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國內對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議論多了起來。有的學者對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我看到一篇文章，打著反思十月革命道路的旗號，提出“十月革命道路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實踐證明，十月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陳啟懋：《對十月革命的歷史反思》，《上海思想界》2017年總第48期。]這篇文章實際上提出了兩個相互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問題：十月革命是不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不是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十月革命的第一個結晶、十月革命道路的第一個成果——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失敗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基本上成功的，還是用戈爾巴喬夫的說法“遭到了戰略性失敗”，從而證明十月革命道路行不通?這里，我們只討論后面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分歧，說到底集中在一點上，即：毛澤東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三七開”的評價是不是站得住腳?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人，對斯大林、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用盡一切攻擊、誣蔑的手段，予以徹底否定，而且說“否定得越徹底越好”。所以他們極力反對毛澤東的三七開評價，因為三七開是他們完全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完全否定斯大林的最大障礙。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如何評價，是一個原則問題，它關系到十月革命道路對不對、要不要走十月革命道路，關系到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不是正確，要不要堅持，這實際上是關系到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大事。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有兩次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高潮，第一次是1956年，第二次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及以后。這兩次實際上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敵對勢力是通過否定科學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的實踐的辦法來攻擊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事業的。這股思潮，在中國，最近一段時間里，是同國內否定中國人民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的歷史虛無主義一脈相承、相互呼應的。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凡是否定我國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人，即國內鼓吹歷史虛無主義的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上，必然是完全否定斯大林、完全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老實說，全盤否定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目的也是為了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借著國外說國內，“洋為中用”嘛。原因很簡單，我們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才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我們走的道路，是十月革命指明的道路。我們的根本制度與蘇聯是一樣的，都是政治上堅持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堅持公有制、按勞分配;思想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一句話，兩家都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它們是科學社會主義歷史發展進程中不同的時間段。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同蘇聯社會主義事業有著密切的聯系，搞的都是社會主義，從本質上講是一樣的，不過具體做法不同，是社會主義的兩種模式而已。把蘇聯的社會主義完全否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還能站得住嗎?這點道理是不難懂的。

　　在評價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問題上，實際上有的人玩的就是這樣的手法：有的話在中國不好明說，就通過痛罵斯大林、痛罵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來表達。舉一個例子吧。比如有人要反對共產黨的領導，要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在國內礙于黨章憲法，不好明說，于是他們就大罵斯大林獨裁，大罵蘇聯是一黨專政，不民主，是恐怖政權，毫無成就，必然要垮臺。聯系到中國，其言外之意，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

　　毛澤東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三七開評價，是1956年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時提出來的，當時這一論斷是回擊反共浪潮的有力武器，至今仍是同敵對勢力進行斗爭的有力武器。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引發了全世界反蘇反共的浪潮，一時間完全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成為世界性潮流。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接連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全面地評價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旗幟鮮明地捍衛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正確方面，力挽狂瀾，回擊了敵對勢力的猖狂進攻，穩定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局，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這段歷史，我們不應該忘記，尤其是那時我們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分析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問題的一些充滿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原則，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它應該成為今天我們分析蘇聯問題的指導思想，一般地說，也是我們研究社會主義問題的指導原則。

　　我很長一段時間是研究蘇聯問題的。從1964年中央批準中國人民大學成立蘇聯東歐研究所那時起，一直到2000年離開蘇東所，整整36年時間，也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年華，耗費在研究蘇聯問題上了。在蘇東劇變的時候，我還曾參加了中央臨時成立的蘇東小組的工作。說我對蘇聯問題有點研究，這大概可以說得過去。但我對蘇聯問題的基本看法是在50年代中期形成的。那時我剛進入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恰好遇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引發的全世界的反蘇反共浪潮。在這個“多事之秋”的歲月里，我與許多同學一樣，思想上產生了很多疑惑。正在迷茫之際，黨中央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我認真學習了這兩篇文章，完全被這兩篇文章的理論邏輯征服了。我關于社會主義問題的基本理論觀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兩篇文章，尤其是研究蘇聯問題的方法論原則，更是如此。那時我還年輕，黨中央、毛主席對蘇聯問題、斯大林問題的論斷的深遠意義，并沒有深刻的理解，他們是怎么得出這些結論的，那就更不知道了。隨著實踐的發展，尤其是經歷了蘇東劇變，事實證明“兩論”的觀點是正確的，其中一些預言不幸而言中。這才慢慢有了比較深刻的體會。

