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怪才”柯慶施

作者:zhuhua148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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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怪才”柯慶施

 
“柯老”和“柯怪”

 
中國共產黨內素有對某人賦予“×老”尊稱的習慣，例如眾所周知的徐老特立、林老伯渠、董老必武等，這是以年齡、資歷論的。就此而言，柯慶施也在其列，據說他當年見過列寧，而且他的早期革命經歷確有老資格的一面。

 
柯慶施(1902—1965)，安徽歙縣人，原名尚惠。原就讀于安徽省立第二師范學校，因參加反帝愛國運動而被停學。但此挫折并沒有影響他的激進思想。他在前輩、友人的關照下到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繼續讀書，其間大量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并且開始了解、探尋底層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后來寫成的《南京人力車夫底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真實一面。

 
1920年8月22日，由俞秀松、施存統、沈定一(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等8人發起成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陳獨秀、李達、沈定一等人曾被邀作有關演講。就在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不到三個月的時候，柯慶施與陳獨秀有了更深一步的來往。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雜志發表了柯慶施同陳獨秀的通信。在信中，柯慶施贊揚陳獨秀的說法“實在說的透徹”，而陳獨秀也對年輕的柯慶施多加訓導。隨后，經楊明齋介紹，柯慶施加入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5月，柯慶施離開上海去蘇聯。1922年1月參加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是在這時，柯慶施見到了列寧，并同列寧握過手。曾有人引述毛澤東的說法，說：“毛主席說過，為什么叫他柯老，因為他是我們黨最早見過列寧的同志。”

 
1922年夏，柯慶施轉為中共黨員。次年，被陳獨秀派回安徽負責做安慶的黨團工作。柯慶施以《新建設日報》副刊編輯身份做掩護，暗中發展組織。柯慶施本身是安徽人，又善于觀察總結，回安慶不到一個多月就對安徽的政治形勢有了初步認知。他在給社會主義青年團領導人施存統寫信時說：“此地國民黨很雜瑣，大概可分兩派：一柏文慰(蔚)，一管昆南，但這兩派都不能做真正的革命運動。惟柏派的人格較管派勝得多。他們現在因為國民黨安徽支部的問題，鬧得一塌糊涂。所以我們預備將民生研究會組織就緒，以便替代他們的地位。”

 
1923年10月，安徽為響應全國聲討曹錕賄選總統運動，發動了省內一些學校開展集會活動。其中，安徽大學、安慶職工學校、安慶女子職工學校都踴躍參加，作為這次學生運動領導人的柯慶施在會上作了專門演講。安徽軍閥倪嗣沖從蕪湖調來人馬鎮壓。柯慶施安排那些被倪嗣沖通緝在案的進步學生脫離險境，其中就有后來著名的傳奇人物“廖氏三兄弟”(即廖運周、廖運澤、廖運升)之一的廖運澤(當時是安庚職工學校學生)。柯慶施告訴廖運澤到廣東投奔孫中山，上黃埔軍校，并給廖運澤開了報考黃埔軍校的介紹信，贈路費15元。

 
經過努力，柯慶施建立了中共在安慶地區的第一個黨支部，并任書記。大革命期間，柯慶施擔任國民黨安徽省黨部秘書長，成功策動了太湖陳雷部起義。1927年3月，面對準備清洗共產黨人的國民黨右派勢力的挑釁，柯慶施等人予以堅決還擊，并通電斥責肇事者。1927年中共五大決定成立安徽省臨時委員會，柯慶施任書記，主持中共安徽臨時省委工作。此間，柯慶施組織了暴動，但很快失利。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柯慶施離開安徽回到上海，擔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1929年被派往鄂東南從事兵運工作。先后擔任紅五軍第五縱隊政治部主任、紅八軍政治部主任等職。1931年夏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33年被派往張家口組織領導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工作。1933年春到1937年7月，柯慶施幾乎不間斷地出任軍事工作的領導人，歷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線工作委員會書記、河北省委士兵運動委員會書記、軍運書記、河北省委委員、軍委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軍委書記、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部長、軍事工作負責人等職務。

 
縱觀柯慶施的早期政治經歷，可以看出他在黨務、農運、兵運、學運等主要革命活動中都擔任過相當重要的角色，“柯老”之說并非浪得虛名。

 
柯慶施還有個筆名叫“怪君”。這是他自己起的。柯慶施之所以起這么一個筆名，他自己是這樣說的：“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則因時勢之多奇而生無窮之悲懼。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掃除之也。”后來有人據此叫他“柯怪”。丁玲曾經留下一段文字，敘述她眼中的“柯怪”之“怪”——一天，有一個老熟人來看我們了。這就是柯慶施，那時大家叫他柯怪，是我們在平民女子學校時認識的。他那時常到我們宿舍來玩。他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沒有感到他來這里是想追求誰，想找一個女友談戀愛，或是玩玩。因此，我們盡管嘲笑他是一個“爛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爛板凳)，卻并不十分給他下不去，他也從來不怪罪我們。

