生產隊干部躺倒不干，消極抵抗；有的領導權被那些和平演變過去的人掌握；有的被打進來的敵人掌握。障礙當前工作，破壞社教運動。有鑒于此，我們準備用省人民委員會、省貧協(xié)籌委會名義發(fā)一通知，在上述3種地區(qū)，由貧協(xié)取而代之，一切權力歸貧協(xié)。是否可行，請中央復示。

　　附通知草案

　　湖南省委 1964年11月1日

　　湖南省人民委員會、湖南省貧協(xié)籌委會關于在3種地區(qū)一切權力歸貧協(xié)的通知（草案） 各專署，各重點縣（市）人民委員會、貧協(xié)籌委會，各工作總團、分團、工作隊、工作組：  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正在分期分批地開展，第一批重點地區(qū)已經開始形成了一個轟轟烈烈的革命高潮。目前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有的地方基層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運動；有的地方領導權被蛻化變質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領導權被地富反壞分子或新資產階級分子所篡奪。上述3種情況，只要查明屬實，經工作隊批準，由貧協(xié)組織取而代之，一切權力歸貧協(xié)，把政治的、武裝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領導權統(tǒng)統(tǒng)拿到貧協(xié)組織手里，一直到選出新的領導核心，移交權力時為止。

　　以上通知，請各地貧協(xié)研究執(zhí)行，并請工作團、隊、組幫助執(zhí)行。

　　（此件由工作組向全體社員宣讀）

　　省長 程潛 副省長 華國鋒

　　省貧協(xié)籌委會主任 張平化 省貧協(xié)籌委會副主任 王延春

　　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

　　送少奇同志閱。此件請你考慮，似應批準。還可以考慮發(fā)各地將他們一軍。大多省區(qū)是還沒有搞起各級貧協(xié)來的。退毛澤東 11月7日

　　11月7日晚，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蘇方國慶招待會上，蘇聯(lián)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走到周恩來面前說：

　　“不要在政治上耍魔術，不要讓任何的毛澤東、任何的赫魯曉夫再妨礙我們。”

　　周恩來聞言吃了一驚，他正色道：

　　“你胡說什么！”

　　說罷轉身離去。馬利諾夫斯基在后面仍然沖著他說：

　　“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現(xiàn)在該你們把毛澤東搞下臺了。”

　　馬利諾夫斯基見周恩來不理睬他，就又到賀龍面前糾纏，大罵斯大林和毛澤東，被賀龍頂了回去。崔可夫元帥說：

　　“我們并不這樣看！”

　　賀龍立即將這一情況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當即決定：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立即退場，以示抗議。

　　11月8日，周恩來看到美國、法國、英國的通訊社從莫斯科發(fā)出消息說：這里的權威人士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xié)議，要毛澤東下臺，由周恩來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周恩來看罷，不由得大吃一驚。

　　這一天，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安得羅波夫和葛羅米柯、波德戈爾內到中國代表團駐地回拜周恩來，周恩來和他們一見面，忍不住氣憤地質問勃烈日涅夫：

　　“蘇共歡迎我們來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們要當眾向我們挑釁，是不是期待中國共產黨也撤換毛澤東的領導？”

　　勃烈日涅夫見周恩來臉色鐵青，就解釋說：

　　“馬利諾夫斯基純屬胡說。這件事我們是事后得知的，都感到不安和憤怒。馬利諾夫斯基不是主席團成員，屬酒后失言，翻譯也有錯，不代表蘇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員會的譴責。現(xiàn)在，我們向中國同志道歉。”

　　周恩來說：

　　“吃酒后胡說八道，這是不能作為解釋的，我們中國有句老話叫做酒后吐真言。存在決定意識，思想里總有這個根苗，他才說出這個話來。這不是簡單的偶然的個人行為，而是反映蘇聯(lián)領導中仍然有人繼續(xù)赫魯曉夫那一套，即對中國進行顛覆活動，以老子黨自居的傾向依然存在。當眾對中國黨政代表團侮辱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這是連赫魯曉夫也未曾用過的惡劣手段。”