　　我們應該感謝吳冷西同志。在那個歲月里，他親身參加了中央的討論，他在《十年論戰》一書中如實地紀錄了中蘇論戰中每一次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書記處會議討論的情況，讓我們知道了我們黨的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講了些什么意見，他們的觀點是什么。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我們黨的基本觀點是怎么形成的，它的理論與實踐依據是什么，懂得為什么我們黨的觀點是正確的。我經常向我的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的學生推薦這本書。不了解這段歷史，不知道我們黨在中蘇論戰中的觀點，是不會真正理解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也不會真正懂得如何運用這些基本原理來分析現實問題(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最近，為了批駁有人否定毛澤東對斯大林的“三七開”的評價，我又重新閱讀了這本書，深有感觸。下面，我就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評價問題，談一點讀《十年論戰》的體會。

　　一、毛澤東、黨中央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評價是認真的、慎重的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一傳到中國，毛主席立即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這個報告。他說：“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一是揭了蓋子，這是好的;二是捅了婁子，全世界都震動。揭開蓋子，表明斯大林及蘇聯的種種做法不是沒有錯誤的，各國黨可根據各自的情況辦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婁子，搞突然襲擊，不僅各國黨沒有思想準備，蘇聯黨也沒有思想準備。這么大的事情，這么重要的國際人物，不同各國黨商量是不對的。事實也證明，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出現混亂。”“總之，它一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婁子。想一想我們如何對待這事，這是一個大問題。”[吳冷西：《十年論戰》(上)第6、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揭了蓋子捅了簍子，都同斯大林問題有關。所以，關鍵是如何評價斯大林，也就是如何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

　　1956年3月19日下午，毛主席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赫魯曉夫報告，就集中討論這個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談到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對各種評價都考慮到了，最后認為三七開比較合適。他在會上講：“我并不認為斯大林一貫正確，這個話過去不好講。他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出的主意，有許多是錯誤的，過去我們只講是我們自己錯了，沒有聯系到斯大林。那時我們黨采取這樣方針是對的。斯大林的錯誤是明擺著的，問題是如何評價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開，三七開，還是倒二八，倒三七，還是四六開?我看三七開比較合適。正確是七分是主要的，錯誤是三分，是次要的。這個問題大家還可以議。還要想一想我們對批判斯大林是否表態，采取什么方針。”[吳冷西：《十年論戰》(上)第1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政治局擴大會議沒有人對毛澤東這一評價提出異議。可見，三七開是我們黨領導集體的一致意見，代表了我們黨的看法。應該承認，三七開這個結論，是我們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斯大林問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問題的結晶，它集中了全黨的智慧。我們應該認真學習和研究，不能輕易否定。輕蔑地否定三七開，把它稱之為“左”，是不尊重歷史的表現，至少是不謹慎的。

　　1956年4月6日毛澤東同米高揚談話，說“我們認為斯大林功大于過，對他要做具體分析。”幾天后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又重申了這一看法。

　　4月29日毛澤東會見拉丁美洲六個共產黨代表的談話時說，《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文章是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討論寫成的。“我們認為，斯大林有好的東西，有壞的東西。大體上，他是七分功勞，三分錯誤。如果說他八分好，二分壞，同志們不會通過。如果說他六分好，四分壞，更不會通過。否認他好的東西是不對的。”[吳冷西：《十年論戰》(上)第31—3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在八大期間，他會見很多外國黨的代表時，一再重申對斯大林的三七開的評價。

　　吳冷西得出結論：“從這些情況看到，毛主席和黨中央是認真的、慎重的，也是顧全大局的。可以說，毛主席和黨中央著眼點放在從蘇聯的歷史(包括蘇共20大在內)吸取經驗教訓，探索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吳冷西：《十年論戰》(上)第3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毛主席和黨中央是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全局的戰略高度提出“三七開”的論斷的，排除了歷史上兩黨關系的影響，也排除了個人的感情因素，也就是說完全是出于公心。