柯慶施早期的軍事生涯

 汪太戈

 
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徽州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名人輩出，在近代的徽州名人中，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柯慶施便是其中一位。
　　
柯慶施出生于1902年，歙縣南鄉竹溪村（俗稱水竹坑）人，他14歲離開家鄉，到位于休寧萬安鎮的安徽省立二師求學；17歲時因參加聲援五四運動活動，被校方以“思想誤謬”為由勒令退學；1920年他在上海由楊明齋、俞秀松介紹參加了剛成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赴蘇聯學習；1922年在上海由張秋人介紹轉為中共黨員；1923年冬，柯慶施受中央委派在安慶市建立了安徽省第一個城市黨支部——中共安慶支部，并任支部書記；1927年5月，擔任第一任中共安徽省臨時委員會書記……
　　
柯慶施有著長期在白區工作的經驗，在血雨腥風中同反動派斗智斗勇，從敵人牢獄中解救過一大批黨的優秀干部，介紹和組織過大批革命青年和愛國人士赴延安。著名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先生就是持他的親筆介紹信前往延安，并寫出了轟動世界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
　　
1947年11月，柯慶施擔任了我軍在華北解放的第一個大城市——石門市（12月改為石家莊市）市長，并在恢復生產、發展經濟上創造了被劉少奇譽為“新中國的楷模”的石家莊經驗。全國解放后，他又相繼擔任了南京、上海這兩個大都市的市委書記、市長。
　　
但是，確很少有人注意到柯慶施的軍事生涯。由于年代久遠，這方面的資料留存不多，可是，從僅存的一些資料中，我們還是能看出，他在兵運工作和軍隊建設上所做出的貢獻。
　　
早期的兵運和農運活動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柯慶施由林伯渠介紹參加了國民黨，并由中共中央派到安徽工作，擔任國民黨（左派）安徽省臨時黨部秘書長。他利用合法身份，與當時負責中共中央軍委工作的聶榮臻默契配合，積極開展兵運工作和武裝斗爭，同時爭取到國民黨(左派)的支持合作，加緊培訓革命干部和武裝力量。
　　
9月24日，柯慶施等在安徽太湖縣成功地策動了桂系陳雷部起義，隨即在太湖成立了安徽省宣慰使署，發動太湖群眾響應北伐。反動的安徽督軍陳調元出兵太湖，柯慶施與安徽省宣慰使常樂恒率部奮起作戰，斃敵80余人。后因眾寡懸殊，柯慶施、常樂恒率部轉移到湖北黃梅縣獨山鎮。
　　
10月，國民黨(左派)安徽省臨時黨部在武昌開辦了培訓安徽黨務干部的學校，柯慶施任校務委員會委員。這所學校為安徽省培養了一批革命力量。朱德、董必武、鄧演達、柏文蔚、李立三、惲代英、施存統、彭湃、瞿秋白、徐謙等都為干部學校百余名安徽學生作過報告或講過課。柯慶施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曾說:“學校在名義上是國民黨省黨部辦的干部學校，但中共的同志占8/10，教員都是我們的同志。當時還在安徽、湖北邊境組織了一支五百余人的武裝部隊，我們占駐過宿松與太湖。我在漢口一直住到汪精衛、唐生智叛變，武漢政府垮臺。”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他下令強占工會，解除工人武裝，大肆捕殺工人和共產黨員。柯慶施同北伐軍第二軍第四師政治部主任李六如等人，于4月18日在太湖大河灘召開有北伐軍戰士、工人、農民、學生、商人等5000人參加的反蔣大會。李六如在大會上揭露了蔣介石叛變革命，屠殺共產黨員、工人和革命青年的罪行，指出革命從此要向左轉。會上高呼“打倒蔣介石!”、“打倒新軍閥!”等口號。當夜，柯慶施、周新民等人在太湖趙旭東家召開秘密會議，柯慶施向大家介紹了國內外形勢，指出革命要向左轉，不能靠右派。會議研究了太湖縣今后斗爭的任務和策略。柯慶施離開太湖后又到宿松與北伐軍二軍六師黨代表蕭勁光會合，在宿松縣天主堂院內召開了千人討蔣大會。
　　
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安徽省臨時委員會（設在武漢，8月后遷至蕪湖），批準柯慶施、王貫之（王心臬）、王步文（王華、朱華）、周范文、王履祥（王坦甫，未到職）、李啟耕（李宜春）、郭士杰為執行委員，柯慶施、王貫之、王步文、郭士杰為常委，柯慶施為書記。5月下旬,柯慶施在漢口法租界大智門和平里主持召開了中共安徽省臨委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努力恢復各地被反動派破壞的黨組織，積極開展武裝斗爭。在省臨委的領導下，安徽省恢復了中共蕪湖縣委、中共宿縣臨時縣委、中共壽縣臨時縣委、中共六安臨時縣委、中共泗縣特支、霍邱特支、廬江特支、安慶特支、南陵特支、旌德特支、鳳陽特支、無為特支等黨組織，另在鳳臺、和縣、宣城、郎溪設立了黨的通訊處，在柏文蔚的三十三軍內派出秘密黨員。