　　勃烈日涅夫急忙說：

　　“我們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向你們道歉，這是比馬利諾夫斯基的道歉還要高級的道歉。”

　　波德戈爾內也說：

　　“我們和馬利諾夫斯基劃清界限。”

　　周恩來說：

　　“美國、法國、英國的通訊社都在今天從莫斯科發(fā)出消息，說這里的權威人士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xié)議，要毛澤東下臺，由周恩來當中共中央主席。難道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蘇聯(lián)領導人中有這種思想，馬利諾夫斯基敢于胡說八道？”

　　勃烈日涅夫說：

　　“馬利諾夫斯基是胡說，我們已經道歉，這個問題已經結束。”

　　周恩來說：

　　“問題沒有結束，我們還要研究，要報告中央。”

　　勃烈日涅夫無可奈何地說：

　　“那當然，那當然。”

　　11月9日，中蘇會談一開始，周恩來就直截了當?shù)卣f：

　　“中國代表團愿意與蘇共新領導進行接觸，了解情況，尋求中蘇團結反帝新途徑。”

　　勃烈日涅夫說：

　　“我們積累的問題很多，今天只是提出一些問題，首先建議開始討論停止公開論戰(zhàn)，并圍繞這個問題尋找其它步驟。”

　　周恩來心想，中蘇公開論戰(zhàn)是赫魯曉夫挑起來的，對我黨進行了那么多攻擊，今天勃烈日涅夫對赫魯曉夫被解職的原因避而不談，卻提出討論停止公開論戰(zhàn)。他決定轉換話題，就召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會議一事，試探一下蘇聯(lián)新領導與赫魯曉夫有何區(qū)別。結果雙方圍繞這個話題糾纏了許久，不歡而散。

　　周恩來由此得出結論說：

　　“現(xiàn)在情況弄清楚了，雖然蘇聯(lián)新領導解除了赫魯曉夫的職務，但是他們仍然是堅持赫魯曉夫那一套，即他們要當老子，別人只能當兒子。關于解除赫魯曉夫職務的問題，也不會給我們講什么了。我們留在此地已無益，但對他們的意見還應做個正式答復。”

　　此后，周恩來與羅馬尼亞、波蘭、越南代表團交換了意見，一直認為，通過幾天的接觸，發(fā)現(xiàn)蘇聯(lián)的情況比原來預計的更壞，現(xiàn)領導軟弱，內部混亂動蕩，各方面的壓力大，這是原來沒有想到的。

　　11月11日，周恩來率代表團前往克里姆林宮，與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進行第2次會談。勃烈日涅夫又提出停止公開論戰(zhàn)的意見，周恩來斷然拒絕了。他說：

　　“我們認為，在你們還是繼續(xù)執(zhí)行赫魯曉夫的路線不變，中蘇兩黨、各兄弟黨的原則分歧基本上沒有解決的情況下，談不到停止公開論戰(zhàn)。”

　　勃烈日涅夫惱羞成怒，厲聲問道：

　　“你們對停止公開論戰(zhàn)的意見到底持何態(tài)度？”

　　周恩來平靜地說：

　　“在赫魯曉夫被解職，各兄弟黨、兄弟國家派代表來蘇聯(lián)祝賀節(jié)日的新氣氛下，進行接觸，了解情況，交換意見，看看可否找到團結反帝的新途徑，這就是我們的全盤計劃。