　　1956年3月24日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赫魯曉夫報告時，毛澤東發言，提到歷史上斯大林曾經整過我們。“我們黨同蘇共的關系，歷史上斯大林整了我們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是斯大林在莫斯科決定，要中國黨執行，結果白區黨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抗日戰爭初期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叫做‘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就是一切聽蔣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產國際在莫斯科決定的。我們黨很快就抵制了這條路線，制定了又團結又斗爭，實行我黨獨立自主性的抗日統一戰線，終于鞏固和擴大了革命力量，特別是抗日根據地，終于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第三次，是抗日戰爭結束后，蔣介石發動內戰，我黨進行自衛反擊，斯大林從莫斯科發來電報，要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要毀滅。我黨沒有聽他的。這些事想起來就有氣。

　　最后一次是我訪問莫斯科的時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呆了兩個月(從1949年12月16日到達至1950年2月17日離開)。這兩個月很不好受。當然我們是去祝壽的。斯大林70歲壽辰，世界各國共產黨都去向他祝壽。但我此行目的不但是祝壽，主要是要訂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我在莫斯科看出斯大林不愿意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他對中國黨是不信任的。我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中不是說一邊倒嗎?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真心誠意把蘇聯作為最親密的戰友，我們要和他們站在一起的。斯大林曾把鐵托看作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產黨開除出情報局。我們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們看作是共產主義者，而是把我們看作鐵托一類的人，說我是半個鐵托。但我們當初并不了解這個底細而一心一意要同蘇聯簽訂一個同盟條約。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見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這個問題。當時蘇聯采取拖延的辦法，一直不提這個問題。

　　在開完斯大林祝壽會以后，我在莫斯科沒事干，我就發牢騷，罵娘，估計他們會聽到的。我對蘇聯黨的聯絡員說，我在這里沒事。但是我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飯，第二拉屎，第三睡覺。每天做這三件事。他們讓參觀，我不去，不答應訂同盟條約我哪里也不去。這樣僵持到了195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訂同盟條約，我同意發表對塔斯社記者的談話。第二天他又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揚來看我，商定請恩來到莫斯科來具體商談訂約事宜，所以，周總理在1月30日到莫斯科來。總理在莫斯科與他們談判很辛苦，七磨八磨，最后才談成。蘇聯同意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也答應幫助中國搞建設，搞重點工程項目，后來陸續增加到一百多項重點工程。但是，在談判中他們明顯表現出對我們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長路要中蘇共同管理，旅順口要做蘇聯的海軍基地，在靠近蘇聯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總之，新疆和東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十年論戰》(上)第12—1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毛澤東個人對斯大林并沒有特殊的好感。他說：“我一生寫過三篇歌頌斯大林的文章。頭兩篇是祝壽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壽辰時寫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壽時的祝詞。第三篇是在蘇聯《真理報》發表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寫的，是悼念文章。這三篇文章，老實說我都不愿意寫。從感情上來說，我不愿意寫，但從理智上來說又不能不寫，而且不能不那樣寫。我這個人向來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壽，也不愿意給別人祝壽。但是，第一篇是祝斯大林60大壽的，我拋開了個人感情，把斯大林當作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來寫。如果講個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傾路線和第二次王明右傾路線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來就有氣，但我還是以大局為重。因為那時歐戰已經爆發，蘇聯因同希勒勒德國簽訂互不侵犯協定而受到西方輿論責難，很需要我們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寫得比較有生氣。其他兩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國民黨在抗日戰爭結束后向我們發動內戰，斯大林不贊成我們自衛反擊。我們建立新中國時，斯大林還懷疑我們是不是第二個鐵托，對我們不那么信任。但是，1949年底，我到莫斯科向他祝壽，不歌頌他還能罵他嗎?我寫了祝壽文章，他還是對我們很冷談。后來我生氣了，大發了一頓脾氣，他才同意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他去世以后，蘇聯需要我們支持，我們也需要蘇聯支持。于是寫了一篇歌功頌德的悼念文章。這不單是對斯大林個人，而是蘇聯黨和人民的問題。所以，從理智上講還是那樣寫了。我們現在寫的文章，還是要肯定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確方面，但要批評他次要的錯誤方面，對蘇聯也要肯定它的正確，也要批評它的錯誤。”[《十年論戰》(上)第63—6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可見，我們黨在評價斯大林時，既不計較歷史恩怨，也不考慮個人的感情。毛主席和黨中央完全是從維護社會主義、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整體利益出發來評價斯大林的。這種胸懷，是某些跟在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屁股后面人云亦云的人，無法理解的。他們總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例如說，毛澤東批判赫魯曉夫是為了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領導權(事實是，社會主義陣營要以蘇聯為首，是毛澤東提出來的，為了把這句話寫進《莫斯科宣言》，毛澤東還反復做波蘭黨第一書記哥穆爾卡的工作)等等。燕雀焉知鴻鵠之志，此為是矣。