　　
柯慶施于1940年在《自傳》中回顧這段歷史時寫道：“那時安徽黨組織經過反動勢力的摧殘，各地組織大多無形瓦解，很多同志流亡在外。當時我們的任務,首先是恢復與建立各地黨的組織。我們經過多半年的時間，逐漸把安慶、蕪湖、南陵、宣城、廣德、旌德、壽縣、六安、合肥、巢湖、廬江、桐城、宿縣的組織恢復與建立起來，而以六安、合肥、壽縣、廣德的工作為基礎，余區有我們同志三兩人而已。”
　　
1927年底，柯慶施回到上海，與一些安徽的同志住在浙江路的壽陽公旅館。當時與柯同住于此的還有蔡申熙、許繼慎、熊受宣、王逸常等人，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對時局、對革命、對武裝斗爭的認識和意見。
　　
紅八軍政治部主任
　　
1929年12月初,黨中央派柯慶施前往湖北省通山縣的黃沙鎮，擔任紅五軍第五縱隊政治部主任、秘書長，并接受一項特別任務，這就是策動和接應程子華的大冶兵暴。
　　
《大冶革命斗爭大事記》中這樣記載：“10月初，國民黨命令獨立十五旅開赴大冶、陽新兩縣進攻紅軍，中共中央軍委得知消息后，從上海派石仲偉、何乃康（柯慶施）、鄧乾元到武漢與在敵十五旅任排長的中共地下黨員程子華取得聯系，決定在大冶實行兵暴。”
　　
柯慶施等與中共大冶中心縣委取得聯系后，在曹家堍村曹玉階家舉行了擴大聯席會議，決定立即與程子華取得聯系，里應外合，攻取大冶城，消滅敵十五旅。會議制定出一套周密的作戰方案，決定于第三天的黃昏將部隊開到韋源湖邊開始行動。
　　
位于韋源湖畔的大冶縣城，三面環水，紅五縱隊派兵4000，分乘300余條漁船，在深夜11時悄悄登上湖的西岸。先遣部隊潛伏在橫堤大橋附近，以截斷敵軍的退路。程子華在接到紅五縱隊的行動指示后，組織連隊中的共產黨員將連里的反動軍官干掉，然后在夜色的掩護下，把參加兵暴的士兵們帶出城外隱蔽起來，等待紅軍的接應。天亮時分，我軍派出一個排佯攻大冶城。敵軍果然中計，仗著兵強勢眾，出城追擊佯攻部隊，正好落入了紅軍的伏擊圈。一時間，四邊山上埋伏的紅軍戰士槍炮齊發，軍號聲、吶喊聲震天動地。敵軍措手不及，被紅軍一舉攻下大冶城，俘虜1000多人，繳槍900多條。
　　
這次兵暴目標明確，行動神速，犧牲少，勝利大，被中央軍委譽為“模范的大冶兵暴”。紅五縱隊將自愿加入紅軍的俘虜兵編成第二支隊，由程子華任支隊長，總兵力增加到6000余人。
　　
1930年6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在湖北大冶縣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會上宣布，經黨中央決定，紅五縱隊擴建為紅八軍，何長工任軍長，鄧乾元任政委，柯慶施任政治部主任、軍黨委委員。
　　
為了擴大根據地，紅八軍主力移師湘鄂邊境（岳州、平江等地）一帶。柯慶施當時正患嚴重瘧疾，組織上決定他留在陽新，管理后方，并集合黃梅、廣濟、瑞昌的地方武裝及后方留守部隊，堅持武裝斗爭，保衛根據地。
　　
柯慶施稍休息幾天，即前往黃梅、廣濟一帶，整合部隊，積極開展群眾工作，機智靈活地打擊敵人，接連打了幾個勝仗，受到群眾的熱烈擁護。他還積極開展兵運工作，先后成功地策動了駐武穴川軍某部和廣濟保安隊的兵暴，從川軍中拉出兩連人，從廣濟保安隊中拉出一連人。鄂東南人民在紅軍接連打勝仗的鼓舞下,紛紛加入這支紅軍隊伍。后根據上級決定，以這支軍隊為基礎，組建了紅十五軍。
　
柯慶施1940年在《自傳》中回顧這段歷史寫道：“夏季，……向湘鄂邊境（岳州、平江等地）行動，因我正患厲害之瘧疾，決定我留在陽新管理后方并集合黃梅、廣濟、瑞昌及后方留守部隊，成立紅軍第十五軍。我稍休息數日后，即前往黃梅、廣濟一帶，整理當地之地方武裝，并會同當時長江局軍委（劉伯承同志負責）派來的同志，組織住在武穴之川軍某某某部的兵暴工作，結果先后從四川軍隊中拉出兩連人，廣濟保安隊一連人，聯合廣濟、黃梅之一部地方武裝，及陽新后方所編成之兩連，共約近六七百人，槍半數，成立起紅十五軍。……在三中全會以后，我于是將十五軍交某某某同志……我則隨派來之交通返抵漢口。”
　　
年底，柯慶施到中共長江局工作，并被派往平漢線（河南許昌）組織夏斗寅部、唐生智部的兵暴，以組建紅二十九軍和紅三十軍，因時局變動未成，后被調回上海工作。
　　
在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中
　　