　　現(xiàn)在情況清楚了，既然你們同赫魯曉夫毫無差別，共同愿望就很難找出來了。馬利諾夫斯基的挑釁使新氣氛也沒有了。我現(xiàn)在正式表示幾點意見：

　　第1點，在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賀詞和我的書面祝詞中所表示的愿望，我們堅持不變。第2點，你們黨所設想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即要在12月15日召開的非法會議，我們決不參加。如果你們要開，你們有你們的自由。不過，我們要奉勸你們，不要走絕路，要懸崖勒馬。第3點，在你們繼續(xù)執(zhí)行赫魯曉夫那一套不變，中蘇兩黨、各兄弟黨的原則分歧基本解決前，談不到停止公開論戰(zhàn)。”

　　周恩來表明了原則立場之后，又說：

　　“盡管如此，我們對兄弟黨的門還是開著的。按照1960年聲明中兄弟黨關系的準則，創(chuàng)造新的氣氛，尋求新的途徑來確定共同愿望的辦法還是有的，這就需要共同努力。如果仍然堅持赫魯曉夫那一套不變，這種可能就不存在了。”

　　勃烈日涅夫說：

　　“很遺憾，這一次是你們破壞了我們的高級會談。”

　　周恩來說：

　　“第一，米高揚說你們和赫魯曉夫在中蘇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沒什么好談了。第二，你們堅持召開7月30日通知要開的會議，就是堅持老子黨的態(tài)度不變。第三，馬利諾夫斯基的挑釁，把談判氣氛也破壞了。”

　　11月12日，中蘇雙方進行最后一次會談，按預定日程，由勃烈日涅夫介紹赫魯曉夫下臺的原因。出乎周恩來的意料，勃烈日涅夫依然說赫魯曉夫是出于身體健康的原因，沒有說出什么新內容。勃烈日涅夫還說：

　　“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通過的路線和綱領都是正確的，不可動搖的。”“我們建議，只要你們方面準備好，我們就舉行兩國高級會談，以便就一系列問題交換意見，恢復蘇共和中共、蘇聯(lián)政府和中國政府之間的信任，加強相互之間的團結。”

　　周恩來說：

　　“我們將會把你們的意見報告中共中央。這次我們沒有能夠更廣泛地討論問題，但是正如我們昨天說過的，我們的門是敞開著的。為了使我們兩黨協(xié)商的門開著，為了能夠創(chuàng)造良好的氣氛，尋求新的途徑，建立團結共同對敵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創(chuàng)造新的氣氛中又來一個障礙。”

　　11月12日這一天，中共中央發(fā)出由劉少奇等人按照毛澤東11月7日批語起草的《關于在問題嚴重的地區(qū)由貧協(xié)行使權力的批示》，全文如下：

　　湖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區(qū)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黨委、黨組，軍委總政：

　　湖南省委11月1日來電和省人委、省貧協(xié)籌委會關于在3種地區(qū)一切權力歸貧協(xié)的通知（草案）均悉。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意見并同意這個通知草案。望湖南省委照此辦理。

　　現(xiàn)將湖南省委來件轉發(fā)各地，各地亦可參照湖南省委意見酌情辦理。現(xiàn)在大多數(shù)省、區(qū)還沒有組織起各級貧協(xié)，但有些農村已經組織了貧協(xié)。在當前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地區(qū)，如果發(fā)現(xiàn)有的地方基層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運動；有的地方領導權被蛻化變質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領導權被地富反壞分子或新資產階級分子所掌握；以上3種情況，在查明確實后，經工作隊批準，都可以由貧協(xié)組織取而代之，一切權力歸貧協(xié)。沒有貧協(xié)組織的地方，也可以由工作隊組織貧協(xié)，取而代之。

　　中央 1964年11月12日

　　11月13日，周恩來與賀龍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要離開蘇聯(lián)回國。柯西金與周恩來同乘一輛車，到機場為中國代表團送行。他對周恩來說：

　　“我們和赫魯曉夫還是有些不同，不然為什么要解除他的職務呢？”

　　周恩來略帶嘲諷地說：

　　“請問，你們的區(qū)別何在？”

　　“這個……”

