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于軾翁一起“八十回望”

　丑?！?/p>

“八十回望”是去年茅于軾先生八十大壽時出的一本紀念集。在易網舉行的新書發布會上，茅老先生又躊躇滿志地發表了《建國六十年的變化和反思》的演講。因為茅先生是位大名人，這事就“感動中國”?！　?/p>

我應該算是茅先生的同時代的同齡人（我還癡長一歲），慚愧的是，無論出身、名望都望塵莫及?！　?/p>

因此是畢恭畢敬地讀他的書、聽他的演講，希望得到一些教益和啟示。　　

讀了之后，卻大惑不解：為什么我們同一年齡，生活在同一時代，同一社會，同一體制內的人，對時代、社會的感受卻大不相同？北京奧運會上有一首歌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我們卻是“同一個年代，同一個社會的同床異夢”?！　?/p>

還是按茅老先生的把八十年分成“20+30+30”的三個階段來說事吧：　　

第一個階段的二十年，正是我們成年的時代，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對解放前的社會應該怎么看呢？茅老先生說：　　

“頭一個二十年就是一個傳統中國的時代”?！　?/p>

“禮義廉恥、忠孝仁愛等”?！笆袌龅幕痉绞绞且粋€私有制的自由市場，所以這個時候有很好的價格系統”?！　?/p>

為什么先生說的這一切，我一點也沒有感受到呢？　　

我對童年的最深記憶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奴役和當亡國奴的慘痛。我第一次見到戰爭是日本飛機狂轟濫炸我的家鄉，我從廢墟里爬出來，看到的是血肉橫飛。每天，我總是憂郁地站在漢江上的一個碼頭邊，看著日本皇軍帶著狼狗惡狠狠地盯著每一個過往的中國人。人們惶恐地、小心翼翼地雙手捧著“良民證”，向皇軍點頭哈腰，一不小心，就遭到皇軍的暴打；有時，還被帶進一間“刑屋”里，叫狼狗咬，或者灌鹽水，肚子看著鼓脹起來了，又把人反轉過來，壓在一口鍋底上，嘩嘩地擠出來。受刑的人一出刑屋，面色死灰，但還是有點慶幸自己還活著，慘淡地笑著，向皇軍點頭哈腰地“致謝”：“太君，你的，大大的好的”。在我們很小的心靈中，孕育的是仇恨！仇恨！仇恨！直到今天，看到中日歷史學家們坐在一起研討這一段歷史：日本皇軍是“進入”還是“侵略”？感到有些滑稽?！　?/p>

作為經濟學家的茅老先生特別稱贊那個時代的市場價格：　　

“這個價格政府干預很少，所以價格是正常的”。　　

我作為一個老百姓，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所有老百姓感受的卻是“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無論是工薪族還是小商小販，手中一有了錢（金圓卷）就拿著成捆成扎的票子去擠兌銀元，稍一怠慢，票子就貶值；或者趕緊拿著口袋到米店去排隊搶購，站在長長的隊伍里，眼睛死盯著門上掛著的米價牌子。這個價格政府真是干預得很少啊！不僅是“早晚時價不同”，有時是“一響的時價不同”。等你擠啊，擠啊，擠到柜臺前，價格又漲了。人們急得叫著、罵著、打著，還有的人領唱著當時流行的一首歌——《你這個壞東西》來泄憤：　　

你、你、你，　　

你這個壞東西，　　

市面上柴米油鹽天天貴啊，　　

都是你，都是你，　　

屯積的鬼主意。　　

只管你發財為自己，　　

別人的痛苦你是不管的?！　?/p>

你這個壞東西，　　

真是該槍斃！　　

咳，你這個壞東西，　　

真是該槍斃！　　

至于茅先生說的“禮義廉恥，忠孝仁愛等”及或在先生住的陪都重慶，在市面上根本也見不到，到處傳唱的是一首《古怪歌》：　　

往年的古怪少呀，　　

今年的古怪多?！　?/p>

板凳爬上了墻啊，　　

燈草打破了鍋?！　?/p>

半夜三更里啊，　　

老虎闖進了門?！　?/p>

我問它來干什么呀？　　

它說保護小綿羊??？　　

古怪多，古怪多，　　

古怪、古怪、古怪多?！　?/p>

但是，在大街上的每家每戶，還是可看到“禮義廉恥”的，那是保長強迫推銷的一張蔣委員長肖像，蔣介石先生一身戎裝，佩著長劍。左聯是“養天地之正氣”，右聯是“法古今之完人”，橫批記不清，好像是“浩然正氣”吧。下邊是蔣中正的手書：　　