1933年初，日本帝國主義繼侵占了我國東北全境后，又進占了熱河全省，接著分兵入侵平、津地區，5月占領察哈爾的多倫和沽源、寶昌、康保等縣。華北形勢非常危急，而蔣介石仍然奉行“不抵抗政策”，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廣大人民群眾和國民黨愛國將領對此極為不滿，抗日呼聲日益高漲。曾任西北軍總司令的愛國將領馮玉祥于1932年10月離開隱居的泰山來到張家口，與愛國將士們和各界愛國人士一道,策劃組建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派柯慶施前往河北，任中共河北省前委書記，并赴張家口幫助馮玉祥組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
　　
翻開馮玉祥1933年的日記，雖迫于當時的情勢，對一些事不便明說詳陳，但仍可看出柯慶施幫助他組織抗日同盟軍的一些情況:
　　
1933年2月11日，“午后在野外走走,與革命的朋友談話”。
　　
1933年2月12日，“在野外與張××同志談話約一小時”。
　　
1933年2月21日，“同張先生三人談了兩點鐘如何能真抗日的事”。
　　
1933年5月2日，“夜,我同張談二事”，“如下層之幫助,如政見之商量,如款項之幫助……彼此是無話不說的朋友”。
　　
1933年5月6日，“設計的事今日成了。十點他們已經開始商議，真是有許多道理”。
　　
據后來一些當事人回憶，馮玉祥日記中的張某，指的就是柯慶施。
　　
馮玉祥的女兒馮理達2000年1月9日在北京回憶此事時說:“我父親跟我講過柯老去張家口和他一道組織抗日同盟軍的事情，我們是隨父親一起從泰山到張家口的。”
　　
1933年5月26日，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張家口正式宣告成立，馮玉祥任同盟軍總司令，方振武任前敵總司令，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為方便工作，馮玉祥也為柯慶施安排了高級軍職。1965年，江蘇文史研究館館員胡錫疇先生在悼念柯慶施的信中說，當時“馮玉祥亦給高級虛銜以維護柯老的地下工作。寄跡張家口，諸須商洽，昕夕過從”。
　　
抗日同盟軍成立后，向全國發出通電，主張聯合各黨各派各軍，共同抗日。同盟軍部隊更是一馬當先，奔赴抗日最前線。6月21日,吉鴻昌率軍出征察北、察東，前委書記柯慶施隨同出征,與抗日同盟軍一起行動。
　　
當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愛國將士浴血奮戰在抗日前線之時,蔣介石政府卻派何應欽調集16個師的兵力，對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實行全面封鎖包圍，用武力威逼馮玉祥取消同盟軍，停止對日作戰。
　　
8月5日，馮玉祥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通電“忍痛收束軍事”，9日宣布撤銷抗日同盟軍總部，14日離開張家口，重返泰山。
　　
8月8日，柯慶施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召開了會議，決議反對取消抗日同盟軍，并將二、五、十六、十八師等部隊以及工會和抗日救亡團體等撤離張家口，轉移到張北一帶。8月中旬,中共河北省前委與吉鴻昌部、方振武部先后到達張北、康保、尚義一帶集結。
　　
8月24日,中共河北省前委在張北縣二井村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抗日同盟軍各部隊主要將領。會議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柯慶施、張慕陶、宣俠父、吉鴻昌、許權中、劉振遠、柳青等組成常委，領導抗日同盟軍，吉鴻昌擔任軍事總指揮，繼續進行斗爭。9月初，柯慶施率前委與抗日同盟軍，由張北轉移到直中、直南，與當地農民運動組織匯合。9月20日、21日，同盟軍攻占懷柔、密云縣城，直逼北平。
　　
蔣介石氣急敗壞，勾結日寇和偽軍向抗日同盟軍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同盟軍在吉鴻昌、方振武的率領下奮起抵抗，由于眾寡懸殊、彈盡糧絕，最后失敗。
　　
抗日同盟軍雖然在蔣介石和日偽軍的雙重夾擊下失敗了，但它喚起了廣大民眾，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柯慶施在抗日同盟軍的組建、發展、斗爭的全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也為自己的軍事生涯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徽早期進行黨團活動的一個重要歷史人物——柯慶施傳略
施昌旺/文