　　柯西金似有難言之隱。周恩來見他如此，也就不再追問下去了。

　　周恩來等人乘坐的飛機在北京東郊機場降落后，毛澤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鄧小平等領導人和在京的全體政治委員到機場迎接，并留下了一張流傳極廣的照片。這張照片表明，中蘇兩黨兩國關系徹底破裂了。

　　11月17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關于發(fā)展半工（耕）半讀教育制度問題的批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組、黨委，總政治部：

　　現(xiàn)將江蘇省委《關于發(fā)展半工（耕）半讀教育制度的規(guī)劃（草案）》轉發(fā)給你們。

　　15年來，我國教育工作的情況是：一、在解放全國的時候，把原有的學校和師資接收下來，除了改掉國民黨的“黨義”課，和取消“訓導制度”以外，其它不動。這是對的。二、1952年起，進行了院系調整，工作中有些缺點和錯誤，但是基本上還是對的。三、1953年起，照抄蘇聯(lián)凱洛夫教育學，進行“教育改革”。以為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教育了。實際上還是資產階級教育。這是走了彎路，犯了錯誤。四、1958年，即在建國以后9年，我們才真正認識了社會主義的教育與資產階級教育的根本的不同所在，才真正開始了教育改革，真正在教育思想上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原則，即“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五、今年，中央提出“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在教育工作中，全日制小學還要發(fā)展，全日制的中學和高等學校不再發(fā)展了；以后，國家的教育經費，除了維持這些全日制的學校以外，新增加的主要用來辦理或者津貼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中等和高等學校，這樣來多快好省地發(fā)展教育，消滅文盲，培養(yǎng)又能做體力勞動又能做腦力勞動的新人，大大發(fā)展生產，和根本消滅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為將來完全消滅三個差別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做準備。

　　1958年教育改革，各地辦了很多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學校。1959年以后，由于經濟困難，同時由于對這種新型學校的意義估計不足，全黨全民都沒有經驗，認識上不是徹底清楚，因此，許多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學校大批垮臺了，或者取消了，或者改為全日制學校了。只剩下少數(shù)堅持下來。這些堅持下來的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學校，雖然數(shù)量是小的，但是它們代表了我們今后教育的發(fā)展方向，因而是十分重要的。

　　現(xiàn)在，江蘇省委對于發(fā)展半工半讀、半農半讀學校，提出了規(guī)劃，提出了辦法，這是很好的。希望各省、市、自治區(qū)，也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提出自己的規(guī)劃，報告中央宣傳部和教育部、高等教育部。規(guī)劃要切實可行，不要一哄而起，避免1958年所犯的錯誤和缺點。

　　同時，要求各省、市、自治區(qū)，對于1958年以來堅持辦下來的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學校，集中力量做一些典型調查，調查要實事求是，不要夸大或者縮小成績，有問題，有困難，不要避而不談。這種調查，還要經過核實，真正可靠。調查材料，并應與全日制的同級學校對比。這種調查，請省、市、自治區(qū)有計劃地進行，把你們的調查計劃和進展情況報告中央宣傳部和教育部、高等教育部。調查結束并核實之后，也分送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學校，我們已經辦了6年，應該總結出經驗來了。這種經驗，對于今后實行兩種教育制度，對于說服全黨和全體人民，對于說服教育工作人員，對于發(fā)展我國的社會主義教育學的理論，都是非常重要的。請抓緊調查和整理。

　　中央 1964年11月17日

　　11月21日，《紅旗》雜志發(fā)表社論《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的》，為中蘇論戰(zhàn)畫上了句號。

　　本傳前邊已經說過，毛澤東原來的計劃還要寫十評的，因赫魯曉夫突然下臺，遂作罷。毛澤東在一次會議說，對赫魯曉夫下臺，我們也要寫一篇文章，不是批評蘇共新領導，而是講赫魯曉夫犯了種種錯誤，做了種種壞事，導致他下臺，說明他的路線破產了。陳伯達向《紅旗》雜志國際組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決定由國際組兩位編輯執(zhí)筆起草文稿，稿子寫出后，由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審定，將題目定為《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的》，后來發(fā)表在11月21日《紅旗》雜志第21-22期合刊上。