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　　

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　　

這玩藝不僅要強制掛在店堂正中，還要付一筆“捐款”。這真是對“禮義廉恥”的大嘲諷。不知茅于軾先生何來“頭一個20年就是一個傳統中國的時代”，那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算什么？解放戰爭算什么？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算什么？怪不得茅先生的“擇優原理”，推演出“當漢奸也是為中國人減少壓迫作犧牲”哩！　　

解放后的三十年，茅先生又是一個什么想法呢？　　

“第二個30年搞階級斗爭，把國家搞慘了……這30年階級斗爭是個什么活動呢？就是使得全社會痛苦極大化?！@個我是親身感受到的。怎么說難受？最好讓你自殺，痛苦極大化，這就是階級斗爭30年”?！　?/p>

解放前是一個“禮義廉恥”的二十年，解放后是一個人人痛苦最大化的30年。解放后最大一場階級斗爭是“土地改革”，茅先生在哪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痛苦最大化”我也不知道，我那時參加了土改工作隊，一次土改剛結束，就逢陰歷年，我們排演了歌劇《白毛女》與老鄉們一起過新年。演出第二天，我在集鎮上走，很多老鄉圍攏來，說我是昨晚上“賣豆腐的一個爹”（指楊白勞，我是演的楊白勞），非要我到他們家中去喝酒，我喝了一家又一家，快要歪歪倒倒了，大家看我很有趣，趁興要我?！鞍龈蚓?。一個十分俊俏的女孩子披著一個大“蚌蛤”一閃一閃地走過來，“蚌蛤”一張一合地向我挑釁，我立即擺起老漁翁的架勢來收拾它，蹲步貓行，揪胡子、瞪眼睛。剛一個跟斗翻到她跟前，她就地一躍，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身，把我的頭緊緊地夾在蚌殼里，動彈不得，我借力發力，往后一仰，把她連人帶蚌殼舉了起來，引得一片喝采聲，有人遞給我一張網，我一撒，把“蚌殼精”收入網內。我生平最大一次與老百姓一起享受著“階級斗爭”勝利的歡樂。　　

我們且來看看茅老先生在“八十回望”中講的這三十年的經歷，也難于看到他的“痛苦最大化”?！　?/p>

“大學畢業后（1950年，也就是這個六十年的開始）我自己十分重視學習，天文地理無所不學。1955年，我調到鐵道科學研究院，鐵道科學院有很好的學習環境，給研究人員提供系統的課程……我的教學基礎對后來推導擇優分配原理起了決定作用”?！　?/p>

又據《國際金融報》的《名人傳記》——《茅于軾：從火車司機到經濟學家》記載：　　

“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但就在那個混亂的年代里，茅于軾仍做了很多有價值的科研工作，他用控制論原理討論機車牽引熱工動態性能；用概率論作了機車牽引熱工試驗的誤差分析，建立了鐵路道口事故的概率論模型……”?！　?/p>

“茅于軾是在1975年左右開始學經濟的……這要追朔到上個世紀70年代初，茅于軾參與兩個項目的論證和評估工作：一個是青藏鐵路的立項論證；一個是鐵道部當時要淘汰蒸汽機車，改用內燃機車……”　　