立志報國

柯慶施，又名柯怪君，柯乃康，1902年出生于皖南歙縣南鄉竹溪村。

二十世紀初葉，帝國主義列強橫行中國。腐敗的清朝政府對外屈膝投降，對內則血腥鎮壓。農村的地主階級對農民更是進行敲骨吸髓的殘酷剝削，整個社會到處醞釀新的革命風暴。柯慶施的童年就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中度過的。他靠父母節衣縮食上了私塾，由于聰穎好學，成績不錯。年齡雖小，卻很愛聽國文老師講岳飛、文天祥等歷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課后還經常閱讀有關這些民族英雄的書籍，并給同窗學友講述。

竹溪村位于歙縣和績溪縣的交界處，山高路遠，交通不便，信息閉塞。每當人們在冬夜里圍著火塘取暖，夏季黃昏搖著蒲扇坐在院子里乘涼的時候，柯慶施總要纏著那些從外地經商歸來的父輩或同族的兄長給他講述外面世界的故事：北京的天壇故宮、漢口的租界、大上海的“十里洋場”……聽著聽著，他被外面的世界迷住了，同時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土地上為非作歹、欺壓百姓感到憂憤。

1917年秋，柯慶施從家鄉途經蕪湖、南京，最后到達上海。一路上，他目睹蕪湖、南京、上海等地到處都有外國的兵艦、商船、租界、軍警、銀行、教堂，外國侵略者在中國土地上耀武揚威，根本不把中國人當人看。他在悲憤中苦苦地思索，尋求復興祖國奮斗之路。

參加革命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消息傳到上海，群情激奮。上海人民自覺地起來支持北京青年學生的斗爭，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形成了一股浩浩蕩蕩的洪流。柯慶施正在上海做工，他積極投身于這一反帝愛國運動。他寫文章抨擊北洋軍閥政府喪權辱國的罪行，支持北京青年學生的斗爭；還到工廠進行講演，號召工人推翻賣國的北洋政府。五四運動是柯慶施經受的第一次戰斗洗禮，他在這一斗爭中得到了極大的鍛煉。

五四運動以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了迅速的傳播。這時，《新青年》雜志從北京搬到上海，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這個雜志發表了不少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柯慶施對《新青年》雜志的主要負責人和撰稿人的陳獨秀非常佩服，寫信給陳獨秀，表達了自己的崇敬之情，并表示自己對馬克思主義有很大的興趣。從此，柯慶施和陳獨秀開始了通信住來，通過通信和一段時間的來往，陳獨秀發現這位比自己小20多歲的安徽小同鄉精明能干，自信心強，就給予熱情的關懷和幫助。陳獨秀和他談論革命的道理，并借給他當時翻譯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柯慶施如饑似渴地學習《唯物史觀》、《資本論》、《共產主義ABC》等和一些有關科學社會主義的哲學著作，增長了知識，開闊了眼界，逐漸明白了中國之所以貧窮落后和四分五裂的原因，思想上發生了質的飛躍，自愿獻身于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偉大事業．

1920年冬柯慶施在南京，陳獨秀寫信讓他到上海，將他介紹給當時的社會主義青年團負責人楊明齋和俞秀松，由他們介紹他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引導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是柯慶施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此時他僅18歲。

柯慶施入團后，按照上級團組織的指示，返回南京，開展革命活動，積極發展團組織。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發展了兩三個人入團。（
見《柯慶施自傳》，摘于中組部文檔處。下同。）

何慶施在進行革命工作的同時，還和陳獨秀通信討論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1920年11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三期上，刊登了柯慶施寫給陳獨秀的有關討論勞動專政問題的信．在這封信里，柯慶施認為“中國舊有的一切制度，的確比毒蛇猛獸，還要利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的禍害一日未除，將來受他的虐待，正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因此，柯慶施主張：“想一個法子，把這些萬惡制度，同時廢棄，使我們得到真正的自由同真正的幸福。”要消滅萬惡的制度，則“必先設法把青年創造活動的本能，培養起來。”

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辦起了一個工人刊物－－《勞動界》，宗旨是向產業工人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啟發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柯慶施在]920年10月的一期《勞動界》上，發表了署名怪君的《南京人力車夫底生活狀況》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柯慶施深入實際，在南京調查了許多人力車夫生活狀況的基礎上寫成的。它以大量材料，說明了資本家如何剝削人力車夫，人力車夫工作時間長，辛苦異常而又待遇很差，住的房子和豬圈差不多，沒有錢也沒有權利得到教育。從而充分揭露了舊制度的罪惡，并號召人們起來推翻它。（見《勞動界》第12冊。）