　　第三，毛主席、黨中央對斯大林的評價，在理論上是正確的、有根據的，在實踐上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實事求是的。

　　我們黨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蘇聯的情況是十分熟悉的。最早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受共產國際領導的。我們黨許多領導人在蘇聯學習、工作過。共產國際解散以后，我們黨同蘇聯黨來往仍然十分密切。應該說，我們黨的領導人對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功之處，有著切身的體會，對他們的失誤，也有清醒的認識。1949年，全國剛剛解放，我國面臨著新中國應該什么樣子的，應該走什么道路的問題，當時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主政》中明確指出，總結建黨28年的經驗，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不了解蘇聯的情況，不知道蘇聯走的是什么道路，不知道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就，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嗎?全國解放以后，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怎么搞，一點經驗都沒有，只能基本上照搬蘇聯的經驗。經過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有了一些自己的經驗，到1956年，我們黨深深感到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基本經驗是正確的，但它的具體做法，也就是具體經驗，有的只適用于蘇聯的具體條件，不能簡單地搬到中國來，有的經驗則是錯誤的。我們必須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探索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飛躍。《論十大關系》就明確提出，要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走自己的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發軔的。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于毛、成于鄧”的道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毛主席開始探索的，但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則是鄧小平時候形成的。在東歐國家都在照搬蘇聯具體做法的時候，毛澤東提出要以蘇聯經驗為鑒戒，即堅持它的正確方面，又揚棄它的錯誤的東西，能說毛澤東不了解蘇聯嗎?

　　批評毛澤東對斯大林的三七開評價的人，捫心自問，你對蘇聯的了解，能比得上毛澤東這一代領導人嗎?你真的就比他們這個集體高明嗎?

　　在討論蘇聯問題時，有人喜歡講“真相”，從檔案里挖出一些負面的東西，來證明自己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結論。仿佛一講檔案，似乎就把人鎮住了。其實，正如列寧指出的：“社會生活現象極其復雜，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列寧選集》，第2卷，第57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社會主義社會是充滿矛盾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時間那么長，事情那么繁雜，要找點負面材料，那容易得很。列寧告誡我們：“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們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勝于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么事實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都不如。”[《列寧全集》第28卷，第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毛主席、黨中央在評價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時，從來不糾纏具體事務，而是從總體上，也就是“從全部總和”和“從聯系中”考察的。在經過政治局多次討論才寫成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充分肯定蘇聯取得的偉大成就，指出：“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在過去幾十年中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打敗法西斯的主力，大大地鼓舞和支持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業績。”這是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主要方面。同時也指出“在建設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程中產生的嚴重錯誤。作為列寧逝世后蘇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物的斯大林，在蘇聯的偉大成就中有他不可磨滅的功勞，在蘇聯的嚴重錯誤中也有他的不否認的責任。”

　　斯大林的錯誤，主要是“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在反法西斯戰爭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對于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農民的物質福利缺乏應有的注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作了錯誤的決定。”“對于斯大林所犯的錯誤，必須采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也是一個犯了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于他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做出全面的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吳冷西;《十年論戰》(上)第25—2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上再一次指出：“因為蘇聯發生了一些錯誤，這方面講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種錯誤不得了，這種觀察是不妥的。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么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雖然聽說有些什么東西有二十年了，但總是暫時的、部分的，是可以糾正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當然，是要學習先進經驗，不是學習落后經驗。……所以，要加以分析。我們說過，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89、90、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可見毛澤東、黨中央是全面考察了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既看到成就，也看到錯誤，而且區分主流和支流，才得出應有的結論。這是唯一正確的、符合辯證法的研究方法，我們必須堅持。