　　11月25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工作匯報，他不無譏諷地對劉少奇說：

　　“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tǒng)統(tǒng)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xiàn)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對于毛澤東突然提出這個問題，劉少奇并無思想準備，只得說：

　　“我搞不來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經濟工作由小平、總理管。”

　　毛澤東說：

　　“還是你掛帥，小平做秘書長。他們這些人很忙，否則哪個也統(tǒng)不起來。”

　　據(jù)陳伯達在幾十年后回憶說：“從1964年10月以后，毛澤東對劉少奇等人為首的領導集團表示出了極大的不滿，但是他找不到一個解決他們的問題的好辦法。那時全國人民都在學毛著，他準備出他的選集的第五卷，里面準備選幾篇歷史上批判劉少奇的文章，主要是批判劉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毛澤東對我說：‘摔幾顆炸彈看看，證明我和皇帝不是一樣的，歷史上就不是一樣的。我和劉少奇是同路人，而不是志同道合的戰(zhàn)友。’”

　　1964年12月2日，胡喬木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詞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詩刊》（現(xiàn)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學》），這是對我極大的鼓勵，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您說詞句有些晦澀，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進。3首詞結句的修改對我是很大的教育。”

　　原來，胡喬木自長期休養(yǎng)以來，無所事事，在1964年10月間，突然對舊體詩詞產生了興趣，寫下了第一首《六州歌頭·國慶》后，便一發(fā)不可收拾。據(jù)他自己說：“試寫舊體詩詞，坦白地說，是出于一時的風尚”。這一時的“風尚”，自然是來自于毛澤東。他把最初寫的詞稿抄呈給毛澤東，請毛澤東修改一下。此時的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盡管已經在四清運動的方針與對象問題上出現(xiàn)了嚴重分歧，但他還是忙里偷閑地作了一些修改。自此以后，與毛澤東久違了的胡喬木，又重新和毛澤東恢復了“熱線”聯(lián)系，他先后在1964年12月20日、27日、28日，頻頻致函毛澤東，談論改詩詞的問題。這是他自請長假病休以來，從未有過的與毛澤東的頻繁聯(lián)系：詞稿送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改后送回；胡喬木再改再送；毛澤東又改后發(fā)還……如此循環(huán)往復，不斷地修修改改，有一個人看不下去了，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江青。江青毫不客氣地對胡喬木說：

　　“你的詩詞主席費的心血太多，簡直是主席的再創(chuàng)作。以后不要再送詩詞給主席，干擾他的工作！”

　　這句話無疑是對胡喬木澆了一盆冷水，使這位被毛澤東曾經稱之為“一介書生”的胡喬木大為惱火！江青哪里知道，她已經為自己埋下了禍根。

　　胡喬木又是填詞又是請毛澤東幫忙改詞，這說明他頭腦清醒，精力充沛，已經具備了寫作條件，完全可以回到毛澤東的秘書崗位上了。這一明顯的信息，毛澤東不可能不明白。后來胡喬木的《詞十六首》在1965年元旦同時刊登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上，這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顯然是胡喬木重返政治核心的信號。可是，胡喬木卻始終沒有得到毛澤東的再一次召喚。其中的原因，胡喬木肯定是心知肚明。讀者諸君看了本傳前后敘述的諸多故事，自然也是不難明白的。當然，胡喬木在多少年后又一次時來運轉，成了鄧小平的座上賓，那倒是毛澤東不曾料到的事情了。盡管如此，胡喬木后來在談到他的《詞十六首》時，還是說：“都是在毛澤東同志的鼓勵和支持下寫出來，經過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發(fā)表的。我對毛澤東同志的感激，難以言表。經他改過的句子和單詞，確實像鐵被點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顯出自己在詩藝上的幼稚。”