1920年冬，根據黨組織的安排，柯慶施到上海進入外國語學社學習俄文，為去蘇聯學習做準備。到上海后，柯慶施經常到漁陽里2號陳獨秀的家，請教革命的有關問題．有一天，柯慶施到陳獨秀家，包惠僧、楊明齋等也去了。但偵探偵查到這個地方，并開來了兩部汽車，將柯慶施、陳獨秀、楊明齋、包惠僧、高君曼(陳獨秀的妻子)逮捕了。經在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大力營救，陳獨秀被關了2天，柯慶施等人被關了5天后均被保釋出來。（包惠僧：《我所認識的陳獨秀》。）出來后，柯慶施對反動政府更加痛恨，表示一定要推翻它，更加積極投身于革命活動。

1921年7月，柯慶施從上海動身到蘇聯去參加會議，并在蘇聯進行參觀學習，同行的有馬哲民、許之禎、高君宇等十幾個人。

1922年1月，柯慶施作為中國代表之一，參加了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共產國際號召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奮起進行民族民主革命斗爭；遠東各國代表介紹了本國革命運動的情況。柯慶施興奮地聆聽著、記錄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各國革命運動的經驗。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雖未出席大會，但仍在百忙中親切接見張國燾、柯慶施等人。柯慶施早就聽說過列寧的大名以及他的傳奇經歷，當這個成功地領導蘇俄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導師和中國代表親切握手時，柯慶施激動得熱淚盈眶。列寧平易近人，詳細地向中國同志詢問了中國的情況，對中國革命提出了重要的意見。柯慶施為此而感到自豪：他是中國最早見到過列寧的人之一。

大會閉幕后，柯慶施等人留蘇學習訪問了一段時間。他們一面如饑似渴地學習共產主義理論，一面考察十月革命后蘇聯的政治、經濟狀況和革命經驗，還參觀了工廠、學校、部隊和農村，并參加了“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這一切使柯慶施對列寧領導的蘇維埃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有了深刻的認識，并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堅定了革命的決心。（②
《柯慶施自傳》；馬章祿：《參加遠東會議的回憶》，載《蕪湖黨史資料》1983年第1期。）

1922年夏，柯慶施從蘇聯返回當時的中央所在地上海．黨組織分配他到團中央去工作，同時由張秋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一段時間柯慶施主要是在上海工人中從事革命活動，以后又同張秋人一道受命組織反基督大同盟運動。

回皖工作

1922年底，陳獨秀和中央的其他負責人商定，決定派柯慶施到安徽做團的工作。因為當時的安徽教育廳長江彤侯，原來是國民黨黨員，和陳獨秀比較熟悉，加上江彤侯也是歙縣人，和柯慶施是同鄉，思想比較進步。因此，陳獨秀交給柯慶施一封給江彤侯的介紹信，請江給柯慶施代找一個職業，以便掩護。這樣，1923年春天，柯慶施來到了安慶。

安慶當時是安徽省的省會。五四以后，許多進步書刊廣泛傳播，安慶知識青年思想非常活躍，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蓬勃開展。1921年春，進步教育家蔡曉舟曾在安慶著手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但到1922年6月以后，隨著舒傳賢、周新民、宋偉年等一批團員到日本去留學，安慶團組織因少了許多團員骨干，再加上少數人的反對，竟然銷聲匿跡了。由此可以看出，柯慶施安慶之行任務十分艱巨。

柯慶施到安慶后，找到了江彤侯，江表示無法解決他的職業問題。正在他另想辦法謀職的時候，國民黨元老柏文蔚在安慶創辦《新建設日報》，由蔡曉舟介紹，他參加了該報的編輯工作，負責編輯副刊和國內新聞。當時的安徽省省長許世英正想方設法拉攏國民黨人，報紙是柏文蔚出錢辦的，省政府一般不來加以干涉；報館的幾個同事也都比較進步，社會上的學生運動也正方興未艾，這些對柯慶施從事革命工作較為有利。柯慶施抓住時機夜以繼日地工作，并在報上經常轉載《新青年》和黨的機關報《向導》上發表的文章，宣傳革命的道理。《新建設日報》副刊辦得尖銳潑辣，以新的戰斗面貌，展現在讀者面前，為廣大讀者所喜愛。

當時，柯慶施進行的革命活動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建立和恢復安慶團組織。柯慶施來到安慶后，先在學生中建立團組織，后又幫助該組織發展。1923年6月13日，安慶地方團組織終于宣告成立，大會共有代表15人，柯慶施當選為執行委員。(《安慶S．Y地方團第一次報告》，原件存中央檔案館。)當時蕪湖團組織也建立起來，柯慶施關注蕪湖團組織的發展并給予熱情的指導。當時的團員之一廖麟在回憶蕪湖建團初期情況時說：“在學運學潮時期，共產黨員柯慶施、薛卓漢也常到蕪湖各學校來活動，我們都認識他們。”(載《安徽黨史通訊》1983年第12期。)