　　怎么看待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失誤、弊病?對蘇聯所犯錯誤，毛澤東、黨中央不是簡單地加以譴責(全盤否定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人最喜歡干的事，就是自以為站在道德的高地來譴責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所犯的錯誤)，而是提出了一些分析錯誤的的原則。這些原則至今仍值得我們重視。第一，社會主義建設是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偉大的事業，在這項事業中犯錯誤是難免的。1956年3月24日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赫魯曉夫報告時，毛澤東發言指出：“十月革命以來，搞社會主義建設的時間并不長。說到共產主義運動，從馬克思發表《共產黨宣言》時起，迄今也只有100年多一點，實現共產主義是空前偉大、空前艱巨的事業。不艱巨就不能說偉大，因為很艱巨，才很偉大。這樣偉大艱巨的事業，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要犯錯誤，我們也要犯錯誤。因為我們所走的道路是前無古人的道路。蘇聯是第一個搞社會主義，第一個搞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可以說他們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中國搞社會主義也可能犯錯誤，甚至大錯誤。因為要摸清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不是容易的事情。路如何走，不容易。”[《十年論戰》(上)第1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人的主觀認識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符合客觀實際，認識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需要一個實踐、探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犯一些錯誤是難免的。

　　但毛主席也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出現錯誤同一切剝削階級專政的錯誤在性質上根本不同。人類社會自分裂為幾個階級以來，幾千年間經歷了奴隸主階級專政、封建主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他們在很長時間內犯過無數次錯誤，而且重復地一犯再犯，最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錯誤，促進自己的滅亡。無產階級專政是十月革命后產生的完全不同于過去一切階級專政的新的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它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的斗爭，無疑是情況很復雜、道路最曲折、斗爭最艱難。因此在這個斗爭過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現許許多多錯誤，但也存在著無限發揮人民群眾主動精神和積極作用以克服種種錯誤的可能性，從而為實現共產主義開拓光輝的前景。”[《十年論戰》(上)第2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犯錯誤的根源是什么?怎樣克服錯誤?1956年12月19日、20日下午和晚上，我們黨連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再論》稿子時，一致認為：“特別要講清楚，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年輕，因為年輕所以還不完善，在某些環節上還有缺點。即使沒有缺點，也有一個怎么運用制度的問題。制度不是萬能的，要靠人來運用。運用的人的主觀認識是否正確，關系甚大。斯大林脫離客觀實際，脫離群眾，脫離集體，個人專斷，在認識上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講錯誤的原因首先要從思想上講清楚，再從社會歷史根源上講清楚。”[《十年論戰》(上)第7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我們黨詳細論述了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所犯錯誤的根源。《再論》指出：“斯大林的錯誤的發生，是不是由于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已經過時，而不能在適應蘇聯的發展了呢?當然不是。蘇聯經濟迅速發展的事實證明，蘇聯的經濟制度基本上是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的，蘇聯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適合于經濟基礎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錯誤并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的;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西方資產階級想用斯大林的錯誤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但是在基本制度適合需要的情況下，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在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也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成為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上的缺陷。這種矛盾，雖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質的變革來解決，仍然需要及時地加以調整。”《再論》在這里嚴格區分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具體制度(也就我們現在常講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正確的，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的錯誤，不是來自基本制度，而是在具體制度的環節上發生的，因此，糾正錯誤，不需要改變基本制度，只需要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經濟基礎發展的需要調整具體制度。這就從理論上明確了改革的對象：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調整不適合需要的具體制度。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就指出了這一點，這是很不簡單的。這是一種理論創新，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它表明毛澤東和黨中央在那個時候就奠定了后來改革的理論基礎。

　　《再論》還指出，“有了適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調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質的矛盾(按照辯證法就是處在‘數量變化’階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不發生錯誤了呢?問題沒有這樣簡單。制度是決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萬能的，不論怎樣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證工作中不會發生嚴重的錯誤。有了正確的制度以后，主要的問題就在于能否正確地運用這種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確的政策，正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沒有這些，人們仍然可以在正確的制度下犯嚴重的錯誤，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國家機關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為了解決以上所說的這些問題，必須依靠經驗的積累和實踐的考驗，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情況是不斷變化的，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產生了，任何一勞永逸的解決也是不會有的。從這種觀點看來，就是在已經建立了鞏固的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它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某些環節也會有缺陷，在黨和國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還會有這樣那樣的偏差，這并沒有奇怪的地方。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黨和國家的任務，就在于依靠群眾和集體的力量，及時地調整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個環節，及時地發現和糾正工作中的錯誤。當然，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員的主觀認識，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觀實際。因此，在他們的工作中，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嚴格遵守并且努力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只要徹底遵守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認真地依靠群眾，全國性的、長時期的、嚴重的錯誤，確實可以避免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我大段引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話，是因為這些話給我很大的啟發，它提供了我們認識社會主義的重要的方法論原則。當年我就被這些充滿辯證法的、高屋建瓴的論斷征服了。老實說，這些觀點不僅對認識、評價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有重大意義，而且對認識當前的改革(包括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對象、改革的方法等等)也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毛主席、黨中央還從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性的高度來研究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問題。1956年11月30日在政治局討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會議上，毛主席歸納大家的意見，提出幾個基本觀點。一、十月革命是各國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個別民族現象，而是具有時代特征的國際現象，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二、各國有不同的具體情況，因此各國要用不同的辦法解決各自的問題。正如每個人的