“1979年，茅于軾推導出擇優分配原理……奠定了他作為經濟學家的地位”。　　

我們來看看上述記載，在這三十年里，僅僅1958年受到一些挫折，但無論是在鐵道科學還是經濟科學，他都是一路前行，功成名就。僅看看他參加兩個國家重大項目的評估和論證，就不能說他是在一路“痛苦最大化”走來，也推翻了他自己說的，“國家處于經濟崩潰的邊緣”。世界上海拔最高工程技術最艱難的青藏鐵路論證評估，是經濟面臨崩潰的立項么？國家是逼著這位“專家”去自殺么？茅老先生在今年二月十日“文匯報”上發表的《茅于軾八十自述：我的經濟學是自己發現的》，在其他場合，他也一再強調“自學”和“自我奮斗”的過程。似乎他的學問與他的工作，與這個社會全然無關。人的知識是天生的嗎？是先驗的嗎？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茅于軾先生是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這時，全國性的反右運動早已結束，1958年在知識分子中進行“又紅又?！钡慕逃?，有的科研單位，還過火地進行“豎紅旗、拔白旗”的“運動”。估計茅于軾先生對“拔白旗”是異常反感的，可能受到嚴厲的批判。如果茅先生當時是“以死抗爭”，“想去自殺”、“斗得難受”是可以理解的，但僅以自己的這段一己遭遇而放大到整個時代，這真就犯了科學家“一葉以障目”的大忌。這種“一葉以障目”的思維方式，實際上是害了茅先生自己，使他對客觀世界的觀察陷于主觀唯心主義的泥潭。他在學術上最得意的代表作是《擇優分配原理》，但由于主觀唯心主義地去“推演”，常常鬧出令人噴飯的大笑話。這里試舉一例：　　

2008年，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十位頂尖的大經濟學家，齊聚最高學術殿堂的北京大學光華學院，反思改革三十年，茅于軾先生在會上作了一篇演說——《從制度演變看改革以來的財富創造》。這篇文章的中心主題是“交換創造價值”。這個主題能不能成立，一直到今天仍有人在爭論，這里姑且不論。文中有幾大段是他應用“擇優分配原理”對“微觀經濟”進行的分析：　　

“我受到弗里德曼的啟發，提出了一個生產矩陣，分析用誰的勞動為誰掙錢”?！　?/p>

“A、這種情況是用自己的勞動為自己賺錢……這是效率最高的。　　

B、這種情況是用別人的勞動為自己賺錢……這就有一個監督費用在里面?！　?/p>

C、這種情況是用自己的勞動為別人賺錢。最典型的就是義務勞動?！磕甑搅?月12日植樹節的時候，領導扛著鐵鍬，大家跟著他去種樹。這個種樹就是義務勞動。只要種的時候冒了汗，拍了照，證明我參加勞動就行了，活不活不關他的事。大家知道，在計劃經濟的時代，大家都是無私奉獻，都在干義務勞動，所以勞動非常沒有效率?！　?/p>

D、這種情況是用別人的勞動為別人賺錢……比如說一個國營企業的經理、廠長叫他的手下人好好干，他就是叫別人勞動，為別人賺錢，跟他沒關系，這種勞動肯定干不好?！薄　?/p>

我曾經把這段文字念給我上小學高年級的小孫子聽，我責備他把我家院子里一盆好花移到學校去栽了。他說：“爺爺??！虧你還是個老革命啊！這盆花是讓同學老師看好，還是你一個人獨自欣賞好，哪個效益大？”　　

對于D種情況，這里我也不用多講了，每個國企的老職工，都會為我們的大學問家的錯誤糾偏?！　?/p>

至于茅先生根據“擇優分配原理”推論出窮人蓋的經濟房不要蓋廁所，以免富人來“擇優”搶購。這種演繹，實在荒唐。　　

茅先生還有更荒唐的“學說”哩，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根據“擇優原理”進行線性演繹出了一個十分反動論點：　　

“我再提一個矩陣，這個矩陣叫人己利害矩陣，也有四種情況：　　

下面，我談談第四種情況，損人損己，對自己沒有好處，對別人也有壞處。一般講，只有瘋子才會干這個事，可是我們中國人干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第四種情況。恐怖分子身上綁了炸彈在炸別人，這是干嗎？他就是損人損己。所以，一個人受蒙蔽，受錯誤的信仰誤導的時候，這個社會就非常危險”?！　?/p>

茅先生在經濟論壇上講的“擇優分配原理”推導出了反動的政治結論，他是在維護“黨內走資派”的利益，維護帝國主義者的利益，污蔑民族解放運動?！　?/p>

1958年的“拔白旗”，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在茅于軾先生身上，看來沒搞錯。（茅先生自認為他的右派沒劃錯）。我們只惋惜，這位有才能的科學家，在反動剝削階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終究會葬送了自己?！　?/p>