安慶、蕪湖兩地團組織緊密聯系，齊頭并進，從而使安徽這兩個主要城市在大革命時期成為安徽青年運動的中心。對此，柯慶施作出了貢獻。

二、籌建馬氏研究會。1923年春，柯慶施初到安慶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時，即著手成立民主研究會，作為物色建團對象和引導青年學習革命理論的園地。安慶地方團組織于1923年6月正式成立時，曾作出成立馬氏研究會的決定，由柯慶施和楊溥泉負責籌備。同時，在團外進步青年中組織讀書會，舉辦青年圖書館，引導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

三、出席青年團二大。在1923年安慶地方團組織的代表大會上，柯慶施被選為安徽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同時被團中央指定去南京做大會籌備王作。在籌備過程中，柯慶施表現了極大的熱情。他和幾個同志租了一所體育專門學校的宿舍作為代表的宿舍，借了東南大學內的廟庵作為大會的會議室。這次開會的代表約有20人，瞿秋白也到會并作了重要講話。會議開了5天，開得很成功，在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歷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柯慶施自傳》．105)

四、懲戒豬仔議員。l923年秋，安徽省學生聯合會在廢督裁兵運動后，進一步開展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主要是反對當時“國會”賄選直系軍閥曹錕做總統。安徽的張伯衍、何雯等，在北洋軍閥倪嗣沖督皖時，充當倪的忠實爪牙，依仗倪的勢力當上了國會議員，后來又接受曹錕的重金賄賂，為賄選曹錕當總統賣力效勞。安徽人民對他們恨之入骨。柯慶施等激于義憤，決計利用安慶各校學生慶祝“雙十節”結隊游行的機會，搗毀他們的住宅。這天，安慶各界在黃家操場舉行慶祝會。會后，各校師生6000多人整隊游行，由會場出發，取道呂八街，直趨狀元街豬仔議員張伯衍的住宅。張家人見勢不妙，即將大門緊閉。柯慶施等即指揮學生隊伍破門而入，搗毀門窗家俱和花園陳設，并將箱籠柜櫥、衣物首飾、倉內積谷等悉數拋棄街頭，任憑貧民大眾拾取。還將張家后堂掛的張母遺像和供奉的祖先牌位，一并拋入廁所。浩浩蕩蕩的學生隊伍旋即趕至西門城邊另一豬仔議員何雯家里，予以同樣搗毀。這使安徽各界人心大快，同時也給張、何等豬仔議員和當地軍閥官僚以沉重的打擊。

事后，張伯衍、何雯向曹錕哭訴。曹錕乃下令蘇浙皖巡閱使齊燮元和安徽省軍閥政府，將安徽省教育廳長江彤侯撤職，并下令通緝柯慶施、王步文、許繼慎等人。柯慶施等先后避居上海，在上海組織“安徽流亡學生反對賄選團”，發行《黎明周刊》，繼續進行反對賄選總統和驅逐馬聯甲、聲討呂調元的斗爭。(《蕪湖黨史資料匯編》第1輯(1960年)；1923年10月29日蕪湖《工商日報》；《安徽革命史話》(下卷)。)

同年11月16日，陳獨秀在《向導》周報第46期發表《安徽學界奮斗》一文，贊揚安徽學界是“全國學界之領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前后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會議通過了同中國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決議。不久，柯慶施由林伯渠介紹，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為國民黨在安徽的改組、發展和探索國共合作在安徽的具體方式邁出了第一步。

1924年，柯慶施去海參崴做華工工作，1926年初回到上海。陳獨秀、王若飛接見了他，讓他回安慶工作。當時國民黨安徽省黨部正在籌建，雖然有一些比較進步的人士如光明甫、沈子修、周松圃和共產黨員薛卓漢等，但總的來說干部缺乏，因此決定派有力的同志加入進去，充實安徽革命的領導力量。柯慶施肩負黨的重托，從上海乘船到達安慶。

1926年春，國民黨安徽臨時省黨部在安慶鄧家坡成立，國民黨中央發表光明甫、周松圃、朱蘊山、沈子修、常恒芳、史恕卿、黃夢飛、薛卓漢、周范文9人為國民黨安徽省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柯慶施任秘書長。從此，他利用自己的公開身份，積極開展革命工作。

1927年3月，蔣介石到達安慶后，指揮他手下的爪牙23日搗毀了國民黨左派臨時省黨部、安慶市黨部、省總工會、省農協籌委會等機關，毆傷省黨部職員及國民黨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數十人。制造了安慶三二三反革命事件。

當天晚上，在安慶集賢關外一間小屋里，左派省臨時黨部主要負責人光明甫、周松圃、朱蘊山，以及柯慶施等，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會上，柯慶施建議由周范文、胡浩川起草一個通電，以便迅速地將安徽反動派搗毀省、市黨部和民眾團體，殘害革命群眾的罪行，公諸于世；要求武漢國民黨中央迅速“嚴法治罪，嚴懲反動，而維黨務”；并提請武漢中央派船前來接運安徽代表前往武漢繼續召開國民黨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會。