　　面目不同一樣，每棵樹長得也不一樣。要講個性，不講個性此路不通。各國革命都有具體的民族特點，十月革命本身也帶有一些民族特點，沒有民族特點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們的共性，條條道路通莫斯科。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經驗，各國革命黨人的任務是把體現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本國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三、蘇聯建設時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線、方針是正確的，應明確加以肯定。有缺點，是難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有缺點，有官僚主義，但他終究把蘇聯建設成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打敗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義，都是官僚機構，怎么能做到這些呢?說蘇聯是由官僚主義者統治不能說服人。”[吳冷西：《十年論戰》(上)第66—6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毛澤東把各國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概括為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相結合。各國都要遵守共同規律，都要走十月革命道路，都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這是社會主義的共性，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方面，否定了共同規律，那就不是社會主義了;但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特點，必須根據本國國情探索共同規律的實現形式，也就是說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各國是不一樣的，這是社會主義的特殊性、個性。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都是社會主義共性與特殊性相結合，既堅持共同規律、共性，又在共同規律的實現形式上各有特點，具有個性。否定共同規律，那是修正主義;否定共同規律的實現形式上的特殊性，那是教條主義。兩者都會阻礙、甚至破環社會主義的發展。

　　按照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相結合的原則，該怎么評價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呢?《再論》把蘇聯的經驗區分為基本經驗和具體經驗。指出：“在蘇聯的成功的經驗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類歷史的現階段具有普遍意義。這是蘇聯經驗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蘇聯發展的事實證明，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是一個偉大的成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曲響徹云霄的凱歌。”《再論》把蘇聯的基本經驗概括為五條。(一)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織成共產主義政黨，這個政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來，密切聯系群眾力求成為勞動群眾的核心，并且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自己的黨員和人民群眾。(二)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經過革命斗爭，從資產階級手里取得政權。(三)在革命勝利以后，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聯合廣大人民群眾，建立無產階級對地主、資產階級的專政，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實現工業國有化，逐步實現農業集體化，從而消滅剝削制度和對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消滅階級。(四)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領導人民群眾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積極準備條件，為過渡到共產主義而奮斗。(五)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堅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承認各民族平等，維護世界和平，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努力取得各國勞動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這就是十月革命道路的基本內容。每個國家盡管具體發展道路不一樣，但從基本原則上說，都離不開并且必須遵循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規律。捍衛十月革命道路在當前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因為幾十年來一切修正主義者所提出的修正意見，正是要否定這些基本經驗、普遍規律和共同道路。[《十年論戰》(上)第8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蘇聯的基本經驗體現在制度上，那就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它反映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完全正確的，必須堅持，決不能否定。而所有要徹底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人，攻擊的矛頭總是集中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身上。

　　但基本制度需要落實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就要按照基本制度的原則，建立各種具體制度，也就是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這方面的經驗就是具體經驗。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經驗，也就是具體制度，需要做具體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確的，我們可以學習;有的則是根據蘇聯的具體國情提出來的，只適合于蘇聯，不能照搬到條件不同的其他國家去;還有一些是錯誤的。一切照搬，是不對的。

　　蘇聯的基本制度、基本經驗是正確的，具體經驗、具體制度是有對有錯的。而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而具體制度則是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是第二位的。把兩個方面綜合起來評價，我們不能不承認，對斯大林、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的三七開的評價是完全正確的。