當茅先生1975年參加青藏鐵路國家重大項目的論證評估工作時，我已經流放偏遠農村趕了八年的馬車了。1967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我在一家省級報紙做夜班。一天，記者部發來一篇稿件，是軍區首長辦公室派專人送來的：《林家大灣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蓬勃開展》。林家大灣是林彪的家鄉，我當然是小心翼翼地來處理，看了兩遍，覺得太空洞，沒有具體活學活用的人和事。我就把稿子退回記者部，在稿箋上注明：“派記者重新采訪補充后見報”。記者部的同志說：“這是軍區首長辦公室批的，最好還是照發，免得惹麻煩”。我說：“這樣處理很慎重，很正常，何來麻煩”。看到他們為難的樣子，我說：“責任由我來負吧”。又在稿箋上加了我的意見：“林副主席是活用活學活用的榜樣，難道一灣子就因此必然都會活學活用么？請補充采訪”。不久，報社軍管，軍代表追查此事，把我作為反黨亂軍分子，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押送農村交給貧下中農管制勞動。到了這個村子里，農民給我蓋了一間小茅屋，因為一抓階級斗爭就輪到我身上，農民和隊干部商量，把老古放在村子里總要吃虧，不如給一輛車，要他出去趕，賺的錢，由會計去結賬。這讓我躲過了許多“階級斗爭”，像個吉卜賽人一樣到處流浪，一直到1979年，才給我撤底平反。當一輛卡車開到我的小茅屋前時，鄉親們和我依依惜別，有的還相抱痛哭。我向他們發誓：“無論我今后走南闖北，這里總是我的第二故鄉！”因為農民不僅教給我耕、犁、耙、耖，還教我怎樣看待農民和農村，怎樣看待干群關系，怎樣看待社會上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怎樣看待合作化，怎樣看待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怎樣去分析工分不值錢，怎樣去看待從上而下地弄虛作假……。甚至我還著迷了當地的民間語言、俚詞小曲等。每當夜靜人稀，我的小茅屋里，總有一些“閑散”人來做客，有的拿來花生，有的拿來葵花仔，有的拿來紅薯片，有時還有人揣來一小瓶燒酒，圍坐在用廢石碾砌成的“桌子”邊，小油燈忽閃忽閃，人們的話題東南西北，我相信，如果我不是一個沉淪到最底層的人，人們不會毫無顧忌地傾吐自己的心聲，沒有哪一位記者和領導干部能做到我這樣地“深入群眾”?；叵肫饋恚^去作為省報大記者，來到縣里，總有一位宣傳部長或辦公室主任陪著，到了區里、鄉里，把采訪對象叫到辦公室里來“向領導稟報”，講的多是官話、套話、空話、假話；真話有，少；心里話肯定聽不到；知心話，更別提了。　　

就憑這點本錢，我今天寫文章腰干子硬，語不花哨卻句句實在，一看你茅老先生撰的幾個來自弗里德曼的方形矩陣，那怕都是世界頂級大師，我也一眼就看出這花拳繡腿的破綻所在。我沒有感到“階級斗爭”逼得人去自殺，我覺得這社會上人和人的關系的學問非常大，研究起來非常有意思，我為此受的罪比你茅先生要大得多，痛苦得多，時間長得多，但每當東方欲曉，我往往是響起鞭竿，唱著《三套黃牛一套馬》的土改老歌奔走四方。老鄉們給我起了一個“大?！钡木b號，我很喜歡，今天我還是叫“丑?！薄！　?/p>

在我床頭的柴壁子上，掛著一張硬紙板，（因為柴壁不能粘貼）上面抄錄了一首詩，是保加利亞詩人瓦普查洛夫的《生活和我》　　

生活和我　　

彼此怒目相視　　

我們相互爭吵　　

各不相讓　　

但我還是熱愛他　　

但我還是熱愛他　　

解放后的三十年，那絕不是一個逼人自殺的時代，是一個勝利輝煌、意氣風發的時代。你茅先生也正是從那個時代里成長起來，奠定了你的學術基礎的啊！沒有新中國鐵道事業的飛速發展，哪有你“茅于軾：從火車司機到經濟學家之路”，捫心自問，面向人民，能無愧乎！　　