通電擬好后，準備立即拍發，但卻被蔣介石的總參謀部參議劉文明得知，扣了下來。柯慶施和省黨部的同志聞訊，十分氣憤，于是決定省黨部派人專程前往湖北武穴發出通電。

柯慶施還代表省臨時黨部發表了一個宣言，敘述了省、市黨部被搗的經過，指出：“國民革命原非短期內能成功，而在此革命的過程中，反動分子為保持其將死亡的命運起見，聯合為困獸之斗，亦事實之所不能免，但最后勝利必歸吾人。”宣言號召全安徽人民不灰心，不畏縮，團結起來，“打起精神，與惡勢力奮斗”，“向壓迫階級－－貪官、污吏、劣紳、地痞以及安福系余孽－－西山會議分子作戰”。(南京史料整理處：《江浙皖三省清黨情形》，朱蘊山、周范文回憶文章；《安徽革命史話》(下卷)。中國文革研究網錄入)

蔣介石及其走狗的刀槍棍棒，并沒有嚇倒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柯慶施同大家一道積極參加省黨部的搬遷工作。4月中旬，國民黨安徽省黨部搬到漢口，并在那里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柯慶施等數十人增選為執監委員。柯慶施還在漢口參與籌辦了安徽黨務干部學校，為黨訓練干部，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1927年5月下旬，中央指示柯慶施等籌建中共安徽省臨時委員會。面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柯慶施擔負起領導安徽省黨組織工作的重擔。5月底，中共安徽省臨委在武漢法租界大智門和平里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8月初，省臨委秘密遷至蕪湖，成立了執委會、常委會和秘書處，柯慶施、王心臬、王步文等人為執委，柯慶施為書記。

當時武漢汪精衛集團已經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安徽黨組織遭到極大的破壞。共產黨人大批被屠殺，一些不堅定的黨員脫黨乃至叛變，以柯慶施為首的省臨委不動搖，不退卻，致力于安徽各地黨組織的恢復與建立工作。經過半年多的努力，逐漸把安慶、蕪湖、南陵、宣城、廣德、旌德、壽縣、六安、合肥、巢縣、廬江、桐城、宿縣的組織恢復和建立起來了，還成功地發動了一些武裝暴動。

同年12月，中共中央派尹寬為巡視員，指導安徽各地黨的工作；尹寬一到安徽，就以欽差大臣自居，指責前一階段省臨委工作“嚴重右傾”。由于尹寬的家長作風和盲動主義，安徽黨的工作受到嚴重影響。柯慶施受到排擠，回到上海，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區委書記。他沒有灰心喪氣，一面繼續工作，一面向中央反映尹寬的獨斷專行，要求重回安徽工作。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請求。

1928年春暖花開的季節，柯慶施回到了蕪湖。剛工作不久，就遇到了危險。省臨委一個秘書被捕叛變，供出了柯慶施的地址。當時柯慶施正住在一個同志開的小鐘表鋪內，但在蕪湖境內還有他哥哥開的一家大鐘表鋪，字號相同，敵人先去大鐘表鋪搜查，沒有查到，等到再去小鐘表鋪的時候，柯慶施他們得到消息，搶先一步，撤離子蕪湖，去了上海。(《柯慶施自傳》。
)

柯慶施回上海后，居住了一段時間，后進入蘇區，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35年前后，又被派往河北省從事白區工作，擔任河北省委前委書記和組織部長等職。

1935年冬，中央決定劉少奇到華北，職務是中央代表兼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到天津時，在北方局工作的負責干部有柯慶施(組織部長)、林楓、李大章等。

后期經歷

抗日戰爭時期，柯慶施被調到延安工作，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

解放戰爭時期，柯慶施在晉察冀邊區任行政委員會財委副主任、石家莊市市長。在任石家莊市市長期間，他深入實際，虛心求教，制定了切實可行的方案，很快使石家莊市恢復正常，保證了經濟建設的正常進行，同時也為我黨怎樣管理和建設城市積累了經驗。

全國解放以后，柯慶施歷任南京市委書記、南京市市長、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1956年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58年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全國解放后直至逝世的15年中，除了在江蘇工作了幾年外，柯慶施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上海工作，并長期擔任領導工作。在上海工作期間，他做過不少有益的工作，也犯有一些錯誤。對于他在這段時間的工作，由于種種原因特別是材料缺乏，筆者不能詳加評述。

1965年4月9日下午6時30分，柯慶施因患重病治療無效，在成都逝世，享年63歲。

(來源：方明治主編《革命中堅》，1991年07月第1版。本文作者是安徽省委黨史工委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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