　　毛主席、黨中央研究、評價斯大林、蘇聯問題，落腳點始終放在如何吸取蘇聯的教訓，把我們自己的社會主義事業搞好。1956年4月4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稿子時，毛澤東說：“問題在于我們自己從中得到教訓。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有過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實踐，但也不是沒有缺點，沒有片面性。這說明我們還沒有完全地系統地掌握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規律，還要在今后長時間內探索符合客觀規律的正確道路。開始我們模仿蘇聯，因為我們毫無搞社會主義的的經驗，只好如此，但這也束縛了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和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十年論戰》(上)第2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我們不是為評價而評價，我們黨是把蘇聯成功的經驗和失誤的教訓看作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寶貴財富，為了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而去研究蘇聯問題的。這種態度是完全正確的。

　　最后，我們要對兩個模糊觀念談一點看法。有人說，你們為蘇聯辯護，蘇聯自己都垮了，你們還為它辯護?好像一句“為蘇聯辯護”，就把別人的嘴堵住了。我們要反問一句：為蘇聯的正確方面辯護有什么錯?上世紀50年代中期，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滿世界都批判“斯大林主義”，當時我們黨挺身而出捍衛斯大林的正確方面，明確指出：“斯大林一生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家的一生。”我們捍衛斯大林的正確方面，就是捍衛社會主義，就是捍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是捍衛無產階級專政。1960年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學教科書時還特地指出，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是為了討好帝國主義，因為斯大林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堅強戰士。這倒值得某些否定斯大林、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人深思的：你們是不是想討好帝國主義?《再論》旗幟鮮明地指出：“如果一定要說什么‘斯大林主義’的話，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把這一論斷搬到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身上，我們也可以說，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首先是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這是正確的;其次，它在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實現形式層次上犯有一些嚴重的錯誤，必須糾正。我們捍衛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正確方面，就是捍衛十月革命道路，就是捍衛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是捍衛社會主義。這沒有什么輸理的。至于說到蘇聯的垮臺，那并不是堅持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正確方面的結果，恰恰相反，是背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體現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東西所產生的惡果，它正好從反面證明十月革命道路放棄不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的正確方面(這是基本方面)否定不得。

　　有人借口改革來反對肯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他們的邏輯是，改革就是把原來蘇聯傳給我們的弊病改掉，“改革就是去蘇聯化”，肯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基本方面是正確的，這不是反對改革嗎?這就涉及對改革對象的理解。我們的改革是調整生產關系，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因此，要弄清楚什么東西妨礙生產力的發展。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生產力與生產力之間是既適應又不適應的關系，適應方面我們必須堅持，不適應方面才需要改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我們必須堅持。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那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必然破壞生產力。蘇聯東歐國家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改革證明了這一點。與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的是具體體制、運行機制的某些環節，這才是我們改革的對象。所以黨的十五大明確指出，我們的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調整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不能把改革理解為“去蘇聯化”。我們黨從來也沒有把改革說成是“去蘇聯化”，這是某些人為了把改革引導到邪路上去而制造的一種輿論。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的基本制度，我們應該堅持;其中根據蘇聯國情制定的、不適合我國國情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以及錯誤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才是我們改革的對象。肯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正確方面和堅持改革是不矛盾的。把改革理解為“去蘇聯化”，必然不僅要改革不適合需要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而且把改革的矛頭指向基本制度，這是完全錯誤的。

　　應該清醒地看到，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完全否定，還是三七開，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不管多么華麗的詞藻，這個問題，說到底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實際上就是想完全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十月革命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不管是不是明說，實質就是如此);三七開，就是要堅持十月革命道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時改掉具體體制、運行機制中錯誤的、不適合本國國情的東西，把社會主義事業搞得更好。用改革來反對對蘇聯的三七開的評價是毫無道理的。

　　我們重新讀一讀吳冷西的《十年論戰》和上世紀50年代我們黨寫作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不能不從心底里佩服毛澤東和以他為首的黨的領導集體。他們在世界性的反共反蘇浪潮面前，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科學地分析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功過是非。這表明，毛主席和黨中央既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又有捍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勇氣。這些文獻，始終閃耀著真理的光輝，正如江澤民所說的，后來國際共產主義的歷史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證明了“兩論”論點的正確，其中一些預言不幸而言中。聯系到當前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發展歷史進程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泛濫的狀況，我們應該堅持毛澤東思想，以毛澤東為榜樣，科學地、有理有據地回擊敵對勢力的猖狂進攻。

　　毛澤東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三七開評價，是科學的結論，它應該載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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