“最后一個30年，我把它說成忙賺錢，這個好不好，是好的，搞成功了”。　　

接下來，你又憂心憧憧地說：　　

“但也有不好的一方面，就是社會矛盾非常大”?！　?/p>

你為什么不再列一個矩陣來推演一下，為什么大家都忙著為自己賺錢，人人都忙著彼此交換，社會財富只會是越賺越多，為什么“矛盾非常大”呢？毛病就出在賺錢的手法各不相同。有人是出賣自己的勞動“賺錢”（應說是“掙錢”），有人是買他人的勞動力來賺錢，也就是說榨取“剩余價值”，這一點你是死不承認的。你說：“我寫的‘為富人說話，為穹人做事’，為什么要為富人說話，因為我們這個國家過去一直是宣傳剝削理論，像這樣宣傳，這個社會是很不穩定的，最后變成階級斗爭了”?！　?/p>

你終算明白“剝削”會造成“階級斗爭”，但又極力否定社會的矛盾來自于有人剝削，有人被剝削?！　?/p>

比如，你對國企改革的看法：　　

“國企怎么改，這是世界性的大難題，我們把它解決了，硬把它改了，造成幾千萬人下崗，他們經歷了很大的困難，為了全國的利益下崗就下崗，自己想辦法，國家、單位給點幫助！結果怎么呢？大多數人確實好多了?！薄　?/p>

這又一次表明，“為富人說話”，你陷入主觀唯心主義的泥潭有多深。幾千萬職工，上億的家屬，他們就這樣的被剝奪，被CEO剝奪，被資本家剝奪，連同他們的主人翁地位和政治權利一起被剝奪。去年“七·二四”，通鋼工人憤怒地打死了資本家在通鋼的代理人，資本家被攆出了通鋼。你們這些改革開放的精英們、大師們，為什么一聲不吭，集體失語呢？你為什么不到通化去或者在互聯網上教導工人，宣講你的“擇優分配原理”：“只有民營化私有化才能創造最大的效率，人人才可自由創造財富。你們這是搞階級斗爭，一定會導致國家滅亡，人人窮困！”　　

估計你是不敢這樣去作的，因此，在“八十回望”時，你不斷地哀嘆：　　

“我們現在的改革面臨著要保護富人的問題（幾千萬的下崗工人，幾億的農民工不在保護之列——丑牛注），但是13億人口中的大多數人是不是這樣想？我覺得不見得，他們寄希望于打土豪分田地，寄希望于計劃經濟，寄希望于政府干預。我估計13億人大概有10億人是這樣想的”。　　

“我現在（對未來）越來越感覺非常沒有把握，所以我剛寫的一篇文章中，最后一句話是什么？‘老天爺保估吧！’我們有沒有改革得更好的可能？可能性非常小。除非有非常強的力量，扭轉社會（反市場）的傾向，能夠改變只為自己考慮的精英意識”?！　?/p>

其實，茅先生大可不必自怨自嘆，在我們這一年齡段的名人中，與茅先生同感的大有人在，比如前兩年大喊“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辛子陵、謝韜先生等，去年底開了一次會討論今日中國形勢，辛子陵先生大聲疾呼：　　

“毛澤東王朝復辟了！”　　

但也在你們這個陣營中，也有不少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忽然高高舉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姜公八十遇文王”，你也可以改旗易幟的??！你在轉向經濟學研究領域時，曾說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人類的理念總是試圖用計劃和科學去糾正市場制度中的各種問題，所以計劃經濟永遠是有誘惑力的，50年以前我們就是順著這種思路逐步走上計劃經濟的，今后這種危險將長時間地反復出現”?！　?/p>

這句話只要把后一句話中的“危險”二字改成“現象”就站住腳了?！　?/p>

至于我的“八十回望”與茅先生顯然不同，對20+30+30三個階段的想法是：前二十年是為中華民族解放斗爭的時代，推翻了三座大山；頭一個三十年是社會主義勝利的時代；后一個三十年是資本主義復辟引起了社會義義革命的重新崛起的時代。我不是作為學者，而是作為實踐者來認識的。　　

當茅先生懷揣著《08憲章》為資本主義共和國難于實現而老淚橫流的時候，我是和反腐維權的工人們在一起，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　　

同一個世界，不同的夢想！　　

二O一O年三月九日于武漢東湖　　

來源：工農之聲 http://gnzs.cn