　　再說1964年12月5日，毛澤東在謝富治的蹲點報告上作了批注并寫了一個批語。

　　原來，謝富治在11月15日寫了一份題目為《沈陽冶煉廠資本主義經營管理方法種種》的蹲點報告。他在報告中說該廠存在4個嚴重問題，并列舉了“資本主義經營管理方法的八種表現(xiàn)”，諸如“獎金掛帥，物質刺激”，“科學試驗，為名為利”等等。

　　毛澤東在謝富治這個報告中提到的該廠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根子“和來自上邊的影響也不無關系”這句話后面，批注道：

　　“不是不無關系，而是主要根源。”

　　毛澤東又在批語中寫道：

　　“此件是否可以轉發(fā)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區(qū)黨委領導同志看看，請酌定。”

　　“我們的工業(yè)，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還更多些？要一個一個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這樣做，必須派政治上很強的工作隊分期分批去做。謝富治同志這個報告很可一看。”

　　12月12日，毛澤東在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12月7日送審的《關于編制長期計劃的程序問題》上批示道：

　　“此件已閱，寫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頭，無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則是缺點。望你們在今后幾個月內，搞出一個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東西出來。要有邏輯有論證。否則仍然是形而上學的東西。十幾年來，形而上學盛行，唯物辯證法很少有人理，現(xiàn)在是改變的時候了。”

　　12月12日這一天，毛澤東又在農業(yè)機械部部長陳正人12月4日關于在洛陽拖拉機廠搞社教蹲點情況給薄一波的信中和陳正人11月25日關于在洛陽拖拉機廠一個多月的蹲點情況報告中作了批注。

　　他在陳正人給薄一波的信中作的兩處批注是：

　　“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tài)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他在陳正人關于洛陽拖拉機廠的蹲點報告上作的批注是：

　　“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么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12月13日，周恩來將準備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做了不少批改，并在其中加寫了這樣兩段文字：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fā)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里，階級斗爭不會完結。在無階級存在的社會內，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斗爭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范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fā)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fā)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發(fā)明，有所創(chuàng)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其所以是錯誤，因為這些論點，不符合大約100萬年以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事實，也不符合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其它各種自然科學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歷史事實。”

　　“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fā)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guī)，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xiàn)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

　　毛澤東此時想到北京大學一些人罵他在莫斯科會議上講的“東風壓倒西風”是偉大的空話；咒罵大躍進是“吹牛的騙子”，“困難不但不會克服，反而越來越多，其嚴重性也日益增大”；咒罵反蘇斗爭是“想做霸主，到處樹敵，多么不得人心”。他接著寫道：

　　“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看我們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了。我們不是在我們的國家里把貌似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從基本上打倒了嗎？我們不是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經過15年的努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也達到了可觀的水平嗎？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過去西方人加給我們的所謂東方病夫的稱號，現(xiàn)在不是拋掉了嗎？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做到呢？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xiàn)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xiàn)。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

　　毛澤東還把報告稿上“我們應當更有信心用比較不太長的時間，趕上科學技術先進國家的水平”一句，改寫成：“我們應當更有信心用比較不太長的時間，趕上和超過科學技術先進國家的水平。簡單地說，我們必須用幾十年時間，趕上和超過西方資產階級用幾百年時間才能達到的水平。”

　　欲知毛澤東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能否實現(xiàn)，請繼續(xù)往下看吧！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第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加寫的兩段文字，既富于哲理，又以無可辯駁的事實雄辯地說明了人類社會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fā)展的規(guī)律，說明了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及15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這些不同尋常的話語，特別是第二段中那幾個排比句，讀起來不但如行云流水，朗朗上口，而且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毛公卓越的駕馭文字能力，不止是他同時代的筆桿子無人能及，就連那些所謂的文學大家們，也都相形見絀！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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